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资料：《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11）（12）（13）

　　历史资料：《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十一）

　　这个协定实际上承认日本占领我东北三省和热河，并把冀东划为日寇可以“自由行动”的非武装区，使整个华北放置在日军的监视之下。一九三五年，日寇又发动了“华北事变”。五月，日本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华北统治权的要求，同时调集大量军队侵入关内，以武力相威胁。六月，国民党政府在华北的代表何应钦，与日寇华北驻屯军头目梅津美治郎签订了所谓“何梅协定”，接受日寇的无理要求，使我国在河北和察哈尔的主权大部丧失。十月，日寇在河北省的香河，指使汉奸暴动，占据了县城。十一月，日寇进一步策动汉奸进行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国民党政府也指派宋哲元等组成“冀察政务委员会”，以适应日寇“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

　　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形势下，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吞并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向全国人民揭露了日寇“要把全中国变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的侵略野心，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组织起来，拥护与参加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反蒋的战争！”十一月二十八日，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又联名发表了《抗日救国宣言》，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号召全国一切愿意抗日的政治派别、武装部队、社会团体和人民群众，广泛地联合起来，进行抗日反蒋的斗争。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中国共产党的号召，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十二月九日，北平学生一万多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了轰轰烈烈的示威游行，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爱国口号。反动政府出动大批军瞥，举着大刀、水龙前来镇压。赤手空拳的学生，同反动军警进行了英勇的搏斗。在十二月十六日“冀察政务委员会”推备成立的那一天，北平的学生、市民三万多人再次举行示威，迫使“冀察政务委员会”不得不延期成立。北平学生的抗日爱国行动，得到了各地人民群众的热烈响应。天津、上海、南京、杭州、广州、武汉、长沙、太原、开封等地学生，纷纷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示威游行，表示声援。爱国的民主人士和社会名流，也发表通电、宣言、谈话、赞扬学生的爱国行动，要求停止内战，武装民众，一致抗日，并成立各界救国会，出版救国刊物。全国人民一致反对蒋介石政府的卖国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响遍全国。“一二九”运动中的先进青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于一九三六年九月成立了革命青年团体——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一二九”运动标志着新的民族革命高潮的到来，开始了中国革命的新时期。

　　在革命形势从国内革命战争到民族革命战争急剧转变的关头，我们党迫切需要制订新的政治策略方针，以指导革命向前发展。“九一八”以后，王明“左”倾关门主义者没有实行这个策略的转变。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统治，建立了以毛主席为首的新的中央领导。但是，由于当时军事形势非常紧急，还来不及彻底清算王明“左”倾关门主义的政治策略方面的错误。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毛主席进一步系统地解决了党的政治策略路线方面的问题。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党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批判了以王明为代表的“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左”倾关门主义，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

　　二十七日，毛主席根据中央决议，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总结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以来中国革命的经验，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路线和政策，彻底地批判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

　　毛主席在报告中，首先对“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政治形势的变化，作了深刻的阶级分析。当时形势的基本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这个变化，变动了中国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扩大了民族革命营垒的势力，减弱了民族反革命营垒的势力。在这种政治形势下，工农阶级有可能重新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革命统一战线。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地主阶级那样多的封建性，没有买办阶级那样多的买办性，在殖民地化威胁的新环境之下，其左翼有参加抗日斗争的可能，其他部分则有由动摇而采取中立态度的可能。即使在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也不是完全统一的，这是许多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环境所造成的。当斗争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时候，美国以至英国的走狗们是有可能遵照其主人的叱声的轻重，同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暗斗以至明争的。当时时局的特点是，新的民族革命高潮的到来，中国处在新的全国大革命的前夜。时局的另一特点是，帝国主义还是一个严重的力量，革命力量的不平衡状态是一个严重的缺点，要打倒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这两种特点都要求我们适应情况，改变策略，改变我们调动队伍进行战斗的方式。“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

　　要建立抗日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就必须彻底批判王明“左”倾关门主义的策略。王明“左”倾关门主义者认为革命的力量要纯粹又纯粹，革命的道路要笔直又笔直，这种观点是完全不对的。毛主席指出：“革命的道路，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活动的道路一样，总是曲折的，不是笔直的。革命和反革命的阵线可能变动，也同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可能变动一样。”道路是曲折的，在曲折的斗争中前进，这是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中国无产阶级要取得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不仅需要有坚固的和可靠的同盟军，而且还需要争取一些动摇的和不可靠的同盟军。“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在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如果不用统一战线的策略武器去射击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这个最中心的目标，就会脱离广大的人民群众，而把自己孤立起来。其结果是“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采。所以，王明“左”倾关门主义在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忠顺的奴仆。“关门主义的所调‘纯粹’和笔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向之掌嘴，而日本帝国主义则向之嘉奖的东西”。

　　要建立抗日民族革命统一战线，还必须善于利用反革命营垒中的矛盾。旧中国是许多帝国主义互相争夺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各帝国主义都豢养了自已的一批走狗。走狗虽属一类，却有大狗小狗饱狗饿狗之分，又有亲日派与亲英美派之别。反革命营垒中的这种矛盾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无产阶级应该运用统一战线的策略武器，把敌人营垒中被裹胁的人们，过去是敌人而今日可能做友军的人们，都从敌人营垒中和敌人战线上拉过来，集中力量去打击当前最主要的目标。实践证明，“只有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关门主义的策略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我们一定不要关门主义，我们要的是制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死命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

