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祥熙否认通货膨胀的思想动机

孔祥熙否认通货膨胀的思想动机

蔡志新

 本文发表于《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通货膨胀是社会经济运行中的综合症，一般是指纸币发行过多，超过商品流通实际需要的货币数量所引起的纸币贬值、物价上涨的现象。从纸币发行是政府行为的角度看，通货膨胀是一种政策举措；从纸币发行是银行职能的角度看，它是一种金融问题；从物价上涨反映商品供求关系变动的角度看，它又是一种市场现象。在国民政府统治时期，通货膨胀则是一项和担任财政部长长达10余年的历史人物——孔祥熙密切相关的重大政策举措。它具有明显的二重性：既支持了抗战前两年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民政府坚持八年抗战的需要，又在抗战期间造成了物价飞涨、经济衰退、民众困苦等消极后果。相应地，孔祥熙对于通货膨胀的态度也显得自相矛盾：他虽然在事实上采用政策性的通货膨胀（即增发纸币）来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民政府坚持抗战提供财政支持，但在口头上又屡屡否认通货膨胀的存在。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本文试图在分阶段评述孔祥熙否认通货膨胀言论的基础上，找出其中的原因或思想动机所在。

一、抗战之前孔祥熙对通货膨胀的否认

抗战爆发之前，我国曾因国际银价暴涨发生了严重的通货紧缩，但是自1934年10月国民政府对“白银出口征税以后，通货膨胀之说，时为街头巷尾之谈资。”[1]这种和事实相反的流言显然不利于国民政府谋划和推行法币政策（币制改革）。所以，时任财政部长的孔祥熙多次发表否认通货膨胀的言论，以期为成功谋划和推行法币政策创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法币政策是在1935年11月出台的，但在此政策尚在酝酿之中的1934年12月，民间就“传说纷纭，谓政府将实行通货膨胀，减低银币成色”。为此，孔祥熙特代表国民政府辟谣说：“政府本身，并无此事，亦无此种主张，外传种种，实属不确。”[2] 两天后，著名学者马寅初也公开声明：“通货膨胀之谣，已由当局力辟声明，然明事实者，当信政府决不致冒此大险”；“至于对现银流通，就本人观察，政府……自已另有对策，决非到通货膨胀政策着想也”。[3] 可是，此后民间仍然不时出现关于通货膨胀的流言。于是，孔祥熙只好在1935年8月再次辟谣：“关于改革币制问题，目前仍在研究计划之中……外间因此误传政府将实行通货膨胀之说，实属愚昧。”[4] 1935年11月，法币政策出台之后，他又许诺说：“政府对于通货膨胀，决意避免……再历18阅月，国家预算即可收支适合”；法币政策“并非以运用财政为目的”。[5](p11、6) 他还解释说：法币政策绝“非通货膨胀……盖所谓通货膨胀，系发行纸币，准备金减低，例如发行5万元之钞票额，例须有六成准备金3万元，今若以3万元之准备金而可以发行8万元或10万元之纸币，方谓通货膨胀”。[6]

应当承认，孔祥熙当时发表否认通货膨胀的言论是无可厚非的。因为不这样做，就无法为成功谋划和推行法币政策创造良好的舆论氛围，从而会引起一连串消极反应：既会妨害中国建立一种符合世界币制发展潮流的统一的货币制度，又会阻碍中国经济走出通货紧缩的低谷，进而削弱国民政府统治的经济基础和日后抵抗日本侵略的经济实力。易言之，孔祥熙这样做，是他站在财政部长的特定立场上，综合权衡当时中国的金融、经济、政治形势之后不得不采取的一种宣传策略。

但从学理上考察，孔祥熙当时发表否认通货膨胀的言论又和撒谎无异，当时民间不时出现的关于通货膨胀的流言也不是空穴来风。因为国民政府谋划和推行法币政策的实质是放弃中国原有的银本位币制，建立一种不能兑现的纸币制度。这种纸币制度又天然地带有通货膨胀的特性，因为其准备金比率富有弹性，可由政府根据其需要任意修改，而不像金或银本位币制那样必须有十足的准备金。这就为政府任意发行纸币，制造通货膨胀提供了可能。而且，即使这种纸币制度仍像金或银本位币制那样有十足的准备金，但由于作为通货的纸币已不能兑换金银，政府也就不能利用充当准备金的金银来回笼发行的纸币。这也在客观上为政府制造通货膨胀提供了便利。所以，孔祥熙在法币政策出台之前对“政府将实行通货膨胀”的一再否认，似有愚民之嫌。而他在法币政策出台时许下的“决意避免”通货膨胀、“再历18阅月”预算收支就可平衡、法币政策“并非以运用财政为目的”的诺言，则完全是空头支票。因为国民政府历年的预算收支从未平衡过，当时也不具备平衡预算收支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要想避免通货膨胀是不可能的。实际上，国民政府施行法币政策的动机之一就是“以运用财政为目的”，亦即利用隐性的通货膨胀政策来弥补预算收支失衡所造成的财政赤字。至于孔祥熙提出的法币政策绝非通货膨胀的理由，更是无稽之谈。因为法币既然不能兑换现银，准备金比率是否变更就无关紧要了。准备金比率降低固然会造成通货膨胀，准备金比率不变也会造成同样的结果，如按六成现金准备的原定比率吸收10亿元现银，就可发行总数为16亿6600余万元的法币，凭空“多发6亿6600余万元的法币，实足以膨胀通货”。[7](p216)

