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晓平||毛泽东与毛岸英

　　毛岸英，这是一个英雄的名字。

　　作为毛泽东的大儿子，这位童年时代就随母亲入狱坐牢，少年时代流浪街头，青年时期又在异国参加反法西斯战斗，回国后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光荣牺牲的男子汉，毫无疑问他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的红色后代中的第一人。

　　毫无疑问，无论就其个人的历史背景，还是和平发展的中国现实社会，毛岸英这个名字都应该是一个榜样！

　　四方脸，高额头，阔鼻梁，卧蚕眉，长相酷似母亲杨开慧的毛岸英，一八〇厘米的个头与父亲毛泽东站在一起不分伯仲。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四日，毛岸英出生于长沙小吴门外的清水塘。按照韶山毛氏家族的族谱，岸英届“远”字辈，毛泽东为其取名，字“远仁”。

　　作为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的人生注定与艰难困苦联系在一起。在生命的最初五年中，他随父母到过上海、武汉、广州。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时，他又随母亲和两个弟弟回到长沙县东乡板仓的外婆家隐蔽。八月，毛泽东组织秋收起义，不得不与妻子握别。从此，父子天各一方，杳无音讯。在白色恐怖之下，为了安全，岸英对外改随母姓，叫杨永福。

　　八岁时，毛岸英与母亲杨开慧被当时国民党湖南军阀赵恒惕所领导的清乡司令部所属“铲共义勇队”区队长范觐熙(杨开慧家邻居)带领的枪兵抓获，被关进长沙协操坪监狱。在狱中，小岸英饱尝了人间的辛酸，知道了爱憎。凶残的敌人将母亲打得遍体鳞伤，岸英哭着用小手抚摸着母亲的伤痛，懂事地说：“妈妈，现在他们打你，将来我长大了要狠狠地打他们。”

　　这个时候，父亲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已经失败，在一个名叫井冈山的地方开始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建立中国的第一个革命根据地。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十四日，杨开慧惨遭杀害。从此，岸英永远失去了母亲和母爱。

　　小岸英亲身经历了这个生离死别的时刻。十多天后他才被舅舅杨开智、舅母李崇德从监狱中保释出来。为了避免再遭迫害，岸英和弟弟岸青、岸龙在外婆和舅母的保护下，送到当时党中央机关所在地上海，由叔父毛泽民安排进了大同幼稚园。

　　大同幼稚园是中共驻上海的党组织为了安置、救济和培养革命烈士的后代，由党的外围组织“中国互济会”出面开办的。其间，四岁的小弟弟岸龙因病不幸天折。

　　不久，因为顾顺章叛变等事件的发生，中共在上海的党组织遭到破坏，大同幼稚园的真实身份也已经暴露，一九三二年三月，党组织在无奈中决定将它解散，孩子们也被迫疏散。当时毛泽民夫妇已赴中央苏区工作，岸英兄弟在上海无亲无故，成了孤儿。

　　毛岸英

　　党组织把毛岸英和弟弟毛岸青兄弟俩安排到幼稚园创办人之一的著名“红色牧师”董健吾家寄养，按月支付三十元的生活费。董以牧师身份为掩护做地下工作，从教堂领取薪水。

　　然而，好景不长，到了一九三三年，中共中央迁往江西瑞金，党的经济资助中断而董健吾本人也因身份暴露外出躲避追捕，董的原配妻子黄慧英在生活日趋困难清贫的情况下，有些嫌弃，孩子们在吃不饱穿不暖的情况下还时常挨打受骂。于是，岸英和岸青离家出走，从此流落街头过着流浪的生活。

　　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三兄弟在上海

　　无处栖身无食果腹的岸英带着弟弟住在一座破庙里。母亲的惨死，父亲又不知在何方，兄弟俩为了生存，只好靠当报童、卖油条、推板车、拾破烂来赚取一点钱，以换来一点食物充饥，可这也只能是饥一顿饱一顿，吃了这餐没下餐。

　　有一次，岸青接了一张假票子，无法交上款，就挨了老板的打，可也只能忍气吞声，以泪洗面。有一天，他走到一根电线杆旁，看到地上有一小节粉笔，就捡起来在电杆上写下：“打倒帝国主义！”恰巧被一特务碰见，这个狠心的家伙竟然拿起路边小贩的铁钳向岸青的头部猛击。小岸青遭此毒手，当即头破血流，昏倒在地，导致两耳被打聋，大脑严重受伤，从此落下终身不治之症。

　　作为哥哥的岸英，自然又担起了照顾弟弟的责任。然而就是处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中，岸英和岸青仍不忘学习文化。为了买到一本《小学生词典》，兄弟俩勒紧裤带，坚持三个月不吃早饭，终于如愿以偿。

　　这本小小的字典，岸英一直珍藏着。这种流浪的生活一直过了五年之久。解放后，岸英在看电影《三毛流浪记》时还激动地说：“那时我和岸青在上海的流浪生活和三毛相比，除了偷和给资本家做干儿子外，其他几乎都经历过。”毛泽东也感慨地说：“为了革命事业，这些孩子从小就吃百家饭，走万里路啊。”

　　一九三五年秋，远在中央苏区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国民经济部长的毛泽民，托钱之光找到当时中央特科的潘汉年，帮助寻找毛岸英、毛岸青，直至一九三六年夏天，董健吾将他们兄弟俩从一座破庙的一帮流浪儿中间找到，这才与地下党接上关系。

　　随后，又托张学良东北军的部下、抗联总司令李杜，利用他出国到西欧考察的机会带岸英兄弟俩到了法国巴黎。半年后，由当时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的康生，将他俩送到苏联莫斯科，并将他们送进了莫斯科市郊的莫尼诺第二国际儿童院。

　　毛岸英、毛岸青在莫斯科生活的莫尼诺国际儿童院

　　岸英、岸青是一九三七年初到达莫斯科的，兄弟俩住在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的宿舍里，岸英不久就被送到莫斯科市郊的贡沏沃学习俄语。他们兄弟俩还各自取了一个俄罗斯民族的名字，岸英叫谢廖沙，岸青叫戈勒。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贺子珍来到苏联，尽管这位热心的“贺妈妈”经常主动地来看望他们，帮他们洗洗涮涮，嘘寒问暖，但在岸英和岸青眼里，这个名叫贺子珍的女人与他们毫无关系，心灵的大门始终是紧锁的。

　　他们似乎怎么也感受不到这位“贺妈妈”的亲情，他们之间也似乎没有共同语言，更不会喊出把他们视如已出的贺子珍一声“妈妈”。

　　第二年春天，贺子珍与毛泽东最后一个儿子出生了。毛泽东的三个儿子，在异国的土地上欢聚在一起，开始了新的生活。作为哥哥，岸英和岸青两个人争着为弟弟取名字。最后，小弟弟的名字定下来，叫作廖瓦。

　　然而只过了十个月，这个长相酷似父亲毛泽东的小弟弟廖瓦却不幸感染肺炎夭折了。这给岸英、岸青打击很大，懂事的兄弟俩一下子就接受了沉浸在丧子之痛中的“贺妈妈”，他们一下子找到了一种家的感觉。直到又过了两年，毛泽东和贺子珍的女儿娇娇(李敏)也被送到苏联，他们有了一个漂亮可爱的小妹，血肉相连，他们更加亲密了。