　　为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主席在报告中还提出了以人民共和国的口号来代替工农共和国的口号。人民共和国仍然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为主体，同时容纳其他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阶级和政治集团。报告并规定了人民共和国的基本政策。毛主席在批判“左”倾关门主义错误的同时，又着重指出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革命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毛主席说：“共产党和红军不但在现在充当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人，而且在将来的抗日政府和抗日军队中必然要成为坚强的台柱子”。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在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即将形成的时候，毛主席就及时提醒全党要注意担负起批评同盟者、揭破假革命、争取领导权的责任，警惕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复活。毛主席的这个重要报告，从政治上武装了中国共产党人，为我们党制定了民族革命战争的正确路线。

　　红军的东征与回师。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瓦窑堡会议后，毛主席领导全党为争取国内和平，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了巨大的努力。

　　一九三六年一月，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等发出了《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重申党的抗日主张，呼吁停止内战，表示希望首先同东北军实现停战，并欢迎一切愿意抗日的人们到陕甘根据地来协商共同抗日的办法。二月，毛主席亲自率领红军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进入晋西晋中地区。红军在这个地区发动群众，进行抗日宣传，没收汉奸、恶霸地主的土地财产，分配给广大贫雇农，并且成立了抗日救亡组织，迅速发展了部队。但是，正当抗日先锋军占领同蒲铁路，准备东出河北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的时候，蒋介石却派了十个师以上的兵力进入山西，协同阎锡山阻拦和围攻红军出师抗日，同时又命令国民党东北军、西北军向陕甘革命根据地发动进攻。为了保持抗日实力，促进统一战线的建立，红军决定回师河西，以示团结抗日的诚意。五月五日，工农民主政府和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要求国民党政府“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的具体办法”。

　　由于日本继续向华北进攻，英美帝国主义为了保护它们的在华利益，开始改变对日本的态度，并给蒋介石政府的对日政策以深刻的影响。日本的进攻也威胁到蒋介石的统治，使日蒋的矛盾尖锐起来。这种情况表明，在中日民族矛盾急刷上升，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蒋介石政府有参加抗战的可能。根据这一估计，我们党从回师通电开始，采取了“逼蒋抗日”的政策，加强了对国民党的分化和争取工作。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五日，我党中央又致书国民党中央，揭露与批判了国民党对日寇退让、妥协、丧权辱国的言论与行动，同时建议两党派出全权代表，“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以期迅速订立抗日救国的具体协定”。为了团结抗日，信中将人民共和国的口号改为民主共和国的口号。

　　我党采取的这一系列重大的政治行动和策略，迅速扩大了党和红军在全国的政治影响，调动了各种抗日力量的积极性，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高潮的发展，加速了国民党营垒的分化。一九三六年二月，上海、天津各日本纱厂先后罢工，响应抗日运动。十一月至十二月，上海的日本纱厂和中国纱厂共二十六个厂，四万五千余工人，举行反日大罢工。十二月，青岛各日本纱厂工人，为响应上海工人的斗争，也全体罢工。一九三六年五月，各地抗日救国会组织的代表在上海开会，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有很多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参加。会议通过了《全救成立大会宣言》和《抗日救国初步纲领》，指责国民党政府“置外侮于不顾”，“以内战手段排除异已”，提出了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一致抗日的要求。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日寇及伪军进攻绥远，驻绥远的国民党军队在人民抗日运动的影响下，不顾国民党政府的命令，奋起抵抗。全国各地抗日民主运动迅猛发展，整个形势向着有利于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向转变。这个转变的枢纽就是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当时，驻在西安的以张学良为首的国民党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国民党第十七路军，在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教育和感召下，在工农红军和人民抗日运动的推动下，联合起来反对蒋介石的对日妥协对内用兵的反动政策，要求迅速停止进攻红军，联共抗日。蒋介石加以拒绝，而且更加倒行逆施，积极布置“剿共”军事，并在西安屠杀抗日青年。于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在临潼拘捕了蒋介石，这就是轰动一时的“西安事变”。

　　事变发生后，国民党亲日派和汉奸、托派互相勾结，散布谣言，乘机制造混乱。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调兵遣将，派出大批军队由洛阳进至潼关一带，准备进攻西安，还计划出动飞机炸死蒋介石。他们的目的是企图煽动大规模的内战，破坏全国抗战局面的实现，借以制造日本灭亡中国的有利条件，并取蒋介石的地位而代之。国民党内亲英美派宋子文、孔祥熙等，则主张南京同西安之间进行谈判，和平解决事变，以维护蒋介石在国民党的地位和英美帝国主义的在华利益。

　　在这种情况下，事变的发展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新的内战爆发，全国抗战推迟实现，一种是内战由此结束，全国抗日统一战线早日建立。因此，西安事变的正确解决成了当时时局发展中的关键。

　　在我们党内，张国焘等人由于对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始终表示怀疑，事变发生后，他们就主张杀掉蒋介石，“打出潼关去”，进攻国民党部队。这种主张，正是日寇与国民党亲日派所欢迎的。毛主席从革命的根本利益出发，正确分析了事变的性质前途，坚决反对了这种错误主张，采取了在有利于抗战的前提下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英明决策。当时我们党的方针是：（一）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求得和平解决。（二）联合南京政府的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推动它走向抗日的立场。（三）给张学良、杨虎城以军事上政治上的援助，使之实现抗日的主张。（四）同时，充分作好打退南京亲日派“讨伐军”进攻的准备。