二、抗战初期孔祥熙对通货膨胀的否认

我国在抗战之前便出现了通货膨胀的苗头：截至1937年6月，法币的发行量由最初的1.57亿元增加到14.07亿元，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增加了约2倍多，同期内的物价上涨了34.03％，1元法币的实际价值则下降为0.746亿元。[8](p23-24) 而在抗战初期，由于沿海富裕省份迅速沦陷和战时财政赤字急剧增加等原因，通货膨胀的趋势愈益明显，但还没有发展到恶性通货膨胀的地步。

在上述背景下，孔祥熙由于深知通货膨胀的危害而在1938年7月代表国民政府宣示：“增发纸币，更是有伤国计民生，因为纸币发行过多，必致形成恶性的通货膨胀，币值低落，物价飞涨，社会经济基础就有整个崩溃的危险。所以政府无论如何艰难困苦，绝不走这个途径。”[9](p187)另一方面，他却接连和有关专家密商用通货膨胀的办法来解决战时财政的困难。[8](p44-45) 1938年7月，他还在一封密电中提出：“当此时期，（法币）发行及准备情形，似可不必照例公布，以免引起不良印象。”[10](p44-45) 所谓“不良印象”就是指民众对政府搞通货膨胀的批评。这说明他在抗战初期就已有实行通货膨胀政策的打算。

经过一年多的酝酿，到1939年1月，孔祥熙终于正式提出了一项膨胀性的货币政策举措：“对于法币辅币及地方钞券之发行酌为合理之增加”；但他也强调：“须设法抑制物价高涨，以防止恶性通货膨胀之流弊”。[11](p73)这表明他虽已决定要实行通货膨胀政策，但出于对通货膨胀危害的恐惧心理还不想走得太远。

可到了同年9月，孔祥熙代表国民政府公布施行的《巩固金融办法纲要》则表明他已彻底决定要实行通货膨胀政策。因为该《纲要》规定：法币的发行准备金中必须包括短期商业票据、货物栈单、股票、公债等有价证券，其中公债最多又可占发行准备金总额的四成。[10](p8) 这等于是在解除法币发行的约束条件的同时又使得发行公债和发行法币一元化，实质就是要彻底推行通货膨胀政策。所以，该《纲要》公布之后，就有人发出了“政府增发公债，即间接增加法币发行，甚至因此发生恶性通货膨胀之结果”的质疑。但孔祥熙对此矢口否认：“发行公债与法币发行之增加，并无连带关系，因此恶性通货膨胀之现象，并未发生。”他还表示：政府“对于法币发行，始终抱谨慎态度，抗战二年发行额与战前比较，虽有增加，然以后方各省向系缺乏货币流通，及当前开发生产需要之故，为数实不为多，绝未发生恶性通货膨胀之弊害。”[9](p250-251、259) 这时，他一再强调未发生恶性通货膨胀确是事实，他认为抗战最初两年法币发行额相对于货币的实际需求而言尚不为多也是事实，但是他说当时发行公债和增发法币没有连带关系则是谎言，说国民政府在抗战最初两年对于法币发行始终抱谨慎态度也站不住脚。因为上文表明：国民政府只是在1938年年底前对法币发行抱有谨慎态度，[①]而从1939年1月起就正式走上了大量增发法币的危险道路。而且，虽然由于货币政策的滞后效应，大后方的通货膨胀在1939年秋仍处于比较和缓的状态，但到当年年底时前述两项货币政策举措对于物价上涨的强大推力开始显现，进而使得以物价指数大于货币发行指数为标志的恶性通货膨胀初露端倪。[②]

三、抗战中后期孔祥熙对通货膨胀的否认

1940年以后，由于战争的延续和居高不下的财政赤字，孔祥熙作为财政部长，不得不主要依靠通货膨胀政策来筹集抗战经费，结果不仅导致了物价飞涨、经济衰退、民众日益贫困、政府信用受损、财政支出加倍膨胀等连锁反应，还使他本人遭到了社会舆论的猛烈抨击。在这种情况下，他不是敢做敢为，勇于承担责任，而是找出种种理由否认通货膨胀的存在，企图借此欺骗舆论，蒙混过关。他找出的理由主要有五种。

一是法币发行额没有达到通货膨胀的地步。孔祥熙在1940年10月说：“现在四行的发行总额，在表面上看，似乎比战前增加些，可是和以前所有全国各地的通货总额和需要数目来比较，实在说不到通货膨胀。”[9(p483－484)这一说法完全是谎言。因为截至1940年6月，法币发行额已从抗战前的14.07亿元增至60.63亿元，[12](p233)净增4.31倍，况且早在1939年年底，法币过量发行就已使恶性通货膨胀初露端倪。在这种情况下，1940年10月的法币发行数字应该增加更多才是，怎么可能达不到通货膨胀的地步呢？1942年7月，孔祥熙又说：“按之实际，通货又何曾膨胀呢？到本年4月止，法币的总额，不过是170万万元，较之战前国内筹码达22万万元者，至今仅仅增加了8倍半左右，如果说物价高涨是因为通货膨胀的话，为什么物价也涨8倍半左右呢？” [9](p520－521)如以抗战前的法币发行指数和物价指数为1，1942年4月的法币发行指数和物价指数分别是13.12和41.18，[13](p94、198)物价上涨速度早已大大超过法币增发速度，所以孔祥熙提供的数字根本靠不住。同年9月，他又说：“法币之发行额，截至目前止，不过200亿，战前发行额为16亿，连同各省省银行、地方银行钞票及硬币，共约20亿，现在比战前增发不过10倍，而现时物价高涨，又何止10倍？”[9](p384事实是早在1942年6月，法币发行额就已达249.45亿元，几乎是抗战前发行额的18倍。[12](p233)这说明他企图再次用虚假的发行额欺骗舆论。

