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一下：是哪些人在肆意诽谤毛泽东？》（3）

肆无忌惮疯狂至极地攻击诽谤毛泽东的领军人物当属集汉奸、卖国贼、极右派于一身的茅于轼了。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至今，茅贼于轼对人民领袖毛泽东的恶毒诽谤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尤其是最近几年，茅贼于轼与国内外、党内外极端仇视毛泽东的渣滓们遥相呼应、沆瀣一气，诽毛反共的嚣张气焰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茅于轼何许人也？他的反动言行有哪些？他为什么如此丧心病狂地诽毛反共？他有什么背景？请大家随着笔者的文字，来认识认识这个集汉奸、卖国贼、极右派于一身的诽毛反共领军人物吧。

茅于轼，1929年1月14日出生于南京，父亲茅以新是铁路机械专家，曾任铁道部副部长，伯父茅以升是桥梁专家，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1946年毕业于重庆南开中学，同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1950年从机械系毕业，分配在齐齐哈尔铁路局，任火车司机、技术员、工程师。1958年被划为右派，后下放农村、工厂劳动。文革结束以后，在显赫亲属的帮助下到北京工作，1985年调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任副研究员、研究员，开始以“经济学家”自诩。1986年受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赴美国哈佛大学任注册访问学者，1993年从中国社会科学院退休，任“天则经济研究所”首任所长，现任理事长、常务理事。

茅于轼创办的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受到了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而福特基金会是一家与美国政府、情报机构和国外政策集团有紧密联系的私人免税基金会。该基金会成立于1936年，但真正发挥作用是在1953年改组之后。二战后，美国政府为了做自由世界的领袖，认为必须研究和了解苏联（后来又增加了中国和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通过美国国会的立法和参众两院的推动，美国政府正式由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与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联手，大批拨款，提供赞助，在各大名校建立区域研究的机构。在1953—1966年十几年的时段里，福特基金会即给了美国三十四所著名的研究大学两亿七千万美元（相当于现在的二十多亿美元），进行所谓的区域研究。1966年中情局的一份研究报告强调，“货真价实”的基金会，如福特、洛克菲勒和卡内基基金会等“是最好的，也是最不易被怀疑的资助掩护机构”。福特基金会的董事、官员大多与中情局关系密切，有些本身就是特工人员。麦克洛伊担任该会董事长时，曾为数十名中情局特工提供掩护身份，并设立一个管理部门，专门处理与中情局的关系。

茅于轼自诩为经济学家，但被同行们讥讽为半路出家的“半吊子”。虽然如此，但茅于轼纠集了一些反共反社的经济学精蝇，成立了旨在鼓吹自由主义和全盘西化的天则经济研究所。天则所、茅于轼和他的同仁们打着为民间资本说话的招牌，鼓动国家金融开放、产业开放、消灭国企，让所谓民间资本（其实是外资）进入；鼓吹国家应放弃18亿亩土地红线，转而向发达国家进口粮食，鼓动政府主动向帝国主义交出中国的粮食主权，是众所周知的经济汉奸、经济间谍。

茅于轼三十多年来，站在反动资产阶级一边，不间断地编造谣言、歪曲党史、恶毒攻击诽谤开国领袖毛泽东。远的我们暂且不提，单说今年4月26日，茅于轼在财新网、新浪、搜狐、和讯等网站博客及《国际财经时报》网站发表的文章《把毛泽东还原成人——读<红太阳的陨落>》（《红太阳的陨落》即前面痛斥的那个辛子陵所著），就可以窥一豹而见全斑了。以下是茅于轼文章的摘录：

“中国饿死三千多万人，超过中外历史上和平或战争时期饿死人的最高记录。在和平时期，没有任何别的理由可推脱。这是谁的责任。无疑是毛泽东的责任。”

“为了逃脱这个责任，他发动文化革命，逼死曾经因三年灾荒批评过他的刘少奇。”

