国际共运两条路线斗争史（15）对伯恩施坦主义的迎头痛击

　　伯恩施坦主义出现后立即遭到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迎头痛击。

　　首先是德国党内的马克思主义者起来回击。德国党在短短几年中连续召开了四次代表大会，即一八九八年的斯图加特大会，一八九九年的汉诺威大会，一九〇一年的卢卑克大会和一九〇三年的德累斯顿大会，辩论伯恩施坦修正主义问题。

　　在斯图加特大会上，党的领袖威廉·李卜克内西、倍倍尔开始批判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观点，左派卢森堡、蔡特金捍卫了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原理，批驳了“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谬论。

　　斯图加特大会是德国党内反修斗争的开端。会后不久，卢森堡发表了《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一书，这是最早出版的一部批判伯恩施坦经济观点和政治观点的反修著作，是捍卫马克思主义、反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一个重要革命文献。

　　在汉诺威大会上，马克思主义者第一次同修正主义者展开面对面的激烈论战。倍倍尔作了长达六小时的发言，尖锐批判了伯思施坦主义。修正主义分子大卫，用了三小时为伯恩施坦作了有气无力的诡辩。

　　由于倍倍尔、卢森堡、蔡特金、卡尔·李卜克内西、梅林等左派坚持斗争，大会经过三天的争论，终于以二百一十六票赞成，二十一票反对，一票弃权通过了倍倍尔提出的决议案，逐条驳斥了伯恩施坦的观点，重申了“党将一如既往坚持阶级斗争的立场”，“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就是夺取政权”。

　　在卢卑克大会上，伯恩施坦公然叫嚣对马克思主义有“批评自由”，大会在决议中指名对伯恩施坦提出公开的警告，要他放弃自己的观点，否则就要他退党。

　　一九〇三年德国党在议会选举中取得重大胜利，这一情况使修正主义分子加深了对议会的幻想，在德累斯顿大会上伯恩施坦之流就更加嚣张地提出当议会副议长的要求，妄想实现议会和平过渡。

　　大会以二百二十八票对十一票通过了严厉谴责修正主义的决议。卢森堡在大会上曾提议应该把投票支持伯恩施坦提案的人开除出党，然而党的领导人力图保持党的统一而没有支持她的正确主张。

　　总的说来，德国党内的马克思主义者虽然同伯恩施坦主义展开了斗争，但是，由于党的领导人对于修正主义的社会阶级根源及其危害认识不足，害怕分裂，因而斗争很不彻底。

　　特别是从一九〇二年起，还选派伯恩施坦担任党的议会议员，纵容修正主义分子把持好些报刊和出版部门，肆无忌惮地放毒，致使修正主义势力日益滋长。

　　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也纷纷起来批判伯恩施坦主义。法国的拉法格写了好多反对修正主义的论著，批判了伯恩施坦的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和议会主义的谬论。伯恩施坦的“前提与任务”一书译为保加利亚文出版后，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革命派的领袖布拉戈也夫当即在一九〇一年的《新时代》杂志上发表了《马克思主义还是伯恩施坦主义？》一文，指出“伯恩施坦主义无非是集所有一切歪曲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肤浅而无耻的‘批判’的大成”。

　　当伯恩施坦主义的病毒传到日本，日本无产阶级革命家片山潜在一八九九年一月东京社会政策学会举行的辩论会上就挺身而出，开始批判修正主义。

　　一九〇〇年九月在巴黎召开的第二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是马克思主义第一次同修正主义交锋的国际会议。大会主要围绕着米勒兰事件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米勒兰之流极力为自己的背叛行为狡辩，胡说什么他参加内阁是社会党力量强大的表现，是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起点。

　　卢森堡针锋相对地指出，“在资产阶级社会里，社会民主党由于它的性质决定，必须起反对党的作用，只有在资产阶级国家的废墟上它才可以成为执政的党。”

　　左派在会上坚决主张对米勒兰的叛卖行为实行断然制裁。在左派同右派两军对垒的关键时刻，考茨基以中间派的虚伪面孔出现，用隐蔽的形式为来勒兰开脱罪责。

　　在他起草的决议中，竟把米勒兰入阁说成不是涉及马克思主义的原则问题，而是各国社会党人的具体策略问题，不必由大会作出决定。

　　在考茨基的包庇下，这个模棱两可的被称为“橡皮性”的决议以二十九票对九票被通过了。这实际上是向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者投降，它使修正主义分子的叛卖活动合法化，为修正主义的进一步泛滥大开绿灯。

　　会后伯恩施坦又立即发表文章为米勒兰辩护，胡说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同资产阶级合作，“这不是例外，而是常规”。这表明修正主义分子的反动气焰越来越嚣张，左派的力量一时还不够强大。

　　当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中，高举马克思主义大旗，坚决同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斗争到底，并且在反修斗争中取得最大战果的，是以列宁为首的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派。

　　一八九九年八月，列宁在西伯利亚流放所读到了伯恩施坦的“前提与任务”一书，感到极大愤慨。他在致亲属的信中称伯恩施坦主义是“登峰造极的机会主义和可能主义，而且是胆小的机会主义”，并且预言“他的惨败大概是用不着怀疑的”（《给码·亚·乌里杨诺娃》，《列宁全集》第37卷第241、241-242页）。

　　列宁在给《工人报》编辑部的信中指出“必须直接展开论战”（《列宁全集》第4卷第184页）来反对伯恩施坦主义，并指出这是当前的迫切任务。

　　列宁在《我们的纲领》一文中宣告：“我们完全站在马克思理论的基础上”（《列宁连集》第1卷第202页）。

　　一九〇〇年列宁从流放所出来后就全力以赴地投入了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列宁清醒地看到德国党和第二国际在反修斗争方面的局限性和不彻底性，主张应该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同修正主义彻底划清界限。

　　在反修斗争中，列宁始终把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放在首要地位，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给予了伯恩施坦主义以毁灭性的打击，解决了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系列问题，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列宁主义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