　　转眼到了一九三八年，有人从苏联带来了岸英、岸青的照片。看着相片上结结实实的两个小伙子，毛泽东喜出望外，久久凝视，热泪盈眶，看了一遍又一遍。要知道，他们父子分别不见已经整整十年！儿子尝尽了悲欢离合人间苦难，父亲也走过了长征的二万五千里备受艰难，而杨开慧也已经是“十年生死两茫茫”了，怎能不思量？怎不情难忘！

　　一九三八年三月，因有人要去苏联，毛泽东赶紧在四日这天给两个儿子写了一封家书——

　　亲爱的岸英、岸青：

　　时常想念你们，知道你们情形尚好，有进步，并接到了你们的照片，十分的欢喜。现因有便，托致此信，也希望你们写信给我。我是盼望你们来信啊！我的情形还好。以后有机会再写信给你们。祝你们健康、愉快与进步！

　　毛泽东

　　三月四日

　　这是毛泽东给儿子写的第一封家书。此时的毛泽东在延安孤身一人，妻子贺子珍一气之下与他诀别，他的心情不能不有些郁闷。尽管大部分时间都消耗在忙也忙不完的工作上，但当一人独处的时候，他的内心何尝不有一丝惆怅和忧伤呢？为了革命，他已经失去了六个孩子。他是丈夫，他思念妻子；他是父亲，他想念儿子。

　　短短的一封家书又如何能诉尽十年的别离和思念呢？看到儿子已经长大，毛泽东怎么不激动怎么不怜惜呢？但繁忙的毛泽东没有时间与儿子话家长里短，没有心思诉思念之苦痛，他只是对“亲爱的岸英岸青”说：“时常想念你们，知道你们情形尚好，有进步，并接到了你们的照片，十分的欢喜。”语气十分的平静随和，甚至难以让人感受到那种十年别离无消息的兴奋。

　　但就在这平静的表面下，依然掩饰不了毛泽东内心的波澜，他跟儿子说“也希望你们写信给我”，接着又加重了语气说“我是盼望你们来信啊！”紧接着再说了一遍“以后有机会再写信给你们”。毫无疑问，毛泽东的幸福感觉就像这三月里开冻的河流虽不闻涛声，但滚滚奔涌，势不可挡。

　　整整一个月后的四月四日，毛泽东又迫不及待地托去苏联治疗眼病的“刘师长”刘伯承捎信给儿子为了让儿子知道自己的模样，还附寄了一张照片。

　　毛泽东在信中说：

　　岸英、岸青二儿：

　　早一向给你们的信收到了没有？收到了，写点回信给我。现有刘师长来你们那里，托致此信，附照片一张，我们情形及打日本的情形他都可以晓得，他是一个很好的人。和森的女儿，我忘记了她的名字，去年我接到她寄来的照片，我也时常记念她。问你们的好！

　　毛泽东

　　四月四日

　　不久，儿子的回信千里迢迢地从莫斯科送到了延安，毛泽东虽没有手捧家书喜若狂，但分别了十年之久的父子总算有了书信来往，令毛泽东喜不自胜。

　　周恩来、邓颖超与毛岸英、毛岸青在苏联

　　因为坠马致使右手臂粉碎性骨折的周恩来，一九三九年八月在邓颖超的陪同下从延安赴莫斯科治疗。八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又给儿子写了一封家书，托周恩来带给儿子。

　　岸英、岸青二儿：

　　你们上次信收到了。十分欢喜！你们近来好否？有进步否？我还好，也看了一点书，但不多，心里觉得很不满足。不如你们是专门学习的时候。

　　为你们及所有小同志，托林伯渠老同志买了一批书，寄给你们，不知收到否？来信告我。下次再写。祝你们发展，向上，愉快！

　　毛泽东

　　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六日

　　这封家书虽然文字不多，但却洋溢着浓浓的父爱，可见毛泽东依然沉浸在与儿子交流沟通的愉悦之中，心情十分放松欢快。而自从与岸英、岸青联系上之后，作为父亲的毛泽东就立即想到了儿子读书学习的问题，并马上托林伯渠买了一大批图书邮寄过去，供儿子和他的中国同学们阅读学习。

　　这一年，毛岸英已经十七岁。毛泽东更加关心儿子的成长，与即将成年的爱子交流思想和读书心得。但遗憾的是他这次寄到莫斯科的书在途中遗失了。

　　毛岸英、毛岸青是在一九三八年底搬到莫斯科市郊的共产国际第二儿童院学习的。到了一九三九年，毛岸英又转入苏联十年制学校的六年级插班学习。一九四〇年秋天第二国际儿童院和第一国际儿童院合并，孩子们离开莫斯科，坐火车到了三百公里外的伊万诺夫城，和第一国际儿童院的二十多个国家和民族的共产党领导人和革命烈士的子女住在一起。

　　岸英很快就和这些孩子们熟悉了，与他们和睦相处，亲如一家。在和这些不同国家的少年的接触中，他不仅学会了俄语，还学会了英语、法语、德语的一些日常用语。

　　岸英喜欢读书，尤其喜欢读古今中外历史、人物传记和战争的回忆录。他就和年龄比较大的蔡博(蔡和森之子)、郭志成(郭亮之子)、刘允斌(刘少奇之子)等组织了一个业余读书小组。

　　因为岸英聪明好学成绩好，又勇敢坚忍，人直爽，有魄力，而且爱好“军事、政治和时事”，号召力强，大家都喜欢他，信任他，他逐渐成了儿童院里的“小领袖”。

　　他先后担任了少先队的大队长、儿童院的团支部书记和儿童院所在的列宁区团委委员，他经常应邀到各处去作报告。他还写过一篇《中国儿童在苏联》，文章长达三千多字，文笔流畅优美。后来由正在莫斯科治疗臂伤的周恩来带回国内，刊登在一九四〇年四月十二日延安的《新中华报》上，报社还配发了“编者按”。

　　在前后五年时间里，岸英不仅知识丰富了，视野开阔了，而且政治水平和写作能力也有了明显提高。于是，他给父亲写了一封长信，汇报学习体会和对世界政治、军事和国际关系的认识。毛泽东看了儿子的来信，十分欢喜，就写了一封长信，给儿子的学习提出了重要的意见。

　　岸英、岸青二儿：

　　很早以前，接到岸英的长信、岸青的信、岸英寄来的照片本、单张相片，并且是几次的信与照片，我都未复，很对你们不起，知你们悬念。

　　你们长进了，很欢喜的。岸英文理通顺，字也写得不坏。有进取的志气，是很好的。惟有一事向你们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政治是要谈的。但目前以潜心多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辅之。将来可倒置过来，以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为辅。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

　　人家恭维你抬举你，这有一样好处，就是鼓励你上进；但有一样坏处，就是易长自满之气，得意忘形，有不知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危险。

　　你们有你们的前程，或好或坏，决定于你们自己及你们的直接环境，我不想来干涉你们。我的意见，只当作建议，由你们自己考虑决定。总之我欢喜你们，望你们更好。

　　岸英要我写诗，我一点诗兴也没有，因此写不出。关于寄书，前年我托西安林伯渠老同志寄了一大堆给你们少年集团，听说没有收到，真是可惜。现再酌检一点寄上，大批的待后。

　　我的身体今年差些。自己不满意自己；读书也少，因为颇忙。你们情形如何？甚以为念。

　　毛泽东

　　一九四一年一月三十一日

　　这封家书是毛泽东写给儿子的家书中最长的一封。而这封家书出自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之手，更令我们感受到了作为父亲的毛泽东对政治的一种难以言说的情怀。

　　这很容易让我们想起曾国藩，毛泽东青年时代“独服”这位曾文正公，这个创造着“无湘不成军”的湖南人，在他的家书中也同样这样劝慰他的子孙——“凡人皆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