“从五十年代开始他就迷恋于阶级斗争。反胡风，反右派，反右倾，四清，文革，都是围绕着阶级斗争展开的。他清除了彭德怀，贺龙，陈毅，刘伯承，陶铸。又利用林彪斗倒了刘少奇。到后来对林彪也不信任，想搞掉林彪。最后连周恩来也要反，只剩下孤家寡人和几个亲戚，江青，毛远新，王海容，和极少数几个家丁，像张玉凤等。”

“和他有肌肤之亲的孙维世，上官云珠等人也被逼得自杀。他毫无怜惜之意。现在揭发发现，毛泽东奸污过不计其数的妇女。”

“毛在他死前一年对他死后的国家领导人的安排是：党主席，江青；总理，华国锋；人大委员长：王洪文或毛远新；军委主席：陈锡联。以后又改为党主席是毛远新。总之没有超出他自己的几个近亲。”

“毛泽东的目的不在把人杀掉，而是让他遭受极大的侮辱和痛苦。……刘少奇快要死了，毛泽东下令抢救，……然后让他慢慢在无助的痛苦中死去。……在周活着的最后几天中，病痛极度地折磨着他。”

“解放前井冈山肃反杀了十几万人，这笔账该算在谁的头上，我说不清。解放后镇压反革命杀了七十万人。这主要是毛泽东的主意。以后在文革时搞清理阶级队伍，三反五反，杀过一大批。具体数目从来没有公布，估计不超过二百万人。除此以外没有大规模枪毙人。饿死的三千多万不是直接杀害的；整死的，自杀死的，武斗死的都不是毛泽东直接杀的。”

“毛泽东，除了抗战头两年共产党的军队打过几次抵抗日本军队的仗，从1939年以后就没有打过一场稍微大一点的仗。共产党的主要精力放在扩大解放区，培养自己的武装力量。这时候是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毛泽东放着日本人不打，打自己的小算盘，准备胜利后摘果子。”

“解放并没有给中国人带来幸福，相反，带来的是生灵涂炭的三十年。因政治原因死亡达五千万之众。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总数。”

“毛泽东还把人间一切美好的东西加以破坏。中国几千年积累的文化，理想，道德，艺术，全部被否定。可移动的古董，绘画，雕刻，统统烧掉砸碎。对不能移动的建筑物则推倒，把美丽的电影明星剃光头，让无知的群众用一切办法侮辱她们。把对社会最有用的知识分子一个个打倒，甚至逼他们自杀。把宣扬善的宗教领袖关进监狱，甚至干脆杀掉。”

“毛泽东的目的在于全世界都因他而痛苦。如果每个人的痛苦可以相加的话，毛泽东的目的是全社会痛苦的极大化。”

“毛泽东不但做到了在国内制造痛苦极大化，而且输出他的理论，让全世界都要残酷斗争。他鼓励在东南亚搞武装革命，制造死亡。在马来西亚，印度，泰国，菲律宾，缅甸，印尼，尼泊尔，斯里兰卡，都有武装叛乱。……毛主席的好学生，波尔布特，遵从毛泽东的教导杀人无数，成为全世界近代史中杀人比例最高的人类灭绝案。”

大家看了茅贼于轼的这些狂犬吠日般的言论，相信用不着笔者再劳心费神予以反击了吧，因为只有茅于轼这样的无耻卑劣小人，才会站在帝国主义、反动资产阶级一边，编造谣言、歪曲党史、恶毒攻击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不计后果地严重伤害全国各族善良的人民群众的感情，危害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

特别让人感到极不寻常的是，茅于轼对毛泽东的辱骂和造谣，已经远远超过了政治批判和道义否定的程度，放在任何一个国家都肯定属于刑事犯罪。如果把茅于轼辱毛文章当中的毛泽东换成天皇的名字，放在日本肯定属于刑事犯罪；如果换成英国女王的名字，放在英国也属于刑事犯罪；如果换成耶稣的名字，放在美国、以色列等国家也属于刑事犯罪；如果放在印度、阿拉伯等国家，甚至有可能是死罪。茅于轼作为一个文化人，懂得文明社会的法律和规则；作为一个中国人，更加懂得中国人民对毛泽东的爱戴深情；特别是在全国人民大唱红歌的背景下，如此肆无忌惮地辱骂诽谤毛泽东，肯定具有极大风险，作为“理性”人的茅于轼，绝不会主动去冒这个风险；那么，是什么因素推动一个八十多岁的“理性”人茅于轼，在此时此刻跳出来辱骂毛泽东呢？这实在是当今中国政治的斯芬克斯之谜。

