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资料：《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二十）（二一）

　　历史资料：《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二十）

　　第七节 两个中国之命运的斗争

　　反法西斯战争的新形势和白劳德修正主义的出现

　　随着整风和大生产运动的发展，敌后抗日根据地越来越巩固，反“扫荡”、反蚕食的战争不断取得胜利，侵入解放区的敌军据点逐渐被“挤”了出去。到一九四三年底一九四四年初，全国各解放区都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被侵占的地方，有的地区还有了发展。一九四三年底时，解放区人口（包括一面和两面负担粮税的)已上升到八千多万，军队人数重新发展到四十九万，党员发展到九十多万。这就使解放区不仅渡过了困难时期，而且还准备了开展局部反攻的条件。

　　这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总形势，经过一九四三年的根本转变，也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在欧洲战场上，苏联红军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从第聂伯河前线发动攻势，到一九四四年春已在一些地区突破了旧国界。陷于法西斯铁蹄下的阿尔巴尼亚等国人民，也加强了反法西斯游击战争。希特勒德国复灭的结局，已经是隐约可见了。在东方，美国对日本的反攻，进展是缓慢的，不过也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登陆吉尔贝特群岛，显示了在太平洋中部展开进攻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完全胜利，以及如何处理战后世界的一些重要问题，成了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各国共同关心的问题。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反法西斯阵营各国举行了一系列国际会议。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举行的开罗会议，公布了《开罗宣言》，规定在对日战争胜利之后，日本强占中国的领土，包括台湾和澎湖列岛，应当归还中国。接着，十一月底到十二月初，苏、美、英三国首脑举行了德黑兰会议，广泛地议论了如何战胜德、日法西斯和一些战后需要解决的国际问题。这时正象毛主席在不久前预料的那样，英美眼见得希特勒德国摇摇欲坠，已经感到必须登陆法国、打进西欧去了。因此，会议确定了英美军开辟第二战场的日期。同时，英美迫切需要苏联在对德战争胜利后立即参加对日作战，以便减轻他们的严重困难。斯大林也在原则上承认了结束对德战争后，出兵远东，联合打击日本。这些会议促进了反法西斯战争的发展。会后不久，苏军在攻势作战中解放了绝大部分国土。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英美军在法国北部诺曼底登陆，第二战场终于开辟。八月二十五日，法国无产阶级的地下武装，在英美军迫近时举行武装起义，解放了巴黎。同时，东线苏军打出国境，横扫波兰境内的德军，在九月开始攻入德国领土。希特勒完全复灭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在共同作战中的前进，使战争胜利的前景更加确定了，这对世界各国人民是有利的。但是，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些人抹煞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内部的阶级斗争，甚至幻想整个战后世界都应围着这种苏、美、英联盟打转。这种倾向在有些地方发展成为一条完整的修正主义路线。

　　这种错误路线的突出表现就是白劳德主义。从一九四三年底起，窃据美国共产党总书记职务的叛徒白劳德，连续发表一系列讲演和论文，鼓吹修正主义，并在一九四四年四月出版《德黑兰：我们在战争与和平中的道路》一书，系统地提出了修正主义纲领。他根本歪曲美帝国主义的性质，美化美国垄断资本，实行阶级投降主义，甚至在他主持下解散了美国共产党，另行组织非党的“美国共产主义政治协会”。他把苏、美、英三国的德黑兰会议当作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已经开始找到在同一世界中和平共处和合作的道路”。他要求各国共产党应该放弃他称之为“分裂路线”的阶级路线，“而代之以亲英、美、苏的团结路线”。他硬说每个国家的斗争应该“从一个长期的持久的和平的‘德黑兰”前景”出发，应该坚持“战后世界中的英、美、苏联盟目标”。一句话，诱骗各国人民去维护幻想中的“英、美、苏联盟”，而完全放弃革命斗争，这就是白劳德修正主义的实质。

　　毛主席对于反法西斯战争形势的估计，是和白劳德主义完全对立的。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二月，毛主席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发表讲演，对反法西斯战争的总形势作了深刻的分析，指出：“目前时局有两个特点，一是反法西斯阵线的增强和法西斯阵线的表落，二是在反法西斯阵线内部人民势力的增强和反人民势力的衰落。”而后一个特点，正是当时许多人没有看清和没有正确认识其重要性的。正象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有严重的阶级斗争一样，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也是有尖锐斗争的。只有坚决支持和发展反法西斯阵线中的人民力量，战胜反人民势力的破坏，才能保证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为人民的胜利。离开了这种革命的路线，象白劳德那样为了“战后世界中的英、美、苏联盟”，而限制和放弃各国人民的斗争，那就只能助长反人民势力的猖獗，断送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成果。开罗、德黑兰等会议的召开，一方面表明联合作战的加强，另一方面却也包括反法西斯势力内部的反人民势力的勾结，例如蒋介石与美帝加强勾结的活动。向各国人民掩盖这种现实，抽象地提倡什么走“德黑兰道路”，是对各国人民的革命十分有害的。

