掀起你的盖头来——评谢韬等香港行

掀起你的盖头来

——评谢韬等香港行

丑 牛

谢韬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文在《炎黄春秋》今年二月号发表后，立即引发全国上下一片声讨。

谢文不仅立论错误，且文风拙劣。轻举妄断、牵强附会。不少海外学者，也斥之为“荒诞”，“不屑一顾”，“不值得认真对待”。

谢韬对这些批判，无耳不闻，我行我素，又在今年《炎黄春秋》六月号上发表《试解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的理论与中国改革》。他不顾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重建个人所有制”的解释：“社会所有制涉及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涉及产品，也就是涉及消费品”。硬把马克思说的“在生产资料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篡改成“重建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制”，并把这一荒唐论据，强加在中央领导人的身上。

倒是《炎黄春秋》掌门人杜润生老先生比较老道，他在这期《炎黄春秋》的卷首文章中，为谢韬的谬论留条退路。文章的题目是《理论思维活跃是民族振兴的喜庆气象》，说了两点谢文站不住脚的地方。但肯定谢文的出世，是“理论的活跃”“民族的喜庆”。

杜润生老先生文章的责任编辑是杜导正，《炎黄春秋》的社长，两位掌门人共发这样一篇短文，实在是另有文章。杜润生老先生把已被批得体无完肤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进行修补，说“可以叫做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可以叫有中国特色的别的什么主义。听说邓小平1987年就说过，只要国民经济搞上去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人民满意了，叫什么主义都可以”。

我很惊异，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领导人，改革的总设计师，会抛弃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去搞“什么主义都行”么？这不是亡党亡国之论么！一查，原来这段话是1987年对非洲国家执政的青年领袖们讲的。杜润生老先生把它移到“中国特色主义”上来，这不是谢韬写文章贯常用的“移花接木”手法么！杜老先生自称“我自己没有什么主义”，没有主义么？谎言。抛弃共产主义，为私有化而奋斗，不是主义是什么！

以上是谢韬等人香港之行的背景。

他们选择的时机非常好，在十七大召开的前夕，在海外造声势，让“民主社会主义模式”影响十七大。

过去，他们推销“民主社会主义模式”把它和邓小平和江泽民改革路线挂到一起，这次到香港，忽然说他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的产生，是受了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两人讲话的启示。

谢韬对记者说：“我这篇文章啊，也是根据胡锦涛同志在法国的议会上讲的‘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按：胡锦涛同志的原话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始终不渝的目标。我们明确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

与谢韬同行的杜导正，也在多个场合，一字一句地朗读温家宝总理的讲话：“政府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不是背离的……”。

这些话怎么会催生了谢韬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呢？一点也找不到，唯一可以联系上的是“社会主义民主”和“民主社会主义”是一字不差。“社会主义民主”和“民主社会主义”有多大的差异，作为著名理论家、著名学者的杜导正和谢韬是心知肚明的，但他们却有意的将两者搅在一起，是何用意，一个普通稍有文化知识的人，也是心知肚明的，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啊！

杜导正在香港，为了打压对他们的批评者，竟不惜泄漏党的机密：“十七大文件没有采用他们一个字”。今天，十七大开完了，胡锦涛同志在报告中，把“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作为一个重要的部分。杜导正、谢韬等人应该欢庆雀跃：“民主社会主义”，十七大全采纳了，和“社会主义民主”五个字，是一字不差。

这里有中国阿Q式的革命精神，又有外国的堂，吉诃德式的武士气概。恕我用一句你们不喜欢听的文革式话语来形容吧——“捞稻草“，恰当么！？

为了抬高谢文的地位，承载它的“花轿”——《炎黄春秋》也着实打扮了一番，吹吹打打，招摇香江。捧场者把它奉为“党内敢言刊物”，社长杜导正是“已故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旧部嫡系”，《炎黄春秋》的工作人员也宣布：“我们的顾问、编委和作者，是一大批退下来的部长和部长级领导，网罗了党中央和国务院原来的大部分部长”（按：是“大部分”么，中央老部长有多少，《炎黄春秋》占几人？）一位《炎黄春秋》的工作人员，还详尽地介绍了他们在中国政坛上的优势和地位：