　　热爱政治、关注民生的毛泽东，从少年时代就把自己的热诚和热血投入到了汹涌澎湃的新文化运动和中国革命的波涛之中，并在这激流之中“击水中流”，发时代之先声，在湖南这芙蓉国中，学会了与湘水对饮对歌。

　　如今，毛泽东领导着这支小米加步枪的队伍已经在中国的西北角，开始了开创一个新中国的梦想。革命尽管尚未成功但似乎已经是大势所趋，势不可挡，且指日可待。

　　毛泽东在这个时候，却直诚且诚恳地给已经大有“长进”的儿子们提出了惟一一个要求——“惟有一事向你们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政治是要谈的。但目前以潜心多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辅之。将来可倒置过来，以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为辅。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

　　毛泽东要儿子们“少谈政治”，这在毛泽东的文稿中是十分罕见的。我想，其目的是要儿子们“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因为“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

　　四十八岁的毛泽东或许从自己的成长中已经体会到了经验，感到自己相对社会科学而言在自然科学知识上就显得贫乏些。因此作为父亲，毛泽东希望儿子们能从自己身上汲取教训，应该在年轻的时候，“以潜心多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辅之。将来可倒置过来，以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为辅”。

　　毛泽东在这里告诉儿子的不仅仅是一种学习的方法，而的确是一种忠告，是一种科学的实践。但同时毛泽东也告诉他的孩子“政治是要谈的”，只是时机、场合和主次的问题，学习是第一要务，因为只有等到自己有了真才实学和真本领以后，再谈政治也就有了基础和条件。毛泽东的这段话，真可谓金玉良言。

　　对儿子的成长进步，毛泽东感到由衷地欣慰：“你们长进了，很欢喜的。”尤其对儿子“有进取的志气”，毛泽东更是给予肯定和鼓励。但毛泽东在信中，对孩子的成长也提了个醒，要求孩子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他说：“人家恭维你抬举你，这有一样好处，就是鼓励你上进；但有一样坏处，就是易长自满之气，得意忘形，有不知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危险。”

　　从这信中的用词、语气、态度和字里行间所散发出的爱心，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既是父亲，又是师长，还是朋友，和蔼可亲，坦诚相待，而且充满着平等民主的气氛。

　　他说：“你们有你们的前程，或好或坏，决定于你们自己及你们的直接环境，我不想来干涉你们。我的意见，只当作建议，由你们自己考虑决定。总之我欢喜你们，望你们更好。”

　　毛泽东不干涉孩子的选择，让孩子独立自主地自己决定自己的前途和未来，平平淡淡的几句话，看似简简单单，却明明白白地表达了一个父亲深沉的爱和期望——“我欢喜你们，望你们更好”。政治家毛泽东的宽阔胸襟和博大情怀也淋漓尽致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在信一开头，毛泽东首先对没有及时给儿子回信，表示“很对你们不起，知你们悬念”：而在信的结尾处也谈到了自己的情况和思念之情：“我的身体今年差些。自己不满意自己；读书也少，因为颇忙。你们情形如何？甚以为念。”

　　在儿子的“悬念”与自己的“甚以为念”之间，毛泽东对远在千里之外异国他乡的儿子们，怎能不挂牵和思念呢？更何况他们已经分别十几载未见一面，孩子的母亲、自己的爱妻已经牺牲，孩子从小就没有在他身边过上幸福的生活，没有享受到应该享受到的父爱和母爱，他的内心又如何不有愧疚呢？

　　可怜天下父母心。无论是对工作学习，还是对为人处世，毛泽东在这封家书中对儿子的谆谆教诲，无疑都是一条透着人生真谛的真理，普普通通的话语中凝聚着一个伟人对儿子的希望，既丰富博大又温情细腻，一个慈父的爱也在这平平常常的告诫中令人感动不已！伟人毛泽东爱子的热烈心跳力透纸背，伸手可触。

　　毛岸英和国际儿童院的中国同学在父亲像前合影

　　岸英在来信中要求父亲写诗，并希望寄些书给他们看。毛泽东说：“岸英要我写诗，我一点诗兴也没有，因此写不出。……我的身体今年差些。自己不满意自己：读书也少，因为颇忙。你们情形如何？甚以为念。”

　　作为诗人毛泽东，在长征胜利、贺子珍离开他去苏联之后，的确再也没有写诗了。毛泽东自己说自己“一点诗兴也没有”，这除了与战争年代相比较而言，一九四一年延安相对平静安逸的生活有关，而更多的或许与毛泽东的个人情感生活中的恩恩怨怨有关。

　　当毛泽东听岸英说一九三九年他“托西安林伯渠老同志寄了一大堆给你们少年集团”的书“没有收到”时，他说“真是可惜”。于是这次他又亲自选了二十一种书共六十册寄往莫斯科。毛泽东还特此注明：“这些书赠岸英、岸青，并与各小同志共之，由林彪同志转交你们。”

　　从毛泽东随信所附的一张书单中可见这二十一种六十册书分别是：《精忠岳传》二册，《官场现形记》四册，《子不语正续》三册，《三国志》四册，《高中外国史》三册，《高中本国史》二册，《中国经济地理》一册，《大众哲学》一册，《中国历史教程》一册，《兰花梦奇传》一册，《峨眉剑侠传》四册，《小五义》六册，《续小五义》六册，《聊斋志异》四册，《水浒传》四册，《薛刚反唐》一册，《儒林外史》二册，《何典》一册，《清史演义》二册，《洪秀全》二册、《侠义江湖》六册。

　　毛泽东选定的这六十本书，不仅包括哲学、经学、史学、文学，还有武侠小说和经济地理；既有知识性，又有趣味性，很受远在苏联的“小同志”的欢迎。

　　毛泽东在写这封家书时，正好是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背信弃义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的时候，斗争形势十分严峻复杂，毛泽东忙里偷闲，抽空给儿子写信寄书，可见伟人对下一代对未来的殷切期望和良苦用心。

　　然而就在毛岸英收到父亲寄来的这批书不久，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德国法西斯背信弃义，向苏联发动了闪电式的进攻，苏德战争爆发，从此掀开了苏联人民卫国战争的序幕。十九岁的毛岸英，对战争的发展态势十分关注，每次听完广播后，就把战争的最新进展用表示苏联红军的小红旗和表示法西斯军队的小白旗在世界大地图上标记出来。

　　战争破坏了和平的生活，岸英所在儿童院的正常学习秩序也被打破，经费缩减了，物资供应困难，他们每天每人只能领到半公斤黑面包。面对艰苦的生活考验，为了支援前线，也为了劳动自给，岸英带领儿童院的孩子们种土豆、白菜、胡萝卜等蔬菜，并把收获的大部分上交。

　　为了解决生活燃料问题，岸英和“小同志们”一起冒着大雪和零下三十多摄氏度的严寒，在森林里搭帐篷，伐木、劈柴。他们还在小作坊里学会了打铁，自制燃烧弹、旋炮弹壳、弹药箱子，支援前线。女孩子们也组织起来，给前线将士缝制内衣、手套、帽子、被子等。他们还组织起来，参加市内的保卫工作和民兵武装训练。

　　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希特勒法西斯军队几乎兵临城下打到莫斯科郊外。伊万诺夫城也危在旦夕，为了防备法西斯进攻城市，岸英带领国际儿童院的小同志们积极响应伊万诺夫市委的号召，冒着零下四十多摄氏度的严寒，加入了抢修战壕和挖反坦克壕的行列。

