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现代性价值

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现代性价值

作者：张胜利
原载：文艺理论与批评

　　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思想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的具体成果。“五四”以来，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运用唯物史观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现代性转化，毛泽东是这一路线的集大成者。他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结合中国的革命现实，阐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和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为无产阶级文学和社会主义文艺建设明确了方向。与哲学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相适应，他提出了文艺民族化，利用传统文化发展民族新文化；他主张利用民主性、人民性等现代性价值批判继承传统文化、文学，创造社会主义新文化；他认为在民族解放和阶级解放事业中有两条战线，一条是文化战线，一条是军事战线，无产阶级应该掌握文化领导权，建设无产阶级新文化。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文艺理论的建设和文艺研究的格局。
　　
　　一、文艺民族化
　　
　　毛泽东早年深受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杨昌济等人的资产阶级现代性的影响。新文化运动以来，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人的思想对毛泽东的思想发展起到重要作用。毛泽东在1936年评论他组织的新民学会时说：“这许多团体大半都是在陈独秀编辑的著名新文化运动杂志——《新青年》影响下组织起来的。……在这个时期，我的头脑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及空想社会主义的有趣的混合物。我模糊地景仰‘十九世纪民主主义’，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是我坚决地反对军阀和帝国主义。”①他和“五四”一代的知识分子一样，以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为己任，致力于推翻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迫。此时，毛泽东的思想已经开始向马克思主义转变，他热情地阅读《共产党宣言》等著作，树立起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到了一九二零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②毛泽东的现代性选择，具有中国的具体历史境遇，这就是资产阶级现代性霸权对中国的欺凌压迫，以及资产阶级现代性本身内部矛盾的暴露和冲突的爆发。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是对资产阶级现代性的超越，在二者之间，毛泽东选择了前者，他确立了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理想和目标，并最终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毛泽东的新文化思想是与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国家的思想和革命实践活动紧密相连的。在帝国主义经济、军事、文化侵略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提出民族化问题，目的是为了捍卫“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③他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酷爱自由、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压迫，提高民族自信心，充分地利用传统文化发展民族新文化是必要的。继承具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文化遗产，可以激发爱国主义感情，增强民族自豪感，促进革命事业的健康发展。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总结了解放区革命文艺的成功经验，提出批判地继承文学艺术遗产，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对于中国和外国过去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丰富的文学遗产和优良的文学艺术传统，我们是要继承的，但是目的仍然是为了人民大众。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我们也不拒绝利用，但这些旧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了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批判地继承，目的是创造能够为人民服务的新文化，他认为现实生活是文学艺术创作的源泉，而文艺遗产是流而不是源。对文艺遗产的接受，也应该经过现实生活的筛选，因为文艺遗产的价值的实现，在于它对现实生活具有意义。
　　毛泽东将古代文艺遗产的继承与革命实践活动联系起来，强调文艺遗产的历史性和时代性，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具有积极的意义。
　　
　　二、民主性和人民性
　　
　　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并没有抛弃“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民主和科学的精神，而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批判性地利用这种现代性价值，审视和考察传统文化遗产。列宁文化理论认为：每一种民族文化中，都有两种民族文化，一方面是代表封建地主阶级与资产阶级利益和愿望的民族文化，另一方面是体现劳动群众利益和愿望的民族文化。受此影响，毛泽东指出应该区分古代文化传统中封建性和民主性因素。“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④对于封建社会产生的文化，毛泽东主张运用现代性价值理念进行批判地分析和继承。