茅于轼不仅恶毒攻击疯狂咒骂毛泽东，还在公开场合和新闻媒体上散布了大量的卖国、汉奸言行。笔者为其粗略分了一下类，请大家奇言共欣赏：

1、攻击18亿亩土地红线，为美国农业巨头控制中国人的粮食主权张目。

2008年，茅于轼的天则经济研究所发布了一个所谓“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研究报告，结论为，确保18亿亩耕地以保障粮食安全的观点是错误的，甚至是有害的。

茅以轼说：

“中国石油有40%进口，（当时）我们不是一样活得好好的？现在争夺资源的战争已经没有了，石油是战略物资，可以进口，粮食是战略物资，为何不能进口？既然粮食可以进口，我们要18亿土地的红线干什么？现在房价这么高，从经济学理论来说就是供需不足，如果增加了供应量，房价自然就下来了。”

“未见得永远是耕地最重要。这里要让市场起作用，它能够均匀地平衡各种用地的需要。更糟糕的是由于国家有了这样一个完全不必要的18亿亩红线的规定，使得所有的合理的土地用途转换都变得非常困难，要通过一系列的审批。”

“回顾过去，因粮荒而大规模死人的都是计划造成的。当市场存在的时候从来没有大规模饿死人。”

“究竟是保护耕地要紧还是城镇化要紧？肯定是城镇化更重要，因为粮食已经不是问题，完全没有必要死守住耕地面积。”

“现在这种保护耕地的制度确实是害多利少，应该及早调整。”

“18亿亩红线的数目完全是拍脑袋出来的，没有经过任何经得起检验的研究，这条红线极大地阻碍了我国城镇化的进程，极不利于加速农民进城和解决三农问题。”“完全没有必要，17亿亩没有必要，10亿亩也没有必要，任何红线都没有必要”。

“说到利用国际市场保证粮食安全就会有许多议论，认为靠国际市场是危险的，自给自足是安全的。但是无论从经济学还是从事实来看，上述认识恰好错了。中国的国内市场就被计划破坏了，而世界市场要比国内市场可靠得多。当今全球粮食安全的最大威胁恰好就是自给自足的政策。相反依靠贸易和交换（国内的和国际的）才能保证粮食供给的安全。”

“有市场就不愁买不到粮食，世界粮食供应非常充足，中国人不会因买不起粮而挨饿”

“即便遇到百年一遇的缺粮，中国所花外汇购买粮食大致也只是需要100亿美元，中国怎么会缺钱买粮？”

“又有人说万一人家粮食禁运怎么办。老实说，如果全世界对中国禁运粮食，一定是我们自己做了犯天下大忌的事。即使有粮食吃，中国人民的日子也好不了了。”

茅于轼攻击18亿耕地红线，声称中国不存在粮食安全问题，中国人吃粮食可以完全依靠国际市场，这显然不是一般的白痴言论，而是在孤注一掷地为国外敌对势力服务。

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有句名言：“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整个世界”。美国中央情报局控制的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帮助美国的农业巨头控制第三世界国家的粮食主权，洛克菲勒基金会是绿色革命和转基因粮食的重要推手。而茅于轼不顾年迈，迫不及待地充当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已经达到不要脸的程度了。