　　十二月十六日，党中央派周恩来同志等赴西安参加谈判。十九日，党中央发出通电，向南京国民党政府指出：“以目前大势，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无非自速其亡！”建议以“团结全国，反对一切内战，一致抗日”为基本纲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在毛主席的正确方针指引下，经过种种艰巨的斗争，蒋介石被迫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条件，西安事变得到了和平解决。

　　十二月二十六日，蒋介石回南京途中，在洛阳发表了一个内容含糊曲折的所谓《对张杨的训词》。他迫于形势，不得不接受我党的抗日主张，开始转变其十年反共内战政策，但又要坚持专制独裁，极力掩盖西安事变的真相。针对蒋介石的两面政策，十二月二十八日，毛主席发表了《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严正指出，蒋介石的出路，只有“一洗国民党十年反动政策的污垢，彻底地改变他的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的基本错误，而立即走上联合各党各派一致抗日的战线”。“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如果蒋介石还要在抗日问题上徘徊，推迟其诺言的实践，那末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势必将他席卷以去。毛主席的这个声明，击中了蒋介石的要害，迫使蒋介石向着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向转化。

　　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五日，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三中全会。我党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极推动国共两党的合作，于二月十日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了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五项要求是：停止内战，实行民主自由，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迅速准备抗日和改善人民生活。四项保证是：停止武装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工农民主政府和红军改变名称，在革命根据地实行普选和停止没收地主土地。在我党的坚决斗争下，在全国人民抗日民主运动的压力下，国民党三中全会终于否决了亲日派汪精卫提出的“剿共”降日的政治决议案，通过了一项实际上接受国共合作抗战的提议的决议案。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基本上实现了。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的召开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战胜王明“左”倾关门主义路线的结果。这时，从全党范围来说，王明“左”倾关门主义的恶劣影响还没有彻底肃清，仍然是党内的主要错误倾向。但在同时，国共两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建立，党内的右倾投降主义倾向也开始抬头了。

　　在新的形势下，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王明，适应资产阶级的需要，从极“左”跳向极右。一九三五年七、八月间，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王明就暴露了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一九三五年底瓦窑堡会议后，他继续在国外发表了《抗日救国政策》等文章，鼓吹阶级合作论，否认统一战线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主张建立在国民党领导下的“国防政府”和以国民党军队为中心的“抗日联军”。

　　一九三六年春，叛徒、内奸、工贼XXX从革命根据地到达国民党统治区，在天津窃据了党的北方局的领导职位，竭力贩卖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他热衷于走上层路线，搞合法主义，主张对蒋介石政府“委曲求全”、“卑躬屈节”，贯彻了一条错误的白区工作路线。八月，他又指使薄XX等几十个人在监狱中叛变自首，结成了一个隐藏在党内的叛徒集团。

　　因此，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逐步建立，坚持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问题，已经迫切地提到党的面前了。为了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准备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到来，牢牢把握党在抗日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一九三七年五月，在延安举行了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会上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系统地分析了从“九一八”事变特别是华北事变以来的新形势，总结了这一阶段革命运动的新经验，指出“争取和平”的阶段已经过去，新的任务是用争取民主去巩固和平、实现抗战。

　　毛主席指出，要实现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任务，必须“向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同时又向甩巴主义作斗争”。

　　我们党内历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民众运动中，有严重的关门主义、高慢的宗派主义和冒险主议的传统倾向，这是一个妨碍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争取多数群众的恶劣倾向。这时，党内有“左”倾观点的人，观察问题不从根本之点出发，而从许多局部和一时的现象出发，于是对形势形成了一幅暗淡的画图。他们认为“日本后退了，南京更动摇了，民族矛盾下降，国内矛盾上升”，否认国民党开始转变，否认新阶段的到来和新任务的提出。这种估计是错误的。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处在日本帝国主义面前不得不暂时向无产阶级找同盟军，也和我们向资产阶级找同盟军一样。观察问题不从这一点出发，就会否认过去一年半以来为建立统一战线而作的努力，就不可能把革命车轮推进一步。因此，在每一个具体的工作中肃清这个倾向是完全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则以民族斗争来否定阶级斗争，抹煞国内的阶级矛盾。他们在国内和平实现后，只讲抗日，不要民主，把抗日与民主对立起来。毛主席指出：“中日民族矛盾的发展，在政治比重上，降低了国内阶级间的矛盾和政治集团间的矛盾的地位，使它们变为次要和服从的东西。但是国内阶级间的矛盾和政治集团间的盾矛本身依然存在着，并没有减少或消灭。”对于抗日任务，民主也是新阶段中最本质的东西，为民主即是为抗日。抗日与民主互为条件。民主是抗日的保证，抗日能给予民主运动的发展以有利条件。毛主席还指出，抗日是人民的抗日，抗日需要人民的动员，因此，就要争取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没有这种自由，就不能实现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就不能动员人民进入抗日战争，取得保卫祖国和收复失地的胜利。所以，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和人民自由权利的取得，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纲领的重要部分，也是建立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条件。针对右倾机会主义者降低党的立场，模糊党的面目，牺牲工农利益去适应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要求的错误，毛主席尖锐地指出：“使无产阶级跟随资产阶级呢，还是使资产阶级跟随无产阶级呢？这个中国革命领导责任的问题，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只有认清党在统一战线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领导作用，坚决向尾巴主义作斗争，才能保证我党实现对于全国各革命阶级的政治领导。

