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资料：《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十四）（十五）

　　历史资料：《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十四）（十五）

　　第三章 抗日战争

　　（一九三七——一九四五）

　　第一节 全国抗战的开始。国共两党的两条对立的抗战路线

　　从“七七”到“八一三”。全国抗战的爆发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晚上，盘踞在北平城郊的日本军队，借口一名士兵在军事演习中失踪，要求进入北平西南芦沟桥边的宛平城搜索。接着，又炮轰宛平城和芦沟桥。当地中国驻军，由于受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运动的影响，不顾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的命令，奋起抵抗。

　　芦沟桥事变决不是一次地方性的事件。由于蒋介石从“九一八”事变起实行无耻的不抵抗政策，葬送了东北三省。从一九三三年春起，日军又向热河、察哈尔发动进攻。接着，国民党政府又通过卖国的“塘沽协定”、“何梅协定”，把热河、察哈尔、河北等省的主权奉送于日本侵略者。到一九三七年，河北、察哈尔、绥远等省的一部分地区已直接被日伪军占领，汉奸、日本特务、浪人，更是遍布华北各地。北平虽尚在中国军队手中，但早已陷入日伪军的三面包围之中。只有西南面尚为中国军队驻防，而位于平汉线上的芦沟桥，就成了北平唯一的一条对外通路。侵占芦沟桥，就是要完全占领华北主要中心城市北平和天津，控制整个华北，继而进犯全中国。芦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的起点。

　　（原注：热河，当时的省名，辖今河北省东北部、辽宁省西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

　　察哈尔，当时的省名，辖今河北省西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

　　绥远，当时的省名，辖今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及巴彦淖尔盟东部等地。）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是当时正在形成的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一部分。一九三一年日本侵占东北，已表明它决心要结束华盛顿会议造成的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统治中国的局面，代之以自已一国的独占。一九三三年希特勒在德国建立了法西斯专政，宣布退出国际联盟，一九三四年十二月，日本也正式宣布废弃华盛顿条约，打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凡尔赛体系。尽管这些活动都是直接对英、美、法等协约帝国主义国家的挑战，但这些国家的统治集团，却拒绝支持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反而企图把这股祸水引向东进和北上以反对苏联。一九三六年七月，在英、法等国的“不干涉政策”鼓励下，德、意法西斯对西班牙内战实行武装干涉，支持西班牙法西斯分子，发动颠覆西班牙人民阵线政府的武装叛乱。同年十一月，日本与德国结成同盟，东西法西斯魁首为了重新瓜分世界而加紧勾结起来。英、美、法等国的绥靖政策，怂恿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助长了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欲望。在一九三七年资本主义世界新的经济危机爆发前夕，日本终于悍然发动了它的新进攻。形势的发展表明，法西斯国家发动的世界大战，在英、美、法等帝国主义国家的纵容下，越来越接近于全面爆发。

　　总之，芦沟桥事变表明，日本帝国主义在蒋介石反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和英、美、法等国政府的绥靖政策之下，肆无忌惮地实行着完全灭亡中国的既定方针，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正在奋起抗战。“七月七自芦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中国本部的开始。芦沟桥中国军队的抗战，是中国全国性抗战的开始。”（《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从此，中国人民革命运动进入了抗日战争时期。

　　芦沟桥事变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号召实行抗战的宣言，指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现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宣言号召“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的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宣言鲜明地表明了党实行团结抗战方针的坚定的决心。七月十三日，延安举行了实行抗战的紧急动员大会，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共产党员和所有革命战士，完成一切必要的准备，到抗日前线去。十四日，又发布了《关于红军开赴抗日前线的命令》。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战，平津人民极力鼓励和支持华北驻军坚持抗战。各地群情激奋，纷纷要求全国动员、抗战到底。

　　但是，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态度却极端动摇。这时，蒋介石和汪精卫正躲在庐山上，召集所谓“各界闻人”举行谈话会，讨论“重要政治问题”。七月十五日，庐山谈话会开始。主持会议的国民党亲日派头子汪精卫从来是反对抗日的，这时也别有用心地不提抗战问题，把议题限制在所谓召开国民大会和制定宪法的问题上。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头子蒋介石，虽然在西安事变时被迫接受了准备实行抗战的原则，但也并不想真正实行。他想把芦沟桥事变当成地方性事件，要华北地方当局与日军交涉，准备把事变地方化，实行局部的妥协投降。但是又慑于全国人民坚决要求抗战的热潮，害怕实行妥协必然会遭到人民的坚决反对。是战还是降，在两条道路面前举棋不定。

　　对于蒋介石的这种动摇态度，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恰当的斗争。七月十七日，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等同志和国民党代表蒋介石等在庐山举行谈判。根据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和耐心的争取工作，极力督促蒋介石放弃妥协的打算，立下实行抗战的决心。为了促进国民党的转变，在谈判开始的前二天，周恩来同志代表党中央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宣布国共两党合作成立的正式宣言交给国民党，并约定和蒋介石关于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一起公开发表。由于我们党的批评、推动和督促，七月十七月，蒋介石才在庐山公开发表了准备实行抗战的声明，从举棋不定中向前走了一步，表示要实行抗战。

　　蒋介石的声明自然决不是真诚的。他一面向共产党的代表和全国人民表示要实行抗战，一面却在庐山训练班中提出了在抗日战争中“削弱共产党力量五分之二”的阴谋计划。同时，还亲自活动，企图在中国共产党内找寻他的代理人。事实表明，蒋介石虽然参加了抗战，但仍然坚持反共反人民，决不可能实行真正抗战的路线，国共两党之间必然要出现两种根本对立的抗战路线的斗争。