2、恶毒攻击国有企业，为外国资本和私营企业瓜分中国市场摇旗呐喊。

茅于轼及其天则经济研究所基本上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发布类似耸人听闻的言论，其言论的特点是主张一切私有化市场化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2011年3月3日，正值两会召开前期，天则经济研究所再次炮制所谓报告攻击国有企业，为外资和私营企业进一步瓜分中国市场呐喊。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一年一度的中国‘两会’召开前夕，中国国企的作用与绩效问题再次遭到学者炮轰。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课题组昨天提出统计称，如果扣除行政垄断所致的超额利润，国企对外宣称的庞大利润实际上是亏损”。

也许是鉴于茅于轼名声太臭的缘故，这次天则所偷袭国企的行动中不见了茅于轼的踪影。天则所《国有企业的性质、表现与改革》课题组总负责人是盛洪，执行负责人是赵农。尽管茅于轼也是政协委员，但此报告却由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高明华提交到两会上。

当有人质问茅于轼为什么如此仇恨国有企业，是不是拿了外国资本家的钱时，茅于轼的一番话充分暴露了他这个买办资本家和国际垄断财团豢养的走狗的本来面目

茅于轼说：“我不在乎拿外国人的钱，也不在乎拿资本家的钱。我不拿他的钱，我拿谁的钱？谁给我钱？政府的钱，我们很难拿到。有没有老百姓拿钱给我们？有，那是少数，给个两万三万的，靠这个根本活不了。”

由于国有企业已经被妖魔化了二十多年，天则这个攻击国企的报告得到众多媒体的支持和传播，联合早报网、凤凰网、新浪网、腾讯网、网易、财新网等媒体纷纷炒作天则所的这个报告。

3、宣传殖民有功论，为汪精卫翻案，时常发表赤裸裸的汉奸言论。

茅于轼赞扬殖民论。他说：“是领土完整重要，还是百姓的生命财产重要？我认为当然是百姓的生命财产更重要。领土不完整，少了一块，于我何干呢？当然如果那块土地上有我们的同胞，这块土地被别人拿去后这些同胞要做亡国奴，那么我们有义务保卫国土。如果那是一块连人都没有的荒岛，争这块领土就毫无意义。或者这块土地上的百姓归属别人管理之后，生活反而提高了，自由反而扩大了，那么这种领土主权的转移，不但不必反对，还值得欢迎。”

“中印战争为了几万平方公里基本上没有多少人口的一片荒地而战，有什么价值？”“毛泽东时代出现了社会的全面大倒退．客观上他当权的三十年是使中国落后的三十年。他是中国历史的罪人。”

鼓吹放弃神圣领土钓鱼岛。茅于轼说：“钓鱼岛的争夺更是一个例子。那是一个无人居住的小岛。中国和日本争夺得很厉害。在我看来，双方都不值得为此伤感情。把争夺钓鱼岛的力气用在国内对百姓真正有益的地方岂不更好．帮助没钱看病的人能看上病，没钱上学的孩子能上学，是不是更有价值．也许有人认为，钓鱼岛虽然现在没有人，也可能将来附近有石油等资源，为什么不值得争夺？但是我感觉大家为钓鱼岛动感情，并不是出于资源的考虑，还是出于主权的考虑．如果是为了资源，根本用不着斗争，坐下来谈判，让政治家退出,请专家拟定开发方案，讨论双方利益分配，得出双赢的结果，这才是解决问题的道路。也可以拿它竞价拍卖,出钱多的一方获得开采权.所出的钱成为放弃一方的补偿”。

茅于轼认为汪精卫是救世主。对此他有如此高论：“最近看到一篇文章说要重新评价汪精卫。文章我没有看到。对汪精卫我也没有任何研究，但是引起我的思考。”“也可能有一些汉奸并不是为了自己升官发财，而是为了减轻人民的痛苦，作为抵挡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欺压的缓冲器。这样的汉奸非但没有错，而且是真正的英雄。他自己下地狱，为的是减轻老百姓的痛苦。反过来看，有些英雄拿几十万人民的性命做抵押，坚决不投降。只是为了报效皇帝老子。从人民利益的立场看这些人不值得效法。用这样的眼光看问题，几千年的历史就要改写。”