　　他们用铁锹和钢钎一点一点地凿开冻土，手震裂了，脸冻破了，鲜血流出来了，他也不叫累不叫苦，任劳任怨。毛岸英还给延安的《新中华报》写信，报告苏联卫国战争的进程和苏联人民对中国抗战的伟大同情。

　　一九四一年冬末，鉴于卫国战争的严峻形势，联共(布)中央建议十六周岁以上的外国公民加入苏联国籍。当老师动员岸英加入苏联国籍时，十九岁的毛岸英却说：“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只要祖国一声令下，我就要回到祖国去。”

　　但毛岸英并不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他愿意为苏联人民的独立和自由献身，在战争最艰苦的时刻，他积极要求参加前线作战。为此，他还用流利的俄文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

　　最高统帅部

　　敬爱的斯大林同志：

　　我是一名普通的中国青年，我在您领导下的苏联学习了五年，我爱苏联就像爱中国一样。我不能眼看德国法西斯的铁蹄蹂蹦您的领土，我要替千千万万被杀害的苏联人民报仇。我坚决要求上战场，请您一定批准我的请求！致革命敬礼！

　　谢廖沙

　　一九四二年五月于伊万诺夫

　　(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

　　有其父，必有其子。毛岸英不愧是毛泽东的儿子！他始终以一颗赤子之心深深地爱着自己的祖国，在许多人向往自己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的时候，他不因自己的祖国贫穷落后而丧失自我。

　　参加苏联卫国战争时的毛岸英

　　而更加令人尊敬的是，在法西斯强盗面前，毛岸英没有退缩没有迟疑，而是毛遂自荐，积极主动要求上前线杀敌，要为“千千万万被杀害的苏联人民报仇”。

　　可是毛岸英这信发出后，没有得到任何回音。他十分焦急，苦苦等待。就在这时，毛岸英认识了苏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苏军政治部副主任曼努意尔斯基将军，并提出希望允许他上前线作战。

　　最后在这位将军的热心帮助下，毛岸英进入伊万诺沃苏雅士官学校快速班学习军事指挥。一九四三年一月，毛岸英又进入莫斯科列宁军政学校学习，同时被批准加入联共(布)党(一九四六年回国后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介绍人给他写的鉴定是：“政治觉悟高，学习好，劳动好，革命精神饱满，树立了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终生的志向，可以入党。”

　　不久，岸英也被送往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一九四四年毕业后，毛岸英被授予苏军中尉军衔，成为一名坦克连的指导员，正式加入苏军行列，参加了苏军的大反攻，千里扬戈进入东欧，先后在白俄罗斯、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等国前线指挥作战。

　　一九四五年，在苏军攻克柏林以前，他奉命回到莫斯科。为了表彰他的战功，也因为他是毛泽东的儿子，斯大林亲自接见了他，并赠他一支手枪作为纪念。战后，毛岸英进入莫斯科东方语言学院学习。

　　浮云一别，流水十年。一九四六年一月七日，在苏联经过长达九年的学习和磨炼之后，毛岸英回到了日夜思念的阔别十年的祖国，回到了父亲毛泽东的身边。而这却是他们父子分别整整十九年后的第一次见面！

　　毛岸英五岁时与毛泽东分别，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他十五岁时恢复了与父亲的书信联系，父子谈读书谈处世，也谈时事谈政治。如今二十三岁的毛岸英已经长得跟父亲差不多高了，结实健壮，英俊潇洒。而父亲毛泽东也已经是中共的领袖人物。

　　一月七日这天，毛岸英是随苏共派来给毛泽东治病的阿洛夫和米尔尼柯大夫同机飞抵延安的。听说毛岸英要回到延安，参加重庆谈判回来以后就一直患病的毛泽东一下子来了精神，抱病亲自到机场迎接他情有独钟的长子。

　　当他看到身着苏联陆军上尉军服的毛岸英从飞机上走下来时，他高兴地笑着走上前去，一把紧紧地抱住了儿子说：“你长这么高了！”接着才同来宾苏联医生阿洛夫和米尔尼柯夫一一握手。

　　毛岸英的归来，十九年后的第一次父子相逢，使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就开始患植物神经失调症的毛泽东，心情和身体似乎一下子好了许多，精神倍爽，病除大半。并在当日挥毫泼墨，给远在苏联的毛岸青写了一封信，抬头就称“岸青，我的亲爱的儿”，怜子之心跃然纸上。

　　久别重逢,眉开眼笑，毛泽东和毛岸英在延安

　　十九年，魂牵梦绕挂肚牵肠的七千个日日夜夜，父子终于重逢，毛泽东怎能不高兴，他仔细打量着这个英俊的小伙子，魁梧的身材，开阔的眉字，他怎能不发自心底地感到快慰，他简直是满意极了！第一天，毛泽东就特意吩咐做了几样菜，庆贺父子俩苦别之后的团聚。

　　懂俄语、英语、德语，穿着苏军呢子制服和马靴，会跳交谊舞，写得一手无师自通又得乃父真传的狂草，为人处世大方开朗不拘小节的毛岸英，在延安确实显得很“洋气”。

　　但毛泽东对自己的儿子要求非常严格。父子俩在一起只吃了两天饭，毛泽东便要毛岸英到机关食堂吃大灶。父亲提醒他说：延安虽“土”，但这里是中国革命的“圣地”，到处都有“真人”，不要“显摆”自己。

　　毛岸英深深懂得父亲的教诲，完全明白父亲的用心，逐渐从了解、理解、认同与敬重走向了能够与父亲进行思想的交融与沟通。

　　有一天，毛泽东把毛岸英喊去，父子俩坐在王家坪院子的槐树下交谈。毛泽东在询问岸英在苏联的学习情况后，说：“你在苏联长大，对国内生活不熟悉。在苏联大学读书，住的是洋学堂，我们中国还有个学堂，这就是农业大学、劳动大学。”

　　毛岸英对父亲的话心领神会，高兴地说：“我愿意向农民学习。”

　　回国后的毛岸英

　　不久，毛泽东把岸英介绍给当时著名的劳动模范吴满有，让他到吴家学种地，上“劳动大学”。毛泽东对岸英说：“这就是校长，你过去吃的是面包牛奶，回来要吃中国的小米，可养人喽！”又指着岸英笑着对吴说：“我现在给你送来一个学生，他住过外国的大学，没住过中国的大学。”

　　听毛泽东这么说，吴满有似乎有些受宠若惊，说：“咱叫什么大学？咱啥也不懂。”

　　毛泽东诚恳地说：“他还是个娃娃，我就拜托给你了，你要教他种地嘛。告诉他，庄稼怎样种出来的，怎样多打粮食。”

　　“这我还行。”吴满有高兴地答应了。

　　几天后，岸英按父亲的吩咐，他脱去大头皮鞋，换上父亲送给他的硬帮布鞋，穿上父亲穿过的已不知打了多少补丁的灰布棉袄，背上随身衣服、铺盖和一斗多小米，步行二十多里路，汗流浃背地来到了吴家枣园。

　　从此，吃惯了洋面包的毛岸英，和陕北的乡亲们一起同吃、同睡、同劳动，睡一样的土炕，干一样的农活。他时刻牢记着父亲的嘱咐，什么活重，什么活脏，就拣什么活干。

　　他学会了犁地，还学会了种洋芋，像大家一样脖子上挂着个布袋，一手抓粪，一手点种。他把学习得来的农业技术记在随身所带的本子上。

　　歇息时，他还和乡亲们一起聊天读报，有时晚上还教农民及孩子们识字，给小朋友们讲故事，和农民兄弟打成一片。因此，乡亲们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都非常喜欢他，乐意和他在一起。