　　党通过什么途径来实现自己对各革命阶级的政治领导呢？首先，是根据历史发展进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就是这样的口号。为了实现这些基本政治口号，还要提出每一发展阶段和每一重大事变中的动员口号，如“停止内战”、“争取民主”、“实现抗战”等，作为全国人民一致行动的具体目标。第二，党应该成为实现这些具体目标的模范。第三，在不失掉确定的政治目标的原则上，建立与同盟者的适当的关系，发展和巩固这个同盟。第四，党的队伍的发展，思想的统一和纪律的严格。

　　毛主席在报告中强调指出：“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我们党面临着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伟大的抗日战争的任务，就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党依靠着这些人而联系党员和群众，依靠着这些人对于群众的坚强领导而达到打倒敌人之目的。这些人不要自私自利，不要个人英雄主义和风头主义，不要懒情和消极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义，他们是大公无私的民族的阶级的英雄，这就是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党的领柚应该有的性格和作风。”毛主席号召全体干部学习革命先烈，把自已改造得更好一些，把自已提高到更高的革命水平。但是还不够，还要作为一种任务，在全党和全国发现许多新的干部和领袖。

　　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通过毛主席这两个报告，批准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自一九三五年以来的新的政治路线，为我党领导抗日战争作了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重要准备。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发表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主席为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部光辉著作，并在党中央举办的中国工农红军大学作了讲演。这部光辉著作，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内在军事问题上的一场大争论的结果，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斗争的总结，是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在这部著作里，毛主席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分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系统地说明了有关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方面的诸问题，深刻地批判了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张国焘等在军事问题上右的或“左”的机会主义路线，特别是着重批判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更加完整地为我们党制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路线和战略战术原则。

　　毛主席指出：“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一这是任何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不了解中国苹命战争的特点，就不能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就不能引导中国革命战争走上胜利的途径。”这是我们研究中国革命战争必须遵循的指导原则。

　　毛主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中国革命战争敌我双方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等具体情况进行了具体分析，指出中国革命战争有四个主要特点，即：经过了一次大革命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强大的敌人，弱小的红军，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这些特点规定了红军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敌人，又不可能很快发展和很快战胜敌人，即是规定了战争的持久，如果弄得不好，还可能失败。“这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两方面。这两方面同时存在着，即是说，既有顺利的条件，又有困难的条件。这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根本规律。许多规律都是从这个根本的规律发生出来的。”我们党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指导路线和战略战术原则都必须从这些特点和规律出发。毛主席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科学地总结了中国革命战争的丰富的实践经验，制定了符合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积极防御”的指导路线和“诱敌深入”、“集中兵力”、“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等一系列正确的作战方针原则。

　　毛主席指出：“积极防御，又叫攻势防御，又叫决战防御。消极防御，又叫专守防御，又叫单纯防御。消极防御实际上是假防御，只有积极防御才是真防御，才是为了反攻和进攻的防御。”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是毛主席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后发制人，以小敌大，以弱胜强的根本指导思想。它把进攻和防御这两种战争运动的基本形式辩证地统一起来，做到战略上的防御和战役战斗上的进攻紧密结合，防中有攻，防是为了攻，攻防交替运用。它通过诱敌深入、集中兵力、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等一系列战略战术的正确运用，逐步改变敌我力量对比，使我在战略上完全掌握主动，迫使敌人由全体上的优势变成劣势，由战略上的进攻变成防御，我即以战略反攻和进攻，与敌人进行战略决战，向敌人实施战略追击，直到彻底消灭敌人，赢得战争的胜利。

　　为了实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毛主席制定了诱敌深入、集中兵力、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等一系列战略战术原则。

　　诱敌深入，就是实行有计划的战略退却，把敌人放到根据地内部来打。这是处于劣势的红军在优势敌军进攻面前，因为顾到不能迅速地击破其进攻，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的战略步骤。毛主席指出：“对于我们，当敌举行大规模‘围剿’时，一般的原则是诱敌深入，是退却到根据地作战，因为这是使我们最有把握地打破敌人进攻的办法。”把敌人放进来，我们就能广泛动员人民用各种各样的行动参战，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有计划地诱敌深入，可以使我军主力相应地集中，进行机动作战，选择有利战场，迫使敌人就范。它可以使敌军发生错误，分散兵力，背上包袱，疲劳沮丧，到处挨打。这样，就能以我之长击敌之短，战胜敌人。

　　集中兵力，就是在战役战术上，以优势对劣势，以多数对少数。“从战略防御中争取胜利，基本上靠了集中兵力的一着。”从战略上、全体上看，敌是多兵外线进攻，我是少兵内线防御；敌强我弱，敌主动，我被动。但是，由于我军采取集中兵力的原则，在战役和战斗上就能实行外线的速决的进攻，以优势兵力打敌一部，再及其余，各个击破。这样，在战役战斗上、局部上，我变成了强者，敌变成了弱者，我主动，敌被动，从而逐步地从整体上改变原来敌强我弱的态势，改变在战略上敌主动、我被动的地位，实现了整个形势向着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方面转化。毛主席指出：“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

　　红军的作战形式，“基本的是运动战”。运动战就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一切的‘走’都是为着‘打’，我们的一切战略战役方针都是意立在‘打'的一个基本点上。”打运动战，就能使我主力部队在广阔的战场上，高度地机动，大踏步地前进和后退，迅速地集中和分散，创造和捕捉有利战机，充分发挥我军的长处，充分利用敌军的弱点，出其不意地歼灭敌人。“基本的是运动战，并不是拒绝必要的和可能的阵地战。”出于战略防御和战略反攻的需要，对于某些战略要点和重要阵地的坚守，对于敌人某些设防阵地和据点的攻击，都是应该承认阵地战的。

