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改委为何屡屡推高国内油价

发改委为何屡屡推高国内油价　　

据《21世纪经济报道》4月13日报道，“4月7日，国家发改委再次上调国内成品油价格后，上海地区93#汽油已达7.77元∕升，创出历史新高，甚至比2008年7月国际油价创出147美元∕桶时还高。”　　

作为一个负责规划和指导中国未来发展和改革事务的职能部门，发改委为何却要屡屡通过自己的市场价格监管，而把这种国内油价不断推向自己的历史新高呢？它究竟想要达成什么样的目的？　　

一是提高水电油气的相对价格。　　

在我国经济建设的头几个五年计划中，为了加速一些重工业部门的资金积累和生产扩张，通常都把水电油气这些基础性产品的相对价格编订得比较低。在向市场化的过渡中，这种从计划体制脱胎出来的基础产品相对价格体系并没有完全地退出市场，而是通过价格的双轨运行继续把这种生产经营所获得的收入配置到各个竞争性的企业之中。通过这种相对价格体系的初次分配，一些自主定价的企业在这种价格的双轨运行和短缺经济的买方竞争中，很快就通过自己产品价格的市场形成而完成了自身资本的原始积累和生产的扩大经营。还有一些生产基础性产品的企业则受阻于价格的计划控制，一方面无法通过市场获得自己正常的资金积累，另一方面也还不得不长期微利、甚至亏损经营，并一再指靠着国家的财政补贴过日子。水电油气作为国计民生中的基础性产品，它们的价格一直都没有放开，而是由发改委通过国营的央企直接掌控和监管着。发改委每每推动这些水电油气产品的价格上调， 总是采取这种做法，即直接约谈央企负责人，并通过它们把自己设定的价位调上去。在向市场化的转轨中，为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发改委把很多产品的价格都放开给了市场、并由它的供求作用自主定价，而价格由它直接掌管的仅限于那些关乎国计民生的基础性产品。为了扶持那些竞争性行业参与国际市场的大竞争、大经营，发改委又把以往计划管理体制中“依靠压低那些基础性产品的相对价格而加速重点扶持企业资金积累和生产扩张的做法”直接承继了下来，并由此造成了这些水电油气行业的继续微利、乃至亏损经营。正因为如此，提高它们的相对价格和比较收益，就成了发改委的一个被经常援引的理由。　　

二是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　　

税赋的征收，有一个阻力最小、成本最低的隐蔽途径，那就是把税赋附加在这些基础性产品的消费之中。它靠的不是国家的强征，而是一种消费上的自愿。作为一种生活上的必需品，任何人的日常消费都离不开它。只要一消费，税赋就通过这种自愿的支付而被征收上来。水电油气就是这样的产品，通过抬升这些产品的消费税率，国家的财政收入就可以源源不断地被征收上来。　　

当然，发改委不可能明目张胆地说自己提高水电油气的相对价格，就是为了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但它的价位上调也确实暗含着这种目的，并确实通过这种隐蔽的途径达成了自己的增收目的。据易贸资讯副总裁钟健披露，现在的油价与3年前相比之所以每升被抬高2元，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现在的价格中含有1元∕升左右的新增税赋——燃油消费税……以目前上海93#汽油价格7.79元∕升为例，合计总税赋已达2.455元∕升，占油价总额的31%以上。”（4月13日《21世纪经济报道》）　　

水电油气多为国营垄断的行业，发改委通过自己的央企亲自掌管它们的价格，实则就无异于为国家开辟了一条增收国库的便捷快道。近些年来，发改委为何屡屡放出风来，说要上调它们的价格，以促进市场营运收入在企业之间进行公平分配；与之同时，并以隐蔽的方式把一些不好征收的税赋暗加进去，其真实的目的也无非就是通过这种消费快道把国家的税赋优先地征收上来，以保证政府财政收入的如期增长。　　

现在，我们这里收入分配的一个基本现状就是国富民穷。国为何能这么快地富起来，靠的是什么？一些人可能说较高税赋的征收，而实际上这种征收的幕后操盘却是我们的发改委，它可以关起门来自己搞定加什么税、涨什么价，而无须接受什么体制外的监督与质询。　　