　　毛岸英积极摆正自己的位置，自愿穿起大裤档的棉裤走进“劳动大学”，用布满老茧的勤劳双手换回了“毕业证书”。其间，他还经常出门去拜访老革命、老同志，虚心地向他们讨教。他参加土改工作队，还抽时间翻译出版了恩格斯的《法德农民问题》等论著。

　　五十多天后，也就是一九四六年的夏天，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胡宗南部也正在加紧作进攻延安的部署，形势越来越紧张。经毛泽东同意，村干部决定送岸英回延安去。当他离开吴家枣园时，村干部和男女老少同来送行，岸英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和他朝夕相处的乡亲。

　　岸英回到父亲身边，汇报了几个月的收获。见岸英一身灰土布褂子，头上扎着白羊肚毛巾的英雄结，英俊的脸庞闪着黧黑的光芒。毛泽东上下打量着儿子，高兴地说：“好啊！白胖子成了黑胖子喽！”

　　在“劳动大学”毕业后，毛岸英被安排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为了了解中国历史，增加对现实理解的深度，毛岸英自己制定了一个学习计划，系统地学习哲学、马列著作、中国历史，尤其是现代史和中共党史等。

　　学习中，毛岸英坚持做读书笔记，有问题就虚心向别人请教。此间，他还曾帮助曹靖华翻译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在延安，毛岸英丝毫没有因为自己是毛泽东的儿子而搞什么特殊化，他穿的是一件旧军大衣，住的和普通干部群众一样，吃也是在机关的大食堂。

　　要知道，那时延安有规定，凡是从苏联学习归来的人，特别是高干的爱人、子女，可以吃中灶。但岸英不肯，他坚持和大家一样，他不能辜负父亲对他的期望，他要把自己锻炼成一个了解中国国情、深知人民疾苦、能吃苦耐劳、意志顽强的人。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毛岸英随中宣部从延安撤到瓦窑堡一带，把自己的劳动和学习心得写信告诉了父亲。

　　毛泽东在他五十三岁生日这天给岸英回了一信——

　　岸英儿：

　　来信两封均收到。第二封信写得很好，这表示较之你初回国时不但文字有进步，思想品质也有进步。你的那些工作是好的。坚持读文章的计划，很有必要，再读一年也是好的。我身体比你走时更好些了。江青、李讷都如常。祝你进步！

　　毛泽东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廿六日

　　一九四七年春，国民党进攻延安，毛岸英随中央机关北撤，按毛泽东的安排，他去在山西临县郝家坡搞试点的土改工作团工作。岸英勤奋工作，在实际中表现出的政治思想水平，深受老一代和熟悉他的同志的好评。其间，毛岸英写信报告父亲说：两个月的收获比蹲在延安机关学习两年还多。

　　亲爱的爸爸：

　　我在都家坡两个多月的土改工作中，学得了如下东西：

　　一、最重要的一点，认清了自己所站的无产阶级立场。

　　二、群众路线就是阶级路线加上民主作风。

　　三、不把农村中的阶级斗争掀起到最高程度，是不能发动广大农民群众的。

　　四、没有群众的监督，没有民主，干部便必然变坏，必然会在人民头上为所欲为，哪怕这个干部在未当干部时成分是很好的，人也是很好的。

　　五、只有用群众的力量，才能彻底改造我们的党政军。

　　……没有下面的实际接触，在上面会上就是听一百个最好的报告，也是没有多大益处，接受不了，这好比地不耕而撒上哪怕是最好的种子，亦是徒劳无功，一阵风就吹走了……

　　由此可见，二十五岁的岸英，经过短短一年多的工作实践和理论学习，已经深深地理解并掌握了中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这封信里，毛岸英向父亲毛泽东汇报思想体会，并提出了自己对党的群众路线的见解和观点，表现了很高的政治觉悟。尤其他提出了“没有群众的监督，没有民主，干部便必然变坏”的观点，十分难能可贵。对此，毛泽东非常欣慰。

　　一九四七年八月，毛岸英离开土改工作团，去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参加全国土地工作会议。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毛泽东收到了仍在苏联东方语言学院学习的毛岸青的来信。信是用俄文写的，毛泽东请人译出后，非常高兴，当即回复岸青一信。因为要译成俄文，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二日毛泽东又致信岸英：

　　岸英儿：

　　别后，晋西北一信，平山一信，均已收到。看你的信，你在进步中，甚为喜慰。永寿这孩子有很大进步，他的信写得很好。复他一信，请你译成外国语，连同原文，托便带去。我们在此很好，我的身体比在延安要好得多，主要是脑子休息了。你要看历史小说。明清两朝人写的笔记小说(明以前笔记不必多看)，可托周扬同志设法，或能找到一些。我们这里打了胜仗，打得敌人很怕我们。问你好！

　　毛泽东

　　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二日

　　写这封家书的时候，毛泽东正与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机关转战至陕北佳县朱官寨。正如毛泽东在家书中所言：“我们这里打了胜仗，打得敌人很怕我们。”

　　二十天前的一九四七年八月二十日，由彭德怀指挥的西北野战军在沙家店，仅用一天时间，歼敌三十六师主力六千余人。毛泽东在沙家店战役总结大会上说：“沙家店这一仗确实打得好，对西北战局有决定意义，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而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面对两个儿子的成长进步，其内心怎能不喜慰？

　　信中的“永寿这孩子”就是毛岸青，他在上海时曾化名杨永寿。此前毛泽东已经收到毛岸英从山西临县和河北平山县的两封信，因为忙于打仗，一直没有回复。这次因为收到了“有很大进步，他的信写得很好”的毛岸青从苏联的来信，他才分别给岸青和岸英各写了一封信，并将给岸青的信一起寄给岸英，请岸英翻译成俄文。

　　显然，毛泽东为两个儿子的进步感到高兴。在信中，毛泽东再次对岸英谈到了读书的问题，并强调指出“你要看历史小说”，而且指出是“明清两朝人写的笔记小说”，且注明“明以前笔记不必多看”。

　　学识渊博又人情味十足的毛泽东，以自己的读书心得和经验，再次为爱子指明了读书的方向。可怜天下父母心，伟人毛泽东也不例外。

　　正在西柏坡参加全国土地会议的毛岸英，收到父亲的家书后，立即抽空将父亲的信翻译出来，托人给岸青带去。

　　一九四七年五月三十日，毛泽东复电在东北工作的蔡畅(时任中共中央妇委书记，东北局妇委书记)，告之已要苏联方面允许贺子珍回国去哈尔滨，并请她对贺加以照顾，一九四七年八月，贺子珍携娇娇和岸青兄妹回国。

　　毛泽东知道后极为喜悦，于十月八日写信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毛岸英：

　　岸英：

　　告诉你，永寿回来了，到了哈尔滨。要进中学学中文，我已同意。这个孩子很久不见，很想看见他。你现在怎么样？工作，还是学习？一个人无论学什么或做什么，只要有热情，有恒心，不要那种无着落的与人民利益不相符合的个人主义的虚荣心，总是会有进步的。

　　你给李讷写信没有？她和我们的距离已很近，时常有信有她画的画寄的，身体好。我和江青都好。我比上次写信时更好些。这里气候已颇凉，要穿棉衣了。再谈。问你好！

　　毛泽东

　　一九四七年十月八日

　　一九四七年的十月上旬这短短的十天，住在陕西佳县神泉堡的毛泽东真是一个大忙人——他不仅修改并审定了《土地法大纲》，而且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第一次响亮地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提出了“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纲领。