　　（原注：老叛徒、大汉奸陈公博以后回忆说：那时蒋介石曾专门把他找到庐山上去，问他认识一些什么共产党人，陈说：“对新进如陈绍禹等，我只闻其名，未见其面。”）

　　针对抗日战争开始后的国内政治形势，毛主席在七月二十三日发表了《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阐述了党的全面抗战路线，批判了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毛主席第一次概略地提出了党的抗日纲领，并深刻地指出：抗日战争存在着两种方针，两套办法，两个前途。共产党的方针是坚决抗战，办法是依靠人民群众，其结果就能得到民族解放的前途。国民党的方针是妥协退让，办法是压迫人民大众，其结果必将是做奴隶的前途。要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必须实行“全国人民的总动员”，“民力和军力相结合”，“政府和人民相结合”。毛主席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走我党指出的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国自由解放的道路。文章针对蒋介石片面抗战的方针，严正地指出了它的危险性，要求蒋介石“实践自己的诺言，反对妥协退让，实行坚决抗战。”这篇文章的根本思想照耀着整个抗日战争的行程。两条抗战路线的斗争从战争一开始便展开了。

　　这时，日本的灭亡中国的方针迫使蒋介石不能不勉强实行抗战。就在他继续抱着使芦沟桥事变“地方化”的幻想时，日本帝国主义已调派大量军队来中国。七月十七日，日本五相会议决定动员四十万日军侵华。七月下旬，对平津地区发动大举进攻。由于蒋介石的反动政策严重地束缚了广大人民和爱国官兵的抗战行动，北平、天津在七月三十日同时失陷。八月，敌军继续在华北扩大进攻。同时，驻上海的日军也一再制造事端。八月十三日，盘踞在上海日本租界和黄浦江中的日本陆海军，对上海发动进攻。上海的中国驻军在高涨的人民抗日热潮的推动下，实行了抗战。日军对上海的进攻，直接影响蒋介石的经济中心及其政治统治的主要基地，也直接威胁英、美等帝国主义的利益，这就使蒋介石不得不增调军队，实行对日作战。从此，全国都进入了抗日战争。

　　党的洛川会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全国性抗战的开始，结束了我们党和国民党关于应否抗战的争论。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二日，国民党政府不得不正式宣布委派朱德同志为第八路军总指挥，改编长江南北各地红军游击队为抗日军队的工作也已开始。这表明，不管蒋介石主观上是否愿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潮流已成为不可阻挡的了。但是蒋介石政府的反动政策实际上并没有改变，它不仅依然拒不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还妄想借改编红军为名，消灭人民的武装。同时，抗日战争的开始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基本成立，象潮水一样冲昏了一些人的头脑。在党内也出现了右的机会主义倾向。新的形势要求党迅速制定抗日战争时期的纲领，以实现对抗日战争的正确领导。

　　为此，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党在陕北洛川召开了有历史意义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指出：从芦沟桥事变开始，中国的政治形势已进入了实行抗战的新阶段。但是，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将给抗日战争带来严重的危险，由此可能发生许多挫败、退却，内部的分化转变，暂时与局部的妥协等不利的情况。抗战将是一场艰苦的持久战，但经过党和全国人民的努力，必能克服一切困难，取得最后胜利。并且指出，要想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须要有国民党政策的全部和彻底的转变。并且严正地督促国民党，必须抛弃单纯政府抗战的方针，实行全面的民族抗战的方针。和国民党的片面抗战相对立，洛川会议制定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即：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二、全国军事的总动员，三、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四、改革政治机构；五、抗日的外交政策，六、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七、改良人民生活，八、抗日的教育政策，九、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十、抗日的民族团结。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毛主席亲自写的宣传提纲《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中共中央正式向中国国民党、全国人民、全国各党派各界各军提出了这十大纲领，要求坚决实行，同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和错误政策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这个纲领是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在抗战时期的具体化，是实现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反对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的有力武器。

　　洛川会议的这些决定，也是同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倾向作斗争的结果。会议期间，原来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一些人，由“左”跳到右，幻想依靠国民党进行抗战，主张正规战而轻视游击战，不强调独立自主，并把抗战当成是可以速胜的。会议批判了这种倾向，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确定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战区和敌后，放手发动群众，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在敌后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在会议制定的十大纲领中，提出了“全国军事的总动员”和“设立经常的国防会议，讨论和决定国防计划方针”等项主张，要求打破国民党对军权的垄断。这就纠正了关于“建立统一的国防军”这个不明确的口号。又提出“召集真正人民代表的国民大会，通过真正的民主宪法、决定抗日救国方针，选举国防政府”，“国防政府必须吸收各党各派和人民团体中的革命分子，驱逐亲日分子”等政治主张，要求打破国民党的法西斯独裁。这就对“国防政府”的口号作了正确的解释。洛川会议的这些正确决定，实际上是对王明提出的“统一的国防政府”和“统一的国防军”等右倾机会主义口号的批判和否定。

　　由于蒋介石政府顽固地拒绝改变它的政策，坚持实行片面抗战路线和消极防御的作战方针，日本侵略者的进攻得以日益深入，国民党军队继续望风而逃。在华北战场上，侵占了平津地区的敌军在八、九月间沿着三条铁路线继续进攻。到了九月中旬以后，平汉线上的保定、津浦线上的沧州先后失陷，国民党军队向河南、山东溃逃。沿平绥路进攻的敌军，八月下旬占领南口，接着又侵占张家口，席卷察南，进入山西。九月下旬蒋阎军弃战略要地大同而逃，使关系华北全局的山西省，门户洞开。在华东战场上，虽然作战的胜败关系到国民党统治的根本，蒋介石不能不出动主力抗战，不敢狂奔溃退，但是却不要人民参加抗战，军事上又实行消极防御的错误方针，结果完全陷于被动挨打。华北和江浙地区的战局都出现了严重的危机。为了平息人民的愤怒，蒋介石不能不做出一些要团结抗战的姿态。九月二十二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第二天发表了蒋介石的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的谈话。至此，中国革命史上第二次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正式宣告成立了。