　　历史的发展，充分证明了毛主席对时局的分析的无比正确性。在战争胜利的发展过程中，反法西斯阵线中的反人民势力正在极力向人民进攻，企图夺取胜利果实。由于修正主义路线的危害，一些国家的革命势力遭受到严重的挫折。一九四四年十月，英军乘德军败退，带着流亡伦敦的希腊反动政府进入希腊。英军司令斯科比，用武力支持这个反动的流亡政府，进攻长期英勇抗击德国侵略者的希腊人民解放军，在血泊中建立了白色恐怖的统治。接着，在法国和意大利，由莫斯科回国的修正主义头子多列士和陶里亚蒂，先后迫令两国无产阶级，把在反法西斯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几十万人民武装自动实行“缴枪”，把胜利的果实亲手奉献给两国的大资产阶级。这就是典型的白劳德式的“德黑兰道路”。事实证明，白劳德主义是一条国际性的修正主义路线。

　　在这种一方面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大好，一方面反人民势力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修正主义逆流抬头的复杂形势下，我党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坚定地沿着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绕过暗礁，向人民的胜利前进。

　　国民党战场的大溃退。解放区战场的局部反攻

　　这时，反法西斯阵线内部人民势力的增强和反人民势力的衰落这个特点，在我国表现得特别清楚。最突出的事实，就是从一九四四年春开始的国民党战场上的大遗退，和我党领导的解放区战场的局部反攻的陆续展开。两个根本不同的战场，再一次出现了十分鲜明的对照。

　　一九四四年春，由于德国法西斯的失败已经接近，美军在太平洋上的进攻也有所加强，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加强最后挣扎的力量，重新对我国正面战场上的国民党军发动了进攻。它的目的，是要打通平汉铁路，粤汉铁路、湘桂铁路、直到越南的大陆交通线，把它在东南亚的大片占领区和本部联结起来。三月，开始了河南战役。敌军只用了五、六万兵力，而国民党军蒋鼎文、胡宗南、汤恩伯等部四十万人都望风而逃，丢了战略要地郑州。以后，又在三十七天内，失城三十八座，河南省绝大部分沦于敌手。从此，鄂、豫两省敌军联成一片，平汉铁路被打通了。接着，五月下旬，敌军十万人在湖南北部发动攻势，拥有重兵的国民党薛岳部不堪一击，不过半个月，湘北、湘中一起沦陷，国民党弃长沙而逃。敌军横行湘南，六月底又完全包围了粤汉和湘桂两铁路的联结点衡阳。这时，敌军短期地停止了军事进攻。日本政府加强了对蒋介石诱降的政治攻势。八月七日，衡阳守军头目，国民党第十军军长方先党投敌。湘桂铁路的东段也大部陷落，敌人的攻势已伸进了广西。以后，广东敌军由南面向北夹击，打通了粤汉铁路。

　　国民党军对他们的西南“大后方”也一样无力防御。九月起，敌军一面由湘桂铁路沿线进攻桂北，一面由广东的西江一线进占梧州，并从雷州半岛进攻桂南地区，三面包围了桂林、柳州一带。国民党军依然一触即遗，十一月中旬，桂林、柳州相继失陷。接着，敌军又由越南进占龙州，与经柳州南下的部队夹攻，在二十四日占领了南宁。这样，敌军打通大陆交通线的计划，在国民党军一溃千里的条件下，终于完成了。为了巩固这一战线的侧翼，日军又沿黔桂公路北上。不过三千多敌人大摇大摆地追逐着已成惊弓之鸟的大批国民党溃军，迅速越过广西省，在十二月初直抵贵州省的独山以北，深入于西南腹地。贵阳在二日下令紧急疏散。国民党豪门官僚们几年来当作安乐窝的重庆也大受震动，蒋介石甚至准备再向西昌逃跑。不过，在日军看来，留着这个专反共、不抗日的政府，对它倒是有利的，同时，它在其他战线正越来越困难时，也不宜在这里把战线搞得太长。于是，日寇把衡阳降将方先觉送回重庆。蒋介石恬不知耻地大肆吹捧，给予盛情接待。从此，彼此心照，敌军从独山战后撤到黔桂边境，结束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战役，蒋介石这才算又可以在重庆偏安一偶。

　　这是整个国际反法西斯战场上，一片胜利声中唯一的一场骇人听闻的大溃败。这个战役涉及五个省区，包括还在国民党手中的几乎全部铁路线。但是，由于他们多年来从不对敌作战，反动机构实际上已经溃烂，毫无战斗力，因此，不过半年多一点时间，竟让敌军横行了半个中国，完全达到了它们的战略目的。国民党损兵五、六十万，失地二十六万平方公里，使六、七千万人民陷于敌军的铁蹄之下。这是以蒋介石为头子的国民党反动政府，长期以来实行消极抗日和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的必然结果，是国民党的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反动、腐朽本质的大暴露。

　　和国民党战场的大遗败相反，解放区战场正以胜利的步伐迎接对日反攻作战的到来。从一九四四年春起，我军即在广阔的战线上发动强大攻势，展开局部反攻。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等解放区进行了一系列攻势作战，进一步摧毁敌人的分割、封锁，缩小敌占区，扩大根据地。山东发起了第三次讨伐伪军吴化文部的战役。华中解放区进行了车桥歼灭战。我军的攻势作战，使敌人更加处于被动地位，战争局面迅速向着有利人民的方向发展。在这个新形势下，一九四四年四月，毛主席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学习与时局》的重要报告，提出了我军独立自主地准备战略反攻的问题，指出：“现在的任务是要准备担负比较过去更为重大的责任。我们要准备不论在何种情况下把日寇打出中国去。”为了使我党能够担负这一重大责任，毛主席号召全党：要更加发展和更加巩固我党我军和抗日根据地，要注意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工作，要把城市工作和根据地工作提到同等重要的地位。