　　同时，他还审定了准备以人民解放军名义公布的政治口号重新修订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训令》。在这样繁忙的工作中，当他得知二儿子岸青从苏联回国的消息后，还是按捺不住心情的激动，立即写信告诉他心爱的大儿子，字里行问洋溢着骨肉之亲情和天伦之温情。

　　毛泽东的信简洁明了，一句“岸英：告诉你，永寿回来了”，饱含着多浓多深的血缘之情啊！毛泽东好像在跟儿子说着悄悄话，一种幸福像花儿一样在他的心灵深处慢慢地慢慢地绽放，又好像灿烂的朝阳在他内心里照耀。接着，他告岸英说岸青“要进中学学中文，我已同意。这个孩子很久不见，很想看见他”。感情直截，一种温暖油然而生。

　　在毛泽东写给毛岸英的所有家书中，这封家书最受毛岸英珍藏，毛泽东告诫岸英说——一个人无论学什么或做什么，只要有热情有恒心，不要那种无着落的与人民利益不相符合的个人主义的虚荣心，总是会有进步的。

　　我们可以在这封家书的手迹原件上看到，这句话的下面画上了杠杠。而且画的杠杠还不止一条，至少画了两次，一次是曲线，一次是直线。

　　或许我们已经无法知道这杠杠到底是毛泽东自己写信时画的，还是毛岸英在看信时画的，但有一点是不需要分析和解释的，那就是毛泽东是在给儿子强调无论学习和工作，都不应该忘记要以人民的利益为根本，不断修养自己，提高自己，进步自己，这不正是一个共产党员最根本也最基本的要求吗？不正是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的具体体现吗？

　　伟人毛泽东是在给他的儿子讲大道理，但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大道理，不是空洞的，也不是装腔作势的，没有做作，更不是卖弄，就是一个普通的父亲对儿子或者说是一个老革命家对一个年轻的革命者的希望、嘱咐和叮咛，是一种深沉的爱！一种真诚的爱！一种智慧的爱！

　　面对毛岸英来说，父亲的这句话也的的确确如阳光如雨露滋润着他的心田，沐浴着他成长，他不仅牢记在心，始终把他当作“家训”而且也当作革命的“座右铭”。

　　一九八四年，刘思齐回忆说：“从此岸英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学习中，一直遵循着父亲对他的这一宝贵教导。岸英非常珍惜它，在他牺牲后，我在他的日记和几本笔记本的扉页上都看见过他对这一段话的摘录。这一教导已经成了他的座右铭。一九四九年五月，北平和平解放不久，父亲住在北平西郊香山的双清别墅，就在绿树成荫，和风煦煦，水波荡漾的双清池畔，岸英和我再一次聆听了父亲这一教导。当时的情景现在仍历历在目：父亲笑容可掬，语重心长，意深情切；岸英两眼熠熠闪光，聚精会神地聆听指教。我还记得，小鸟就在旁边的绿树丛中婉转嗽鸣，池中红色的小鲤鱼也游上了水面，在我们的脚畔悠然地漂浮着，轻轻地摆着小尾巴，仿佛也在那里侧耳细听。后来岸英对我说：爸爸的这一教导，应该成为我们这一辈子的座右铭。”

　　因为自重庆谈判回到延安后，毛泽东的身体一直不是很好。岸英在延安第一次见到父亲时，毛泽东依然在病中。所以每次给父亲写信时，岸英都要关心毛泽东的身体状况。而为了让儿子放心工作，毛泽东每次回信都要说说自己的身体情况，以免儿子牵挂。在以上三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是这么说的——

　　“我身体比你走时更好些了。”(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我们在此很好，我的身体比在延安要好得多，主要是脑子休息了。”(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二日)

　　“我比上次写信时更好些。这里气候已颇凉，要穿衣了。”(一九四七年十月八日)

　　关于毛泽东的病情，据时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的师哲回忆，到了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毛主席的病情越来越令人担忧。我每天要看他几次。有时躺在床上，全身发抖，手脚痉挛，冷汗不止，不能成眠。他要求用冷湿毛巾敷头，照做了，却无济于事。这时延安的各个主要医院已经全部撤离，留在延安的医务人员仅有傅连、金茂岳和黄树则。他们都先后给毛主席看过病，但谁也没有能解除毛主席的病痛。”

　　就在这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师哲提议给斯大林发了一封求助电报，请苏联派医生来延安。而“毛主席生病的时候，江青到处指手画脚，把我这个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拨弄得团团转”，四处为毛泽东找房子住，先是在柳树店住了一个多礼拜，因离机关太远，毛主席看不到文件，工作困难，最后还是搬到了王家坪的桃林住了下来。

　　十二月初，斯大林来了回音，拟派一名内科和外科医生不日飞抵延安，这就是阿洛夫和米尔尼柯夫两位大夫。毛岸英也就是跟他们一起秘密回国的。

　　毛泽东这封信的结尾还叮嘱岸英“这里气候已颇凉，要穿棉衣了”，关爱之心可谓无微不至。信中，毛泽东还特此询问岸英“给李讷写信没有？她和我们的距离已很近，时常有信有她画的画寄的”。

　　可见，毛泽东是尊重毛岸英的，也希望长子与江青、与小女儿有良好的家庭关系，和睦相处。当时李讷才七岁，一九四七年三月随中央机关家属子女撤出延安，住在山西兴县。

　　毛岸英在延安

　　一九四八年，毛岸英被调往山东渤海地区阳倍县沈家油塘乡张集，参加土改复查工作。一九四七年全国土地会议后，解放区土改整党中出现“左”的错误，并且有蔓延的趋势，为此毛泽东提出了“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的口号，使党的政策走上正轨。

　　毛岸英运用自已所学的理论知识，在实践中深刻理解和把握了党的政策，因此在张集划成分时，他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表现了较高的政治水平。对此，周恩来在中央机关的一次会上给予了很高评价：毛岸英同志在土地改革运动中的一些意见是正确的，很有学问，他攻读了不少马列著作，有较高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

　　毛岸英与土改工作团成员合影

　　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一日，西北野战军收复延安。毛泽东也已于三月二十三日离开陕北，和周恩来、任弼时一起开始了东移的征途。他们从陕西吴堡县川口渡口的黄河西岸渡过黄河，到达了黄河东岸，踏上了晋绥解放区的山西临县，进入了晋察冀解放区。

　　他们马不停蹄，一路经过岢岚、神池、雁门关、代县，在大风雪中翻越了五台山，于四月十二日到达河北阜平县西下关村。在这里，毛泽东和周恩来、任弼时等就毛泽东去苏联访问的事宜进行商议，并决定暂时留在晋察冀军区所在地城南庄。第二天，毛泽东是在聂荣臻的陪同下来到城南庄的，住进了军区大院。

　　四月二十九日，也就是在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即城南庄会议的前一天，毛泽东给在山东参加土改复查工作的毛岸英又写了一封家书：

　　岸英儿：

　　我们到了石家庄。岸青有信给你，是俄文。原文临行掉了。兹将译文付上。你近来怎样？我们尚好。李讷小病一次，已好。祝你工作顺利！

　　你的父亲

　　一九四八年四月廿九日

　　一九四八年五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到了平山县西柏坡。不久，毛岸英也来到这里和父亲相聚了。十二月，毛岸英进入中央机关保卫训练班学习，为党中央、毛泽东安全进入北平做准备。