二是民众的心理作用。孔祥熙为否认通货膨胀的存在，还一再把战时物价上涨归咎于民众的心理作用，而不是法币发行过多。他在1941年5月说：“一般人民认识不足，心理上极易发生毛病，所以物价遂不合理的上涨。过去许多人说，这是通货膨胀，法币太多的结果。其实如果通货膨胀，法币过多了，那末物价上涨，应该是很普遍的，但是现在中国的物价，各地之间，相差很远，例如四川比较高，难道四川的法币太多，通货膨胀了，其他物价较低的地方，通货就没有膨胀吗？”他还以当时的米价涨落为例说：“难道说前天通货膨胀了，这几天通货又紧缩了吗？这又可以证明物价上涨并非通货膨胀的关系。”然后，他又举出重庆借贷利率高达3分，其他地方高达4分、5分的事例，说明通货的不足，还下结论说：“这种不合理的现象，完全是心理作用所造成”。 [9](p305-306)1943年5月，他又说：“心理上的作用也很大，大家对于物价看涨……情势因之更坏……许多人都不明白，天天乱嚷通货膨胀，岂非可笑？” [9](p407)这些说法纯属诡辩。因为各地物价上涨率不同，并不足以证明不存在通货膨胀，而利率的高低则取决于借贷资本的供求关系，而且由于资本贷放者要通过提高利率来避免通货膨胀所导致的收益流失，通货膨胀反而会刺激利率高涨。至于心理作用，原本就是经济生活中的常见现象，看涨心理的形成只能到通货膨胀那里找根源，而由此导致的物价进一步上涨，归根结底又是通货膨胀带来的必然结果。

三是货币发行准备充分。这也是孔祥熙为了否认通货膨胀的存在而一再强调的一种理由。他在1942年7月说：“物价上涨，许多人都说是为了通货膨胀，说财政部发行过量……我们发行的准备，规定有六成现金准备，四成保证准备，其所发纸币，自然不落空的。”[9](p520-521) 1943年5月，他又说：“今日供给抗战之支出，每日几达1万万，较之从前真有天壤之别，此项巨大费用，自然不易应付，因此一般不明白事实的人，以为我们是增加通货之发行，而有恶性膨胀之谣。其实为适应社会需要，增加发行，固属有之，但所谓恶性则未必。所谓恶性通货膨胀，一方面是不顾社会需要，同时也无发行准备，一味增发……现在我们的发行，实有充分准备，我可以说世界上货币的发行准备，除美国外，要算我国最为充足。”[9](p405)如果说孔祥熙强调“发行准备充分”，不是在故意欺骗舆论的话，则说明他对于法币信用保证的认识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法币本质上是不兑现纸币，其信用保证的关键是商品，而不是准备金。如果法币本质上是可兑现纸币，其信用保证才和准备金有关，但归根到底仍要靠商品。所以，在过量发行法币导致通货恶性膨胀的情况下，不管准备金多么充足，也无法保证法币信用不跌落。

四是物资供不应求。抗战时期物价上涨的主要原因是通货膨胀，而不是物资的供不应求。但孔祥熙为了否认通货膨胀的存在，一再将物资供不应求说成是物价上涨的主要原因。他在1942年9月说：“我国现在物价飞涨，然一般人之收入，较战前激增，收入既增……消费愈多，其刺激物价愈甚……又因物价步步上涨，人民莫不多购买货物以备长期之消费，致市上物资，感觉供不应求……外间以物价腾贵之主要原因，由于通货膨胀，实非切当之批判。” [9](p383)次年5月，他又说：“通货价值之高低，不在黄金白银之多寡，而是在实物供应之是否丰富。所谓通货者，即代表实物之筹码，如仅有筹码而无实物，则此项空洞的通货，便无价值，现在物价的变动，其原因就在供求的有无问题。但是一般不明实情的人，将之归罪于通货之膨胀，他们不知货币学上之所谓膨胀，是指超过需要而言，现在我国各地方多感通货之不敷，筹码之不足，周转之不灵，这种情形，能称为通货膨胀吗？”[9](p406)此时，他强调货币价值高低的关键是实物（商品），而不是金银等发行准备，这倒是理论上的进步，但又和他一再强调的法币发行准备充分的说法相矛盾。这恰好又证明他企图在通货膨胀问题上歪曲事实，欺骗人民。

