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乱“精英”在海外

我们唾弃那种中国人

林默涵 魏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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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九政治风波距今已十年有余，这十年间，那些逃亡海外的所谓“精英”们，在西方世界上演了一幕幕被西方耻笑，遭华人唾骂的丑剧。本书首次从各个角度全方位地展示了这些“精英”们勾心斗角、拉帮结派、卖国求荣的嘴脸及其内幕，有助于我们认清他们吆喝的所谓“民主”、“自由”的实质，以及他们终将被历史抛弃的必然结果。
    作为对照或相反相成的内容，本书还辑录了部分在海外华人中引起巨大反响、共鸣的一些文章。这些文章无不透射出海外华人热爱中华、盼望祖国强盛的的心声，是了解海外华人处境和心态的难得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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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动乱“精英”在海外

大内讧：王希哲状告魏京生 昙花梦
大老爷与“小学生” 叛逃“精英”劣迹钞

第二章不废江河万古流
爱我中华的心声壮我中华的呼唤 一片冰心在沸腾
“华人与狗不得入内”问题的来龙去脉 

第三章一个留学生的思考
 一个留学生的思考 选择

第一章动乱“精英”在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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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内讧：王希哲状告魏京生

 宋文申

在刚刚进入20世纪最后一年：1999年1月8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在美国媒体面前，由美国国会众院举行的一个专门针对中国“人权问题”的所谓“听证会”上，闹了一场中国的所谓“民运分子”或“异见分子”内部各个山头和派别之间的“同室操戈”。他们“相互攻击”，互指着鼻子大骂、大吵、大嚷、大闹、“大打出手”。沸沸扬扬，演出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混战和恶斗，把个“听证会”搞得不欢而散，至今余波未消，继续口诛笔伐、各不相让，还闹到了美国的“公堂”，在洋人面前打起了“官司”……。
一些中国的民族败类，在“洋”地方的“洋人”面前出尽了中国人的大“洋相”！这实在是一件令人大开眼界、发人深思的“奇闻”，一出自我讽刺的“闹剧”和“滑稽戏”！

在“主子”面前大动干戈，出尽“洋相”

最近一个时期美国统治集团和反华势力，显著强化和加紧了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攻击和“惩治”的力度。最突出的就是借所谓中国的“人权”、“人关”等大做文章，肆无忌惮地干涉中国内部事务，增强、施加压力。
人们知道，美国政府的官方人士，包括其总统和国务卿，都曾“信誓旦旦”表示要同中国建立什么“21世纪战略伙伴关系”。可是他们起劲做的，却是另一回事，恰恰是利用一切机会，不择手段地压服和“惩治”这个被称为“战略伙伴”的国家——社会主义中国，必置之死地而后快。
在这种背景和气氛下，作为对中国施压的手段和步骤之一，由美国国会众院国际关系委员会出面，在华盛顿国会山庄专门召开了一个所谓“中国政府镇压民主运动”、“践踏入权”问题的“听证会”。这个“听证会”，专门挑选了几个死心塌地投靠美国、由美国豢养、彻底背叛祖国的所谓中国“异见分子”“‘民运人士”，充当“做证”人，专门对付自己的“战略伙伴”——中国。
这又是哪一家、谁同谁、何种“战略”的“伙伴关系”呢？
当然，这几个黄皮肤的中国人，其实也够不上美国真正“平等”的‘伙伴”。充其量不过是受其豢养、庇护，任意调遣、驱使的一帮死心塌地为美国“战略”效劳的“奴才”、“走卒”而已。
可是，美国在这些奴才中，却单单看重和选中了新近来到美国并大为“走红”的魏京生和刘念春，以及更后一些来到美国的几个鲜为人知的人。而投靠美国“资格更老”，为美国对付中国立过“汗马功劳”的王希哲等人却遭到冷落。他们只够坐在“听证会”的“旁听席”后排“旁听”的份。
这就不免引得王希哲等人颇感“失宠”，醋意大发。在魏京生等“做正’，摇尾乞怜，发表一通大骂自己祖国，哀求美国政府“采取有效措施”对中国实行更严厉惩罚和制裁的“证词”之后，王希哲等就立即从旁听席站起来，对“听证会”仅仅邀请了魏京生等人，冷落了其他的人，表示了强烈不满和抗议，指着魏京生的鼻子怒骂。
结果引起了王希哲和魏京生等人之间一场恶言相对的互相攻击和斥责。
报道说，王希哲在“听证会”快结束时，“突然起立”，对美国主子没有邀请他“做证”大声抗议，高喊“这一次出席听证会的几个证人，是没有资格为中国民主党说话的”。还大骂魏京生等人“欺世盗名”，说魏对中国大陆一些所谓“异见分子”非法组建的“中国民主党”历来持反对态度，还曾中伤他们是“共产党特务”，因此，他根个不够资格，“不能代表海外民主运动”到这里“做证”。
而魏京生等人则反唇相讥，大骂王希哲等人“居心叵测”，“非常恶劣”，“有意抹黑海外的异见人士”，甚至把王希哲指为“共产党特务”。
这场突然爆发的争吵，使国会的会议主持人仓皇失措，最后不得不招来警察维持秩序，使得这个“听证会”中途不欢而散。
据有的报道描述说，“冲突场面一度十分火爆”，“最后‘动起手来’，升级为‘武斗’”，“令场面失控”，后来不得不“由国会警察将王希哲等人押离议会大楼才了事”。而那位主持“听证会’的美国人，更是“手足无措”，不得不悄悄退席，溜之大吉。
在“听证会”后，王希哲与王若望等人还在会场外发表‘涟署抗议声明”，公布揭魏京生老底的函件和录音，闹得“不亦乐乎”！
这幕热闹丑剧，还做了电视的现场实况直播。引起国际传媒的严密关注，纷纷进行了报道和评论，向我们绘形绘色地展示了那场“丢人显眼”的“丑剧”和“闹剧”。

丑剧‘节兴未艾”

这场所谓“民运分子”的“内讧”，其实并非什么新鲜事。实际上，这帮人虽寥寥无几，历来却是以与“民主”、“民运”风马牛不相及的“内斗”为“传统”和“专业”的。几年前围绕所谓“民联”、“民阵”合并为“民联阵”的那场丢人显眼的“恶斗”，王若望头破血流，含泪兵败华盛顿，人们大概会记忆犹新的吧！王炳章、徐邦泰等人围绕《中国之春》杂志那场同样闹到美国法庭的争夺战，至今也仍未停息。
这一次也不例外，据报道，1999年2月5日，王希哲等3人就以所谓“中国民主党”负责人的名义，向美国纽约州高等法院状告魏京生和台湾《新新闻》杂志“三项诽谤罪”，要求被告正式道歉并赔偿200万美元。据说已得到受理，并向被告发出了传票。看来，好“戏”还在后头！
如果说，当年王若望兵败华盛顿，是他妄图充当“中国的华盛顿”，担当海外“民运”总头目的野心和美梦的破灭，与什么中国的“民主”、“民运”没有任何关系的话，那么，这一次王、魏之间的华盛顿之战，也同样和中国的民主根本不搭界，纯粹是在其美国主子面前的一场肮脏的“争宠吃醋”、“争权夺利”的闹剧而已。这出最近的“表演”的近因，就在于自从魏京生来到美国后，得到其美国主子的特别青睐和器重，寄希望于他来“统合”处于四分五裂的所谓“民运组织”。为此，其中一部分人就大肆鼓噪，极力为之争取“诺贝尔和平奖金”，肉麻地捧他为中国的“民主之父”、“中国的曼德拉”。魏京生自己也洋洋自得，“欣然”接受，自认为“舍我其谁”、“当之无愧”。
这恰恰就是更早投到美国主子怀抱的王希哲辈所难以接受和容忍的。这不是明明抢了自己的位置和地盘吗？
这种“不争气”的情况，当然也引来了支持供养他们的美国有官方背景的反华势力的关切和失望。据香港《远东经济评论》周刊的报道，在回月8日“听证会”闹剧的一周之后，前美国驻华大使夫人包柏漪就以“中国人权组织的创始人”的身份（这倒是透漏了这中国“人权运动”的真实起源、后台和背景！）“在曼哈顿第五大道的一家湖南餐厅’请魏京生、王丹、方励之等人吃饭，“对大厅内的持不同政见者和活动分子进行了说服工作”。可是王希哲却未见露面。这也是意味深长的。
这篇报道中还提到“一些批评人士”认为，这帮人的内斗，“其结果是持不同政见者出现尖锐分歧，这对中国政府有利，并使这个流亡运动越来越同中国的局势发展脱节”。
这当然并不意味着这场表演的“终结”。

中国最腐败的一股政治势力

这帮十年前在北京制造政治动乱的分子，曾经把自己打扮成“反腐败”的英雄。经过十年来的反复表演，恰恰充分证明，他们本身就是中国的一股最为腐败的政治势力。难怪一位身居泰国的曾是“圈里的人”，把这帮人搞的所谓海外“民运”形容为“奸商宵小贻害无穷”的“丑陋的海外民运”，“差不多成了几个争地盘的流氓团伙”，“在海外中国民运的大本营美国，就又上演了一曲令人恶心的丑剧”。他们的权欲个人野心很大，可是权还没拿到手，自身就完全烂透了。
据海外一家报纸《星岛日报》在《从“一盘散沙”到“水火不容”》的“特稿”中评述说：“从八九年‘六四’事件以来，通过明或暗的渠道到达西方的中国异见人士少说也有两三百人，其中较有名气的大概有数十人，但是在海外的各种异见人士团体竞有七十多个，有‘党’有‘派’，有‘会’有‘部’，由于各人都是主席、会长、秘书长、召集人，谁也不把别人放在眼里，故两三年过去后，海外形容这些所谓的民运组织实际是一盘散沙。”
这就是对这帮子“民运分子”多年来的所作所为的很好写照。如果说，《沙家浜》剧中那个“胡司令”，只有“十几个人，七八条枪”的话，那么这些所谓的“民运分子”种种“党派组织”竟然连这样一个“平均数”都还达不到，互相之间的拆台，更是早就成了家常便饭，这不是够可怜、可悲的吗？
他们目前的主要经济来源是靠美国的一点不同名目（包括这样那样的以“民间”形式存在具有官方背景的“基金会”）的施舍，有时还要跑到台湾去乞讨。当年召开的“民联阵”成立大会，则是由王若望专门跑了一次台湾讨了8万美元才得以开成的。魏京生前一个时期也曾专程去了一次台湾，受到李登辉的“接见”，其目的之一也是讨钱。据说并未捞到多少。可是这样四处乞讨的一点钱，相当一部分就已经进了个人的腰包，供少数人挥霍了。上述文章就提到，最近王希哲就曾“公开质疑魏京生所筹集的巨额资金的下落”。
一部海外“民运分子”的发展历史，就是始终贯穿着这种”四分五裂”、“争权夺利”、激烈“内斗”的历史。还没有拿到权力，自己就争得头破血流，还没有掌握经济大权，已经为“分赃”而打破头了！
这是一帮什么人？是一股什么力量？他们闹的是怎样一种“异见”？不是已经能够看得清清楚楚了吗？他们自称是“民运分子”，至少该是与中国的“民”字即同中国的最大多数的人民大众的“民情”、“民生”、“民愿”、“民意”有点关系，与中国真正争取民主的民主运动有点关系吧？然而，不！他们却是当今中国与自己的人民大众最为脱离、最为格格不入，甚至完全是背道而驰的一个无法收拾的烂摊子。他们连“众”也谈不到，有时甚至连三个人都合不拢。结果就形成了一伙不成气候的“乌合之众”。
民主，首先意味着人民当家作主，表达人民的意志。和自己的祖国作对，和生养了自己的人民的共同意志作对，背道而驰；和美国国会的反华势力相结合，与中国的农奴主的最后代表达赖相结合，与违背最大多数人民意愿推行“两个中国”的身居台湾的李登辉甚至一直从事“台独”的势力“民进党”相结合；干的是遵从反华势力的旨意，危害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勾当，这算什么“民主派”？难道不是对民主的最大背离和亵渎吗？这哪里是“民主”！分明是“‘美’主”（以美国为主子，由美国做主）、“‘钱’主”（当外国金钱的奴仆），归根到底是“‘我’主”（一批谋取私利的个人中心主义者、唯我主义者），岂有他哉！

 （《中流》1999年第4期，标题略作改动）

 媚外软骨症

——评魏京生晤沙特克

冷眼

编者按：这里刊登的《媚外软骨症卜文，转载自澳洲的华文《汉声》杂志。它揭露的是“动乱精英”魏京生，投靠、勾结其外国主子，摇尾乞怜地恳求其对中国实行制裁、禁运，大力干涉中国的内政，以对付自己的祖国和人民的丑恶行径和卑鄙灵魂。这种对魏京生这个小丑的旗帜鲜明、一针见血的揭露和鞭挞，在国内众多的宣传媒体上，似尚未见到，知之甚少。把它转载于此，供大家一闯，恐怕是不无益处的吧！
值得注意也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个患了典型的“媚外软骨症”，卖力地为美国政府和中央情报局的“行政命令”和“世界战略”效劳的洋走狗魏京生，却正在被某些外国人吹吹打打地举荐为1995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候选人。
这些推举人，恰恰也就是魏京生早已投靠了的美国国会的那些反华的议员们。
据外国的通讯社报道，去年十月间，美国的58位国会议员，联合搞了一封致诺贝尔委员会的签名“提名信”。信中说：“我们坚信，魏京生得到1995年诺贝尔和平奖，是当之无愧的。”“希望诺贝尔委员会能承认魏京生作出的特殊和杰出的历史贡献。魏京生代表的理想和目标，是中国和平转变的重要因素。”
主子一声令下，躲在美国的“动乱精英”方励之等，立即吠声吠声，起而响应。
这真正是“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了。
与世界和平风马牛不相及的一个卑劣的跳梁小丑，却居然被和人类最崇高的和平事业联系起来，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的一种空前的历史嘲讽和咄咄怪事吗？按照美国的指挥棒，专事在中国制造动乱，竞成了“维护和平”；拜倒在美国脚下，乞求由美国在中国大地上当家作主，竞成了“争取民主”；保护一小撮颠覆社会主义中国的“动乱精英”搞卖国、分裂祖国，推行美国“和平转变”的“理想和目标”的“权利”，竟然成了“维护人权”。所有这些居然又成了“特殊和杰出的历史贡献”，这不是对“和平”，才‘民主”，对“人权”，对历史，也是对诺贝尔奖金的最大亵渎和玷污吗？

报载刚被假释出狱不久的中国“异见”分子、被西方誉为“民主斗士”的魏京生，于2月28日与刚到访中国的美国专事人权事务的副国务卿沙特克共进午膳（见1994年3月2日澳洲《新报》报道）。席间魏京生竟然要求美国人对中国政府采取强硬立场，以延续中国“最惠国”经贸地位要挟，迫使中国政府在所谓的“人权”问题上向美国屈服，以期实现他所说的“如果美国有坚决的决定，便可望有大的收获，否则一切努力将属徒然”。……他还促请美国今年不可太快决定延续中国的最惠国地位，“如果中国拒绝改善及继续漠视国际压力，美国便应言出必行”。言下之意即要美国撤销中国的“最惠国”地位，变相对中国人民施加经济制裁。魏京生之流跪倒于美国霸权面前媚外求宠，置自己国家民族振兴、发展的根本利益于不顾，甘愿堕落为美国反华的马前率，丑态毕露，十足是一副洋奴嘴脸。
对于当今国际上自诩为“人权斗士”的山姆大叔的颐指气使，世人几已习以为常，甚而是麻木不仁。总之对“人权”的诠释，山姆大叔说一，则他人不能说二，否则那根狼牙大棒砸将下来，那还得了。是故，折服于山姆大叔淫威之下喝“洋奶”长大的有着东方人面孔的所谓“民主精英”们，乃至那些虽喝不上“洋奶”却总想方设法仰仗山姆大叔的淫威，四处蛊惑人心，甚而狐假虎威，恃势凌压自己民族的“民主斗士”们，通通患上了“媚外软骨症”。对于他们的摇尾乞怜，百般做态，山姆大叔自是赞誉有加，万般呵护，如获至宝。前有方励之辈，后有魏京生之流，他们企图借美国人的霸气来凌压中国民族的正气，居心可恶可诅，每个有民族尊严的中华子育都会对他们一伙的媚外求宠嗤之以鼻。
民主、人权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产物，有其自身形成的内在规律。各个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在其历史演进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因而造成了发展中的千差万别，这当可理解。然而，民族的生存、发展权是当今世界上每个国家民族步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缺乏了这个前提来高谈阔论所谓的“民主、人权”，如果不是狂妄无知就是居心不良。众所周知，西方国家今天的物质文明及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离不开三五百年来对全世界大多数国家民族，特别是对亚、非、拉美三大洲人民的疯狂的殖民掠夺。这段历史人们当可追溯至1492年哥伦布等西方殖民主义先锋抵达拉丁美洲时开始的血腥的对外豪取强夺及种族灭绝的殖民统治时期共500年左右的时间。正是在这样的一个历史时空里，西方的文艺复兴、宗教革命、科技发展、工业革命、资本主义成形，殖民掠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臻至巅峰……一言以蔽之，西方国家积500年来灭绝人性的对外殖民扩张，豪取强夺，几尽榨干了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膏血，以建成今天西方国家炫耀于世人的“自由、民主、人权”的“文明圣殿”。换一句话说，西方国家赖以走向现代化的生存发展权恰恰是建基于剥夺第三世界国家同样应享有的权力基础之上，造成第三世界国家长达几个世纪陷于贫困落后、停滞不前乃至种族灭绝这样一个血淋淋的残酷困境。时至今日，当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人民已纷纷奋起抗争，以争取和维护本民族的生存发展权的时候，西方国家以他们的血盆大口向发展中国家兜售他们那套“自由、民主、人权”的西方价值观，就是十足的虚伪！其目的不外乎指责发展中国家的落后、野蛮以突显白种民族的“优越”和高高在上，从而贬抑、压制发展中国家步向现代化的种种努力。
鉴往知今。历史是一面最公正的镜子，往往伪装的妖魔鬼怪，在这面镜子里总要原形毕露，无所遁形。时时对照历史，人们当不能忘记西方的撒旦们犯下的深重罪孽。然而到了今天的科技时代，西方的撒旦们却乔装成了悲天们人的救世主，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摆出了一副乐善好施的慈悲样。特别值得人们玩味的是，经过了改头换面，西方的撒旦们以教育、科技、物质享受、金钱美色等种种手段来培植一批又一批第三世界的“自由、民主、人权斗士”，以发动一场无形的现代的“十字军东征”，将他们的价值观念以“国际标准”作为包装，通过他们培植、影响的“精英”们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有形无形的渗透，内外呼应，软硬兼施，以期达到瓦解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摧毁一个民族的自信心，实现他们对第三世界“无兵以屈之”的目的。这是人们不能不严正对待的一招杀人不见血的恶毒招数。可以想象，如果西方的撒旦们的阴谋得逞，发展中国家顿成被抽掉民族脊骨再也挺不起腰干的软体动物，那么步向现代化非但免谈，而本民族的生存发展权也顿失依据，灭绝的命运也就摆在眼前了。这是不能不防的！而他们此一毒招能否得逞，端视乎他们所培植、影响的这批第三世界的“精英”们能否完成内应工作，这恐怕是发展中国家不能不面对的一个隐患。
记得魏京生曾于70年代中期提出过一个当时颇具争议性的“第五个现代化”，即“政治民主化”观点，一时颇能耸动视听。由于他的言论充满激烈的感情色彩，因此很难弄清楚他此一观念的真正含意。但从他获得假释出狱后陆续读到的一些有关文字，特别是此次他本身的现身说法，那么，人们当可明了魏的所谓“政治民主化”的意涵不外是希望借助洋大人之力，在中国强行西方化制度。果如是，足证明魏京生之流是十足的史官，盖渠竟置中华民族振兴发展的整体利益于不顾，甘愿为洋大人的马前卒，更是令人齿冷。
中华民族的子裔绝难遗忘我们民族在近代一百多年来蒙受西方列强所强加于我们身上的深重灾难和屈辱，永远缅怀及秉承无数民族英雄、志士仁人为外抗列强以争民族的自由、独立，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统一，内惩国贼以求民族的振兴、富强，政治的稳定、民主，而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义无反顾地前仆后继所体现的中华民族的凛然正气。时至今日，一个独立自主，团结奋斗的中华民族已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牢牢地掌握了自己民族的生存发展权，上下一心，正以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及勤劳刻苦的传统美德建设我们国家的现代化大业。在这个举世瞩目的历史演进中，中国人权再也不受西方列强的任意宰割，而是真正为全体中国人民所共有。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大业的深入发展，中国人权将日臻完善。而这一切是完全建基于我们民族一百多年来艰苦奋斗，浴血抗争的结果，充分体现了我们民族的坚韧不拔，不屈不挠，勇于开拓，勇于进取的高贵品质。这同西方国家五百年来的殖民扩张，贪婪残暴，豪取压榨的强盗行径根本上是泾渭分明，完全不同的。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言，中华民族是以王道待人治天下，西方列强恰好反其道而行之，是以霸道欺人夺天下，这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文化价值取向。所以，那种崇洋媚外，企图以全盘西化来取代“中国特色”是根本违背基本国情的叛逆行径，注定是要失败的。
“中庸”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藉此，不妨正告魏京生之流，希望你们在反民族的路上别越走越远，及早回头，善莫大焉。如果你们真的有一番为社会大众谋福利的抱负，那么就必须踏踏实实地投身于我们民族的振兴大业之中，以实际行动贡献你们的才智。但如果你们只想仰美国人的鼻息，妄图恃“洋威”以令中华，那么到头来你们将会发现，你们不但不能见容于中华民族，最终也必不能见容于其他族群。

 （原载澳洲《汉声》1994年4月，《中流》1995年第1期转载）

盛世妖孽

［马来西亚］彼岸

又一个人渣被撵出了中国，就像送瘟神那样，谢天谢地，阿弥陀佛！这回是魏京生，中国扔掉的垃圾美国捡回去当成宝贝，供奉膜拜，目的只有一个：反华！
“国之将亡，必出妖孽”。中国正当盛世，正在如火如荼振兴中华的关键时刻，却也冒出了一小撮像魏京生那样甘心任由摆布被用来反华的败类，为什么？卖国求荣！李志绥不是捏造了一部《一个医生的回忆录》，艾蓓不是虚构了另一部《叫父亲太沉重》，企图诬蔑当代的伟人毛泽东和周恩来吗？所为何事？还不是为了几个臭钱！“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个断语加诸此辈倒是十分确当的。
“克林顿蔑视中国，在白宫接见魏京生”。这是新加坡《海峡时报》的大字标题。美国是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克林顿是美国总统，理当日理万机，本不应也无需小题大作，下作到去搞这样有失体统的小动作，在丢人现眼之余，还损害了中美关系。
不单是克林顿，历届美国总统都是一样德行，喜欢小题大做，无事生非，搞小动作，搞对抗，来达到破坏世界和平的目的。这就不能不使我们怀疑白宫的头头们的智慧和两党轮流坐庄的选举制的民主性。难怪有一个美国人曾经这么说过：只要有第三个总统候选人，即使是猴子，我也会投它一票。猴子也比克林顿有智慧。
克林顿智慧欠佳只是一方面，还有另一方面，就是把中国当成假想敌，总是企图围堵中国。美国和一些西方列强这种反华心态，有时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
不久前，诺贝尔和平奖不是颁发给了分裂中国的奴隶主达赖刺嘛吗？据说他们还准备提名魏京生，也把这个大奖奉送给他。为了反华，不惜践踏诺贝尔奖。和平奖的颁发不是为了促进和平，而成了搞对抗、分裂他国的手段，成了反华的一个毒招。诺贝尔假如九泉有知，肯定，肯定会锥心泣血，怒火万丈。
克林顿口口声声要和中国接触交往，要和解，不搞对抗。我看，他是口是心非。奉劝他，还是省点搞小动作的时间和精力，用点心思，苦读一点中国历史，和中华文化“接触交往”一番，也许会开窍一些，演跳梁小丑的角色，有辱超级大国的尊严。

（《中流》1998第4期）

民族败类吴弘达的丑恶表演

 何孝先

编者按：下面所刊载的，是一位生活在美国的中国学者，对投靠美国的民族败类、反华走年吴弘达的丑恶表演，所作出的部分评价和反应。听一听生活在美国的具有起码爱国心的华人对这件事的种种议论，是颇能发人深思的。
被美国官方封为“人权斗士”的吴弘达，到底是何许人也？一个黄皮肤的中国人却被美国“不断夸奖”为“真正的美国英雄”，当做“患难归来的英雄”而“热烈欢迎”，这不就一针见血地说明了一切吗？何孝先先生的文章告诉我们，连“反华的中外政客“都”心里雪亮”：吴弘达所作的一切，并“不是出于个人的使命感，而是职务赋予的责任”。什么“职务”？对谁的“责任”？原来，远在美国的许多人都早已十分清楚，“他（吴弘达）为英美情报宣传机构工作，用心良苦，力求表现”。不仅如此，他去年偷偷摸摸从新疆溜进中国窃取情报，不仅是直接受美国情报机构指派，而且还是“和负责宣传方面的美国人士同行”。这不是把他的身份、背景和使命交代得清清楚楚了吗？说穿了，这个吴弘达不过是一个货真价实的背叛祖国、卖国求荣的汉奸、卖国贼，一个死心塌地地效忠美国主子，受美国情报机构豢养、派遣的卑鄙可耻的美国特务而已。正因为如此，他厚颜无耻地“一再强调自己是美国公民，感到十分光荣和骄傲”，一再“要求美国‘惩罚’中国政府”，乞求美国政府“有强硬的政策，阻止中国成为‘政治、经济和军事巨人’”，就一点不会使人感到奇怪了。
给吴弘达这样的汉奸、卖国贼以背叛自己的祖国的“权利”，以破坏、颠覆自己的祖国而不受惩罚的“权利”，这就是美国政府所维护的“人权”！

去年10月18日晚吴弘达来敝校（威士康辛大学欧城校区）演讲，题目是《中国：奴工背后的真相》。能这么快便找来这位中国政府释放后返美不久、英文全名（Harry Wu）正被媒体炒得炙手可热的“人权斗士”，使不少同事和学生感到意外。听说有某位亲台的教授从中穿针引线。
最近一位朋友来电话闲聊，提及他曾有幸亲聆过吴某的“崇论宏议”，于是在长途电话里细细将内容相告。我发现它与吴某在敝校的演说同出一辙，由这位“斗士”演唱出来，竟是一首厚颜的三曲，慷慨激昂处不让“正气歌”：
一、中国政府“倒行逆施”：中国人民是毫无权利的“奴隶”。
二、感谢美国政府及人民，并以拥有美国公民权自傲。
三、大力推销他那本反华的著作，乘机狠捞一笔。
像这种名利双收之举，他自然勇于为之，他又“有何忧哉”！
连不断夸奖吴弘达为“真正的美国英雄”的听众，对他多次处心积虑地潜回中国，进行他所谓的“神圣任务”，也会有“何不殚烦”的疑问。但反华的中外政客心里雪亮——这不是出于个人的使命感，而是职务赋予的责任。他为英美情报宣传机构工作，用心良苦，力求表现；否则，最近一次去中国应从上海或深圳等地人境，不必从新疆偷渡，更不必和负责宣传方面的美国人士同行。可笑他们万没料到一个遥远而冷僻的人境小站居然也有电脑稽查。吴某一人境即被捕，没有机会获取更多用来控诉中国政府违反人权的资料二所以这次演讲缺乏新内容，放映的还是两盒有关劳改及器官移植的录影带。这固然由于在某些美国人心目中，吴某像位患难归来的英雄；但有一事实我们不能忽视——他诽谤中国的那些话美国人听来正中下怀。基于本身的利益，美国绝不愿见中国强大，时时刻刻想抓一条小辫子为难；中共对此应该有所警惕，不再轻易给外人以藉口。
至于负面的影响，其严重性连吴某本人也始料未及，但他对自己的能耐无疑十分自满，处处宣扬一贯的论调，反对北京，要求美国“惩罚’冲国政府。站不论美国是否有此权利及能力，单谈惩罚的对象是否合理。尤其是大陆留美学生，常被误认为来自统治阶层或由政府派遣出国，在某种程度上代表政府，也就代表中国。他们会不情愿地被卷入政治论争中。听见自己的国家被误解、被批评，总不能不挺身说几句话。
最恼人的情况是有些对亚洲一知半解的美国人，因受吴弘达的影响，以为自己也非常了解中国，见了东方人便大谈中国如何落后、中国人仍过着奴隶的生活，以及中国留美学生都是共产党员等等。以偏概全，自以为是。
吴弘达放弃中国人的立场，一再强调自己是美国公民，感到十分光荣和骄傲。他告诉听众说，这次乘机返美时，机务人员要其他乘客慢一步，而请他一人先行下机。看到黄缎带及欢迎的人群，他充分感到做美国人的幸福及骄傲。言外之意是中国人可悲，若比起美国人来，最多只能算二等公民。美国的报章杂志也一直强调他拥有美国护照，竟然在中国被捕，非常不合理。似乎美国护照可以使他高人一等，即使按照中国法律，他确有窃取国家机密的罪嫌，但因是美国公民，所以也应当逍遥法外。这还是19世纪帝国主义侵华时的论调。
演说时吴某一再提出，美国应有强硬的政府，阻止中国成为“政治、经济和军事巨人”。今天虽然禁止部分中国产品进口，克林顿总统对中国政府仍然过于迁就，把生意经看得太重。美国从未给过苏共最惠国待遇，为什么对中共如此厚爱？他这种偏激的态度我想连反华的香港总督及民运分子都不会赞同，因为最大的受害者会是中国和香港的老百姓。他更强调囚犯不该被迫劳动。其实罚令犯人劳动是四海皆准的原则，美国也不例外。人权组织应反对的不是劳改，而是任何冤狱。吴弘达摄制的录影带内容模棱两可，并未说明劳改的对象是政治犯还是刑事犯。如果是后者，则被罚劳动不为过分。工资低微也非不人道，而是限于国情，不该用美元为单位来计算，也不必和美国比。何况美国监狱中犯人的工资比一般人的工资也低很多。
吴某承认他在法庭上认罪是说谎，多年来前后二十多次，理由是对骗子说谎乃以其人之道治其人之身——中共政权本身就是一个大骗局。奇怪的是他在法庭上说是俯首认罪，从不像一个有胆量、有骨气的“斗士”，可是一离境却立刻头角峥嵘了起来，变成英雄，侃侃而谈，似乎道理和正义全在他一边。虽然如此，他却避免解释官方文书所载是否属实——他以盗窃罪被判刑三年，刑满之后自愿留在农场劳动，并非十九年期间他一直是囚犯。
讲词也有轻松的一面。他说去年夏天他被禁在武汉一所别墅中，囚室面积不大，却有两个沉默寡言、面目可憎的警卫。由于不耐小房间里的沉寂，他便主动和警卫攀谈，话题不少，如辛普森案，苏姗•史密斯，以及美国运动明星等，神态非常得意。听众不禁哈哈大笑。后来有个美国学生问他：法庭上的照片显示吴某神情沮丧，像一个极其可怜的囚徒。在狱中他是否真能如此轻松自在？真能的话，中国的监狱似乎便不如他描写的那么可怕……。
谈起中国违反人权的详情，吴弘达乘势推销他前年出版的那本书——《昨夜风疏雨骤》（用李清照“如梦令”一词首句略改两字作为Bitter Wnd一书的中文译名，看似典雅，其实不伦不类。李词的意境与吴著的气氛大不相同，最惨不过“绿肥红瘦”而已，何况还有“海棠依旧”）。精装本二十二元九角五分，平装本十四元九角五分。讲演前销路便不差，也有人只是翻看一下，讲完后即刻有二三十人购买，并且排队请他亲笔签名。回答听众问题时有人曾问说这次坐牢对他有什么影响？他笑答一大影响是他的书更畅销，中共帮了他一个大忙。接着他说他虽以做美国人为荣，如有机会还想回中国：中国是故国，没有人有权阻止他再回去，继续人权方面的工作。这一点颇令人费解：他回中国的目的不是积极地参与国内的政治改革，而是窃取情报，向外邀功，提供英国广播公司（BBC）及美国机构所要的照片、录音带和录影带。这种用心比起海内外民运分子的行为来，显然又逊一筹了。
绝大多数的美国听众没有到过中国，吴某的演讲就像“天方夜谭”，引起了广泛的兴趣，中国听众却不大以为然。连台湾来的学生都有人批评吴某是“哈巴狗”、“挟洋自重”；香港的政论家如罗孚及岑逸飞等人也认为他老奸巨猾，目的全在利己，根本不值一听。但我认为外国势力仇视和贬损中国的心机值得海内外爱国的华人时时警惕。英美政府及其情报宣传机构习惯于将一切反华的言论都当成真话，将中国政府及人民的辩解却看成谎言。这是一个有组织有计划的反华大阴谋，在现阶段表面上是以维护人权为藉口。这一所谓的“人权”机构会利用层出不穷的中国败类，例如刚捧过反华“英雄”，又抬出反华“英雄”——君不见“人权斗士”吴弘达的老调尚未弹完，在美国又出现了一个振振有词的张淑云，有计划地编造上海儿童福利院的病童照片？她被西方政府及传媒利用，将个人私怨及经济利益置于国家的荣誉之上。这一点连实地观察的美国记者也有些看出来了，但她的控诉被别有用心的政客及机构所接受，向世界各处传送，就像笔者在起草本文时，美国哥伦比亚公司每周一期的“六十分钟”节目正在播放中国“虐杀”幼童的消息。

（原载澳大利《汉声》杂志1996年第4期，《中流》1996年第6期转载）

“马前卒”的悲哀

 文从周

在1989年政治风波中，柴玲小姐曾被捏塑为“志士仁人”的形象。正是赖着这样的光晕，在天安门广场中，在“自由女神像”下，她坐“总指挥”宝座达几十天之久。
然今年4月25日在台湾出版的《联合报》，却以《让别人流血，而自己求生》的题目，把她的这副假面撕破。这家报纸的记者自香港报道说：美国最近搞了一部影片。影片将披露美国记者康宁汉（Phil Cuningham）在天安门广场对柴玲的采访。大概是柴玲小姐自以为遇到了自家人，又没有别的学生在场，于是和盘托出自己的老底。她对记者说，她作为“总指挥”，根本就不是要领导学生们去争取什么“胜利”，“其实我们期待的，就是流血”，“用鲜血和生命唤起民众”。记者问：“你自己会继续在广场坚持吗？”柴玲厚颜道：“我想不会的”，“因为我跟大家不一样”，“我就这样想”，“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人说自私什么的”。
将别人往死里推，而后自己逃之夭夭，这算得什么志士仁人呢？所谓志士仁人，必须是“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倘若有求生以害仁，无杀身以成仁，那就翻到了志士仁人的反面，就成了懦夫小人。然而，柴玲小姐们又岂止有求生、无杀身而已，而且是杀众人以成一己私利。倘若不是长着一颗狼子野心，能于出如此残忍、如此卑鄙的勾当么？一位摩登的卑鄙诗人说：“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回头去看，他的这句诗简直就是谶语。这谶语就应在他自己及其同类头上。柴玲之流的卑鄙者不正是用卑鄙拿到了“通行证”吗？踩着被愚弄者的躯体筑成的阶梯，她们爬上西去的飞机，到“极乐世界”悠哉悠哉地享受那“极乐”去了。不知当年虔诚地追随柴玲的学生们读了这则消息，心里会是怎样的滋味？
善良的人们或许要问，填塞私欲可以有很多手段，何必用这么毒辣的一招呢？这是因了恶魔的诱惑。当是时也，东欧崩溃，苏联解体在即，美国老爷们的“颠覆”魔爪对准了独立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要颠覆自然需要内应，于是便网罗利欲熏心的小人作汉奸，于是就有方励之、严家其、苏绍智、吾尔开希、王丹、柴玲……如雨后蘑菇般现世。“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精于商道的美国老爷深知，只要许以一张绿卡与些许美钞，就足以使这般丑类出卖父母、祸害家国、残杀同胞。“流血”是柴玲们的“期待”，更是美国老爷们的“期待”，而且首先是美国老爷们有了这样的“期待”，柴玲们才有这样的“期待”。
这样说冤枉了美国老爷吗？大量的铁的事实不论，仅从这件事也可以证明。设若美国老爷们当真对中国怀有善心，及时公布柴玲的谈话，即可成为促进受蒙蔽者觉悟、促进中国大局安定的助力。为什么不公布呢？一向以抢“新闻”著称的“新闻”掮客们何以变得迟笨延宕了呢？就是因为这个计划原本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制定的。自己怎么能够公开自己不可告人的阴谋呢？待到阴谋实施以后又来公布，自己也觉得这是个漏隙，于是修补说：柴玲的“一部分谈话在美国的电视媒体上也被用过”，但是因为翻译、剪接等技术问题“而失去了柴玲说话的逻辑性”。美国老爷们在中国问题上造了那么多的谣，他们的技术不失误，怎么偏偏在这里失误了呢？失误还可以改正，怎么一拖就是四五年呢？实则包藏祸心，岂是失误者舆？
美国老爷们于1989年在中国干下的坏事，愈来愈被更多的中国人看透，愈来愈招致中国人的愤怒，他们的伪善假面已是破碎不堪。为了挽回颓势，便来了个丢卒保车，抛出从犯。这就是时下又公布这则新闻的全部秘密。说到底，所谓“新闻”，不过是美国老爷们实施政治阴谋的工具而已。
对于柴玲们来说，这实在是一个需要格外当心的信号。这信号说：君莫得意君莫抖，尔等不过一条狗。可使吠人与咬人，也可装入替罪篓。今天抛出了柴玲，明天、后天……呢？呜呼！密月已尽，恩爱将绝。想一想这以后的日子，难道不心寒么？有道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主子要抖落你们以自保，尔等如欲自保，唯一的办法就是抖落主子的老底——向世人公布他们是怎么收买、利用你们的。不过，这需要胆气，就看尔等有没有？

