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汲古集》：21，“爱臣”与“危身”

　　“爱臣”与“危身”

　　韩非子《爱臣》篇，不是说如何去爱臣，而是说君主最爱的臣，却有可能危害君主自己以及国家。因此劈头一句就是：

　　“爱臣太亲，必危其身。人臣太贵，必易主位。”

　　战国当时，人与人的关系，君与臣的关系，有着可怕的实际情况：

　　“主妾无等，必危嫡子。”

　　“千乘之君无备，必有百乘之臣在其侧，以徙其威而倾其国。万乘之君无备，必有千乘之家在其侧，以徙其威而倾其国。”

　　得出一个结论：

　　“奸臣蕃息，主道衰亡。诸侯之博大，天子之害也。群臣之太富，君主之败也。”

　　我们查一下，其实，在韩非子之前一百几十年，孟子也早就看到这种现实的：

　　“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

　　可见，这情况长期如此，并不是韩非子耸人听闻。怎么办?韩非子认为，君主要具有“四美”才行：“身之至贵，位之至尊，主威之重，主势之隆”。如何能具有呢?“不求诸外，不请于人，宜而得之”，关键还是在于自己能够驾驭一切，如果不能做到，那就不行。

　　韩非子给君主指出了这些之后，就出主意说：

　　“明君之蓄其臣也，尽之以法，质之以备。”峭法严刑，“不赦死，不宥刑”。

　　这法与刑的大权要牢牢掌握在君主手中，不能反而让臣下有此权柄。此外：

　　“大臣之禄虽大，不得籍城市，党羽虽众，不得臣士卒”。

　　臣下有了都城地盘，并且握了兵权，对于君主，当然是危险了。这就产生了对臣下的要求，“人臣处国无私朝，居军无私交”。还有，“府库不得私贷于家”，不得与邻国有私交，不得带剑上朝。

　　读了此文，可以想见，战国时代君臣之间，朝廷上下，存在一种如何的情况。

　　然而，当这些成为君臣共识，上下遵照，却也是强国的表现，说明着内部的稳定，这稳定是建立在直面残酷的现实与人同此心的基础上的，这是当时的“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之路，反之，言必称“仁义”，以为人性总是善的，把一切寄托在“别人是爱我的”这一想法上，那就是自欺欺人，国家就会内乱，也就谈不上强大和自立于战国之林了。

　　责备韩非子“其极惨礉少恩”，是一种“道德批判”，以责难“法治”的严酷;但面对现实，还是要承认时代国家社会人心的实际，要不然，只有吃亏。

　　聪明的君主也许会给自己适当穿上“仁义”外衣，变成“外儒内法”，儒们也就安定了下来，一方面，是听着舒服些，不至于绷紧着过日子，另一方面，他们也能派上些用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