“一是杂志社主要人员都是从高层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在政治上的‘度’掌握得较好；二是读者相当特殊，都是老干部和老文化人，中宣部如果采取过分措施，那几万读者是不会答应的，这会酿成一个重大政治事件；三是杂志社后台比较硬，一大批退下的部长和部级领导是编委和作者，谁要动手整肃可不容易，需要掂一掂分量；四是杂志社自负盈亏，不要当局一分钱，没有编制。如实纳税，当局也就控制不了他们”。

这俨然表明了《炎黄春秋》的立场：他们是和当局对着干，而当局也无可奈何这一股强大的‘党内不同政见者’势力。

谢韬也在香港公布，杂志在发表他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文时，对付“当局”的“三种准备”。

“一是可能会引来上级部门指令封门，那就要找律师打官司；一是这一期被禁止发行，编辑部就提前发行一部分杂志；一是刊出后，上面有人来打招呼，要求编辑部作检讨，或者其他一些相关措施，施加政治压力”。

结果呢？《炎黄春秋》和谢韬“胜利”了。谢韬春风得意地说“文章终于破土见了阳光”，“中央采取少见的宽容态度”，“这令我们意外但又是等待中可能最好反应”。

谢韬在他的文章中引了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人的言论，再再表明他所宣扬的“民主社会主义”就是中央提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再再宣扬在政策，路线上和中央是一致的。但为何在发表文章时，又是这样地忧心忡忡、惴惴不安呢？这说明他们在文章中引用中央领导人的话是掩饰，实际上是埋藏暗箭，另有图谋，像他们的“西山会议”夥伴们讲的“图穹匕首见”。

对中央的“宽容”，谢韬又自我安慰地说“这也是一种保护”。

谢韬在香港宣传他的文章“已经在人民中生了根”。是的，过去很少有人知道“著名理论家”谢韬的名字，这一下他可是家喻户晓的实实在在的著名人物了。人民知道谢韬想用“民主社会主义模式”来改变中国，改变（应为“颠覆”）共产党。中央的“宽容”，是要让全国人民都知道。

谢韬等为何在香港抖出家底，特别是抖出和“中共当局”对抗的“胜利”历程，不外乎是在向“自由世界”亮相：中国也有一股“颜色革命”的重要力量。

及或如此“造势”，谢韬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在香港也没能得到多少吆喝声，比之国内，受到更广泛的批判。谢韬对《亚洲周刊》记者说，在国内批他的“左派、右派都有”，在香港更多的是中间派的人士。比如，在谢韬参加的民主社会主义的讲座上，作为对应嘉宾的甘阳先生是香港中文大学的研究员，他对谢韬文章的几个主要论点就逐一地进行了点评。比如他对谢韬文章中说的“苏共垮台和苏联瓦解是因为没有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的论点，进行了反驳：

甘阳先生讲道：“谢韬的说法很难自圆其说，……众所周知，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旗号正是民主社会主义，而戈尔巴乔夫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当然要比谢韬的说法更系统、更精致、更有理论。唯一的问题是，戈尔巴乔夫这个民主社会主义并没有能拯救苏共和苏联，而恰巧导致苏共和苏联的全盘瓦解”。“至于说马克思主义就是瑞典民主社会义，说美国也是民主社会主义等等，我想没有什么人会当真，我就不评论了。”

还有的人建议谢韬，不要去争那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越争越说不清，漏洞越多。

他们哪里知道谢韬先生的苦衷，没有马克思这顶大帽子，他怎么敢否定列宁，痛骂毛泽东呢？“西山会议”上，有人赤裸裸地反共产党，倡导台湾模式的民主，不是搞得灰头灰脑了么，前车之鉴，我谢韬岂能重蹈覆辙。

但在自由世界的一片捧场、鼓励和喝彩声中，“党内敢言人士” “著名学者理论家” “民主斗士”……的一顶顶桂冠加冕，谢韬就干脆摘下了红色头盖，向欢呼者坦露胸怀，倾吐肺腑：

