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社会主义改革研讨会”综述

 “坚持社会主义改革研讨会”综述

“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于2006年3月4日在北京西山举办了“中国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座谈会”（网上称为“西山会议”）。

不久前《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对“西山会议”作了报道。“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胡姓人士表示，网上登载的会议原始纪要是准确的，但是不知道纪要是怎样流出去并被帖到网上的。他说，这本来是一次内部会议，会上的一些言论不适合公开发表。

    《华尔街日报》发表的文章指出，这次“泄密”事件只是有关中国市场化改革未来走向的公开讨论越来越激烈的大背景下的一个最新插曲。有关改革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贫富悬殊拉大、腐败愈演愈烈、某些行业被外资把持等，社会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声，在改革道路上已跋涉27年的中国俨然已走到一个十字路口，何去何从亟待抉择。

由“毛泽东旗帜”网站主办的“坚持社会主义改革研讨会”于2006年4月9日在北京举行。参加会议的既有经过革命战争锤炼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专家学者，还有一批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正义感的热血青年。与会者济济一堂，踴跃发言，义无反顾，慷慨激昂。这个研讨会，初步回应了由自称“站在右边”的“精英”们主导的“西山会议”。

研讨会由“毛泽东旗帜” 网站执行站长时迈主持，“毛泽东旗帜”网站顾问张勤德作了主题发言，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动摇，强调坚持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强调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

在研讨会上先后发言的有：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人民大学教授张帆、首都经贸大学教授丁冰、全国总工会书记处原候补书记韩西雅、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高恒、许建康、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徐飞、中国合作经济研究会副会长余永龙、全国政协原副秘书长卢之超、北京大学原副校长梁柱、学者刘贻清等。

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原副院长杨友吾、中央党校教授吴健、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刘日新等同志分别提供了书面发言。

出席“坚持社会主义改革研讨会”的还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顾问詹武，全国总工会原书记处书记刘实，中宣部文艺局原副局长、《中流》杂志社原执行主编徐非光，《光明日报》原副总编辑、《真理的追求》杂志社原主编陈谈强，中央党校教授肖一平、吴雄丞，北京市委党校原副校长王子恺，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黄如桐，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研究员韩德强，以及“旗帜网”网友东方明亮。

改革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批判瞒天过海的“资改观”

在“西山会议”上，一些人大谈“改革不可动摇”，而且要求中央领导人出来讲话，并鼓吹对改革要有“理性思考”。

    针对这种议论，李成瑞同志在“坚持社会主义改革研讨会”上发言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还是实行私有化，这是问题的核心；政治体制改革，是坚持和完善人民民主专政，还是取消共产党、公开实现台湾模式，抑或是表面上赞成共产党的领导、实际上从内部瓦解人民政权？一句话，争论的焦点是坚持还是推翻四项基本原则。

    丁冰教授在发言中指出，当前大规模争论的焦点，实际上是两种改革观的争论，即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改革，还是新自由主义主导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改革，而不是要不要改革的争论。“主流”“精英”们给反对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意见扣上“反对改革”的大帽子，是别有用心的。

    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胡代光同志因事未能参加“坚持社会主义改革研讨会”，他委托丁冰教授带来了他的一句话：有些人是挂着羊头卖狗肉，表面上拥护邓小平，实际上是在贩卖他们自己的“改革”思想。

刘日新同志在发言中指出，“主流”经济学家鼓吹改革要“去意识形态化”，不问姓资姓社、姓公姓私，实际上是要借此以售其奸，否定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使资本主义改革顺理成章。他们并不是真的不讲意识形态，而是要你不讲意识形态，他们可是坚决搞意识形态的。

经济改革决不能搞私有化

——揭穿泛市场化的鼓噪

    张勤德同志在发言中指出，有些人在“西山会议”上极力鼓吹市场化，一方面把改革的一切成绩全都归于私有化“改革”，另一方面却把新自由主义“改革”造成的广大群众上学难、看病难等问题归罪于政府，归咎于政府财政支出不够。

    李成瑞同志指出，经济改革的核心问题是所有制，市场问题是从属的，不同的社会制度与市场结合，其结果可能不同。正确地发挥市场作用是应该的，可是“西山会议”连篇累牍大谈市场化与反市场化问题，只字不提所有制；而实际上，根据《中华工商时报》2006年3月报道，目前公有制经济在GDP中只占43%，据国家统计局2005年数字，从2001到2004年，公有制经济每年下降2.34个百分点。“西山会议”谈及“教改”和“医改”问题，只谈政府应该在二次分配上解决问题，而对于“市场万能论”却不敢做任何公开检讨。因此，奉劝大家不要让他们牵着鼻子走。

    吴健教授在发言中指出，这些年来市场化“精英”们把计划经济丑化到了极点。刘国光同志今年3月20日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需要计划》的文章，指出过度摒弃计划的泛市场化观念是错误的。