　　解放区战场的局部反攻，是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沿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政治方向发展的。国民党军从河南溃退后，我军就开始进行和敌人争夺河南的斗争。一九四四年七月，党中央发布向河南进军的部署命令和政策指示，决定从太行，太岳根据地抽调精干部队，挺进豫西，开辟抗日根据地。以冀鲁豫部队积极策应，以新四军五师一部从平汉路北上配合行动。并以新四军四师一部进入宿县、肖县、夏邑、永城一带，建立阵地，打通与杞县、太康地区的联系，相机控制新黄河以东地区，遵照中央的指示，晋冀鲁豫我军组织豫西支队，南渡黄河，开辟了豫西解放区。新四军第四师在巩固准北根据地的基础上，西进收复了豫皖苏边区。第五师一部也沿平汉路两侧向北发展，建立豫南根据地。我军的这些重要部署和作战行动，为实现连接西北、华北、华中三大解放区和收复中原的伟大战略任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新四军第五师还以一部兵力加强鄂南分区，相机南进。在湘桂两省沦于敌寇时，党中央又抽调在南泥湾屯垦的第三五九旅主力南下。他们转战数千里，突破敌顽的重重包围，在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会合新四军第五师，建立了湘鄂赣和湖南解放区，并南下湘粤桂边。同时，广东的东江纵队和琼崖纵队在已有发展的基础上，于一九四四年春统一编制为华南抗日纵队。我军在南线的胜利进军，是尔后收复中南和华南的准备。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中旬，自苏中南下的新四军第一师主力一部渡过长江，会合在苏皖边坚持斗争的第十六旅，建立苏浙军区，在苏浙皖交界处开辟了广大根据地。新四军浙东纵队在一九四二年开辟了以四明山为中心的浙东解放区，到一九四四年又有了新的发展。我军在苏、浙、皖地区的发展，为解放包括上海、南京在内的东南广大地区，造成了极为有利的形势。

　　我军在一九四四年中，对敌作战两万多次，毙伤敌伪军二十二万多人，俘敌伪军六万多人，争取伪军反正近三万人，收复县城十六座，攻克据点五千多个，新解放了八万余平方公里国土和一千二百多万人口。在一九四五年的春季攻势中，我军又进行了大小战役百次以上，攻克县城二十二座，收复国土八万多平方公里，解放人口五百多万。

　　经过一年多的局部反攻，我军人数有了很大的发展，作战能力大大提高。到一九四五年四月，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的主力已经发展到九十一万人，民兵发展到二百二十万人。根据地除陕甘宁边区外，计有华北的晋察冀区、晋冀像区、冀鲁豫区、冀热辽区、晋绥区、山东区，华中的苏北区、苏中区、苏南区、淮北区、淮南区、河南区，皖中区、浙江区、湘鄂赣区、鄂豫皖区，华南的广东区和琼崖区等，共十九个解放区，北起内蒙，南迄海南岛，东临大海，西至陕甘宁，面积共达九十五万平方公里，人口九千九百五十万。至此，日寇所占领的全国大多数中心城市和交通线，都已处于人民军队的包围之中。

　　此外，我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七七事变后曾在统一战线的形式下发展到十二个军。以后，虽然有一部分被打散了，那些一度参加统一战线的国民党旧军队和地方武力，也投敌叛变或溃散了。但我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却经住了严重的考验，继续在白山黑水间坚持游击战争。这也是配合八路军、新四军完成打败日本侵略者的伟大使命的一支重要力量。

　　两个中国之命运的斗争

　　这时，国内的政治局势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国民党反动派坚持反共反人民政策的结果，不仅在前方遭到了全线遗败，在后方，造成了民生调蔽，民怨沸腾，民变瀟起的危机。蒋介石政府的反动腐朽和一切倒行逆施，从反面教育了人民，更促进了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党悟。人民已经懂得，国民党统治区的一片黑暗，归根到底是蒋介石集团实行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的结果。

　　蒋介石反动集团七年来一贯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在经济上，加紧掠夺人民，聚积了大量财富，加强了四大家族对金融、工业、商业和农业的独占地位，迅速发展了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结果，使农村破产，工厂倒闭，物价飞腾，亿万劳动人民挣扎在饥饿线上。在政治上，依靠庞大的特务组织，厉行对人民的法西斯统治。人民没有任何自由民主的权利，连起码的人身安全也没有保障。大批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惨遭迫害。在军事上，大部份国民党军队撤退到西南和西北地区，坐山观虎斗，保存实力，准备发动内战。在文化上，暗无天日的压迫箝制，尊孔复古。全国人民对于蒋介石反动派在政治上的独裁、经济上的掠夺和军事上的惨败，无不愤怒异常。一九四四年国民党战场惨败后，重庆、成都、昆明等地锨起了一个爱国民主运动，各界人民强烈要求结束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实行民主自由，改组国民党反动政府。

