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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资料:《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二二)(二三)

火烧 2022-05-11 00:00:00 读书交流 1053
文章围绕人民解放战争时期美蒋反动派争夺抗战胜利果实的斗争展开,分析美帝国主义全球战略及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强调反法西斯胜利后世界格局变化与革命力量的壮大。

  历史资料:《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二二)(二三)

  第四章 人民解放战争

  (一九四五一一九四九)

  第一节 党为反对美蒋反动派篡夺抗战胜利果实而斗争。《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发表

  美蒋反动派和中国人民的矛盾上升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全世界出现了民族解放和人民民主革命的高潮。不仅原来在德、意、日法西斯统治下的国家和地区的革命人民已经起来为独立和民主而斗争,就连在英、法、美等帝国主义国家统治和剥削下的人民群众也纷纷起来为争取解放而斗争。帝国主义的世界统治开始全面地动摇了,全世界人民的革命力量空前地壮大了。时局正象毛主席指出的那样:“如果说,十月革命给全世界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开辟了广大的可能性和现实的道路,那末,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就是给全世界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开辟了更加广大的可能性和更加现实的道路。”(《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但是,帝国主义并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在战前的六个主要帝国主义国家中,德、意、日三国已经垮台,英、法两国也已在战争中被大大削弱,而最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却因为在战争中做军火生意而发了横财,变成了一个霸王。尽管它外强中干,却自以为独占全球的大好时机已经到来。为了篡夺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果实,它到处扶植反动势力,摧毁各国的民主运动,妄图全面恢复帝国主义的世界秩序,建立金元帝国的全球统治,把二十世纪变成“美国世纪”。世界上的一切反动派,包括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也都聚集在美帝国主义的周围,依靠它的支持,以维护自己的反动统治。因此,凡是美帝国主义的魔掌伸到的地方,那里的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果实落在什么人手里,就成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民主和反民主,革命和反革命,在世界各地进行着尖锐的斗争。

  作为美帝国主义全球战略的一部分,它在亚洲的侵略计划的中心,就是通过扶植蒋介石反动派来镇压中国革命人民,企图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当日本帝国主义刚一发出投降的请求,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就立刻提出“建议”,要求日本把在中国的全部武器都交给蒋介石政府,如果交给了“反抗国民政府的作战部队”,就要受到“惩罚”。这就是说,美帝国主义决定取代日本帝国主义的位置,直接干涉中国的内政,支持它的走狗蒋介石发动反革命内战,独占抗战胜利的果实,加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专政。

  (原注:《杜鲁门回忆录》第一卷三三五页)

  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长期躲在西南后方坐待胜利的蒋介石,决心按照“既定军事计划”,从峨眉山上猛扑下来,妄图从人民手中抢走抗日战争胜利的果实。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一日,蒋介石按照赫尔利的意旨,发出了两道命令,一道给解放区的人民军队,要求“就原地驻防待命”不许进攻日寇,不许接受日伪军投降和向敌人收缴枪械,一道给国民党的军队,要求“加紧作战努力”,“积极推进,勿稍松懈”。两道完全相反的“命令”,彻底暴露了蒋介石垄断接受日本投降的权力,积极准备反革命内战的阴谋。

  但是,当时蒋介石的主力部队远在西南、西北的边远地区,尽管美国主子用全力代运,还是来不及马上调到敌占区去。美帝国主义眼见如果这时日军全部放下武器,“那末整个中国就会被共产党人拿过去”。于是,它决定“采取异乎寻常的步骤”,由美国国防部和国务院联合决定,经美国总统杜鲁门批推,“命令日本人守着他们的岗位和维持秩序”。杜鲁门恬不知耻地说,这“就是利用敌人来做守备队,直到我们能将国民党的军队空运到华南,并将海军调去保卫海港为止。”同时,蒋介石也于八月十一日在给汉奸武装的“命令”中,把同敌伪合流的“军统”、“中统”特务和推行“曲线救国”的伪军,统统叫做“地下军”,要他们和日军一起,“负责维持地方治安”,防止解放区人民军以“擅自行动”。南京傀儡政权的头目周佛海等,立即执行了这个“维持秩序”的任务,指挥伪军继续与人民为敌。从此,蒋军和伪军迅速合流,由国民党收编的伪军达五十余万人之多。

  (原注:《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第七一页)

  总之,在日本帝国主义倒台之后,美帝国主义已把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收罗在它的卵翼之下,蒋介石也消除了他与国民党亲日派的某些分歧,使自己回到了原来的反革命总头子的位置上去,力图恢复他“统一的”大地主本资产阶级的专政。这就表明,随着日本的投降,中国人民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是主要矛盾的阶段己经过去,而与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集团的矛盾己经变成主要矛盾了。毛主席在党的“七大”的开幕词中就曾英明地指出:“即使把日本帝国主义打败了,也还是有这样两个前途。或者是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就是说,光明的中国,中国人民得到解放的新中国影或者是另一个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中国,就是说,一个老中国。”这时,两个中国之命运的斗争,是更加尖锐地摆在中国人民的面前了。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发表

  为了指导全党迎接这一场斗争,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重要报告。报告分析了当前中国的政治形势,提出了无产阶级的方针和策略,使党能有清醒的头脑来对待复杂的局势,针锋相对地开展反对美蒋反动派的斗争。