　　为了使国共两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前进，九月二十九日，毛主席发表《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一文，肯定了两党统一战线的积极意义，并且指出：伟大的抗战任务不是停止在现在状况的统一战线所能完成的。这个统一战线还需要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统一战线，是工农兵学商一切爱国同胞的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不能限于国共两党，两党的合作抗日仅是统一战线中的一部分。因此必须把广大的工人、农民、兵士、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他许多爱国同胞，发动、组织和武装起来，参加抗日斗争。这个统一战线要有共同承认和正式公布的共同纲领，要改造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成为统一战线的政府，要改造实行旧制度的国民党旧军队。在中国共产党宣告两党合作的宣言中曾指出，党承认三民主义为今日中国之必需。毛主席在文章中指出：中国确实需要在全国范围内恢复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但是，现在的问题，不是共产党信仰不信仰实行不实行革命的三民主义的问题，反而是国民党信仰不信仰实行不实行苹命的三民主义的问题。督促国民党要回到一九二七年因蒋介石的背叛而断送了的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的道路上来。以后，十月间发表的《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毛主席进一步阐明了党的这种根本没有方针。

　　八路军开赴华北作战。两个战场出现

　　当国共两党统一战线正式形成的时候，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工作也正在进行。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军委正式命令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九月十二日起又称第十八集团军)。在改编过程中克服了某些个别分子以受国民党委任（做官）为荣的新军阀主义倾向，并且和国民党的干涉进行了斗争，恢复了一度取消的政治委员制和改称为政训处的政治部的名称，坚持了中国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改编成立的第八路军共辖三个师：第一一五师以原红军第一方面军和第十五军团为主编成，师长林彪，政委聂荣臻，第一二○师以原红军第二方面军为主编成，师长贺龙，政委关向应，第一二九师以原红军第四方面军为主编成，师长刘伯承，政委张浩。九月，全军三万多人除一部分组成留守兵团，保卫陕甘宁边区外，在人民的热烈欢送声中东渡黄河，陆续进入山西，奔赴晋西北、晋东北前线，迎击日寇。

　　（原注：一九三八年一月，由邓小平同志接任一二九师政治委员）

　　这时，山西战场的形势是危急的。占领了大同的敌军骄横地向里长城一线推进，企图突破雁门关一带防线，遥指太原。国民党军继续望风而逃。九月中句，八路军第一一五师进抵平型关附近。二十五日，敌精锐部队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扬长地直进到平型关东南，被我军主力伏击。由于干部战士的英勇奋战，全歼了被围的敌军三千多人。这是抗战开始两个半月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个胜利。这一仗打破了日本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给了全国人民以很大的鼓舞。勇往直前的八路军和畏敌逃跑的国民党军成了鲜明的对照，清楚地表现了两种军队的本质不同。

　　但是，在人民军队的战略方针问题上，党内从一开始就发生了尖锐的斗争。早在洛川会议上，毛主席就明确指出，我党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八路军进军山西前线后，毛主席又在九月二十一、二十五日连续发出《关于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原则的指示》和《关于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的指示》。强调指出：我军要以分散兵力、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不能以集中主力打大仗为主，华北的一切工作都应该环绕于游击战争。但是，彭XX、林X之流却竭力对抗这个唯一正确的战略方针。他们从政治上的右倾机会主义立场出发，在军事上主张依附国民党正面战场的阵地防御，集中兵力配合国民党打大仗。林彪在平型关战役中的作成指导思想正是这样的。因此，虽然这一仗取得了战役上的胜利，并造成很大的影响，但是，在战略上则是错误的。国民党由于实行反人民的片面的抗战路线，它在华北前线的几十万军队纷纷溃不成军，很快丧失了战斗力。幻想依靠国民党军队抗战那是毫无胜利前途可言的。我军只有遵循毛主席的战略方针，不顾国民党的限制和阻挠，不接受国民党的失败主义的作战命令，大胆地放手地独立自主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敌后农村根据地，才能保证抗战的胜利前进。而集中主力配合国民党打大仗，既对粉碎日军战略进攻毫无结果可言，而又妨害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开辟根据地等这些最迫切的有决定意义的战略任务的实现。这一切说明了林彪右倾机会主义战略方针的完全错误。

　　毛主席反复批判了那种依靠国民党、集中兵力打大仗的错误方针，指挥全军执行党的正确的战略方针，“分散作游击战”，“主要地是在敌军翼侧和后方作战”。敌军突破雁北阵地之后，沿同蒲铁路线进犯忻口，威胁太原。八路军按照毛主席的方针，一面配合忻口的防御战，一面坚决地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一一五师在平型关东北收复涞源、广灵，一二○师在雁门关以北夺回井坪、平鲁、宁武。在我军的英勇奋战下，敌军由蔚县至平型关，大同至雁门关，朔县至宁武三条主要运输线被切断。一二九师一部又在十月十九日夜奇袭雁门关代县以南的阳明堡机场，焚毁敌机二十四架。一一五师另一部还越过五台山，进军冀西，收复平山、行唐、曲阳、唐县、定县、满城一带。这些胜利，是我军完全主动的独立自主地作战的结果。这种作战摆脱了对国民党军单纯防御的阵地战的依附，实际上却最好地配合了正面战场的作战。正象毛主席所指出的：“进入山西的日本军队，现在在战略上是在八路军和其他中国军队的四面包围之中。”（《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如果国民党军有正确的方针，就可以造成极有利的作战形势。

　　然而，国民党军的阵线是漏洞百出的。正当八路军在察南、雁北紧紧拖住向晋北进攻的敌军时，北面的敌军于十月中旬占据归绥（今呼和浩特）、包头，席卷绥远省。在平汉线北段，敌军于十月十日攻占石家庄，又连下邢台、邯郸，十一月初越出河北省，占领了豫北的安阳。十月下句，敌军开始由石家庄沿正太路西进，开辟了进攻太原的另一个战场。尽管我一一五师和一二九师各一部又急速驰援，并取得了不少胜利，然而国民党军却连连败退。十一月八日，对华北战场有重要军事意义的太原终于失陷了。接着，国民党军在临汾停了一个短时期后，蒋介石的中央军大部南渡黄河，逃往河南，只有一部分留在晋南的中条山一角。阎锡山的军队虽然留在晋西，但根本不对日作战，把河东千里大好河山丢弃给敌人。至此，华北战场上已基本上没有国民党的抗日力量了。