 1995年7月18日于北京
 （《中流》1995年第9期）

 表错情

——方励之、李洁明交恶记

马鸣

1990年美国的一位学者，针对东欧剧变后的前东欧国家“持不同政见者”在新政权下的境遇，发出了无可奈何的抱怨和感叹：“如果一个人曾经是持不同政见者，那一辈子都是不同政见者了。”当时，笔者曾在一篇短文中介绍和评论过这个耐人寻味的论断。
这显然是一个悖论。当时我曾试图回答：“‘持不同政见者’推翻了要推翻的对象，与现政权不就成了‘相同政见者’了吗？何以又注定‘一辈子是持不同政见者’呢？”我只能这样来解释：他们的“政见”，本来就不是独立“政见”，只不过是把西方“政见”全盘“趸”来，用西方社会模式和价值标准“全盘”改造自己的国家而已。由于他们看外国眼色行事，唯外国意旨是从，为外国利益服务，他们头上就有了十分显眼的外国“徽记”。对有点民族尊严的国家而言，这“徽记”总是犯忌的，很难吃“香”的。一个哪怕是表面上标榜独立形象的国家，也很难公开容纳他们或明目张胆地奉他们为“英雄”，这是势所必至，理所当然的。这不能不说是“持不同政见者”的一种“事与愿违”的悲剧。
这只是“持不同政见者”作为外国代理人，在自己国家所注定的并不美妙的命运。可是那些逃离自己的祖国，直接投进外国怀抱的“持不同政见者”，在变成外国的直接工具正式获得被庇护、豢养的奴才地位之后，其命运是不是就会美妙一些呢？
其实并不，也不可能如此。
道理很简单。“持不同政见者”从国内转到外国，当然是其地位、身份、价值、作用的重大变化。可是，在任何意义上却都不意味着其身价、地位的提高，相反却是这种身份、地位的一种明显的贬值。正如一个待价而沽的妓女，在嫖客未完全把她买到手之前，她是嫖客争取弄到手的对象，自身还有着讨价还价的余地，掌握一定限度的主动权。嫖客为了把她弄到手有时还不惜出高价，海誓山盟，苦苦追求。可是，一旦交易完成，嫖客就拥有了对这妓女的绝”对玩弄权和支配权。既已卖身，吃着人家，靠着人家，也就剩下看人家眼色，受人支配、使用、玩弄、发落的份了。
不幸的是，“持不同政见者”从国内转到国外，同时也是自身实际作用的大大削弱，一落千丈。像方励之、刘宾雁这样一些“持不同政见者”，能够被一些外国势力看中，不仅在于他们甘于为外国势力效劳，还在于他们是中国的“著名作家”、“著名学者”，有些人曾是××领导人的“智囊”，××要害部门的知情人、主持人或掌握宣传媒体的负责人，有的人还曾拥有“政协委员”、“作协副主席”、“科协副主席”等等的社会头衔。他们不正是因为原来有着这相当高的社会地位、广泛的社会联系和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和号召力而被选中和倚重的吗？一旦离开了自己的国家，也就失掉了这种社会地位，失去了国内的讲坛，割断了原有的社会联系，其实际的“使用价值”，也就不免打了极大的折扣，而转变为单纯寄人篱下的门客以至奴才了。
事物的辩证法本来就是如此。可是这却是那些把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接纳到自己国内的外国势力所始料未及的。现在他们已渐渐意识到这是一个很大的失策。其结果不仅导致这些人实际价值的下降，而且还常常惹出种种麻烦，演出种种笑柄、闹剧，甚至转化为碍手碍脚的包袱和累赘。现在美国又打发“持不同政见者”返回中国大陆，就是一个不能不引起注意的新动向。然而这些人即使“打回大陆”，也不可能发挥原来那样的作用了。于是他们更多地着力于在中国大陆内部打主意，也就毫不奇怪了。
对这一点更缺少自知之明的，是“持不同政见者”们自己。他们能得以受到外国人倚重、赏识，又得以登上梦寐以求的外国“乐土”，于是就往往有一种“宾”至如“归”，落“叶”归“根”，乐不思蜀，受宠若惊，身价百倍的“良好”感觉。人家大搞反华，偶而要他们出来装装门面，造点声势，打打小旗，骂骂自己的国家和政府，在媒体上时而露露面，便自己以为已“平起平坐”、“登堂入室”，至少也跻身于“智囊”、“高参”、“谋士”的行列。于是就飘飘然起来。也就难免“得意忘形”，产生错觉，忘记了自己寄人篱下的门客、甚至奴才的真实身份，闹出摆错“位置”，看错“眼色”，表错了“情”的“不合体统”、“不识时务”的蠢事来。
从最近一些日子美国媒体传出来的方励之和李洁明之间的那场“争论”中，就不难闻出这些“持不同政见者”有点“失宠”，遭到厌烦的气味来。
正当美国在关于给中国以最惠国待遇这个敏感、微妙问题上进退失措、举棋未定、争论不休的当口，被称为中国“著名持不同政见者”的方励之，也耐不得寂寞，急不可待地要插上一嘴了。9月6日，他和另一位“持不同政见者”，前全美“学自联”主席赵海清，在美国最有影响的大报之一《纽约时报》上公开发表文章，敦促美国政府对中国“取消国营企业产品享受的低关税待遇”。文章还忘乎所以、出言不逊，以咄咄逼人的口吻告诫、指责美国政府：“如果克林顿总统屈服于中国政府和美国商界的压力，那么就等于向中国的强硬派践踏入权的行为开了绿灯。在今后几年里，中国的人权状况就会更加糟糕。如果不是过去几年来每年都重新考虑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问题，那么中国政府在人权方面的表现肯定会更加恶劣。”
显然，方励之并非在对美国总统和政府发表“不同政见”。他不想，也不敢这样做。尽管言辞激烈、尖锐，不无“上纲上线”，指责“施压”之嫌，可是他站在中国的对立面为美国说话的“立场”，是不容置疑的。何况，如果文章不是明明白白地署着方励之的赫赫之名，有谁相信它不是出自洋人而是出自一个中国人的笔下呢？
可是这调门很高、气势汹汹的“瞎起劲”，却似乎并未得到美国决策圈内人的嘉许和赏识。相反却被认为是“足以使美国最终失去在中国的影响”的“馊点子”。
明确站出来反驳、教训方励之的，不是别人，恰恰是美国外交圈内的重要人物，前美国驻华大使李洁明。人们不会忘记，正是他，在1989年初，先是把方励之列为布什访华宴会的“贵宾”，后又把方藏到美国使馆保护起来，最后又把方装入美国军用飞机运入美国。李洁明又是北京风波中代表美国官方的现场指挥者之一。既是美国外交圈内重要人物，又是有“恩”于方励之的李洁明，出面用尖刻的语言针锋相对地反驳、教训方励之，其份量，其含义，恐怕都是非同小可的吧！
李洁明在《华盛顿时报》发表的反驳文章除了明确地表示了反对方励之在最惠国待遇问题上的观点之外，更突出地是表达了对呆在美国的某些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的强烈反感和不满。他明确地把呆在国内和呆在美国的中国“持不同政见者”的表现加以对比。他说，根据他们的调查，大多数呆在中国的“持不同政见人士，已经不再强烈要求美国取消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很多人认为方励之和其他一些在国外的“持不同政见者”，“在出国以后，就不顾国内的人民的生活了。他们对此很反感”。
这也就是主子对奴才的“不满”和“反感”。说这是因为奴才们“不顾国内人民的生活”，那是虚伪。从李洁明的反驳中，并不难看出这不满和反感的真实原因。
其一曰：“方励之不应该试图使美国的政策符合他的目的。”意思不是很清楚吗？几个“持不同政见者”值多少钱？你们不是优先考虑符合“美国的政策”，而是试图借“美国的政策”来改善自身的处境，这不是本末倒置了吗？
其二日：“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应该更多地直接和中国政府打交道。美国政府应该在后面支持他们。但是不应该给他们打先锋。”这意思就更清楚了。养活着你们，是要你们“直接和中国打交道”，也就是要你们自己上阵和中国政府对着干的。你们不这样做，却呆在美国国上上坐而论道，喋喋不休，说三道四，指手画脚，力图把美国推到第一线为你们“打先锋”，而且不体谅决策者的困境和苦衷，多方指责和“施压”，这更是主仆不分、摆错了位置了。
其三曰：“对中国人权问题的压力，不应只来自美国，这种压力是多边的。美国应该特别支持香港和台湾的民主力量。这种来自中国方面的力量，比任何外来的所谓最后通牒和威胁都更有效。”这段话那就更是“话中有话”，令人回味无穷的了。它不仅表明了对这些躲在美国养尊处优、“光说不练”的奴才的失望和不满，而且还明确暗示，美国统治集团已下定决心把重点转移到更多直接依赖“来自中国方面的力量”，这是不是意味着方励之这些呆在美国的“不同政见者”因“不识相”而受到某种“冷遇”呢？使“不同政见者”，继续呆在国内站住脚，保持其原有地位和联系，利用合法讲坛发言，不是更有效、更划算吗？
唉！说来说去，这“持不同政见者”的角色并不易扮演，即使想当个“够格的”奴才，又谈何容易！方励之兴冲冲地交了一份“试眷’，实际上却被判了一个‘不及格”，落了一个使人家厌烦的尴尬处境。

（《中流》1994年第5期，标题略作改动）

如此“斗士”

——李洁明大曝方励之当年“避难”内情

马鸣

4月间，美国前驻华大使李洁明和‘冲国的异议人士”方励之在美国的两家大报上展开了一场颇为精彩有趣、令人回味无穷的争吵。笔者在《中流》5月号，曾以《摆错了“位置”，表错了“情”》为题（本书收录时改为《表错情——方励之、李洁明交恶记》）就这件事做过简略评述，指出了透过这场争吵而能够意会的某些重要动向和含义，提醒人们注意，美国对这些呆在美国的“中国持不同政见者”的态度上的微妙变化，以及那些寄人篱下的奴才们的尴尬处境。
中国有句老话，叫“不打不成交”。可是李洁明和方励之的争吵，却是在保护人和被保护者之间、主子和奴才之间早已“成交”即早已确立了各自的地位、名分并大大热乎一阵子之后的对“打”。这本来就不属于平等对手之间的平等“对话”或“讨论”，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它会向什么方面发展？到头来会吵出个什么名堂？这却是人们所不能不关注的。
从最近来自西方，特别是来自香港传媒的信息表明，这场争论不仅并未停息下来，反而呈现了“升级”的明显趋势。
这一方面突出反映在争吵范围的明显扩展上。原来这场争吵是围绕美国是否应该取消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而展开的，现在去发展到“翻”业已过了五载的“陈年老账”，把当年方励之躲进美国使馆的事实真相和是是非非也扯出来的地步。从美国本土的媒体，扩展到了香港的媒体，也标志着这种争吵范围的发展。
另一方面则突出表现在争吵双方的“攻”、“守”地位的“转移”。如果说，4月间就表面化了的争吵，是由方励之首发其难，主动挑起争论，急不可待地试图影响克林顿政府利用“人权”和“最惠国待遇”来“惩治”他自己的祖国，而李洁明则只是站在克林顿的立场“被动”起而“应战”的话，那么，其最新发展却是李洁明转而采取了不留面子，毫不客气，穷追不舍，追根究底，咄咄逼人的“进攻”姿态。而一向以“敢于直言”自诩的方励之却显得底气不足，欲言又止，吞吞吐吐，躲躲闪闪，大有被逼到墙脚之势。最后竟挂起了“免战牌”，连一点“民主斗士”的气派和影子都找不到了。
据香港一家报纸披露，在6月间接受香港媒体采访时，李洁明除了对方励之“成功来美后的言行有比较严厉的批评”之外，还大曝其“内幕”，力图证明，1989年方励之躲进美驻华使馆要求庇护，并非美国请去的，而是方励之不请自来，赖着不走的。
李洁明在接受香港一家杂志的“独家访问”中说：方励之“六四”后第一次跑到美国使馆要求庇护时，他（李洁明）即劝告方励之离去，并告诉他大使馆帮不上忙，这种做法对自己和民运也没有好处。方励之无奈离开。但过了六小时又折回，并带了美国学者林培瑞和《时代》杂志的记者同来。李洁明认为，方励之这样做的目的，是迫使大使馆答应他的庇护要求。否则此事会在美国广泛报道。
于是“大使馆最后在不太愿意的情况下把他留了下来”。一待就是一年又20天。
这是不是真实的情况？在同一个时间香港的另一家杂志披露了另一种说法：“方励之及其太太李淑娴躲进美国使馆的真正经过是，美国大使馆奉上级命令派车到北京大学，乘当时一片混乱之际，将两人藏进车内，飞车开回使馆。”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在两种说法大相径庭的情况下，新闻媒体去采访当事者的方励之，想从他那里得到“第一手”的材料，这是合情合理的。可是方励之采取的态度却是避而不答，他说：“对于事实‘内幕’，哪篇文章真，哪篇文章假，或者皆真，或者皆假，我也不予置评了。好在我现在尚未竞选公职，也未在押受审，所以不谈‘内幕’也算一项权利吧！说句笑话，这也给喜欢推理、喜欢传奇的朋友，留下一个发挥想象力的空间。”
用的是戏谑、轻松的口吻，包含的却是难以言表的苦衷，挂出的则是不置可否的“免战牌”。这位“民主斗士”，在反对自己的祖国时曾经何等“神气”，而在涉及到其美国主子时，却连说出一点事实真相的勇气都没有了。把不敢“犯上”说出“内幕”，说成是维护“一项权利”，则纯粹是无可奈何情况下的自我解嘲而已。
到底是谁利用了谁？方励之及其同伙们该是心知肚明的，也最有资格做出自己的回答的。李洁明说：“美国为了方励之，实在做过不少事情。”而对于方励之为了美国“做过不少事情”竟只字不提，这就有点不“公道”了。方励之充当美国颠覆社会主义中国的马前卒，“冲锋陷阵’，不遗余力，在面目彻底暴露，无法在中国存身的情况下，投奔自己的外国主子，反而落了个“利用美国”的罪名。这实在是一颗太大太大的“苦果”，真乃是“推完磨杀驴吃”，“过了河拆桥”，几近“走狗烹”的一种悲哀了。而对这一点方励之竟然连答辩的勇气和余地都没有了。当然，方励之此时此地公开摆出为美国“做过不少事情”的“功劳”，对自己、对其主子都不是那么有利的事。这也可以说是一种“两难”的苦衷吧！
说穿了，李洁明翻1989年那笔老账，再明显不过地表明了美国当局对方励之等躲在美国国内“吃老本”的“精英”，兴趣已大大降低。李洁明不是说过吗，方励之自从“走进美国大使馆匿藏后，对民运的价值已没有了，对大陆当局也不再构成任何威协”，“方励之已不能对大陆民运起领导作用”。
对美国所策动的“大陆民运”价值的丧失，也就是方励之对美国对付中国战略价值的丧失。对中国大陆当局不再构成“任何威胁”，养活你们这帮子人还有什么意义！方励之如果不是呆在美国，而是呆在中国，哪怕呆在中国的监狱里，对美国的价值不是要大得无比吗？当年的汪精卫，如果一直呆在日本，而不回到南京组织伪政权为日本服务，对日本帝国主义有什么价值？方励之不识相，不但不乖乖呆在那里，反而时而出来以“功臣”自居，说三道四。难怪李洁明要说出“我们对此感到十分不满”的话来了。
标志着这场争吵进一步升级的最明显发展是，李洁明在对香港媒体的谈话中，实际上已经显示出极其不耐烦，在给不识相的方励之等呆在美国的“精英”们下“逐客令”了：
“如果要推动中国民运，他们必须回到大陆，在本土扎根，美国帮不上忙。”
不是商量，而是“必须回到大陆”，在“本上扎根”，跟中国政府和人民对着干。而“美国帮不上忙”的话，更是耐人琢磨。它不是带有“不再帮忙”即不再供养他们的某种威胁吗？方励之不再敢于“应战”，挂起’‘免战牌”，正是对这种威胁及其后果有所“领悟”的结果。
其实继续赖在美国也罢，“回到大陆”也罢，像方励之、刘宾雁。阮铭、王若望这些人，都早已成了“过了气”的“乏走狗”。对美国的战略利益来说，他们都永远不可能再拥有曾经拥有过的那种价值了。就是“回到大陆”，方励之能继续捞个科技大学校长当当吗？而没有了原有的社会地位、社会头衔、社会联系、社会讲坛、社会影响，这个“根”又“扎”在哪里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的确，从他们躲进美国使馆、登上新大陆的那一刻起，实际上也就意味着其对美国价值的降低，甚至丧失。可惜的是不仅那些“精英”自己对此缺乏自知之明，而且连美国统治集团意识到这一点也晚了一些。现在他们才开始知道，把这些“价值已经没有了”的人收罗到美国来只是增加了包袱和累赘。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不能不注意到李洁明前一段时间所做出的明确暗示。美国统治集团已经把对付中国的重点，从支持海外“民运分子”和“民运组织”转移到更多直接依赖“来自中国方面的力量”，即主要在中国国内，利用非法以至合法的力量，来为美国“改变中国”的战略目标服务了。从美国在中国国内“有影响”的人物中，重点寻找和培植“扎根于中国”的新的对象，把某些在海外的“精英”派回中国，重点扶持，组织国内的什么“人权保障协会”。中国式“团结工会”等等，不是都反映了这一新的动向吗？李洁明说“西方应与大陆采取积极合作的态度，而不是进行对抗”，也成了国内一些“民运”分子的新的“指导方针”，被他们所心领神会。这倒是我们不能不深入思考、高度注意的一个新的信号，这是不能掉以轻心的。
显然，扮演这种“新”的角色，无论从何种角度来说，方励之辈已经不够格了。
谁能负担起这一新的“重任”？谁在成为这种新的角色，正在被选中并大加培植和扶持？人们当密切注视，瞪大双眼，拭目以待……。

 （《中流》1994年第8期，标题略作改动）

 莲花落

——政治乞丐方励之的“精彩表演”

牛羊

最近（1993年），台湾一些报纸斥方励之为汉奸。有篇文章记述了方励之在美国的一场“精彩表演”。现叙述如下：
前不久，美国奥运会选手在纽约华道夫大饭店举行庆功宴的时候，方励之溜了进去，对着扩音器大声喊道：“伟大的美国选手万岁！伟大的美国万岁！我们伟大的美国在这次巴塞罗那奥运会所得的金牌比中国多21面，银牌多20面。我们伟大的祖国彻底打败了万恶的中国。为此，我要向各位发表一篇人权学术演讲，讲中国的……”
这时，一位定向飞靶射手忍不住了，大步走上台，一把拿开扩音器，问道：“你是谁？”
“我是方励之。”
“称是日本人，还是韩国人？”
“我是美国人，伟大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忠贞公民。”
飞靶选手回头问大家：“有人知道个叫什么方励之的美国人吗？”
一位棒球选手举手站起来大声说：“我想起来了，他就是被我们驻北京大使李洁明藏在裤裆里从北京带出来的家伙。”
飞靶选手重新打量了方励之。方励之脸红了一下，说：“我是堂堂正正坐飞机离开那万恶的中国的。”
“坐飞机离开中国之前你在那里？”
“住在我们美国驻北京大使馆里。”
“你在大使馆工作？”
“不是工作，我是逃到大使馆避难，免得万恶的中国政府抓我。”
“中国政府为什么抓你？”
“因为我热爱美国，我要用我们美国的人权标准改造中国。”
这位飞靶选手忍不住了，掏出一张50美元的钞票塞进方励之的口袋，说：“原来你是个政治乞丐，以唱人权小曲到美国专讨饭吃。我们这里不需要你这马屁人渣，你滚吧！”

 “国宝”王若望

隋卞

今年一月底，流亡在海外的两个所谓的“民运”组织——“民阵”和“民联”，在美国的首都华盛顿，上演了一出连刘宾雁之辈都目瞪口呆、叫苦不迭、丑态百出的“合并”大闹剧。生活在国内的人，是有理由知其详，并且一定会感兴趣的。因为，它使人们大开眼界，知道这帮打着“民主”旗号的人，是如何在糟蹋这个崇高的字眼。连他们当中也有人用一个“黑”字来概括这场丑剧，实在再贴切不过了。它确确实实为我们上了“民主”的生动一课。关于这场丑剧的全面情况，将有专文详加披露。本文只就这场闹剧（丑剧？喜剧？悲剧？荒诞剧？滑稽剧？）重要角色之一的王若望的“精彩”表演，略作勾画，曝一曝光，以使读者先睹为快。欲窥全豹，则只得见另文了。

“回到美国”

1992年9月，王若望带着他的老婆羊子，登上了美国国土。“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是他的“通行证”。登上美国，他们便失唱妇随，大唱对美国的赞歌，辱骂自己的祖国。他去美国，是冲着“领导”、“整合”所谓的“海外民运”，推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使命”去的。在这之前，所谓“海外民运”，早已日薄西山、分崩离析。七零八落。其内部则勾心斗角，争权夺利，腐烂透顶，群丑无首，难以为断，混不下去了。这个垂垂暮年，年高74岁，长期混人共产党内的老资格反共老手王若望的到来，似乎给他们中的一些人打了一剂“强心针”，带来一线新的“希望”。寄望于借他的“老资格”的号召力和比较超脱的地位，出来挽救走投无路的颓势。一时间，他颇有点“众望所归”之势，不少人打算拥戴王氏“出山”，借以收拾残局，重整旗鼓。

 在中国“找不到第二个人的国宝”

拥戴王若望，最为卖力的，首推刘宾雁。据1992年9月9日“美国之音”记者报道，王若望夫妇9月7日抵纽约，9月8日就举行了一个欢迎他的记者招待会。刘宾雁，这个王若望的“老战友”，即席发表了“热情”的欢迎词，对王若望做了肉麻兼有趣的吹捧。他说：

“我今天在路上想，我是应当用什么字来表达王若望在中国的地位？我想可以用‘国宝’两个字。从中国人民争自由，争解放，改变和改善自己的命运的意义上说，王若望先生的一生，他所做的贡献，恐怕在中国找不到第二个人。”

亲爱的读者！这不是“天方夜谭”。这是刘宾雁当着众多的中外人士亲口讲的，并印在报章上。它的录音，全世界的人都可以听到。这短短几句“高论”和历史“判断”，难道不足以使历史学家们（不管什么国籍、持什么观点）都“无地自容”吗？你们出了那么卷帙浩繁的关于中国的历史著作，竟然有眼不识金镶玉，把中国最伟大的“国宝”王若望给漏掉了。这不是证明你们的“才疏学浅”吗？凭着这个足以“振聋发聩”的伟大发现，刘宾雁就具有充分资格去拿历史学的诺贝尔奖金了吧！

 自觉的共产主义叛徒

那么，这位“在中国找不到第二个人”的“国宝”，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到底留下了什么“政绩”呢？他为中国人做了些什么呢？刘宾雁没有做出回答。查遍中国的史料，也找不到一条证据。查来查去，只看到王若望与“美国之音”的记者的一段对话。

记者问：你是一个很忠贞的共产党员了。请问你来到美国，你还是心爱这个共产党，还是很恨这个共产党？……
王若望答：我年轻的时候，几乎到40岁以前，我是忠诚的共产党员，但自那以后，我开始反省，开始认识，张开眼睛，认为这个党是没有将来的。这个党要脱离人民，最后被人民唾弃的。从这个时候起，我开始怀疑毛泽东，怀疑共产党的政策，走上了背叛共产主义，背叛这个党的道路。这个背叛，我认为是光荣的，是自觉的。而不是被迫。

原来如此。王若望不过是一个自觉不是被迫地背弃了共产主义、背叛了中国共产党的可耻的叛徒。如果说他是“国宝”，那就只是同社会主义中国为敌的国家和势力的“国宝”。他不是已经被美国当做“国宝”供养起来，并不惜花费巨款拿到世界“展览”了吗？王若望的自白，倒使我们想通了许多道理。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确有扩大化，确有冤假错案，我们总结加以纠正，是并不错的。可是把他划为右派、清除出党倒是并不错的。相反，后来恢复了他的党籍，却的的确确错了。共产党不留自觉背叛自己的人做党员，是天经地义的。可是，说王若望这种人在中国找不到第二个恐怕就夸大其辞了。刘宾雁难道算不上第二个吗？在这里他未免过于“谦逊”了。然而比之于张国焘那些老牌的共产党叛徒，王若望却望尘莫及，“余生也晚”，摆不了老资格。在这里刘宾雁又过分抬举了王若望。可是，在卖身投靠直接为帝国主义的利益服务上，王若望又堪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鼓吹反共反华，谆谆教导“下属”

经刘宾雁等这么一吹捧，王若望的的确确受宠若惊，头脑膨胀起来，自以为确已在那一帮人中“众望所归”，重整“民运”做美国反华的马前卒，担当重任，已“非我莫属”了。还没有当上“主席”，他就倚老卖老，拉开架式，发号施令了。在对记者的多次谈话中，他以发言人自居，大谈他的“施政纲领”。他针对即将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提出“必须主动地解决六四事件，为六四平反，释放政治犯，结束‘一党专政’”，否则他就要号召“人民起义”，用暴力推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另一方面，他又大声鼓吹“共产党内部分裂”，呼唤共产党内出现“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式的人物”，“对这个国家实行彻底改造”。
多么大的口气！真是“蚂蚁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另一方面，面对着所谓“民运”组织的内部倾轧、内哄、争吵，他摆出一副“老资格”的面孔，居高临下，耳提面命，发出了“谆谆教诲”。他在一次会上说：

“应当承认，大陆来的朋友，头脑中都有个小的毛泽东的阴魂在作怪。我是共产党的资深党员，我身上的小毛泽东，一定更顽固。因此，我们都面临着一个驱鬼附体的任务。”

他对那些争夺权力红了眼的年青人，甚至提出了“时时提醒自己”，进行“长期的自我修养”的“教导”，为此，他还规定了“四项行为准则”，即：

1．以平等精神，尊重他人；
2．不拉山头主义；
3．排除小团体习气；
4．不患得患失，服从整体利益，顾全大局。

可是，谁听他这一套呢？老谋深算、不甘寂寞的老太婆戈扬，对此倒有点自知之明，她对王若望起劲争当“主席”大不以为然，多有微词。不是要年青化吗？你那么一把年纪了，凑什么热闹，何苦来呢？这些被新闻媒介传出来的“闲言碎语”，正在兴头上、忘乎所以的王若望哪里听得进去？

 风尘仆仆四处招摇、游说

实际上王若望倒是更来劲了。他不顾老命，风尘仆仆，四处奔波起来。又是巴黎，又是伦敦，又是澳大利亚，又是香港和台湾，到处接见记者，发表谈话，“考察民运情况”，可谓做了淋漓尽致的表演。其用意，当然是借以扩大影响，确立自己的牢固地位，为当“主席”进行铺垫。“美国之音”、“BBC”、“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和许多西方报刊，也连篇累牍为之宣传。吹吹打打，可谓“盛况空前”。
限于篇幅，这里仅将他在港台的表演略加介绍。
刚抵香港，王若望就宣称，“愿意以孙中山精神为榜样，以余生投身民运”。并明确表示他“答允下月在美国竞选民阵和民联合并组织的主席”。这样看来，王若望曾有以“中国的华盛顿”、“今日的孙中山”自比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当记者问及于此，他回答说：“自己无此雄心壮志，但以孙中山当年在海外领导民运的经验和精神，则无处不开花结果”。这岂不是把他们的捣乱，同辛亥革命相提并论了吗？当然，王若望也未忘记表示一点“谦逊”，一再表白，并不是他想担当这个历史角色，而是被“推上马背”的。他还明白地说：“海外流亡人士、留学生和华侨人士，会是一股不可低估的政治力量，如果团结起来，可以跟北京当局抗衡，成为取而代之的政治力量的一部分。”
有的记者问，你这样做“会否担心会被大陆视为从事反革命”？王若望回答说，“打从反对毛泽东开始”他已是反革命，邓小平也曾把他定性为“资产阶级自由化老祖宗”，因此，他不害怕被视为“反革命”。
王若望还说，他对大陆反“左”并不寄以厚望。他认为，反“左”只可能是表面功夫，反不到要害。王若望对反“左”如此热心，矛头之所向，也是颇能5；人深长思之的吧！

在台湾的“不期而遇”

更富戏剧性的，是他随后来到台湾的那场精彩表演。台湾记者郭启宏写的两篇报道，读来更是口味无穷。先看他的第一篇报道。

“中国大陆异论作家王若望夫妇，元旦清晨到总统府前参观升旗典礼。清晨5点50分来到总统府。6点多钟行政院长郝柏村来到现场，走过王若望夫妇面前时，郝柏村停下来与王若望握手，但双方并未交谈。6点半钟，李登辉总统来到会场，在升旗完毕后，王若望由团结自强协会秘书长吴水云陪同上前与李登辉总统见面。李登辉总统向王若望说：‘王先生，欢迎你们来台湾。’王若望说：‘我从小的时候就是在青天白日旗下长大的。’李登辉又关心地问王若望：‘听说你夫人身体不太好。’王若望还向李总统表示，民权主义在台湾实行得很好，他要向中国大陆民众介绍这个状况。会面之后，王若望表示，李登辉总统是个很热情的人。王若望夫人则说：‘李总统那么忙，居然还知道我身体不好。’离开总统府广场之后，王若望夫妇在团结自强协会副秘书长的陪同下，前往行政院，由副院长施启扬接见。双方谈了约半个钟头。王若望不愿透露会谈内容。”

如果说这一篇报道，“客观”地交代了“不期而遇”的经过和一些表面的应酬的话，那么这同一位记者的第二篇报道，却向我们透露了这次“不期而遇”的部分背景，更富戏剧性，也留下了更多可供品味的东西。请看：

“为安排王若望夫妇与李登辉总统不期而遇，费了不少心机。据团结自强协会理事长陈宝用表示，当他向李登辉总统提到能否安排和王若望见面，李总统立刻说好。为降低官方色彩，就安排在团结自强协会主办的升旗典礼中‘不期而遇’。但为顾及王若望非中华民国国民的身份，不便以参加升旗典礼的方式出现在会场，便以参观者的身份赴会场。在现场，为使两人的‘不期而遇’显得很自然，王若望夫妇站在哪里何时趋前见李总统都费了番斟酌。王若望也事前准备好一套能表现他对中华民国的认同，却又不失其立场的话来答复记者。当现场有民众拿一面国民党党旗要和王若望合照，王若望毫不迟疑地和民众换上一面国旗，才和民众合影。至于王若望赴行政院拜会，也在相当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王若望和团结自强协会都不愿透露会谈内容。”

我比较详细地转录了这两篇报道，因为它们实在是两篇难得的妙文。两者相比，后者更坦率一些，告诉我们这场“不期而遇”原来是精心策划的、安排表演的、意味深长的一个政治戏法。
显然，王若望的赴台，与到别的地方的考察、游说，是具有不同的目的和内涵的。也是经过了特别精心设计筹措的。但是，他们幕后进行了什么政治上的交易，包括该记者在内，都是讳莫如深，不作任何透露。
发表这两篇报道的台湾报纸对这个“不期而遇”倒是点破了一点：“李总统和王若望这段谈话实在意义深远。在此时，青天白日不只是国民党的党徽，也不只是中华民国国旗，而是象征着中国人所寄望的理性精神，代表着自由、民主的光明与希望。”这也就是说，所谓的中国“民运”已经是在“青天白日旗”下的一项政治性活动。

 八万美金的政治交易

可是王若望做上述对“青天白日旗”的“认同”，背后隐藏的更多东西是什么？王若望得到了什么“回报”，达成了些什么实质性的幕后交易？人们就不得而知了。
直到一月底，“民阵”和“民联”合并大会召开后，在唇枪舌战，继之以笔墨官司，吵了个底朝天之后，才使我们陆续知道了一点真实的底细。据香港《开放》杂志的一篇文章透露，这个合并会原定1992年10月召开，“因苦于没有经费而延期”。文章告诉我们，原来“去年王若望访台”所负有的特殊使命，是“以其政治声望筹款，并且同意投身民运主持大局”。也就是说，访台、筹款、主持大局，是互为条件的。王若望果不负“众望”，“终于获得八万美元的经费，使联合代表大会得以举行”。
原来如此，我们总算找到了“谜底”所在。原来王若望访台的“不期而遇”和“不愿透露”的密谈，他公开表示对“青天白日”的“认同”，都是与乞讨“民运”的活动经费有关的。而拿到一笔可观的经费，又是王若望得以主持民运“大局”的一项不可缺少的资本或砝码。于是，所谓的“民运”，也就带上了“青天白日”印记，变成了国民党“反攻大陆”的一支别动队。这也就露出了“民运”的支柱和后台在台湾的尾巴。有了这项施舍，这次大会才开得成。这不是明摆着的吗？

更主要是“传播美国的理想和原则回

可是“民运”的真正后台仍然还是美国，是为了美国的利益而行动的。在这方面有大量事实为证。其中最有说服力的，是美国众议院的议员佩洛西女士在联合大会上所做的发言。与其说这是“来宾”的祝词，倒不如说是后台老板的“指示”。请看：

“我非常高兴，大家在克林顿总统就职后不久，能在此开会，讨论两大组织的合并问题。国会保证和克林顿领导的政府合作。现在我们可以一致地向中国政府表示，美国有决心在全世界传播美国的理想和原则。大家要加倍努力，让美国人民、国会和总统都知道你们在全力以赴地推进中国的民主……。”

这不是一语道破了所谓“民运”的性质和目标吗？原来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向美国的国会和总统负责的，他们的使命无论贴上什么标签，都是为“传播美国的理想和原则”而服务的。

 竹篮打水一场空

钱拿到了，会开过了。王若望通过幕后交易，拿到了八万美元，交给了大会筹备会。可是，王若望“主持大局”稳拿“主席”头衔的美梦，却落空了。曾经表示拥戴他当主席的徐邦泰，一转脸，巧使机关把这个位子拿过去了。王若望气急败坏，他哭，他咒骂，他以退出会场相要挟，都没能改变既成的事实。连当个挂名的名誉主席保持一点面子的提议，也被他的“战友”严家其一句话给否决了：“王若望从他的历史看出，从来不是真正的民主派。他的脚跨出大厅门槛（指王若望的退席）那一刻，他的政治生命就完了。”
然而，报道这幕精彩的亵渎民主、糟蹋民主的热闹丑剧的任务，已经不是本文所能完成的，只好让另外的专门文章去详细描述了。读者们，且听下回分解吧！
王若望到底是中国的“国宝”，还是过了气又不齿于中国人民的“政治垃圾”和可怜虫？这就让亲爱的读者，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让无情的历史去做最后的裁判和回答吧！

（《中流》1993年第4期，标题略作改动）

昙花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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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运”水晶城闹剧

孔凡

1993年1月四日—31日。
美国。华盛顿近郊的水晶城。
春寒料峭。虽是大地回春之时，但大西洋的彼岸仍是北风呼啸，寒气袭人。灯红酒绿的大街上人影稀少。位于城中的四星级豪华饭店——凯悦饭店，突然一下子冒出了许多黄皮肤、黑头发的中国人，熙熙攘攘，煞是热闹，仿佛在举行什么重要的活动。
是的，一些参与“八九政治风波”的所谓“精英”和“民运”分子正在这里举行海外两大反动组织“中国民主团结联盟”（简称“民联”，下同）和“中国民主联合阵线”（简称“民阵”）的合并大会。围绕这次大会，这些一贯标榜“民主、自由、人权”的“精英”为了争权夺利，在会场内外使尽了种种卑鄙手段，拉帮结派，搞小动作和阴谋诡计，致使会议乱成一团，几乎“流产”，上演了一场亵渎民主的闹剧。
综观这次大会的整个过程，风波迭起，群丑亮相，令人拍案称奇，是一个绝好的反面教材，它有助于人们认清这些“精英”的真实面目。现将其中一些内幕整理出来，让大家看看这次大会是怎样为民主论证的吧。

 “咱们都有点良心好不好？”

2月28日，来自美、英、法、德、日、澳、加、比、荷、西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150名代表到达凯悦饭店报到。晚上，“民阵”和“民联”分别在万润南和于大海的主持下召开了两组织的最后一次会议。接着，两组织联合工作委员会召开了筹备会，通过大会议事规则，并选举大会主席团。
29日上午，大会正式开幕。除与会代表外，受邀出席会议的还有美国参议员戈登及流亡的“精英”分子刘宾雁、陈一谘、刘青。柴玲、王若望、李录、沈彤、项小吉、苏晓康和刚到美国的郭罗基、郑义，以及香港《百姓》杂志社社长陆铿等。会场前的演讲台上，左右分别挂着“民阵”、“民联”四字，正中却悬挂着美国白宫的图像，表现出这些人对权力的野心和梦想。
首先发言的刘宾雁本想给会议打打气，出口却是一个“难’字。“中国人能够聚在一个地方集会、说话、结社，很难得。也许我们不能面对的，是我们在有了自由之后仍然很难说话”。三年来的“民运”历史已证明了，“说真话很难，说公道话更难”。在谈到海外“民运”组织内部的种种丑陋现象时，刘宾雁大呼一声：“咱们都有点良心好不好？”好似一声哀鸣，状极凄凉，使得开幕的会场上罩上了一层阴影。
当刘宾雁慷慨激昂地在台上呼吁道德形象时，各派势力的争斗已经开始了。被称为“倒万（万润南）派”核心之一的朱嘉明在大厅右角与三人窃窃私语，而刘宾雁的“同路人”胡平则在与两名代表商谈。预示着各方的较量即将展开，好一派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势头。
果不其然。开幕式一结束，只见大会主席团两主席于大海、朱嘉明便吵了起来。伍凡、吴仁华、陆铿站在一旁。
“你他妈的为什么让刘宾雁讲话？”朱嘉明骂道。
“你凭什么骂人？”于大海也不甘示弱。
“我们商量好的，尽量少让来宾讲话，你为什么让刘宾雁讲话？”
“支持民主人权的总得有个人讲话，方励之没有来，我当然请刘宾雁。这没什么不对，即使你认为有什么不对，也不应该骂人。”
伍凡也许觉得陆铿在场听到不方便，说：“有话我们那边去讲。”便和吴仁华一起推着朱、于二人到一个角落去了。
这时，一位欧洲来的代表笑嘻嘻地问陆铿：“你为什么不在大会上讲几句话？”
陆：“刚才苏伟和晓康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朱嘉明不让讲，你难道没听到？”
徐邦泰马上接话：“陆大哥，不是不让你讲，他指的是刘宾雁。”
陆说：“那更不对。即使刘宾雁某些话讲得过火，于大海已补了几句，肯定了民运是在前进；朱嘉明凭什么骂人。”
刘宾雁是作为“贵宾”和“民运”组织的支持者讲话的。可是他的讲话却又戳着了一些人的痛处，这便有了朱、于对骂的风波。