　　我们党及时领导了这一民主运动，向全国人民揭露了蒋介石破坏抗战、推备内战的种种罪行，指出了国民党：一党专政乃是一切罪恶的总根源。一九四四年五月初，我党派代表到西安和国民党政府代表进行谈判。我党提出了实行民主团结，以便克服困难、加强抗战和准备反攻。但是，国民党却提出了一个所谓“中央提示案”，不仅根本不提民主团结的问题，甚至连抗战也一字不提，却要“限期取消”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五分之四，留下的五分之一也要在“整编”之后“限期集中使用”，同时，还要求改变陕甘宁边区的地位。实际上，他们的目的，是要完全取消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抗日民主政权。他们在谈判中也恬不知耻地强调所谓“军令政令的统一”。这样，谈判从五月拖到八月，从西安争论到重庆，从河南大溃退时拖到衡阳失陷，直到敌骑直捣西南后方的大门，还是连任何一个具体的、即使极微小的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

　　这时，国民党政府于九月五日召开第三届国民参政会第三次会议。蒋介石在会上讲了又臭又长的开幕词，厚颜无耻地掩饰军事上的惨败，说什么并没有“为害于我们国家的危险”，却重弹老调，说“今后安危成败所系的一点，这就是我们国家绝对需要统一”。这就是说，大好河山可以任他断送，人民要坚持抗成却决不允许，他事实上已向人民发出了内战的威胁。我党即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九月十五日、我党谈判代表在国民参政会上，公开报告了国共谈判的经过和失败的症结，并代表党中央正式提出了召集各党各派各军各人民团体的国事会议，废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组织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十月十日，延安举行群众大会，周恩来同志以《如何解决》为题，代表中央对我党关于挽救时局危险的主张作了具体的阐明。指出：应该立即按照实际情况召开代表各种抗日力量的紧急国事会议，根据革命三民主义的原则制定改变国民党错误政策的施政纲领，在这个基础上成立各党各派的联合政府，改组国民党把持的统帅部，成立联合统帅部。然后，在联合政府成立后，重新筹备真正人民普选的国民大会，实行宪政。

　　但是，蒋介石顽固地坚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不准有一丝一毫的改革。在十月十日，他发表了一个演说，继续对共产党和人民发出内战威胁，并对国内外批评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舆论进行污蔑。十月十一日，毛主席为新华社写了《评蒋介石在双十节的演说》的评论，尖锐地驳斥了蒋介石的谬论。指出所谓双十节演说，表明了蒋介石坚决地反对人民改革政治的要求，强烈地仇视中国共产党，并为发动反共内战制造借口。评论提出了严正的警告：“蒋介石的这一切企图是不能成功的。如果他不愿意改变他自已的作法的话，他将搬起石头打他自己的脚。”

　　国共两党的斗争，集中反映了中国政治中的两条根本不同的道路。走我党指出的道路，召开国事会议，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就会实现民主团结，保障抗战胜利，并在战后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如果让蒋介石集团继续它的寡头专政，沿着封建买办法西斯道路走下去，那就不仅会断送抗战前途，而且将使中国继续沦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这两条道路是不可调和的。还在抗战开始时，我党就已经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指出，必须改组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成立民主的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抗战七年的经验已充分证明，蒋介石的一党专政已把国家民族带到了危急存亡的关头，结束这个法西斯主义的政府和失败主义的统帅部，已经成了全体人民的要求。党终于把国事会议和联合政府当作行动口号提到全国人民面前来了。

　　全国人民热烈响应我们党的号召，展开了强大的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争取实现国事会议、联合政府的斗争。不仅解放区人民一致行动起来，连国民党统治区中也逐渐发展了一个空前规模的民主运动。一九四四年九月、十月间，重庆多次举行集会，国民党民主派如宋庆龄等，无党派民主人士郭沫若等，民主党派代表张澜等，都响应党的号召，要求成立联合政府。民主同盟（民主政团同盟改称）也公开发表政治主张，要求结束一专党政，实行民主政治。昆明、成都、桂林、西安，到处举行规模不等的座谈会、讲演会，要求取消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十二月以后，重庆、昆明、成都等地举行了群众示威游行。工人、学生纷纷起来进行反特务争民主的斗争。一九四五年二月，重庆工人为反对特务枪杀工人，举行了八万人的大示威。同年五月，昆明两万学生大示威，要求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取消一切特务机关。两种中国之命运的斗争，在国民党统治区剧烈地展开了。

　　反对美国扶蒋反共政策的斗争

　　中国的两个命运、两个前途的斗争，是同反法西斯阵线内部人民势力和反人民势力的斗争，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在反法西斯战争接近最后胜利，中国解放区开始局部反攻的形势下，美帝国主义打着“援华”的招牌，加紧从各方面支持蒋介石政府，打击中国人民革命力量，妄图取日本的地位而代之，使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

　　在我党提出召开国事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口号，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开始发动起来时，美国总统罗斯福派赫尔利为特使来到中国。十月，美国宣布由魏德迈继任美军中国战区司令兼蒋介石的参谋长。十一月，由赫尔利继任美国驻华大使。这些步骤，表明了美国统治集团全力支持蒋介石反动派的决心。赫尔利来华的目的，就是帮助国民党在全国“统一军事”，支持蒋介石的“领袖地位”，以“防止国民党政府崩遗”。而采取的办法，是企图诱使中国共产党“缴枪”，以便“统一中国境内一切军事力量”于蒋介石和魏德迈的指挥之下。这是反法西斯阵营中反人民力量扑灭人民革命的阴谋计划的一部分。