　　正象毛主席指出的那样，自太原陷落后，“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在国民党军纷纷溃逃之际，八路军坚持着山区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在晋东北和冀西发动游击战争的第一一五师一部，在聂荣臻同志领导下，十一月七日成立了晋察冀军区司令部，以五台山为中心建立了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接着一二○师在兴县地区建立了背靠陕甘宁边区的晋西北根据地，一二九师以太行山为中心建立了晋东南根据地。敌军虽然进入太原，霸占晋中，但在战略上却处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包围之中。这就造成了极为有利的形势。从此，党在这些地区放手发动群众，扩大人民武装，加强根据地建设。同时以这些根据地为基础，积极支援全华北的抗日游击战争，为广泛地发展敌后抗日根据地开辟了道路。

　　华北战场上的太原陷落时，华东战场的形势也急转直下。十一月五日，敌军在上海南面杭州湾上的金山卫登陆，迅速占领松江，威胁上海的后路。一直实行专守防御方针的国民党军队，又匆匆放弃阵地，撤退到苏州、嘉兴一线。十一月十二日，全国第一大城市上海陷于敌手。二十日，南京国民党政府慌忙发出“迁都宣言”，宣告国民政府搬到重庆，躲进西南。国民党军队在南北两战场都通到严重的失败。这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共反人民政治路线决定了的，也是他们实行畏敌避战，消极防御的军事路线的必然结果。而在广大敌后地区，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我们党依靠人民力量，发动人民战争，不断建立和扩大抗日根据地。在两条根本对立的抗战路线之下，出现了两个根本不同的战场。这种发展，贯串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中，决定着两种根本不同的中国之命运。

　　《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发表

　　抗日战争已经进行了四个月，这个伟大斗争的丰富经验，需要从政治上和理论上加以总结；抗战的新形势也要求党进一步提出正确的路线，纠正已经出现的右倾机会主义倾向。十一月十二日，毛主席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重要报告，用抗日战争初期四个月的经验总结，丰富和发展了党领导抗日战争的路线。

　　毛主席在报告中分析了当前抗战的基本趋势，是处在片面抗战到全面抗战的过渡中。强调指出：“我们主张全国人民总动员的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或者叫作全面抗战。”国民党主张的片面抗战是一定要引导战争趋于失败的，只有我党的全面抗战路线，才能达到保卫祖国的目的。毛主席分析了今后抗战的三种可能的发展方向，强调国民党既没有决心从片面抗战过渡到全面抗战，又因为害怕人民的反对而不敢公然结束抗战，代之以投降。因此，抗战与投降并存于中国，这个危险严重地存在着，这就是当时抗战形势的基本特征。

　　毛主席全面地分析了围绕着抗日战争的各种基本政治因素，指出“国内国际不许可投降主义得势的因素，占着优势。”如果把这些因素好好地组织起来，不但将克服投降和分裂的因素，也将克服停顿于片面抗战的因素。因此，从片面抗战转变到全面抗战的前途是存在的。争取这个前途，是我党和中国人民的迫切任务。

　　就是从对于形势的这种根本估计出发，毛主席在报告中提出了在党内，反对阶级对阶级的投降主义，在全国，反对民族对民族的投降主义的任务，并严肃地告诫全党，警惕把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的地主资产阶级专政和片面抗战的危险。

　　这时，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国民党实力上的优势以及它的反共阴谋活动，也由于共产党内理论水平的不平衡，许多党员缺乏第一次国共合作时的经验，以及党内小资产阶级成份的大量存在，阶级投降主义倾向已经发生，并且成了妨碍贯彻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主要障碍。为此，毛主席继洛川会议之后，再一次提出了统一战线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提醒全体共产党员，不要忘记了陈独秀投降主义路线在一九二七年引导革命归于失败的血的教训。并且，明确地指出：“在芦沟桥事变以后，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已经不是‘左’倾关门主义，而转变到右倾机会主义，即投降主义方面了。”毛主席总结了历史经验和四个月来同右倾投降主义作斗争的新经验，深刻地指出：“‘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这个原则的说明、实践和坚持，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号召全党保持我们已经取得的阵地和发展我们的阵地，加强党的组织力量，更广泛地动员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在论述反对民族投降主义问题时，毛主席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深刻地分析了我国的社会阶级阵线，指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存在着左、中、右三个不同的集团。右翼集团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它们就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大本营。他们正在、并且必将与日俱增地进行反共活动，策划分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出我党的任务是“坚决地反对民族投降主义，并且在这个斗争中，扩大和巩固左翼集团，争取中间集团的进步和转变。”这就为全党制定了反对民族投降主义斗争的根本方针，奠定了党在抗日统一战线的条件下进行阶级斗争的策略基础。毛主席深刻地指出：“在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阶级投降主义实际上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后备军。”必须反对共产党内部和无产阶级内部的阶级投降倾向。只要党克服了阶级投降主义，坚决地、并且有策略地对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抗日统一战线中的右翼集团进行斗争，民族投降主义是可以战而胜之的。