　　毛泽东与毛岸英、刘思齐、李讷在西柏坡

　　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北平和平解放。第二天，毛岸英就陪同两个扫雷专家，带领华北军区的一个工兵排，作为中央机关的先遣队，首批进入北平。他们的任务是排除地雷炸弹，消除各种危险因素，保证水电、交通畅通，确保中共中央机关和党的领导人安全进入北平。

　　因为当时中央领导人暂时住在颐和园，而园围墙外还有原国民党军队留下的地堡、火力点，一疏忽可能就酿成大祸。三月二十四日这天岸英接到通知，说中央领导和毛主席第二天下午就要进驻北平。可室内室外还有大量的工作待完成，而且光沿着围墙走一圈就有十八公里长，任务十分艰巨！最后他们干脆五人分成一组，胳膊挽着胳膊，顺着颐和园大大小小里里外外的所有道路走一遍，冒着生命危险消除了不安全隐患，保证了党中央毛主席的安全。

　　从此，毛泽东和毛岸英就都住在了北京。此后毛泽东忙于开国大事和处理国是，也很少有时间给岸英写信了，只是一有空父子俩就坐在一起谈谈心，聊一聊，无拘无束，海阔天空，亲密无间。

　　天下底定，政权稳握。作为开国领袖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按中国几千年封建传统的说法，他无疑是“太子”，是一个炙手可热的人物。

　　但岸英却始终牢记着父亲毛泽东在写给他的家书中的教导：“一个人无论学什么或做什么，只要有热情，有恒心，不要那种无着落的与人民利益不相符合的个人主义的虚荣心，总是会有进步的。”始终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严格要求自己，他既没有半点优越感，更没有搞什么特权，反而更加谦虚谨慎了。

　　在北京参加工作后，许多亲戚朋友给他写信，有的直接到北京来找他，要求安排工作，但岸英像父亲一样，对于违背党的原则的事情一律拒之，在法理和情理的天平上，他始终顾大局、识大体，不搞个人关系，并对亲友不合理的要求进行了严厉批评和坚决抵制。

　　一九四九年十月，舅父杨开智托人找他要求安排工作，提出：“希望在长沙有厅长方面的位置”。

　　对自己亲舅舅的不正当要求，毛岸英在给表舅向三立的回信中说道：

　　“我非常替他惭愧，新的时代，这种一步登高的做官思想，已是极端落后的人。而尤其以通过我父亲即能‘上任’，更是要不得的想法。新中国之所以不同于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同于国民党，毛泽东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毛泽东的子女妻舅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的子女妻舅，除了其他更基本的原因外，正在于此：皇亲贵戚仗势发财，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靠自己的劳动和才能吃饭的时代已经来临了。在这一点上，中国人民已经获得了根本的胜利。而这一层，舅父恐怕还没有觉悟，望他慢慢觉悟，否则很难在新中国工作下去，翻身是广大群众的翻身，而不是几个特殊人物的翻身。”

　　“……反动派常常骂共产党没有人情，不讲人情，如果他们所指的是这种帮助亲戚、朋友、同乡、同事做官发财的人情的话，那么我们共产党人正是没有这种人情、不讲这种人情。共产党有的是另一种人情，那便是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对劳苦大众的无限热爱，其中包括自己的父母子女亲戚在内。”

　　“当然，对于自己的近亲，对于自己的爹、母、子、女、妻、舅、兄、弟、姨、叔是有一层特别感情的，一种与血统家族有关的人的深厚感情的。这种特别感情，共产党不仅不否认，而且加以巩固，并努力于引导它走向正确的与人民利益相符合的、有利于人民的途径。”

　　“但如果这种特别感情超出了私人范围，并与人民利益相抵触时，共产党是坚决站在后方面的，即‘大义灭亲’亦在所不惜。”

　　“我绝不能也绝不愿违背原则做事，我本人是一部伟大的机器中的一个极普通极平凡的小螺丝钉，同时也没有‘权力’、没有‘本钱’，更没有‘志向’来做这些扶助亲戚‘高升’的事。”

　　“至于我的父亲，他是这种做法的最坚决的反对者，因为这种做法是与共产主义思想、毛泽东思想水火不相容，是与人民大众的利益水火不相容的，是极不公平的，极不合理的。……”

　　在信中，毛岸英还说：“我爱我的外祖母，我对她有深厚的描写不出的感情。但她现在也许骂我‘不孝’，骂我不照顾杨家，不照顾向家，我得忍受这种骂。”

　　毛岸英致舅父舅母的信

　　后来和他一起坐牢的保姆孙嫂陈玉英也来信，诉说家庭困难。对此，毛岸英给予了同情和理解，并向有关组织进行报告，请组织出面给予合理解决，并没有用自己的所谓身份去谋私情私利。毛岸英的所作所为不能不谓之大公无私、大义灭亲，在政治上逐渐走向成熟，毛泽东看在眼里喜在心里。

　　1949 年毛泽东和毛岸英在香山

　　全国解放后，毛岸英从中央宣传部调到社会调查部，任李克农的秘书兼翻译。建国初期毛主席出访苏联，他参与了安全护卫工作。他曾多次提出下基层工作，要求下到工人中间去，一边工作一边搜集他喜爱的民间谚语。

　　一九五〇年夏，他托周恩来总理出面向李克农说情，社会调查部才放他去了北京机器总厂，任党总支副书记，并决心“在这个工厂连续不断地做十年工作”。但人事关系仍没给他转。

　　一九五〇年十月，美帝国主义把朝鲜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毛泽东号召全国人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岸英不顾毛泽东身边的人劝阻，主动申请要求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坚决要求入朝参战。毛泽东也表示支持。

　　志愿军入朝作战的决心，是中央在一九五〇年十月才最后确定的，十一月上旬之前参战一事对外还保密。是否要派兵抗美援朝，可以说是毛泽东一生中最费踌蹰的一件事。

　　胡乔木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中曾说：“我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了二十多年，记得有两件事使毛主席很难下决心。一件是一九五〇年派志愿军入朝作战，一件就是一九四六年我们准备同国民党彻底决裂。”

　　那时，毛岸英跟主席非常亲近，经常回家，并帮助翻译与苏联协商的电文，在彭德怀受命时便知道了此事。俗话说，父子连心，在政治上已经相当成熟的毛岸英，似乎天生有一种能够深入毛泽东内心世界的触角，他可以从许多外人看不到、或者不太注意的毛泽东身上发生的细微变化，来感受毛泽东思想的脉搏。

　　比如，当他看到父亲卧室的床头放着《东周列国志》，看到父亲在书上画了线的“假吾道以伐虢，虢无虞救必灭，虢亡，虞不独存……”的话，他便联想到国与国、唇亡与齿寒、生存与死亡的问题。

　　因此，当中央在讨论是否出兵抗美援朝的时候，毛岸英就懂得了自己应该给父亲以支持。当父亲和党中央在听取了民主人士的意见后，确定用“志愿军”的名义用兵时，毛岸英毫不犹豫地作出了伟大选择：那就是他要带个头，带头去朝鲜参战，因为他是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的儿子。

　　在父亲毛泽东设家宴为彭德怀饯行时，毛岸英主动要求“彭叔叔”带他去朝鲜。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和负责保卫的李克农都不同意。因为他们知道毛泽东一家为革命斗争已经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更何况这次出国作战，面对的是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火力的美军，要“锻炼”也绝不能选择这种随时可能牺牲的时候和地点。

　　当中南海里的许多人都来劝毛泽东出面阻止时，得到的回答只是：“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他不去谁还去！”