 “从人民的角度看汉奸和从国家的角度看很可能是不同的,有时候可能是绝然相反的.卖国求荣的汉奸当然不耻于人类.但是也可能有一些汉奸并不是为了自己升官发财,而是为了减轻人民的痛苦,作为抵挡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欺压的缓冲器.这样的汉奸非但没有错,而且是真正的英雄。”

茅于轼诅咒愤青们抵制日货“愚蠢”： “因为我们买日货，对自己也有好处，没有好处的事情我们是不会做的。不买了，就没有好处了。用损害自己的办法损害别人，何苦呢？”

前一段时间，就在中国即将完成第一艘航母的改建之时，茅于轼无视美国巨额军费的事实，鼓吹“美国总统奥巴马也是一位有新思想的领导人。中美合作带头均衡裁军，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千万不要轻轻放过了。所以我不希望拿我交的税款去建航空母舰。”

4、企图瓦解国家，妄图解除中国武装，带头签署《零八宪章》，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

茅于轼说：“至于国家的尊严，更不是我们应该重视的事情。所谓国家的尊严，其实是政治家的尊严。”

“仅仅是为了国家而杀一个人是绝对不允许的。”

“以颠覆国家的罪名给百姓判刑也是值得怀疑的。”

“政府不是不可以反的，只有人民才是不可以反的。按照这个道理连叛国罪都未必能够成立”、“所谓敌对势力也是政治家制造出来的名词。”

“所谓国家和现在大家所理解的国家会有很大的区别。它往往可以由较小规模的社区来代替”。

“把国家利益看得比人民利益更重，造成这种颠倒的原因，是几千年来政治家的故意宣传。我们要把这个被颠倒了的理论再颠倒回来”。

“只要有国家的存在，有政治家的存在，人民利益—国家利益—政治家利益，这三个利益的冲突总是难免的．在什么情况之下问题才能够得到较好的解决呢？从长远的目标来看，只有在消灭了国家，当然也没有代表国家利益的政治家时，这个问题才有彻底解决的可能。”

“现在的欧盟25国正在走向统一，国界的观念越来越淡薄”。

“进入21世纪以后，国防的重要性越来越小了。因为前面讲的全球经济一体化使得争夺资源的战争不再需要，也因为国际社会对侵略行为有越来越大的制约。任何一个国家用任何借口侵略别国都不被认可。过去的侵略都要清算赔偿，谁还有兴趣做将要被清算的事呢？”

“现代战争多半是意识形态之争。看法的不同将永远存在下去，何必动刀动枪？所谓国防，越来越成为用武力解决意识形态之争的掩饰，或者用造成生命财产损失的真刀真枪来解决看法的不同。”

“有了石油市场，大家在市场上以价格来竞争，用不着打仗。从来没有听说过买卖石油要动刀动枪。所以说，由于世界市场的出现，争夺资源的战争一去不复返了。”

茅于轼带头签署刘晓波等人起草的《零八宪章》，公开鼓吹要修改宪法、分权制衡、开放党禁。连德国学者塞巴斯迪安?卡伦斯都认识到《零八宪章》的巨大阴谋和险恶用心：

《零八宪章》与普通的人权呼吁有着本质区别，它既不是抗议信，也不是人权问题的解决方案，而是一部全面的政治纲领。如同1977年捷克异议分子撰写《七七宪章》，呼吁推翻苏联政权一样，刘晓波及其追随者起草《零八宪章》的实质是要求废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及解散现有国家体制，而后完全按照西方标准重建政府。该文的要害有三：一是通过“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放弃中央集权制；二是通过“分权制衡”全盘西化；三是通过“确立和保护私有财产权利……开展新土地运动”推行全面私有化。它不仅是对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政策的全面否定，更是对中国政治传统的颠覆。

5、仇视人民，欺压人民，公然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为敌。

他说：“这个社会一定是不平等的，住房的不平等是人类社会不平等的集中反映，不管你什么社会形态，这是改不了的”。

“社会进步是靠精英的．社会没有了精英，必然退步．所以毛泽东时代出现了社会的全面大倒退”。

“如果拿人数来讲，恐怕怀念毛泽东是当前的主流。那是一个非常有破坏力的思想，是和谐社会的主要对立面。”