　　历史的发展完全证明着毛主席的英明论断。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战和投降两种趋向尖锐地斗争着。十一月下旬，敌军在苏嘉线上全面突破了国民党军防线，江南大片土地沦于敌手，敌军长驱苏浙皖边，准备切断南京的后路。全国人民热切要求国民党坚持抗战，蒋介石却一直没有停止对日“和平”即投降活动。早在九月间，国民党政府就向受英、美帝国主义控制的国际联盟提出了对日本的“控诉”，企求英、美等国进行“调停”。接着蒋介石的特使仆仆于世界各国，既乞怜于英、美帝国主义的庭前，也奔走于德、意法西斯的门下，妄想通过他们的“调停”结束抗战。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也各从自己的利益出发积极活动。十月下旬，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策动蒋介石政府向日本投降的谈判。蒋介石积极地加以响应。英、美等国也在布鲁塞尔召开九国公约成员国会议，企图按照有利于英美利益的方向进行“调停”。这种活动在上海太原失守之后是更加强了。不仅亲日派汪精卫之流组织低调俱乐部，千方百计推备投降，整个国民党政府全面投降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十二月初，蒋介石接见德国大使陶德曼时，竟然表示承认以日本的条件为谈判基础，并且同意“共同防共”。“和谈”消息传出后，引起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的方针和全国人民包括一部分国民党人士的继续抗战的要求，不能不使蒋介石有所顾忌。同时，日本坚决灭亡中国的方针，也使国民党政府处于非战不可的地位。十二月上旬，敌军一面在苏南两路迫近南京，一面由苏浙皖边直扑皖南，南京陷于三面包围之中。蒋介石口头上高叫“死守”，实际上在十三日于极度混乱中狼狈弃城遗逃。但是，蒋介石从英美派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利益出发，又迫于形势，不敢接受日本的招降条件。德国法西斯的诱降阴谋也就没有获得什么结果。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日本政府发表第一次近卫声明，宣告“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形格势禁，蒋介石还不能不以一个“抗战派”的面目继续鬼混下去。

　　毛主席关于抗战和投降并存于中国的论断，预见了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形势演变的基本特征。在这整个时期中，蒋介石与日本帝国主义的暗中勾结从没有断绝过。他之所以终于不敢公开实行投降，中国共产党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坚持进行反对民族投降主义，并在党内坚持反对阶级投降主义的斗争，是一个决定性的条件。

　　第二节 反对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斗争

　　新投降主义路线的形成

　　毛主席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明确地提出反对民族投降主义和阶级投降主义的问题之后，原来担任党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王明从海外归来，到了延安。他不仅不接受毛主席的告诫，站到党的正确路线上来，反而摆出一付钦差大臣的架子，反对党的正确路线。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九日，他在党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不仅不批判蒋介石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反而降低共产党的原立场，说国民党政府已成为统一的“国防政府”，统一的“国防军”已经“开始建立”，甚至还说“人民开始有充分的民主自由”，说这是“无可争论”，“不可否认之事实”，竭力鼓吹将边区政府和人民军队“统一”于国民党。在这个会议上，

　　他极力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要把它当成党的口号，提出了他的阶级投降主义的纲领。于是，早已由王明煽惑起来的右的机会主义倾向，终于形成为一条新的投降主义路线，妄图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以后，王明到武汉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的职务。

　　这时，国民党刚刚丢掉了南京，武汉成了国民党区域的事实上的军政领导中心。由于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坚持抗战，反对投降，蒋介石也只得扬言继续抗战，并且在继续反共、反人民的同时，也不得不做出一些民主团结的姿态。于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少数地方取得了一定的公开合法活动的条件，在武汉公开出版了党的机关报刊。这是长期斗争的结果，是在国民党统治区中广泛开展抗战工作的有利条件。同时，自一九三七年十月二日国民党政府不得不正式公布了建立国民革命新编第四军(即新四军)的命令之后，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的改编工作，在我们党的领导下也正在积极进行。江南各地的红军游击队编为第一、二、三支队，共六个团。江北各地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第四支队，共三个团。一九三八年一月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正式成立，以叶挺为军长、项英为付军长。同时建立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受长江局领导。这是发展华中和江南敌后游击战争的强大的力量。这一切造成了长江局开展工作的极其有利的条件。

　　（原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一日《群众》周刊创刊，次年一月十一日《新华日报》创刊）

　　但是，王明把党委托给他的领导岗位，当成了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据点。他一到武汉，就超越他的职权，冒用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在十二月二十五日发表《中共中央对时局宣言》，提出六点投降主义主张，公然同毛主席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相对抗。他实行“一切联合，否认斗争”，抹煞国民党实际上并没有停止反共活动的大量事实，把“巩固国共两党的亲密合作”当成是“中心环节”，他背弃党的独立自主地发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主张，要求组成“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的“统一的国民革命军”。他背弃我党关于改组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为各抗日阶级联盟政府的主张，提出了“充实和加强”国民党政府的方针，要各党派的代表参加国民政府。二十七日，他又抛出《挽救时局的关键》一文，更加系统地宣扬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他完全放弃无产阶级的原则性，混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原则区别，说两党都是“中国一大部分优秀进步青年的总汇”。甚至掩盖人所共见的事实，奴颜婢膝地代国民党辩解，硬说它“没有什么法西斯蒂派”。他把持长江局的领导，把它变成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独立王国。

　　王明不仅在他主管的工作中推行投降主义路线，而且还极力要用这种路线干扰党中央的工作。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一日，晋察冀边区在阜平召开辖境三十九个县的军政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正式成立边区政府。十四日向全国发了通电。这是新开辟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第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政权，是我党我军的重大胜利。革命政权的发展自然是蒋介石国民党十分忌恨的。王明充当蒋介石、阎锡山的代言人，二十八日竟然打电报给中央，反对用边区名义，并认为，这种事应“由阎批准，再经过阎呈报中央（指蒋）”。这种表演，既暴露了他的投降主义者的真面目，也反映了他企图向全党推行这条路线的野心。

　　一九三八年三月初，党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讨论抗战形势和如何争取抗战胜利等问题。十一日，王明又自行发表《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一文，把他的机会主义主张冒充成会议的一致意见，妄图鱼目混珠，把投降主义路线强加给全党。在这篇反党黑文中，他在一系列重要问题上进一步发展了他的错误路线。在军事上，他提出了所谓“普遍地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反对独立自主的游击战的战略方针。他继续鼓吹“建立统一的国家军队”的荒谬主张，甚至要求实行“统一编制”和“统一作战行动”，把原来就提出的五个“统一”扩大到七个。在建立敌后抗日政权问题上，他主张要“事先征得”国民党的“同意和批准”，坚持他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他更进一步向国民党“提议”，要他们在全国范围内从上到下地设立“统一领导机关”来“组织群众”，同时要我党领导的群众团体自动“向政府机关登记，并接受政府的领导”。把群众组织完全纳入国民党的控制之下。这些谬论把他的投降主义路线发展到更加恶劣的程度，并制造了代表党中央的假象，带上了更大的欺骗性，妄图达到他篡夺全党领导权的野心。