代表资格屡生风波

此次大会中，围绕代表的资格问题，风波不断。已被“民联”开除盟员资格的华夏子竟然也跑去参加会议，并在大会的第一日便将她的千言申诉信贴在宾馆大厅，旁边还有她撰写的长达万言的有关中国将来成为联邦制的草案，只是标题的邦字写成了？帮”，让人啼笑皆非。更为可笑的是，并非正式代表的华夏子最后还参加了新组织主席的竞选。
不久，在其申诉信周围又陆续出现别人的批注及其他材料，汇聚成一片条幅和小字报，将整洁、漂亮的宾馆大厅贴出一块“民主墙”。凯悦饭店自1981年建成使用以来，还是头一次见识如此举动，不知如何处理是好。
大会开幕当天便传来了澳大利亚的十几位代表因美方拒发签证不得来美的消息。原来，有人冒用方励之、刘宾雁的名义，向美国驻澳大使馆发出封传真信，谓部分澳洲代表有移民倾向。方励之和刘宾雁两人过去曾经为澳洲代表来美签证之事，致函美国国务院请求给予方便。而这封冒名信却表示不能保证这些代表是否滞留美国不归。徐邦泰、朱嘉明亲自跑到澳洲说，澳洲代表不与会也不会影响大会进行。结果大部分澳洲代表的护照被美国拒签，只有少数人报到。而炮制这个骗局的人另外拉了十几人填补这些空缺。为了握有更多选票，“荷兰的张英（又名伍作人）冒充民联成员，由徐邦泰出具假证，证明他是民联成员，在会场上递补为正式代表。经民联组织干事杨巍出面指证，民联在荷兰没有分部，伍不是民联成员之后，伍作人的代表资格在大会上宣布取消。”“民联”如此，“民阵”也不清白，“韦祖良的假代表身份被前民阵监事钱达当场揭发。”丑闻曝光，会场像炸了锅似的，乱成一团，愤怒、咒骂声不绝于耳。在30日晚的大会上，澳洲代表为资格问题差点发生肢体冲突。
对此，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海外“民运”资金赞助者之一）的一位先生感到很失望，对一“民运”分子说：“我们对你们中国人自己内斗花样百出，真是服了。不过比起越南人还是技高一着，越南人是用刀子杀，中国人是用计谋来整对方。”
原来，澳洲的一些代表属于“拥万派”，是万润南的铁票。因此，“倒万派”就使出小动作，暗中破坏，使澳洲的万系代表无法到会。在会上有人提出了要在澳洲设立分会场的要求，又被大会主席团否决。很显然，在代表资格问题的较量上，“倒万派”占了上风。

“民运”低潮与王若望其人

谈这次“民运”组织的联合风波，就不能不先了解海外“民运”的总体情况和背景。
海外“民运”曾在1989年热闹了一阵，但随着内部丑闻不断曝光，如“民阵”组织内部派系横生，财务混乱，吾尔开希拿着捐款大吃大喝、玩女人等，很快就“丧失了公信力，变成由几个人把持的小集团，以维护他们个人的利益”，而每况愈下。罩在“精英”们头上的光环和桂冠很快褪色，暴露出他们的真面目，再也无法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在此我们不妨引用“民运”骨干分子马大维在大会前所写的一篇题为《放弃内斗，重整民运》的文章中的一段话：“三年中，我看到不少人把投身民运作为今后回中国去做官的政治投资，因此权欲薰心，导致走火入魔，从而开始对某一个人、某一个团体产生猜忌；在权欲薰心之下，开始用文革那一套人整人的方式来对待自己的战友。头上戴着一项民运‘高官’的帽子，四处顶着为民主运动宣传的帽子，其实到处拉帮结派，封官许愿，结成私党，为的是打击别人。……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番你死我活的斗争。”
在这种乱成一锅粥、斗得七零八落的情况下，“民运”急需一个有感召力的领袖人物来重新整合海外“民运”组织，而大家一致看好的方励之在到达美国之后则坚拒出山的游说，表示不愿搅这滩浑水。加上经费不足，酝酿已久的两大组织的联合也一再延期。
1992年8月，被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祖师爷”的王若望到达美国，给处于焦头烂额状态中的海外“民运”注入一支兴奋剂，许多人视王为“民运”的“救星”。鉴于王若望没有派别色彩，“道德形象”较“佳”，很多人希望他出山来挽回颓势，重整旗鼓。
这时，徐邦泰曾多次登门拜访王若望，请他出山竞选“民阵”。“民联”合并后的主席。最初提出三种选择：一是像方励之、刘宾雁那样致力于人权二是担任名誉主席，三是竞选主席。当时王若望表示选择第二种，徐劝王要多看看，不要草率决定。第二次在黄雨川家，大家促王出来整合“民运”，黄提议由王任主席，万和徐分任副主席，徐表示全力协助王工作，并和万搞好关系。徐除力主王竞选主席外，还向其他人作了推荐。在“民阵”、“民联”联合工作委员会上，于大海也提议支持王出面竞选主席，并得到了万润南、朱嘉明等人的赞同。正是在徐邦泰的推动和游说下，自我感觉良好、踌躇满志的王若望“不孚众望”，最终决定参加竞选。
王若望在表示了竞选的意愿后，就风尘仆仆地前往世界各地游说，作“环球民运之旅”。王先后去了欧洲、澳大利亚、香港和台湾，自诩为“东南西北巡”。
这位王先生所到之处，对海外“民运”多有指责，得罪了不少人，再加上随着曝光率和演讲次数日多，人们逐渐发现他“名声大但肚里无货，炒来炒去一碗粉条，无创造力”。而王若望在台湾“为了拍国民党的大腿而不惜放弃任何道义原则”，去打“方励之的屁股”，更是遭人非议。方励之说国民党应该向大陆老百姓检讨，意思是承认国民党的正统，可惜把江山丢给了共产党。王若望却以为方励之是在批评国民党，因而指责方励之，拍马屁拍错了位置，反而损坏了“光辉”形象。真可谓聪明反被聪明误。
一直到大会开始时，王若望还是信心十足，成竹在胸，自以为台湾之行不仅见到了李登辉，还为大会拉来了八万美元的经费，所以没有进行竞选活动，连和代表拉拉手、说句拜托的话也没有。在大会第一天的晚宴上，艾端午说，王应趁此机会表个态。这句话不知什么人传给了王，王若望得意洋洋地向大家宣布：“我已经报名参加主席竞选，请大家投给我神圣的一票广
王若望仍然一心想圆主席梦。殊不知等待他的竟然是屈辱！

 徐邦泰自食其言

就在王若望满怀期待地等着当主席时，会场内外已开始有人展开活动。有人说，王年纪大了。有的人还指出王的太太羊子很可能插手干政。徐邦泰一改支持王若望的初衷，想自己竞选主席。总之，有一股势力不想让王担任联合后的主席。王若望也很快知道了其中的变化，顿觉骑虎难下，遂将此情况转告好友陆铿。
而陆铿刚到达饭店的大厅，伍凡就拉着他说，现在的形势是王若望不一定能赢胡平（原来报上公布的竞选主席的名单是王、胡二人），因此要由徐邦泰来对付胡平，希望王能同意出任名誉主席，希望陆利用其同王的私交去说服王。陆当即表示拒绝，发觉情况不对劲，遂在29日下午找徐邦泰和朱嘉明约谈。
陆一开口就冲着徐邦泰说：“邦泰，你们把若望拉上去了，现在又想拉下来，果如此，你会变成千古罪人。”徐表示，他还是支持王出来，但是，如果主席、副主席分开选，即使支持他的票都支持王，也不一定能打败胡平，因为万润南掌握的票很可能改投胡平，再加上胡平自己掌握的票，那王就可能会输。因此，准备搞混合直选，主席、副主席一起选，得票多者为主席，其次为副主席。
朱嘉明则直截了当地提出万润南的问题，不希望王若望跟万润南搞在一起。原来，他把王划人万派势力里去了。而王若望也确实考虑以万润南和马大维为副主席的搭档参加竞选。徐邦泰重申：如果大会决定搭档竞选，一正一副，王和他搭档，一定能取胜但如果大会决定进行分开选举，他就要竞选主席。就在朱离去的霎那，徐跟陆说：“其实我对万，并非绝对排斥，主要是他（指未），他当然知道。”
30日，朱嘉明与朱培坤前去王若望的房间进行沟通。两朱谈话的重点是坚决排除万润南进领导层。朱嘉明在谈话过程中还算客气，而朱培坤则充当炮手，用威胁的口气说，如果王若望的搭档中有万润南，那王若望也别想当选，“我们有90张铁票，你不听我们的话就完蛋了。”妙的是，朱培坤既非代表，又非贵宾。
万润南与朱嘉明的矛盾由来已久。当两大组织决定合并时，“民运”分子中就传出了万的一切活动主要是为自己拉票，有的甚至喊出“誓死保卫万润南”的口号，而“反万派”的目标就是要粉碎万的计划。双方剑拔弩张，几达白热化的地步。再加上胡平、徐邦泰、严家其等各自的派系、人马，错综复杂，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31日，大会讨论选举办法。最后，否决了混合直选和搭档竞选，采用主席、副主席分开选举的办法。徐邦泰告知王若望说：“我不得不报名参选了！”王答：“这是你的自由。但是，你自己的许诺，你自己违反。当时，你对我是如何推崇，结果你来个180度大转弯，后果要由你负责。而且，你这样背信，今后你要承担责任的。”
于是，徐邦泰正式报名参加主席的竞选。他在竞选演说中表示，他和王若望之间只有协商，没有契约。在谦让和责任之间，他选择了后者。对此，很多“民运”分子认为，徐违反自己的诺言，是“背信弃义”、“道德的堕落”，“为民运中尔虞我诈的行为开了绿灯”，应对这次会议的结果负责。
差不多同时，万润南也接受了陆铿要他退出竞选的劝告。因为反万已“形成一股势力”，“为什么还要死乞白赖地参选呢”？与其受辱，不如主动退下。万接受了建议，但表示对方对他造谣很多，因此要在竞选发言时把话讲清楚，然后宣布退选。
出人意料的是，万迎面碰到朱培坤，朱以咄咄逼人之势说：“两年之前我们输给你（指‘民阵’二大选举），我们认了。这次你输定了，希望你好好认输。”旁边一位年轻的代表听了一面摇头一面说：“太过分了！”

“退出！退出！……”

在这次会议中，最精彩的部分当推31日夜进行的选举。
选举开始前，先选举工作人员。有人提议，不要男士，只要女士。于是，6名花枝招展的美女站在台前，拍照者蜂拥而上。接着，大会主席宣布，选举完毕后要大肆庆祝，按圣诞节的风俗，到时男士可以随意拥抱女士。台下有人补充，女士也可以拥抱男士。会场顿时活跃起来，打情骂俏声，不绝于耳。
接着，王若望带领5名候选人进入前台，开始演讲。
华夏子以朝鲜语“晚安”开始了她的演说，谈女人参政，认为女人应该跟男人比试比试。
徐邦泰对其十大竞选纲领侃侃而谈，呼吁大家投他一票。
王若望表示自己之所以在垂老之年来支持“民运”，是“民运”的声誉不太好，他决心在道德上、财务上改善“民运”组织的形象。但是，一些人向他没污水，发动进攻，欺人太甚，不得不作出无可奈何的决定，宣布退出竞选。
岳武历数个人在大陆为“民主”所作的贡献，以及在海外所受的冤屈。
胡平作最后演讲。他表示，虽然王若望退出竞选对他的当选带来了相当大的机会，但是他对王退出竞选的理由深有同感，所以也宣布退出竟选。
胡平说完后，王若望带头走出会场，就在这一霎那间，40多人；蜂拥而出，整个会场像炸了锅似的。继胡平、岳武宣布退出竞选主席后，原来宣布竞选副主席的马大维、钱达、万润南也退出了会场。只听扩音喇叭里吼叫着：“民阵洛杉矶支部退出！”“民阵纽省支部退出大会！”“瑞士分会退出！”“日本民联分……”“原民阵理事会欧洲地区召集人和德国代表退出本次会议。”一位挂着贵宾条子的人特别热心地向周围的人介绍：“这是廖天琪的声音，德国汉学家马汉茂的太太，她完全没有利害冲突嘛！主要是看不下去了。”有人叹息“完了”、“分裂了”。此时场内气氛已经难以控制，秩序一片混乱，叫喊声、辱骂声、哭声……响成一片，“有人抱头痛哭，有人跪地求情，一位叫许英朗的代表突然用头撞墙，作自尽成仁状”。
更妙的是大会执行主席姚勇战在麦克风里把维持会场秩序说成“维持市场秩序”，令人忍俊不禁。他发觉说错了，自我解嘲地说：“我也糊涂了。”从另一角度来看，姚某并没有糊涂，当时的会场可不就是乱糟糟的市场吗？他们的争权夺利与市场上的讨价还价又有什么不同呢？只是比市场肮脏而已！
会议在几十人缺席的情况下进行了选举。经过如此复杂曲折的厮杀，徐邦泰如愿以偿，当选为主席，杨建议和张伯笠当选为副主席，合并后的组织名称为“中国民主阵线”。

 严家其一鸣惊人

这时，主席团宣布向大会提议请王若望担任合并后新组织的名誉主席，全场鼓掌。
“我反对！”突然，一声大喊响彻整个会场。
众人为之一震，掉头一看，原来是严家其，不禁目瞪口呆。
只见严家其抖地一下站起来，冲上前台，声色俱厉地说：“王若望从他的历史看出来，从来就不是真正的民主派。他的脚跨出大厅门槛的那一刻，他的政治生命就结束了！民主运动不需要救世主！”
会场又是一阵掌声。两次掌声，一次拥护，一次反对，反映了代表们的情绪已经完全失控，而执行主席如同前一位的自嘲“我也糊涂了”一样，没有将提议付诸表决，也没有宣布通过。平日一再强调的“民主程序”，也随风而去了。
郑义坐在后排，听见柴玲气愤地表示：严家其怎么能这样说话呢？太不像话了！开会的12万美元都是老人去要来的呀！
一声沉重的声音，来自哥伦比亚大学的访问学者一一何必相残如此！原来是看到了于大海在主席台上揩眼泪。

 谣言满天飞

为了打击对手，各方不惜造谣中伤。在王若望等退出竞选之后，大会即传出王若望、胡平、万润南开秘密会议商量退选之事。据胡平说，事实是整个会议三人从未坐在一起过。
旁听大会的曹长青说：“我住在会场所在的饭店三天，会场上和天安门广场一样时时谣言横飞。一位美国记者曾对我说，他在天安门广场上一天听到的谣言比他一生听到的要多，而我在这三天会场上听到的谣言比我一年中听到的还多。”
看来，这些“精英”分子的伎俩并不高明，他们在策划动、暴乱反对共产党时故意制造谣言来煽风点火，蛊惑人心，以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从他们的立场来看，似乎还可以理解。但对于自己的同伙，他们何至于如此呢？故而有人痛心疾首，发出了“相煎何太急”的悲鸣。这里有马大维的一段话，道出了“精英”们的心底之言：“在将来的民主运动中，会扮演什么角色。他们觉得这是一次很重要的定位，现在不占据这个位子，将来回到中国就没有位子了。”“有些人是不肯做事情，光寺位子。”原来他们所谓的“自由”与“民主”，就是个人的“位子”！为了这个“位子”，可以下毒手，使绊子，争得个你死我活，哪管什么国格与人格。
对于会议的结果，大多数“民运”分子表示意外。会前，有人表示乐观，认为经过几年的风风雨雨，“民运”较以往成熟，预测合并会上将“不致出现往年为主席之争而剑拔弩张的情况”，结果跌破了眼镜，贻笑大方。有人本来对联合也不怎么看好，可断没有想到会出现如此多的丑闻，致使大会“难产”。
王若望在退出选举后这样写道：“在民阵民联合并代表大会上，我决定退出主席的竞选，作出这一决定，是不得已的，对我是极为痛苦的。”徐邦泰、朱嘉明、严家其“他们一手导演了这次分裂，封杀一切反对的人”。这位王先生这回算是真正领教了“民主”的滋味。
曹长青在谈到对会议的观感时说：“原来我对大会抱很大希望，但我在会场上看到有一半人哭了，三分之二退场了，我很痛心。……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可以不计后果，不计名声长久。如不反省，海外民运将很难深入开展。”
刘宾雁说：“对大会结果我并不感到意外。这几年我虽未参加民运，但在某种程度上常发生接触。民主基金会问题至今未解决，我曾写过有关文章，在写作过程中，我遭到不是基金会成员或某些基金会成员的阻挠谴责，使我从中看到和经受了一些极端不民主的嘴脸。……在海外这几年，有的人已经完全变成了披着学者外衣的政客或政客学者，……他们想的是有一天能成为权力的核心，尽管他们的权力是如此微不足道，离大陆政权那么远，但这么小的权力却让这些人利欲薰心！”
当然，感到失望的不仅仅是“民运”分子，还包括“民运”幕后的那些“黑手”。美国之音和BBC派去专门采访大会的记者在熬了三天三夜后，看到如此结果，不禁在一旁干着急：“怎么会这么糟？”长期以来，台湾方面一直积极插手海外“民运”。对这次合并台湾作了大量准备工作，“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秘书长陈惠青到会致辞，甚至大会的工作人员都是由“大同盟”美东分会担任的，以便达到控制“民运”组织，为其反共服务的目的。在付出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之后，台湾面对“民运”的分裂局面，又能得到什么呢？除了埋怨“民运”分子不争气以外，大概只能是打掉牙齿连牙带血合口吞，自认倒霉吧！

 余波未尽，内斗继续

合并大会结束了，但是“民运”内部的矛盾更加激化了，裂痕加深了，形式上“合并”，实质上却更加分裂了。
2月2日下午，对徐邦泰背信弃义做法不满的原“民联”主席于大海在纽约表示不与徐合作时说：“徐邦泰自食其言，要与王若望一争高低，一些帮徐邦泰竞选的人更是从多方面攻击王若望及其夫人羊子，所表示出来的政治道德极为低下。”并宣布：“只要徐邦泰还在台上，我不会接受《中国之春》社长之职。”
2月4日，退出副主席竞选的马大维在洛杉矶召开记者会，表示合并大会不合法，南加州“民阵”、“民联”支部不承认新组织。
2月13日晚，“民联”纽约分部召开盟员大会，表示不能接受在盟员之间的关系上因没有“契约”不受法律的约束就可以不顾良知信誉等道德约束的辩解，认为民主应该建立在公开、合理、公正的基础上，而不应在尔虞我诈的密谋中进行。决定在澄清是非和事实之前，对联合大会的选举结果表示质疑，保留进一步发表观点的权利；其组织名称、工作和活动仍按原状继续进行。
2月20日至21日，“民联”、“民阵”在澳大利亚的各分部在悉尼召开联席会议。会上，承认新组织的腾正平、郑郁等与反对者展开了一场混战，大打出手，致使一人血如泉涌，待警方赶到，方才制止这场群殴事件。事件发生后，会场所在的酒店老板、一位老华侨愤慨地表示：“你们丢尽了中国人的脸！我经营酒店30多年，从来没有听闻这么丢脸的事。”
与此同时，退选派同当选派在纽约进行了两场大辩论。万润南说，你活，我也活，大家协商解决问题，重新再整合，对当选派赶尽杀绝的作法表示不满。呼延民反驳说，联合大会不是分赃会，是民主选举，如协商就不需要代表出席，指出退选派总是将道德放在嘴上，不谈合法程序问题，为了几个人的乌纱帽没摆平，大打世界大战，这才是道德的彻底堕落。双方你来我往，互不相让，彼此攻汗，最终也没有辩出个结果来。在大会上退出主席团的原“民阵”德国分部主席齐墨回德传达了大会经过后，“民阵”德国分部“决定不承认大会产生的新组织和新领导，德国分部将与欧洲的法国、丹麦、挪威、瑞典、瑞士、英国、比利时等联合，独立开展活动。为了使欧洲民运人士了解真相，他们将出特刊”。

 用一个“黑”字概括

王若望此次出山，意在坐头把交椅，因而从一开始就表示不当名誉主席。谁知尽管周游世界，“东西南北巡”了一大圈，并厚着脸皮化来几万美元送给大会，到了也没当上主席，气得当场退出大会，继而求其次，接受名誉主席一职，谁知也让严家其给搅黄了。不仅如此，就连他到洛杉矶的食宿开销，大会也耍他自理。气得王若望大骂：“操纵这次大会的人作得太不漂亮了，也太过分了。”他认为整个大会既没有严肃性，也无有效性，离开民主十万八千里。据“民联阵”法国分部成员透露，王若望已跑到巴黎，准备自立一个山头，另拉一杆人马，成立‘冲国民主党”。刘宾雁的评价更是简单明了，“两边都一样，都很黑”。
得了便宜的徐邦泰面对一片反对与不承认之声，急忙抛出合并后的“民联阵”计划，为同伙打气。“‘民联阵’今后的首要目标是做好大陆工作，争取1994年底返回大陆。促使共产党解除报禁。党禁，并为六四翻案”。“到1994年底，同欧洲、美洲、亚洲各主要国家的朝野政党建立密切联系，以促进各国对北京施加压力，加速中国的和平演变”。
这一派胡言，除了又一次暴露他们与祖国和人民为敌的人的丑恶嘴脸之外，又有谁会相信它呢？就连万润南也不得不承认，“要使这样的组织在未来的中国大陆民主化中起作用并和中国大陆内力量集合是相当困难的。”
我们的祖国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正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上下一心，致力于经济建设。人心思定。通过八九风波，人们越来越看清动乱“精英”们的真面目了。他们再也无法兴风作浪了。海外“民运”的走向没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而这次联合大会上出现的乱象，正是这种必然的表现。其命运注定是多舛的！
“民阵”、“民联”合并的闹剧结束了。
借民主之名，行争权之实，便是这次联合大会的主要特点。原来，所谓“精英”们一贯标榜的“民主”只不过是欺世盗名罢了。在此，我们不妨引用一个“民运”分子在会后所说的一句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滥用名气者，必为名气所累；滥用民主者，必为民主所苦。”我们要说：滥用民主者，必为民主所弃！
在这次合并的前夕，严家其似乎早就预感到会出现上述情况。他当时说，“今天海外民主运动出现的现象”，在他们回到中国后，“将以上百倍、上千倍的规模在中国重演”。唉呀！你们就那么几百人，已经闹成这个样子，如果在更大范围内，“上百倍”、“上千倍”地闹下去，会同成什么样子，中国人民受得了吗？
就凭这一点，中国人民就已大开眼界。还是请你们把这种“民主”，留给自己“享用”吧！

（《中流》1993年第5期，标题略作改动）

 齿冷录

——“精英”百丑闹剧补记

振兴

1月底，美国首都华盛顿。以“整合”为名目、为号召的中国“民阵”和“民联”的“合并”大会，变成了“吵翻了天”、“斗红了眼”。“闹炸了锅”的一场恶斗的丑表演。一帮子“中国人”在“洋”地方出尽“洋相”，落了个不欢而散。
谁能说中国人只是喜欢搞“窝里斗”呢？这帮子专造自己祖国的反、又善打“派仗”的“英雄”们，不是跑到“窝”外的美国首都的洋饭店里“斗、斗、斗”，斗了个昏天黑地吗？何止在美国，他们还在巴黎、伦敦、澳大利亚、香港，“四面开花”一路斗下去，斗得花样翻新，有声有色，历久而不衰……。
果然，好“戏”真的是在后头！

 1十1＝3？

那场恶斗的暂时结局，是宣布了以徐邦泰为“主席”的一个名为“民联阵”的组织出笼。
“民联阵”者，“民主联合阵线”之简称也。可是在这场恶斗中，人们却没有看到一丝一毫的“民主”，也没有看到有形的“联合”，更没有看到稍为有点气候、像点样子的“阵线”。见到的只有势不两立、无穷无尽的争吵，望不到尽头的深刻分裂和吵吵嚷嚷、乱糟糟的“一锅粥”！
端出了“民联阵”这锅“稀粥”，并未给这场恶斗划上一个“句号”。随着大会帷幕降下，却标志着这场恶斗“登”上“新台阶”，升了一大级，预示着在更大范围内，更激烈的纵横捭阖、明争暗斗、拼搏厮杀的新开端。
说是“民阵”、“民联”合成了统一的“民联阵”，可是原来的“民阵”、“民联”及许多头面人物，却并不理会什么“合并”或“整合”的事实，依然各打各的算盘，各拉各的队伍，各唱各的调子。
在那场“火并”中被逐出局外，未分到“一杯羹”，未捞上一官半职而耿耿于怀的万润南，不久前就从巴黎跑到美国，频频在传播媒介露面。他毫不掩饰，他的使命就是同“民联阵”搞“多元化”、唱“对台戏”的。在他看来，“民联阵”的出现，不是出现了“联合”，而是“形成‘一加一等于三’的局势。也就是‘民联阵’、‘民阵’、‘民联’，事实上同时存在的三分天下”。万润南此刻来到美国，可谓“来者不善”。
同样在“火并”中败下阵来，一无所获，受尽羞辱的王若望，更是气急败坏，哪里肯忍下这口气，买“民联阵”的账！5月4日，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他做了如下判断：“‘民阵’、‘民联’今年初合并为‘民联阵’，它的合法性以及公信力，都受到质疑。”在他看来“合并”后导致的恰恰是一种“分裂状态和各自为政的局面”。他摆出的是一副咄咄逼人的姿态，对“民联阵”的合法性公开提出“质疑”和挑战。
美国的一家有影响的传播媒介，在评论“民联阵”成立后的状况时，也无可奈何地说，他们更加“山头林立”，“而所谓‘整合’，则是‘整而不合’”。
这是对“整合”“成果”的很贴切的表述。的确，“民联阵”成立了，至今却仍然没有把原来的“民阵”和“民联”都“整合”进去。从澳州到法国、伦敦、柏林，许多地区的“民阵”和“民联”的基层组织，或者仍打着原来的旗号活动，或者一分为二，各行其是，更加捏不到一块去了，从上到下，争斗更表面化、更激烈也更不择手段了。
这何止是“一加一等于三”！简直是等于无限多了。徐邦泰占了“山”，离“为王”则远去了。

 《中国之春》争夺战仍酣

在新一轮的“争夺战”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关于所谓“民运”刊物《中国之春》的一场红了眼的“争夺战”。这场从1月开始持续了三四个月的“争夺战”，最后竟闹到对簿美国之公堂，求助于美国之司法来解决。
《中国之春》是原由薛伟、胡平、于大海在美国主持的由“侨界和台湾等方面支持的十年有余的”一份“民运”刊物。“民联阵”成立后，徐邦泰等人，当然要顺理成章地把这个舆论工具“整合”到自己的名下。可是，薛伟、胡平、于大海等人都拒绝交出《中国之春》的“主权”。于是先由香港的《前哨》，在今年的4月号刊出了有关这场“争夺战”的‘专文”。《纽约新闻报》于4月19日全文转载此文并发表了追述报道。该报的标题是《妄改〈中国之春〉为私人刊物，胡平、于大海、薛伟被民联阵撤职》。
该报道称，4月12日，“民联阵”理事会责成徐邦泰发出一份亲笔公函。公函上说，“中国民联阵”理事会决议，正式免去薛伟《中国之春》经理一职，任命“民联阵”副主席张伯笠为《中国之春》代理社长，“民联阵”加拿大分部主席汪小风任《中国之春》代经理，胡平、于大海应向张伯笠、汪小风办理移交《中国之春》的事宜。
该报道说，4月13日，当张伯笠、汪小风以及美国律师等人去《中国之春》接管时，薛伟以要“报警”相威胁，拒绝交出《中国之春》的大权。他还对《前哨》、《纽约新闻报》的报道“相当不满”，扬言“要打官司”。
闹到后来，果然打起了美国官司。据香港（前哨》杂志报道，4月27日上午，“民联阵”理事会新任命的（中国之春）代经理汪小风和美国律师把美国法官签署的三份出庭应讯的传票送达《中国之春》编辑部。这场官司原定4月28日开庭。到那一天，胡平、于大海未到场，只有薛伟露脸。薛向法院递上给予时间请律师的书面请求。于是这第一回合只得暂延。但法官宣布“薛伟、于大海、胡平等，不得动用《中国之春》的任何款项，不得出刊《中国之春》的禁令，已即生效”。
这场关于《中国之春》的“争夺战仍酣”。徐邦泰信誓旦旦地说，“《中国之春》一定会由民联阵主办”，“发生争夺战非得通过美国司法来解决是我们不愿做的，但我们耐心等待了三个多月”。而于大海也不示弱，他咬定“任命不当”，他“决心不离开《中国之春》”，决“不与民联阵对话”。以“三不政策”与之对抗。
在纷纷扬扬的“争夺战”中，特别有趣的是，徐邦泰等人竟然矛盾百出地给《中国之春》历数种种罪名。竟给这份刊物戴上“红帽子”。徐邦泰说：“多年中，我在民联联盟委员会上做过多次表态，我认为海外以社会主义原则为经营方式的唯有《中国之春》杂志。”
到美国作短期讲学的刘晓波说：

“你们《中国之春》发表十周年回顾的文章，如果把民主、自由的字眼去掉，跟共产党纪念几十周年的内容没有区别，完全一样，真可怕。《中国之春》发表的那些对于形势的什么看法也跟共产党的形势报告一样……。我搞大众文化，就强调大众文化新的语言对共产党意识形态的颠覆作用。”

可是，另一方面，《纽约新闻报》的主笔、被称为“民运三朝元老”的呼延民等，却又攻击《中国之春》当了台湾的“附庸”、“巴儿狗”、“特务”和“线民”甚至“第五纵队”。他指责“有的方面实际上把海外以及大陆民运当成自己的‘第五纵队’，因而才会在今日为了支持一个声名狼藉、名不见经传的线民，宁可舍弃海外最大的民运联合组织”。“怪不得这些人昨天会丢掉大陆江山，今日会偏安一隅，一心想借手中共来保住小朝廷的统治”！这里所指的是谁，不是很清楚吗？这狗咬狗背后的恩恩怨怨和潜台词，不更耐人寻味吗？当台湾的“第五纵队”，当然就赶不上当美国的“第五纵队”神气风光了。
这除了证明这场“争夺战”白热化到何等程度，以至不择手段外，还能证明什么呢？

报一箭之仇王若望另立“山头”

王若望能够善罢甘休，承认既成的格局吗？
人们曾记得，王若望热衷于“民联阵”主席的头衔，凌驾于“矛盾”之上那阵子，曾谆谆告诫“下属”的年轻人，“不搞山头主义”，“排除小团体习气”。言犹在耳，现在他却不顾老命，以百倍的劲头，要披挂出马另立“山头”，给徐邦泰辈“一点颜色”了。
彼一时也，此一时也！经过几个月的紧张酝酿、策划，王若望在5月5日正式宣布：从5月8日起，在洛杉矶召开“全球中国人权和民运团体联席会议”，会期预定为三天。
王若望称，这个非同寻常的行动，是由王若望、刘宾雁、方励之这三个“头面人物”倡议和发起的。他还预告，这三个人“都将在8日上午致辞”。可是徐邦泰在一篇文章中却说，王若望在此前，还写了一个“联席会议和组党”的“一号通告”。该“通告”中“未经别人同意，把郭罗基、戈扬、王若水、朱杏清等人名字列入他的联席会议和组党阵营”，因而犯了“对名人的‘强奸’”罪。他未说把方励之、刘宾雁列入发起人名单，是否犯了“强奸”罪。可是这两人在整个大会过程中却似乎也无重大作为。王若望看来唱的更像一出“独角”戏。
可以作为佐证的是开会的前两天（5月6日）公开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方励之和刘宾雁作为“发起人”都未露面，而是由王若望、万润南和马大维三人出面主持。
王若望宣布，这个包容、涵盖“全球”的“人权和民运组织”的“联席会议”，要“讨论、分析中国大陆的政治形势”，“规划民运的总体工作及方法”，更重要的是要另外组成一个“欧共体式”的“全球海外华人对中共政权进行抗衡的政治组织”，即建立“一个世界范围的、松散的、但是道德形象高的、有纪律的这样一种民运、人权联合组织”。
王若望的追随者马大维说得更明白，就是要“组建有更高政治诉求的政党，同时以合适的途径和方式，建立一个总的协调机构”。
这个“政党”叫什么？王若望、马大维都未点明。据“民联阵”主席徐邦泰说，王、马在华盛顿时对他讲过，这个党叫“中国民主党”。实际上王若望要组这个党早在好几个月前就从巴黎放出了风。
这个“政党”和“协调机构”，同“民联阵”是什么关系，置“民联阵”于何等地位？明眼人一看便知，徐邦泰更是心知肚明。这个重大举措很大程度正是冲着“民联阵”来的。
严家其在华盛顿的“合并大会”上，不是曾指着王若望的鼻子轻蔑地宣布王若望“从来不是民主派”，他的“政治生命”已经“完了”吗？那位著名的“精英”刘晓波不是也曾把王若望形容为四处乞讨的“政治乞丐”吗？当时，王若望的老婆羊子，还曾亲自出马对所谓王若望贪污了四万美元的传言，在报刊上“辟谣”，喊冤叫屈。壬若望哪里能忘掉华盛顿的胯下之辱！如今，他要报这“一箭之仇”了！
说穿了，王若望的“组党”、“成立协调机构”，正是盯‘民联阵”而代之，与其争夺所谓“民运”主导权的摊牌和生死较量。是与“民联阵”唱对台戏、分庭抗礼、取而代之的重大步骤。
当然，王若望采取如此歹毒的步骤时，并未忘记表示一点“大度”。他不仅表示了“不想（不齿？不屑？）议论‘民联阵’”的“高姿态”，还当面“邀请‘民联阵’主席徐邦泰参加联席会议”。这一手不就足以把徐邦泰置于进退维谷的尴尬地位吗？你不来，就是不与我“团结”；你来了，就成了“联席会”属下和“民阵”、“民联”同等地位的成员之一。这一手，可谓老谋深算，够狠毒的了。不是说，“姜还是老的辣”吗？

 半路又杀出个“程咬全”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5月4日王若望刚刚宣布要召开“联席会议”成立新党和“协调机构”，5月5日曾经担任过“全美中国学自联”头目的赵海清，急急忙忙在华盛顿新闻俱乐部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一个“全美中国事务委员会”的组织正式成立。
赵海清声称，“这个委员会的宗旨有三个方面：那就是促进中国的人权和政治改革；促进中国的市场经济；保护中国人在美国的权益。”委员会的成员则囊括了“民运领袖、学运领袖”，还加上“美国的知名人士”。
在王若望踌躇满志宣布组党的“前夕”，抢先宣布这个“新委员会”的成立，很难说是一种偶然巧合吧！人们有理由认为，它既是针对“民联阵”另拉起来的独立“山头”，又是针对王若望“组党”，独擅“民运”领导权作出的反应。耐人寻味的是，被王若望拉为搭档的方励之，未在洛杉矶露面，却和赵海清联袂出席了宣布另一个组织成立的记者招待会。他在讲话中，又针对认为在山头林立、整而不合的情况下不宜建立那么多组织的议论，作了辩解：“每个组织都有自己的方式，自己的目标，一个组织不可能包括所有的组织……”
那么这个“委员会”“自己的方式”、“自己的目标”是什么呢？原来就是它有着比别的组织更多的、强有力的美国“后台”和“靠山”，有“通”美国的“天”的“王牌”，还笼络了“美国知名人士”，因此，也就有了和美国官方更密切接近的色彩。赵海清不是得意洋洋地声称，这个组织“游说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善走美国“上层路线”，并且可以与美国官方建立“上层联系”吗？他简直对此有点忘形而夸耀不已了：“实际上在克林顿总统竞选过程中，我就和他们有过很多的联系”，同克林顿本人“见过好几次，向他提供有关中国方面的资讯和建议”。他还宣称，在宣布这个“委员会”成立的这一天，就安排了跟白宫、国务院、国会资深参众议员和其他官方人士的“频繁接触”的多种活动项目。这些活动的主题，就是向美国官方献策，乞求美国“在给中国最惠国待遇时附加条件”，“如果不满足这些条件，就取消对中国国营企业的最惠国待遇”。这些活动的另一目标，则是争取、乞讨“美国基金会”的“资助”。
5月底，克林顿公开宣布对中国最惠国待遇附加条件时，没有邀请“民联阵”的头头与会，而这位赵海清却榜上有名得以聆听克林顿的致辞。对此赵海清受宠若惊，还以受到邀请和克林顿谈了话，照了像，大事炫耀。真是奴像十足！这不是活生生地勾划出这帮卖身投靠的汉奸、洋奴的嘴脸吗？可悲的是，当他们大讲向美国官方提供“资讯”，亦即出卖情报乞求洋人“资助”即施舍，钻营于洋人门下摇尾乞怜，献计献策对付自己的祖国的人民的丑行时，竟不以为耻，反而引为荣耀，并以此作为“争宠”和占据有利阵地的一笔资本。

“乐”观其成，还是“苦”观其成？

在王若望咄咄逼人的挑战面前，轮到尴尬和难堪的，恐怕莫过于踞于“民联阵”主席宝座的徐邦泰了。面对着群“雄”竞起、山头林立，谁都不把他放在眼里的窘境，他徒唤奈何！下面这段话，活脱脱地反映了他的窘态：

“我看到王若望、马大维、于大海三人（注意：王若望的倡议搭档，又换了另外二人）的《组党倡议书》，除了敬佩于大海从半年前反对组党到倡议组党的飞跃式进步外，还相当佩服王老一个圆画不成再画一个更高级的圆圈的勇气和志气。我不敢到会捧场，实在是有二怕，一是怕弄不好又下海同王老竞选主席，再结新怨一是怕弄不好对抗起来又发生‘退场’风波。不过王老执意推出中国民主党，我乐观其成，并一定会致电祝贺。只是希望届时王老先生不要再发表声明宣布中国民主联合阵线是非法组织。你活，亦让我们活，好吗？”

这不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的生动写照吗？其实，与其说他是“乐观其成”，倒不如说，是“苦”观其成，更符合实际吧！他吞下的，是一颗很难下咽的“苦果”。克林顿着意邀赵海清与会，冷落了“民联阵”，徐邦泰又品尝了“酸葡萄”。
他果然没有亲自参加王若望的会，而是以“民联阵”总部的名义，派代表参加了这次会。事先他申明，参加的是“研讨活动”的前半部分，“对后一段组党活动，我们采取观望态度”。
当然，徐邦泰也并未善罢甘休。在发表了“言不由衷”的“乐观其成”的声明的同时，他不是又用“严厉的措辞”，要求原“民阵”和“民联”的“少数负责人”，“停止搞分裂活动”吗？为此，他甚至以“法律解决”相威胁了。他说，在“民联阵”成立后，“少数人”依旧打着“民阵”或“民联”的旗号活动，他“不敢苟同”。要就是“辩论解决”，要就是“法律解决”。《中国之春》案被诉诸美国公堂，就是“法律解决”的一例。

 “民主”？“我主”？“美主”？

王若望果然一个圆圈没画成，又东山再起画成了一个“更高级的圆圈”。他并未遵守不批评“民联阵”的诺言。在大会的第二天，还是在“检讨‘民运’过去，展望‘民运’未来”的名目下，针对“海外‘民运’内斗的现象，发出了坦率的批评和反思”。其矛头恰恰是集中于1月间“合并大会”和“民联阵”。来自肯塔基的吴方成历数那次大会的“违法现象”就达“六点”之多。有人更把那次合并的“选举”称之为“黑箱作业”。另外有的代表则在会上“建议采取行动，促使‘民联阵’停止对《中国之春》的法律诉讼”。王若望画自己的“圆圈”，当然就是要勾销“民联阵”那个“圈圈”。于是会上公开鼓励原来的“民阵”、“民联”，照常活动，照常召开代表大会。
经过三天的大会，在闭幕时宣布了两个新的“民运组织”的成立。一个是宣布以“反对党”姿态出现的“中国民主党”的筹建会的成立；另外一个是体现“海外民运多元化”的“中国民运团体协调会”的成立。
会议的结果，进一步证实了王若望唱的是“独角戏”的判断。王若望宣布的三个会议倡议人中，刘宾雁、方励之都未列名为筹建人。在一百多个与会人中，参加“中国民主党筹建会”的只有30人。“他们推举王若望、马大维和钱达三人为筹委会召集人”。而叫做“中国民运团体协调会”的组织，召集人也是王若望，秘书长是项小吉。名称不小，却并没有亮出像样的阵势，不过是“七、八个人，十来条枪”而已。除了王若望，还是王若望，真是有点势单力薄不成气候了。
值得注意的倒是，王若望在解释这个“政党”的“纲领”时，充分暴露了他做为共产党叛徒的丑恶嘴脸。在“中国民主党”的“筹建宣言”中，开宗明义指出：他们就是“要以‘和平演变’方式，结束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实行三权分立，建立一个多元政治的民主国家”。
在阐明这个宗旨时，王若望的下列一段话更是意味深长的：