　　他运用现代性观点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时深刻地认识到，广大劳动阶级的自由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正是因为缺乏自由，造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停滞和腐朽。“中国历代的农民，就在这种封建的经济剥削和封建的政治压迫之下，过着贫穷困苦的奴隶式的生活。农民被束缚于封建制度之下，没有人身的自由。地主对农民有随意打骂甚至处死之权，农民是没有任何政治权力的。地主阶级这样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所造成的农民的极端的贫穷和落后，就是中国社会几千年在经济上和社会上停滞不前的基本原因。”⑤他在1958年12月7日读《三国志集解》指出：“历代都有大小规模不同的众多的农民革命斗争，其性质当然与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根本不同。但有相同的一点，就是极端贫苦农民广大阶层梦想平等、自由，摆脱贫困，丰衣足食。这一方面，带有资产阶级急进民主派的性质。另一方面，则带有原始社会主义性质，表现在互助关系上。第三方面，带有封建性质，表现在小农的私有制、上层建筑的封建制……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来得及将农民中的上层和中层造成资本主义文化，但是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反动联盟，却在几十年中将大多数农民造成了一支半无产阶级的革命军，就是说，替无产阶级造成了一支最伟大最可靠最坚决的同盟军。”⑥广大劳动人民的自由、平等的愿望在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幻想，并不能得到实现。毛泽东认为只有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争取民族解放和人类解放，才能把理想变为现实。
　　毛泽东所追求的民主，是广大劳动人民的民主，与民主性相关的一个概念是人民性。人民是一个现代性概念。“人民”这个词在先秦典籍中就已经被使用，如《诗·大雅·抑》：“质尔人民，谨尔侯度，用戒不虞。”主要指从事生产劳动的奴隶。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仁政学说，显示了民众的力量已经影响到政治的发展。“人民”成为一个关注社会问题的视角，由此而形成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在文化的传播和交流过程中，“人民”这个词在18世纪的欧洲得到广泛使用，成为资产阶级宣扬的普世理念。⑦换言之，“人民性”与中国古代文化和文学有着血缘的联系。马克思在与封建贵族相对立的大众意义上使用“人民”。随着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人民”一词重新被激活，并得到现代转换，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术语。⑧“人民”概念，其所指是有所变化的，总起来说，他认为能够有利于民族解放和阶级解放的社会阶级和阶层，都属于“人民”范畴。“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⑨对于古代的人物，人民主要指被压迫剥削的广大的劳动人民。马克思主义是关心被压迫阶级利益和愿望的，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就是为广大劳动人民谋利益的。与此相适应，新文化建设也“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⑩毛泽东强调，文学艺术要表现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劳动、思想感情，表现他们追求生活富足的愿望和自由解放的理想。为了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社会，文艺应该为人民服务。因此，文艺为人民服务和如何为人民服务，成为他关注的要点，他的文学思想的展开就是围绕这一点进行的。毛泽东认为，广大的劳动者创造了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文艺的主体应该是从事具体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广大下层劳动人民。可以说，文艺的人民性问题，是贯穿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基本线索。

　　民主性和人民性是毛泽东研究古代文艺的基本角度，毛泽东在评论《聊斋志异》中的《小谢》说，“一篇好文章，反映了个性解放的强烈要求，人与人的关系应是民主的和平等的。”1958年，毛泽东在陆定一的《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篇文章上加了一段话：“中国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孔子的有教无类，孟子的民贵君轻，荀子的人定胜天，屈原的批判君恶，司马迁的颂扬反抗，王充、范缜、柳宗元、张载、王夫之的古代唯物论，关汉卿、施耐庵、吴承恩、曹雪芹的民主文学，孙中山的民主革命，诸人情况不同，许多人并无教育专著，然而上举那些，不能不影响对人民的教育，谈中国教育史，应当提到他们。”古代劳动者创造的反映劳动人民情感意愿的作品是具有人民性的。人民性是毛泽东对待古代文艺遗产的基本出发点，以人民为本位，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核心。
　　
　　三、文化领导权
　　
　　马克思主义认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我继续读中国旧小说和故事。有一天我忽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个特别之处，就是里面没有种地的农民。人物都是勇士、官员或者文人学士，没有农民当主角。对于这件事，我纳闷了两年，后来我就分析小说的内容。我发现它们全都颂扬武士，颂扬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地的，因为他们拥有并控制土地，并且显然是迫使农民替他们耕种的。”毛泽东认识到，古代小说多描写帝王将相的事迹，宣扬统治阶级的思想，在阶级社会中，占据社会统治地位的阶级，也占有文化的支配权和统治权，文艺是为统治阶级利益和需求服务的。无产阶级要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和帝国主义压迫，在争取国家领导权的革命斗争中，也要掌握文化领导权。无产阶级要在各个领域破坏封建统治者和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的领导权，积极掌握话语权力，教育人民，团结人民，打击敌人。
　　同样是参加革命斗争实践的葛兰西与毛泽东的精神有相通之处，葛兰西指出：“一个社会集团在取得政府权力之前能够而且必须行使‘领导权’（这确实是取得这样一种权力的主要条件之一）；以后当它行使权力时，它成了统治者，但即使它牢牢地掌握了权力，它仍然必须继续‘领导’。”无产阶级上升为领导阶级之后，仍然要重视文化的领导工作。建国后，在国内，百废待兴，由于经济基础薄弱，亟需发展社会生产力；祖国统一事业还没有完成，斗争形势依然尖锐复杂；在国际方面，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威胁仍然存在，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实行封锁；社会主义阵营和资产阶级阵营全球对峙，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的斗争非常尖锐，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还未完成。“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无论在全人口中间，或者在知识分子中间，马克思主义者仍然是少数。因此，马克思主义仍然必须在斗争中发展。”（《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非常重视无产阶级的文化事业，重视精神和道德的改造问题，强调在党的领导下，加强对文艺工作的管理和改造。