　　由于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王明投降主义路线没有在全党取得统治地位。但是，它却暂时控制了一部分地区的工作。这条路线的推行，无论对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还是对国民党统治区统一战线工作的发展，都造成了相当严重的危害。

　　发展敌后游击战争与两条路线斗争

　　自从太原失陷，国民党遗逃，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在整个华北战场上进入主要地位之日起，伟大领袖毛主席胸有全局，立即指挥八路军，排除彭德怀、林彪之流的干扰，广泛开展游击战争，适时地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在不过半年多的时间中，很快地完成了战略展开的任务，使华北战场的抗日力量有了一个迅猛的发展，造成了极其有利的形势，为进一步发展游击战争和坚持长期抗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晋察冀地区，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下旬到十二月间，粉碎了敌军对新创建的根据地的第一次围攻，收复了晋北、冀西、冀中、察南五十多个县。一九三八年春，八路军一个支队向东挺进，创立平西根据地，前锋深入到北平西郊的西山一带。冀中地区，在七七事变以来广泛的起义和游击战争的基础上，建立了广阔的平原游击战根据地。一九三八年四月，成立了冀中抗日民主政权。六月，八路军一个支队又挺进到平北和冀东，配合党的地方组织发动的大规模农民起义，开辟了冀东根据地。这种战略展开，对于平汉路北段、平津地区的敌军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并造成了我军向长城以北发展的有利形势。

　　在晋西北地区，由贺龙同志率领的八路军一二○师迅速开展了游击战争，创建了抗日根据地。一九三八年三月，日寇乘我军开赴同蒲路作战之时机，调集万余兵力，占据了宁武、神池等七个县。一二O师主力星夜赶回，激战二十多天，打退了日寇的进攻，全部收复七县。在这同时，又开展了吕梁山地区的游击成争。同年八月，一二○师一个支队北出绥远，越过平绥铁路，进入大青山地区，和当地的抗日武装会合，在绥东、绥西、绥南直到察哈尔广泛发动游击战争，开辟了大青山根据地。以后，这里和晋西北统称为晋绥抗日根据地。八路军深入塞外的草原和沙漠，对推动内蒙古少数民族的抗日斗争起了极大的作用。

　　在晋东南地区，由刘伯承、邓小平同志率领的一二九师多次粉碎了敌军的进攻，包括一九三八年四月的三万多敌人的九路围攻，巩固了太行山根据地。在开辟晋东南区的同时，一二九师多次派出部队挺进平汉路以东的冀南地区和冀鲁豫大平原，开辟了两个根据地，广泛发展人民武装，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一九三八年二月，冀南地区召开了军政民代表大会，八月，正式成立了冀南行政主任公署。这些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为以后成立统一的晋冀鲁豫解放区奠定了基础。由冀南向东挺进的我军，还越过津浦路，与鲁西北和津南地区的地方党组织会合，在冀鲁边开展了游击战争。这和冀鲁豫一道，为八路军支援山东抗日游击战争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在山东，从一九三七年底起，在党的领导下，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一九三八年一月至五月间，迅速在全省十几个地区建立了抗日阵地，为建立根据地创造了条件。五月以后，毛主席指示调派大批干部支援山东，并指定八路军派遣主力部队一部进入山东，作为人民武装的骨干。全省人民武装到一九三八年秋发展到四万多人，九个支队，组成了八路军山东纵队，并在胶东的蓬莱、黄县、掖县等地，首先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这就为建立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山东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在整个华北战场上的迅速展开，与国民党战场适成鲜明的对照，开辟了依靠人民的力量战胜武装到牙齿的日本法西斯的前景。这极大地鼓舞了全世界正在为反对日益疯狂的法西斯势力而斗争的人们，为中国人民争得了广泛的国际同情和崇敬。一九三八年中，国际无产阶级和青年学生组织的代表团纷纷来到中国，一些国际主义的朋友积极来中国参加敌后抗日工作。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加拿大和美国共产党人白求恩同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在一九三八年四月来到中国，并且参加八路军，把宝贵的生命献给了中国人民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伟大事业。

　　和华北战场上的发展比较起来，华中和江南的抗日游击战争，却由于受到王明路线的干扰而迟缓得多。新四军编成之后，直到一九三八年四月，第一、二、三支队陆续到皖南岩寺一带集中，军部也才进驻皖南。这时，国民党阴谋把新四军限制在一个狭小的防区中，企图借敌军之力，收“反共”之效。项英却执行王明的投降主义路线，拒绝东进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方针。停在皖南，背靠国民党，面向敌军正面战线，等候“点验”，还幻想国民党会向我军发枪。那时，由于国民党在宁沪地区的溃败，江南大好河山沦于敌寇铁蹄之下，急待我新四军挺进敌后，发动人民进行抗日战争。但是项英不及时进兵江南，坐令国民党戴笠系统的特务在那里编组了反共的忠义救国军，使以后敌后游击战的发展增加了许多困难。同时，皖南我军几乎像处于刀俎之间，使蒋介石、顾祝同的借刀杀人之计有实现的可能。继续这条错误路线，是会给新四军和整个华中抗战造成极大危害的。

　　毛主席对项英推行的错误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四月中，党中央一再电促迅速组织东进。项英到四月底仍只派了一支只有一个侦察连的先遣部队进入江南。五月四日，毛主席致电项英，切责他迅速组织主力部队跟进，开辟大茅山根据地。并且从广阔而高度的全局出发，指示项英准备进军苏州、吴淞地区，和分兵渡江进入江北。自此以后，新四军第一、二支队才在陈毅同志统率下东进江南，执行毛主席的战略方针。六月在镇江以西首战告捷，“脱手斩得小楼兰”。以后，逐渐开创了以大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根据地。但仍留在皖南的项英依然站在王明路线立场上。江北的第四支队，也由于当时支队领导的错误而迟滞不前。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仍在进行。