“中国不能搞太多福利”。

“你自己置不起房产，还要政府帮忙，这对吗？”

“政府是不是还需要帮助穷人买房，我看不合理。全世界你讲不出这样的理由！”

“餐馆剩食放窗口请路人取用”。

“降低学费是让不穷的人搭了便车。”

“廉租房应该是没有厕所的，只有公共厕所，这样的房子有钱人才不喜欢。”

“收入差距扩大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小额贷款必须高利息”。

6、鼓吹损人利己、贪污有理。

“贪污五千亿不算大事”。

“我们国家一年被贪污的钱顶多是五千个亿，而全部生产是20万亿，五千亿只占了百分之二点几，所以这么一看，贪污不是一个很大的事，财富生产才是最大的事。”

“道德能值多少钱？”

“我不赞成牺牲自己造福别人”。

“牺牲自己为别人’的极端，就是走向恐怖主义。认为自己的牺牲可以大大地造福于别人，这是愚蠢的想法。”

“君子国里的每个人都要损己利人，结果造成一大堆矛盾；义务为别人做好事的人却在鼓励别人做坏事”。

“社会整体来看损人利己未必不可取，只要损人很少而利己极大，此种行为就有利于社会。因为自己也是社会中的一员，此种行为可使社会的总利益得到增加。如果每个人都能找到一种损人极小而利己极大的方法，整个社会将因此而得益。”

“同一件事对他本人而言是损己利人，对别人而言又变成了损人利己。由此可见损己利人在逻辑上是不能成立的。此种原则不可能成为一个社会的制度性原则。”

7、所谓“法制”是欺骗，所谓“民主”是无政府。

“犯法的事情，我也仍然在干。我相信不是我错了，是法律错了。”

“小额贷款吸收存款是犯法的，这是要坐牢的。人民银行给我来信，让我停止，提醒我这是犯法的，但是我不去管它。”

“宪法都改了几回了，法律为什么不能改？我不怕，大风大浪我也经过了，再说也不会出什么大问题的。”

“我就敢于吸收存款，不合法啊，但我不怕，认为它利人利自己就行。改革就是要打破不合理的规矩，我们的宪法都改了很多回，还有哪条东西不能改啊。人家为我担心，说你吸收存款，要坐牢的，我就不信，是我坐牢还是你改法律？”

     茅于轼的汉奸卖国言论还有：

     “卖国并不是什么严重的错误，出卖人民才是严重的错误”

“本来国家之间并没有什么冲突，可能只是百姓之间的小摩擦，政治家们把它放大成为国家利益之争，兴师动众，借题发挥。最后就是拿百姓交的税款为自己谋名谋利。”

“老百姓都希望太平安宁，绝不会无事生非。即使有个别人喜欢闹事，也绝不会闹到国家的规模，花掉那么多钱，牺牲那么多人。之所以地球上有那么多纠纷，主要是政治家们的‘功劳’。”

“我们要旗帜鲜明地抵制坑害百姓的爱国主义。爱国主义绝不是极终真理。两个国家的爱国主义造成两国对立，挑起仇恨，最后倒霉的是两国的百姓。爱人民（中国的和外国的），这才是极终真理。”

“抵制日货是很愚蠢的办法”、“不赞成抵制日货，政治应远离市场”、“抵制日货是用损害自己的方法去损害别人，这和身上绑了炸弹去炸敌人，虽然程度上不同，性质是差不多的。”

“中日东海问题应交企业家谈判”。

“在败局已定的条件下，应该说，投降是正确的选择。”

“投降之后就不可以继续坚持原来的敌对立场，让对方有可能按照中立民众的条件来处理俘虏的生活。如果继续按照敌对的关系作斗争，对方就不可能给俘虏以和平的对待。敌对斗争就会继续到俘虏营里，也就没有什么和平可言了。”