　　但是，反人民势力在欧洲一度施展得逞的狡计，在中国共产党面前却碰了壁。十一月七日，赫尔利打扮成一个赞成“民主”的和平使者的姿态，由重庆飞到延安，和中国共产党进行谈判。他妄想诱骗中国共产党把军队交给美蒋指挥，然后参加国民党政府。你交出军队，我给你做官，然后从根本上扑灭革命。赫尔利玩弄的正是这一套阴谋诡计。我们党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以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坚持自己的革命路线。毛主席当时就针锋相对地向美方指出：捆住手脚的官不好做，我们不做。要做，就得放开手放开脚，自由自在地做，这就是在民主的基础上成立联合政府。针对美国扶蒋反共政策，毛主席斩钉截铁地说：你们爱撑蒋介石的腰就撑，愿撑多久就撑多久。不过要记住一条，中国是什么人的中国？中国绝不是蒋介石的，中国是中国人民的。总有一天你们会撑不下去。欺骗和恫吓都没有效果，赫尔利只得玩弄两面派手法，表面上接受了一个以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和联合军事委员会为主要内容的“五点协议”，答应以这个协议作为“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协议”。

　　于是，党中央派周恩来同志为代表，和赫尔利一道由延安飞到重庆，准备在“五点协议”的基础上与国民党政府当局商定具体实现联合政府的问题。但是，垄断资产阶级是不会讲信义的。一回到重庆，赫尔利就向蒋介石解释，说这种协议不过是为了要使共产党“将他的武装部队的控制权交给国民党政府”。结果，五点协议变成了由蒋介石提出的三点“反建议”。就是：要先收编人民的武器，然后才“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要先由国民党政府“统一指挥”人民军队，再“吸收”共产党人“参加”蒋介石的军事委员会，就连人民的自由权利也要由蒋介石政府根据“成时军事安全需要的限制”来“给予”。赫尔利也马上变了卦，反过来要共产党“接受国民政府的反建议”。伪善的“民主”外衣被迫剥去，显露出来的依然不折不扣地是那个“缴枪”、“做官”的阴谋诡计。这样，谈判毫无结果。

　　蒋介石在美国主子的指使下，继续玩弄政治欺骗。一九四五年一月一日，他发表广播演说，宣布不要等战争结束，就“召开国民大会，颁布宪法，归政于全国人民”。我党坚决揭穿了这些阴谋诡计。一月三日新华社发表延安权威人士的评论，彻底驳斥了蒋介石的元旦广播，指出蒋介石的“国民大会”，不过是为了抵制全国人民所坚持的召开国事会议、成立联合政府主张的档箭牌。不先消灭蒋介石的寡头专政，彻底改组一党专政的国民党政府，代之以民主的联合政府，消灭特务机关，保障人民的自由，就不可能有民主的国民大会。七日，赫尔利又电邀我党派代表继续谈判。二十四日，周恩来同志再次由延安飞重庆，行前发表声明，提议召开党派会议，作为国事会议的预备会议，以便正式商讨国事会议和联合政府的组织及其实现的步骤问题。并且郑重声明，除此并无别途可以挽救危机。但是，美国支持蒋介石的“统一”的主意早已定了。他们要谈判，不过是为了拖延时间和欺骗世界舆论而已。

　　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蒋介石的腰更加硬起来了。二月十四日，国民党政府片面宣告国共两党谈判失败。周恩来同志在十六日发表声明，谴责国民党坚特法西斯专政使谈判毫无结果，并由重庆飞回延安。三月一日，蒋介石公开发表演说，毫不掩饰地坚持寡头专政，拒绝民主的联合政府，并且确定地宜布“于本年十一月十二日召开国民大会，实现宪政”，迫不及待地要“还政于民”。接着，赫尔利也彻底撕下了“调停”者的假面具，四月二日在华盛顿发表声明，粉饰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硬说中国“统一”的阻碍是“有武装的政党”，叫嚷要“在经济上军事上和政治上”支持“蒋介石，而不和共产党合作”，毫不掩饰地把他一贯执行的扶蒋反共的政策公开了出来。至此，由美国政府导演的蒋介石和赫尔利的双簧戏，达到了高潮。蒋介石自以为得计了，迫不及待地要把蒋记“中国之命运”强加在中国人民的头上。

　　但是，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命运任人摆布的日子，己经一去不复返了。我党坚决顶住了这股反动的逆流。三月二日，新华社严正地驳斥了蒋介石的讲演，指出他顽固地坚持法西斯寡头专政，拒绝民主联合政府，并且揭露了曲解国共谈判经过，请外国人来压异己的阴谋，而所谓“召开国民大会”，不过是追踪袁世凯的“新华春梦”而自寻死路。并且庄严地宣告：“我们的主张是坚定而清楚的，任何花言巧语，欺骗恐吓，江湖流氓，借外人以压同胞，逞武力以图异己等下流无耻行为，让那些下流人物自由自在地去干罢，要想吹动别人一根毫毛，那是没有希望的。”中国人民一定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也一定能够有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

　　历史资料：《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二一）

　　第八节 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整风运动的胜利完成

　　全党的整风运动继续深入发展。在深入进行整顿三风、时事政策学习、审查干部等工作的同时，党中央又领导党的高级干部，开展对党史上的路线斗争问题的学习和讨论。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三年内，党中央政治局几次进行了关于党的历史的讨论。一九四三年以后，集中在延安的高级干部和各根据地的高级干部学习组，都进行了同样的学习和讨论。为了帮助干部理解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批判历次错误路线，从路线上分清是非，党中央专们编辑了《六大以前》、《六大以来》两部文件集。集中各个时期党的主要文件和领导人的主要言论，作为学习和批判材料。参加学习的同志，在认真读书，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联系革命斗争实践，分析我党二十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通过学习，力求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弄懂弄通中国革命的路线和政策，分清什么是真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假马克思主义，什么是正确路线、什么是错误路线，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资产阶级思想。经过这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反复学习，逐渐分清了是非，划清了界线，比较深入地认识了历史上“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实质，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开展了批判和斗争。