在完全的市场经济国家，商品的价格没有不放开于市场供求的自发作用的。政府虽能监管市场的运作，但却不能越界直接干预并操控一些产品的价格形成，它们没有发改委这种直接操控某些重要产品价格的特权。因而，它们的财政收入很难按照期初的计划合意地增长起来。这也许是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最值得它们景仰的地方吧。就拿美国的奥巴马政府来说吧，不论是它的财政收入还是它的政府开支，都很难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操办。如想开征新的税种增加收入、扩大开销，也还须到国会山上公开、透明地拼斗一番。前不久，民主党与共和党在国会山上的恶斗，差一点就把奥巴马政府的门给关了。可怜的奥巴马，只怪他没有搞出一个类似我们发改委的机构，专门帮他隐蔽、快捷地通过消费的途径增收自己的国库。　　

三是调节贫富收入差距。　　

现在的富贵一族，大都拥有着自己的香车宝马。从油的消费上看，这个族群应该是一个喝油的大户。钱财的富有与出手的阔绰，使油价的浮动很难成为它们消费需求中的一个经常性的抑制因素。换句话说，它们的消费需求是很难对油价的浮动敏感的。油价的浮动只可能抑制那些不怎么富有的拥车一族的正常需求。它们的消费需求会因为这种油价的浮动而自己紧缩起来。因而，这种燃油消费税率的抬升，它的一个正面性的作用就是可以把这些富贵一族的部分过高收入征收到国库中来，以缩小这种过大的贫富差距。　　

当然，如想通过这种消费的途径缩小贫富差距，也还可以让这种抬升的消费税率搭载其它物品的消费价格，比如高档的别墅、衣食、娱乐、烟酒、轿车等。凡是富贵一族可能消费的物品，我们都可以把一个极高的消费税率附加到它们的价格中去，并通过它们的高档消费回收它们的过高收入。　　

如果发改委抱有这样的目的进行油价的上调，这才是一条利国利民的正道。但须谨慎地操作。因为操作不当，则极有可能把一部分小汽车制造行业上的消费需求给紧缩掉，或者把物价总水平上涨中的成本因素给诱致出来。因此，如果发改委确实想通过这种油价的上调缩小贫富之间的差距，那么它在操作上就绝不能搞“一刀切”，而必须区别对待、因车调价。凡是富贵一族的消费用油，一律按照一定的消费级差上调油价，消费的越多、油价也就越高。凡是工业运输、商业营运用油则一律保持其油价的平稳供应，避免它们的营运成本因急剧抬升而拉动物价总水平的不断上涨。　　

这次油价的上调，既不是需求的拉动，也不是成本的推进，而实则是发改委的人为操作。只可惜操作失误了。因为它的“一刀切”式的上调油价，导致了各种工业生产和商业营运成本的普遍抬升。结果，通胀被进一步加剧，CPI指数被进一步推高；同时，也还造成了一部分鲜活农产品流通成本的急剧抬升与市场需求对接的脱节。　　

这次发改委的上调油价，对山东、河南等地部分蔬菜流通、销售环节的受阻，就有着脱不了的干系。因为农产品流通成本的陡升，让一些菜贩基本上无利可图起来，它们似乎不约而同地缩减了自己的长途贩运。结果，一边是菜农的生产过剩，用再低的价位也卖不出自己的菜 ；而遥远的另一边则是市场的供给短缺，让不少市民不得不花高价买自己的菜。无论是市场的两头还是买卖的双方，都怨声载道的。菜价的暴跌固然与菜农盲目的扩大种植与市场的超量供给有着本质上的因果联系，但市民在这种卖方的超量供给中却依然吃着自己的高价菜，这就是流通环节受阻的错了。而这个流通环节的受阻又是谁造成的，发改委显然脱不了其中的干系。　　

所以，发改委每每上调油价，都必须谨慎周全、绝不能鲁莽行事；否则，就可能把市场的供需对接、物流的正常营运和物价水平的控制等事务给办砸了。　　

　2011年4月25日　初稿于论道书斋     胡显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