“在战争中牺牲的日本军队和百姓都是无辜的，他们对战争是没有责任的。他们的战死是因为上了战争罪犯的当，而且大多数是被迫送死的。我们要纪念战胜国的阵亡将士，同样应该纪念战败国的阵亡将士。”（注：让中国人年年纪念侵华日军的“阵亡将士”？）

“至于国家的尊严，更不是我们应该重视的事情。所谓国家的尊严，其实是政治家的尊严。”

“仅仅是为了国家而杀一个人是绝对不允许的。”

“以颠覆国家的罪名给百姓判刑也是值得怀疑的。”

“政府不是不可以反的，只有人民才是不可以反的。按照这个道理连叛国罪都未必能够成立”、“所谓敌对势力也是政治家制造出来的名词。”

“所谓国家和现在大家所理解的国家会有很大的区别。它往往可以由较小规模的社区来代替”。

“把国家利益看得比人民利益更重，造成这种颠倒的原因，是几千年来政治家的故意宣传。我们要把这个被颠倒了的理论再颠倒回来”。

“只要有国家的存在，有政治家的存在，人民利益—国家利益—政治家利益，这三个利益的冲突总是难免的．在什么情况之下问题才能够得到较好的解决呢？从长远的目标来看，只有在消灭了国家，当然也没有代表国家利益的政治家时，这个问题才有彻底解决的可能。”

“现代战争多半是意识形态之争。看法的不同将永远存在下去，何必动刀动枪？所谓国防，越来越成为用武力解决意识形态之争的掩饰，或者用造成生命财产损失的真刀真枪来解决看法的不同。”

“有了石油市场，大家在市场上以价格来竞争，用不着打仗。从来没有听说过买卖石油要动刀动枪。所以说，由于世界市场的出现，争夺资源的战争一去不复返了。”

茅于轼（还有前面的辛子陵）肆无忌惮、丧心病狂地诽谤开国领袖毛泽东的言行，激怒了全国各族正直善良的人民群众，许多人纷纷发表文章，痛斥反击茅于轼、辛子陵，要求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在某个红色网站的倡议下，今年四月到六月，在短短的两个月时间里，全国有六万多人真名实姓，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上书，联合公诉茅于轼、辛子陵。现将公诉书摘录如下，请大家读一读，想一想。

“在迎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汉奸分子茅于轼2011年4月26日在若干有影响力的媒体发表《把毛泽东还原成人》一文（此文是共产党的叛徒辛子陵所著《红太阳的陨落》一书的读后感），对抗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同志去年在中央党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大量捏造事实，以极其恶毒的语言攻击、诋毁中国共产党和开国领袖毛泽东主席，篡改、捏造、丑化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在社会上激起强烈的谴责和愤怒。各方面的反应已经表明，这是茅于轼、辛子陵等在蓄意挑起事端，制造动乱。　　

    我们认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即将来临之际，在党的十八大召开前夕，出现一股否定党史，否定党的领袖，否定人民共和国第一代领导核心的现象决非偶然，它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茉莉花革命”，同美帝国主义势力要“将中东乱局引向中国”的叫嚣，是相互呼应的，其目的是内外配合，为推翻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地位、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制造舆论，是在煽动社会动乱。　　

    我们是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拥护中国共产党，向往社会主义的人民群众。看到这种情景我们绝不能无动于衷，我们绝不能坐视不管，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捍卫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崇高形象，捍卫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捍卫社会主义制度，捍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安全。为此，我们向人民的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起公诉茅于轼和辛子陵的请求，希望人大对这一事件予以高度重视，并责成有关部门进行查处，以平民愤，以慰人心，维护我们党的光辉历史，维护毛泽东主席的荣誉和尊严，维护国家安全。　　

我们同时呼吁全国各地热爱毛主席，拥护中国共产党，向往社会主义的广大人民群众和共产党员积极行动起来，拿起宪法和党章的武器，以各种形式展开积极的斗争，揭露茅于轼和辛子陵的罪行，坚决打退这股反动潮流”。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