  毛主席根据历史的经验和当时的形势,深刻地指出:“国民党怎么样?看它的过去,就可以知道它的现在;看它的过去和现在,就可以知道它的将来。”蒋介石这个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极端残忍和极端阴险的政治代表,反革命的本性决不会改变。此人历来是不知感恩的。他靠第一次国共合作上了台,立即把人民推入了十年内战的血海。在抗日战争的八年中,他躲在峨眉山上,消极抗战,积极反共,阴谋借敌伪军之手来消灭人民革命力量。此计不成,又决定在抗战胜利之日,下山发动内战,抢夺胜利果实。毛主席告诚全党:“必须清醒地看到,内战危险是十分严重的,因为蒋介石的方针已经定了。”蒋介石想重演一次“四一二”政变,发动反共内战,来消灭共产党。他口中的一切“建国”、“和平”之类好听的鬼话,都不过是用来掩盖这个阴谋的。

  毛主席又强调指出:“美国帝国主义要帮助蒋介石打内战,要把中国变成美国的附庸,它的这个方针也是老早定了的。”美帝国主义早己把独占中国看成是称霸亚洲的中心一环,当作它的世界侵略计划的重要部分。它的伪善和恐吓的反革命两手会变换使用,但它霸占中国的目标是不会改变的。它必然要反对中国人民,必然要支持蒋介石篡夺抗战胜利的果实。

  毛主席对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的分析,指明了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变化,也规定了新的历史时期中的斗争任务。“从整个形势看来,抗日战争的阶段过去了,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斗争。蒋介石说要‘建国’,今后就是建什么国的斗争。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呢,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将是一场很复杂的斗争。”这种复杂的斗争,贯串在人民解放战争的整个历史时期。

  根据这种形势和任务,毛主席为全党规定了彻底革命的方针:“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对于美蒋反动派,必须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决不能被温情脉脉的“和平经”所欺骗,也决不能被其势汹汹的战争威胁所吓倒。人民经过浴血奋战所夺得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针锋相对,寸士必争”,这八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就是这个历史时期中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精髓。

  毛主席预见到这一场尖锐的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及时地向全党指出:“这个时期如果有机会主义的话,那就是不力争,自愿地把人民应得的果实送给蒋介石。”毛主席还一再提醒全党,我们共产党人的责任,是问人民负责。不要象陈独秀那样,在一九二七年的儿个月内,把人民已经取得的权利统统丧失干净。

  为了夺取革命的胜利,毛主席还强调指出:“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这是毛主席指导中国革命斗争的一贯思想。当时,各国反动派叫嚷“美苏必战”,同美帝国主义一起,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来威胁人民,要各国人民放弃革命斗争。有些人也对敌人的力量估计过高,被这种反苏战争的叫嚣所吓倒,不敢和美帝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要坚持革命斗争,就更加需要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我们并不孤立,全世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和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但是我们强调自力更生,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强调自力更生,就既能坚持国内的革命斗争,保卫和发展人民的利益,又能支持国际上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威胁的斗争,担负起国际主义的义务。因此,自力更生的方针,同时也是国际主义的方针。

  根据当时的形势,毛主席教导全党要做好两手准备,以便能够恰当地应付各种复杂的局面。内战是必然的,这是不以人民的愿望为转移的。但是,全面内战爆发的早迟,却要依形势的发展而定。蒋介石要立刻发动全面内战,在当时也还有许多困难。“新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之间有一个过渡阶段。过渡阶段的斗争,就是反对蒋介石篇夺抗战胜利果实的斗争。”在这个阶段中,既要准备对付全国性内战的迅速爆发,又要看到有可能把内战暂时限制在局部的范围内。

  反对美蒋抢夺抗战胜利果实的斗争

  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我们党向美蒋反动派开展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八月十三日,毛主席为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给蒋介石写了一个电报,坚决地拒绝了他八月十一日的伪令,严正地指出:“你给我们的这个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违背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仅仅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和背叛祖国的汉奸们。”同时,毛主席又为新华社写了《蒋介石在挑动内战》的评论,向全国人民揭露了蒋介石的阴谋,指出中国解放区的抗日军队,在国民党政府毫无接济又不承认的条件下,完全靠自己的努力和人民的拥护,独力解放了广大的国土和一亿以上的人民。没有这支抗日军队,就根本不会有抗战的胜利。所以,“在中国境内,只有解放区抗日军队才有接受敌伪军投降的权利。至于蒋介石,他的政策是袖手旁观,坐待胜利,实在没有丝毫权利接受敌伪投降。”评论呼吁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一致起来,坚决制止美蒋反动派挑起的中国内战。

  当时,党和人民面临的形势是十分复杂的。八月十四日,日本宣布接受无条件投降。同日,中苏两国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蒋介石妄图利用这个形势,迫使人民向他投降。一面,在十四日假惺惺地来电邀请毛主席到重庆去举行“和平谈判”多一面,又在十五日指使他的发言人在重庆大肆进行反共宣传,胡说什么拒绝蒋介石十一日的伪令就是“人民的公敌”,为发动大规模内战制造反革命奥论。针对敌人的阴谋,毛主席在十六日为新华社写了《评蒋介石发言人谈话》的评论,指出所谓“人民公敌”,不是别人,正是蒋介石自己。.蒋介石的反动叫嚣表明,他已经向人民宣布了内战。评论号召全国人民,“坚决迅速努力壮大人民的民主力贵,由人民解放敌占大城市和解除敌伪武装,如有独夫民贼敢于进犯人民,则取自卫立场,给予坚决的反击,使内战挑拨者无所逞其伎。”