　　为了批判王明的错误的军事路线，从政治上和军事上分清两条军事路线的界限，使全党充分认识人民游击战争的伟大意义，毛主席在五月中写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毛主席指出：由于中国抗日战争的进步性，由于有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参加，抗日游击战争不是小规模的，而是大规模的，并且不仅有战术的配合作用，而且有重大的战略作用。游击战争主要地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作战，而是在外线独立自主的作战。游击部队不仅要担负作战任务，而且还必须担负起发动和组织群众，建立和巩固抗日根据地的伟大战略任务。在整个战争过程中，游击队和游击战争本身也将逐步向正规部队和正规战争发展。毛主席还论证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原则，在游击战争中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基本方针，和实现从游击战到运动战的转变等重要问题，提出了抗日游击战争的全部战略纲领。

　　毛主席关于游击战争的伟大理论，给了全党以战胜王明右倾投降主义军事路线的理论武器。它指导着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发展的全过程，使我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沿着正确路线胜利发展，保证抗日战争在我党领导下胜利前进。

　　《论持久战》的发表

　　国民党统治集团在南京失陷之后虽然不能不宣称继续抗战，实际上恐日病依然在严重发展，亲日派汪精卫集团放肆地鼓吹“亡国论”，甚至公然说什么“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蒋介石一伙，一面暗自散布失败主义的亡国论，一面又幻想不要多久，国际形势变化，就可以取得胜利，鼓吹“速胜论”。两种错误思想一起威胁着抗日战争的坚持和发展。

　　（原注：周佛海：《回顾与前瞻》见《时代文选》第五十六期）

　　这两种谬论，是随着正面战场上形势变化而交互起伏的。南京陷落之后，敌军沿江西上，有向安庆进攻之势。国民党紧张地在武汉疏散人口，准备逃命。稍后，敌军停止西进转而由山东和安徽南北两面向徐州夹攻，企图打通津浦铁路，连接南北两个战场。国民党集中重兵困守徐州。在很长一个时期中，亡国论是主要邪风。一九三八年三月，在鲁南台儿庄一个战役中，国民党集中主力四十万，消灭了日军七千人，造成了被大吹大擂了一段时间的所谓“台儿庄大捷”。这时，“速胜论”的鼓吹就热闹起来了。亲蒋的《大公报》说什么“这一战就是敌人的最后挣扎，我们胜利了，日阀就在精神上失了立场，只有静候来审判”。他们鼓吹“速胜论”的真正目的，是拒绝实行政治改革，坚持反动的片面抗战路线。就在这种吹嘘声中，国民党在三月二十九日举行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选蒋介石为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他们拒绝和各党派一起制定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却通过了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和片面抗战路线的《抗战建国纲领》。同时，逐渐加强法西斯统治，以压制强烈地要求坚持抗战和实行民主的人民。

　　台儿庄之战以后不久，由于国民党自始至终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敌军在徐州以西的陇海路上突破防线，威胁徐州守军的后路。结果，国民党的吹嘘言犹在耳，几十万大军却在五月十九日从徐州狼狈撤退，使敌人达到了打通南北战场的战略目标。接着日军准备进攻武汉。国民党以自己军事上的惨败戳穿了他自己吹起来的“速胜论”的肥皂泡。“速胜”既不可能，于是又倒向了亡国论。反动派中的亡国论的调子就又流传起来了。

　　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实质上也是崇信“速胜论”的。他宣称“南京军队表现他们能抵御日本机械化部队从海空各方面的攻击”，而对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则诬蔑说：“现在大家都喊游击战，好象有了游击战什么都不成问题似的”。在党的工作中心问题上，他一贯对抗毛主席和党中央关于把工作重心放在战区和敌后的指示，坚持放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大城市，醉心于合法运动，致力于拉拢国民党的上层人物。五月二十二日，中央在《关于徐州失守后华中工作的指示》中明确指出：华中工作的中心应由城市转入农村，应不惜武汉的城市工作部分地受到损失，而要派主要干部、动员大批工人、学生、革命知识分子到农村去，武装民众，准备和发动游击战争。但是王明顽固地拒不执行，一直坚持他的城市中心论。王明不相信人民的力量，毫无做艰苦的发动人民战争、保障抗战胜利的战略思想，却幻想依靠国民党的数百万军队来取得“速胜”。

　　（原注：王明：《苏联社会革命二十周年与中国人民的对日抗战》（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二日）

　　王明：《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之理论与实践》一九三八年）

　　为了批判“亡国论”和“速胜论”，阐明抗日战争的规律和党的路线，毛主席自五月二十六日到六月三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连续发表讲演《论持久战》。这部伟大的著作全面地总结了抗战以来的经验，科学地分析了抗日战争所处的时代特点和中日双方的政治、经济、军事情况，精辟地论证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必定属于中国的问题。不仅彻底批判了“亡国论”和“速胜论”，而且系统地阐明了党的革命路线，清楚地指明了夺取抗战胜利的道路。

　　毛主席用深刻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分析了中华民族和日本帝国主义这一对主要矛盾，揭示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毛主席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中日双方有互相矛盾的四个特点：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失道寡助我得道多助。从全部敌我因素的相互关系来看，日本的长处是暂时的，而且可因我的努力而使之削弱，日本的短处是基本的，而且可因我的努力而使之扩大。我国的短处是暂时的，并且可因自身努力而克服，我国的长处是基本的，并且还会因不断努力而加强。日本的长处和中国的短处，决定了中国不能速胜，中国的长处和日本的短处，决定了日本必败，中国必胜。根据这些分析，毛主席英明地指出，随着敌我力量的消长，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就是我们的结论。”这种完全科学的结论，十分令人信服地彻底地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给了人民以坚定的胜利信心。