　　在整风运动深入开展的重要时刻，一九四四年四月，毛主席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学习和时局》的讲演，深刻总结了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对党史学习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作了结论。毛主席指出，研究历史经验，“应使干部对于党内历史问题在思想上完全弄清楚，同时对于历史上犯过错误的同志在作结论时应取宽大的方针，以便一方面，彻底了解我党历史经验，避免置犯错误，又一方面，能够团结一切同志，共同工作。”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对于党的历史上的问题，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要实行对于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的原则，反对那种对于复杂事物不愿作反复深入的分析研究，而爱作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简单结论的错误态度。关于反对宗派主义的斗争问题，毛主席指出，经过遵义会议以来多次的党内斗争，那种具备原来的错误的政治纲领和组织形态的宗派已经不存在了，现在需要注意的是克服带着盲目性的山头主义倾向的问题。毛主席还强调指出：“为了争取新的胜利，要在党的干部中间提倡放下包袱和开动机器。”所谓放下包袱，就是说，要把精神上的许多负担加以解除。在我党的历史上，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要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所谓开动机器，就是说，要善于使用思想器官。凡事应该用脑筋好好想一想。要提倡思索，学会分析事物的方法，养成分析的习惯。“如果我们既放下了包袱，又开动了机器，既是轻装，又会思索，那我们就会胜利。”

　　在毛主席提出的正确方针指引下，党史学习进一步沿着正确的道路向前发展。参加学习的高级干部，既基本上弄清了历史上路线斗争的是非，又联系历史环境进行分析，懂得了产生错误路线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有些历史上犯过错误的同志，也进行了恰当的检查和自我批评，找到了前进的方向，因此能够心情舒畅地改正错误，继续革命。在学习过程中，党中央还就一些专门问题举行会议，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也对当前工作中存在的班误倾向进行批判，使正确路线能够更好地贯彻执行。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在毛主席亲自关怀下，举行了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对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陕甘根据地的错误做了结论。一九四五年，举行华北工作座谈会，批判了彭德怀从抗日战争以来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清除他的影响。这些工作，对提高干部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水平，起了很大的作用。

　　一九四五年四月，进行了三年多的伟大的整风运动，到了胜利完成的时候。二十日，党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总结整风运动的成果，对党内的若干历史问题正式作出了决议。全会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和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特别着重批判了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路线。全会系统地分析了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在政治、军事、组织和思想上的表现，正确地指出了产生这种错误的社会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全会总结整风运动的经验，并且指出，由于全党对历史上的路线是非有了一致的认识，党已经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空前团结起来了。全会强调指出：“党在奋斗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而“到了今天，全党已经空前一致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的正确性，空前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更普遍地更深入地握掌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结果，必将给党和中国革命带来伟大的进步和不可战胜的力量。”只要全党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坚强地团结起来，就一定能使中国革命得到彻底的胜利。

　　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整风运动，是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它使我们党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这样一个基本的方向；使党的广大干部比较自觉地掌握了毛主席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路线、政策和策略，并且在广大的干部和党员中，树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经过伟大的整风运动，全党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团结，从思想上和理论上保证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贯彻执行，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伟大的整风运动，为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作了充分的准备。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胜利召开。出席正式代表五百四十七人，候补代表二百零八人，代表一百二十一万党员。庄严宏伟的杨家岭大礼堂中，大会主席台顶端的横联大书着“在毛泽东旗帜下胜利前进”十一个字。这是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大会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领导和主持下进行的。二十三日，毛主席致开幕词《两个中国之命运》。二十四日，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这些重要文件，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总结了我们党二十多年的斗争、特别是抗日战争的历史经验，制定了一条夺取革命胜利的正确路线，这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两个中国之命运》)

　　这条路线，是以无产阶级和它的先锋队为领导核心，壮大革命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孤立反动力量的路线。毛主席深刻地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论联合政府》)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这是夺取革命胜利的根本。这条路线，是同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相对立的，是我党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斗争的发展。实行这一条路线，人民就能够充分发展革命形势，使抗日战争的胜利，真正成为人民的胜利。放手发动群众，主要是发动农民群众，发展和巩固工农联盟，并在此基础上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壮大人民力量，重点是发展和壮大人民军队与巩固革命根据地。这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头等重要的任务。根据这条政治路线，毛主席阐明了我党的新民主主义的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规定了党在解放区、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区的不同的任务，不仅指明了打败侵略者的具体途径，而且规划了建设新中国的蓝图。

　　为了贯彻这条路线，毛主席完整地总结了党的建设的经验，深刻地论述了党的三大作风。我们党的斗争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只有这样，革命才能取得胜利。要实现理论与实践的联系，就必须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向人民群众学习，使党的任务和群众的要求相适合。同时，必须开展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断和侵蚀党的机体的资产阶级影响作斗争，毛主席指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论联合政府》)只有按照这三大作风工作，才能正确地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完成革命的任务。