　　“战略的特久战，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这是红军战争的两个同时并重的原则。因为反动势力的雄厚，革命势力是逐渐地生长的，这就规定了战争的持久性，决定了我军长期作成的战略方针。但是，“战役和战斗的原则与此相反，不是持久而是速决。”在红军的武器尤其是弹药没有来源，敌军有很多支部队，红军只一支部队，敌军比较地密集等情况下，我军必须实行速决战。为了打速决战，须要创造许多具体的条件，“主要的条件是准备充足，不失时机，集中优势兵力，包围迂回战术，良好阵地，打运动中之敌，或打驻止而阵地尚不巩固之敌。”

　　歼灭战，就是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通过不断消灭敌人，壮大自己，逐渐改变敌强我弱的形势，直到最后战胜敌人。毛主席指出：红军作战的“基本的方针是歼灭战”。只有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才能打破“围剿”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击溃战对于雄厚之敌不是基本上决定胜负的东西。“歼灭战，则对任何敌人都立即起了重大的影响。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

　　红军的战略战术原则，是建立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上的。毛主席指出，“人民这个条件，对于红军是最重要的条件。”“只有主力红军而无人民的游击战争，就象一个独臂将军。”红军实行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相结合，正规军和游击队、赤卫队相结合，武装群众和非武装群众相结合的人民战争的正确路线，就能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发挥自己的优点，利用敌人的弱点，达到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目的。

　　“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毛主席对危害革命和革命战争的“左”右倾机会主义军事路线，特别是对王明“左”倾军事路线进行了系统的批判。指出王明、林X所推行的军事路线，“这全部的理论和实际都是错了的”，“是鲁莽家和门外汉的理论和实际，是丝毫也没有马克思主义气味的东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

　　《实践论》、《矛盾论》等光辉哲学著作的发表

　　在土地革命战争快要结束，抗日战争即将开始的时候，为了总结我党长期斗争的历史经验，从思想上、理论上引导全党分清路线是非，从两条路线斗争中吸取必要的经验教训，伟大领袖毛主席写下了一系列光辉的哲学著作。

　　从思想上、理论上分清路线是非，最主要的就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弄清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的思想根源，分清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什么是辩证法，什么是形而上学。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的斗争中，总是从认识论的高度来揭露机会主义路线的思想根源，不断地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来武装全党。

　　早在一九三O年五月，毛主席就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出发，深刻地阐明了调查研究的极端重要意义，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毛主席尖锐地指出：“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并且明确地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毛主席尖锐地批判了历代尊孔派和党内机会主义者所鼓吹的“先哲”之类的唯心论先验论，指出：“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

　　一九三七年七、八月，毛主席又写了《实践论》、《矛盾论》两部哲学著作，并在延安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作了讲演。毛主席在这两部光辉哲学著作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对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王明路线，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从思想上、理论上系统地总结了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深刻地揭示了人类认识世界的总规律和宇宙发展的根本法则。

　　毛主席在《实践论》中指出：“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人的认识依赖于人的社会实践。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否认了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离开了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就不可能获得任何可靠的知识。毛主席用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原理，批判了王明、孔老二轻视实践，认为人的知识和才能是先天就有的唯心论的先验论。

　　《实践论》分析了认识过程的第一个飞跃，指出“认识开始于经验一这就是认识论的唯物论”“认识有待于深化，认识的感性阶段有待于发展到理性阶段一这就是认识论的辩证法。”人的认识，在低级阶段，表现为感性的，在高级阶段，表现为理性的。感性和理性两者的性质不同，但又不是互相分离的，它们在实践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了。“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

　　《实践论》又分析了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飞跃，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理论必须再回到实践中去，用到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中去。这是检验理论和发展理论的过程，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继续。

　　总之，“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

　　“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我们党内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在认识论上，都是既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又反对进行调查研究和革命实践，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理论和实践统一这个根本观点背道而驰的。王明之流绝拒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来研究中国革命实践，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著作中的片言只语，去吓唬人们。他们坚持唯心论和主观主义，反对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进行调查研究和阶级分析，反对理论联系实际。而有一些长期拘守于自身的片断经验的同志，不了解理论对于指导革命实践的重要性，把局部经验当作普遍规律，对了不知对在那里，错了不知错在何处，因而有时上当受骗，做了这种假马克思主义者的俘虏。为了保证党在政治路线上的正确，必须坚持思想上、理论上的正确路线。“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高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

　　毛主席强调指出，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主张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用这个观点来分析我们革命失败和胜利的原因，就可以看出，一九二七年中国大资产阶级战败了无产阶级，是通过党内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而起作用的。当我们清算了陈独秀机会主义，革命就重新发展了。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年，中国革命又受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严重打击，是因为党内产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当我们清算了王明路线时，革命又重新发展了。所以，“一个政党要引导草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

　　毛主席分析了矛盾的普遍性，指出矛盾存在于一切客观事物和主观思维的过程中，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因此，在我们党内始终存在着矛盾斗争。“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

　　矛盾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矛盾着的事物及其每一个侧面各有其特点”。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各别事物的特殊本质，才有可能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本质。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研究中国革命，必须从中国社会的具体实际出发，进行考察。然而，王明之流却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完全不管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这就只能使革命遭受挫折，或者将本来做得好的事情弄得很坏。”