“我风风雨雨几十年都过来了，入党六十年，在中国也算是最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员（按：真乃大言不惭，1944年，抗战都快胜利了，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最艰难岁月）。到了晚年，未来的日了不多了，如果再不把自己一生感受到的问题，说点真话，自己都愧对自己了。（按：谢韬早年在重庆《新华日报》、在延安新华社当编辑记者，说的都是假话么？）”

“中国这几十年，培养了这样一种人，年轻时，真心为革命，真心去拥护（按：拥护什么呢？何不挑明），到了晚年，经历了几十年风雨，人就想说点真话。面对真实的历史去探讨未来。”（按：有着六十年党龄的谢韬，还不知他这一生在为什么而奋斗）

谢韬所说的“这样一种人”当然是指早年参加革命的人：谢韬所说的“讲点真话”，想必是要他们否定过去。

说明白一点：革命的人回味自己一生的风风雨雨，要翻然悔悟，反戈一击。

谢韬所说的“讲点真话”是什么话，“探讨未来”是什么样的未来？他讲的十分具体：

“中国当前最主要的问题，是要重新评价毛泽东，重得新清理毛泽东。在走向一个更有活力的民主社会中，清理毛泽东的思想和政治障碍。不清理毛泽东几十年来造成的罪恶（注：有的网站把罪恶二字用**符号代替）中国不能前进。”

我也是谢韬所说的“这样一种人”，一生中也受过无数次的批判，文革中还是一个小小“三家村中的黑掌柜”，文革十年，我被流放了十一年。说真话，读了谢韬在香港讲的这番话，我真有点毛骨悚然。几十年来，毛泽东创立和领导着中国共产党进行了翻天覆地的革命斗争，毛泽东的名字是和中国共产党紧紧地联在一起的，清理毛泽东，就要清理共产党，清理毛泽东的罪恶也是清理共产党人的罪恶。就像赫鲁晓夫要清算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手上就把苏共整垮一样。难怪谢韬在香港说对中共要采取“急、等、促”三个字，他预计二十年后就可以把中国政局完全改变。

谢韬在香港，向媒体朗颂了他的一首诗：

“行云流水去  清风明月来

生动无凝滞  芯花漫自开”

初读起来，似有前赤壁赋里的苏学士风骨：“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但把谢韬在香港的整个言论读后，感到他甫到香港首念这首诗，似乎另有玄机：谁去？谁来？谁滞？谁开？也许是我这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吧，但愿如此！但说谢韬的香港之行，单只为推销他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我也不相信，那又何须大反毛泽东，整垮共产党呢？又何须摆出架势，要和“当局”对着干呢？

借向《炎黄春秋》的衮衮诸公，你们这些老将军、老部长、老革命、老……同意谢韬的这番“真心话”么？你们可曾想说这样的“真心话”。谢韬说，他是代表了“这样一批人”，并在香港逐一亮出了他们的名字，是这样的吗？我不相信这些人都是他的后台。《炎黄春秋》的两位掌门人（二杜），你们还认为谢韬文章引起的风波，是“理论思维的活跃和民族振兴的喜庆”么！

[附记]

我写这篇文章的本意，是有感而发，我不想伤害《炎黄春秋》诸公，也不想《炎黄春秋》遇到麻烦。对封闭杂志这类的事，我很反感。前几年发生过，到如今还耿耿于怀。

前几年，我还因事访问过《炎黄春秋》，与编辑部负责人谈过一次话。他问我“喜不喜欢《炎黄春秋》”，我说“喜欢”。他问我“喜欢看什么文章”，我说“喜欢看翻案文章”。这几年来，《炎黄春秋》上发的“翻案文章”我就剪辑了一卷宗。比如，前驻英国大使柯华同志写的《在马克思墓前》，印象很深，一个红色中国的高级外交官，公开否定自己的老祖宗，不简单。谢韬先生这次也是为马克思翻案。历来总认为马克思是共产主义理论的奠基人，谢韬先生翻了案，说他是“民主社会主义者”。我们就要辩，重读马克思的书，增加了新见解。

共产党人要革命，就要有对立面；共产主义的理论要发展，也要有对立面，这是对立统一的规律，不然，理论之花就枯萎了。

2007年10月30日于东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