  八月十六日,毛主席又以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名义再次致电蒋介石,揭露蒋介石发布伪令的目的,就是要国民党军队以收缴日寇枪械为借口,大举向解放区压迫,挑动内战。电报提出了按作战地区分别受降、制止内战、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等政治主张,宣布蒋介石的独裁政府不能代表解放区和沦陷区的广大人民和人民武装,解放区和沦陷区的抗日人民武装力量有权根据波茨坦公告接受被包围的日伪军的投降,并且声明我己下令日军统帅冈村宁次,命令他率部投降。电报庄严宣告:人民军队将“坚决向敌人进攻,直至敌人在实际上停止敌对行为、缴出武器,一切祖国的国土完全收复之时为止。”这样,就坚决顶住了蒋介石利用国际压力迫我屈服的企图。十五日,还曾正式照会美、英、苏三国驻华使节转致各国政府,就这些问题提出声明,严正地表明了中国人民的立场,瞥告美帝,不得援助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并唤起正在反对新战争威胁的世界人民的注意。

  在这期间,我军在毛主席的直接指挥下,置蒋介石的伪令于不顾,在华北、华中、华南各地向日伪军发起了大反攻。自八月十一日到二十六日的两周间,收复了大小城市五十九座,包括威海卫、烟台、龙口、益都、淄川、杨柳青、毕克齐、博爱、张家口、集宁、丰镇等重要城市、港口、矿区和广大乡村,连同以前收复的地区,我方已共有城市一百七十五个,获得了伟大的胜利。同时,进入东北的我军收复了东北地区的广大国土,为在东北建立牢固

  的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历史资料:《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二三)

  第二节 党以革命两手反对反革命两手的斗争的巨大胜利。XXX“和平民主新阶段”投降主义路线的破产

  重庆谈判的胜利。《关于重庆谈判》的发表

  美蒋反动派为了争取准备内战的时间,进一步玩弄反革命的两面策略。八月二十日和二十三日,蒋介石又两次来电邀请毛主席去重庆谈判。蒋介石要求举行和平谈判,既是假的,又是迫不得已的。他的军队大多数远离解放区战场,要调集全面进攻解放区的足够兵力,需要有一段时间,马上发动全面内战还有许多困难。特别是解放区军民力量强大和蒋管区人民反对内战运动的展开,也使他不能不有所顾忌。在这种形势下,通过谈判使内战暂时限制在局部范围内,推迟全面内战爆发的时间,是可能的,对我们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加强战备,也是有好处的。我们应该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同时,蒋介石的阴谋是,如果我们不去谈,他就好借口共产党拒绝谈判,蒙蔽全国人民,把内战责任推到我们党的身上。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去谈,才能拆穿敌人的阴谋,有利于教育全国人民认清蒋介石的反动本质。我们党清醒地看到,全面内战是不可避免的,必须准备打;但我们“不为天下先”,而只能“后发制人”。只有使人民群众充分认识美蒋反动派的本性,认识内战的不可避免,才能更好地动员广大人民起来和它们作斗争,战而胜之。因此,党决定去进行和平谈判,通过斗争,揭穿敌人“假和平、真备战”的阴谋,使人民群众觉悟起来,准备迎接更大的斗争。

  于是,八月二十五日,党中央发表了《对于目前时局的宣言》,揭露了美蒋反动派挑动内战、破坏团结、反对民主的阴谋,提出了避免内战、实行民主、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等六项主张,表示愿与各方共同努力,坚持和平、民主、团结,为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为了使全党对于新的斗争有充分的准备,二十六日,毛主席写了《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全面地分析了军事上的大好形势,说明了和平谈判的可能条件和我党准备作必要的让步,并为粉碎蒋军势必会发动的进攻作了部署。毛主席告诚全党,“绝对不要依靠谈判,绝对不要希望国民党发善心”,要准备反击敌人的新进攻。“有来犯者,我党必定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不要轻易打,打则必胜),绝对不要被反动派的其势汹汹所吓倒。”敢战方能言和,谈和更需备战。这样,我们就立于不败之地。

  经过周密的准备,二十六日,新华社正式宣布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率领周恩来同志等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二十七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和国民党代表乘飞机来延安迎接。二十八日,毛主席不畏艰危,深入虎穴,大无畏地走上和美蒋反动派进行谈判斗争的战场,在万众欢腾声中到了重庆。这个行动,用无可辩驳的事实,揭破了美蒋反动派污蔑共产党“不要和平,不要团结”的谣言,使全国人民受到了极大的鼓舞。美帝国主义者事后承认,这是“出乎意料”的。

  蒋介石做了半个月的和谈姿态,但由于他对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被毛主席的行动打乱了步骤,弄得忙乱不堪,对进行谈判毫无准备,一切提案都要由我们提出。毛主席到重庆的第二天,立即向国民党代表指出,从抗战以来,内战没有断过,说没有内战,那是欺骗。但是,中国共产党曾经一再表示愿意进行谈判,反对打内战。在重庆谈判中,我们党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使蒋介石不敢反对,只好赞成以此为基础进行谈判。