“在这个时候，国内的形势，瞬息万变。在某种情况下，中共的一党专制，不管是‘和平演变’引起或动乱引起的被民主政治代替的结局，已成为大家思想里共同认可的一种预测。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需要为共产党一党专政的结束，做种种准备。这种准备工作做得越好，越充分，就可以使得新的时代不至于重复以暴易暴那样的历史循环中去。而且，我们从海外可以带回一些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民主精神，怎样运作……”

在他们发表的筹备“宣言’冲，还大讲“目前大陆存在着从事合法民运的可能性”。他们已经把返回大陆，“在中共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推进民主化和政治改革”，打进“各种官方机构、群众团体、民主党派等”来瓦解、颠覆、改变社会主义制度，提上“日程”了。
亲爱的读者，王若望不是在向我们上“和平演变”的生动一课吗？它再一次证实所谓“和平演变”绝不是任何人凭空想象、编造的“假想敌”，而是一个早已不加隐讳的现实，不仅已写人他们的纲领宣言中，而且一直在实实在在地卖力实施。王若望的“中国民主党”和“协调委员会”也罢，徐邦泰的“民联阵”也罢，赵海清、方励之的“中国事务委员会”也罢，充其量不过是美国对中国实行“和平演变”的不同“番号”的别动队而已。他们共同的奋斗目标，不过是争相进入美国规定的“圆圈”而已。对于他们的祖国，他们都是听命美国专造社会主义中国的反的“造反派”；在他们之间，他们又是争宠于美国主子的一伙伙专打“派仗”的能手。而所谓“民运”、“民主”则不过是一种漂亮的幌子，他们与“民运”、“民主”连边都搭不上。离开“民”，何来“民运”？没有“民”，何来“民主”？作为现代中国与12亿人民游离得最远，最格格不入的这一些，是既无“民运”，也无“民主”可言的。作为一个人就是“一元”的极端自我中心和利己主义者，即使在这一些游离于人民之外的人当中，也只能有“以我为主”，而绝不可能有什么“民主”。如果有什么“主”的话，那就只能是“美主”，也就是用听命于美国的驱使、争宠于美国主子来换取“论功行赏”和施舍、豢养而已。
正是这个基本事实，决定了他们在中国人民创造伟大历史的斗争中，注定扮演一种可怜无望的悲剧角色，成不了气候，最终被12亿人民所不齿和唾弃，落一个千古骂名。

 （原载《中流》1993年第7期）

中国流亡者在西方

[美]梅佳

1989年“六四”之后，一些人亡命天涯。
对于他们目前的生活情况，相信读者是有兴趣了解的。

 台北资助由热渐转冷

怎样活下去？既是流亡者个人所面临的问题，也是一些海外“民运组织”的难题。1989年“六四”之前，海外“民运组织”甚少，较有影响的只有“民联”。但“六四”之后，“民运组织”仅美国就冒出了800多家。不过，自去年下半年以来，大多数‘民运组织”停止了运作。
本来，“六四”之后一段时间，由于不明其相，各界捐款异常踊跃，“民运”经费毫无问题。“民阵”仅1989年即获捐款180余万美兀。
然而，以“民阵”为代表的一些“民运组织”，花起捐款毫无顾忌，大手大脚。“民阵”要员坐飞机东奔西跑，为了讨论所谓“民阵”“民联”合并问题跑到东柏林开“现场会”，结果会未开出成果，钱却花了20来万美元。去年9月在旧金山开“民阵”“二大”，也花了17万美元。有的人一个月电话费即达数千美元之巨，亦要“民运组织”报销。加上有吾尔开希等人挥霍的传闻，令民间捐款人不满。另外，“六四”热潮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渐冷，导致来自华侨等民间团体捐款愈来愈少，现在基本上已断源。
“民运人士”曾把希望放在台北国民党政府身上。据说，台北也确实曾寄望于“民运人士”可以帮助自己制约中共，经与“民运人士’哆次接触之后，发现对方难成大器，搞得不好反而成为与中共谈判的包袱，故对海外“民运组织”的资助大幅削减。

 处境“死不了也活不好”

万润南自去年9月接替严家其出任“民阵主席”以来，时常为经费短缺所困，尽管压缩开支，裁减总部工作人员，但为时已晚，设在巴黎的总部的租金和支出债项即达10万美元。万润南先是在英国提出搞一个集资1000多万美元的筹款计划，即向各界人士借款1000多万元，利用其利息养活“民运”，等“民主中国”建立以后再还债务。此计划被人讥为“黄粱美梦”，自然只是说说而已。今年2月，万润南专程从巴黎前往美国，企望能调动各大城市的地区“民运组织”的款项，一路却饱受奚落与批评，无功而返；三四月，万润南与理事长朱嘉明相继去台湾，也未达到预期目的，只拿到10多万美元。据说台湾今后不会定期提供资助。
在美国还有一个叫“中国民主与人权基金会”的组织，成立该组织的目的是集合力量向美国各大基金会申请资金，然后再分配到各海外“民运”团体。去年3月，20多名“民运”头面人物聚首佛罗里达，对“民运”项目和资金分配方案进行了商讨确定。该组织至今已获40多万美元，但由于申请资助的组织甚多，并不能完全维持一个组织的经费周转。获得款项的包括“民阵”、“六四”之声电台、《民主中国》杂志、波士顿中国信息中心、洛杉矶《新闻自由导报》等。
“民阵”不仅经费桔据，而且在海外名声正呈负数增长。它是一个流亡组织，但相当多的知名流亡人士如刘宾雁、方励之、项小古、柴玲、戈扬、刘再复、何频、徐刚、祖慰、吴国光、苏绍智等人并未加入“民阵”。“民阵”号称有2000名成员，但绝大多数只是一时出于激愤填一纸登记表而已，平时压根儿就不参加“民阵”组织的活动。有的人参加“民阵”甚至只是为了方便申请移民。留学生参加“民阵”人数更少。那么“民阵”会不会解散呢？估计在近期不大可能，台北和美国会适当给一些“活命钱”。一位“民阵”要员说：“死不了，也活不好。”

 “山穷水尽”可上西来寺

不过，话说回来，现在在“民阵”内部吃“民主饭”的并不多，总部拿薪水的只有5人，其中除万润南外，领全薪的只有两人，半职薪水的两人。
现在各“民运组织”的专职人员不仅人数不多，而且薪水普遍很低。如果将他们算人“吃人血馒头”之列，的确不公平。
有的人私吞捐款，有的人以“民运人士’身份去台湾游山玩水，却又不干具体事务，当然属于“吃人血馒头”之列。在巴黎，有一个流亡学生不愿打工度日，请人用法文写了一块招牌，声称自己是“民运领袖”，在公园里举牌为自己募款。
现在这类人已慢慢没有了市场，只得去打工。像吾尔开希，据说就在旧金山一个加油站工作。
台湾联合报系在美国所办的《世界日报》，每年有20个名额资助“民运人士”1000多美元。去年一些人为了获得此笔资助，耍了不少手腕，一时闹得很不愉快。一些不是“六四”后逃出来的人，有的甚至未曾参加过“民运”的人也争得了一年资助。
更多的人为挤进普林斯顿大学而费尽心机，也使普大负责援助“民运人士”项目的余英时和林培瑞两位教授头痛不已。原来在1989年8月，普大一位从事文物生意的校董感于“六四”事件，捐助100万美元，希望能援助“民运人士”。消息传出后，申请者即有百余人，现已获得批准的有陈一谘、方励之、刘宾雁、张郎郎、苏晓康、柴玲、远志明、白梦、张钢、阮铭、陈奎德、苏炜等等20多人。每人每月可获得1000多美元，一般为期一年。有的已获两年援助，如苏晓康、张郎郎等人。
一年之后怎么办？有“民运人士”说，他们预备到了山穷水尽时，便前往洛杉矶西来寺挂单，投靠星云大师。西来寺虽然不发“供养费”，但免费提供住宿和餐费。原《海南日报》总编辑程凯逃亡之后一直住在西来寺。
如此靠人“供养”下去，毕竟不是长久之计。且因此备受外界非议，使他们的形象大为受挫。有人在报刊上公开责问他们为何不能去学洗碗扫地养活自己？事实上，那些靠人供养的流亡者心情亦不好受，他们在大陆时即较一般老百姓有更多的自由权，大多能随意地、不受约束地安排自己的时间，又有固定的薪水保障，可以过独来独往的“散仙”般生活。他们没想到在海外很难靠在中国的名气和地位长期活下去。

 方励之等人声望下降

在流亡的“学生领袖”中，吾尔开希凡已成为历史，大小“民运”活动很少见到他的踪影，不是他没有参加的积极性，而是活动主持老担心请他来会影响其他人的情绪，因为在许多留学生和华侨心目中，吾尔开希只是个“花花大少”。
柴玲的名声亦不佳，接近她的人指责她太傲慢。她刚出来时曾到美国各地巡回演讲募捐，结果几乎连路费也未捞回来，可见她的影响力。与封从德离婚之后，她花了几百元买了一只狗，甚至抱着狗参加会议，自然引人反感。
几位“学生领袖”关系闹得很僵，相互不买帐。吾尔开希当“民阵”副主席时，李禄、沈彤各自树了一牌子，撰写出版了自传。李。沈英文较好，与美国上流社会来往密切，还不断获人权奖之类。
严家其在大陆时“名震四海”，曾就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提出过不少大胆设想。1989年他出任“民阵”主席之后，影响力渐弱。一是他缺乏行政管理能力，“民阵”总部权力大小都落在万润南之手，他甚至连总部财政进出的数字都不清楚，有“弱君”之称；二是他的理论受到不少人的非议，认为把中国问题看得太简单。
“方励之要出来就好了！”方励之尚陷美国驻北京大使馆里时，海外从事民运的人都这样说。一年之后，人们似乎已忘了这句话。方励之不愿出任“民运领袖”，喜欢跟美国的名流来往。作家徐刚曾写过一篇文章：《方励之：迷信的解脱》。文章引用一些留学生的话说：“方励之是可以笑了，一家4口全在西方，背后有布什撑着，整个一个‘民主之家’，他为什么不笑？我只能把方励之淡忘，而为另外一些人祈祷！”还有人说：“去你妈的方励之广“方老师，你太圆滑了！”

流亡到底有没有尽头？

苏晓康最近发表文章说，“流亡已经开始，大概没有尽头，对专制的不认同，对西方的不适应，都是一种不愉快，虽然有霄壤之别。流亡是心灵的流亡，一种中国大陆人在本世纪末无法回避的境遇和感受，在国内或在海外都一样”。
苏晓康在流亡者中是比较坦率的一位。他公开承认自己是天安门广场上最软弱的人，在戒严之前便逃离了北京。他还承认他在《河殇》中严厉指责中国传统文化，并呼吁中国增加西方观念，但他的这些理想，与西方的生活现实迎头相撞之后，他“觉醒”了，过去对中国文化的一些批评，他都收回或修正了。苏晓康说，尽管目前的中国有缺点，但中国仍给予他力量与艺术灵感。
已恢复主编《今天》刊物的北岛，发现在西方有办刊物的“自由”，但刊物要生存下去并不容易。已出版了两期的《今天》只在极小的范围内发行。北岛说，推动他们事业的最好方法，是尽可能早日回去。当他们确定回去完全有保障时，就会带着一种修正了的使命感，以及对文学在中国发展过程中，所起的较清晰作用的观点回到中国大陆。

 （《中流》1992年第6期）

 严家其的新包装

 宋文申

l989年在“西单墙”开始“崭露头角”，又在1989年北京的政治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中“大显身手”的“理论精英”严家其先生，是中国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著名“理论家”，这大概是人所共知的。现在他又发表了什么“高见”，扮演了什么新的角色？许多人却未必是清楚的了。
不久前，一位热心朋友向我推荐了一份刊登严氏在台湾鼓吹“和平演变”言论简要的剪报。读后使人茅塞顿开，大开眼界。原来严家其又跑到台湾，祭起“和平演变”的大旗，充当起“和平演变”的“理论家”、“预言家”和“高级谋士”的“新”角色了。
据严家其说，他“本来也就想写一本书”，“就叫《和平演变》”。此书写成了没有，写了些什么？我们尚不得而知。但是，1991年7月间，他去了一趟台湾，在那里进行了一次推销“和平演变”战略的游说，却白纸黑字，千真万确。他在一次座谈会上唱了主角。念的就是“和平演变”这本“经”。他用十分清楚的语言，全面、系统地提供了他的“和平演变”的“理论纲要”。说这是他为国内外敌对势力提供的“献策”、“进言”，一份颠覆社会主义中国的“宣言书”，也不为过。
既然它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鼻子有眼，鼓噪得颇为热闹，借《中流》一角，使读者们得知其一、二，似乎不是多余的吧。
台湾的有关报道告知我们，严家其风尘仆仆搞的这次游说，成绩未必很佳。他实际上在座谈会上唱了一出“独角戏”。而应邀参加座谈的大部分台湾学者或其他身份的人，对他鼓吹的“和平演变”战略，采取了不同程度的冷淡、保留，甚至明显的反对态度。真正认同者寥寥无几。这是颇能发人深思的。例如，在严家其开宗明义打出“和平演变”的旗号后，一位正直的台湾学者，就老实不客气地表示，“老实说我拒绝用”这个概念，因为“和平演变”是“30年前就用过的名词”，“是西方国家在冷战结构下对抗共产主义国家的一个概念”。他一针见血点出，所谓“和平演变”，也“就是‘和平颠覆’的意思”，因而是一个应予“扬弃”的概念。他进一步指出，严家其的“和平演变”概念，是“偏向资本主义的概念”，不过是推销一种使“大陆能够和平地变成美国的方式”。这也可谓一言中的。
这位学者明确地反对、拒绝“和平演变”的战略，一针见血点破其服务于西方战略的实质，有胆有识，令人肃然起敬。在这次座谈会后不久，台湾的《海峡评论》在一篇社论中也语重心长地指出，“‘和平演变’不可不防，以免步上苏联覆灭崩溃的后尘”。可见，在台湾的真正爱国者中，对这个问题有较为清醒看法的，不乏其人。
还有些到会者，则用比较委婉的语言对严家其的言论表示了不同程度的保留和批评。例如，一位与会者，用诙谐、含蓄的口气指出，严家其能成为台湾的“座上客”，甚至成为在电视上出尽风头的“电影明星”，是因为他“支持国民党或反共或国统会的和平演变意见”，否则，他的表演在台湾电视上“是播不出来的”。的确，在这次会上，唯一对台湾的“民主化建设”给予高度肯定评价、大力推荐所谓“台湾经验”的，是严家其先生。而生活在台湾的许多学者却无不谈到了其中“负面的”现象。而所谓的“台湾经验”，则早已被一些爱国的台湾人士嗤之以鼻（“什么‘台湾经验’，笑话！”）。更有的人，对严家其“很笃定资本主义那一套”，“主张私有制就是同志”，表示了疑义。有人甚至列举事实指出，如果中国照抄美国和台湾的模式，会导致严重后果。
严家其跑到台湾为台湾的“社会进步”大唱赞歌，大力推销许多台湾人士都嗤之以鼻的“台湾经验”，其实是并不奇怪的。既然被请到台湾并成为“新闻人物”，严家其当然应当有适合需要的“表现”。他的“良苦”用心，读者是不难体会的。
当然，会上也有一位台湾教授，对严家其的“和平演变”做了某种认同，即同意把“达成大陆和平演变”规定为“总的目标”。可是，他却不同意“高举”这面旗帜，“把这一个目标清楚地展示出来”。因为，如果“明白地、直接地”把“和平演变”作为“对大陆政策的凸显的目标，又会导致中共的抗拒和反弹”，“促使中共透过所有的一切方法去防止、避免被国际社会或台湾和平演变”。这样一来，“要达到这样的目标，反而不可能实现”。他主张，不要使“目的太过于凸显”，以免引起“中国的反弹”和“内部的紧张的情绪”，而“应当高举和平交流的概念的方式去促成大陆和平演变的目的”。
这不失为一种“要这样办，却并不这样说”的献策性意见。无非是说，把“和平演变”说得太露骨、太刺激、太直白，并不利于这个战略的有效贯彻。
这种观点，在座谈会上似乎也应者寥寥。
而严家其的答复却是斩钉截铁：“不行！”不能掩掩盖盖、羞羞答答！
严家其到底说了些什么？其含义是什么？为免断章取义之嫌，还是请大家读一读他发言的详细摘要并给以判断和评析吧！但以下几点，却是十分清楚的，可谓“旗帜鲜明”：
1．“中国大陆的和平演变是无疑的”。“我们的目标是为促进和平演变”，不能遮遮掩掩。不仅要实际这样做，而且“公开的也是这样提”。这是“正大光明的事，管你共产党高兴与否”。
2．“和平演变”的目标是什么？他毫不含糊地口答：“和平演变的含义是很简单的，就是非共产主义化和民主化，就是要消除公有财产制度”，就是在中国“走非共产主义的道路”，就是打破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变社会主义的中国为资产阶级的共和国。连五星红旗“也要修改”。
3．他以“高级谋土”的身份，向台湾当局的“大陆政策”献计：“台湾要提大陆政策的话，主要政策就是和平演变的政策”。“台湾、香港、澳门这些地方应成为中国大陆和平演变的基地”。
4．他提出了在中国推行“和平演变”的步骤。这就是先“做各式各样的准备：组织上的、思想上的、理论上、人才上的准备”。他们这些“精英”，“最终目的就是回中国大陆”，争取“推荐和平演变”的“新闻自由”。接下来就是“成立反对党”，“举出保证私有财产权和经济自由的旗帜”。最后推翻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
5．为了实现“和平演变”的目标，首要的是要掀起一个针对共产主义制度的“揭露高潮”。他从苏共20大开始的“非斯大林化”高潮导致苏联解体中得到了启示，预言中国“在下一代会有这么一天”，会出现一个“非毛化或非邓化时期”。
6．这个“非毛化或非邓化时期”，何时到来？他回答是“将在‘六四’新评价时候到来”。“中国现在的关键问题是‘六四’问题”。“在未来几年中促使‘89’年民运的重新评价，这将是大陆演变的开端”。
7．他鼓吹国内外强化对大陆推行“和平演变”的联合攻势。认为，“促进大陆变化的动力”，是“来自大陆内部的抗议，西方国家及台湾的压力”。
8．他连中国大陆“和平演变”的时间也做了“预测”，把演变的实现，定在“未来的八九年”。
请看，严家其先生，不是把“和平演变”的性质、目标、方法、步骤、时间表，都和盘托出了吗？以至于在这种直言不讳的言论面前，还来讨论有没有一个“和平演变”的战略存在，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这当然不是中国的几个“精英”们的孤立行动，而确确实实是一个国际范围的巨大联合战略行动。就在严家其跑到台湾的前后，美国前驻华大使李洁明也跑到台湾，大念“和平演变”的“经”。他说，“和平演变”是一个“好”概念。美国接受中国留学生，与中国经济来往，都是服务于美国的和平演变战略。这一唱一和，不是很发人深思吗？
40多年前，毛泽东同志在《唯心史观的破产》中说过，“中国人之所以应当感谢艾奇逊”，原因之一是“艾奇逊公开的宣称，他们要招收中国的所谓‘民主个人主义’分子，组织美国的第5纵队，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因此引起了中国人特别是那些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中国人的注意，大家相约不要上美国人的当，到处警戒美帝国主义在暗地里进行的阴谋活动”。
看到严家其这篇“和平演变”的“宣言书”，中国人难道没有理由对他的精彩表演表示自己的感谢吗？40多年前美国人想干而一直没干成的事，正在由严家其式的人更起劲地鼓吹和贯彻。严家其以教师爷的口气真的是给我们上了一堂“和平演变”的课。这真是一份难得的反面教材。
这个“如意算盘”真的能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吗？其实严家其也无可奈何地透露了自己的“悲观”和隐忧。这就是中国人有多少人愿意跟着他们走？一位台湾与会者提出了这个问题：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会成为“促成大陆非共产主义的主力”吗？他担心，现在“经济改革造成农民是既得利益者”，如果他们对现政权“很满意”，“又该如何促使他们成为主力”？他进一步问，中共的现阶段政策“的确对农民有很大吸引力”，可是你们搞“和平演变”，“有没有能够吸引农民的口号”？
这一点恰恰击中了严家其的要害。他不得不承认，“这的确是极重要的问题。在促成大陆民主化非共产主义化乐观的一面是时代潮流不可违逆”（？），“但悲观的一面即是农民”（何止是农民，我们的工人、解放军、知识分子会接受他的“和平演变”吗？）。据他说，目前还找不到从这方面“落实”“和平演变”的办法。他甚至说，中国人民“不愿见中国踏上东欧、苏联的后路，所以竭力替共产政权说话，这是很可怕的”！
请看吧！中国人民，不愿像苏联东欧那样解体、崩溃、破产，中国人民经济上的发展，生活的改善，社会的稳定，中国人民拥护自己的人民政权，居然被看成是“悲观的一面”、“落实”其“和平演变”战略的阻力，使他们感到“很可怕”。这就暴露了他们与中国绝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背道而驰的实质。
这一点难道不正是这些“和平演变”专家们的致命弱点吗？中国的命运，归根结底还是决定于人民最大多数的向背。违背最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把人民看成是愚昧无知的群氓，脱离、背弃人民，正是他们必然失败的根本原因。从这里我们得出的必然结论是：只要我们党保持清醒的头脑，永不腐化变质，永不脱离人民，坚决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原则，使大多数人民的实际利益得到保证，得到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大多数的广泛拥护和支持，所谓“和平演变”的阴谋是永远不能得逞的。

 立此以存照

——请看海外《探索》杂志
关于“如何加速促进中国的和平演变”的“笔谈”

编者的话：这里披露的，是海外出版的一份反动刊物《探索》杂志的主编司马时写的《和平演变和中国传统文化》一文的详细摘要。
1992年，《探索》杂志为纪念该刊在海外“复刊”9周年和发行满100期，专门组织了一次“如何加速促进中国的和平演变”为主题的“笔谈”。包括千家驹、戈扬、严家其、刘宾雁、苏绍智、阮铭、苏晓康在内的老、少“精英”式头面人物，均纷纷亮相，围绕这个“主题”竞相发表了各自的“高论”。“笔谈”结束时，该刊主编马司璐写了一篇关于此次笔谈的综述和总结性的文章。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笔谈”和这篇文章，竞引起了台湾官方宣传媒体的浓厚兴趣和特别青睐。他们如获至宝，在1992年下半年对中国大陆的广播中，一而再、再而三，反复多次播送了它的全文，并一再用了画龙点睛的三句点题式的导语：
“和平演变——中共的唯一选择”；
“和平演变——中国的唯一出路”；
“唯和平演变可以救中国”。
其实，这并无可奇怪之处。人们大概不会忘记，今年年初在华盛顿上演的那场出尽洋相的“民联阵”成立大会闹剧，不就是由王若望专程赴台，进行了一番着意安排的上层幕后交易吗？施舍在后，这篇“和平演变经”的出笼在先。人们并不难从中找到某种内在的联系吧？8万美元，当然不是白白拿出来的。鼓噪“和平演变”的小喽罗们交上了“试卷”，“考官”们才拿出8万美元表示认同、首肯和嘉奖。这也是把“和平演变”付诸行动的一种物质上的保障和支持。而他们不厌其烦地对中国大陆进行传播，则无非是想以这种方式在大陆找知音和“内应”，从而“加速”、“促进”社会主义中国向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进程而已。
这个事实再一次证明，“和平演变”确实并不是我们的一些同志凭空臆想出来的“假想敌”、唐吉诃德的“风车”或“稻草人”，而确确实实是美国帝国主义者一贯卖力推行的一项险恶的战略。‘台湾的亲美反动势力，在美国的旨意下，正在不遗余力地强化针对中国大陆的“和平演变”的攻势。由一小撮“动乱精英”拼凑起来、名目不一的所谓“民运”组织，则不过是美国及其台湾同谋培植、豢养的不同牌号的“和平演变”的“别动队”罢了。
司马璐的文章，实际上是一篇全面阐明的“和平演变”战略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它受到台湾反动传播媒体的特别青睐，反复向大陆传播、推荐，正是看中了这一点。可是，事情还包含着它的另一面。它也成了一切拥护社会主义，珍惜社会主义成果的人们，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份十分难得的反面教材。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共产党人，有理由了解这些人在怎样用“和平演变”的险恶手段来对付自己的祖国，也有理由了解在新的情况下他们推行“和平演变”的某些新特点和表现形式。不久前，国内的某些报刊上有人不是又在公开宣称“和平演变”和改革是“同义语”吗？曾经死不承认存在一种“和平演变”阴谋的某些人，现又改变了腔调，把“和平演变”说成是“治国兴邦”的圣丹灵药当作宝贝向人们大力推销了。这倒是很能发人深思的。读一读司马璐的这篇文章，把两者加以对照，将有助于澄清某些人在这个问题上所制造的混乱，看清许多问题。归根结底，把改革和“和平演变”等同起来，给对“和平演变”有所揭露和防止的努力，扣上“反改革”的帽子，是徒劳的。我们的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和“和平演变”不仅不是一回事，而且是根本对立的。附录：

 如何加速促进中国的和平演变（摘要）

 司马璐

《探索》复刊9周年，又适逢100期，本刊特举办“如何加速促进中国的和平演变”为主题的笔谈会。
这次笔谈会，原意是在“如何加速促进中国的和平演变”这个主题下，分别以《如何加速促进中国政治的民主化》、《如何加速促进中国的私有化》、《如何加速促进中国军队的国家化》、《如何加速促进中国社会与教育文化的多元化》为重点的笔谈。参加这次笔谈的来稿，多先从当前中国的政治进行分析。中国当前的现实也的确如此。“演变”也好，“演进”也好，改革也好，一切都与中国政治情况的变化分不开。
以下，我分别介绍各位朋友的笔谈要点。
参与“如何加速促进中国的和平演变”主题笔谈的有千家驹先生和戈扬女士。
千家驹先生，以自己献身于中国革命70年的经历，作为历史见证：“唯有‘和平演变’才能救中国。”千家驹先生引用了毛泽东在1945年中共七大所提出的：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是一个进步。可是中国建国后的“三反”、“五反”后对资本家的利用、限制、改造等等，使中国生产力大倒退，灾难频仍，民不聊生，国无宁日。千家驹先生认为现代资本主义本身就是在和平演变中进步的。“和平演变”能把坏事变好事。中共的“反和平演变”是违反历史潮流的。
戈扬女士一向以生动活泼的散文、中国民族文学特色表达她对中国“和平演变”的看法。戈扬女士分析，中国好比一个蛋，内里已经变成鸡，只是一层壳死死地包住。现在这层壳开始破了，小鸡快出来了。
以“如何加速促进中国的政治民主化”为重点发言的有严家其先生、苏绍智先生、阮铭先生、陈安先生。
严家其先生详细分析了中共中央和人大权力机构操作程序，认为中共政权正逐渐走向没有共产主义的共产党专政。
他提出，从五个方面推进中国的政治民主化：第一，推进中国的私人企业和市场经济；第二，推进中国新闻出版自由；第三，推进中国选举制度的变革；第四，推进中国的结社自由；第五，推进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经济文化的交流。
苏绍智先生认为，民主的要义在于多元、参与、选择、法制和制衡。目前中国的政治制度，与民主精神格格不入。但是从中国经济发展看，中国的民主化已有基础。他认为，民主需要权威，不是突出个人专制的权威，而是建立在理性和宪法上的权威。权威主义较权能主义更能够转向民主化。所以中国民主化的前途是光明的，民主的障碍是可以克服的。
阮铭先生指出，中国的“太子党”正在中国形成以父荫为背景。代表既得利益者的封建力量。目前中国政治力量的对比，自由派与极左派两头大中间小。中间力量逐渐成为中国的主导力量。中国自由民主力量有可能联合中间力量，取代中国的极权主义者。
陈安先生的意见：社会主义的试验已经失败。中共老一辈死后，中国的民主不可避免。中共新一代领导人面对民主潮流，会有较理性的反应。他认为：假如在中国新一代的领导下推行民主，开放党禁，任何党派赢得多数取得政权，即使民主派不能获胜，也可以先争取掌握地方政权。他寄希望于中共从上而下的民主改革、自由选举。
以“如何促进中国的经济私有化”为重点笔谈的有陈一咨先生、赵发生先生、吴国光先生。
陈一咨先生指出：目前中国经济在89年民运后，由疲软而复苏，是由于计划经济为主，公有经济为主路线失败的结果。现在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市场，在养活着一个社会主义的躯壳。这条路线之所以失败，是由于中国农村改革、经济改革，已经使中国经济制度的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陈先生劝告中国领导人，早日顺应潮流，积极促进中国根本制度的变革。
赵发生先生提出十六个字：“自下而上，从小到大。以民压官，自然渐进。”他说，中国大陆很有可能通过“和平演变”，以较小的代价，在不引起剧烈社会动荡的条件下，完成经济私有化。
吴国光先生认为，一党专制与公有制是共生的。要结束一党专制，就不能不瓦解公有制。中国近期的私有化发展，将有助于打破中共政治权益上的垄断。在中国现实条件下，私有化正在为民主化准备基础和条件。私有化不等于民主化，可是我们可以顺应私有化的发展而推进民主化。
以“如何加速促进中国军队的国家化”为重点笔谈的有杨秉章先生、林常胜先生、艾端午先生。
杨秉章先生指出军队必须摆脱政治，需要职业化、专业化，以代替革命化，军队国家化与政治民主化不可分。
林常胜先生认为，由于解放军的现代化、军队思想意识的变化、内部权力结构的变化，以及中共强人时代的终结，解放军具备了由党军变为国军的基本条件。民主派应作的基本工作：第一，支持军队非党论；第二，针对军人的利益提出具体的政策；第三，争取解放军政治上的中立，根据89年民运的经验这是可能的。
艾端午先生的看法：“和平演变”的主力是军队。“六四”事件打乱了中共军队的战略部署。解放军高级将领被撤换，军队素质降低。但海湾战争使中共领导人大为震惊；全军上下要求军队现代化、专业化，军队中改革派力量影响正在扩大，目前中共的下级军官是关系中共未来走向的最关键的一代人。
以“当前中国农村与中国农民变化”为重点笔谈的有陈铁军先生。他从人民解放的重要根源来自农民，谈到中共统治中国大陆的40年，中国农村和农民所发生的变化，认为：目前中国农村正在社会转型。以开放为转折点，正冲击着中国的国家统治结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农民运动最有希望。
以“如何加速促进中国社会及教育文化多元化”为重点笔谈的有苏晓康先生、高新先生、何钟瑞先生。
苏晓康先生指出，“六四”之后文化观念的破产，打破了权能主义的统治，造成中国社会大幅度倒退，打破了中共意识形态的垄断。他分析了当前中国“文化热”思潮的几个主要分裂：一是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分裂；二是激进主义与改良主义的分裂；三是传统与反传统的分裂。虽然引进了不少精神文化的新资源，还是缺乏普遍的认同。在创造一个文化中国的宏伟构思中，中国知识分子应当从形形色色的决定论和反传统中摆脱出来。
高新先生认为，提高全民族的教育文化水平，是促进中国“和平演变”的首要任务。
刘宾雁先生指出，苏联和东欧变化的一些负面影响，中国民运中的一些弱点，很值得大家反省深思。他又指出，我们反对的不仅是一个政权和制度，同时应正视在中共统治下人民素质所受到的伤害。作家的活动不仅限于写作、演讲，应该投身于社会公益，改变人们的精神状态。
我认为刘宾雁先生这段反省深思的建议非常重要。所以借刘先生的这项意见，作为笔谈要点介绍的总结。

 （原载《中流》1993年第9期）

大老爷与“小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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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巍

刘宾雁跑到台湾去了。
这并没有什么奇怪。因为许多共产党的叛徒早就是刘宾雁的先驱。那个鼎鼎大名的张国焘，不就是一个吗！现在逃到台湾去的国民党残余分子，既然还占据着一个小地盘，残茶剩饭总是有的，尽管未必很理想，只要肯出卖灵魂，还是可以找到一个归宿的。至于最后的下场如何，那就很难说了。
据外电说，刘宾雁是于去年12月11日自美国抵达台北“访问”的。令人感到有趣的是，这个在大陆一向以“青天大老爷”自居的刘宾雁，却一下子变得媚态可掬，毕恭毕敬地称自己为“小学生”。据法新社自台北报道，刘宾雁说，他“要像一个小学生那样来观察台湾过去40年所取得的成就”。
既是宣称要当“小学生”，自然就要当得够格。在台湾的半个月中，他对共产党进行了百般辱骂，对国民党进行了肉麻的吹捧。这都是在意料中的。然而不曾料到的是如下一则消息：“大陆作家刘宾雁昨日指出，他的作品第一次在台湾刊出，是民国七十一年一月底，中央日报晨钟版连载了他的《人妖之间》，他幽默地说：‘中央日报当年没付我稿费，当心这次是来要债的！’”（见国民党《中央日报》12月12日）当然国民党官员对此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于12月24日派《中央日报》总编辑许志鼎前往来口饭店见刘宾雁，“将七年前的这笔稿费致赠刘宾雁，替七年前的文字缘划下美丽的句点”（见12月25日该报）。这笔钱究竟多少，报上没有透露，既然当“小学生”当得那么够格，自然是稿费从优了。其实刘宾雁也还是有愚蠢之处，即使不说“要债”的话，就凭那半个月无尽无休的吹捧，主人也还是会给一笔厚厚的赏赐的。不过我觉得最精彩的还是发表在国民党《中央日报》上的照片。你看那一向道貌岸然的刘宾雁手托金票时那种含情脉脉的样子是多么地动人呀！如果有哪位画家要叛徒的形象，那真是绝好的资料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凡是有一点良心的中国人都是承认的，就是敌人也无法否认。而刘宾雁对于党和人民取得的这些伟大成就，却没有任何热情，换不来他一声赞美。在他眼睛里，总是这也不对，那也不对，人民的事业简直是一片黑暗，一团漆黑。而对真正的黑暗势力——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却没有看见他有过什么指责。这是很叫人纳闷儿的。如果说特点，这恐怕就是他作为记者和作家（其实他是没有多少作品的作家，这一点他自己也清楚）的特点了。可是他巧辩说，这是“第二种忠诚”。他特意写过一篇作品，题目就叫《第二种忠诚》。意思是像雷锋那样的人，可谓第一种忠诚，而这种忠诚不过是愚忠愚孝，一种工具罢了。而像他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忠诚——“第二种忠诚”。他还专门找了一个模特儿作为作品的主人公。可惜这个模特儿不长脸，为时不久就叛逃了。这个耳光真是打得脆响。不过，这还不算最有趣的。我觉得最有趣的是，通过刘宾雁对台湾的“访问”，我们发现他身上不仅有“第二种忠诚”，也有“第一种忠诚”，不过“第一种忠诚”是专门献给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第二种才甩给共产党和人民。事情就是这样奇妙的组合，正如大老爷和“小学生”也可以统一在一个人的身上。
刘宾雁是1987年被开除出共产党的。一个人既然天天骂共产党，反共产党，老是想把它推翻打倒，那就不如把他请出去。如果还有人对此不理解，那么看一看他对台湾记者的谈话，也许就了然了。记者叙述说：刘宾雁跌人回忆中，他说自己在1984年开始怀疑，开始绝望，热情被浇熄，理智在良心上萌芽，此时写了《第二种忠诚》，呼吁不要盲目服从党的领导，正是他当时心态的反映。“1986年，我清醒了……”这句话刘宾雁尘埃不惊的淡淡说出，却令人有从无声处听惊雷的震动……这不是给《第二种忠诚》作了一个最准确的注脚吗？一个“清醒了”的要同共产党最后决裂作对到底的人，共产党为什么要把他硬留在自己的队伍中呢？
刘宾雁像其他叛徒一样，在主子面前表示要反共到底。“他决定写成各种小册子，用各种伪装，寄给大陆民众。”可是我倒觉得他应该更多地想一想叛徒的下场，实在说还没见过哪个叛徒有好的结局。就说前面提到的张国亲吧，刘宾雁决不会比张国杰对国民党更有价值。张国秦“红”了一阵之后，在国民党特务机关里连个车都要不出来，后来又到香港摆香烟摊子，最后像狗一样地冻死在加拿大。这种景象不是也可以让刘宾雁之流警醒一些吗？

 1990年2月6日
 （《中流）1990年第3期）

难得的教员绝妙的教材。

 ——逃亡“精英”启示录

 赵望凌光

难忘的1989年春夏之交那场政治风波，过去已经一年多了。逃亡海外的动乱“精英”们，在匆匆搭就的反华舞台上，群丑毕至，众怪成集，使出浑身解数，拳打脚踢更兼力竭声嘶地闹腾，上演一幕幕喜剧、闹剧、悲剧，也颇有些日子了。替他们画画像，号号脉，并从他们麇集作怪、跳梁撼树到日暮途穷的三部曲中，思忖一番，琢磨一番，以求在这些难得的反面教员身上悟出点什么，从这些绝妙的反面教材里面获取点什么，正其时也。

 （一）

刚刚过去的这一年多，世界很不平静。且不说美苏和解、“冷战”趋缓在世界格局中引起的风云变幻，也不说打得够可以的海湾战争，单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新动荡，特别是东欧土地上的急剧变化，就够人们细细地想一阵子了，而我们国家则经历了西方世界的所谓政治经济制裁，以及终于制裁不下去的戏剧性变化的历程。
但是，不管国际形势千变万化，不管政治风云阴晴晦明，经过正正反反、反反复复的实践，我们越来越明白了一个真理：国际范围内的阶级斗争没有终结，国际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会止息，当今世界，仍然存在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这种斗争是长期的、尖锐的、复杂的。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就是这种斗争的最主要的形式——正如《阵地》发刊词所说。放在这个大背景下，回顾1989年春夏之交制止动乱、平息暴乱的决策，评估其在捍卫人民的政权、保卫社会主义制度方面的作用，看得就更清楚了。也许，时间间隔得更长些，从历史前进的长河看，从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历程看，这不寻常的一页，将会展示出更为深远的意义。
也是在这个大背景下，考查逃亡域外的动乱“精英”们的所作所为，所行所思，便洞若观火了。

