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麒元：我最担心的两个经济指标

　　有朋友问：总书记应该关心哪些经济指标?我说，除了GDP，都应该关心。不过，我最担心的是两个经济指标。这两个经济指标，决定着共和国的未来。

　　第一个经济指标是财富分布的社会性。

　　或者，我们也可以反向理解，就是财富大规模兼并的情况。中国政府一向不重视资产负债表，他们极端地关注营业额(GDP)增长。中国领导人并不清楚中国总财富的真实存量和变化趋势，更加不了解中国总财富的真实分布和流动状况。当然，中国领导人也不太清楚政府、机构、家庭、个人真实负债及其变化状况了。误导领导，这种现象，古已有之，教训惨痛，让人忧虑。经济繁荣(总量增长)往往掩盖社会矛盾的累积(贫富分化)，领导人往往对于财富的大规模兼并缺乏警觉，直到社会矛盾彻底激化为时晚矣!

　　第二个经济指标是政府的制度成本。

　　《预算法》第三修正案，并未约束各级政府的支出极限，却公然为各级政府非税收入提供了渠道。简而言之，我国各级政府的制度成本处于无限扩张之中。我国政府的制度成本早就突破了《预算法》约束。白色收入(受《预算法》约束)比重逐年降低，灰色收入(不受《预算法》约束)比重逐年增长，黑色收入(完全非法收入)大幅度增长。其中，可计算的名义制度成本(狭义财政)，不及实际制度成本(广义财政)的一半。或者，可以说，在财务意义上，各级官吏已经建立起了庞大的共和国第二财政了。毫不夸张地说，明末和晚清的悲剧，都是第二财政急剧膨胀的必然结果。反腐败可以解决这两个问题吗?可以缓解，然而有限。没有坚决果敢的财政变革(主要是税政改革)，一切都将是过眼烟云。

　　老实说，最怕听到有人说体制或机制之类的鬼话。小部制变成大部制?国企统统变成私企?崇祯和慈禧就是这样被骗死的。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要有清晰的底线意识。财富分布必须有底线，多数人必须享有多数财富。制度成本必须有底线，官吏无论如何不能吃掉新增国民财富的一半。底线才是根本，方式或名称并不重要。当官僚和资本合谋榨取，老百姓根本就没有活路。当老百姓家庭广义税赋(类税性支出)达到其总收入的70%，无论是任何国家或地区，也无论是何种制度，都必然陷入动乱。北非、中东、乌克兰无不如此，最新的例子可能是香港。

　　经济学不是科学，经济学是经典的政治宣言。不同的经济指标，体现的是不同的立场。当然，您非要相信政府经济学家或机构经济学家，也就是说您决心与官僚和资本站在同一立场上，那您也就无须计较历史和人民的冷酷无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