　　大会热烈拥护毛主席的政治报告，同意毛主席代表中央委员会所提出的党的政治路线。出席会议的代表，用历史的经验和切身的经历，多方面地、生动地称颂了毛主席领导的英明伟大，深入领会了党的路线和政策的正确性。大会发扬整风精神，展开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一些犯过错误的同志，包括犯过严重错误的同志，作了实事求是自我批评。大会生动地表现了全党空前一致的团结。这种团结，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基础的团结，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的团结，是在广泛发展自我批评与党内民主基础上的团结。

　　朱德同志在大会上作的《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根据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思想和党的政治路线，系统地论述了党的军事路线，阐明了党的军事方针和任务。抗日战争开始以来，我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纵队和广大人民相结合，创造了解放区，发展了人民武装，经过七年多的斗争，已经成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新中国的一支主要力量。这是贯彻执行毛主席的人民战争路线的伟大成果。报告阐述了人民军队、人民战争的军事路线，批判了国民党的反动军事路线。并且根据毛主席的政治报告，提出了今后党在解放区、沦陷区等三种不同地区的军事任务，号召我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实行毛主席提出的抗日游击战争到抗日正规战争的转变，迎接抗日战略反攻的到来。

　　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新的党章。新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的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这是我们党二十四年斗争经验的结晶，具有十分深远的历史意义。大会根据党的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经过充分协商，选举产生了党的第七届中央委员会。伟大领袖毛主席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由代表大会进一步确立了，这是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更大胜利的根本保证。

　　六月十一日，代表大会圆满闭幕。毛主席在闭幕词中指出，这是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深刻地表明这一次大会的历史意义。经过这次大会，全党达到了空前未有的团结，为夺取革命胜利准备了充分的条件。毛主席用“愚公移山”的精神教育全党，要坚决和全国人民一道，努力挖掉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这两座大山。教育全党要正确认识复杂的国际形势，坚决克服反动的逆流。号召全体党员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反对美蒋反动派的政治阴谋和军事进攻的斗争

　　抗日战争日益接近最后胜利时，两个中国之命运的斗争，也越来越激化了。

　　一九四五年五月二日，苏联红军攻克柏林，八日，欧洲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抗日战争也胜利在望了。这时，国民党召开了它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个黑会，坚持独裁的反人民的“统一”，拒绝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并且不顾人民的反对，再一次宣布要召开由它一方包办的新式猪仔“国民大会”，甚至准备以“妨碍抗战，危害国家”为借口，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这是一个决心要消灭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势力，把中国引向黑暗的反革命黑会。它

　　表明蒋介石反动派顾固地要使战后中国依旧沉沦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之中。

　　国民党反动派随即发出了发动反革命内战的叫器。六月六日，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长陈城公然声明，国民党将用美国供给的租借武器来进行内战。这时，国民党用来进攻解放区的部队也急剧增加了。一九四四年七月，用以包围

　　和进攻解放区的军队共计六十多万人。到一九四五年，更增加到了将近一百万。全面内战的阴影，越来越深重地笼罩着中国的上空。

　　另一方面，蒋介石又玩弄伪装“和平”，承认“商谈”的政治欺骗一手。雅尔达会议之后，苏美之间为协调对日作战而继续进行着外交折冲。六月，美国正式把雅尔达协定的内容和美国的态度，通知蒋介石政府。蒋介石派行政院长宋子文到莫斯科，同苏联政府进行谈判。同时，宣布在七月七日召开第四届国民参政会。这是一幕摆在大炮前面的反民主的闹剧，企图用来一面诱人民上钩，一面为内战准备打掩护。

　　我党坚决同这种反革命两手政策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一方面，用各种方式揭露蒋介石准备发动内战的事实，另一方面，对第四届国民参政会采取抵制的策略。六月十六日，中央负责人发表声明指出，国民党对于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要求拒不接受，又不经任何协商，自行召开国民参政会，这完全是反民主的。而关于召开国民大会的决定，更是实行分裂和准备内战。因此，我党拒绝参加本届参政会。这个坚决抵制的策略步骤，粉碎了蒋介石企图经过参政会，拉拢中间派，逼迫我党接受所渭国民大会的阴谋。并且使国民党反动派在人民中更加陷于孤立。

　　在这一场斗争中，毛主席为新华社写了《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评赫尔利政策的危险》等评论，揭露和斥责了美帝国主义的扶蒋反共政策。毛主席指出：“假如赫尔利政策缕续下去，英国政府便将陷在中国反动派的又臭又深的粪坑里拔不出脚来，把它自己放在已经觉醒和正在继续觉醒的几万万中国人民的敌对方面。”（《评赫尔利政策的危险》)向美帝国主义提出了严正的警告，也向全国人民预告了美帝国主义与中国人民之间的矛盾的必然发展。

　　在赫尔利和蒋介石扮演双簧的整个期间，国民党军不断在向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动进攻。绥西解放区、山西的太岳区、华中的皖中区，都遭到攻击。豫西、湘鄂赣、苏浙等新解放区，更是不断受到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七月十五日，胡宗南从河南和陕西河防前线调集六个师到陕甘宁边区南线。二十一日，国民党军向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淳化县爷台山阵地发动进攻，企图夺取关中分区，控制陕甘宁。到二十七日侵占了爷台山阵地和附近的四十一个村庄。我军在党中央领导下，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给予进犯之敌以迎头痛击。八月八日夜，发起反击战，斩断了蒋军伸入解放区的魔爪，恢复了被侵占的土地，使胜利的红旗重新飘扬在爷台山上。

