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目标：人民的人大

我们的目标：人民的人大

　 　

一、雷霆天威模式=激化社会矛盾模式

　 　

三鹿事件迄今，党中央已经显示了其愤怒，展示了其诚意。

　 　

但无论党还是人民都必须认识到，当下所有的撤职、查处、学习，还只是在治标这一层面展开。而党、群矛盾的症结根本——缺乏官员对民众负责的利益驱动机制——仍然未能触及。

　 　

古语云，雷霆雨露皆是君恩。眼下也是一样，一番处置下来，官员只是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央的恐惧，却毫无对百姓的恐惧。而一些我们善良的老百姓已经开始叩谢天恩了，也不想想等雷霆一过，还不是一切照旧？

　 　

在天威浩荡的激励模式下，官民互动中各自的最佳选择很有意思：

　 　

地方及部委的选择必然是下更大力气瞒住中央。小事情，派出白血球一顿乱杀，还是相当有效的，大部分事件都能摆平。而一旦摆不平的，就是拖延了病变的最佳救治时间，就是癌变，就是灾难。这次的毒奶粉，是个典型案例。

而百姓的必然选择则是把事情闹大。因为雷霆天威就意味着昏官明君，政府的公信力只集中在中央一级，只有中南海的天是晴朗的天。我可以百分百地预测，上访高潮将再次掀起。因此对百姓而言，即使是小矛盾，其最佳选择也是将矛盾激烈化，甚至暴力化，将事情捅到天上、闹到中央为止。

　 　

这件很古董的雷霆天威，在现代社会，实质上是社会矛盾的兴奋剂，是社会动荡的激励机制。

　 　

在全面落后的封建社会，人口数量、官民可能的利益冲突点、信息化程度都远不如今，全国性大案要案的发生几率低得多，雷霆天威才勉强上得了台面。

　 　

平常年景，旱地一声雷，大家会觉得稀罕、振奋、惊喜。

而任何朝代的末期，天威频频、雷霆阵阵。这雷也就贬值了，人们也就麻木了，甚至幻听为丧钟声声。不正是亡国征兆？

　 　

多难好比是多雷，与兴邦、丧邦没多大关系。

民间俗语，干打雷不下雨，讲的就是这道理。老百姓需要的是雨，是普降甘霖，哪怕就那么几滴，也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二、命运的“报应”与再“报应”

　 　

这次的三鹿事件，宛如一场策划，充满了隐喻与符号。

在民间以“五行福娃”概括的灾难陆续登场后，那盛宴，我们本以为是多难后的兴邦。

没想到却接踵而来了兴邦后的国殇。

　 　

这第六只“福娃”的登场却宣誓着：一切的天灾，加起来不如人祸。

就像眼耳鼻舌身五识却屈膝于第六识，意识。

　 　

人祸源于意识，也驱赶着意识。

　 　

面对天灾，我们虽血染山川，却可以天灾屏蔽一切。

我们指着铁路说，那是冰，那是祸。却浑然不顾，长老们分猪肉时，已经在高速路上停驶了两周之久的车龙。

我们指着小学说，那是震，那是祸，却置若罔闻，那纤细的钢筋与钢筋上串着的纤弱孩童的血肉。

　 　

终于，人祸，完全的人祸，毫无其他幻像可以屏蔽的人祸来临了。

　 　

命运就像一个高明的法官，挖了一个又一个坑，引诱犯人用尽了所有托辞，编圆了所有谎言，再最后轻轻一指，捅破这个完满无懈的泡泡。

　 　

这是命运对中国的一次虐杀，一个神谕。

她用一个复杂的递进，将一个简单的灾难，放大成一卷兴邦多难的启示录。

她用一记充满邪恶禅意的圆月弯刀，在中国脸上刻下无法磨灭的两个字：报应。

　 　

可悲的是，承受灾难的永远是最无辜的百姓。

　 　

而如今，有人竟然毫无醒悟地要把这个“报应”的游戏继续做下去。

在启动政治改革的最佳时机，拖延塞责，用这种史前的雷霆模式暂时蒙混过关。表面看是在危机公关，取得喘息定神的机会，可实质是在自欺欺人。欺骗自己不需要付出政治改革的代价，不需要尊重“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客观规律，就能挽狂澜于即倒。