  蒋介石的反革命两手,从来是以打的一手为主的。他在第三次电邀我党进行谈判的同一天,就指使何应钦命令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原地“负责作有效的防卫”,继续向我人民军队作战,甚至还要日军去“收复”被我解放了的地区。毛主席到重庆的次日,蒋介石又指使何应钦密令各战区印发他在一九三三年编印的《剿匪手本》,并继续向内战前线调运军队,安想用军事压力迫我接受投降的条件。因此,在整个重庆谈判期间,会场上的争论和战场上的斗争紧密地联系着,形成了又打又谈的局面。

  正在和谈进行过程中,八月间,国民党军傅作义部奉命进攻绥远、察哈尔、热河三省解放区。占领整个绥远解放区和察哈尔西部,并继续大举进犯,迫近张家口。九月十日,被我军击退,大批官兵被俘。九月初,山西军阀阎锡山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在日伪军配合下,侵入晋冀鲁豫解放区上党地区。阎部抢占长治后,即被我军包围。战斗进行到十月初,蒋、阎增调部队从太原榆次向长治一带压过来,企图消灭上党地区的人民武装。这时,重庆谈判己

  进行了一个月,并就初步方案达成了协议,但蒋介石自以为军事上得计,趾高气扬,拒绝签字。我军神速调动,首先消灭了北路南侵之敌,接着又回师围歼了由长治西窜突围之敌。这一仗,敌军总计出动十三个师,三万八千人,被歼三万五千人,军师长多名被俘,上党地区的中心城市长治被我解放。正象毛主席所说的那样:“不给敢于进攻解放区的反动派很大的打击,和平是不会来的。”(《关于重庆谈判》)战场上的胜利,迫使蒋介石收敛了他的凶焰。十月十日,只得让他的代表在双方会谈纪要上签字。这就是“双十协定”。

  在“双十协定”中,国民党方面被迫接受避免内战、实行政治民主化、结束国民党一党“训政”等项原则,并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但是,关于人民军队和解放区人民政权的合法地位等问题,由于蒋介石坚持顽固的态度,结果没有达成协议。

  十月十一日,毛主席胜利地回到了延安。十七日,毛主席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关于重庆谈判》的重要报告,及时地总结了这次谈判斗争的意义和经验。这次谈判所取得的收获,是和蒋介石的内战方针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的结果。毛主席指出:“‘针锋相对’要看形势。有时候不去谈,是针锋相对;有时候去谈,也是针锋相对。”在一定的形势下,谈判是需要的,盲目地拒绝谈是“左”倾幼稚病,但是,谈判和军事上的斗争一样,必须是针锋相对的。进行谈判并不是幻想依靠谈判来解决问题,写在纸上的东西并不就是现实的东西。我们欢迎这个协定,是因为这样一来,蒋介石如果再要发动内战,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就更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来粉碎他的进攻。

  在这次谈判中,我党作了必要的让步,主动撤出了位于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不包括豫北)等八个根据地。这种让步是为了保护人民的基本利益,它有利于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有利于争取群众,取得国内外广大中间分子的同情,也有利于集中兵力对付即将到来的严重的战争。但是,对于蒋介石在谈判中继续玩弄的“你交出军队,我给你做官”的阴谋,是决不能让步的。“人民的武装,一枝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关于重庆谈判》)

  “双十协定”宣布了和平的方针,但是,就在十月份中,国民党用于进攻解放区的正规军己达八十万人,还不包括包围陕甘宁解放区的部队。针对这种形势,毛主席规定我们党的斗争任务是,坚持双十协定,继续争取和平,但如果敌军敢于进犯,就坚决消灭它。“事情就是这样,他来进攻,我们把他消灭了,他就舒服了。消灭一点,舒服一点,消灭得多,舒服得多,彻底消灭,彻底舒服。中国的问题是复杂的,我们的脑子也要复杂一点。人家打来了,我们就打,打是为了争取和平。”毛主席明确地指出:“在半年左右的时间内,局势还会是动荡不定的。我们要加倍地努力,争取局势的发展有利于全国人民。”

  总之,“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这是革命发展的总趋势,总规律。人民革命一定要胜利,这是任何反动派也不能阻挡的。但是,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只有坚持斗争,克服困难,才能达到胜利。这个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是战胜各种机会主义的锐利武器。它指引着革命的航船,沿着曲折的道路胜利前进。

  围绕着政治协商会议的斗争

  “双十协定”签订后,中国共产党按照协议,将江南部队撤往江北,向全国人民表明了自己的诚意。但是,美蒋反动派对解放区的进攻并没有因此而停止。早在九月三十日,美国海军陆战队便在塘沽登陆,进驻天津、北平。十月十日,又在青岛等地登陆。美海军航空队也相继侵入北平和青岛。同时,美国加紧用飞机、军舰把蒋介石的六个军运往上海、南京、北平、天津、青岛、济南等地,抢占大城市,扩大对解放区的进攻。十一月八日,美国驻华军总司令魏德迈公然威胁说,华北美军“可能向共产党军队前进”。在美帝的支持下,十月十三日,“双十协定”的墨迹未干,蒋介石即对其部下发出了“剿匪”密令,要他们“遵照中正所订剿匪手本,督励所属,努力进剿”。从重庆谈判期间以来,北自察绥战场,南到黄河北岸,对华北解放区的进攻一直在继续着。十一月间,又开始了向东北解放区的进攻。在这期间,蒋军还在广东用七个师进攻我华南纵队。在河南和湖北,动员了国民党三个战区所属的二十几个师的兵力,四面包围和侵入我豫西、豫中、鄂东、鄂中、鄂南各解放区。在浙东、苏南、皖中、皖南、湖南等地,也分别截击我北撤的军队。十月十七日,我军总部宣布,自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已侵占我解放区城市三十一座。十一月七日,毛主席在给党内的指示中指出:“国民党在美国援助下,动员一切力量进攻我解放区。全国规模的内战已经存在。”(《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号召全党动员一切力量,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粉碎国民党的进攻,保卫解放区。