五是维持民族生存要付出代价。直到1944年5月，孔祥熙仍否认通货膨胀的存在。他说：“一物价之上涨，原因甚多……一部分人士不明真相，每归咎于通货膨胀，甚且认为政府对于通货之发行不能控制，任意增加。其实政府对此始终抱谨慎态度，惟以我国平时经济基础本甚薄弱，社会情形复杂，战时之支出，无法全部以税收与公债抵补，势不能不借发行以为一部分之挹注，即在其他经济基础坚厚之国家，于战争期间亦莫不走此途径，故吾人目前生活之艰苦，原系作战时期必有之现象。而以千百年来国人不重生产偏重消费之积习，尤不能侥幸避免。况自国家立场言之，目前吾人所受之痛苦，即吾人对民族之伟大投资。抗战胜利之日，亦即此种投资获得报酬之时。此种一时之痛苦，为维持民族生存之代价，吾人自当咬定牙根以忍受之。”[14(p16)这时，他虽然仍不承认通货膨胀才是战时物价上涨的主要原因，并否认国民政府实行了滥发通货的财政政策，但是承认了国民政府依靠发行通货来弥补财政赤字的事实，还认为此举虽然给人民带来了生活上的痛苦，可这种痛苦又是维持民族生存的必要代价。这不啻是说抗战时期的通货膨胀是维持中华民族生存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平心而论，他的这一说法是有道理的，也是可以成立的。可问题在于，他提出这一说法的根据却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就有勤劳节俭之好传统，而不是如他所云具有“不重生产偏重消费之积习”。况且，上述说法出自他的口中，也是难以让人信服的。因为他作为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本应承认自己对于通货膨胀问题的领导责任，但他不仅不愿承认这一点，反而利用通货膨胀的机会“囤积居奇，操纵物价，劫取外汇”，大发不义之财。[11]在这种情况下，他提出上述说法，并冠冕堂皇地要求人民“咬定牙根”忍受通货膨胀所带来的生活困苦，又怎能让人信服呢？

四、结论

综上所述，孔祥熙在不同历史阶段否认通货膨胀的原因是不同的。抗战之前，他否认通货膨胀的原因是为成功谋划和推行法币政策创造良好的舆论氛围。这虽然掩盖不了法币政策所隐含的通货膨胀的特性，但综合当时中国的金融、经济和政治形势考量，却是情有可原的。抗战初期，孔祥熙公然否认国民政府搞通货膨胀的原因是他深知通货膨胀的严重危害。这虽然说明他作为财政部长对于利用通货膨胀来解决财政困难持谨慎和保留的态度，但掩盖不了他在抗战初期密谋采用通货膨胀政策解决财政困难的事实。抗战中后期，国民政府已主要依靠通货膨胀政策来解决财政困难。然而，孔祥熙作为财政部长不是坦然地告知民众真相，并尽早告知民众这是为了坚持抗战而不得不采取的一种方策，以求得民众的谅解和配合，而是巧舌如簧，百般抵赖，企图借此推卸他在通货膨胀问题上应当担负的领导责任。不管孔祥熙这样做的背后是否隐藏着某种不得已的苦衷，也不管他为否认通货膨胀的存在而找出的种种理由是否含有少许合理的成分，都无法掩盖他企图在通货膨胀问题上自欺欺人、推卸责任的思想本质。他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不能达到为个人卸责或辩解的目的，反而会招来民众更加猛烈的抨击，最终使自己在一片反对声中黯然下台。1944年11月至1945年7月，孔祥熙先后辞去财政部长和兼任的行政院副院长、中央银行总裁等官职，从此在仕途上一蹶不振。这固然与他及其家人利用特权贪污渔利的罪行以及他和政敌宋子文、政学系、CC系的长期矛盾有连带关系，[15]( p135)但与他在抗战中后期一直否认通货膨胀存在的错误做法恐怕也有内在的关联。

参考文献：

[1] 申报，1935－03－07.

[2] 申报，1934－12－19.

[3] 申报，1934－12－21.

[4]申报，1935－08－10.

[5] 秦孝仪.革命文献.第74辑[Z].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会，1978.

[6] 申报，1935－11－06.

[7] 马寅初.中国之新金融政策[A].马寅初全集.第10卷[Z].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8] 杨培新.旧中国的通货膨胀[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9] 刘振东.孔庸之先生演讲集[Z]. 台北：文海出版社，1972.

[10] 宋子文和孔祥熙关于停止公布货币发行总额往来密电[A].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财政经济（3）[z].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11] 孔祥熙对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所作财政报告[J].民国档案，1986，(2).

[12] 中国近代金融史编写组.中国近代金融史[M]. 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85.

[13] 吴冈.旧中国通货膨胀史料[Z].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

[14] 孔祥熙.最近之财政金融[M]. 重庆：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1944.