　 　

其结果只能是在一个更大层面上忌疾讳医，形成癌症；吹一个更大的泡泡，被命运捅破；最后以一场更大的灾祸在中国的尸体上刻下“报应”二字。

　 　

如果说这次三鹿的涉案官员是对孩子的生命渎职，会受到你们的雷霆惩罚。

那么你们现在的拖延时机就是对中国的生命渎职，会受到命运的雷霆惩罚。

　 　

（PS：有些同志不喜欢“报应”二字，理解。三十年前，若谈“危机”，“多难兴邦”，会被当反动派抓了去。而现在这些词都登堂入室，融入总书记、总理的讲话。同理，“报应”二字不可怕，要考虑的只是怎么把“恶报恶应”，变成“善报善应”。具体见后文。）

　 　

三、固液相变的中国

　 　

中国现在的政治机器，脑袋半健，躯体半康，而神经系统，尤其是末梢神经彻底坏死。不明冷暖，不知轻重，不辨是非。此非虚言，大家可以看看近年县政冲突何其多也，瓮安不过是最具代表性罢了。

最可悲的是，各级基层神经组织基于利己心理，条件反射性地将外界反馈的各类信号，喜则放大，忧则压缩、屏蔽。使得大脑基于这些扭曲信息发生一次次的误判。也一次次羞及大脑的颜面，伤害大脑信誉。

　 　

五识俱废的神经系统使大脑的知道也成为不知道。

盲人瞎马，夜半池边。

再不改革，危乎殆矣！

　 　

当下的中国百姓，由于经济基础的跃升，由于对世界各类信息的了解，甚至由于奥运壮大了普通民众心中 “人”的尊严与骄傲，已经与以前发生了质的变化。

　 　

如果说以前的中国是固体，现在则在经历从固体到液体的相变过程。中国的百姓也具备了更多“液体”的特性。

　 　

他们更加敏感。把大石头投入泥潭，只是扑通一声；把小石子投入水塘，却会有层层涟漪。

他们对股市更敏感，更容易狂喜、慌乱。他们对生命更敏感，在意食品、环境的安全。他们甚至对他人的生命更敏感，主动驰援抗震，以血脉汇为龙脉，赢得了全世界的震撼与尊敬。

　 　

他们更加自由，这自由来源于每个分子能量的提升。

在热力学里，温度是“分子”平均动能的外在体现。我们这几年的国运昌隆，也就是中国作为国家的“温度”飙升，正是我们每个“分子”活力化的宏观体现。

这功劳归于我们每个人，也归于党中央。没有上一轮开放中，小平同志为首的改革派尊重客观规律，给包产到户、解放生产力这些民间自发经济运动，以制度化的保障，就没有今天尚可傲立世界的强者身姿。

　 　

那么在面临中国国民“液态化”这一客观现象的今天，我们必须再次抛开一些虚假的意识形态问题，严肃思考：改革出一个政体，配得上国民进步的。

这是个连科勒龙头，都在整天宣传的道理。

　 　

这自由、敏感、固液相变，带来的无论善恶美丑，她们是作为客观规律降临华夏。我们只能面对她们，为她们作出改变，设计合适的体系，以符合其特性，抑制其恶、发扬其善。

　 　

任何一个从固态到液态的相变过程中，都需要大量的能量。

以历史模仿这一过程，则是混乱，是鲜血，甚至是革命。我们只能从人类历史的经验、教训中汲取营养，用我们的智慧替代鲜血成为历史祭台上的牺牲，尽可能少地付出代价，安全过度。

　 　

四、人大是最佳博弈平衡

　 　

一边是日益自由、敏感的百姓，一边是末梢坏死的僵硬政治机器。

一边是液态化的国民，一边是福禄寿权来之于上，利益驱动来自于上的固态化官僚体系。

矛盾如何解决？博弈怎能平衡？

　 　