  对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我军给予了坚决的回击。九月中旬已在豫北发起进攻的国民党军队,十月中旬在郑州、新乡一带集结了二十多万人,疯狂进犯我晋冀鲁豫解放区。十月下旬,其中一支共三个军侵入河北南部的邯郸地区。我军奋起自卫,激战一周,结果,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及其所部一万多人,接受我军劝告举行起义,第三十、四十两个军也在溃逃中被围歼,放下了武器。总计,这次战役全歼国民党军七万余人。

  十一月五日,毛主席以中共发言人名义发表谈话,揭穿了国民党进攻的真相,发出了“全国人民动员起来,用一切方法制止内战”的战斗号召。(《国民党进攻的真象》)在我党的推动下,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反内战斗争逐渐发展起来。人民群众强烈要求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制止内战,实行民主。十一月十九日,重庆各界人民成立了反内战联合会。二十五日,昆明学生六千余人举行反内战集会,遭到国民党军警的破坏。接着,全市三万余学生一致罢课。十二月一日,国民党军队和武装特务在昆明实行镇压,打死爱国学生三人和教员一人,打伤多人。酿成了“一二一惨案”。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进一步激起了国民党统治区爱国民主运动的高涨。

  当时,国际形势也不利于美蒋反动派。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遭到了各国人民的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支持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也遭到世界人民的谴责。为了摆脱困境,美国政府进一步玩弄新的政治花招。十一月二十七日,赫尔利宣布辞职。美国总统杜鲁门随即任命马歇尔为美国总统驻华特使,打着“调停中国内战”的幌子,欺骗国际国内的舆论,掩护战争的准备工作,再一次试图用软化的方法消灭中国革命力量。十二月七日,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伪善地表示要促进中国的团结和民主,实际上鼓吹蒋介石的政府“在发展民主政治方面提供了最令人满意的基础”。十二月十五日,在苏、英、美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前一天,杜鲁门发表了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声明,一方面重复说些赞成中国团结和民主的空话,一方面宣布只承认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这个声明表面上主张改变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制度,实际上妄想共产党交出军队,放弃政权。十二月二十日,马歇尔来到中国,开始演出他的“调处国共两党争端的文明戏,企图软化中国共产党和欺骗中国人民,不战而控制全中国。”(《别了,司徒留登》)

  在马歇尔的导演下,蒋介石宣布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以争取部署全面内战的时间。对于美蒋反动派的这一阴谋,我党早己洞悉。十二月十五日,毛主席在党内指示《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中就及时向全党指出:

  “站在自卫立场上,尽一切努力粉碎国民党的进攻,仍是各解放区的中心任务。”但是,为了充分地揭露敌人,教育人民群众,争取和团结中间派,最大限度地孤立美蒋反动派,我们党仍准备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就停止内战,实行民主团结等问题同国民党继续进行谈判。

  十六日,我党派出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代表团,由延安飞重庆,出席政治协商会议。我党代表团明确表示,停止国民党向解放区的军事进攻,是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先决条件,并提出了立即无条件停战的建议。经过二十多天的谈判,同国民党政府达成了《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定》(简称停战协定)。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由双方分别发布停战令,规定十三日开始生效。停战协定和停战令规定,国内的军事冲突和军事调动,一律停止。还决定由国共双方各派出一名代表同马歇尔一起组成三人小组,会商解决军事冲突问题的办法,并在北平设立由三方代表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负责执行停战协定。

  一月十三日十二时起,我军严格地执行了停战令。但是,蒋介石却毫无停止内战的诚意。在停战令发布的前三天即一月七日,他就下达密令:“政治协商会日内开会,我军应于停战令未下前占领有利地点。已下令前进至某地而尚未到达者,应催促其星夜前进。”一月十三日停战令生效后,蒋介石又不断破坏停战协定,继续向解放区进攻。美国则继续帮助蒋介石运输军队到东北地区,向东北解放区扩大进攻。军事调处执行部及其派赴各地的执行小组中的美方代表,更千方百计地庇护蒋介石破坏停战令的罪行。“美国政府的政策是在借所胃‘调解’作俺护,以便从各方面加强蒋介石,并经过蒋介石的屠杀政策,压迫中国民主力量,使中国在实际上变为美国的殖民地。”(《美国“调解”真相和中国内战前途》)

  在发布停战令的同一天,政治协商会议也在重庆开幕。参加会议的有左、中、右三种政治力量,包括中国共产党代表七人,国民党代表八人,民主同盟(其中包括后来参加了蒋政权的民主社会党)代表九人,中国青年党代表五人,无党派人士九人(主要由国民党推荐,大多数是反动分子),进步力量只占少数。

  (原注:民主同盟,成立于1941年,当时名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一九四四年改为中国民主同盟。