[15] 李茂盛.孔祥熙传[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

孔祥熙小传

蔡志新

孔祥熙，字庸之，1880年9月11日（清光绪六年八月初七）出生于山西省太谷县一个亦商亦儒的家庭。其父亲孔繁慈，是清末贡生，早年做过票号生意，后开办私塾授课。其母亲庞氏，知书达礼，在孔祥熙4岁时，就亲自教他诵读《三字经》、《论语》，为其启蒙，但不幸于1886年病逝。

在母亲病逝后的三四年中，孔祥熙一直跟随父亲在私塾学习各种儒家经典，因此打下了较好的国学根底。1890年，在父亲的许可下，孔祥熙进入美国基督教太谷分会创办的华美公学读书；5年后，又经华美公学教师魏禄义推荐，升入美国基督教会在直隶通州开办的潞河书院学习。在潞河书院学习期间，孔祥熙不仅正式皈依了基督教，而且喜欢运用基督教义抨击满清朝廷的腐朽统治，并在孙中山组织兴中会、从事反清革命的影响下，秘密团结10余名同学成立了兴中会通州分会（对外称“文友会”），进行反清宣传。1900年，孔祥熙因为毕业成绩优异而被潞河书院推荐往美国欧柏林大学继续深造。次年秋，孔祥熙抵达位于美国中部俄亥俄州的欧柏林大学，主修理化课程；两年以后，又兼习社会科学。1905年夏，孔祥熙从欧柏林大学毕业，又考入位于美国康涅

狄格州的著名学府——耶鲁大学，并于两年后荣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

孔祥熙考入耶鲁大学不久，曾赶往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市，拜见途经那里的孙中山。孙中山在接见他时谆谆教诲道：“不论兴办任何事业，都得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尤须持之以恒，方可有所成就。至于革命工作，尤应自启迪民智开始。”[2]这番教诲使孔祥熙大受启发，他当即向孙中山发誓要追随其从事革命工作，并要求加入同盟会。孙中山欣然应允。

   1907年秋，孔祥熙学成归国，直接返回太谷故里，创办了当地第一所中学“铭贤学校”（英文名为Oberlin Sansi Memorial School，是山西农业大学的前身）。他自任该校校长，兼教史地、体育，并四处聘请外国传教士及其他人才为教师，开设数学、生物、矿物、国文、音乐、经史等课程，培养德、智、体均衡发展的新式人才，从而为太谷教育事业的近代化作出了一份不菲的贡献。

1908年，孔祥熙和其在潞河书院就读时的女同学韩玉梅结为夫妻。3年后，武昌起义爆发，引发了席卷全国的辛亥革命浪潮。山西革命党人随即起兵响应，于1911年10月29日光复了省城太原。太谷县的清廷官吏闻讯后溜之大吉，遂使得该县陷入了群龙无首、治安失控的无序状态。与此同时，从太原溃败下来的清兵又成群结队向太谷方向流窜，对该县的社会稳定构成了严重威胁。在这种形势之下，孔祥熙挺身而出，将太谷县城内的商团团员、巡警及其学生组织起来，成立太谷营务处，自任总办，承担起保境安民、维持地方治安的重任。此后，当袁世凯派出一支清军镇压山西革命时，孔祥熙又派出三批学生组成敢死队，奔赴娘子关抗击清军；而他则继续坐镇太谷，负责维持地方治安。

孔祥熙是一个富有经商头脑的人。1912年，当他看到火油已成为中国百姓夜间生活照明的必需品时，立马判定经营火油生意有厚利可图，于是设立祥记公司，向英国亚细亚火油公司交付40万银元作为保证金，取得了在山西全省经销亚细亚“壳牌”火油的总代理权。从此，孔祥熙走上了经商致富之路，每年都能通过经销“壳牌”火油获取一笔丰厚的利润。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就在孔祥熙开始走上经商致富之路的得意时刻，他的结发妻子韩玉梅因染上肺病而撒手西去。这一意外的打击使得孔祥熙一度悲痛不已，意兴阑珊。偏偏在这个时候，国内政治形势又因为袁世凯镇压了孙中山等人领导的“二次革命”而日益恶化。于是，孔祥熙只好压抑丧妻之痛，追随孙中山前往日本，从事革命活动。

孔祥熙到日本后，恰逢好友王正廷推荐他担任东京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他欣然就职，并以此为掩护，替孙中山等人在日本从事革命活动提供种种便利。1914年7月，孔祥熙协助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中华革命党，并成为首批宣誓入党者之一。在协助孙中山成立中华革命党的过程中，孔祥熙结识了著名华侨资本家宋耀如的长女、时任孙中山英文秘书的宋蔼霖。两人于1914年春在日本横滨结为夫妇，并在1915至1921年间陆续生下两双儿女，即长女孔令仪、长子孔令侃、次女孔令伟、次子孔令杰。

   1915年，鉴于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孙中山特派孔祥熙和宋蔼龄夫妇回国，在山西秘密从事反袁活动。是年秋，夫妇两人顺利回到太谷故里。次年元旦，袁世凯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在北京称帝。孔祥熙获悉后，写下一份《上袁世凯书》，送交报馆发表，对袁予以痛斥。在从事反袁活动前后，孔祥熙一面主持铭贤学校校务，一面扩大其商业经营活动。他抓住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外国需要军工原料的机会，把山西阳泉所产铁砂运往天津出口获利，并创办裕华银行作为融通资金的枢纽，还向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和中华书局投资入股。

1916年6月，袁世凯因复辟帝制失败死去。此后，孔祥熙被军阀阎锡山聘为山西督军兼省长公署参议，积极协助阎在山西推行以“六政三事”[3]为内容的村政改革运动。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他立即组织铭贤学校师生予以声援。1920年，山西发生罕见的旱灾，他又出面向华洋义赈会借得100万美元贷款，用以工代赈的办法，修筑晋西和晋东公路来救灾。结果，一举三得：既使得众多灾民安然度过灾荒，又促进了山西交通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还为自己赢得了社会声誉。