我们遭受的种种人祸，无非“报应”二字。

而破局脱胎，也非“报应”二字不可。

大道至简，颠倒报应便是。人民报知需要的服务，而政党应声而行。

　 　

报而不应，终有报应，报而应应，何来报应？

　 　

现在，我想任何一个稍微有头脑的国人都能作出判断：要改革滞后的政治体制，建立一套新的体系，配得上“液态化国民”的。

她能迅速有效地反应基层百姓的利益，她能随时随刻地监督官员，她能有效地把民意转化为官员的利益驱动。

她能重建闭塞的神经反馈系统，把民众的冷暖和官员的善恶反馈给大脑；她能接引民间的动力，更换不合格的零件，保障中国战车的高速航行，甚至快马加鞭。

　 　

而我们党在最初设计的时候，早就准备好了这样的工具：人大、政协与多党派。这是我们49年建国之后就产品自带的两个备用引擎，这么多年虽备而不用，但之所以没有抛弃就是为了关键时刻挽救国运。

　 　

这两台引擎，至少基本的硬件、软件是齐备的。

凡事欲速则不达，过犹不及。目前只能先发动人大这个最最符合宪法的政治机器。这是民众与执政党博弈，所能达到的平衡点。扯上多党制，越过执政党的承受底限，只能博弈破裂，车毁人亡。

　 　

人大的真正入局，若有决心，相当方便。只要把以前端坐的泥塑木雕换成人民自己选举的人大代表，再把人大这台引擎的动力传导到官员升迁的动力装置中。

把中国战车从两轮驱动，升级为四轮驱动。

　 　

五、垂拱而治，有所为有所不为

　 　

很多人固执地认为真正启动人大会乱，其实大可不必担心。

　 　

首先，乱是肯定的，但是人大里面吵乱套了，人大外面才能清净。小乱大治。对执政党而言就是垂拱而治天下。

　 　

其次，让人说话，就等于断了他采用极端方式解决问题的念头，省却了最恐怖的麻烦。“你不给我个说法，我就给你个说法。”这第二个说法从来都是用刀说的，才是真正的乱。

　 　

再次，现在的执政党，好似《满城尽带黄金甲》中的周润发，总是说“朕不给，你不能拿”，结果举家造反，搞得他整天防不胜防。其实那么多皇后、皇子，你让他们拿，让他们争，他们反倒要求着你来做主，你来裁判，你来平衡。你不需要太提防谁，他们还都得来巴结你。有所不为才是大智慧。

　 　

现代的中国，各阶层利益大相径庭，谁肉多了别人都不高兴。执政党以硬梆梆的方式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肯定头疼，无论怎么平衡，结果就一个：遭大家骂，没人说你好。

想想曹操那个“大明白”的话：“想害我，就把我放到火上烤”。

　 　

各级人大，本就是各个阶层利益博弈的场所，通过他们相互间的口水，能迅速清晰地反映各阶层的强弱、理念、利益底限。其中的公平博弈，其结果是各方接受的，是更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的。至少比由执政党拍脑袋正确。而且出了问题，也会把绝大多数怨念投射到某个对立阶层身上。执政党要做的只是平衡、公正和扶助弱小阶层。

　 　

执政党现在就是不该管的管得太多了，不会做减法。

胶农和胶商有矛盾，结果警方冲到一线解决问题，按他们的话讲：“老百姓能不恨我们吗？干的就是得罪老百姓的事。”再这样下去，中国至少是县这一级，都得乱翻天了。给胶农和胶商规则、场地，让他们对吐口水。给不同利益群体规则、场地，让他们在人大对吐口水。

他们之间的口水永远比你的拳头管用。

　 　

同时，该管的又没管明白。把钱粮耗费在许多“看不见的手”本可以自行协调的地方。像食品安全这样“人命关天”的最后屏障，却任其市场化渔利，又安能不祸起萧墙。

　 　

打个比方，国家从当年家庭吵架、离婚的调解员身份撤出来了。吵架的家庭，给他们部法律，给他们个法庭，一切按约办理，他们自然会博弈出个结果。少挨多少骂？省了多少人力物力？把这些力气放在保护儿童权益这个“死限”上不好吗？