 （二）

《香港时报》1989年7月19日刊登了中央社18日发自巴黎的一条电讯：

逃亡至国外的中国大陆民主运动领袖们，在巴黎秘密地举行了三天会议，于今天达成决议，创组“民主中国阵线”，团结全世界反中共政权暴政的人士，拯救在中国大陆上遭受逼害、镇压，为民主奋斗的人们。
这些民主运动领袖们，有大陆旅美知识分子名作家刘宾雁、前合肥科技大学校长管惟炎、中国民联主席胡平、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阮铭……大陆中央音乐学院教授李春光、四通集团领袖万润南、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苏炜、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毛思想研究所所长苏绍智、北大生物系学生沈彤等20余人，先后分别于7月13日从美国飞抵巴黎，与逃亡在巴黎的中共社科院政治研究所所长严家其、北师大教育系学生吾尔开希、南京大学学生李录等10多人汇集，举行会议。
他们在巴黎共和广场的“假期旅馆”内，隐秘地集会三天，达成初步协议，创组这个反共、反暴力的“民主中国阵线”。

《东方日报》1989年7月21日刊登了由严家其、吾尔开希、万润南、苏绍智、刘宾雁等五人签署的《成立“民主中国阵线”倡议书》，正式打出了旗帜，召唤各路逃亡“精英”，麇集于麾下。
接下来，《明报》转发了中央社8月22日的电讯，“民阵”总部已设在巴黎，正式开始工作，开展对外联系。这个总部办事处的负责人之一，就是万润南在四通公司的副手、受命插手动乱暴乱的代理人曹务奇。9月22日，这个拼凑的反动机构正式成立。严家其成为总头领——“主席”，吾尔开希论功行赏坐上第二把交椅，成了“副主席”，万润南则充任了“秘书长”。动乱“精英”们逃亡海外之后演出的反华闹剧的第一幕，在吵吵嚷嚷中收场了。于是，总部设在美国纽约的反动组织“民联”（“中国民主联盟”），在跳了十多年光杆舞之后，又添了一个“志同道合”（应该读作臭味相投）的新伙伴——反动组织“民阵”（“民主中国阵线”）。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看看这份发起者、组织者、当政者的名单，人们不难发现，那里边有三多：长胡子的居多，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老手居多，前年那场政治风浪中充当学潮背后黑手者居多。撇开“民联”头子胡平不计，原科技大学校长管惟炎就是1989年那场学潮亦即自由化高潮的煽动者、支持者；刘宾雁、阮铭等搞自由化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十来年前；严家其、苏绍智、万润南、苏伟等更是1989年那场动乱暴乱的灵魂和高参。过去，“三多”人物和青年之间这层微妙的关系总还是遮遮掩掩的，许多好心人也误以为学生闹事纯属自发，并无上当、被操纵等情由；如今，他们撕下了掩饰物，公开勾连在一起了，长胡子的跑到前台亮相了，这就给人们上了生动的一课——帮助人们擦亮眼睛的一课。
顺便提一句，苏绍智1989年6月逃到美国以后，8月初曾经在芝加哥接受《新闻周刊》访问，有一段妙语。

问：中共当局说你们知识分子在民运期间踉学生勾结？
答：这是毫无根据的谣言。学运完全是自动自发的。知识分子和学生纯粹是因具有共同信念才结合在一起。并无勾结情事。

苏先生说，是“结合”，而不是“勾结”。仿佛当年孔乙己向咸亨酒店老板辩诬：他的断腿源于“跌”，而不是窃书被“打”。
在这个问题上，万润南倒毫不躲闪。也许是急于过功，他公开承认插手学潮、支持动乱。香港《明报》1989年7月30日刊登该报记者发自芝加哥的专稿。试摘引若干，以飨读者：

[本报记者芝加哥28日专电]著名的民营企业家万润南认为，中国民主制度的建立，民主社会的建成，归根结底，取决于经济的发展，取决于中国能否形成一个稳定的中产阶级。
万润南为四通公司总经理，今日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全美中国学生、学者第一届代表大会。他在大会所作的发言中着重从经济角度分析了八九中国学运的发生、形成和发展。他说：“如果中国经济不发展，中国中产阶级不形成，那么民主社会不可能真正建立起来。”
他说，这次民运是十年经济改革的必然结果。……各种矛盾集中，表现出来就是产生民运的一个经济原因，像“四通”这样的民办企业和个体户，是最积极支持这个运动的一分子。
他又指出，没有民营经济的发展，这次运动也不会有这样的规模和持续这么长时间。争取民主是开销很大的，在广场上每天开支起码要四万元人民币，当然海外筹集了许多资金，但大部分未能进入大陆。
……如果说，广场阶段主要的经济支持来自国内的民营经济，那么第三阶段——民运在海外的继续发展，要靠海外的企业界。

这是一番极为难得的自供状。妙处有三：第一，公开承认插手学潮；第二，说明了支持的原因：学潮的目标——建立一个附庸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代表着他们——民营经济和个体户的利益；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公开呼唤中产阶级亦即资产阶级的形成。发展，并最终以西方模式的民主制度亦即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制度，推动民主社会亦即资本主义的复辟。可以说，万润南为“民阵”、也为他们的“哥们儿”组织（诸如胡平的“民联”、王秉漳的“中国民主党”等等），提出了明确的经济纲领。把他们的向往说得如此坦率、直露，堪称宝贵的反面教材，难得，难得！

 （三）

如果要问“民阵”是个嘛玩意儿，组织起来干什么的？可能会有种种不同的说法。比如，刘宾雁在巴黎第一次筹备会之后接见记者时就说：“‘民主中国阵线’并非政党，他们亦未有打算以暴力手段推翻共产党，只希望能以温和派人士代替专政。”（《香港时报》1989年7月19日）苏绍智在接受《新闻周刊》采访时，一方面断言“中共政府会垮台”，“民众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仰已经破灭了”；另一方面，在回答“你想推翻共产党吗”的提问时，又说：“不想。我仍然认为我们只能在体制内想办法。但我们必须仰赖党内的一股健全力量来推动改革，以便使它成为一个受人民信任的党，使党变得更加理性，更有人性，也更加民主。”（《中央日报）1989年8月10日）如此等等。似乎他们只是关心国内的改革和民主建设的进程。
且不要急于相信他们。再看看另外几位首领的想法：
万润南1989年8月10日在旧金山说：“‘民阵’是紧密政治党与松散联合体二者中间型态的政治组织，并不是流亡政府。该组织正致力于做好准备，以便随时接掌政权。”（洛杉矶《国际日报》1989年8月15日）瞧，秘书长先生的目标是接掌政权，是要共产党和人民交出政权。手段和途径呢？据香港《争鸣》月刊报道，秘书长先生在美国与西东大学某教授的长谈中，“否认‘民阵’是以‘体制内改革派’为主”，“也驳斥所谓加入‘民阵’是小招安，是‘海外共产党’的说法”。他强调“‘六四’获致的重要教训，就是体制内改革解决不了大陆问题，只有进行体制外改革，中国才能进步，这就是‘民阵’的工作”（见《中央日报》1989年12月14日）。
主席先生严家其持何态度？台湾《中央日报》1990年5月13日登了一则报道，题目就是“从温和的体制内改革，到坚决推翻中共”。报道称，严说：“我的思想在近一年起了很大的变化，六四之后开始看清了体制内改革是条死路。”“六四让我发现必须推翻中共的一党专政。”报道赞许地称“严家其从温和理性的体制内改革者，一跃而成果敢坚定的推翻中共体制者”，这是“将自己过去的思想和信念彻底地粉碎，再拾缀碎片重新排列组合一个崭新的自我”的一种“心灵浴火”的过程。其实，无论“体制内改革”还是“体制外”打倒，目的都是一个：让中国走向西方资产阶级怀抱。手段不同，旗帜不同罢了。——当然，这旗号的改换还是大有用场，那就是他们自己撕毁了党内“改革派”的外衣，露出了“坚决推翻中共”的真实而狰狞的面目。这岂不又是一件绝好的促人深省的活教材？
如果说，长了胡子的“精英”还讲究含蓄和策略的话，那么，动乱中出尽风头却又头脑简单的吾尔开希，就爽快得多了。据台湾《中央日报》1989年7月30日报道，这位“大明星”在芝加哥“锋芒毕露”。他踌躇满志地说：“有一次，我在天安门广场讲话的时候，一位西方记者问我，对天安门前所悬挂的毛泽东像有何评价。我回答说：‘总有一天，我会把它拆下来。’”对方问及“中共认为这次中国的民主运动，就是要推翻共产党的统治，就是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吾尔开希供认不讳：“从某些方面来讲，他们并没有说错。”在对社会主义制度，对中国共产党做了一番诬蔑之后，他大言不惭地说：“这样的社会主义制度，当然要推翻广中国共产党“必定会被推翻”。话说得再清楚不过了，人们能够听到那牙缝中迸出的恨恨之声。这不禁使我们联想起1989年4月27日非法组织北京“高自联”发动的大游行。当时，针对《人民日报》“4•26”社论，发布了所谓“新学联一号令”，要求各高校“在拥护共产党的旗帜下游行到天安门”，并且规定了游行口号，包括“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维护宪法”、“坚持改革”、“人民万岁”等。并且把“打倒官僚政府”、“打倒腐败政府”、“打倒独裁统治”的口号，改为“反官僚”。“反腐败”、“反特权”。吾尔开希正是参与决策者之一（当时身任“高自联”的前身“北京高校临时学联”的常委）。这个斗争策略的转变，也曾蒙骗过一些人。现在，两相比较，终于让人们看透他们的真实用心和本来面目。
其实，吾尔开希在本质上并非前后矛盾。动乱中的5月16日，他在和法国《费加罗报》记者的谈活中，早就喊出了“政府是一个由坏蛋和腐败分子组成的帮。党和政府是一回事，要反对政府就必定要反党”。立场不可谓不坚定，态度不可谓不鲜明。
写到这里，想起了前年读到的一则短文，讲到苏晓康逃亡海外的一番忏悔、一番谄媚，很有点”心灵浴火”的模样。原文不长，抄录如下，以供鉴赏：

苏晓康的遗憾

华多

叛逃海外的动乱“精英”苏晓康最近在香港报刊上大谈起其得意之作《河殇》的“偏颇”、失误来了，一副诚惶诚恐、遗憾万分的模样。
不过，千万不要以为苏先生是出门思过，认识了（哪怕一点点）自己否定民族文化传统，欺祖灭宗的罪过，认识了自己宣扬资产阶级文明，鼓吹全盘西化的罪过，认识了自己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煽动动乱的罪过，不，满不是那么回事！
他在香港一家半月刊上撰文说，过去，他曾由羡慕西方人的自由精神而羡慕西方文化，总认为是因为中国文化未能导致自由精神而不能原谅它，因而，《河殇》的反传统思想有偏颇之处。今后呢？今后思考中国的问题，不能再绕过共产制度而只去清算传统文化，即：“不要再奢谈文化而不敢直接面对这个制度了。”
原来，苏先生的遗憾在于《河殇》错拿了民族传统文化做靶子，透过这个靶子再批判社会主义制度，而不是直截了当地以共产制度做靶子。
这二者之间有区别吗？有的，苏晓康在文章中就不无后悔地说过：《河殇》出现以后，台、港两地不少学者曾经指出这种偏颇，认为当前大陆的问题，主要在制度而不在文化，但他却因觉得这些学者过于偏爱传统文化，而未能接受——可不是么，原本是同一战线的“友军”，是共同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战友”，他却和他们闹开了误会，有了龌龉，这便如何是好？
有了这番后悔，便有了这次行动：公开承认《河殇》的偏颇和失误，公开表示从今以后将不加任何遮饰地反对社会主义祖国的政治制度。这是什么？这是反祖国、反人民的宣言书，是反华大合唱的叫骂曲，自然，也是向新主子——国际反华势力的献媚书。
至此，我们已经完全明白了：曾经以呼唤改革的先锋而名噪一时的苏晓康先生，原来是一个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洋奴才、卖国者！
然而，苏先生注定要遗憾终生——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是吓不倒、更骂不倒的！

 （四）

这些逃亡海外的“精英”们，除了麇集起来拼凑“民阵”，信誓旦旦地发宣言，流窜四方搞煽动，恶言恶语地咒骂自己的国家、民族之外，还干了些什么样的勾当呢？
总的说来，就是一件事：投靠国际反动势力，使用各种手段，阴谋颠覆人民的政权。正如杨尚昆主席1990年5月出访拉美五国前就“民主女神”号船问题所说：“所谓‘民主女神’号船是反动组织‘民主中国阵线’的活动工具之一，活动的目的是颠覆中国政府。”这里讲到的“民主女神”号船的活动目的，揭示了“民阵”全部活动的总出发点和总归宿。这些“反华专业户”每天吃饱了，喝足了，睡够了，不必去做工，不必去种地，也不必去搞科研，被豢养来反对祖国，反对人民的政府。他们干下的件件桩桩恶行，几乎无法统计，也没有谁有兴趣去统计。但，也可以举其要者。
比如，呼唤西方国家施行制裁，并梦想通过制裁使中国要么俯首听命，要么经济崩溃、政府倒台。
早在1989年4月下旬，即那场政治动乱正要劲的时候，方励之就通过美国《亚洲华尔街日报》记者，向美国总统出谋划策了。他献计要外国通过经济手段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抽出在中国的投资。而为了这一手有巨大效力，短期内则要鼓励外国投资。何以如此？为的是“迫中国对外国投资有巨大的依赖性”，“在国际社会和中国的关系上经济因素越来越重要的时候”，迫使中国就范“那就很容易”了。1990年出国之后，经过短暂沉默，又旧调重弹，要美国保持对中国的压力，加紧对中国的干涉。7月15日英国《观察家报》刊出的访问记中，登载着方励之的话：“所有外国给予中共的援助均应附加条件，以迫使北平当局尊重人权”，“任何外援都应附加条件，特别是有关人权的条件”。
平息暴乱之后，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了政治、经济制裁，亡命“精英”们从这些霸道行径中受到鼓舞，额手相庆，又不断四方游说，呼喊加温。
严家其逃到法国不久，就秘密接受三名记者采访，口出狂言道：“……政府已完全丧失合法性，再没有将来，它不会维持多过两年。”然后说：“我赞成制裁这个政权！”（《明报》1989年7月11日）7月13日，严家其、吾尔开希、万润南、苏伟、李录等8人在巴黎举行首次记者招待会的时候，被通辑犯、天安门广场动乱副总指挥李录，在会上宣读了一份《告各国首脑书》，恳请“尊敬的各国首脑们”，“采取各种方式，继续对中国现政府进行谴责，和必要的经济制裁”。（《明报》1989年7月14日）
其后，在意大利举行的1989年国际青年大会上，李录又大放厥辞，再次呼吁“各国政府继续对中共实施经济制裁”。据台湾中央社记者报道：“意国记者询问他有关西方国家政府正逐渐恢复与中共经济关系的看法时，李录说，西方国家对中共唯一的压力是来自经济制裁，这项措施千万不能妥协。”（《中央日报》1989年8月25日）
制裁的目的何在？用万润南的话说就是：“当大陆发生经济困难，无法解决的时候，不得不在政治上有所让步。”（据香港《百姓》杂志报道）而当前，由于“外国对中共政权的经济制裁”等原因，“中共的经济已经开始崩溃了”。香港《明报》1989年8月11日报道了万润南在记者招待会上讲的这番话。万润南明确地说：“我认为他们已经过崩溃的起点。他们要支持到年底，将会非常困难。”《明报》报道这则新闻时，大标题醒目地写着“万润南愁看中国经济，预测年底前将会崩溃”。事实已经粉碎了这番梦吃，但他们的那点祸心，却暴露得明明白白。关于制裁目的，陈一谘1989年9月7日在巴黎的一次谈话中说得更直露：“我个人认为对中国政权实行经济制裁是必要的”。“世界上每一个国家不断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和实行经济制裁”，使“中国基本的经济、政治、社会问题得不到解决”，“造成政治瘫痪……这样，我们就可以早一天回到中国”。瞧，设计得多么美妙的一幅远景图！然而，它只不过是一枕黄粱！
那个曾经担任过天安门广场动乱总指挥的柴玲，逃离大陆以后，在制裁的问题上，表演了一出颠颠倒倒的滑稽戏。逃往法国之初，在接受《中国时报》独家访问时，说什么“我们不同意经济制裁，因为我们人民的生活已够艰苦了”。香港《新报》1990年4月6日登载了这则消息。也是这家《新报》4月15日又以“柴玲誓不放弃战斗，呼吁制裁李鹏政府”为题，发表来自巴黎的综合消息。称“柴玲周末与丈夫封从德一起在巴黎露面，她呼吁西方各国采取更强硬的政策制裁中共政府”。消息援引柴玲的话说：“无论是经济、政治或其他性质的制裁行动，对中国政府均非过分。”只不过“这些制裁行动必须与知会中国民众的运动同时进行”。同年7月到了美国之后，据香港《明报》报道，7月9日在休斯顿会见记者时，柴玲又一次恳求七个西方主要工业国不要取消对华制裁。
欧洲经济共同体10月22日决定撤销制裁，与中国恢复正常关系，10月26日新接任“民阵”主席职务的万润南立即跳出来加以指责。且看香港《新报》10月29日刊登的美联社27日巴黎电讯：

万润南周五正式接任民主中国阵线主席，他并立即指责西方政府撤销对中共的制裁。
万润南周五向支持者及记者表示，他对于由12个国家组成的欧洲经济共同体决定解除对中共的制裁表示遗憾。……
万润南于巴黎西部举行的记者会上，指责欧洲共同体“未有就中国人权状况发表任何声明……改变中共极权主义行为之前”，便于周一决定撤销制裁。

无可奈何花落去！动乱“精英”们企盼对中国的永久制裁从而导致中国经济崩溃的幻梦，一点点破灭，那泪眼婆娑的祈求、哀告，色厉内荏的批评、指责，通通无济于事。
而且，他们这种种卖国行径，不仅自己撕破了“独立”、“爱国”之类的外在假面，出卖了“人格”、“尊严”之类的内在价值，也遭到了世界上一切有正义感的人们的蔑视和唾弃。法国《欧洲日报》1989年9月15日的一篇社论就曾指出：“在国外靠着某种势力的豢养，干着反对中国现政府的勾当，虽嚣张一时，其实可鄙又可悲！”“因为不爱自己国家的人，最为人们所不齿广他们的前景如何？社论说：“靠谩骂自己国家捞私人资本的人下场一定不会好。当他们的价值利用光了的时候，他们的戏也就演完了。”说得好！这些匍伏在洋主子膝前，媚态十足，对祖国则猜猜狂吠的吧儿们，早就折断了脊梁骨，能有好下场吗？走着瞧吧！

 （五）

说他们是奴才气十足的吧儿狗，是不是冤枉了这些可爱的先生们了呢？我看没有。有事实为证。
西洋镜之一：

［本报记者芝加哥28日专电〕吾尔开希与郑心雄，双方均否认曾会晤。
吾尔开希指出，他曾经拒绝与台湾海外工作委员会主任郑心雄正式会晤。据指出，芝加哥一位亲台方面的华人教授希望见吾尔开希，经安排后，他用车将吾尔开希接到某处，结果发现台湾国民党中央海外工作委员会主任郑心雄正在等待，而吾尔开希感到坐立不安，极不自在，随即便告辞。（香港《明报》1989年7月30日）

台湾《中央日报》驻美特派员报道：

吾尔开希否认和郑心雄接触过。他说：“我要澄清一个传言。有消息说，台湾海工会主任郑心雄和我有过一次会晤。事实是，有人想安排我和郑先生有一次正式的晤谈，被我拒绝了。……我觉得奇怪的是，为什么会有这种传言，这对中国民主运动没有什么好处。”（《中央日报》1989年7月30）

万润南答美加新闻中心记者问。

问：民阵对台湾采取什么态度？
答：在民阵开始筹备期间，为了避免问题趋于复杂，暂时不会与台湾官方接触，但是可以和台湾民间联系。（纽约《世界日报》1989年7月30日）

此时为羞羞答答、想吃羊肉又怕臊的阶段。吾尔开希甚至明白说出与台湾勾搭对他们的所谓“民主运动没有什么好处”的话来。
然而，且看——
西洋镜之二：

吾尔开希、万润南等8月10日在旧金山与柏克莱加州大学留学生对话时表示，“‘民阵’一直把台湾作为争取民主的整个力量的主要部分。”万润南说，“现在建设中国民主政治的基地只能在台湾。”“台湾的存在，对中国的明天有非常积极的意义。”（洛杉矶《国际日报》1989年8月6日）
〔本报特约记者芝加哥专电〕严家其称：台湾民主将咸为统一基础。（《东方日报》1989年7月31日）

此时可谓舆论铺垫、频送秋波阶段。要实现颠覆大陆上人民政权的目标，自然要找一块基地，找一个样板。这块反共基地，这个“民主”样板，他们终于耐不住地大声呼喊，找到了！那就是他们心中的圣地——台湾。
那就让我们再往下看吧！——
西洋镜之三：

[台北讯]畅游故宫、摩耶精含，刘宾雁：宝岛生活真美好。
大陆作家刘其雁夫妇昨天全天畅游故宫和摩耶精舍。……刘宾雁说第一天的活动就让自己对台湾之行的信心更增强，会有更多的收获和认识，自己以前对台湾太无知，太不了解了。（台湾《中央日报》1989年12月14日）
[本报专讯]台北消息：中国民联主席胡平和《新闻自由导报》总编辑曾长青，明日主动约见台湾海工会主任章孝严，要求台湾方面对海外大陆民运人士提供帮助……另外，“民主中国阵线“秘书长万润南；今日将与章氏会面，预料将会谈及支援的问题。（香港《明报》19见年1月9日）
〔本报专讯〕台北消息：民阵秘书长万润南多日来在台湾到处奔波，与此间各种团体及各界人士接触，在前日社会大会的企划研讨会上，万润南谈到台湾之行的目的，除了“广结善缘”之外，特别又加了一项“等米下锅”，言辞恳切，溢于言表。万润南特别表示，民阵募款自然是抱着多多益善的宗旨，如果募得多，可以多做事，募得少，摊子就只好铺得小一点，就算一毛钱募不到，民阵也会缩紧肚皮撑下去。……民阵将于今年三、六、九月内发动各式活动，名之曰“三六九大闹”。民阵秘书长万润南指出，这些活动约需经费二百万美元，但目前仅募了四百万台币，距离目标甚远。（《明报》1990年1月9日）

这回到了登门参拜、伸手乞讨的阶段了，又是“广结善缘”，又是“等米下锅”，讨钱要“多多益善”，讨来后准备“大闹”。如此等等。那一派效忠辞，那一副奴才相，不是很有点令人捧腹么？又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的如意算盘是打不成的，只好眼不闭心一横，卖身投靠去了。
然而，戏并未演完，还有恶心的在后头。请看——
西洋镜之四：

[台北法新社10日电]民阵主席严家其称台北政府为中华民国，他表示个人首次公开承认中华民国合法性。他说：“我相信中华人民共和国及中华民国政府同时存在。”他提请外国同时承认这两个政府。（《东方日报》1990年5月11日）
[台北讯]“民阵”主席严家其昨日下午二时在福华饭店举行记者招待会，他表示来台几天最深的印象是，台湾的新闻界与传播界，在推动中华民国的民主政治发展上起了很大作用。他指出，台湾的新闻自由和走向民主化是最令人激赏的，因此希望藉着“台湾经验”带来示范作用，来影响“中国民主化”。……长期目标则在于“推翻中共独裁的一党专政”。……他强调，这个长期目标一定会达成……。（台湾《中央日报》1991年5月13日）
［台北讯〕执政党中央海工会主任章孝严昨天在执政党中央委员会，与来访的“民主中国阵线”主席严家其，就中国统一的未来及方向坦诚沟通。……严家其说，中共的“四个坚持”已快坚持不下去了，海峡两岸如果一边放弃“四个坚持”，一边放弃“三不”就可以统一了。不过，他也强调，在“四个坚持”未放弃之前，还不要放弃“三不”。（台湾《中央日报》1990年5月13日）

瞧，这位“主席”先生一到台北，赶快叩头礼拜，尊称“中华民国”并呼吁外国承认其合法性。然后就是“拥抱台湾经验”（《中央日报》语），尊为“示范作用”。再以后就是媚态十足地出谋划策，要台湾当局以“三不”作为筹码换取大陆“四个坚持”的放弃，最终以台湾统一中国。有趣的是：这位“主席”先生是到台湾“执政党中央委员会”去进谒“执政党中央”要员的。这不能不是一个小小的讽刺。

 （六）

以“闹”的名义乞讨，讨来钱自然要“大闹”，再用“大闹”的功劳邀赏——这就是逃亡“精英”们的“三部曲”，也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发展模式。他们当然不满足于流窜游说，事事假手他人；他们还要粉墨登场，自编自导，自唱主角。自然，也想借以改变“民阵”内部一味纷争和无所事事的局面，在内外交困、财源匾乏的困境中，闯出一条生路。
“民阵”成立前后，他们确实“闹”了好一阵子。比如，1989年7月12日这一天，他们就‘闹”了三出：一是又在巴黎弄了个“民主女神像”，搞了个热热闹闹的竖立仪式；二是弄了封《致各国首脑书》在记者招待会散发，企图利用30多个国家首脑聚集巴黎参加法国大革命200周年纪念的机会，乞求他们加紧制裁中国；三是找了间售货铺子，凑了个“中国民主之家”，演了一出成立典礼的小把戏。至于流窜、煽动、蛊惑、乞讨……于欧洲某些国家、美国和台湾等等之间，就难以计数了。
在这种种闹腾之中，真正大闹的，又莫过于他们全力拼凑并寄予莫大希望的“民主女神号”广播船事件了；而失败得最惨痛、以至于严家其主席先生为之临风涕泪、泣不成声的，也莫过于这个“民主女神号’广播船事件了。兹略说一二。
这艘海盗广播船，酝酿于1989年秋，筹建于1989年底，命名于1990年3月9日，始航于1990年3月17日，寿终于1990年5月25日，前后折腾了十来个月。花了几十万美元成本乔装打扮的“女神”，满载着“精英”们一举惊世的美梦和豁出去大闹一番的孔武精神，在凄风苦雨中行驶了59天，行程8万海里，绕了多半个地球；原本气势汹汹，到头来灰飞烟灭；未能广播出一个字，就呜呼哀哉了。
颠覆广播的计划彻底告吹，这艘扮演过“女神”的宝贝船呢？请看几则报道：

[综合东京24日电]不获捐助，“弹尽粮绝”，续航乏力。民主船将在台湾拍卖，今天宣布中止广播计划。
“民主女神号”广播船的筹办者周四说，由于日本不欢迎“民主女神号”到访，因此有关计划决定取消。发言人说：“我们会在台湾拍卖该船，之后尽快将船员遣返法国。”
〔本报台北航讯〕“民主女神号”广播船，真如外传是一艘“买空卖空”的船只！在得不到原先计划的捐助后，顿陷“弹尽粮绝”的困境，续航乏力。
……女神“美梦落空”！……计划募捐的金额遭“滑铁卢”……致使“女神”陷入坎坷的路途了！（《东方日报》1990年5月25日）
［本报专讯〕女神号50万卖出，台南市商人购得。保存设备，供人参观。（香港《明报》1990年5月31日）
［特稿〕民主女神遭逼近，船主拟让它去大陆。
现停泊于台南安平港的“民主女神号”，被高雄港务局限期于3月28日还离，不知何去何从。该船船主，台湾商人吴孟武表示，盼有民主国家收容，他甚至气愤得说假如无路可走，就让“她”到大陆去。吴孟武说，“我是商人，并非搞政治的，我希望全中国改革开放，但也不希望有动乱。”（香港《明报》1991年1月29日）
香港《新报》1991年2月13日报道，台商吴孟武决定于3月20日将“民主女神号”广播船改名为“和平”号广播船，以“减轻该船的政治敏感度”。（《参考消息》1991年2月19日）

这就是说，到了“民主女神号”的名称也从那艘“船龄超过20年，依规定只能以废船名义”（台湾高雄港务局语，见《明报》1000年8月24日）从宝贝船上抹去的时候，叛逃“精英”们系在它身上的最后一缕“念心儿”，也将没了着落。历史就是这般无情，它让那些道流而动的可伶虫们，丑态出尽，希望成灰！
“女神”号事件明白无误地展示了“民阵”好汉们处处碰壁、走投无路的困境，世人有目共睹。其实，早在1990年初，有关“民运人士热衷于开次会议，搞个募捐，弄个位子，忘了事实的指责”（见1990年3月1日出版《百姓》杂志）就已经纷纷扬扬，以至于在旧金山召开的“民阵”美国分部成立会上，《河殇》作者苏晓康为“民阵”“被人误解没做多少事而抱屈”，不过，他列举的“民阵”正在进行的大“项目”，却是那个注定短命的“‘中国之船’的广播宣传”（出处同上文）。也是在这个会上，美国分部筹委会发言人、“民阵”监事会主席钱X致贺辞时，就“直率承认民阵正在走下坡路的现状，行情看跌”。不过，还得鼓鼓劲，“相信只要大家发扬爱心，就能重振声威，促进民运的大发展”。（出处同上文，见《十字路口遇红灯，民主道路本崎岖——“民阵”美国分部成立大会侧记》一文）
走下坡路，行情看跌。一一这就是逃亡‘精英”、“民阵”好汉们的自我鉴定，他们一向是靠谎言和幻觉过日子的，这里却说了一句实活。实属难得。
其实——又一个其实，更早些，在“民阵”1989年9月22日挂牌成立第三天，台湾《中央日报》9月24日刊登的一篇专论中，就曾哀叹：“历史只是给了‘民阵’一个机会而已，不等于已给了他们智慧。”“八九学运实质只是一场失败，甚至是如何失败的还来不及反思。”作者出谋划策说：“为此‘民阵’应有一个实实在在的思考，在未来的实践中加强学习，不要只沉于哀叹，不要只迷于呼声，不要自以为是。而是虚心听取各方的意见，群策群力，付出应有的诚意，努力去扩大民主阵线。”这副药方效果如何？从“走下坡路，行情看跌”的既成事实看，似乎也不是什么灵丹妙药。退一步说，就是仙方神授，药么，按老百姓的说法，治得了病，只怕治不了命。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已“命”中注定“民阵”好汉及一切逃亡“精英”们的“行情”和“命运”，多么老谋深算的狗头军师，也回天乏力。话到这里，索性再全文引述一则报道，让事实来大声诉说。

[本报纽约专电]柴玲结束访美返法，对民运筹款表示失望。
北京著名学运领袖柴玲周六结束美国之行飞返巴黎，行前公布了此行为中国大陆筹款的情况。她说，这次获各界人士捐款合计一万九千七百六十元。扣除工作费用一万八千五百八十一元，几乎所剩无几，这还不包括膳食、住宿和医药费在内，否则将入不敷出。
造成捐款未尽如人意的原因，估计与民运处于低潮，前段时间传闻民运人士贪污滥用捐款和柴玲以“平常心”对待捐款活动等有关。柴玲对这次捐款成绩表示有点失望。（《东方日报）1990年8月13日）

乞讨了半天，没落下几文铜钱，这位原本想着捞一大笔的丐者，当然会“有点失望”，甚至不止有“点”，可能有好几“点”呢。报道把乞讨落空的原因归结为三点：一是他们的折腾处在低潮。二是斗士们不争气，贪污滥用捐款被曝光。这两条例触到了问题的某些本质方面，但冠之以“传闻”，未免客气了些。贪污滥用云云。许多是他们相互攻汗、知情者们闹内讧揭示于众的，就像1989年麇集天安门广场闹事的时候，因分肥不均而演出了“外高联”绑架北京“高自联”头头、广场总指挥柴玲的闹剧一样。第三条原因说是柴玲不卖力气、以“平常心”对待捐款活动，这就有点委屈这位刚从芝加哥捞了块“民主女神，龙的传人”奖牌的“英雄”人物了。为了弄钱，她是颇费了一些心机的，比如，到了旧金山，举办的那个名为“与柴玲聊天”（或译作“与柴玲的一个晚上”）的演讲会，是要掏钱买票的。惹得一位香港记者发开了牢骚：“我没有买门票去看她，去年带着严肃激奋的心情捐了钱支持民运，如果今日要循着购票形式去争捧一位无法接近而又失去自主权的人物，倒不如去看梅艳芳或麦当娜。”（《明报》1990年7月3日）如何？可即使这样，财源仍不旺盛，怨得着柴玲小姐吗？
当然，钱并不说明全部问题。此处不给彼处给，娘家不爱婆家爱。只要她们对着中国大陆猜猜，便自会有慷慨解囊的豢养者；而且，依据卖力的程度，还会有相应的犒赏。她们还不会丧家，至少在使用价值丢光之前。举出这样的实例，无非是说明她们并不美妙的境况，一斑窥豹罢了。

 （七）

流水落花春去也。
这些叛逃祖国的动乱“精英”们，从麇集作怪，到鼓噪跳梁，到日暮途穷，不过短短的一年多时间。一出大部头的包容了反华三部曲的活剧（喜剧？闹剧？悲剧？）竟然拿下来了，本事不能说不大，劲头不可谓不足。善良的人们从这场活龙活现的丑陋表演中，不也可以悟出许多？
1989年9月呱呱堕地的怪胎——“民主中国阵线”，刚过一岁生日，1990年9月便不得不换血了。过了一年主席瘾的严家其辞职了，出够风头丢尽丑的副主席吾尔开希也丢官了。万润南受命于危难之秋，充当了坛主。
然而，眼前的处境呢？——且看海外议论！
这是刊于19见年7月19日香港《明报》上的一篇专论，下面是文章的第一节：

 “民阵”问题重重与前路模糊

在海外支持中国民主化的人士中，“六四”后一年多来掀起了关于所谓“体制内改革”与“体制外改革”的争论，但其实都是有所偏的，因为这二者之间并无必然排斥……及至“六四”后逃亡国外在巴黎组织“民阵”，严家其、万润南、陈一谘等都像1986年学运被压后的方励之那样，转向了“体制外改革”的思想。
但首先，他们都丧失了在国内本土活动的条件，而孙中山式的海外华人革命之路又显然在今天不通，于是，即使在外国将口号喊得更激烈，于中国国内也没有什么实在的影响，找不到切实可行的做法，成了当前“民阵”的一个严重问题；第二，所谓“体制外改革”对“民阵”来说不仅缺乏实践的条件，而且缺乏有说服力的理论指导，“民阵”主席严家其曾表示他认同社会民主主义，但其实这种社会民主主义理论的取向与他过往思想不协调之处甚多。严家其或“民阵”其他领导人至令仍没有在这方面做出最起码的理论功夫，理论贫乏，思想混乱，可说是当前“民阵”的另一个严重问题；第三，由过往的迷信“体制内改革”急跳为“八九民运”后、逃亡外国后的激进主义，明显出现了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的现象，以至将所理解到的“体制外改革”观念又完全对立于“体制内改革”，不理解二者之间在中国具体情况下是亦有矛盾亦有统一的……这则是当前“民阵”的再一个严重问题。
此外，“民阵”仍然有很多实际存在的严重问题，尤其是部分成员及代表性人物的作风惹人非议，组织混乱，以至“钱银”不清楚，对民主缺乏足够认识……等等问题；但纵使暂且不谈这些，前面提出的三个关于“体制内改革”与“体制外改革”之间关系的思想认识混乱、理论贫乏的问题，亦足以使“民阵”的发展前景出现迷失方向的根本危机了。

请注意，专论作者在这里用了“根本危机”这样的词语。对于万润南新任主席来说，无论思想混乱，理论贫乏还是组织混乱，钱银不清，哪一个不是致命的问题？何处不潜伏着根本性的危机？
至于“体制内改革”和“体制外改革”的议论和谋划，倒需要认真对待。特别是重又拾起“体制内改革”的谋略，表明，有些人是寄希望于我们“体制内”力量的！寄希望于那些依然存而且活、与他们打联手的力量的！他们幻想着他们或者他们的联手们，像前些年那样，披着“改革”的外衣，想方设法钻到我们“体制”的内部，甚至爬到核心部位，充当智囊和高参，用“非暴力”的手段，实现国家“和平”地向着资本主义的“演变”。这样的高招、狠招，我们能等闲视之吗？
据说，严家其又在做这样的梦了。这位原本奉行并实践着“体制内改革”，即从“体制内”改变政权性质的高参，叛逃后赌咒发誓要放弃“体制内改革”，实行“体制外改革”，即从“体制外”打倒和颠覆人民的政权。如今，在碰得头破血流之后，经过一番总结、思忖，又要重新拾起“体制内改革”的法宝了。——当然，这个新阶段的“体制内改革”是与“体制外”颠覆相配套的两手策略中的一手。在斗争策略问题上，这位“民主”斗士也有个三部曲呢。
香港《明报》1990年9月28日刊出了该报驻加拿大记者的特稿，标题就是“严家其盼回国推动民主”。报道说：“这位刚卸去中国民主阵线第一任主席职务的政治学者表示，他自己的事业已经与中国连在一起，而在国内推动民主自由必定较海外有效。”“他说，数日前三藩市（即旧金山——引者）举行的第二届民阵全体大会，一致通过在适当时候民阵将与中国民联合并，是作为在中国成立反对党的第一步。”而严先生渴望着以“反对党领袖”身份，出现在大陆。
这当然是一厢情愿的痴心妄想，中国人民不会容忍他们在中国的土地上重操旧业，再搞政治动乱，再掀反革命暴乱。人民群众把他们看透了！
然而，我们这里还是要引用一位真正的共产党人在法西斯的绞索套在脖子上的时候，发出的呼唤，企盼它成为我们的座右铭：

人们，我爱你们。
你们要警惕！
——（捷）尤利斯•伏契克

 （《中流》1991年第6期）

孽海孤舟

——“民主女神”号炎凉记

 林照真

编者按：1989年后，作为那场政治暴乱破产的“余波”，一批“动乱精英”受其外国主子的授意和鼓动，曾在台湾吹吹打打上演过一场所谓“民主女神号”广播船“开航”的“闹剧”。当年，严家其。万润南、柴玲之流不是就纷纷出动，风尘仆仆地专程“云集”台湾，参与主持过这艘广播船的“开航仪式”，煞有介事的“风光”过一阵子吗？五年多的时光过去，这出“闹剧”的“演出成绩”如何？不久前台湾《中国时报周刊》刊出的这篇短文，向我们透露了一点信息。现特摘要转载，供人品味。
“笑死人，听起来真是肉麻！”一位当年曾为之“出资”的台湾商人，在“伤心与气愤”大叫上当之余，不是对这出“胎死腹中”，未成气候的“滑稽剧”和“讽刺剧”，作出了相当酸楚的评判吗？