1923年，孔祥熙根据孙中山的指示，赴东北秘密结交奉系军阀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以贯彻孙在当时推行的“联奉反直”的斗争策略。1924年初，他又秘密携带孙中山所著《建国大纲》手稿赴北京策反直系军阀的干将冯玉祥。冯玉祥因此倾向革命，并于同年10月发动了北京政变，使得直系军阀的统治迅速崩溃。1925年3月12日，受冯玉祥邀请赴北京共商国是的孙中山与世长辞。在孙中山逝世前夕，孔祥熙日夜陪侍其左右，并因此成为著名的《总理遗嘱》见证人之一。孙中山逝世后，他又担任治丧处主任，悉心为其料理后事。

不久，北方政局趋于混乱。孔祥熙乃于1926年春去美国游历，并接受母校欧柏林大学赠予的法学博士名誉学位。在旅美期间，他为铭贤学校募集了100余万美元的办学基金。同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发动北伐战争，在短短半年内就歼灭了直系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的主力部队，将革命势力由珠江流域扩展到长江流域。孔祥熙看到这一大好的革命形势后，于12月从美国赶往广州，担任广东省财政厅长兼广州国民政府代理财政部长，总揽后方财政事务，支持北伐战争。1927年1月，国民政府由广州迁至武汉，并于3月增设实业部，任命孔祥熙为该部部长。孔在广州宣誓就职，但事实上并未赴任。

   1927年4月，蒋介石在南京另行成立国民政府以后，孔祥熙极力劝说时任武汉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的宋子文到南京投靠蒋介石，为其当家理财，并和夫人宋蔼龄一起促成了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婚事。从此，他的政治命运便和蒋介石紧密联系在一起。

1928年3月，在蒋介石的提携下，孔祥熙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工商部长。1930年12月，又改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长。在担任这两个要职的三四年时间内，他不仅两度发表施政宣言，表示要恪守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及建国实业计划”，[4]以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计，而且在有关专家的协助下，主持制订了《工会法》、《商会法》、《票据法》、《公司法》、《海商法》、《工厂法》、《船舶法》、《商标法》、《交易所法》、《保险法》、《工厂检查法》、《渔业法施行细则》、《农村合作社暂行规程》、《矿业监察员规则》、《中央农业试验所章程》等100多种经济法规，试图依靠法律手段来为中国的经济建设保驾护航。另外，他还试图通过采取一系列经济政策举措如厉行工商注册、创办工商刊物、筹办国货银行、推进国际贸易、实行关税保护、提倡劳资合作等来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

1931年12月15日，蒋介石由于对日本侵占东北采取不抵抗政策而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指责，再加上国民党内一部分势力的反对，被迫通电全国，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和陆海空军总司令职务，但仍在幕后掌握实权。孔祥熙为表示与蒋介石共进退，也于同月底辞去了实业部长职务。次年3月6日，在和主要政敌汪精卫达成了权力分赃协议（即由汪掌管行政和外交，而由蒋掌管军事）后，蒋介石正式复出，担任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随后，他委派孔祥熙以“中华民国考察欧美各国实业特使”的名义出访欧美，实际上是要孔向德、意等国商洽购买军械、飞机事宜。

孔祥熙这次出访欧美，历时近1年。其间，他不仅圆满完成了所负使命，而且会见了意大利法西斯独裁者墨索里尼。在会见墨索里尼以后，他马上把墨氏提出的中国国防建设“应从空军着手”，因为“空军发展起来比较快”，而且将来战争胜负“取决于空军”的建议[5]电告蒋介石。蒋深以为然，于是采取了多种发展中国空军的举措，如设立中央航空学校、设立飞机制造厂、修建飞机场、从意大利进口军用飞机并聘请空军顾问等。此外，在这次出访期间，孔祥熙还曾和英国经济专家商讨改进中国经济面貌的方法。

1933年3月，孔祥熙从欧洲回国，随即于4月初出任中央银行总裁，积极协助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宋子文实施废两改元，以在中国确立统一的银本位币制。同年10月，因为反对蒋介石不顾财政困难任意增加“剿共”军费等原因，个性刚烈的宋子文毅然辞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的职务。蒋介石随即敦促孔祥熙接任这两个职务，以为他发动“剿共”内战提供财政支持。孔祥熙假意推辞一番后，先于10月底就任行政院副院长，又于11月初就任财政部长，并仍兼中央银行总裁。从此，他掌握中国财政金融大权，长达11年之久。