  民主社会党,一九四六年八月由民主宪政党和国家社会党合组而成,主要成员都是一些北洋军阀时代的反动政客和封建余孽,如张君励、左舜生、李璜之流。

  中国青年党,原名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为一小撮法西斯主义的无耻政客所组成,为首的有曾琦、余家菊、陈启天等人。他们以反共、反苏、向国民党反动派及帝国主义领取津贴为其反革命职业。)

  会议的中心是军队和政权问题。蒋介石提出了所谓必先实行军队国家化,而后才能实行国家民主化的反动主张。中间派的代表有的对蒋介石关于民主化的许诺抱着幻想,有的则妄想国共双方共同交出军队而由他们代表“国家”加以接受。我们党坚决揭露了蒋介石的反动主张的实质,指出这一阴谋的目的是要消灭人民军队和解放区的人民政权,并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要实行军队国家化必先实行国家民主化的主张,要求首先必须把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变为人民民主国家。同时,对于中间派的错误主张和幻想,也进行了批评和教育。我们党经过坚决的斗争,团结了中间势力,扩大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孤立了蒋介石反动派。在人民的压力和内战部署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国民党被迫在表面上接受了一些人民的要求。会议达成了关于政府组织问题、和平建国纲领问题、国民大会问题、宪法草案问题、军事问题等五项协议。一月三十一日,会议宣告闭幕。

  政治协商会议达成的这些协议,在不同的程度上是有利于人民、而不利于反动派的。然而,不同的政治力量对于这些协议抱着完全不同的态度。美蒋反动派企图利用这些决议作为发动内战的掩护,欺骗我们党交出手中武器,“统一”到国民党的政府中去“做官”。资产阶级中间派则一方面反对内战,主张民主;一方面幻想在美国的帮助下同蒋介石一起建立一个资产阶级的共和国。我们党和革命人民则以这些协议作为武器,进一步发动人民群众开展反对内战、反对法西斯独裁的斗争。事实表明,政协的协议从达成的时候开始,就是不可能真正得到实现的。它只不过是新的斗争的开始。

  XXX“和平民主新阶段”投降主义路线的破产

  美蒋反动派和中国人民的生死斗争,必然要在党内反映出来。隐藏在党内的大叛徒XXX,充当了美蒋反动派的代言人。早在八月二十八日,当毛主席动身去重庆时,刘少奇就向出发去东北工作的干部做了一个报告,对重庆谈判提出了一系列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观点。他在估计世界形势时,胡说:“全世界的和平建设阶段来了,不打仗了,”“全世界是个和平民主团结的世界”,在分析国内形势时,又说什么“在全世界和平民主进步的潮流下,中国要单独打内战是很困难的”,“这次蒋介石是真正要商量几个问题”的。根据这种错误的估计,刘少奇提出了“我们为和平而斗争”的机会主义口号。

  在政治协商会议闭幕的后一天,XXX又迫不及待地跳出来,作了一个所谓《时局问题的报告》,公然散布对蒋介石的幻想,主张放弃斗争,抛出了“中国己经走上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XXX鼓吹这种“新阶段”的特点,是“三个国家、三个政党、三种人民合作起来要使中国走上民主化”。所谓三个国家即指美、英、苏三国,三个政党即指国民党、共产党和中间党派,三种人民即指劳动人民、中等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刘少奇认为马歇尔是“执行三外长会议决议的代表”,是代表着三国对中国“实行干涉”的,“内战是他停止的”。这种“和平民主新阶段”的实质,就是要中国完全屈服于美帝的干涉,要共产党投降国民党,要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屈服于大资产阶级。XXX还宣称:“中国革命主要斗争形式,要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议会斗争形式。”他认为,实行政协决议,共产党就要把军队交出去,编成“正式国军,成为国防军,成为地方保安队,成为自卫军。”一句话,就是要我们党把军队和革命根据地交给蒋介石,到国民党反动政府去“做官”,同美蒋反动派“合作建国”。为了实现这种改变,XXX要求在党内开展反对所谓“左的关门主义”的斗争,采用适应“新的斗争形式”的“新的组织形式”,“党的全部工作要实行改组”。XXX的这条路线,是陈独秀、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继续,实质上是要按照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党的面目改造党,根本改变党的性质。

  XXX投降主义路线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它是国际上白劳德修正主义路线在中国的呼应。白劳德主义出现之后,遭到美国一部分共产党人的批判。一九四五年七月,他们在福斯特同志领导下展开了反对白劳德主义的斗争,并且重建了共产党。但是在国际上,这种修正主义思潮并没有真正得到清算。法共缴枪之后,一九四五年十月在选举中获胜,多列士在十一月参加资产阶级政府,成了四个国务部长之一,以后又当上了副总理。在意大利,陶里亚蒂在实行缴枪之后,在一九四五年底到一九四六年初召开了意共第五次代表大会,正式确立了实行“结构改革”的修正主义路线。一九四六年议会选举之后,也当上了内阁部长。他们的叛卖路线,使法意人民反法西斯武装斗争的胜利果实统统化为乌有。XXX的“和平民主新阶段”路线就是在这种“缴枪”、“做官”的逆流正在欧洲横行时提出的,是东西修正主义的呼应。他的接受“三国”对中国“实行干涉”的路线,正是白劳德的各国在战后应为维护美、英、苏三国联盟而放弃斗争的路线,正是要在中国走多列士、陶里亚蒂之流所走的道路。