　　毛主席还指出，研究矛盾的特殊性，“要注意矛盾和矛盾方面的主要的和非主要的区别”。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主要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因此，对于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研究，是我们党正确地决定政治上、军事上的路线和政策的一个重要方法。但是，王明机会主义者却与此完全相反。他们根本拒绝对于矛盾的各种不平衡情况的研究，不分析每个革命时期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不能在主要矛盾发生转化的时候，改变自已的政策和策略，导致了革命的严重挫折。

　　在懂得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之后，还必须进而研究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毛主席指出，“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一切矛盾着的东西，都是互相联系着的，不但在一定条件之下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而且在一定条件之下互相转化，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的全部意义。我们党正是按照这个客观事物的本来的辩证法，去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而反动派鼓吹“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妄图论证剥削压迫制度古已有之，而且要求永世不变地长存下去，以反对社会变革，反对人民革命。党内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者也坚持这种形而上学的世界观，把一切事物都看成是死的、凝固的东西。机会主义者的这种主观主义，一害革命，二害自己。

　　毛主席指出，对抗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矛盾斗争的一切形式。“根据事物的具体发展，有些矛盾是由原来还非对抗性的，而发展成为对抗性的，也有些矛盾则由原来是对抗性的，而发展成为非对抗性的。”我们党内正确思想同错误思想的矛盾，开始的时候，或在个别的问题上，并不一定马上表现为对抗性的。如果犯错误的同志能够改正错误，那就不会发展为对抗性的矛盾。因此，一方面必须对错误思想进行严肃斗争，另一方面又要给犯错误的同志以改正错误的机会。但是如果犯错误的人坚持错误，并扩大下去，这种矛盾也就会发展为对抗性的东西。历史证明，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由于他们的阶级本性和两面作风，是很难改正错误的。

　　《实践论》、《矛盾论》这两部伟大的哲学著作，批判了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世界观，清算了“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思想基础，大大地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水平，给了全党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武器。

　　第七节 以鲁迅为旗手的新民主主义文化革命的深入。在文化战线上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在对革命根据地发动反革命的军事“围剿”的同时，又在国民党统治区发动了反革命的文化“围剿”。以鲁迅为首的战斗的左翼文化运动，配合人民革命战争，进行了坚韧不拔的斗争，粉碎了国民党的反革命文化“围剿”，成为当时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这场深刻的文化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在文化战线上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鲁迅以无产阶级战士的姿态，自觉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向机会主义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党的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鲁迅写下的一系列的战斗檄文，是广大共产党员必读的著作。

　　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动员了一切可以动员的反动文人，在它的指挥刀的保护下，亮出各种招牌，疯狂地“围剿”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正是在这刀光剑影中，鲁迅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团结并率领广大的进步文艺工作者，进行了英勇的战斗，粉碎了他们一次又一次的进攻。

　　历史资料：《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十二）

　　鲁迅在同“新月社”的斗争中，撕开了胡适、梁实秋之流标榜“为艺术而艺术”的假面具，截穿了他们“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的真面目。之后，一部分堕落的文人公开投靠国民党反动派，挂起“民族主义文学”的招牌，歌颂侵略战争，鼓吹民族投降主义。鲁迅愤怒地斥责他们是“洋大人的宠儿”，揭露了他们出卖民族的奴才本相，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的卖国投降政策。正当鲁迅同“民族主义文学”进行斗争的时候，托派匪徒胡秋原却打着批判“民族主义文学”的幌子，贩卖资产阶级的“文艺自由论”，攻击革命文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就是剥夺作家的“自由”，“破坏艺术形式”。鲁迅辛辣地讽刺了这伙匪徒，指出他们是“在指挥刀的保护之下，挂着‘左翼”的招牌，在马克思主义里发见了文艺自由论，列宁主义里找到了杀尽‘共匪’说的论客”。与托匪“自由人”同时出现的，是以苏汶为代表的所谓“不偏不倚”的“第三种人”。他们宣扬超阶级的、永久的文艺，并居心叵测地向受着反动派残酷压迫的“左翼”文坛要“创作自由”。鲁迅剥开了他们的伪装，指出他们虽然标榜自己是“第三种人”，实际上是一定超不出阶级的，不过是顽固地坚持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而已。在这场尖锐的斗争中，以买办资产阶级文人林语堂、周作人为代表的“论语派”，大肆提倡“闲情逸致”的“幽默”小品，为国民党反动派粉饰太平。鲁迅尖锐地指出，这是一群“倚徙华洋之间，往来主奴之界”的“西崽”，他们捧出“幽默”来，无非就是“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借以麻醉人民。鲁迅正是在这一次又一次围攻中，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以阶级分析为武器，批判了形形色色的反动谬论，杀出了一条前进的道路。

　　（原注：新月社，是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政治和文化团体，成立于一九二三年，因出版《新月》月刊（一九二八一一九三三年)而得名，主要成员有胡适、梁实秋、徐志摩、叶公超等。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反动政权建立后，他们从原来依附于北洋军阀转而向国民党反动派卖身投靠。在政治上公开反共反人民，为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统治效劳，在文学上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和“为艺术而艺术”等谬论，攻击以鲁迅为首的左翼文化运动，充当国民党反革命文化“围剿”的急先锋。

　　所谓“民族主义文学”，是国民党反动派直接策划的卖国主义文学运动。一九三O年六月，由国民党特务、反动文人王平陵、朱应鹏、傅彦长等发起，主要刊物有《前锋周报》和《前锋月刊》。他们妄图用“民族主义”的口号掩盖国民党反动派向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的实质，配合其主子的反革命文化“围剿”，对抗以鲁迅为首的左翼文化运动。