孔祥熙在就任财政部长之初，一方面明确提出要以“开源节流”为理财方针来解决国家的财政困难，并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又强调“有急需增加的新预算，亦不能因节流而停止”，并一再保证要尽力为蒋介石发动的“剿共”内战筹措军费，“务期早日肃清匪共”。[6]为此，他一反前任宋子文力图实行的平衡预算的财政政策，实行扩张性的赤字财政政策来为蒋介石发动的“剿共”内战提供军费。实行这一财政政策的结果是导致了巨额的财政赤字和公债数量的急剧增加，进而使得国家的财政更加困难。后来，由于受西方干涉主义经济思潮和抗日战争的影响，他又将赤字财政政策长期化，试图以此来促进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为国民政府坚持抗战提供军费。也就是说，他在长达11年的财政部长任内，基本上奉行了赤字财政政策。而在奉行这一财政政策的同时，他为了维护国民政府的统治，又在继承宋子文所推行的有关政策举措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在财政金融方面实行了一系列的重要举措。大致说来，这又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他在抗战之前先后实行的财政金融举措，如废除苛捐杂税，减轻田赋附加，确立县级预算，以整理地方财政，减轻农民负担；进一步修订关税税则，以增加财政收入，保护民族经济；整理内外债，以减轻国库负担，恢复国家债信；开征所得税这一直接税种，以革新中国税制；进一步发展由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行构成的国家银行系统，以控制全国金融；实行法币政策，以顺应时代潮流，改善中国币制等。二是他在抗战时期为适应战时需要而实行的财政金融举措，如扩大税种，提高税率，建立战时税制；竭力募集内债，大量举借外债；实行田赋征实；改革财政收支系统；举办消费品专卖；推行公库制度；增加货币发行；加强金融管制；实施外汇管理；建立大后方金融网；由中央银行独占法币发行权等。这一系列财政金融举措的实行，既推动了特定时期内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财政金融制度的现代化，又为国民政府建立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提供了财力支持和物质保障，但也在很大程度上压制了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损害了广大人民的利益，而且其中的个别举措，如募集内债、增加货币发行，因为与孔祥熙长期奉行的赤字财政政策密切相关，还在抗战时期造成了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使得大后方的社会经济趋于凋敝。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之后，孔祥熙以行政院副院长的资格代行蒋介石的行政院长（蒋于1935年12月复任该职）职权。其间，他一边以处变不惊、老成持重的政治作风，与地方大员和驻苏、日、英、美等国使节保持密切联系，以稳定内政和外交，一边以确保蒋介石的生命安全为最大目标，协同宋子文、宋美龄等国民党内的主和人士，竭力遏制以何应钦为首的主战派的武力“讨伐”图谋，最终从另一个角度推动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后来，他在撰文回顾这一段经历时说：“余既受命兼代行政院长，自念当此危疑震撼之日，而所有政治、外交、军事、经济诸大计，萃于一身，责任重大，设有一着之误，即将沦国家于万劫不复，尤苦时机急迫，不容有从容探索余地。”[7]这番话语既反映了他在西安事变发生后虽力持镇静而又不得不仓卒应对的复杂心态，又折射出他为和平解决这一重大历史事变进而拯救国家命运所作出的积极努力。

1937年4月，为准备抵抗日本的进一步侵略，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委派孔祥熙以“中华民国庆祝英王乔治六世加冕典礼特使”的名义访问欧美，秘密向英、法、美等国商洽借款和购买军火事宜。在这次历时半年的访问过程中，孔祥熙不仅与英、美、法等国达成了多笔借款合同，订购了大批军火，还曾施展多国外交手段，呼吁英、法、美等国出面促成一项“太平洋与远东和平协定”，[8]希望借此迫使日本放弃全面侵华的打算，但无果而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孔祥熙在伦敦出席英王乔治六世加冕典礼时，英国外相艾登曾称赞他是改革中国财政金融制度的“一位最伟大的理财家”[9]。

1937年7月7日，日本制造芦沟桥事变，悍然发动了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同年10月18日，孔祥熙结束在欧美的访问，平安抵达上海。此时淞沪会战仍在激烈进行之中。11月12日上海沦陷，国民政府随即决定迁都重庆，继续抗击日本侵略。同月19日，孔祥熙以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的身份移驻汉口办公。

1938年1月1日，孔祥熙由行政院副院长荣升为行政院长，同时继续担任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的要职，成为领导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行政和经济事务的最高长官。同月，他根据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通过的《中央机构调整案》的规定，将行政院所辖机构的数量精简为七部二委，即内政、外交、军政、财政、经济、教育、交通部和蒙藏、侨务委员会，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以前行政院机构庞大臃肿、职能交叉、政出多门的弊病，既明显提高了行政院的工作效率，又直接促成了国民政府战时行政体制的建立。是年3月，他又以行政院长的身份发表了一篇题为《非常时期经济政策之商榷》的讲话，提出“在非常时期，一切经济设施，应以助长抗战力量求取最后胜利为目标”[10]的原则，并据此对中国在抗战时期的农业、工业、交通、外贸等各项经济建设事业作了政策性规划。从基本精神上看，他的这篇讲话实际上是随后在汉口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所通过的《非常时期经济方案》的决策蓝本，对于抗战时期中国的经济建设工作显然具有方略上的指导意义。与此同时，他还参与了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所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中有关经济建设条文的制订与研讨工作。这一切都说明他在担任行政院长之后在宏观政策层面上为抗战时期中国的经济建设工作付出了积极的努力。此外，他还在一些具体政策措施上为抗战时期中国的经济建设工作付出了积极的努力，如命令有关部门发放工业贷款，协助沿海民营工厂内迁和恢复生产；兼任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理事长，以合作社方式组织民众在大后方发展小工业和手工业；饬令国家银行大量发放农业贷款，促进大后方农业生产；命令有关部门增加对大后方交通建设的投资等等。