几年前，台南吴姓商人，半夜宿醉回家，接到一通电话，“官员兄弟”打来的，说是要商人买民主女神号。
吴姓商人，名孟武，年41。说话间听得出台湾国语，回忆旧事时习惯向上翻白眼，眼球都快看不到了。他说，吴家在台湾几百年，没有亲人在大陆，也不知道多少“六四”天安门事件。但是，电话中那个人告诉他，中共扬言轰炸民主女神号、血洗台湾，潜水艇已经开到鹅銮鼻，股票狂跌、人心惶惶，这时反共很有意义，买下这条船台湾局势就不会乱。吴姓商人全身酒意，“兄弟嘛！”又可以为国家解决一件事，为什么不做？
自此，吴姓商人，爱国商人也！
吴孟武是台湾华泰关系企业董事长，经营房地产、保龄球馆。进出口贸易，是30余家公司的负责人。他个人拥有2000余名员工，出入乘坐宾士600，还可提供座车给地方官员使用，是个标准的富商。但他自称无党无派。

买下“民主女神”成为爱国商人

在吴盂武为这艘船付出10万美元订金后，他的名字开始与大陆民运发生关联，毕竟，在那个热头上，当一个台湾商人买下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民主女神”号后，对民主的热爱已经毋庸置疑。后来吴孟武付了50万美金买船，5万美金买船上的广播器材。生意人吴孟武自此也以民主人士自许，在“民主女神’号于1990年6月4日进入安平港时，他也曾经激动，说了许多激动的话，像是：
“希望买了这条船后，所有的台湾人、大陆人，能为民主自由而生存，他也谨代表青年企业家，表达支持民运人士的一点心意。”
船进港的画面透过录影带的重播，可让人回忆当初那个国旗飘扬的热烈场面，当时台南市长施治明曾公开赞扬：“让中国人感到骄傲，台湾人、府城乡亲更骄傲，我以“民主女神”号为荣，以台南市民为荣，以吴孟武为荣……。”
大陆民运人士严家其也在接受媒体访问时公开说：“吴孟武的精神，使我感动。”
吴孟武自己又说：“民主女神号将使安平港成为国际知名港口，这艘船不仅是本人所拥有，也为全世界爱好民主自由的人所共有”。
“那时大家都说我有多爱国！”
5年后，吴孟武在宾士车上的电视小萤幕再度看到上述谈话，他一旁抽着烟，直摇头地对记者说：“笑死人，听起来真是肉麻！”
1989年，大陆天安门广场前发生六四学运，俗称“天安门事件”的大陆民主运动，像龙卷风袭般卷紧了每一个人的心。当时。欧洲、亚洲、美洲的19个著名新闻单位，与民主中国阵线联合成立“中国之船”协会，《欧洲日报》社长杜恰之被推选为协会主席。经过中国之船协会四外奔走，跑遍大小码头，终于购得1艘有27岁船龄、圣文森船籍的探测船。名义上虽然是世界各新闻单位出面买船，但是台湾却出了大部分的钱。支持民运的人相信，下令镇压1989民运的中共领导人看到或听到民主女神号，一定会颤抖的。

 不复当年风光只觉心痛窝囊

民主女神号广播船从1990年3月17日起航，成为全世界注目的焦点，当时中共一再对外宣称，反对任何国家、机构或个人对民主女神号广播船的活动提供任何支持。4月底中共新华社还曾经强烈抨击台湾当局积极策划与大力支持，是公开进行挑衅；同年5月李登辉总统在接见八名无党籍立委时，表示基于2000万人的安全考虑，政府对“民主女神号”不宜出面，但不反对民间的积极反应。民主女神号航行期间，先后在香港、日本停留被拒后，最后终于疲惫地在台湾靠岸。
当时民主中国阵线秘书长万润南曾说：“民主女神号带着世界各国人民的良知，起航了。这些来自世界各国的关心与支持，只说了一句话：不要忘掉天安门，不要忘掉六四屠杀，不要忘掉八九民运。”
到今天，民主女神号广播船却从来没有如愿向渴望自由民主的12亿中国人广播过，如今广播电视、电台设备已先行搬走，而没有搬走的5个播音器、卫星导航系统、无线电通讯机、卫星侦测雷达都已经失窃，船上仅乘空旷与尘埃。
虽然吴孟武认为，民主女神号广播船为全世界爱好自由民主的人所共有，但是，很多事情却又像是吴孟武一个人的事。就以开幕当天来说，从舞龙、舞狮、乐队、气球等开销，还安排十几个人的升旗典礼，场面隆重、盛大，但最后都来向他收钱，然后，所有来参加开幕典礼的贵宾与民运人士，一切在台南吃的、住的，也全部由吴孟武负担。“什么钱都花我的，连市党部送来一个300元的花蓝，都来向我收钱。”现在民主女神号船只停泊发生问题，却没有人来问一声，过去一些大力支持的媒体不见了，“如果早知道如此窝囊，我就不会这样做，现在的我欲哭无泪，想起来真叫人痛心。”吴孟武说他的“一个心很痛”，自认重义气的他不禁要问：“我的兄弟在哪里？”
吴孟武在船进港的2个月后，便向经济部申请成立民主女神号有限公司，登记的资本额是新台币500万元。而公司经营项目则是经营有关民主女神号展览、宣传、娱乐之相关业务，以及有关民主女神号纪念品（钥匙圈）、装饰品（项链、耳环）、女神号玩具模型及其材料之制造、加工买卖及进出口贸易业务。另外，还包括前述各项有关业务之经营及转投资。不过，照他说，这些都还没有真的执行。

 船主精于营商船体面临拆解

吴孟武因为身为民主女神号广播船的船主，这让他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商人。吴孟武是一个聪明的生意人，在保龄球界他赫赫有名，最主要是因为他投资的保龄球馆，开启了全自动化彩色电脑计分设备的先河，改革旧有的人工计分，井率先采取24小时营业方式，建立28家球馆的连锁经营模式。而保龄球馆内拥有64条标准球道，也是为纪念“六四”天安门事件而来。
名片上的头衔虽然多得数不完，但是吴孟武却在最前端，并且是以放大字样介绍自己：“‘民主女神’号广播船船主”，可见这个身份对他是多么重要。但多年来他只赢得“爱国情操为国人楷模”的称诵，以及一整箱的“民主之光”、“爱国志士”的小旗子。
买船后，吴孟武原本希望当台南开设海洋公园，可以做为“女神”号栖身之处，又或者可以藉着政府的支持，将船只装设成“六四”事件纪念馆。市长施治明在“民主女神”号广播船进港时，也曾经对新闻界提此构想，但是后来一直没有下文。“官员说的话，我们当然相信。”但是，吴孟武又深深觉得，以现在的结果看来，做市长的好像只会“发誓让别人去死”。
吴孟武最近却接到高雄港务局建议解体的公文。高雄港务局在今年1月10日，行文给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副本给吴孟武，文中指出基于安平商港建港开发工程需要，该船须尽速就地解体或迁移，同时希望陆委会能召集有关单位研议相关细节及费用分担。
吴孟武说，他曾经为这件事付出太多心力，很不愿整件事在自己的手上结束。于是，吴孟武已经多次以“草民”身份，向总统府、陆委会等相关单位表示有意捐船的初衷。吴孟武在给李总统的信上表示：“草民愿无条件将‘民主女神’号广播船赠送给国家政府，做为观光及宣传的工具，让全世界人民了解中共当局统治大陆四十多年残暴本质的历史见证。”
吴孟武同时也在信后委屈地提到：“草民4年来为了保存‘民主女神’号广播船，已耗费不知多少财力，对国家社会尽心尽力，却得不到应有的善待，亦使草民至今非常感伤。”吴盂武在去年4月29日的信函，总统府第一局则在5月13日回复信件收到。
不过，陆委会也在去年10月11日给吴孟武一封信，提到：“有关台端愿无条件将‘民主女神’号捐赠予政府，以暴露中共于1989年民运期间的残暴本质，并作为历史见证一节，本会甚表敬佩。但是由于该船吨位较大，一时难觅得适当场所，以长久保存该船，所提捐赠一事，尚请缓议。”

 两岸期待和解女神封籍沉睡

台湾方面的解体之议让吴孟武感觉不到温暖，伤心与气愤情绪夹杂，但聪明的他很快就想到大陆彼岸去找另一个可能性，好像是在打大陆牌，以对台湾当局施予压力。三趟下来，吴孟武的感觉良好。他说，他见到了几个大陆的高官，“你就写说大陆国务院很支持”就对了，而且大陆还同意在厦门或上海两个港口停泊。
大陆方面据称非常希望“民主女神”号回归祖国，并且还告诉吴孟武：“只要你船上不搞‘六四’资料，不支持民运人士，大陆方面非常同意让‘民主女神’号回归祖国，不过，名称也要改成‘和平号’。”
吴孟武说，他知道大陆当然会有政治统战的目的，但这是台湾方面赶他走的。
没有惊动太多人，停泊在安平港的‘民主女神’号广播船，后来悄悄改名字为“和平号”，但是，在千岛湖事件发生后，吴孟武又激动地将“和平号”三个字涂去：“台湾人死了那么多个，一定要把名称改回来。”他说。
第二年的“六四”纪念日来到时，香港方面来向吴孟武借“民主女神”号的女神神像。吴孟武同意了，但是，却被外国记者报导成是出借整艘船，引起香港政府的紧张。于是，当时在香港近海的所有船只都被暂时扣留，为此，吴孟武还曾经专程到香港处理这个棘手的问题，等到问题解决后，回来又怕出事，便悄悄地把“女神”号的神像运回台湾。
女神像落到今天这般田地，吴孟武认为他是台湾反共教育的受害者。当他答应买船时，说了许多以他为荣的话，船进港时国旗飘扬，他又是一个多么可敬的爱国商人。当海峡两岸关系恶劣时，“我就受到很多的重视”；然而在两方关系获得改善时，“我就被打人冷官”。
“政府自己喊反共，等到我也要反共，并且邀他一起反共时，怎么每一个都吓跑了？”
夹杂在两岸期待和解的政治气氛以及台湾社会迅速发展的局势中，无言的“民主女神”号等于被弃置，吴孟武的心血付出也成为两岸政治讽刺剧的最佳剧本。
如今，有两尊出自法国人手中的自由女神像曾经轰动全世界，一个自由女神像目前高耸在纽约的天空，提醒美国移民的辛酸血泪。另一个自由女神在哪里？不瞒各位，目前则是放在吴孟武家的走廊中，说明台湾支持大陆民运的反共故事。
女神像被牛皮纸包着，露出上半身，还有厚厚的一层灰。

 （原载台湾《中国时报周刊》1995．3．18，《中流》1995年第6期转载）

卖身投靠的“效忠信”

 ——“民阵”上书克林顿

马鸣

1992年11月13日，中国海外“民运”组织“中国民主阵线”，向美国总统当选人克林顿递交了一封信，提出了三点建议。“美国之音”记者魏珂就此采访了“民阵”组织的外交事务政策委员会主任马大维。
记者请马大维谈了向克林顿递交这封信的考虑和经过。马大维说：“在克林顿竞选中，我们很注意他对于中国方面的政策的言论。我们分析的结果，他对于中国的政策跟我们是非常符合的。所以在民主运动的中间，特别是在美国，大部分人都是支持克林顿竞选的政纲，特别是他在10月15日在纽瓦比的外交政策演讲。他演讲之前，我们已经跟克林顿的总部有相当密切的联系。主要是通过徐美捷小姐。她是亚洲事务的政治事务的主任。这之前，她曾要求我们在纽瓦比演讲之前，给她一个对华政策的提议。我们写了一个东西给她，我也是一个主要起草人。这之间，我们提出了一个有实际性、具体性的建议，让她能够建立一个对华政策的智囊小组。在他的纽瓦比的演讲里，他又提到非常具体的东西，就是当克林顿组织政府以后，他要利用新的移民，特别是各国来的新移民，组成智囊团，对华也好，对苏也好，对波兰也好，就对这些国家的政策，由这些人提供一些相当具体的看法建议。在他的演讲中有很多实际上是我们建议中提出的东西。所以我们感觉到他很能够接受我们提出的一些东西。”
马大维接着谈了“民阵”向克林顿提出的三项建议的具体内容。

“第一个，就是他讲的：能够利用少数民族，特别是对于母国情况非常了解的人士，很有深度的人士，有智慧的人，帮助他建立他的智囊小组。从我们的立场来看，我们大陆民运人士也好，或者对中国的问题非常了解的人士也好，希望能纳入他的行政部门里面，作为他的一个智囊小组的一员。我们这些人就能够有声音，对他有帮助。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建议。
“第二个建议，就是希望能够建立自由中国电台、自由民主电台，在亚州，在其他地方。他在组瓦比演讲也提到这一点。我们也向他们申述了我们的诉求：希望他很快把这个电台建立起来。我们在信里提出，建立这个电台主要是受了波兰共产政府倒台的启发。因为根据我们的调查，波兰政府在倒台前的三、五年中间，在自由工会走入地下活动之后，主要以信息为主。他们的信息量，比波兰共产政府的信息量还要大得多。因为信息的快速传递，而令波兰共产政府受到很大伤害。所以他们能够很快把波兰政府推倒。所以我们觉得把信息传回中国，让中国人民有第二种选择、有第二个声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第三个是比较创新的东西，就是我们在南加州民主运动联席会议上我提出过的一个提案：希望克林顿政府能够帮助中国的民主运动人士，即那些有志气的，也愿意将来能够回到中国去实行民主政治帮助建立各方面上层建筑，各方面的团体、机构，在各方面推行民主程序的人士。我把他叫做‘民主技师’。希望他们能够进入美国的政府，美国的两党，特别是民主党里面去学习民主的过程：怎么去建设，怎么去组织，怎么去推行。投票是怎么一回事情，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有一些技术上的问题。我们可以在各方面筹集一些资本，像奖学金一类的东西，招聘一些将来能回中国努力工作的人士，把他们推荐进克林顿的政府跟他的党。从基本上学习他们建设、建立组织，怎么做。我相信我们需要很多这种人士将来回到中国建立中国的民主程序。”

马大维说：“民阵的这封信，亲自交到阿肯色州首府小石城转克林顿政府过渡班子。”他表示相信民阵同克林顿班子，已经建立了联系，所以他们期待，不久将收到克林顿政府过渡班子的答复。
记者问马大维：民阵在不久的将来，是否会同克林顿政府过渡班子进一步联系。马大维说：“关于将来我们是不是需要去活动，去游说？我想我们是会的。我们有一批人跟民主党也有相当的联系，跟美国政府有相当联系，跟民主党国会议员我们也有相当联系。我们会通过这些渠道，继续推行我们这三个比较重要的建议。”（据《美国之音》1992年11月18日报道）
目前，民阵正在筹备与另一个主要民运组织——中国民主团结联盟合并。这两个组织将于明年1月28日开会，讨论合并事宜。

 （《中流》1993年第2期）

陈一谘从幕后来到幕前

韦骥

天安门广场乱哄哄的时候，陈一谘被视若钦差，然而藏头露尾，恐怕吾尔开希之流草头司令，也难窥真身的。暴乱平息，消失三个月，突然出现于巴黎，终于让人看见了头脸。海外、国外通讯社、报纸、刊物开列的头衔，除并非夸大的“原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还有“逃往国外官阶最高的中共干部”，“中国大陆经济改革主要领导人之一”，“十年来均从事并主持中国的经改、政改设计，被认为是赵紫阳的主要顾问之一”，“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高级幕僚”，“赵紫阳的首席智囊”，等等等等。第一个公布这露面的，是公元1989年，台湾国民党9月5日《中央日报》。只是主题太陈旧，不过学了方励之的老调：“呼吁美国政府，不要停止对中共实行的有限制裁”。好在人遇危难，哭爹喊娘，先供出师尊和大老板，算是验明了正身。接著有台湾《联合报》9月7日，发表“第一次接受中文报纸记者的访问”的报道，又讲一遍“对中国现在政权实行经济制裁是必要的”；倒也多了一手新招儿，是颇以为台湾报刊的反共宣传不够味儿，于是出题目，开定单，说社会主义中国“蔑视人权”，是“没有最基本自由，实行如此残暴政策的国家”，“希望你们也能宣传这个看法”云云。
据《联合报》10月17日报道，陈一谘“逃出大陆后第一次公开演讲”，是在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演讲记录载于《中国之春》第12期。办这“之春”的，是原先“西单墙”的难兄难弟。前“高级幕僚”、“首席智囊”和“西单墙”的落魄将士，亲亲热热拥抱，一道吃美国饭，成了反对祖国的专业户，实在够滑稽，够悲哀的。
“第一次公开演讲”，题目是《在“八九”民运的背后》。“八九”自然指1989年。“民运”应为动乱暴乱。最有趣的，是那“背后”。
演讲开头，以为“‘八九’民运有五个原因”：

第一原因悼念胡耀邦，胡是耿直正派，为民请命的好人，1987年受不公正对待抑郁而死，大家觉得应该替他说话。第二原因对改革进程不满，通货膨胀，社会不公，官倒、特权越来越厉害，人民始终没有必要的民主权力。第三原因对一系列社会现象不满，道德沦落，分配不公，特权腐败。第四是对工作失误不满。李鹏作总理后，在人大、政协反复地说，问题是工作失误，他的目的是攻击赵紫阳的市场经济的政策，当然赢得老头们赞赏，可是老百姓觉得，怎么政府、党中央都是笨蛋，老是失误呢？因此，失误的宣传也鼓动群众。第五原因，学生运动发展，各阶层参加，是被政府态度所激怒。

怎么会闹出一场动乱暴乱，把个好端端北京城闹得乌烟瘴气，“精英”、“智囊”们曾经随了“美国之音”，信口雌黄出种种谣言。一言即出，传单贴满街巷，喇叭响彻广场。不过几个小时，真相大白，谣言消散；于是重新雌黄，贴满，响彻，消散。如今请出原先藏身背后的顾问、首席、主要领导人，专论“背后”，一开口，竟有五条之多。
“第一原因”，便令胡耀邦死期提早两年，把1989年改成1987年。第二和第五，唠叨重叠，其实当并为一条。陈一谘的小计谋，是排出一堆丑事，却隐去主词。主词本来现成的。比如通货膨胀如何无害、如何高妙、如何救国，白纸黑字，就在前些年的报刊上，作者不正是陈一谘们么？要问官倒，状元即万润南，动乱暴乱时的财东，巴黎“民阵”里的要角，不妨就近立个样板，侃一套经验宣示世人。至于分配不公，——何不下一手谕，令横行于长安街的“飞虎队员”传授一二呢？
说到特权腐败，请出陈某人，已经足够。以大陆颇为紧张的住房论，自1987年到1989年，即得三处之多，先有中国社会科学院三间。接着是平房小院，盖车库和司机住房，正房里铺地板，贴壁纸，装吊灯，安浴盆和淋浴器，一场翻修，共房11间，费公款15万余元，该是陈某75年的工资。然而首席仍旧发火，说质量差，再得三室一厅及二室一厅两套。照例是地板，壁纸，吊灯，浴室，所费已经节俭，为陈25年工资。三处电话，合计五部。只头一处的三间，即有彩色电视机三台，雅马哈电子琴二架，及录相机、组合音响之类，另有名酒百瓶列于柜中，补品百盒排于几下。
就派头，一级教授无人可以望其项背。据说他那个所长，在工资表上列入局级，即便部长，倘有其后两处住宅中的一处，也会因为超标准，定个违法乱纪，递交监察部门处理的。
我颇疑心，陈一谘早存了出逃的念头。那深层的恐惧，恐怕正在共产党的不许腐败。
第四条尤其古怪。列了“对工作失误不满”的大题目，文章却落在指责“失误的宣传”：“李鹏作总理后，在人大、政协反复地说，问题是工作的失误，他的目的是攻击赵紫阳的市场经济的政策。”这就让读者纳闷，究竟这“鼓动群众”的，是“失误”呢还是“失误的宣传”呢？李鹏“作总理后”，自然该对“失误的宣传”负责。然而倘说百姓只不满这宣传，却赞成那失误，这是无论怎样的观念更新，也让人糊涂的。
至于第五，把任什么罪责一概加诸政府，倒是集了“智囊”、“精英”们高见的大成。“学生运动”，当为“运动学生”。“各阶层参加”一一也有别样的高见。万润南已经宣布，唯中产阶级与他们的政治“天然的联系”，却又偏偏尚未形成，因此，“民运的失败是必然的”。另有名不见经传的“民主流亡者”某人，在香港《潮流》去年12月号撰文，说那时虽然人潮如涌，“北京市民和工人是在旁观”，承认百姓与陈一谘、万润南们并无“天然的联系”。还有更坦率的话，说学生们的“背后”，“有一批在理论界活跃的主张民主政治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在整个民主运动中只是少数”。如此这般，背后运动者的眉目，便愈难掩饰了。

陈一洛却不愿自认“黑手”。他说：4月28日，李锡铭在北京市对处级以上干部说，这次学生运动有三个黑手，一是政治体制改革办公室，一是体改所，一是农发所。我很奇怪，我人在医院，怎么变成黑手呢？
这里所说的体改所，即陈一谘任所长的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我不知道李锡铭可曾有过这讲话。何况据陈一谘所引，其中并无他的名姓，回答却变成“我人在医院，怎么变成黑手呢”？体改所即我即陈一谘所长。——“民主斗士”口里的民主，正是说的独裁。这恐怕也是全盘西化的洋货，令黄面孔中国人高深莫测的。
然而还有两条照旧出自台湾的材料。
《联合报》1989年12月30日有《张钢小档案》，说张系体改所“联络部长”，已经投靠台湾，去作“反共义士”。文中写道：“张钢透露，当时‘体改所’所长陈一谘因腿疾不便出面，因而由他走到第一线指挥，他说：‘中共要抓人。就让他们抓我好了！’”“义士”在青天白日旗下的宣誓，自然极豪壮的。只是读者会问，“第一线指挥”的幕后呢？
《中国时报》1989年9月13日，刊出该报在伦敦专访陈一谘的报道，倒已经提前揭出了谜底。赫然大字的标题，便指陈一谘为“‘民运’幕后总指挥”。报道还顺便转达陈一谘“送给台湾新生代的箴言”：“人要热，嘴要紧，脑子要复杂。”
“幕后总指挥”，即是《中国时报》专访之后的结论，足见无论怎样热、紧、复杂，还是露出一丝天机。不承认黑手，理由大约在嫌那评价的低。不过虽然有成打头衔，也确在幕后，确在指挥，“总”还要打折扣的。看那从幕后来到幕前，一番语无伦次，实在也不学无术和乏味得可以了。（《中流》1990年第5期）

怎一个“丑”字了得？

——叛逃“精英”在海外的表演

 郑一天

去年春夏之交，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所谓“精英”，有计划，有预谋地发动了一场旨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动乱以至反革命暴乱，给我国政治、经济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党中央采取果断措施，一举平息反革命暴乱之后，极少数动乱“精英”，在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庇护下，先后叛逃海外，走上了一条背叛祖国、继续与人民为敌的道路，从事反华、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至今时间已过去了一年，看一看这些叛逃“精英”们在海外的丑恶表演，进一步揭露他们的真正面目，有助于我们擦亮眼睛，提高警惕，更清楚地认识这场动乱的性质及其危害，从而坚定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进行到底的决心和信心。

丑恶嘴脸暴勇无遗

早在动乱之前和动乱期间，出于某种政治目地，为了蒙蔽学生和群众，动乱“精英’们大都为他们的言行进行了种种伪装，打着“反对腐败”、“推进改革”、“促进民主”、“为民请命”等等堂皇的旗号以售其奸，也确实欺骗了不少人，然而一旦逃出国门来到他们久已向往的“西方自由世界”，这些伪装的面具则被他们自己统统揭去，露出了背叛祖国和民族，妄图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实现资本主义的本来面目。
据国外报刊报道，苏晓康等人叛逃以后，马上和万润南、严家其、吾尔开希以及先期出国的刘宾雁一起，积极拼凑反动组织“民主中国阵线”。并由曾经当过赵紫阳“智囊”人物、前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的陈一谘当“民阵”的“筹委会主席”。1989年9月22日，“民阵”在法国巴黎第一大学正式成立，虽经多方联络，却只有一百多人参加，门庭实在冷落。陈一谘就是这场开幕闹剧的主持人。会上严家其、吾尔开希分别当上了正副主席，万润南任秘书长。“民主中国阵线”是个什么组织？他们在海外要干些什么？从“民阵”成员们在海外的言论和活动中，是不难看出的。
“民阵”分子把攻击的矛头，首先指向了中国共产党，陈一谘说，“大陆共产党的一党专政的政权”，“是中国各民族的共同祸害”。1989年10月15日，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做了一次公开讲演，公然煽动推翻共产党的领导，胡说“让共产党这样地领导，国家绝无出路”，他反复鼓吹“政治多元化”，这个“多元化”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在1989年12月1日《百姓》杂志发表的一篇采访录中，陈一谘毫不掩饰地作了说明：“政治体制改革说到底就是要分共产党的权”，“就是要与虎谋皮”。同年11月4日在美国匹兹堡大学的讲演中，陈一谘联系5月下旬天安门广场的形势，说得更为露骨，“那时，如果有一个有气魄的人，站出来号召大家把报社、通讯社、电台、电视台一起占领，发布通告，召开中央全会，解决国家问题，将会是另外一种局面”。而在半年之前，就是这个陈一谘，在他所写的《向体改委党组的汇报》中，还口口声声表白，“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必须对党负责”，“我这十年来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两相对照，陈一谘的伪装，不攻自破，其丑恶嘴脸，则暴露无遗。
在“民阵”的成立大会上，万润南说，“民阵”的成立，就是“要创造一个反对中共的政治力量”。在《中国时报》1990年2月2日的一篇报道中，万渭南进一步表露了他在动乱前后的心曲：“昨天，作为四通公司的总经理，我认为我所做的事情是造环境；今天，我作为流亡海外的‘民主中国阵线’的秘书长，我所做的事情是给中国的民主造势；明天，我会在中国取消党禁之后，以‘民阵’成员的身份回国，作为中共党外的一个制衡力量。”“民主制度的条件是要在社会形成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没有中产阶级，没有稳定的多数，社会不会安定，民主制度就没有一个基础。”“经济上要实现私有制，政治上要实现多党制。”“我们要在海外和国内造势”，“第一步，要使中共当局换马，平反……这是我们的短期要求。第二步是开党禁、报禁，这是中期要求。第三步，是民主政治，自由经济，这是长期诉求。”万润南的话已经讲得再明白不过了。他的上述言论，不就是一个在中国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和政权，实行资本主义的完整纲领和“步骤”吗？
如果说陈一谘、万润南等人的言论多少还绕了一点弯子，而吾尔开希的言论则近乎于赤裸裸的反动口号。这个在学校里几门功课都不及格的大学生，靠着搞动乱，摇身一变当上了“民阵副主席”之后，曾在纽约《世界日报》上发表了一篇短文，题目就是《我看“打倒共产党”》。吾尔开希说：“打倒共产党可以理解为：①理论上不允许共产党存在；②理论上不允许共产党执政；③结束现在执政的共产党的统治。”并特意指明：“共产党在中国海外民运讨论的特定范围内是指‘中国共产党’。”“中共执政四十年来，甚至可以追溯到执政以前它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清楚地表明了它从一个专制党演变为法西斯党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共产党的实质是由少数人支配并实行法西斯专制的法西斯党，对于这样一个党，必须坚持打倒的态度。”
这里还要提到被通缉的反动组织“工自联”的副总指挥岳武。此人原是山西一家工厂的分厂厂长，动乱期间参加“工自联”并直接参与了暴乱活动。他在北京平息反革命暴乱后逃到巴黎，随即发表反动声明：“我虽身在海外，但已决定做一个献身给中国民主运动的专业革命家。我正着手在法国重组工自联，与国内的工人团结一致，推翻共产党，建立民主中国。”可惜至今无人响应，就连海外人士听了“在海外重组工自联”之后，也觉得“是不可能的”。
至于“推翻了共产党”由谁来领导，万润南说：“‘民阵’不是流亡政府，当然作为一个政治力量来讲，它随时准备执政。”吾尔开希也当仁不让：“我是具有民主精神同时又搞过民主运动的人，我曾说，希望成为中国明天的领导人，是希望在民主的机制下，发挥最大的作用。”一语道破了他们妄图取中国共产党而代之的狼子野心。
苏晓康是逃往国外较晚的一个，但他的言论却比之“先行者”们有过之而无不及，可谓后来居上。据1990年12月28日《联合报》报道，苏晓康说：“这次大陆民运失败，知识分子要负极大的责任；知识分子的浪漫主义，避开问题重心的共产制度缺失，高唱文化救国论，这是典型的清谈误国的重演。”“‘六四’之前，知识界没有直接面对最影响人民生活的共产制度，也许是根本不敢碰，……当然也把握不住，冲不出来，这根本是立足点没有搞对。”在1989年10月16日的《百姓》杂志上又说，“大陆当局并未因《河殇》反传统而饶恕它，”“这件事本身便提醒人们：不要再奢谈文化而不敢直接面对这个制度了。”应该说，这才是苏晓康的心里话，也是他们拍摄电视片《河殇》及其续篇《五四》的真实目的和最好注解。
既然“清谈误国”，文化也不能“救国”，反传统的《河殇》也推翻不了“共产制度”，苏晓康自有他的办法。在1989年12月30日台湾的《中国时报》上苏晓康说：“基本上我还是希望大陆的民主运动能走‘和平演变’的模式，至少可以少牺牲一些人。不过，我们也不能没有走罗马尼亚模式的准备和决心，也就是内战。”“虽然走‘和平演变’的模式最有利，也不能没有结合武力进行民主运动的准备。”并声称他们要“在下一次的民主风潮中掌握军队这个有绝对影响的重要因素”。读了这些杀气腾腾的文字，确实让人触目惊心，这些叛逃“精英”们，为了达到他们的罪恶目的，已经不惜制造内战，让人民流血了。事实再一次让人们看清了他们的本来面目，再想想他们反复鼓吹的“远离政治”、“淡化政治”、“不为政治服务”等等口号，该有多么虚伪。他们不但当起了国际反动势力“和平演变”战略的“突击队”，而且疯狂地鼓吹“呼唤”武装暴乱和“军事政变”了。
逃亡海外的动乱“精英”们为了颠覆社会主义中国，采用了种种卑劣手法，其中之一，就是游说、乞求国际社会对自己的祖国进行经济制裁。
据《百姓》杂志报道，万渭南在一次谈话中说：‘当大陆发生经济困难，无法解决的时候，不得不在政治上有所让步。在海外使得各国对中国施加有限度有区别的经济制裁，加速它的经济困难，施加压力。”万润南讲的“有限度”和“有区别”的含义是什么？刘宾雁的话是最好的补充和解释。他无耻地希望美国和西方世界“在不损客美国利益的前提下，加紧对中国实行严厉的经济制裁，中国人民愿意付出这种代价”。
非法组织“北自联”和“高自联”在一份“致各国首脑书”中，公然呼吁“采取各种方式继续对中国现政府进行谴责和必要的经济制裁，取消与北京当局的首脑级、高级官方交流访问活动”。
陈一洛的话最为典型。他说，“我个人认为对中国政权实行经济制裁是必要的”。1989年9月7日在巴黎的一次谈话中，他乞求“世界上每一个国家不断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和实行经济制裁”；抱怨美国政府对他们的支持和对中国的制裁不够有力，并以一种十足的奴才腔调挑拨说，“中国现政权是反对美国的长期和根本利益的”。至于制裁的目的，陈一谘说，“我们最希望的是出现一个群龙无首的软弱中央，和强大的地方势力的对峙”。“中国基本的经济、政治、社会问题得不到解决，群众此起彼伏的不满，造成政治瘫痪……这样，我们就可以早一天回到中国”。“海外抗议势力要能够促进中共的内部分化才能有效”。至于什么是海外的势力？陈一谘说得更明白：“包括台湾的，香港的，达赖那儿的。”
不久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海内外炎黄子孙无不为之欢欣鼓舞，就连台湾的几家报刊也全文转载了《基本法》，认为“这是为一百多年来中国的屈辱划了个句号”。但是据《香港时报》1990年4月6日报道：4月5日下午，“民阵”头头严家其、万润南、吾尔开希在巴黎拉德方斯五楼的欧洲俱乐部举行新闻发布会，发表“民阵”声明，呼吁港人抵制《基本法》。声明说，“只要中共政权继续存在，香港的前途就没有保障”；主张“由港人自主起草新的基本法”，取代人大通过的《基本法》，并“以联邦制或邦联制解决香港、西藏、台湾问题”。结果引起了海外华人的强烈愤慨，进一步暴露了动乱“精英’们背叛祖国，与人民为敌的反动立场。
把外国利益和具有政治野心的“精英”的利益，置于祖国和民族利益之上，乞求外部力量给自己的祖国、人民制造经济困难和灾难，这不是一种典型的卖国贼、民族败类的行径吗？

背宗忘祖引起公愤

叛逃“精英”们在海外的丑恶表演，已经引起越来越多的海外华人和主持公正的各国人士的普遍反感。早在去年8月5日，由一些旅居菲律宾的华侨组成的“旅菲华侨游子会”就写了一封致严家其、吾尔开希等人的公开信。信中明确指出：“你们为自己争一席之地，同顾国家尊严、民族利益，只靠污辱自己的国家、糟蹋自己的民族、咒骂自己的同胞，向主子献媚、邀功请赏，是十足的政治乞丐的表现！你们的行径是背祖忘宗的。你们是民族的败类。”并严正声明：“我们反对你们不根据中国的历史条件和中国的实际情况，死搬硬套地仿效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本会同仁最痛恨某些强国专门收容、收买、支持、煽动各国不得志政客或持有不同政见的政治分子，然后去搞乱自己的国家，使世界永无宁日。”
即使在“民阵”所在的法国巴黎，叛逃“精英”们的活动也并非一帆风顺。据路透社报道，去年9月的一天，法国巴黎地方官员不让数十名流亡者进入漂亮的巴黎十六区会议大厅，进行百日大祭活动，理由是“会议大厅是公共场所，它不应在一个涉及法国对外政策的问题上支持哪一方”。因而活动只好在街上举行。去年9月12日晚，严家其一伙在巴黎人权广场集会，原计划拉拢两千人参加，实际来的只有二百人。
“民阵’为寻求支持，扩大影响，由严家其、吾尔开希、万润南。刘宾雁和苏绍智等人四处活动，策划到各地建立“民阵”支部，先后到过联邦德国、日本、美国、澳大利亚等地游说募捐，但收效甚微。澳大利亚政府取消了原定由部长级官员会见万润南和吾尔开希的安排，对他们在澳的活动采取了冷淡的态度。澳新闻媒介也采取了低调报道。就连叛逃“精英”们寄希望甚高的美国，议员们也只是表示了有限的热情。对此，严家其一伙很不满意。对未能见到美国高级领导人，吾尔开希说：“我们的确感到有些遗憾。”殊不知，就连美国一些支持过他们的人，也表示对他们不满，原因是“吾尔开希在美国五次谈到‘天安门事件真相’，五次的口径都不一致”。
日本《产经新闻》的一篇报道也指出：吾尔开希的“讲演同事实不符，就连听众也常常指出其错误”。”至于这伙人勾结海外敌对势力伪造《人民日报》海外版，进行下流的欺骗宣传，更为国际公正舆论所不齿。《欧洲日报》曾刊载一个台湾读者的来信，一针见血地指出：“陈一谘者流，自诩理论家，但只有卖身理论，……丧失国格人格的‘理论’……九流都配不上，人渣而已。”
美国华盛顿霍华德大学宪法教授陈嘉佑曾写下专门文章，揭露严家其、吾尔开希一伙制造谣言的无耻嘴脸。文章说：“这次学潮对中国的经济损失，真是不能以金钱来计算。但是这些学潮的领导人居然要挟政府承认这次学潮是爱国运动，真是丧心病狂，不知他们对祖国所造成的无可挽救的严重破坏。”“美国社会对天安门广场的真相已日渐明朗。这完全是由于几位有理智和公允的美国电视特别节目主持人和专栏作家，将他们在6月3日夜间和6月4日早晨亲眼目睹的实况作了详尽的报道，否定了谣言。”
不久前，“民阵”在海外反动势力的协助下，搞了一条旨在造谣惑众，宣传反动主张的广播船“民主女神”号，定于六月开始向中国大陆播音。据外电报道，“民阵”头头万润南已准备了长达几小时的节目，专门攻击邓小平同志。围绕“民主女神”号上的“民主之声广播电台”，海外舆论也表示了不同看法，《欧洲时报》总编辑梁源法指出：“这条船的背景、整个行动经费从哪里来，大家都很清楚。单靠船上的设备，根本发射不到大陆去。广播必须经由台湾基隆的发射站转播才能到达大陆。但通过台湾的做法，其客观性就有疑问，新闻从业人员应有的道德操守是实事求是，我希望到时广播的内容不要造谣，不要攻击中国。”据香港《亚洲周刊》报道：“这条广播船的全部经费预算为800万法郎，其中一半由台湾的《联合报》系统及（中国时报》负担。”对于搞这种’广播船”的行动会有什么结果，连“民阵”的一些骨干都是没有信心。据有的通讯社报道，“民阵”有的头头，就借口“太累”而没有参加“命名”活动。有的骨干说：“没办法，总要做点什么才过得去。”另一位骨干说：“我们的活动多少也是一种自我安慰。”的确，拿了人家的钱，不做点什么，能交代过去吗？

 “失根”的“浮萍”