　　鲁迅：《论“第三种人”》

　　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二年，正当鲁迅同反动的“民族主义文学”进行斗争时，反动文人胡秋原、苏汶（即杜衡），自称居于国民党反动派和左翼革命文艺阵营之间，伪装成所谓“自由人”、“第三种人”，打着批评“民族主义文学”的幌子，贩卖资产阶级的“文艺自由”论，宜扬超阶级的、“永久”的文艺，反对文艺为革命政治服务，攻击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化运动，为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文化“围剿”效劳。

　　论语派，是资产阶级文学的一个流派，以一九三二年九月在上海创办《论语》半月刊得名。以后又陆续出版过《人间世》、《字宙风》等期刊。主要代表人物有林语堂、周作人、邵洵美等。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益尖锐时，他们提倡所谓“幽歌闲适”的小品文，引诱青年逃避现实斗争，起着麻痹人民群众的反动作用。

　　鲁迅：《“题未定”草》

　　鲁迅：《“论语一年”》）

　　鲁迅还切密切配合红军的反“围剿”斗争，猛烈地抨击了国民党对内对外的反动政策。他根据形势的发展，通过对政治生活中重大事件的分析，深刻地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及其“以华制华”的老法宝，揭露了蒋介石卖国集团对外投降对内镇压的反革命嘴脸。鲁迅用高超的文笔，勾画了买办官僚们在国难声中一面逃跑投敌，一面搜刮民脂民膏的丑态，戳穿了他们污蔑共产党和劳动人民的反动宜传。同时，鲁迅猛烈地抨击了国民党反动派赖以安身立命的反动理论基础一一“孔孟之道”，发表了《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等著名讨孔檄文，彻底批判了孔家店的反革命本质。鲁迅深刻地指出，古今中外的一切反动统治阶级捧出尊孔这块招牌，都是“怀着别样的目的”的，一语道破了尊孔复古的反动用心。鲁迅的文章、讲话和宣言，是匕首，是投枪，刺得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心惊胆颤，坐立不安。

　　以鲁迅为首的左翼文化运动的深入开展，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极大恐惧。他们采取了种种卑劣的法西斯手段，查封、捣毁进步文化团体，逮捕以至杀害进步人士。鲁迅本人曾被“通缉”，多次被迫转移。一些战友被秘密杀害。但是，鲁迅仍然不计个人安危，“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决不退缩一步。在白色恐怖中，鲁迅先后用了一百三十五个笔名，以隐晦曲折、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坚持斗争，表现了无产阶级命革家顶恶风、成逆

　　流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原注：鲁迅《为了忘却的记念》）

　　正是以鲁迅为首的战斗的左翼文化战线的英勇斗争，使得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也罢，封建买办文化的精神枷锁也罢，御用文人的伪装欺骗也罢，统统挽救不了国民党反革命文化“围剿”的失败。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作为军事围剿’的结果的东西，是红军的北上抗日影作为文化‘围剿’的结果的东西，是一九三五年‘一二九’青年革命运动的爆发。而作为这两种‘围剿’之共同结果的东西，则是全国人民的觉悟。”“而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却正在这一‘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新民主主义论》)

　　文化战线上反革命的“围剿”和革命的反“围剿”之间的斗争，实质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争夺文化战线上的领导权的斗争。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不久，在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的影响下，创造社、太阳社里的某些人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挑起了关于革命文学问题的论争。他们采取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态度，多方围攻鲁迅。鲁迅向这种错误倾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一九三○年三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在成立大会上，鲁迅发表了著名的讲话《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就左翼作家队伍的建设问题，提出了纲领性的意见。鲁迅深刻地批判了政治上的“左”倾机会主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以及思想上的个人主义，指出它们的哲学基础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主观唯心主义。这个讲话，实际上成为指导战斗的左翼文化运动的纲领。

　　从一九三一年开始，窃取了“左联”领导职务的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等“四条汉子”，在政治上推行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组织上实行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文艺思想上则以俄国资产阶级文艺评论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以及戏剧方面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理论为指导，形成了一条三十年代的文艺黑线，顽固地对抗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但是，鲁迅并没有被他们的反动气焰所吓倒，他领导和团结广大革命文艺工作者，向这条文艺黑线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

　　鲁迅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为了更好地去战胜敌人，积极团结广大作家，对周扬之流的错误曾作过多次严肃的批评和帮助。但是，周扬一伙为了推行他们的错误路线，却大搞宗派分裂活动，拒绝鲁迅的劝告。他们招降纳叛，结党营私，唆使同伙或亲自出马，发表化名文章，制造谣言，施放暗箭，恶意诬蔑和攻击鲁迅。他们实际上是充当了国民党反革命文化“围剿”的别动队。对此，鲁迅曾经愤怒地指出，“为了防后方，我就得横站，不能正对敌人，而且瞻前顾后，格外费力。”

　　（原注：鲁迅《给杨霁云的信》（一九三四年十二月）

　　红军长征胜利以后，国际国内的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动。毛主席、党中央根据这个新变化，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但周扬一伙却追随王明，从极“左”跳到极右。一九三六年春，他们背着鲁迅，解散了“左联”，并公开提出了“国防文学”这个资产阶级口号。陈独秀一伙托洛茨基匪徒，这时则极“左”面貌出现，恶毒攻击我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并利用周扬一伙围攻鲁迅的机会，妄图挑拨鲁迅和党的关系。