　　无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主要表现在：第一，意识形态方面展开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的开幕词中指出：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他强调以无产阶级立场统一人们的意志，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教育和改造，使其彻底与封建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决裂，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共同进行无产阶级的文化事业。
　　第二，掌握教育机关和文化机构的领导权，建立无产阶级的文化组织和文化团体。通过教育和宣传途经，传播新世界观和新文化，领导文化事业的发展。1949年7月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宣布接受毛泽东同志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指导的方向。建国后，毛泽东主张“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在教育方面，实行国家对学校的领导，建立和加强政治教育，扩大教育范围，向广大工农群众敞开大门。在教学内容上，贯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批判教学科研中的错误倾向。60年代初，周扬领导各高校和科研单位的教师与科研人员，“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编写了高等学校文科教材，成绩斐然，社会效果良好，至今还发挥积极的作用，如冯沅君等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大纲》、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郭绍虞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刘大杰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等。
　　
　　四、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现代意义
　　
　　在全球发展和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语境中，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仍然具有重要的现代性价值。全球化和民族国家同是现代社会的产物，资本投资的国际化和国际贸易体系的形成并没有加速国家的消亡，全球化反而使国家的界线更加清晰。民族国家是因资本逻辑而产生的，在全球化的权力框架中，民族国家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这一点正由国家竞争优势的强调所证实。全球化进程使各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更趋复杂，在中心与边缘、西方与非西方的权力格局中，民族国家是权力的主要形式。因此在全球化语境中，民族认同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虽然国际间的经济关系更为密切，但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导致文化全球化，换言之，没有造成文化一体化。权力中心向外扩张，必然刺激边缘的反抗，由此而促成各种民族认同、文化认同的产生和发展。毛泽东提出文艺民族化，是民族文化认同的一种表现。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的关键，因为文化是民族成员的纽带，是共同的文化传统将民族成员粘合在一起，一起分享共同的语言、共同的风俗习惯、共同的伦理道德和文化精神等。文化具有民族性，在全球化时代，文化的民族性显得更为重要，无疑是民族国家的另一种表述方式。
　　经济全球化不意味着世界一体化，也不意味着文化一体化，现代性的内在矛盾使得全球化既是一个普遍化的过程，又是一个特殊化的过程。现代中国的文化认同，选择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并不等于反对具有普世性的现代价值，如民主、平等、自由、公平、正义、信用等理念都可以成为建构民族新文化的因素。现代性并不是只有一幅面孔，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同样是现代社会的产物，社会主义现代性就是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超越。毛泽东认识到民主性、人民性等现代性价值的意义，认识到中国现代性建设需要在无产阶级的带领下才能取得胜利，在文化领域，要牢牢掌握文化领导权，文化和文艺研究应该能够促进人类解放事业的进展。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是中国社会主义传统和中国现代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今后的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①史诺录、汪衡译《毛泽东自传》，黎明书局1937年版。
　　②《毛泽东自传》第39—41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③④⑤⑩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6—707，708—709，624、82—83、708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⑥毛泽东《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47—148、10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⑦包华石著，傅一民、孟晖译《“人民”意象变迁考》，《视界》2002年第8期。
　　⑧［德］李博《汉语中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和作用》第216—22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5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红旗》1958年第7期。
　　《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毛泽东自述》第9—10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转自俞吾金《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西方马克思主义卷》第124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人民日报》1950年6月。
　　（作者单位：烟台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