　　解放区军民举行全面反攻。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解放区军民经过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五年上半年的局部反攻，取得了巨大胜利。歼灭了大量敌人，恢复了很多城镇，扩大了解放区，缩小了沦陷区，给我军举行战略反攻造成了坚实的基础。解放区的一万万人民，近百万军队和二百二十余万民兵，经过整顿三风、生产运动、时事政策教育和长期的战争锻炼，政治思想觉悟大为提高，团结更加巩固，战斗力空前强大。全国性的民主运动日益高涨。这一切，都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夺取最后胜利，准备了良好的条件。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解放区军民正在加速对日反攻的步伐，准备举行全面的反攻。正在这时，八月八日苏联对日宣战。苏军进入我国东北，在我军的配合下，对日军发动进攻。抗日战争的战略反攻阶段来到了。

　　毛主席在八月九日发表重要文告《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庄严号召：“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政，密切而有效力地配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歼灭这些敌人的力量，夺取其武器和资材，猛烈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十日，延安总部发布了反攻命令，令各解放区的抗日武装部队，向敌占城市及交通要道进军，对敌伪发出通牒，限期缴出全部武装，如遇抗拒，即坚决予以消灭。十一日，又连续发出六道命令，要求晋察冀、冀热辽、晋绥、山东解放区的部队在绥远、察哈尔、热河展开进攻并向东北三省进军。其他各军区部队向各线敌军展开猛烈反攻，占领交通要道及城镇，通令敌军无条件投降。

　　在毛主席和党中央号召下，各解放区军民立即展开全面反攻。党、政、军、民进行紧急动员，将分散的部队迅速集中，发动广大群众与民兵参军参成，组成声势浩大的反攻大军。我军主力部队，在中央军委和各根据地党委的统一指挥下，向敌占主要城市和交通要道进击。地方武装与民兵，开展军事、政治攻势，围攻该区的敌、伪城镇据点，配合外线作战，各路反攻大军，连夜出动，浩浩荡荡，向敌占区挺进。沿途群众敲锣打鼓、热烈地欢送人民子弟兵。我反攻大军，在广大人民的大力支援下，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对敌伪发起全面进攻。

　　我各路大军旗开得胜，迅速解放了大片国土。冀热辽部队和其他兄弟部队，由北宁路和渤海湾自东北进军，会同东北抗日联军，在苏联红军的配合下，解放了东北广大地区。晋察冀部队向平绥路东段、平汉路北段、津浦路北段进军，解放了察哈尔省，包围了北平、天津、保定。晋绥部队向同蒲路北段、平绥路西段进军，解放了绥远、山西两省的广大地区。晋冀鲁豫部队向平汉路中段、陇海路中段进军，解放了黄河沿岸广大地区。山东部队向津浦路中段和胶济路进军，解放了山东省绝大部分地区。华中部队向沪宁、沪杭甬、浙赣、淮南等铁路线和津浦路南段、陇海路东段进军，华南抗日纵队向广九、潮汕两路进军，也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各路反攻大军，在八月十一日到十月十日的两个月中，经过激烈的战斗，毙伤俘日伪军二十三万多人，收复城市一百九十七座和国土三十一万五千二百平方公里，解放人口一千八百余万。

　　八月十四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九月二日，正式签署了投降书。中国人民经过八年艰苦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八年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英勇作战十二万五千次，消灭敌伪军一百七十多万人，建立了总人口一亿多的十九个解放区，主力部队从抗战开始时的四万多人发展到一百二十万人。人民革命力量的猛烈发展，保证抗日战争取得最后的胜利，并为夺取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准备了条件。

　　本章小结

　　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也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八年的斗争中，党坚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战胜了国民党一次又一次的反共高潮，又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顶住了美帝国主义扶蒋反共的反民主逆流，经过艰难曲折的斗争，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战胜王明的错误路线的结果。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将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送给国民党。“我党对于这样一种软弱无能的腐朽的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思想，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坚决地执行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国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政治路线，坚决地扩大了解放区和人民解放军。这样，就不但保证了我党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时期能够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而且保证了我党在日本投降以后蒋介石举行反革命战争时期，能够顺利地不受损失地转变到用人民革命战争反对蒋介石反草命战争的轨道上，并在短时期内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目前形事和我们的任务》)

　　在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系统地总结了党的历史上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进一步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更加完整地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路线、政策和策略。经过延安整风运动，毛主席所揭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规律被全党所认识，全党比较自觉地掌握了毛泽东思想，出现了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在这个基础上，以“七大”为标志，实现了全党的大团结。这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发展，为以后革命的胜利前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党在八年抗战期间，始终坚持人民战争的路线，组织和武装人民，巩固和扩大人民军队，进一步发展了无产阶级建军路线，和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经过上升、下降、再上升三个阶段，最后战胜了敌人。在这个伟大的革命战争中，发展壮大了人民的军队，为在全国范围内武装夺取政权创造了最重要的条件。

　　在抗日战争进入最后阶段的时候，中国的两个命运、两个前途的斗争尖锐起来了。但是，有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强大的人民军队，中国人民已经完全有能力克服反民主的逆流，掌握国家的命运，使之朝着独立、民主、自由、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前进。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全面胜利的前奏。

　　（原注：《新华社记者评蒋介石在宪政协进会上的演讲》一九四五年三月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