叛逃“精英”们在国际上得不到足够的支持和赞助，继而一齐转向台湾，演出了一场反共闹剧。
早在去年7月25日，台湾国民党海外工会主任郑心雄就同吾尔开希在美国会见并合影留念。由于“民阵”头头对台湾的大力吹捧，台湾“内政部境管局”于去年12月通过三个团体邀请了包括苏晓康、万渭南在内的二十余名“民运人士”赴台。据台报透露，由于“民运团体’与台“接触愈趋积极”，台一政府”决策单位已决定，“行政院”设置大陆事务负责机构，负责处理与海外大陆“民运人士、团体联系等事宜”，以“强化海内外反共力量建立共识，统一步调，共同达到大陆民主化、自由化、平等化”。
最先到台湾的是刘宾雁夫妇。去年12月15日，刘宾雁就开始了对台湾的“访问”，并且怀着“第二种忠诚”表示他“要像J、学生那样来学习观察”台湾的“成就”，所到之处，赞不绝口。他一会儿说，“台湾比大陆民主”，“这里的政府也比大陆开明”；一会儿讲，“希望台湾能完成四十年新闻发展史，台湾四十年经济发展史等书，给大陆民众一个学习的例子”；还说“将来台湾和香港将扮演重要角色。……未来中共垮台，还需要台湾的人力帮助大陆恢复和运用”。
万润南是以“民阵”秘书长的身份赴台的。他一到台湾，就到处散发附有接受捐款地址的贺卡。在台湾当局的鼓励下，几位“立法委员”“捐出”100万台币。万润南马上对记者说，“支持民运的就是朋友”。“我们一直把台湾当作争取民主的一个主要部分。……我认为台湾当然可以支持整个中国的民主运动”。
去年年底，台湾《中央日报》报道：一支由作家组成的民运团队抵台访问，他们是诗人老本（刘卫国）、徐刚、远志明（《河殇》撰稿人之一）和祖慰。在机场接受记者采访时老本声称：“台湾是复兴基地，所以短期上要对民运做精神和物质上的支持，而长期要规划如何在大动乱后协助大陆重建，台湾的经验和人才很重要。”祖慰也称：“除了经验外，台湾实践民主的过程也将有启示作用，因为两岸同一文化、同一民族，比西方民主的影响更深刻。”远志明则抱怨：“目前台湾似乎还没有意识到在大陆民运发展中其重要地位和责任，多少把大陆民主当成大陆人的事，光是支持、声援、捐款是不够的！无论是李登辉、李焕、严家其或方励之，对大陆前途的关注都应该是相同的。”“从更长远的眼光来看，未来大陆民主政体的建立与经济制度将走向哪一条路，这些都应该是执政的中国国民党迫在眉睫的准备工作。”他还热心地向台湾献策：“建议把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口号改为‘自由民主均富统一中国’，以利争取大陆人民的认同。”这些当年赵紫阳的“智囊”，不是又充当了台湾“反攻大陆”的“智囊”了吗？
台湾对苏晓康格外关照，人一到，就被授予“中央日报文学奖”。拿了10万台币奖金的苏晓康自有日报。据台湾报刊报道，苏晓康说，“此行我尤感兴趣的是台湾和东方的民主经验。”“台湾可以提供道义上、经济实力的支持。”“台湾已实现或基本实现了民主政制，而代价震动比较小，但台湾实现了民主政制并非全中国实现了民主政制，台湾的知识分子是否有理由卸下肩上的重担？”“若大陆出现乱局，中共垮掉，社会崩溃……台湾这些政党能带些什么到大陆去取得合法地位。”殷殷热望之情，溢于言表。至于刘宾雁在台湾领赏的丑恶表演，《中流》第三期曾有所披露，在此就不详述了。
陈一谘和苏绍智虽然没到台湾，却是有话在先。还是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讲演时，这个自吹为“中共改革派”的陈一谘就说过，“在中国共产党的四十年统治下，大陆已形成一种共产党文化，如果仅仅依赖三民主义，所产生的效果可能不如台湾今天所有的建设成果”。苏绍智则在去年10月5日在美国俄亥俄州大学讲演时就说过，“类似台湾的民主化未来在大陆可行”。
对于叛逃“精英”们在台湾的言行，台湾当局立即给予口应。据台湾报刊报道，国民党《中央日报》发表了题为《面对大陆民主运动我们不能置身事外》的文章。文章说，“就短期目标而言，可在宣传上着力，借着他们（民运分子）的言词和行动，让全世界更清楚认识中国的本质，凭着他们本身的心路历程，让仍对中共有幻想者幡然省悟，这种彻底而完整揭露中共面目的工作，可继续进行”。就前期而言，对“大陆民主自由的战斗，我们不能只做一个置身事外的观战者，这场战争是影响整个中国前途，没有人可以隔岸观火”。
叛逃“精英”们在台湾的表演，引起了台湾知识界的批评和反感。台湾学者李放在《世界论坛》1990年1月4日发表的《“民阵”的归宿》一文，就颇有代表性。文中谈到，“刘宾雁这次来台，我不肯见他。他赠书写信来，我题诗回去。……期勉刘宾雁立场要站稳，不要把自己跟国民党扯在一起”。“天安门事件以后，有大量‘民阵’之类的人士，或大陆留学不归人士出现，他们的处境与困境，是可以概见的”。“他们离开大陆做浮萍，基本上是失根的。他们想在大陆以外成些势力或气候，或对大陆发生什么大作用，也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在‘文化水平’上——真正符合自由民主开明进步的思想‘文化水平’上却不无差距而不自知。他们一方面高唱自由民主开明进步，却同时又要‘公审’别人。……如今又群集台湾，向国民党讨资助。虽然他们的处境与困境，令人同情，但是失格与混乱一至如此，却更令我们叹息”。：

越来越没有市场了

平息反革命暴乱至今已近一年，“民阵”成立至今也半载有余。随着时间的推移，北京发生的这场动乱的真相已昭然于世，叛逃“精英”们制造的谣言越来越没有市场。他们目前的处境也更加困难和孤立，何况这些人本来就是一群乌合之众。“民阵”活动了不过短短几个月，却在内部出现了种种矛盾，几乎难以为继了。今年3月12日，美国《纽约新闻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做《苏晓康坦承民阵内部矛盾》。文章说，“在几个月的轰轰烈烈之后，总部设在法国的‘民主中国阵线’目前正处于低潮”。“民阵目前内部矛盾严重，主要派别分为万润南的四通派，陈一谘的体改所派，严家其的学者派和吾尔开希的广场派。以上四派，目前严、吾两人较为靠拢，万、陈二者几成水火不容的状态”。“民阵主要成员中，其中有一些本来就与学运民运有距离，只是‘票友’，而今却因不得已而‘下海’，思想准备不足”。“该批成员，由于过去在中共改革派内红极一时，去国后又数次对形势估计错误过于乐观，初期无法摆脱中共‘幕僚’的心态，总把其他民运人士看成‘痞子’，因而高高在上，格格不入，神神秘秘。近阶段，又走向另一极端，致使巴黎民运人士笼罩着一派悲观绝望的气氛，有的仅以无出路的流亡客看待自己，成日价悲悲切切凄凄惨惨，甚至有长吁短叹以泪洗面度日者”。国外观察家评论，这些人很可能“堕为半个世纪前的白俄的流亡心态”而“一事无成”。
苏晓康在列举“民阵”面临的“难题”时说到，这个组织的“大部分成员没有足够的民主知识”。他们的“民主意识”处于“幼稚园的水平”。在内部更是“内让不已”，“一味排除异己”，“在选举等问题上违背民主原则”并成为一种“通病”。这也足以说明，这些以“民主”、“民运”、“民主女神”、“民主阵线”相标榜的“民主派”，不过是一批与民主无缘，甚至是反民主的历史小丑。这真是一个历史的讽刺。“目前有个别参与民主的风头人物已从‘职业革命家’变成保饭票争饭票的健将，……至于‘极少数极少数’贪污街头‘六四’捐款当个人玩乐开销者，更不值一提了。还有的暗拿某方面津贴不惜充当线人，完全丧失了民运人士的人格及政治独立性，甚至有签字画押答允政治条件者”。
据合众国际社驻北京分社的戴维说，吾尔开希可阔气了，身着300美元一套的西服，还从外地请朋友专程到波士顿吃海鲜。他在波士顿有自己的办公室和女秘书。在他们那伙人中已经有人提出他贪污的问题。日本《产经新闻》也指出，“吾尔开希在金钱、异性方面存在着问题，而且学识浅薄”。
多行不义必自毙。背叛祖国、背叛人民的人是绝不会有好下场的。历史已无数次地证明了这个道理。动乱“精英”们的最终结果还将会继续证明这一点。
好戏还在后头，这一帮小丑怎么混下去？我们将拭目以待。

 （《中流》1990年第5期）

叛逃“精英”劣迹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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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则）

章姗

 （一）

1990年第8期香港《争鸣）杂志发表祖慰文章——《依然仰天长笑》，文中引方励之的话说：“前几天，剑桥的中国留学生同我聊，他们讲了许多推进中国民主进程的好点子，但我说，现在的麻烦是，我们和对手交不上手了。过去我们在国内，发一通议论，写一封公开信，中共政治局就要开会讨论怎样对付，交得上手。你功夫再好，交不上手是白搭。现在交不上手了。交上手，即使被对方摔了个四脚朝天，我还可以爬起来练个新把式再去干。在海外的持不同政见者，最难的课题是怎么再同邓小平交上手。”

 （二）

1990年8月14日台湾《中国时报》发表该报特派记者江素惠在剑桥大学采访方励之夫妇的记录。严家其夫妇专程由巴黎抵伦敦参加谈话。其中有以下问答：

江：海外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在中共仍能有效将大陆的民众与海外的民主思潮隔离的情况下，海外民主运动实际上很难对大陆的民主起关键作用；大陆的转变主要还是靠大陆内部的转变，在此情况下，海外民运人士能够应该做出哪些努力？
方：这当然是个难题，我感到出来以后与国内的联系大大减少，影响力自然也减少，要成为反对势力确实很困难，如何解决这问题就是重要课题。更大的来讲，随着科技的发展，信息一定会很难有边界的，就像我桌上这部电脑，它是可以随时和欧洲任何国家联系上的。
江：中共的民主化，你们是期待党内健康力量的崛起，还是期待另外有反对党的出现？
方：这个就是所谓的体制内、体制外。我的看法是不要把它对立起来，我认为这个发展是以多种形式来进行的。实际上，我们看东欧形式有的是党内，有的是党外，戈尔巴乔夫也是党内。所以，不应当排斥任何的方法，至于是哪种方法，也是历史的机会。
严：最后具体的，就是反对党成立，我们愿意对共产党里的改革派，能合作之处合作。这一点，我们和台湾的想法有点区别。
鼓吹西方不要孤立中国，而是应该加强同中国的经济、文化和科学上的联系，说“只有保持联系才能施加压力。这犹如摔跤，只有接触对手，才能把对手摔在地上”，“如果西方中止贷款，冻结联系，那么这是个错误”。
方：仍然要发表自己的政见，让这些信息传到大陆，引起他们内部分化，内部“斗蛐蛐”。

 （三）

1990年10月27日出版的香港《当代时事周刊》发表《远志明书生报国苦坚持》，引用这个《河殇》撰稿人之一、现在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远志明的话说：“普林斯顿搞了一个十几个人的研究小组，我们这些流亡人士，包括陈一谘、苏晓康、阮铭等都在这里，这笔钱大概是美国一个商人捐助的，支持大陆民运，一百万美金，资助我们一年。当然，这笔钱用完后，明年到哪儿去，现在还很难说，明年再联系别的学校吧。”“中国如果有像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就可以有控制地走向民主。”“靠农民、靠工人、靠士兵恐怕都靠不住。”“我们回去的前提，是共产党大幅度调整了它的政策，变得更加开明、更加民主。起码恢复到‘六四’前，赵紫阳在台上时的情况，甚至比那个状态更好，我们才能回去。”

 《四）

1990年第10期香港《动向》杂志发表《刘宾雁畅谈世界观》。文中在《对未来存有希望》的小标题下，刊出刘宾雁的“希望”：“对中国政局未来的变化，刘宾雁有自己的见解，他把中国未来政局的发展分成几个方面来看。在上层是政权不断地改组，共产党依然一党执政，但经过一次次的改组，到一定的时候会修改宪法，会实行多党制。这个和平演变的过程将会继续。在中下层分权独立的现象会越来越强，各个省对中央、各个县市对省的独立自主权力越来越大，在底层的乡村恐怕会实行地方自治，从现在或者说从中共发生变化到在中国实现基本的民主制度会是一个很长的过程，甚至会是很痛苦的、流血的过程。对未来的估计只能说中国是有希望的，不是像以前那样失望。”

 （五）

1990年10月1日出版的香港《百姓》半月刊第225期发表阮铭《21世纪中国的命运》。文中说：“正当新权威主义思潮在中国知识分子与共产党内改革派中方兴未艾之时，发生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民主运动。这就使知识分子与党内精英一时陷于进退失据的境地，他们无法拒绝表示同情或支持民主运动，但却不敢像1978年的知识分子与党内改革派那样公开与西单民主墙运动联盟，击破两个‘凡是’的教条主义力量（至于党内改革派后来软弱退让甚至背弃民主目标，那是另一个问题）。理论上的新权威主义和行动上的犹豫温惑使他们不能获得学生与民众的普遍信任。”
“社会民主力量未能同知识分子和党内改革力量结成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的联盟，是1989年规模巨大的民主运动失去取胜机会的根本原因，夸大军队的反动作用是缺乏根据的。”

 （六）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六四”后逃到西方的苏晓康等中国作家在海外处境艰难，情绪低落，已萌生回国念头。
报道说，这些出逃者发现他们在西方的生活远不如他们所想象的那样惬意。他们漂泊不定，北岛在过去一年中仅睡觉的地方就挪了100多个窝，也不敢给留在国内的妻子和小女儿打电话、写信。他们在西方办了两个中文刊物即《今天》和《广场》，但出刊经费困难，靠人施舍，印刷只有3000份，仅在学者层中散发，影响有限。他们不懂英文，无法向西方人作讲演。北岛说，他们语言不通，存在文化障碍，感情上无法交流，他们都患了“流亡综合症”。北岛透露他内心的苦闷：“我经常问自己：‘我是否想当一个政治难民？我该学英文吗？我是否愿意返问中国？我什么时候能返回中国？’”北岛还担心他在外漂泊久了，自己的中文将慢慢蜕化。他说：“在中国，语言无时不在发生变化。可一旦流亡海外，你的语言就变得固定起来了，脱离了母体。”
报道说，苏晓康也流露了类似的苦闷情绪。日前他寄居美国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他说：“来到海外，写作是没有任何限制，可以自由地写作，但我没有看到有什么特别好的东西可写。”他还说：“多数流亡者在西方都不愉快。”报道说，苏晓康在《河殇》中批评了中国传统文化，敦促中国去拥抱西方的价值观念，但他的亲西方的理想与他在西方生活的现实发生了冲突，使他的幻想破灭。他已宣布放弃他以前对中国文化所持的许多批评观点，并对另外一些流亡者盲目崇拜西方不予苟同。
报道说，这些流亡作家对“西方的自由生活已经感到失望”。他们原来希望他们的作品和他们追求的目标能得到西方社会的承认，但实际情况是他们基本上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他们对失去社会地位感到很不自在。在中国当个专业作家，有政府发给的固定工资，还有稿费，生活相当舒适，而在海外，他们脱离中文读者，写作出版都很困难。另外，在美国的其他中国学者也瞧不起他们，认为老一辈作家如30年代作家无论西学还是中学都根底深厚，而现在的年轻作家赶时髦，时髦一过，他们的作品也完蛋了。他们写得太多，写得太快。

 （《中流》1991年第6期）

国格人格的廉价大拍卖

——评祖慰、刘宾雁台湾行

赵初

以“怪味文学”、“骡子文学”、“审丑文学”曾经喧闹一时的张祖慰，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大动乱中，做了淋漓尽致的表演，最后叛逃出国，好久没有消息了。前几天偶然翻阅一份文学杂志，题为《文人的文和行》，才知道这位“作家”，今年3月曾到台湾观光，在台湾逗留了16天，发表了不少高论，为我们介绍了“最民主最自由最幸福”的新样版。
据台湾3月7日《联合报》报道，张祖慰在赴台途中，和飞机机长谈话，那位机长讲，他的月收入近3000元，他就非常激动，认定台湾人是“富裕的自得”。过了几天，看了一些事情，又感到那里言论的自由，然后就得出总印象“那里是言论自由的轻松和富裕的自得”。张的观感，全文如下：

“我感知到了‘机长所感’的台湾社会背景。翻开报纸，各种言论都有，从批评李登辉总统到揭露蒋介石父子隐私；从‘统派’到‘独派’，无所不有，打开电视或广播，政治人物的互相攻击是那么尖锐和激烈，甚至还有君子动口也动手的武打场面；走到大城小镇，笼罩着国民热烈参政及说道的热烈气氛。”

末了，不言自明，台湾是最富裕自得最民主的样版。
真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在祖慰先生的笔下，台湾简直变得比西施还美，比王啬还美，“连臭虫也是双眼皮”的了。
我没有到过台湾，对于台湾的“富裕自得”缺乏了解。从总体来说，台湾比较富裕，大概是确实的。“四条小龙”之一，如果不富裕，怎能得到这个美称？但是不是每个台湾公民都富得流油，像祖慰碰到的那个飞机驾驶长一样，便值得怀疑了。前不久从台湾报纸上看到，不少老兵穷得连住处也没有，只好住在大树上，过巢居生活，忍无可忍，聚众闹事，可见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那么“富裕”的。
至于“富裕”的人是不是那么“自得”，怕也未必。据前不久台湾报纸登载，台湾最走红的是“勒赎公司”，即以恐怖手段，向富而多金的人进行敲诈勒索，或采用绑架形式，或采取电话威胁的形式，和中国旧社会的“绑肉票”差不多。由于这些“勒赎公司”大量出现，许多大资本家搞得心惊肉跳，日夜不安，上班要穿防弹衣，行路要几人保镖。稍一疏忽，便有丢掉性命或倾家荡产的危险。由此可见，“富裕”和“自得”仍然是两码子事。
至于言论自由，在报纸上可以你骂我我骂你，这本来是资本主义的家常便饭。这种“民主”、“自由”，即使在旧社会的中国，我们也领教过。过去我在国统区办过报纸，便看到过CC系和黄埔系两派报纸互揭丑闻的事情。但有一条，对待宣传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则一点“自由”也不给，不仅不给，而且轻则坐牢，重则杀头。柔石、胡也频等烈士的鲜血，李公朴、闻一多的鲜血，我们都记忆犹新，祖慰先生当也不会遗忘。今天的台湾，是不是“民主”有了质的变化，可以公开宣传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直到退一步公开宣传“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是唯一合法政府”呢？恐怕还是不行吧？张学良何罪？被囚禁了半个世纪；胡秋原因大陆一趟，没有说一句损害国民党的话，也没有说一句赞扬中共的话，回台湾却受到“追查”“严办”的威胁。哪里有那么多的“民主”和“自由呢？“想宣传什么就宣传什么”的“无条件的绝对的自由”，不过是祖慰心造的幻影织成的美丽的纱巾而已。
祖慰可能是一时兴起，感情冲动，把“君子动口也动手”，也列入台湾的“民主”范畴，这使我们十分吃惊。诚然，在只应该“动嘴”的地方“动手”，在西方世界是家常便饭，对于国民党的统治的地方，更是祖传衣钵；在“国大代”选举中把棺材抬到会场门外，“立委”争论时大打出手，确实是古已有之，于今尤烈。然而，在西方世界，对于这些“大打出手”的行为，从来认为是“野蛮”“不文明”的“丑闻”，没有人作为美好的东西加以宣扬的。尽管他们的“民主”是资产阶级内部的“民主”，而标榜的也是“尊重对方，承认对方，讲理”，认为大打出手是一种羞耻。祖慰却把台湾政界的大打出手也宣扬为美德，不能说不是他的“审丑学”的又一发展。本文前面所说的使人感到“连臭虫也是双眼皮”的印象，就是从这里得来的。
然而，画龙点睛，最值得玩味的，还是“从‘统派’到‘独派’，无所不有”那一段，对“独派”暗送秋波的态度。“统派”，即主张祖国海峡两岸统一的一派，“独派”即主张从祖国分裂出去，独立成为一个“国家”的一派。“统派”和我们统一的条件不同，但毕竟都是炎黄子孙，骨肉关系，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海峡两岸的人民，终于要骨肉团聚，祖国终于要统一的；而所谓“台独”，则是像西藏的叛乱分子一样，主张把祖国一部分的台湾从祖国躯体上血淋淋地割下来，成立一个“国家”，这是海峡两岸人民共同坚决反对的。中国政府多次严正声明，“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合法政府”，坚决反对“一国两府”和所谓“一中一台”。这一原则，是举世共知的。台湾当局，从来也是反对台独的。祖慰把“统派”和“独派”放在一起，一视同仁，为“独派’有“充分自由”而津津乐道，欢欣鼓舞，这就自己把自己推到了和海峡两岸人民对立的地位，丧失了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起码立场。这个付出的代价，不也太大了吗？
列宁曾说过：市场上叫卖声音越高的，推销的往往是最劣质的商品。祖慰推销的“言论自由的轻松和富裕的自得”的“样板”，似乎也如一把碎土掷人大海，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留在海峡两岸上空的，只不过是叫卖者力竭声嘶的声音而已。
这件小事，本来不值一提。但通过这件小事，却使人思索许多问题。祖慰一向是“审丑”的作家，多少年来，两眼盯着的只是中国大陆的“黑暗”，吹捧的多是有反抗精神的“持不同政见者”，自命为凌驾在党和人民头上的“啄木鸟”的。为什么一到台湾，刚刚住了16天，便来了个180度大转变，变成了“歌德派”了呢？这不是有点令人费解吗？
然而，仔细想想，也不奇怪。刘宾雁在国内的时候，一向认为只有揭露阴暗面的作家才是最伟大的作家，斥责雷锋只是驯服工具，一向以“刘青天”自居的，但到了台湾，便一反常态，卑躬屈膝，自称是“小学生”；严家其在大动乱中如凶神恶煞，不惜赤膊冲锋，但前些时拼凑了一艘名为“民主女神”号的“海盗船”，希望在台湾能够靠岸，作为反共宣传，颠覆祖国的根据地受到青睐，为了讨得台湾当局的欢心，不惜对台作肉麻的吹捧，说“中华民国”搞得很好嘛，不承认‘冲华民国”是错误的。公然厚颜无耻，不顾国格和人格，宣传起“两个中国”来了。可惜，台湾当局一眼看穿，严家其这个“支持”是水中月，镜中花，数目虽大却一文不值的空头支票，因而对他更加鄙弃，对他们靠岸严加戒备和封锁，结果“民主女神”走投无路，只好卖掉。据说，严家其十分伤心，对着大海流下眼泪。在这一场闹剧里，“精英”们一个个登台表演。为了讨得新主子的“恩宠”，全身的“傲骨”顷刻变成“媚骨”，摇尾巴，在地上打滚，什么丑态都做得出来。他们在这一次人格国格的大拍卖中扮演的角色不同，而堕落的规律则是一致的。他们的表演使我们认识到：所有的高踞于祖国和人民头上的精神贵族，一旦背叛，便无例外的要变成软骨头的叭儿狗，对他们不容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从擦亮人们眼睛这个意义来说，他们倒算作了贡献，值得感谢的。

 （《中流》1990年第10期）

苏晓康沉浮录

 马午阳

建国之初，作为踩着“进军腰鼓”的鼓点进北京的、初出茅庐的记者，我采访过不少进京开会的青年模范人物。那时，我要认真对付的，是北京饭店的那扇玻璃转门。我曾站在门外观察良久，研究怎样才能“转”进去。但我对于自己所要采写的人物却是了然于胸的。其中许多人成了我的朋友。从朝鲜归来的志愿军女卫生员，向我诉追求者太多的苦；一位男卫生员，在桌上摆出一排女学生寄来的相片，要我帮他从中挑选一个最漂亮的，被我好“克”一顿，最后红着脸认错。回到前方后，还给我写信来。我和那个后来牺牲在青海草原上的“红色医生”李涌也有过约定：一定到他生活的地方去看一看。几十年后，我从戈壁深处归来，特意绕道青海，也有践约和纪念他的意思。
60年代下乡知识青年的标兵董加耕，我不用采访，因为我就住在他的家里。早晨，我们顶着星星从舍上（苏北将村外零散的茅舍称为“舍上”）出发，走过一颤一颤的木板桥，到小队的打谷场。晚上，等到董加耕将鞋子脱下，把里面的稻粒全磕打在场上，再顺着原路走回来。有时，河畔鸭棚里的江开阳老爹被脚步声惊醒，会喊一声：“是加耕呐？”“嗯哪。”我们继续前行，不用讲话，但心是相通的。
就是现在，在边远苦寒的地方，在那些普通劳动者中间，我仍然可以很快地交上许多青年朋友。但是要我写苏晓康，我没有把握。我能了解红领巾的苏晓康，也许还能了解“文革”中下乡知青的苏晓康。但我不了解所谓“精英”的苏晓康。
我这里要写的，又恰恰是这样的苏晓康……。
我打电话给苏晓康的父亲老苏同志（在这以前，我已经从报章上看到过这种说法：“苏晓康的父亲背叛了自己当资本家的父亲，苏晓康又背叛了他的老革命父亲。”）。
老苏同志首先问我：“你打算怎么写？”
“写他的发展和变化，写他并不是天生地就反党反社会主义……”
这位曾坚持四明山根据地斗争的老同志当即打断我的话：“他现在已不只是背叛自己的家庭，而是堕落成为反对我国现政府的‘民阵’的骨干，加入了国际反华大合唱。你这样写，分寸上恐怕不好掌握。”
我懂得老苏同志的一片好意，但我仍然摆脱不了这个想法。
苏晓康，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独具个性，极富才华，他曾经真诚地信仰过他崇敬的一切。他不是刘宾雁，不是严家其，也不是方励之，但他终于同他们走到一起去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接班人的斗争，在他身上，我们失败了。谴责、痛恨之余，我深深地感到痛苦和惋惜。并且想，我们应当从中找到经验和教训，以利于今后培养接班人的工作。我向一位我很尊敬的老前辈请教（苏晓康在文学道路上迈出第一步时，也曾得到他的帮助），他很支持我的想法。所以本文的目的不是全面批判苏晓康的文章和观点，而只是想追踪他的思想发展、变化的某些重要轨迹……

 苏晓康的文学生涯并不长

1983年，《人民文学》第八期上发表了他描写龙门佛雕研究人员的报告文学《东方佛雕》。一发表就获得第三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开始引起了各方的关注。那些帮他迈开第一步的革命老前辈（包括他父亲），热切地希望他循着健康的路子走下去。而另一些人却不然。苏晓康后来还写了几篇报告文学，他们认为这都是“歌颂主题”的一些“应景之作”，不能代表真正的苏晓康。于是，用苏晓康自己的说法，从此以后，他就专拣有轰动效应的写了。苏晓康的作品多数以揭示重大而尖锐的社会问题为主旨，这自然无可非议，关键是站在什么立场（这个词儿苏晓康等人大概早就不能接受了），用什么观点、态度和方法去采访和写作。在这些大的方面不出格时，苏也能写出好的作品，如《神圣忧思录》。就是在争议颇多、与事实有不少出入的《洪荒启示录》中，我们一方面看出了他日后走入歧途的端倪，同时也感到了他对人民的挚爱之情。
这是一篇描写1989年河南省驻马店地区的灾情和救灾工作的报告文学作品。文章中多次不点名的点了“省委上峰”。按理说，即便这位“上峰”做得全不对，如果是一位严肃的记者，也应当向“上峰”本人及众多的当事人核对一下事实吧？！很遗憾，没有。这不仅仅是采访作风不正，更重要的是反映了作者本人认识上的偏颇甚至是错误，反映了作者的不满和对立情绪。
稿件发表后，河南省委、省纪委、省委宣传部以及省里的负责同志，多次向中央有关部门说明情况，说苏这篇文章将驻马店灾情和救灾工作“描写得一团漆黑”，说干部“或说假话，或邀功请赏，或横行霸道，或发灾难财”。并且把1984年的自然灾害同1938年至1942年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水旱蝗汤”混为一谈，既不恰当，也与驻马店地区的实际情况不相符。报告还指出，这样的作品不但不能起到鼓舞群众抗灾自救的作用，而且恰恰适得其反。
我现在一再阅读河南省委和那位被苏晓康攻击为“昏昏然”的省委负责同志向中央的报告，我发现语气是平和的，他们指出苏文中一些不实之处，但对他本人仍是爱护的，既没有打击报复，也没有扣帽子。如果这时候，苏晓康能冷静地思考一下这些意见，包括老父亲的忠告，也许他今后的创作路子会是另一种样子。但是，他没有这样做。
在文艺界，这时叫好声迭起。其中有些人最欣赏的，恰恰是苏文中骂共产党，丑化党的干部的那些章节。什么“这些官匿灾无计，救灾乏术”啊，什么“上上下下的班子都在新老交接，要下的心里不舒坦，要上的情况摸不准，都把遭了水灾手中无粮的百姓给忘了”。等等、等等。某些也许苏晓康在写作时尚属膝俄的东西，一经这些评论家的“点化”，便更清楚了。
请看：不是有人‘启发”苏晓康吗？你写的那些东西惹了不少麻烦，怎么才能弄出那种稍微保险一点又不失尖锐、绕开敏感点又能擦个“边球”、谈来叫人吃惊又没“辫子”可抓的佳作呢？于是他想到了联邦德国的报告文学作家瓦尔拉夫和我国的鲁迅。他说，“同瓦尔拉夫选择的题材相比，我们的报告文学的那种‘尖锐性、深刻性、广泛性’，便相形见拙得近乎可怜了”。“我们只有望瓦尔拉夫之项背”。苏晓康又怎么会想起鲁迅呢？他引用了鲁迅先生的这一段话：“我的方法是在使读者摸不着去写自己以外的谁，而疑心到像是写自己，又像是写一切人……，”
原来如此！苏晓康接着又说：“先生此处虽然说的是作小说，但对照瓦尔拉夫的机智和巧妙，便让我觉得同样适用于报告文学某些忌讳的、容易惹麻烦的题材。”“鲁迅和瓦尔拉夫都是这方面的大师。”
这里，苏晓康不仅混淆了资产阶级专政、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统治和无产阶级人民民主专政质的区别，而且要用鲁迅先生和瓦尔拉夫等对付反动统治者的文字钳制的办法来对待我国有关的领导和部门了。
果然，他在下一篇《自由备忘录》里，虽然主要引用的仍是《洪荒永示录》中的那些材料，却“隐去人名、地名乃至采取种种让人难以对号入座、穿凿附会的办法”。他认为这样“似乎更高明一些”，不但“无损于报告文学的毫毛而只会增强它的效果的”。
这种“苦”心立刻引起有心人的注意。有人评论道：《自由备忘录》是《洪荒启示录》的深化，是它的续篇，是“从更高层反思中国政治体制缺陷的作品”。赞扬这是在1987年的“社会生活频繁波动”（指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作者注）中仅有的一篇作品。
同年底，苏晓康又写了剖析我国精神病人问题的报告文学《活狱》。对这篇作品的失误，有的评论家认为是苏晓康错误地借用了西方心理学家荣格的观点来作为自己的解剖刀。我不能同意这种观点。名为“活狱”，实际上是“心狱”，它的指向仍然是我国的社会制度和人际关系，请看看那一个个精神病患者的发病起因！请看看“代结语”里的最后这段话：“……我们东方人有西方颇为羡慕的修心养性之道，……有似乎非常合理的人际关系的设计，但实际上我们的心灵几乎都被扭曲过，我们的‘窝里斗’十分盛行，我们社会里的‘疯子’何其多！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一个人怎样才能不使他的心灵成为他自己的牢狱？——
其实苏晓康并非不知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对人性的扭曲更其厉害。他是有意识地采用了这种写法的。为什么？有一位评论家说，他已经注意到，新时期报告文学的基本主题，从刘宾雁到苏晓康，“具有某种承传性”，“尽管刘宾雁和苏晓康属于两代知识分子，……但在反封建这一点上都是一致的。因为他们都同时感到了封建主义的幽灵在中国大地上处处飘荡，所以才执著地在自己的报告文学中高扬民主的大旗……”。这位评论家又说，“当刘宾雁被迫放下自己的笔之后，苏晓康受到人们的注意，也就是一件可以理解的事情，因为虽然他的报告文学作品在内在精神上与刘宾雁相同，但苏晓康毕竟又避免了一些容易引起麻烦的具体事情。在这一类作品中，刘宾雁和苏晓康的区别是：刘宾雁喜欢将自己的思考与激愤集中溶注于一个具体的典型事件或人物身上，而苏晓康则善于通过对非典型事件的集中处理来达到与刘宾雁同样的目的，这是面对当代中国政治生活的被迫选择”。
我想这位评论家说得够坦白的了！他也承认被苏晓康“集中处理”的并非典型事件，而所谓“被迫选择”则是一种政治斗争的方式！在《河殇》和《“乌托邦”祭》未发表之前，这位评论家就能够对苏晓康作出这样的评价，也应该承认他观察的敏锐。
也是在那次同老苏同志通电话时，我曾问过他，据苏晓康大学老师介绍，他在校学习期间，不但学习好，而且积极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位老师看过苏晓康的人党申请书，当时觉得还是恳切的。为什么后来苏晓康会有这么大的变化？老苏同志告诉我，苏晓康经历了两个“十年”，“文革”十年和改革开放后的十年。“文革”十年一度摧垮了他对党对毛主席的信仰，后来经过思考，有所恢复，心情也渐渐平复，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对改革开放寄予热切的希望。但是，他对于随着开放而涌人的西方资产阶级思潮和形形色色的理论，没有丝毫思想准备，更不具有批判的能力，因此他对于我们工作中的失误以及改革开放中出现的腐败、丑恶现象，不仅不能正确地分析和认识，反而在政治上、理论上、创作上走入歧途。
我从老苏同志的语调里，感到了作父亲的深沉的悲哀。据熟悉他们家庭的同志说，他们父子间，曾有过十数次的长谈，每次都不欢而散。到写《河殇》的时候，苏晓康索性连父亲都不告诉了。
当得悉苏晓康叛逃国外以后，他大学的一位老师从教育青年这个角度反思道：“早知如此，就不应该让他留校任教，更不应该同意他参加《河殇》剧组。那时要人有人，要钱有钱，要旅馆有旅馆，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温床，从《河殇》以后，苏晓康的创作明显地走上了歧途……”
《河殇》的创作，对苏晓康后来进一步的变化，确属关键。
第一，如果说以前苏晓康的作品是就社会问题进行单个“反思”的话，那么，从《河殇》起，他宣称要进行“历史的总体反思”了。实际上是对中国革命、中国历史、中国文明的“总体否定”。
第二，如果说以前苏晓康基本上是从事文学个体劳动，从《河殇》起，他们宣称“要与思想联姻”了。《河殇》的另一位总撰稿人王鲁湘曾列举了为《河殇》提供支持的众多“理论精英”的名字，其中一些人的理论，不仅成了《河殇》的理论支柱，也成了苏晓康以后的作品的理论支柱。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说：“……西方现代各种流派的思潮也都可以拿来研究中国的问题了。从理论体系和价值观念上，我们不再被哪一种既定的模式所约束，而是不断地寻找新的思考角度。”
以《河殇》为转折点，苏晓康加入了“精英”的行列
《河殇》弓！来一片喝彩声：什么“中国近代史上最好的一部教科书”啊，什么“划时代的史诗”啊，什么“现代的、最科学的《天问》和《离骚》”啊，“请一百个外国专家也说不出《河殇》十分之一道理”啊，等等，等等。一副副的“迷魂药”，使得他的头脑膨胀起来。
连外国人也对苏晓康瞩目了，美国的“1989中国问题研讨会”等组织，接连向苏晓康发出访问邀请。然而你要问苏晓康的老父亲和学校，苏晓康写了《河殇》以后又作了些什么？他们都茫然。苏晓康从他们的视野中消失了，因为从这时起，学校、党组织谁也管不了他，自然也就关心不到他了。我们只能从他的作品《“乌托邦”祭》、《龙年的悲枪》、《世纪末口眸》中追寻他的踪迹；知道他在某些人（包括某些部级领导）的大力支持和这一片喝彩声中，兴致越来越高，胆量越来越大了。一部《河殇》犹未尽兴，还要在1989年再推出一部《五四》，“把百年兴亡说道说道”（见《世纪末回眸》）。
这部《五四》后来虽然没有能够出笼，但那题旨已被苏晓康在《世纪末回眸》和《龙年的悲怆》中点出来了，那就是：
全面否定一百年来中国人前仆后继的革命斗争，说什么这是“往下出溜”的一百年。
彻底否定“五四”运动，说什么“这犹如‘日出’般的新文化运动，恰在‘五四’这一天走入迷津……”。
特别要指出的是，苏晓康们名为说“五四”，实际上他们真正要“说道说道”的是中国共产党和它的领袖毛泽东。
“无休止的政治折腾、穷过渡的物质生活、清教徒式的道德压制、高强度的思想控制、极度匮乏的精神生活以至最终引起‘古罗马竞技场’式的全民族大厮杀时，黑暗降临了。”一一这便是作者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描写。
作者还胡说什么“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这一代的血管里，已经不可能有半滴‘五四’新文化的血液，而是按照那种‘读书如吞砒霜’的观念培养起来的”。因此，“70年前的普罗米修斯们从西方盗来的那把圣火终于在中国的漫漫长夜中油尽灯惨，而从古老的荒野中燃起的熊熊野火却把他们烧得灰飞烟灭”。——将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人民民主专政说成是“漫漫长夜”，这不是对历史的彻底颠倒和诬蔑又是什么？！
对于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领袖毛泽东，苏晓康则咒之日“苍龙”，说什么“十．二年前……天崩地裂，苍龙死去，中国人仿佛恰在这大灾大难中熬满劫数，获得了解脱”。“自然暴君之外又给中国人加上了一个社会暴君，龙便获得了双重的象征”。因此，他们“下决心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好生说一说这老东西了”！（见苏晓康：《龙年的悲怆》——关于《河殇》的札记）
岂止是一部《河殇》，伊乌托邦”祭》、《龙年的悲怆》、《世纪末回眸》以及未来得及出笼的《五四》，不都是针对这而来的吗？！
《河殇》出来了！《“乌托邦”祭》居然也出来了！于是就有人模仿着电影《红高粱》里“我爷爷”的腔调朝苏晓康吼叫了：“晓康你大胆地朝前走吧！”
走向哪里呢？
苏晓康们曾经断言：“中国知识分子始终依附于政治权力”，“没能形成独立的社会群体，并缺乏独立的人格意识”。他们认为一部《河殇》证明了“一个具有独立学术意识的精英文化群体已经形成”。他们不仅向中国人“提供了一种新的世界观”，而且也已成为进行社会改革的独立的领导力量。这就是说他们不但要“参政”，而且要行动了。
1988年的最后一天，苏晓康和中央电视台的《五四》摄制组路过上海，苏的一位朋友去看他并悄声问他，搞五四，有把握吗，苏晓康答：“拍了《河殇》《再拍》《五四》，应该是很忌讳的。但我们仍要干，哪怕拍不出。这是一种……”他暗示说这是一种选择，一种行动。确实是一种选择，一种行动。
1988年9月，党中央提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环境，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以后，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整个社会秩序和政治形势是基本稳定的。但在党内和社会上都有极少数人利用我们工作中的一些失误，一些国家公职人员中的腐败现象，以及社会上的分配不公等问题，内外勾结，明里暗里进行了大量极不光彩的活动。社会上陆续出现了一些观点十分错误乃至反动的政治集会、联名上书、大小字报和其他活动。苏晓康此时选择了什么？参与了什么行动呢？请听他自己的叙述：
“一日下午，大名鼎鼎的诗人北岛光临寒舍，极郑重地递给我一封联名信，文字极短，大意是今年为建国40周年和‘五四’运动70周年，为创造一个和谐的改革环境，建议全国人大对政治犯实行大赦。文后已有十几个签名，全是首都文化界的名流，真可谓群星苔革。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当下让我只觉得北岛能来找我，乃是看得起我。于是不假思索地签了字。”
说签名时“不假思索”，也许有几分真实，但要借着“五四”和法国大革命搞行动，苏晓康是早就思索过的了。在1989年2月，他同他的老师的一次谈话中，也隐隐约约地透露过。
就在这风雨欲来的时候，一位革命前辈特地打电话给苏晓康的父亲，要他劝告苏晓康千万不要站到对立的方面去。但以“精英代表”自诩并早已卷了进去的苏晓康哪能听进这番忠告呢？
5月10日，即动乱进一步加温升级以后，苏晓康、赵瑜等一部分在京作家，骑着自行车上街游行，一路呼喊着“写作自由”、“言论自由”等口号，为参加示威游行的学生撑腰打气。
5月12日晚上，在北京某工厂的招待所里，苏晓康召集，赵瑜主持，开了一个50多人的会。会议的主要议程是：（一）讨论5月15日知识界大游行的有关事宜，决定赵瑜任总指挥。（二）讨论并通过苏晓康起草的一份声明。会议结束以后，苏晓康、赵瑜和夏峻拿着这份声明到严家其处最后定稿，这便是由刘再复、严家其等牵头号称有上千知识分子签名的“5•16声明”，连这个题目都是严家其最后敲定的。
5月14日，严家其、包遵信、李洪林、戴晴、于浩成、李泽厚、苏晓康、温元凯、刘再复等12人发出《我们对今天局势的紧急呼吁》，要求宣布这次动乱是“爱国民主运动”，要求宣布非法的学生组织为合法，说如果不实现这些要求，他们也将参加绝食。这个呼吁书也是经过苏晓康修改的。当天晚上，他们还到天安门广场发表演说，进行煽动。苏晓康在讲话中诬蔑我国政府是“无能的政府”，对参加动乱的学生又加以美化和挑唆。他说：“……同学们，你们第一次在中国教会、正在教会人民和政府怎样进行现代政治运动、现代民主运动。你们比政府、比官员、比文化精英都要高明得多……”
5月15日，首都知识界大游行，苏晓康走在头排。
5月16日，苏晓康等在北京大学举行了“5•16声明”的记者招待会。这个声明就正式出笼了。
《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中指出，这场动乱从一开始就表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同四项基本原则的尖锐对立。动乱策划者就是要在中国取得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实现资本主义化的绝对自由。同这种要求相配合，一些知识界的所谓“精英”分子，也就是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极少数人，在此期间大造舆论……
动乱期间，见诸国内报刊的众多“声明”和“呼吁”中，“5•16声明”应当说是相当突出的一份。它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它指斥我国政治腐败，要求在中国“运用现代民主政治的原则”，“使中国出现一个民主的、稳定的局面”，即资产阶级专政，它要求政府承认非法的学生组织，妄图建立政治上的反对派；它还要求资产阶级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集会、游行、结社自由等等，并针对人民日报“426”社论，公然为这场反革命动乱张目。
严家其、苏晓康等错误地以为他们这个声明将知识界都动员起来了，于是迫不及待地成立了非法的‘首都知识界联合会”，妄图和其他非法组织乱中夺权。
5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从20日上午10时起在首都部分地区实行戒严。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们结成死党，集体进行地下宣誓。
5月20日，香港《文汇报》上发表了所谓《知识界誓言》，声称“绝不出卖自己的良知，绝不向专制屈服，绝不向80年代中国的末代皇帝称臣”。宣誓人中就有包遵信、严家其和苏晓康。
5月22日，严家其在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召开了近百人的会议。会上严家其明确宣布，前一段我们是反对人民日报“4•26”社论，现在是反戒严。苏晓康在会上介绍了堵军车的情况（也可称为“经验”吧），他还煽动说：“我们现在要做的必须是让人民起来。因为从李鹏的角度讲，他希望市民能保持平静。如果只有学生留在广场，政府可以不理，这样时间长了，政府就可以抓住把柄，市民也会增加厌烦情绪，最终导致失败。”
这个会上他们还决定了出版地下报纸及其他措施。
到此，苏晓康真正是“大胆地、不回头地”往前走了。一直走到国外，走到与祖国、人民为敌的阵营里去了！他不仅参加了反动组织，据1989年47期《北京广播电视》报道，最近苏晓康在香港一家半月刊上撰文说，今后他思考中国的问题，不能再绕过共产制度而只去清算传统文化了。这也就是说，他今后将不加任何掩饰地反对社会主义祖国和社会主义制度了。这不是民族的败类是什么？！
苏晓康“大胆地往前走”了，终于走到了与人民与祖国敌对的营垒，而难以自拔了。
我想到了当年鲁迅先生“救救孩子”的沉痛呼唤，本来该是革命接班人的材料和苗子，竟然充当了社会主义的掘墓人，我们难道不应从中吸取一点什么教训吗？
早在十年前，邓小平同志就提醒全党，有几种人是不能低估的，那就是：搞政治阴谋的人，所谓“民主自由派”，无政府主义分子和极端个人主义分子。邓小平同志说，“尽管这几种人的性质不同，但是在一定的情况，他们完全可以纠合在一起，成为一股破坏势力，可以造成不小的动乱和损失。”
纵观苏晓康堕落的过程时，重温小平同志的这段话是很有益的。
自然，苏晓康之流是我国青年中的极少数，我又一次怀着激动的心情，想起建国以来那一代又一代和祖国共命运的热血青年，包括苏晓康的同辈中的绝大多数，他们是祖国的骄傲，也是青少年们学习的榜样。