  XXX“和平民主新阶段”投降主义路线的出现,还和当时国际上一种对形势的悲观估计有关。这种悲观估计错误地认为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会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因而要求世界人民放弃革命武装斗争。一九四六年四月,毛主席在《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一文中,针对这种观点深刻地指出,英、美、法同苏联之间或早或迟必将在若干问题上经过和平协商达成协议,但是,“美、英、法同苏联之间的这种妥协,只能是全世界一切民主力量向美、英、法反动力量作了坚决的和有效的斗争的结果。这种妥协,并不要求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各国人民仍将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斗争。反动势力对于人民的民主势力的原则,是能够消灭者一定消灭之,暂时不能消灭者准备将来消灭之。针对这种情况,人民的民主势力对于反动势力,亦应采取同样的原则。”

  这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出笼之后,在各地局部地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实际工作中的右的倾向有所抬头。但是,它并没有改变革命的主流。我们党在毛主席的领导下英勇地顶住逆流,坚决不“缴枪”、不“做官”,“坚持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并且努力清除修正主义造成的影响,引导中国革命朝着胜利的道路奋勇前进。同时,事实上,“和平民主新阶段”也一天都没有出现过。就在政协会议期间,内战也从未停止。政协决议签订之后,蒋介石就立刻加以破坏。二月十日,重庆人民在校场口广场举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国民党特务公然捣乱会场,殴打民主人士和到会群众,制造了血腥的校场口事件。随后,在重庆、北平等地,又陆续发生国民党特务策动的反共暴行。三月一日,国民党召开了六届二中全会,蒋介石公然在会上鼓吹要“妥筹补救”,亦即修改政协决议,他的爪牙也跟着叫嚷“不能将统治权交给多党政府”。中国既没有和平,更没有民主,反而是全面内战的危险一天一天迫近。这种形势也促使一度出现的右的倾向迅速得到纠正。XXX的投降主义路线不过是妄图开历史倒车的一股机会主义逆流,刚一出现,就被革命的主流冲得粉碎。

  建立东北根据地的斗争

  在清除“和平民主新阶段”路线的影响中,东北根据地的斗争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从日本宣布乞降之日起,我党就把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据地放在极重要的位置上。只有发展东北,才能真正巩固华北和华中,为此,党中央除命令华北的冀热辽等解放区我军迅速向东北进军之外,并以陕甘宁边区等地组织大批干部、包括原准备赴南线工作的干部,在八月底由延安赶赴东北前线,加强工作。十月初,又调山东解放区我军主力渡过渤海,进军东北。这样,大批军队和干部迅速解放了东北各地,汇合坚持十四年游击战争的东北抗日联军,组成了一支拥有三十余万人的东北民主联军。那时,国民党在东北没有任何军队,蒋介石赶忙派出一批“接收大员”,星夜飞往东北,收编土匪武装,在解放区后方进行骚扰。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初,美帝派军舰三十一艘,帮助国民党远从越南运送两个军到秦皇岛,侵入我冀热辽解放区,十一日登陆完毕后,在杜聿明统率下大举向东北解放区进攻。从此,东北成了一个重要的内战战场。

  我军建立和巩固东北根据地的工作,一开始就受到XX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影响。当时,由秦皇岛北进的蒋军只有两个军,力量并不强。党中央指示应乘敌立足未稳,集中力量,予以大量歼灭。但是,当时窃据东北民主联军司令员职务的XX,畏敌如虎,把东北的大好形势看成一团漆黑,把我进入东北的部队诬蔑为不能打仗的军队,消极避战,拒不执行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命令。结果,敌军在十一月十六日占领早在八月底便已由我军解放的山海关,接着,就在一直没有遭到严重抵抗的情况下于二十五日侵占锦州,进入辽西地区。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毛主席发出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指出:“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毛主席特别指明:“国民党在东北没有深厚的有组织的基础,它的进攻是可以粉碎的。”指示要求:“在西满和热河,坚决地有计划地粉碎国民党的进攻。”当时,正是政治协商会议开会的前夕,毛主席特别对右的机会主义倾向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指出:“干部中一切不经过自已艰苦奋斗,流血流汗,而依靠意外便利,侥幸取胜的心理,必须扫除干净。”

  但是,XX拒不执行这些重要的指示,坐令敌军在一九四六年一月上旬又侵占了辽西大片地区。就在那时,停战协定在重庆签订。但是蒋介石在美国主子的支持下,却硬说东北不包括在内,并且向东北增加兵力,准备加强进攻,实行“关内小打,关外大打”,毫无“和平民主”的诚意。在美蒋反动派不顾一切地侵占我东北根据地的情况下,XX伙同当时窃据东北局书记职务的彭X,追随XXX,在东北推行“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散布和平幻想和失败主义情绪,鼓吹要“使东北与全国一致走上和平民主新阶段”。由于XX不敢在东北组织有力的战役粉碎国民党的进攻,蒋介石一面指令东北蒋军继续向沈阳周围地区进攻,一面在国统区中组织特务流氓制造所谓“东北问题”,疯在地煽动反共暴行,叫器要“铁血收复东北”。这些反共叫器,成了蒋介石完全撕毁政协决议,准备发动全面内成的总计划的重要部分。三月中旬,苏军撤出沈阳。杜聿明占领了沈阳及其附近地区。从此,蒋介石在沈阳建立了他在东北反共和扩大内成的中心。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军也还是能给敌军以有力的打击的。毛主席曾多次指示XX,要集中力量打好一两个胜仗。但是XX被气势汹汹、外强中干的敌人所吓倒,拒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四月初,敌军开始进攻四平街。XX指挥部队打了一个多月拚消耗的守城战,终于在五月二十一日撤出四平。接着又轻易地放弃了公主岭和长春,向松花江以北逃跑,致使蒋军得以深入我东北解放区,占领北起松花江南岸,南至营口、安东的铁路沿线地带。XX在撤退中甚至还提出要“放弃哈尔滨”,准备“打游击”的荒谬主张。只是在毛主席和中央军委多次严厉批评,并一再强调必须坚守哈尔滨、保持松花江以北地区之后,才刹住了他的退却逃跑,稳定了东北的军事形势。自此以后,毛主席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才得到了贯彻,东北局势进一步发生了有利于我的变化。