1938年秋，因日军进犯武汉，孔祥熙随行政院各机构迁往重庆办公。次年12月，在宋子文等政敌的攻击下，他施展以退为进的政治策略，建议蒋介石亲自担任行政院长职务，而他本人则改任行政院副院长，仍在实际上掌管国民政府的行政大权。此后，他为了使国民政府能够坚持抗战，于1940年11月提出了“我于外交、军事、经济各端，莫不集目标于华盛顿”[11]的对外关系准则，希望通过奉行以亲美为中心的外交路线和外交政策来获取中国抗战所急需的各种援助。在他主持和参与之下，国民政府继1939年从美国获得2500万美元的桐油借款之后，又在1940至1942年间陆续从美国获得了总额近6亿美元[12]的四笔借款以及大量的物资援助。这些来自美国的借款和物资援助对于国民政府克服战时经济困难并最终夺取抗战的伟大胜利起了积极的输血作用，但也使得它在经济、军事和政治上日益依赖于美国政府。

1944年 6月，国民政府派孔祥熙率团参加在美国布雷顿森林召开的国际货币基金会议，而蒋介石则责成他和美国政府商讨有关援助中国抗战的一切事宜。孔祥熙率团到达美国后，经过一番艰苦的努力，最终为中国争得了在国际货币基金会议中的第四席位，并使中国成为国际开发银行12董事国之一。同年秋，他又奉蒋介石电令，协助以顾维钧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在美国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为中国争得了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其间，孔祥熙还经过多次交涉，与美国财政当局商妥购买2亿美元黄金，用于抑制中国的通货膨胀和稳定中国的经济形势，并迫使对方同意以2.2亿美元结清国民政府为驻华美军垫付的军费开支；同时，他又应蒋介石要求，说服罗斯福总统撤换了驻华美军司令兼远东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这些都是孔祥熙在外交上取得的不凡成就，但也使美国财政当局及罗斯福总统对他产生了不满，进而为其政治生命的终结埋下了伏笔。

1944年秋，由于多年抗战的巨大消耗和通货膨胀的愈演愈烈，大后方的社会经济险象环生，普通民众的生活困苦到极点。长期掌管国民政府行政和经济大权的孔祥熙因为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遭到朝野上下的一致抨击。与此同时，关于孔祥熙及其家人利用权位贪污敛财的丑闻也不断被人披露出来，而美国总统罗斯福则以孔祥熙政治声誉不佳为由要求蒋介石更换财政部长人选。在这种情况下，孔祥熙只好于1944年11月自美致电蒋介石，宣布辞去财政部长职务；次年5月和7月，他又相继辞去行政院副院长和中央银行总裁职务。至此，孔祥熙和蒋介石在政治上的亲密合作关系宣告完结，而其政治生命也基本结束。 抗战胜利之后，孔祥熙曾试图东山再起，如在1946年11月参选“制宪”国民大会代表并当选为大会主席团主席，但终因国民党内政敌的抵制而复出未果。

1947年秋，孔祥熙以陪护宋霭龄治病为由，由上海赴美国纽约定居，从此再未踏上中国大陆一步。两年后，国民党政权在大陆覆亡，蒋介石率残兵败将退踞台湾。又一年，蒋介石宣布复任“总统”之职，并聘孔祥熙为“总统府”资政。12年后，孔祥熙因思念中华故土，由美国赴台北定居至1966年。同年，他改变在台北颐养余年的初衷，飞返美国求医。

1967年8月16日，孔祥熙因突发心脏病在纽约去世，享年87岁。遗著有《二十五年来中国之工商》、《西安事变回忆录》、《抗战以来的财政》、《孔庸之先生演讲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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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孔氏在耶鲁大学究竟获得何种硕士学位，说法不一。有说是“矿学硕士学位”（《工商部长孔祥熙博士历略》，《申报》，1928年3月2日第14版）的，有说是“理化硕士学位”（李茂盛：《孔祥熙传》，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15页）的，有说是“经济学硕士学位”（《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53页）的。而孔氏本人则在档案材料中称自己获得的是“耶鲁大学政治经济硕士”，(见台北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会藏：《第五届中央执行、监察委员履历表》，转引自卓遵宏：《孔祥熙的财政观》，《近代中国历史人物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年版，第272页)，并曾声明“我自己也是学实业的”（孔祥熙：《在财政部印刷局对全体职员工人训话》，《孔校长北上言论集》，旅沪铭贤俱乐部1934年10月印行，第27页）。考虑到《辞海》的权威性和档案材料、本人声明的原始性，本书采用“经济学硕士学位”的说法。

[2] 郭荣生：《民国孔庸之先生祥熙年谱》（下文简称为《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0页。

[3] “六政”是指植树、水利、蚕桑、禁烟、天足、剪发；“三事”是指种棉、造林、牧畜。

[4] 刘振东编：《孔庸之先生讲演集》（下文简称为《演讲集》），台湾文海出版社1972年版，第418、430页。

[5] 《年谱》，第80页。

[6] 《年谱》，第84－85页；《国闻周报》第10卷第45期。

[7] 孔祥熙：《西安事变回忆录》，《演讲集》，第662页。

[8]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第2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94－397页。

[9]《年谱》，第124页。

[10] 《演讲集》，第459页。

[11] 《孔祥熙致胡适电》，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82页。

[12] 杨荫溥：《民国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第1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