 （《中流》1990年第1期，标题略有改动）

从《河殇》到《五四》

 殷其雷

电视片《河殇》出笼后，有的同志曾断定，这是一部“绕过批判现实的险滩去安全地鞭笞祖宗”的作品。可是《河殇》的炮制者和批判者，却都没有理会这个论断。围绕《河殇》的这场论争，更多地是现实的论争，而不是翻一些与现实无关的历史旧帐。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那些“精英”们所炮制的《河殇》，是并没有把他们所想说的东西和盘托出的。严格来说，这仅仅是放出了一个试探性的气球，打了一场“前哨战”。真正的杀手钢，还藏在后头。
果然，《河殇》刚刚播出，在一片大吹大擂的鼓噪声中，他们又紧锣密鼓，开始了其续集《五四》的拍摄了。这个续集，就不再转弯抹角，而是直接“鞭答”“五四”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这段革命的历史，对黄河、长江的诅咒，则已变为肆无忌惮地对社会主义。对共产党、对毛泽东的直接的凶恶诅咒了。
选择“五四”这个题目，选择“五四”70周年纪念日的前夕，赶拍这部电视片，显然又是与中国资产阶级自由化政治势力，借“五四”掀起一场政治风暴的预谋，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甚至可以说是他们制造政治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重要步骤之一。
可惜的是，这部电视片还没有摄制完成就流产了。广大观众，对它的真实情况也就知之甚少。
知道《五四》是一部什么内容的电视片，对于我们认识围绕《河殇》的那场大鼓噪的真正含义，是大有帮助的。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根据我们所接触的有关材料，把它的炮制过程和内容的设计向读者做一番介绍。
《河殇》的“轰动效应”，使所谓“精英”们欣喜若狂，他们决心变本加厉，沿着《河殇》的思路继续走下去。1989年是“五四”运动70周年纪念，一些唯恐天下不乱的人早就预谋借题发挥，利用这个日子大做文章。于是，“五四”就成了《河殇》炮制者们的下一个题目。据说，这个计划的首倡者是《河殇》的“总顾问”金观涛。苏晓康在他那篇追述这一创作过程的《世纪末回眸》一文中写道：“我们的‘纪念’，由金观涛先生提议，还想借助电视这个‘现代化庞然大物’，把百年兴亡说道说道。”文中还透露，金观涛及“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同有关部门洽谈了这部“政治电视片”的构想，并得到了同意。金观涛本人在《文艺报》召开的那次《河殇》座谈会上表示，“希望《河殇》剧组能以这样的精神（按：指决心下地狱的“彻底的精神”）摄制出更好的片子。”《河殇》首播结束之后不久，它的编导即对记者宣布：“更令人高兴的是国内知名学者已同我商定了新的合作计划。我们将沿着这条道路坚定地走下去。”（发表在1988年7月四日《人民日报》）同一天，《羊城晚报》也发表了《河殇》另一撰稿人的文章《我与（河殇）》，文中一方面吹嘘《河殇》“吸收了当代中国思想的各家精华”，同时写道：“原班人马正在筹备创作一个新的电视节目，以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我相信，它将比《河殇》更加成熟。”当时中央电视台的一位副台长，1988年8月12日对记者宣布：“《河殇》能够全播就说明它不是最后一部。我希望我和我的同行们，能搞出更好的电视片。”1988年9月14日纽约《华侨日报》也曾透露了来自国内“官方”渠道的信息：“明年的5月4日，是‘五四’运动五十周年（按：原文如此）纪念，该台还计划拍摄一部历史纪录片，题目是《科学与爱国》，也可以说是《河殇》的继续。”
于是那些“精英”便呼朋引类，忙活起来。金观涛亲自引荐一位拜某大名鼎鼎的学者攻读博士的人参与脚本的起草。此人根据“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的“理论”，语惊四座：“新文化运动，恰在‘五四’这一天走入迷津，爱国、救亡的迷津。”这就是说，救亡运动断送了中国的启蒙运动。有这样一副头脑，自然是是最佳撰稿人选。此时，正是1988年夏天多雨之际。
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份提纲，题目是《心中的日出》，而不是《科学与爱国》；此外，1989年5月苏晓康对上海《青年报》记者说，这部片子暂名为《五四》，看来题目尚未最后确定，各个部分的标题也在斟酌之中。《心中的日出》提纲的第一部，题目《寻找现代中国的主题》下分三集，第一集：《寻富求强之路》，内容是追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寻求富强的历程，最后的结论落到了“民主政治必须得到必要的文化前题和国民基础”，为下艾‘启蒙与救亡双重变奏曲”张本。第二集：《中国的伏尔泰们》，着重宣扬梁启超、严复，特别是陈独秀、胡适等人“功不可没地开风气先”。闭口不提李大钊、鲁迅。第三集：《新文化的圣地》，主要歌颂蔡元培的兼容并包，称北京大学为“思想的自由王国”。提纲的第二部题目《肩负起中国的命运》，第四集企图借一位“五四”老人之口，强调“政府不善，学生得纠察之”，用心十分险恶。第五集《新文学的奠基者》介绍鲁迅、茅盾等人的创作活动。第六集：《启蒙与救亡》，这是此片的核心主题，自然要请“导师”来主讲，在这一集里将要正面阐述“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曲”。据说，“在强烈的民族情绪中，人们容易忘记中国的主题——忘记只有不断启蒙，才能真正救亡，只有继续取法西方以自强，爱国主义才有切实的内涵。于是，救亡压倒启蒙，个人权利臣服于虚幻的集体意志；拿来主义转变成蒙昧的闭关锁国；新创的文学形式让位给旧有的民族形式……不仅继续建设新文化的任务被弃，而且启蒙运动已经得到的成果也多有丧失。”一句话：中国共产党领导进行反帝斗争是犯了滔天大罪，她领导的反封建斗争等于白费。提纲的第三部，题日：《走向中国现代文化》。第七集《在科学的旗帜下》，由节目的策划者金观涛亲自主讲，据说：“五四过去了70年，赛先生（科学）在中国的地位仍然悬而未决”，“作为最终价值尺度之一的知识本位，仍然立足未稳”。第八集《在民主的道路上》。第九集《知识分子的盛大节日》，别有用心地提出，“5月4日这一天，并非笼而统之的所谓‘青年节’——它是‘学界节’，是‘知识分子节’，是中国现代知识精英的盛大节日”。
这份提纲，后来又做了很大的修改，由三部八集变成了五集，每集都有两个字的标题。苏晓康曾向记者讲述了这五集的内容：第一集《天演》，相当于前一份提纲的《寻富求强之路》，“五四”以前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苏晓康说是“表现了经济层面改革的失败，这对现实颇有反思借鉴的意义”。这当然是胡说八道，但也透露出他们的政治野心。第二集《盗火》，歌颂蔡元培、陈独秀、胡适，同时诅咒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说什么“这些思想的巨子没有子嗣，‘五四’精神没有被继承，而是烧起了另一把野火”。第三集《迷津》“表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夭折。爱国救亡同时也救了一个旧文明”。把攻击的矛头，直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第四集《失魂》进而攻击毛泽东同志是“奇理斯玛型”的领袖。奇理斯玛一语来源于《圣经•新约》，德国社会学家韦伯用以表明领袖人物的超凡魅力。苏晓康胡说奇理斯玛型的毛泽东“与群众非理性的、愚昧的素质结为连体”，结果使中国导向了非现代化。第五集《追日》，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五四’之后整体地失落了。解放以后，他们更是向新权威沉沦。群体性的一边倒造成了群体性的毁灭”，又说，“今天，知识分子的首要问题是必须建立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人格。否则一切无法谈起”。这已经是公然鼓动知识分子脱离党的领导、反对党的领导了。从浙江西行，来到毛泽东的故乡韶山，苏晓康的咒骂更加恶毒了。他认为毛泽东代表着“一种反理智主义的传统”，建立了：“奇理斯玛型的统治”。它“要求每个个体放弃自我而为政党、阶级、国家、民族利益服务，这是奇理斯玛成功的最大诀窍。然而，这又与创造新文明的‘五四’精神——个性解放、思想自由、人格独立、国民素质更新等等，恰成南辕北辙。”苏晓康硬说：“中国人经过30年浴血奋斗又经过40年艰苦努力而未能进入现代化，症结就在于此。”看到上面这些胡言乱语，我们不能不为苏晓康等人的信口雌黄和强词夺理而震惊和愤怒。马克思主义认为，个人与集体，个性的解放与阶级、民族、全人类的解放是一致的，它们之间是一种辩证的关系。一方面，“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15页），就是说个人离不开集体，个人的发展离不开集体的发展，个人要得到发展就必须为集体利益服务；另一方面，“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91页）。就是说集体也离不开个人，集体的发展取决于个人的发展，只有每一个人都得到自由发展，集体才能够自由发展，全人类的解放，意味着每个人个性的解放。苏晓康之流对于这种辩证的关系显然是一窍不通的，按照他们的荒谬逻辑，似乎每个个体都不去为集体利益奋斗，而专心致志于自己个性的解放，中国就会更早地进入现代化，难道这是可能的吗？
江南之行40天，摄制组于1988年底回到北京，分头撰稿，春节后，五集脚本均已写出草稿，交由苏晓康修改润色。这时广播电影电视部决定停止这个节目的创作活动，创作组被解散了，因此，无论是草稿，还是苏晓康笔下的完本，我们至今都无法看到。苏晓康在他的文章里透露，我们花费了“半载心血”，已经写下了“满纸宏论”，拍出“无数画面”。这些资料现在何处？其中有些什么货色？我们同样不得而知。但是，虽然笼罩在《心中的日出》上面的重重迷雾尚待驱散，根据现有的材料我们也完全能够确定这部作品的性质。如果说《河殇》用了较多的篇幅去“鞭答祖宗”的话，《心中的日出》即《五四》则是妄谈“百年兴亡”，而两部作品的矛头所指都是当前的现实，其要害是反对革命，反对社会主义，鼓吹走资本主义道路。苏晓康们反对一切革命，尤其反对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他们认为在中国只能由“中产阶级来推动科学和民主”。革命，就是“不遵守规则”，正是革命和社会主义使中国陷于贫困落后，进不了现代化的大门，结论是：只有资本主义能够救中国。《心中的日出》是直接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摇旗呐喊，为1989年那场政治动乱作舆论准备的。西方新闻界对这一点看得很清楚。合众国际社记者马珍在1988年12月6日从北京发出的一份英文电稿中说，“这部电视系列片已成为较大规模的政治斗争的一种手段”。又说：“准许拍《河殇》续集可能是说明赵紫阳站稳脚跟的一个信号。这个计划最终能否在电视上播映将决定下一个回合的胜负”。说得再清楚不过了。不过，她主要着眼于高层的政治斗争，并不把这件事看成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一次较量。1989年春夏间，这场关系到共和国生死存亡的较量终于不可避免地爆发了，结果是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遭到了失败，他们苦心炮制的所谓“心中的日出”还没有露头就归于殒灭了。但是，我们同国内外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之间的对抗是长期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还将继续进行下去……

 （《中流》1990年第4期）

西方无岸

 ——孔捷生其人其事

于逢

10年前，28岁的孔捷生出版了他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追求》，步入文坛，成为众所瞩目的青年作家；以后成为“名作家”以至“大陆名作家”，而终于他走到“蔚蓝色的海洋”去了：这正是他追求的目的，也是他追求的终结。
出版这本集子之前他进了中国作家协会广东分会文学院，从锁厂青工成为专业作者，受到专业作家的厚遇。文学院筹办于1978年底，1979年7月正式成立，是为了解决十年浩劫后广东文学创作专业队伍青黄不接的问题，从工农和干部的业余新秀中吸收成员，加以培养。主席兼党组书记欧阳山在成立大会上讲了话，宣布办院宗旨，并现身说法，强调学习毛泽东文艺思想以促使作者健康迅速成长的重要性。孔捷生进了文学院，有了充分的时间读书、写作，并进行社会活动。他连续写出了好些小说，发表于各个报刊上以至《人民文学》上；后来编成集子出版，这就是《追求》。他在集子的《后记》上表示：“我衷心感谢广东文艺界的老前辈，当我摇摇晃晃地在文学道路上学步时，是他们牵着我的手教我如何开步的。”我写了评介文章《孔捷生和他的追求》，登在《作品》月刊1981年1月号上，但已暗示他要警惕自己不要误入歧途。这个集子所收的短篇小说，是有好些地方值得研究的；特别凡写到领导，不是“昏官”，就是“秃顶”，大半成了反面人物。他的处女作《姻缘》的原稿，其实也不例外，厂领导“包青天”也是“昏官”；后来给他提了意见，才改成现在这个样子。《在小河那边》有编造痕迹，调子低沉；受到一些批评，领导上认为此作尚属假不掩瑜，向他做了思想工作，以兔挫伤一个年轻作者的积极性。
作协分会创办文学院，是为了建立一支有组织、有战斗力的社会主义文学专业创作队伍。院里曾三番五次地申明，创作员们都耳熟能详。孔捷生是文学院的一员，理应把自己放在集体之中，而不是放在集体之外或之上。但他在文学院里却好像作客或来宾，开会的时候摆弄桌椅打开水等很少见他动手帮忙；开起会来他远远坐到一边去只管埋头看报纸；会未开完他往往已不知去向，对集体和领导表示出轻蔑的态度。这真是要“民主”有民主，要“自由”有自由。有一次在白云山开会结束，大家合影留念，全体约30人在炎夏烈日下站队，他却一个人躲在旁边大树的阴影里窥测；待大家满头大汗地站好了，即要拍摄，他就一个箭步窜出来，站到看中了的位置上。对种种极端个人自私行为，别人也曾给他略予指出，耐心等待他能自觉改正。
文学院一直以毛泽东文艺思想为指导思想，要求创作员自觉地深入生活，同人民群众相结合，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汲取创作养料。创作员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和兴趣，选生活基地；但一定要实行下去，挂职工作。孔捷生选的是自己的故乡“南海珠泅村”。他在祖居住了几个月，就回来了，且带着“作品”。但这作品却不是反映当地人民生活和现实斗争，而描写一个住在广州小巷深处被埋没了的曲艺作者的凄凉遭遇，一个音乐学院女学生从他那里发掘出了优秀民间音乐传统加以发扬光大的故事，篇名《绝响》。当然，写小说是可以而且应该虚构的，但必须以现实生活为依据。这故事却完全是捏造的。据各方面调查，解放后华南文艺领导是大力抓了剧改工作的，对民间曲艺传统也抓紧发掘，从未埋没过一个稍有成就的老艺人。《绝响》不过是把旧社会里可能发生的事，搬到解放后进行随意编造，意在低毁新社会。但就是这么一篇东西，硬是得到国内某些评奖主持人的欣赏，加上某些报刊吹嘘，于是拍成电影，送到国外去，得了个什么洋奖。当时孔捷生声言自己正在“探索”各种写法，他运用现实主义方法写了些较好的作品，如《普通女工》、《南方的岸》等，也运用某些手法，写了些晦涩难懂的作品，如《海与灯塔》、《挽歌与和弦》等。后者常在晦涩难懂的烟幕下埋藏着一些恶意隐喻。最后他的倾向性就逐渐清楚了：朝着西方现代主义前进。此时他已并不讳言崇拜萨特、弗洛伊德、乔伊斯等了，并且在文学院里传播，引诱个别创作员跟着走，成为领导上贯彻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一种阻力。他原来是最反对文艺为政治服务的，但他却最起劲地宣传自己的艺术观和政治观。最后他写出了中篇小说《大林莽》，全篇使用半现实半象征的手法，作着存在主义的说教，把“文革”当为一个普遍的现象，诽谤我们整个现实社会充满种种暴力，扼杀所有的生机。而从此他的创作生命力也就逐渐衰竭了。
1984年前后，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在中国泛滥成灾，文艺界是重灾区。有人宣布文艺的“黄金时代”到来了。孔捷生一帆风顺，先是当上了中国作协广东分会副主席，跟着当上了中国作协理事。他于是自称是“新文学运动的弄潮儿’，所写作品频频在全国得奖。广东得奖，受到当时文艺界某些高层领导的赏识和宠爱，于是南来北往，结交了一批“哥儿们”、“姐儿们”，旅游各地，到处讲演。不久就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欧洲；途径法国时还特地到萨特墓前献上花圈，表示自己忠于存在主义，恪守“他人是我的地狱”的格言。回国后发表了多篇赞美西方的文章。这些文章名为散文，实是政论，直接为其政治服务。其中《在足球皇帝的故乡》，多处针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某些提法，加以反对和嘲弄；却竟然获得报刊评奖。终于1986年元月写了杂感式的长篇政论《俄狄浦斯与薛仁贵》，以论述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为开端，及于中国薛仁贵的误杀其子，东拉西扯，牵强附会，归结为西方的文化是杀父的文化，中国的文化是杀子的文化。西方代代杀父，因而能代代前进；中国代代杀子，因而只好代代停滞。可惜孔捷生这样“独立思考”时，他竟忘记了自己之所以能成为“新文学运动的弄潮儿”，正是中国当时的某些文艺高层领导所赐予。显然于此已无所谓“杀父”“杀子”之分，倒有近乎“物以类聚”之嫌了。同时他完全忘记了他八年前在《追求•后记》自己所表白的一切，换了另一副脸孔说：父辈“稍圆通者竟创立‘扶上马，送一程’之说。于是真有扶人与被扶者。却不想，连踏蹬上马都战战兢兢要人拉拉扯扯地扶持，其本事可以想见。何况，那匹马早就应该属后辈所骑，何扶之有？”“可是老年人慢腾腾地‘跑’在前面，既碍了道，又挡住视野，于是年轻人想到还是干脆去抢棒子。”孔捷生的这篇杰作，既是他肆意讨伐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檄文，也是他自己要皈依西方彼岸的政治宣言书。
一个人的发展和变化，总是有内因和外因的；内因为主，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孔捷生其实在《追求》中早就宣称自己要“离经叛道”了。领导上多次提醒他要注意，他却报以漠然的脸色；也只好让他去自行“探索”，自行得出结论。
1989年春夏之交，他认定“抡棒子”的时机已到，文化上“杀父”已嫌不足，实行政治上“杀父”。他南来北往串连，在大街、广场周围风风火火地奔忙了好一阵子，就忽然失了踪。不久即安然出现于大洋彼岸，却一直沉默着。孔捷生其实也很懂点儒术，他是个三“窥”而后行的“谦谦君子”，沉默了八个多月之后，今年2月终于接受香港某报记者的采访，打破了沉默。宣称“我感到彻底的幻灭，……这个（中国）政府肯定是一个没有前途的政府”。那末，怎么办呢？他既“不愿认同‘吾尔开希式’”，又断定“民阵”“还不是一个很成熟的政治组织”。他声言“君子不党”，表示自己“今后也不会参加任何政治团体”。但他跟着就参加反华的“海外中国作家会议”，这不是带政治性的活动吗？他要复刊在本国被禁的《今天》，还接受“大姐”的邀请主编什么《广场》还不是英雄有了用武之地，可以“自由”地咒骂养育自己成人的祖国吗？他还声明要写一本叫做《血路1989》的书，“作一些深层检讨”，这不是要总结经验教训，幻想卷土重来吗？真个是进退有据，可进可退，退而又进，正如“条条大路通罗马”。事情看来好像十分热闹的样子，但其实“这样去国无家的流亡者”不多几个人聚在一起是够寂寞的，只能“举樽豪饮，狂歌当哭，排遣乡愁”。凄然自叹“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孔捷生自称“身为作家，这只不过是我人生追求的一个延续”。那么，这个“延续”之后的“延续”呢？又是什么？人们当拭目以待。

 1990．11．24．于广州
 （《中流》1991年第4期）

 1988：一个中国作家代表团在巴黎

牛羊

编者按：1988年5月问，在法国巴黎的一次聚会上，一批中国访法作家学者，围绕中国历史和现实问题，同到会的人们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吵和辩论。这个事实，已为巴黎的舆论界所广泛报道，特别引起了那里的华人、华裔和中国驻法机构等的密切关注和议论纷纷。台湾的某报刊，也就此作出了反应。”
本刊认为，一些中国人，不远万里，拿了国家宝贵的外汇，跑到巴黎去争论中国的事，闹得满城风雨，而国内大多数人却对此一无所知，这是很不正常的。国内广大人民、读者，有权利了解事情的真相，我们也有责任向国人提供这方面的情况和材料。
为此，本刊特发表本刊记者根据当时巴黎华文报刊和有关人士提供的情况而写成的综合材料。我们相信，这些材料一定会引起大家的注意和深思。
这些材料不一定完整和全面，如果当事人和有关主管部门有新的材料或不同的解释和意见，我们欢迎他们也向我们提供，我们将酌情予以刊登，以期读者对此有进一步了解。

应法国文化部邀请，中国作家代表团一行12人于1988年5月25日至6日11日访问法国。为了配合这次文化交流活动，法方同时邀请了正在国外的刘宾雁等几位中国作家。这是近年来访法的阵容最大的中国作家代表团，法国文化界十分重视这次中法间的文化交流活动，先后多次举行报告会、座谈会以及与读者和观众见面等活动。法国的新闻媒介对此进行了大量的报道。可以说，中国作家代表团的到来，在法国掀起了一股“中国热”，在法国文化界特别是华人华裔当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两个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来讲，这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是，在访法期间，几位中国作家却连续发表了一些有损于中国形象、伤害中国人民感情，歪曲事实的言论，对中国的社会制度、对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的文化传统，进行了不负责任的批评。他们的言行，在法国友好人士及华人中间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引起普遍的反感和抵制。事情虽然已经过去了一年多，但它所造成的影响至今并未消除，国内读者甚至还不了解事情的真相。看来旧事重提，让这些与中国作家身份不相符的言论曝一曝光，并非没有必要。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本文引用的材料，均有据可查。

“听了你们的发言，让我们流泪，因为从你们的叙述里，
 人们发现中国这么渺小，这么卑鄙。”

5月27日晚，法国文化部所属的文化交流协会主办题为“中国文学的觉醒”讨论会。这是中国作家代表团25日抵达巴黎后首次公开活动。6月贝日的《欧洲时报》为此专发的“特稿”《一场关于中国文学创作倾向的辩论——记访法中国作家代表团首次讨论会》这样报道：“热情的观众把整座大厅挤得满满的，连通道地上也坐满了人。”“中国作家代表团9名成员，27日晚在巴黎著名的蓬皮杜文化中心地下大厅同300多名法国文化界人士、汉学家以及部分中国留学生，就如何看待中国当前的现状、如何对待中国的文化传统以及如何评价中国作家当前的创作倾向等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
一位作家说：“我在写小说过程中碰到一个很沉重的心理问题。我是排除不掉两个阴影，一个是我自己生活的这块土地非常惊人的贫穷，一个是我们民族的总体文化水平非常低下。”“据说一个作家在这种心理状态下不能进行写作，但我没有办法……，它成为我创作小说的一种心理因素。”
一位作家谈到他想讲真话时的心理冲动。他说：也许法国朋友不理解为什么讲真话还需冲动。“如果有一个人30年没有说真话，光说假话，到了让他说真话的时候，他就会像我这样冲动。”他接着说：“最近我听到在中国提出一个口号‘允许人们说真话’。全国人民对此都欢欣鼓舞。这一方面说明这许多年来没有允许人们说真话，同时埋伏着也许有一天又不允许人们说真话。所以现在我趁允许人们说真话的时刻来写小说。”
另一位作家说：他想回答许多记者经常向他提出而他一直没有回答的两个问题。其中之一是“为什么中国作家有那么多挫折”？他形象地比喻说：“中国许多作家就像是不合时宜的雄鸡。一般情况下，正常的雄鸡都是早晨叫。不正常的雄鸡们总是半夜叫，这样就弓！起主人们的生气，包括善良的主人们也很生气，于是就把它杀掉了。可事实是，不管正常的鸡或不合时宜的鸡怎么叫，早晨都会来到的。”
6月1日《欧洲时报》的“特稿”写道：

这场辩论是由出席讨论会的中国作家们各自介绍自己对中国近30年社会发展情况的一些看法及自己的创作现之后，由华人学者徐广存（引者注：徐原籍山东临沂，1949年12岁时随学校去台湾，在台读完大学后于1968年到巴黎，一直在巴黎第三大学任教。自1975年以来多次回国探亲）即席发表感想弓1起的。他说，听了你们的发言，让我们流泪，因为从你们的叙述里，人们发现中国这么渺小，这么卑鄙。你们没有一个人谈到中国文化、中国的历史对你们的影响。在你们的作品中就是揭发、揭发，已经揭发十几年了，还在揭发。中国是贫穷，但中国的文化并不贫穷，应该歌颂你们的民族。不要忘记你们作为作家，应该领导中国人民前进。

报道说，“出席讨论会的中国作家代表团的成员们几乎一致强烈地表示不同意徐广存先生的批评。”
据当时在场某位人士说，徐广存先生发言后，几个作家一个紧接一个对徐进行批驳，而且有些人嗓门很大，有的代表甚至从座位上站起来，用手指着徐进行洁责，含有颇浓的“集体反击”的味道。
一位作家说：“坦率承认中国贫穷，承认中国很多人文化还很低，就是中国的光明。”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些东西是很坏的，“再也不能抱着我们有优秀的传统、了不起的文化在这个世界里混下去了。”
刘再复认为，最近十年中国知识分子“敢于对过去走过的路进行反省”恰恰是继‘五四’运动之后“又经历了本世纪的另一个文化心态史诗性的转变”。
辩论进行当中，主持讨论会的法国著名剧作家卡里埃提问说，要是不允许讲假话的话，那文学怎么存在下去？听众席中也有人说：文学中的虚构情节，事实上也属于讲假话。
当晚，讨论会结束后，辩论继续进行。
徐广存，这位在巴黎任教近二十年的华人学者说：对中国应当有个基本估计。
同西方比中国是穷，共产党这些年没有治理好有责任，但从根本上说，中国穷不是共产党造成的。
退一万步说，你们说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不行，这如同倒下的一堵墙，我们不能老是站着数落这堵倒下的墙，大家应该同心协力想办法把墙扶起来。
在会场采访的法国电视一台记者雅克琳娜•迪勃瓦当场公开表示：她对这批作家的水平感到失望，她将放弃对他们的采访报道。

“亲身体验到文化大革命大批判的味道”

日后，曾当场采访过5月27日座谈会的一位大陆新闻机构驻法记者曾应邀去访问徐广存先生。
徐广存认为，这批来访作家多数人感兴趣的是政治，不是文学。而他们所谓的政治，就是来告诉法国人，中国共产党专制、独裁，中国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徐广存对记者说，“这些做法很不正常”，而他同代表团一些成员的分歧点就是如何从历史的角度正确分析中国的现状，如何寻找正确方法去振兴中华。
后来，几位与徐广存有接触的华人朋友告诉这位大陆记者，5月27日“讨论会”后，徐的心情一直很沉重。有人曾问徐广存，对这些目前在中国社会上有一定影响的文化人最深的感触是什么？徐答道，他“亲身体验到文化大革命大批判的味道”，而更主要的他“深深感到振兴中华民族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说到政治，还可以顺便提及一件事情。6月1日，在蓬皮杜中心举行的作品朗诵会即将结束时，一个华人谭雪梅（引者注：此人曾在国内政治运动中挨过整，二十多年前去法国定居）提议为魏京生默哀一分钟。在场的某中国作家代表团成员起立说：“我不仅要为魏京生默哀，而且还要为我的朋友中坐过牢或死在牢里的人默哀。”当时有些华人表示抗议，喊道：“不要搞政治！”会场一时陷入混乱。

 “他根本不了解中国的现状”

据6月4日《欧洲时报》报道，5月29日下午《欧洲时报》编辑部邀请了中国作家代表团部分成员举行了一次座谈会，此报道刊登了如下对话，并注明未经本人审阅。

《欧洲时报》编辑部人员（引者注：以下简称编）：那么您（引者注：指到场的中国作家，以下简称作家）认为去年这么搞法（指开除几个作家的党藉），本身就是错误的。
作家甲：我认为是错误的。
作家乙：在一种没有广泛民主的国家里面，少数人控制意见，或作出决定，并不是件困难的事。
作家甲：香港也有记者问我，以后能不能避免这样的现象？我说，如果我们解决了民主体制这个问题，这种现象就可以解决。
编：这么说现在中国大陆还不能马上解脱？
作家乙：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地说。我想补充一点。我们中国知识分子反映意见是非常中国式的。在这种文化传统下，基本上处于沉默状态。他不会屈服，也不会直接反抗，……中国式的抗议最多是沉默。
编：你们作家现在常到外国，接受记者访问，发表观点，心里怕不怕一些话返回到国内，上司听了不高兴？有没有思想负担？
作家甲：在言论自由的国家，作家所起的作用可能少一点，在言论不自由的国家，作家所起的作用可能更大一点。就我来说，我并不是很害怕这件事的。……
编：听说你们在蓬皮杜文化中心报告会上，发表讲话后，有人说听了你们的言论，感到中国这么渺小，这么卑鄙，对此你们有何评论？
刘再复：听了他的发言，我是很气愤。他怎么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呢？现在，我们的作家写作，不是单纯的歌颂，也不是单纯的揭露，我们是深刻的反思。
作家乙：如果他从我们的谈话中得出这样的结论的话，只能说明他根本不了解中国的现状，或者没有看当前的文艺作品。

以上两位作家所说的“他”，系指徐广存。
6月2日，在蓬皮杜文化中心举行“中国作家的创作使命感”座谈会。5月30日清晨由美国市抵巴黎的刘宾雁首先申明“不属于这个代表团，也未参加27日讨论会”，然后宣称：中国作家对中国存在的问题连千分之一还没有写由来，中国近40年的历史也连千分之一没有写出来，很多重大事件现在中国人还蒙在鼓里。接着话锋一转，在徐广存先生并不在场的情况下，当着300多法中人士的面，刘宾雁对徐进行了再一次的批驳：

（徐广存）似乎是很爱国、似乎是很革命……但他的这种爱国、这种革命，我们太熟悉了！我们中国人受它的苦受够了！我们的揭露太过分了吗？从来没有，老实说，是太少了！

同时，针对6月1日《欧洲时报》为5月27日讨论会而发的专稿，刘宾雁喝斥道，那个记者不该报道徐的发言。
事后，这位记者曾找刘宾雁谈话。刘承认，报道属实，但对其倾向性不满。

 “把那个记者调回国内”

6月1日《欧洲时报》刊登“特稿”《一场关于中国文学创作倾向的辩论》，记述了5月27日讨论会上几位中国作家与徐广存的辩论。刘再复和一位作家找到了该报社长和总编辑，严厉质问：
为什么要刊登徐广存的“反动言论”？
那个记者的身份？
当他们得知这个记者是国内某新闻机构驻法记者时，立即扬言：
回京后找胡启立，将这位记者调回国内！

 1989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

6月15日下午，刘宾雁离法赴美前，在巴黎第七大学，作题为《明年是一个重要年份》的演讲，历时120分钟。6月19日至21日的《欧洲时报》刊载了这次演讲的消息和主要内容。尤其引起读者密切关注和深思的，是演讲特别突出了“明年”即1989年的三个纪念日：法国大革命200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五四运动刀周年。
关于刘宾雁在巴黎第七大学的这次演讲，《台湾时报》1988年6月17日发表该报驻巴黎特派员的报道。报道称刘宾雁为“以揭发中共在大陆各项罪恶与阴暗面而著名的‘报告文学’作家”。报道引述刘宾雁的话：“毛泽东害苦了中国人。”报道又写道，“他对中共当前紧抱着的‘四个坚持’，表示了嗤之以鼻的态度。同时他也回答在座听众，没有‘政治制度”的改革，就不会有‘经济改革’成功的可能。他认为在共产主义的架构之下，不会有政治民主和自由的可行性。”
人们今天才知道，1989年5、6月间，一伙什么“精英”、“智囊”之类与海外、国外敌对势力相勾结，早有在今年即1989年趋法国大革命200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五四运动70周年这三个纪念日制造事端，挑起动乱的计划。刘宾雁在这一计划实施中间的表现已经举世皆知。值得思考的是，刘宾雁在巴黎的一番表演中，点出这三个纪念日并特别说1989年“是一个重要年份”。不知道他是有意泄露天机呢，还是无意中为未来虚幻的胜利得意忘形而走嘴？

 题外话

下面有几则中国作家代表团1988年访法后的随感。随感者是一些耳闻目睹者。
对于5月27日蓬皮杜中心的“中国文学之觉醒”讨论会上的辩论一事，一些法国人士说：这些“中国作家气量小，气质也差，听不进不同意见，自己口口声声要民主、要自由，却不懂得如何民主地讨论问题”。
旅法华侨俱乐部副主任严伟达说，他对国内出来的某些人以揭露中国社会的疮疤为时髦十分反感。他尤其对刘宾雁在法国电视六台说的“中国40年来的历史是一片迷雾”，“我们的民族的生活太沉重、太痛苦”等言论感到不理解。
6月2日晚刘宾雁再次对徐广存公开批评后，有八位曾听过徐讲课的法国人次日集体到徐的寓所拜访徐，说他们不能理解这些要求别人给予自己讲话自由的人为什么不能容忍别人有发表不同意见的自由。“他们不是说来法国体会民主气氛吗？法国是允许发表各种不同意见的”。
香港一家报纸驻巴黎的记者说，他们不是一再说中国没有新闻自由，他们在这里讲的是真话吗？为什么客观如实地报道一下有人不同意他们的看法就受到攻击呢？
中国留学人员联合会一位委员说，“从这件事中使人对他们追求的新闻自由发生怀疑”。
有人得知代表团个别成员扬言要把写这篇报道的记者撤回国去后说，幸亏这些人还没有掌大权，否则中国人更得遭罪。

 （《中流》199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