　　在论述怎样进行持久战和怎样夺取最后胜利时，毛主席深刻地阐明了人民战争的思想。“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坚持持久战的过程也就是动员人民，组织人民，武装人民，在长期斗争中逐步削弱敌人，扩大自己，转变敌我强弱对比，最后打败日本侵略者的过程。并且强调指出：“革命战争是一种抗毒素，它不但将排除敌人的毒焰，也将清洗自己的污浊。”只要我们坚持人民战争的路线，那就不仅可以制敌人于死命，而且还必然要打出一个新中国。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地批判了王明幻想依靠国民党军队取得胜利的错误，也以无限信赖人民群众力量的无产阶级世界观武装了全党和广大人民。

　　但是，顽固地站在错误路线立场上的王明，不但不接受这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教育，反而极力加以抵制。他拒绝在受他控制的《新华日报》上发表这篇光辉著作，连摘要地、分段地发表都不同意。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受他把持的地区中依然不能贯彻执行。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反对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斗争

　　一九三八年六月初，敌军开始北起陇海线、南至长江两岸向武汉大举进攻，北面的开封和南面的安庆先后相继失陷。这时，王明依然拒不执行毛主席、党中央三令五申要准备和发动中原、华中游击战争，坚持持久战的指示，擅自在武汉宣布战略的中心是“保卫大武汉”，向蒋介石提出所谓政治军事保障计划，向陈诚保证把民众力量统一到武汉卫戍工作中去。但是，当敌军步步进迫，亟需动员人民支援战争的时候，蒋介石却指使陈诚下令解散共产党领导的青年群众团体民族解放先锋队、蚁社和青年救国团。这时，敌军南北五路，全线进攻。国民党在前方节节败退，在后方文恬武嬉，只知全力压制人民。九月中旬，敌军占领了田家镇，长江已无险可守。自南京失陷后就成为国民党统治区政治中心的武汉已经危在旦夕。事实清楚地暴露了王明投降主义路线的错误。

　　在抗日战争和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这个重要时刻，一九三八年十月，党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讨论抗日战争即将进入新阶段时所面临着的各项重大问题，以保证全党沿着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前进。

　　在这次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上，毛主席代表政治局作政治报告，总结了党在五中全会以来的五年，特别是抗日战争开始后十五个月以来的工作。毛主席论述了必须用长期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支持长期的抗日战争，特别着重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问题，强调既要坚持统一战线，又要坚持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统一战线中是有严重的阶级斗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是一个事实，有些人否认这种事实，否认阶级斗争的存在，这是错误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忘记了阶级斗争，被人抹煞或自己抛弃了党的独立性，那就会破坏团结对敌的总方针。这些指示再一次强调了抗日战争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也规定了党在统一战线中的又团结又斗争的策略原则。

　　为了正确地贯彻党的路线，毛主席强调要学习我党十七年来反对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斗争的经验，正确地进行党内两条战线的斗争。并且严正指出：在反倾向斗争中要注意反对两面派的行为。毛主席还着重强调了学习的重要性，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敢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中图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并且特别指出党的中央委员和高级干部尤其应当加强研究，号召全党来一个学习竞赛，以便完成历史赋予我党的艰巨的任务。

　　这个报告虽然并没有直接点王明的名，却深刻地触痛了他的神经。他大要两面派手法，在十月二十日又作了一次又臭又长的发言，表面上同意中央政治报告，实际上继续鼓吹“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谬论，顽固地对抗党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因此毛主席在会议结论中又进一步驳斥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谬论。十一月五日，毛主席着重地论述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那时，虽然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已经形成，但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甚至不容许有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经过我党一年多坚持争取民主的斗争，国民党不得不在一九三八年七月召开了国民参政会。但是，这不过是国民党控制下的一个谘询性质的机关，共产党只能以“文化团体”的名义参加。在这种情况下，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是完全不切实际的。毛主席指出，“我们提这个口号，如果是要求国民党‘一切’都要‘经过”我们同意，是做不到的，滑稽的。如果想把我们所要做的‘一切’，均事先取得国民党同意，那么，它不同意怎么办？国民党的方针是限制我们发展，我们提出这个口号，只是自已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是完全不应该的。”（《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王明坚持“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实际上就是一切经过国民党，一切服从国民党，彻底实行阶级投降主义。毛主席针锋相对地指出，“我们应该大大地反对投降主义”，“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战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

　　六日，毛主席又针对王明轻视武装斗争、反对发展人民军队和抗日根据地，妄图将我军“统一”于国民党的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路线，着重论述了战争和战略问题。毛主席指出：“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其他一切，例如民众的组织与民众的斗争等等，都是非常置要的，都是一定不可少，一定不可忽视，但都是为着战争的。”(《战争和战略问题》)我国革命的历史经验证明，离开了准备武装斗争和直接或间接地配合武装斗争，民众的组织和斗争就不能真正发挥革命的作用。王明在武汉搞的那点合法组织，本来就起不了多大作用，国民党一禁止，就全垮了，就是深刻的教训。由此可见，紧紧地掌握无产阶级的兵权，是决定党和人民的命运的大问题。毛主席教导全党：“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决不能争，再也不要学张国表），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现在是民族抗战，还要争民族的兵权。在兵权问题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点东西。”(《战争和战略问题》)

　　这时，华南和华中战场的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十月十一日在广东大亚湾、大鹏湾一带登陆的敌军，一路无阻地陷惠阳，下增城，国民党军不战而溃。十月二十一日，国民党未经抵抗就把华南最大城市广州让给了敌人。接着，被高唱入云要“誓死保卫”的“大武汉”，也在二十五日未经激烈战斗就陷于敌手。广州，武汉的先后陷落，更充分地证明了王明路线的谬误。根据战争形势的变化，六中全会调整各地中央代表机关的设置，撤消了原设在武汉的长江局，另在重庆设立南方局，在华中敌后设立中原局，改原由长江局领导的东南分局为东南局。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最后通过了毛主席的政治报告和结论，批准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正确路线。又在组织上束了王明把持一部分地区领导权的状况，基本上克服了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全会重申了党的纪律，规定任何党员个人未经中央同意不得以党的名义发表宣言和文章。全会对王明路线的批判，保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