　　鲁迅为了驳斥托派匪帮，于六月九日写了《答托洛茨基派的信》，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严正声明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热情地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鲁迅无情地揭穿了托匪的理论“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不免要“掉到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去”，痛斥托匪“下作到拿日本人钱来出报攻击毛泽东先生们的一致抗日论”，实在“有背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十日，鲁迅又写了《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抓住无产阶级领导权这个关键问题，正式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无产阶级口号，击中了“国防文学”的要害。

　　由于鲁迅对周扬一伙深刻揭露，迫使他们的主子不得不亲自出马上阵。大叛徒XXX化名莫文华，抛出黑文，叫嚷统一战线要“更大胆些，更放手些，把门完全打开！”一直紧跟王明的隐藏在党内的叛徒、托派、国民党反共分子陈XX，这时也跳了出来。他叫嚷两个口号的论争应当立即“休战”，却又吹嘘“国防文学”“是联合战线的口号”，“是不可驳倒的”，诬蔑“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是宗派主义”。他还抛出了“国防哲学”这个资产阶级的口号，鼓吹要“发动一个大规模的新启蒙运动”，在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帮助、合作下，让反共头子、买办文人、文化特务以及资产阶级学者，以封建的“孔孟之道”，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和蒋介石标榜的”礼义廉耻”，来“开发民智”，“启蒙大众”。这种所谓“国防哲学”，同周扬一伙的“国防文学”以及“国防音乐”、“国防戏剧”等等，完全是一丘之貉，都是王明投降主义路线的产物，是国民党文化专制主义的帮凶。

　　（原注：刘少奇《民族解放的人民阵线》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四日）

　　尤其令人气愤的是，周扬之流明知鲁迅病情转重，却指使徐懋庸写信骂上门去，乘机“大布围剿阵”。他们攻击鲁迅“对于现在的基本的政策没有了解”，胡说无产阶级“不应该挂起明显的徽章”，不要“以特殊的资格去要求领导权”，否则就会“吓跑别的阶层的战友”。徐懋庸还指桑骂槐地诬陷鲁迅“破坏联合战线，无异于托派”。鲁迅敏锐地看出，“写这信的虽是他一个，却代表着某一群”。于是，鲁迅以惊人的革命毅力克服病痛，扶病口授《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并化了四天时间亲自加以修改和增写。文章再一次声明坚决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这政策在我是认为非常正确的，我加入这统一战线”。文章指出，周扬一伙所侈谈的什么“基本的政策”，只不过是“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呼别人”的东西。鲁迅又根据他丰富的阶级斗争经验和敏锐的政治洞察力，正确地断言：“据我的经验，那种表面上扮着‘革命’的面孔，而轻易诬陷别人为‘内奸”，为‘反革命’，为‘托派’，以至为‘汉奸”者，大半不是正路人，因为他们巧妙地格杀革命的民族力量，不顾革命的大众的利益，而只借革命以营私，老实说，我甚至怀疑他们是否系敌人所派遭。”鲁迅在卧病期间，就是这样无情地揭露和批判了周扬一伙所推行的王明投降主义路线，为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原注：鲁迅《给杨霁云的信》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八日)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鲁迅，不幸在上海逝世。鲁迅的一生，是共产主义者光辉战斗的一生。他坚持革命作家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斗争中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观察社会，改造客观世界，同时又切切实实地无情地解剖自已，改造主观世界。直到临终前两个月，他还表示，“倘能生存，我当然仍要学习”。鲁迅正是以这种革命一辈子、学习一辈子、改造一辈子的精神，在斗争实践中，认真读书，真正弄通马列主义，成为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鲁迅作了崇高的评价：“鲁迅是中国文化草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设有丝老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两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原注：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历史资料：《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十三）

　　本章小结

　　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土地革命战争（又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或十年内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沿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为推翻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国内革命战争。

　　这个时期，由于有了前一阶段的经验，由于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的进一步的了解，由于全党干部更多地领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更多地学会了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我们党就能够进行了胜利的十年土地革命斗争。资产阶级虽然叛变了，但是党能够紧紧地依靠着农民。党的组织不但重新发展了，而且得到了巩固。敌人虽然天天在暗害我们的党，但是党驱逐了暗害分子。大批干部重新在党内涌出，而且变成了党的中心骨干。党开辟了人民政权的道路，因此也就学会了治国安民的艺术。党创造了坚强的武装部队，因此也就学会了战争的艺术。所有这些，都是党的重大进步和重大成功。

　　这个时期，我们党曾遭受过多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危害。正如毛主席所指出：“我们党的历史情况表明，在我党和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时期，党内容易发生右的偏向，而在我党和国民党分裂时期，党内容易发生‘左’的偏向。”（《关于情况的通报》)当我们党同国民党分裂，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以后，很快又出现了一九二七年底至一九二八年初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路线，一九三○年六月至九月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这个时期内，虽然出现过陈独秀取消主义、罗章龙右倾分裂主义、张国秦的右倾分裂主义以及其他对革命悲观失望的右的倾向，但是，主要是这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特别是在党内统治四年之久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危害极大，教训极深。

　　两条路线，两种结果，从正反两个方面教育了全党。按照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没有人有了人，没有枪有了枪，没有政权有了政权，按照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却丢掉了人，丢掉了枪，丢掉了革命根据地，使工农红军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经过革命实践的反复检验，证明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唯一正确的路线。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把党的路线转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轨道上。从此，我们党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