国家，国家，治国要从治家中悟出门道。“液态化的家庭”要交给“看不见的手”，“液态化的国民”同理可证。

给个人大，让他们去博弈。

　 　

人大这种构架也并非什么西方独有的经验。汉初遵循的黄老学说，之所以很受西方汉学青睐，就是因为很符合现代西方自由派的主张。“道”在政治生活中的运用类似于“看不见的手”，以“小政府大社会”的模式进行“垂拱而治”。

　 　

众所公认，道家理论（与道教是两个不同概念）相当部分是基于对“水”的模仿和思考，也正符合在“分子自由度”较大，“分子间距”较大的背景下的液态管理模式。汉初华夏，人口零落，“分子间距”大，所以适合如此管理。到汉武时代，人口压力增加，“分子间距”缩小，改为儒家模式——针对固态型社会最有效率的模式。以后，每当王朝初期，人口密度小时，道家的政策都会作为有效补充以不同扮相粉墨登场。

　 　

而资本主义社会和封建社会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分子自由度”大大提升。社会从固态模式转换到液态模式。其治理模式必然要符合“分子自由度”较大的要求，尊重“看不见的手”，让不同群体进行“利益博弈”寻求最优解，并取代垂直管理，政府说了算的固态作风。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那是气态社会的模式，还比较遥远，而且分子自由度更大。

直接固变气，升华，咱国家也试过，差点升华了。目前世界范围也还没成功经验。所以，就算咱从战略上彻底藐视欧美，也得先把固态到液态这个课补上。

　 　

古语云：道、法、术。是指问题的不同层次。固、液变化是道的层次发生变化。不在道的层次求解，法、术层面再热闹，也是白费心思。

正所谓：道不通，不可与谋。

　 　

综上所述，人大能以柔性、博弈的范式，平衡各阶层矛盾。使执政党从各种刚性对抗中脱身，站在一个更超脱的裁判位置。有效降低执政成本和执政风险。

加之能够解决前文的“五识俱废”和后文的“信心塌陷”问题，对执政党而言，人大可说是摆脱目前困境的不二选择。

　 　

六、三鹿事件的凶险，远超党的想象

　 　

末梢的坏死必然带来判断的失灵。三鹿事件，作为一次纯粹的人祸，带给中国的凶险，远超过党的想象。

　 　

首先，我们按人群，按阶层分析一下：

这次事件，肉体上的受害者是农村及城市贫民阶层。这个群体有用行动表达愤怒的倾向。

精神上最紧张的，反感最强烈的是城市年轻一辈的高知识阶层，中产阶级。尤其是其中趋向保守平和的一部分，恰好是受害最深年轻爸爸妈妈们，加剧了舆论、思想层面的失稳。

　 　

而最可怕的是，三鹿事件动摇了中国最大的稳定阶层——沉默的大多数——城市普通百姓。

请领导们走出来亲眼看一看吧！从来他们都是劝说、安抚年轻人的角色，是避免这个国家失控的最有力的缰绳。

而这次“完全的人祸”事件中，他们的沉默异样了。他们买菜的篮更加迟疑犹豫，他们看米的眼更加迷惑彷徨。

他们，最稳定的一群人。支撑他们沉默的信心，正消弭在沉默的耳语与沉默的凝视中。

　 　

其次，我们再按百姓对这次灾祸(注意，是在之前多难的合力背景下)的心理分析一下：

第一、排他性。与任何天灾无关，完全的人祸。前文叙及，不再赘述。

第二、空间性。毒奶门覆盖面积之广，倒与今年国内纷至沓来的灾祸相类，颇有村村点火，寨寨冒烟的乱象。老百姓朴素的经验论认知中，已经明了这不是一城一地之得失，问题出在根子上了。

第三、时间性。前有三鹿大头娃娃的涉案，而后又在质检局的协助下脱身，甚至还能再到央视标榜一千道工序。后有美国宠物粮，被我方义正词严反驳为反华势力泼脏水。前后数年的乱政一夕揭露，已再难解释为一时疏漏，而是制度化的癌变。这也使得国家信用，在百姓心中濒临破产。