  减租、生产和练兵运动的开展

  这时,蒋介石发动全面反共内战的准备工作正加紧进行,美帝国主义对蒋帮的支持也越来越加紧。三月十九日,早经杜鲁门原则批准,并已在马歇尔和魏德迈的主持下“暗中组织”起来的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正式成立,更加起劲地装备、训练国民党军队,策划和指挥他们向解放区进攻。六月十四日,美国国务院提出并由国会通过了《军事援华法案》,接着美国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中美外置租借法案物资协定》,继续象共同对日作战时期那样用军事物资武装蒋军。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到一九四六年六月,仅在“租借法案”等项目下提供的军事物资,就达总值十三亿三千万美元。到这时,在美国主子的全力支持下,蒋介石策划的全面内战,已经到了爆发的前夜。

  不过,我们党也从来没有对蒋帮用和平外衣掩盖内战准备的阴谋放松过警惕。在进行谈判斗争的同时,一直没有放松保卫解放区的准备工作。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和十二月,毛主席为党中央起草了《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等指示,为发展解放区和加强人民军队规定了正确的方针和政策。当时,经过半年肃清敌伪的工作,解放区已经大大扩大了。到一九四六年一月,解放区的面积已达二百三十九万一千方公里(约占全国面积的四分之一),计有城市五百零六座(约占全国城市的三分之一),人口一亿四千九百万(约占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但是,新解放区的封建势力还没有受到严重打击,农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还没有充分调动起来,整个解放区的经济也是比较困难的。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减租和生产两件大章办好了,才能克服困难,援助战争,取得胜利。”(《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下,从一九四五年底开始的冬春两季中,各解放区普遍开展了减租减息和大生产运动。在老解放区,发动群众查租查息,切实保护农民应得的利益,提高了群众保卫解放区的觉悟。在广大的新解放区,“首先进行反奸、清算等政治斗争,打击敌伪势力,建立革命政权和群众组织,然后发动大规模的减租减息斗争,减轻对农民的封建主义的剥削和压迫,使广大新区群众迅速提高了觉悟。

  到一九四六年四、五月间,随着减租减息斗争的深入,广大农民迫切要求实行土地改革,山西、河北、山东、华中等地解放区的农民已直接从地主手中夺取土地。为了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党中央对党内发布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把减租减息的政策逐步转变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从此,解放区的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逐步开展起来了。农村阶级斗争的深入发展,把广大的农民群众更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使党获得了无穷无尽的革命力量,造成了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

  在巩固与发展根据地的同时,党还积极进行了军事上的准备工作。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民兵利用作战间隙,“开展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群众练兵运动”,并大力改进部队的政治工作,使之能够更好地“为团结官兵,团结军民,团结友军,瓦解敌军,保证练兵、供给和作战任务的完成而奋斗”。随着解放区的扩大和军力的发展,毛主席又及时提出了“应尽一切可能建立和扩充各地的炮兵和工兵”(《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的任务。

  这时,国民党统治区的斗争也在深入发展。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谈判代表团,于五月初进驻南京、上海。代表团在“谈谈打打,打打谈谈”的情况下,继续同国民党进行谈判斗争,并以上海、北平等地为中心,发动人民群众,广泛开展反对美蒋反动派的斗争。

  以上这些淮备工作,从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为战胜美蒋反动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节 国民党反动派军事进攻的被粉碎。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的普遍开展。人民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到战略进攻

  全面内战的爆发。《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的发表

  在美帝国主义的帮助下,蒋介石终于完成了发动全面内战的准备工作。一九四六年六月

  二十六日,蒋介石手令中原蒋军二十五个旅(师)共二十一万人,向被围困在鄂豫边界宣化店地区的我中原解放军发起进攻,揭开了全面内战的序幕。七月,蒋军又在东起江苏南通、西到安徽来安之间八百里的广阔战线上,向我苏皖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犯。国民党军对南北其他各解放区的进攻,也先后开始。一场空前规模的全面内战爆发了。

  美帝国主义眼见战争已经开始,即于八月十日由马歇尔和新上任的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发表联合声明,宣告“调解失败”,以便放手让蒋介石大打内战。

  全面内战爆发时,国民党在军事上占着暂时的优势。他们拥有四百三十万人的总兵力(其中正规陆军约二百万人),占据了有着三万万人口的全国大部分地区,控制了大城市。他们接收了一百万日本侵华军的全部装备,尤其是有着美帝国主义的竭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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