    梁柱教授在发言中指出，计划经济时期国企的问题主要是管理的问题，可是后来却被说成是产权不明晰，开出的药方是彻底改制。

杨友吾同志在发言中指出，实施改革开放和保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载入党章和宪法的。我们这些参加过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老党员，竭诚希望党和政府给予高度重视和切实保证贯彻实施，特别是要立即停止出卖国企，并加快国营经济的发展。我们还迫切要求政府有关部门，尽快并定期向全国人民公布私有制经济和公有制经济所占比重的变化情况和具体数字。这样做对于安定民心、促进社会和谐是有利的、必不可少的。

政治改革必须巩固人民民主专政

——剖析“西化”、“分化”的所谓“政治改革”

    丁冰教授在发言中指出，这次“西山会议”最引人注目的，是有些与会者对目前我国改革进程的估计和下一步的安排，说什么“经济改革实际上已经结束了”。在他们看来，他们所追求的经济“改革”目标确实已经基本实现了。据2005年12月公布的我国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的资料，在工业领域就业的9643.8万人中，在国有、集体企业就业的只占20.3%，在私营和外资企业就业的占56.3%，可见公有经济已明显不占主体地位了。于是他们进一步毫不掩饰地说：“对改革要重新定义”，要从经济改革转向“改变传统的社会统治方式”，“党和议会之间的关系，党和司法之间的关系，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到了必须解决的时候了”，甚至要实行“台湾模式”。

    张帆教授在发言中指出，对于这些言论，一要高度重视，这决不是孤立的个别事件，2003年6月的“民间修宪会议”上就有人提出废除人民民主专政，实行“宪政转轨”。二是关键在领导。某些人已经图穷匕见了，如果他们被重用，他们的“改革”主张被采纳，后果不堪设想。识别他们，拒绝他们，重新安置他们，这一切取决于领导人。三是要认识到，大规模私有化肯定造成我国政权不稳。四是要守住两条底线，其一是公有制为主体，其二是民族经济独立。五是要记取东欧和中亚国家的教训，反对和平演变，反对“颜色革命”。六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大力批判新自由主义。

    詹武同志在会议留言中也指出，一定要警惕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阴谋，警惕另一种形式的“颜色革命”。

东方明亮网友在发言中指出，苏联解体之前，美国虽然欣赏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但是发现他失去了控制力，于是就策动了第二个代理人、第二个中心，就是叶利钦。

    韩西雅同志在发言中指出，“西山会议”上某些人所谓“政治改革”的叫嚣，与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前段时间的一系列演讲是遥相呼应的。佐利克说：“政治封闭不能永远成为中国社会的特色。”“中国人认为，强调经济增长和增强民族主义可以维持共产党的一党统治，这是危险的，也是错误的。”佐利克还说：“生为中国人并不意味着与民主相抵触，不妨看看活跃的台湾政坛。”

    韩西雅同志指出，“西山会议”的参加者基本都是公职人员，其中大多数是共产党员。有些人竟然不顾党章、宪法，肆无忌惮地发起进攻，这是党纪国法所绝不容许的。他们公然同美帝国主义一唱一和、里应外合，他们同美国究竟是什么关系？这是必须查清楚的。有关的党政领导机关应当加以管教，加以检查，对之执行纪律。

    人们注意到，“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最近在《中国新闻周刊》第12期发表言论，说“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改革一样，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决不是某些人理解或主张的政权更迭”。“坚持社会主义改革研讨会”上许多老同志纷纷指出，经验表明，事情有它自己的逻辑和规律，如果按照一种错误的方向走下去，很多事情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和声明为转移的。“西山会议”纪要被捅到网上之后、“西山会议”上某些人要实行“台湾模式”的叫嚣被曝光之后，高尚全发出这样的表白，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集中批判一小撮“资改”“精英”

——对“西山会议”的参加者要一分为二

    徐飞和许建康两位学者在发言中都指出，“西山会议”的参加者，其内部意见并不是完全一致的，这一点应该注意到，比如葛延风等人在“医改”问题上是有一定真知灼见的，与那些鼓吹私有化、鼓吹多党制的人不一样。

尖锐复杂的斗争犬牙交错，历史关头的争论意义重大

    卢之超同志在发言中指出，目前确实存在着复杂的斗争。但是宪法第一条关于我国国体的规定和四项基本原则，这个大框架是他们最害怕的、难以逾越的障碍，也是我们的优势。近几年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提出以人为本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并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弱势群体的措施，这些是我们应当看到的。

丁冰教授发言说，党中央2004年3号文件在强调“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的同时，又指出对大是大非问题，要鼓励不同意见的争论。在中央政策的鼓舞下，形势有了明显的变化。2004年8月开始的郎咸平旋风，2005年7月开始的刘国光旋风，以及2005年10月开始的《物权法》的争论，都带来了改革的新气象，使“主流”“精英”们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任所欲为地、放肆地鼓吹新自由主义改革的谬论了。于是有些人图穷匕首见，同时又企图继续使用“不争论”的武器来堵住不同意见者之口，但这已经不可能了。

    刘贻清同志在会上介绍了即将出版发行的《刘国光旋风实录》一书的出版情况。

    张勤德同志发言指出，这场大争论，实质上是“资改”“精英”和人民大众之间两种利益、两种命运的斗争。高恒研究员指出，理论的大辩论，关系到中国的生死存亡。徐飞教授指出，这是历史关头产生的大争论，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