　 　

第四、对比性。这次事件紧随奥运发生。使得举国从“大国崛起”的虚幻快感顶峰瞬间跌落到“花朵凋残”的残酷现实低谷。命运以恶作剧般的云霄飞车，将事件的残酷在百姓心理上“放大”一个数量级。这就好比地震，如果是一系列小震为预兆，大多人都能逃过大劫，而这次却又如一次毫无预警的汶川大震。放大后的毒奶事件，将执政党在地震、奥运期间积攒的人品挥霍一空。

　 　

第五、符号性。奥运会是极具正面意义的浩大符号工程。她类似心理治疗师的催眠术，将“中华复兴”、“中国尊严”甚至“个人尊严”这些概念写进国人的意识海中。但在最后一刻却被地震惊醒，房倒屋塌的地狱景观也被同时刻画在一代人的潜意识中。“奥运与毒奶”纠结的潜意识组合，会使我们顺利时更狂妄，低落时更崩溃。

　 　

我个人最恐惧的是第五条。这种分裂的倾向，在一些大的国运关口，会以社会合力的状态，释放出非理性的选择。以军队作比，将不是被对手佯败所迷惑，被打了伏击包了饺子；就是打不起硬仗，溃散亡北。

这就需要执政党以高度智慧，进行更高层面的“震后心理重建”，以恢复国民的信心。

　 　

现在，执政党对三鹿事件的应对措施是：撤职、清理、开会学习。这些老八股的手法，了无新意。显然是由于各级基层神经组织的麻木或避险心理，使得大脑对于危险的“性质”产生了误判。继续将其定义为“一次严重的恶性事件”，并进行了针对个案的最高规格危机公关。

从这个意义上讲，大脑的反应并无错误，也展示了诚意。

　 　

在此，我希望党中央做一次深入的中国居民（我们没脸自称公民，我们连孩子都保护不了）信心调查。看一看仅靠这些雷霆，老百姓有几个相信问题能被解决，灾难不再重来？

分析清楚三鹿门是一次强烈的地震，还是更强烈地震前的一次示警性前戏。然后再判断是隆重地继续这次危急公关，还是把它当作推动中国政治改革的契机。

　 　

七、我们的目标——人民的人大

　 　

当今的世界，就是一场破船拉力赛。

同一个世界，不同的破船。

不管你是老牌列强，还是新锐金砖，都要手忙脚乱，下补漏洞，上赶行程。

风浪有多暴？天机渺渺。

窟窿有多深？勾漏冥冥。

　 　

危机，就是打乱重来，就是洗牌；就是有人点炮，有人“和”牌；就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面对着环觑的鹰熊豺象，是以“和”为贵，还是包庒通陪？是大国崛起，还是就此衰颓？

刚刚醒转的巨龙，只能直面这决定国运的大机会，大危险。

命运，能否掌握在自己手中？

　 　

正如我们因官僚机器得不到约束，而遭到报应。

美国也因金融、扩张得不到约束，而遭到报应。

“一超独大”的衰落，昭示着新一轮从“春秋”到“战国”的历史大戏缓缓拉开帷幕。

面对这决定未来国运的百年难逢的历史契机，命运只会将青睐留给有准备、有信心、有魄力的民族。

只有打破坛坛罐罐，不拘于蝇营狗苟眼前的小利、私利，中国战车才能万众一心，驶过这关键的历史弯道，锁住最大利益。

　 　

“赳赳老秦，共赴国难”。

那些从滚烫的血脉里迸发出来的质朴与刚健气质，千载以下，尚有余温可暖我心。　　

　 　

“大战”将至，军心为先。

中国现在最需要的就是民众的信心，而最缺的恰也是民众的信心。

　 　

这信心只能来自一份契约——人民的人大。

因为在执政党之外，必须再有一个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保障体系。

只有有了这份契约，遵守这份契约，国民才能在大危大机面前放心地将脊背交给党这个伙伴。

　 　

为了中国的未来，为了中国的人民，为了中国的孩子。

　 　

我们的目标——人民的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