　　抗美援朝出国前夕,毛岸英与战友在丹东合影(后排左二)

　　应该说，当时毛岸英完全可以待在机器总厂当他的党总支副书记，不必参军去朝鲜。但“知父莫若子”，毛岸英与父亲毛泽东真可谓心心相印，息息相通。

　　因为毛岸英懂俄语、英语，过去又从事过机密情报工作，他便留在了志愿军司令部彭德怀元帅身边工作，任俄语翻译兼机要秘书，并当选支部书记。

　　但志愿军司令部除了彭德怀等几个领导了解他的身世，其他人都只知道这是一个活泼、朴实、能干的年轻人。据时任解放军代总参谋长的聂荣臻元帅回忆：“彭总入朝时，为了和驻朝鲜的苏联顾问取得联系，确定带一名俄文翻译，原先确定从延安时期就担任中央领导俄文翻译的张伯衡同志，但当时张已担任军委外文处处长。由于大批苏联顾问来到北京，张伯衡工作很忙，难以离开，后来又挑选了一名年轻的新翻译，可是军委作战部长李涛同志提出，入朝作战非常机密，应选一名经过政治考验和可靠的翻译，当时时间很紧，我立即向毛主席请示怎么办。主席立刻就说：‘那就让岸英去吧，我通知他。’就这样，毛岸英就随彭总一起入朝了。”

　　因此，彭德怀说毛岸英是“我们志愿军的第一个志愿兵”。

　　第二次战役是在十一月二十五日这天打响的。在志愿军司令部“彭总作战室”工作的毛岸英，为彭德怀会见金日成和苏联驻朝大使担任翻译，经常熬夜整理各种会议纪要。

　　这时，因“彭总作战室”所在的大榆洞发电报甚多，被关军测出，认定大榆洞是个重要目标，就常派飞机前来轰炸。彭德怀是个大军事家，性子烈，不怕死。有人在回国汇报工作时，谈到了志愿军司令部的防空问题，远在北京的毛泽东和军委放心不下，多次打电报提醒注意。

　　据记载就有十月二十一日、十月二十七日、十月二十八日、十一月二十一日的电报都涉及到了这个问题。十一月二十四日，毛主席又致电彭德怀等人：“请你们充分注意领导机关的安全，千万不可大意。”

　　志愿军司令部在接到电报后也决定：二十五日凌晨四时开饭完毕，除作战室值班脱不开身的，其他人员必须进矿洞内隐蔽。为了劝彭总离开作战室的木板房，毛岸英还向洪学智出了个主意——把彭总随时都离不开的作战地图“先斩后奏”地移到防空洞里边去。彭德怀这才被洪学智连拉带拽地离开了作战室。

　　十一月二十五日这天，毛岸英和高瑞欣、成普、徐亩元是作战值班员。谁知美军飞机这次来得既隐蔽又突然，四架野马式战斗轰炸机连俯冲的动作都没有做，就平行飞行着迅速投下了带亮点的燃烧弹，正好击中了木板房。

　　因为当时毛岸英与高瑞欣正在专心地收拾作战地图和文件，而所处的位置又离门很远，等他们站起来向外面跑的时候，还没等他们跨出门槛就被上千度的燃烧弹所吞没，木板房瞬间便化成灰烬，毛岸英和高瑞欣壮烈牺牲。事后，在两具遗体中，依据一块苏联手表的残壳，才辨认出毛岸英。

　　毛岸英牺牲当天，彭德怀便打电报告诉了周恩来。彭德怀虽然难过得一天没吃饭，还是决定就地安葬，立碑纪念。因为毛泽东正患感冒，又在指挥第二次战役，周恩来在与刘少奇等同志商量后，暂时压下了电报，没有告诉毛泽东。

　　直至一九五一年一月二日，当第三次战役取得胜利后，毛泽东感冒也已好了的时候，叶子龙等人才奉命在万寿路新六所的一楼休息室向毛泽东报告了此事。

　　据在场的卫士回忆，毛泽东听后怔住了，一声不响，身边的人都不约而同地低下了头，不知道该怎么办，没人敢说一句话。只见毛泽东的眼圈湿了，却没有流泪，过了许久，他才发出一声叹息：“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呢！……”这时，大家都禁不住泪流满面。

　　朝鲜战争是二战后第一场大规模的国际性局部战争，双方损失惨重。志愿军牺牲伤亡人数达三十六万，因此不可能把烈士的遗骨都运回国内安葬。

　　“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需马革裹尸还”。作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如今又成了牺牲的十几万志愿军的烈属之一，尽管他的内心万分痛苦，但他必须要带一个好头，因此他同意彭德怀的建议，将毛岸英葬在朝鲜。

　　正因此，才有后来的十四万人民子弟兵埋骨异国他乡。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和战后，毛泽东曾多次接见和慰问烈属，心情都显得十分沉重，因为他自己同样也是烈属。

　　烈属见烈属，两眼泪汪汪。尽管许多烈属想迁回亲人的遗骨，但当人们知道毛主席的儿子也牺牲在朝鲜，埋葬在朝鲜时，他们就都不再说什么。

　　其实，面对这样的领袖，他的人民还能说什么呢？毛泽东用无言的行动教育了人民，这不正是新中国强大起来的重要精神力量吗！

　　毛岸英入朝参战虽然只有短短的三十四天，尽管他没有做出像邱少云、罗盛教、黄继光、杨根思那样的英雄壮举，也没有获得任何荣誉称号和纪念奖章。

　　但是，他作为毛泽东的儿子，作为“志愿军第一人”，一直提倡少宣传个人的毛泽东当然地认为自己的儿子不足以宣传，也不同意别人去宣传，因此毛岸英的英雄事迹在当时就鲜为人知。

　　而且毛泽东对儿子为国捐躯，从来没有抱怨过彭德怀，反倒宽慰地说：“岸英是一个普通的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一件大事。”

　　如今，那场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在朝鲜桧昌都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里矗立着一块高高的大理石墓碑。墓碑的正面刻着“毛岸英同志之墓”几个大字，它的背面刻着：

　　毛岸英同志原籍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是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的长子，一九五〇年他坚决请求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于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英勇牺牲。

　　毛岸英同志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精神将永远教育和鼓舞着青年一代。

　　毛岸英烈士永垂不朽！

　　毛岸英的牺牲，是毛泽东贡献给新中国宝贵的精神财富！

　　毛岸英的牺牲，是毛泽东开创的一代共产党人的新家风！

　　毛岸英的牺牲，是毛泽东书写的人类父子关系历史上的最动人的篇章！

　　一个如他的名字一样伟岸的英雄的名字，一个永远值得我们挖掘和品味的名字，一个永远给我们留下思考和怀念的名字！

　　一个永远不应该忘记的名字——毛岸英，毛泽东的大儿子，牺牲于抗美援朝战场，年仅二十八岁，而他的档案里却没有任何立功的记载。

　　附：

　　毛岸英（永福）亲笔填写的个人履历表

　　毛岸青亲笔填写的个人履历表

　　俄罗斯国家档案馆中1940年毛岸英、毛岸青亲笔填写的两份履历表。

　　毛岸英在【是否被捕】一栏中写道：“1930年红军退出长沙后，我和母亲在长沙乡下被捕。后，母亲被枪毙，我被释放。”

　　在【经历】一栏中写道：“在上海，自九岁起至12-13岁给人家当听差（扫地，倒痰盂等）”。其弟毛岸青则在自己的履历表中写到：“1930年我的哥哥毛岸英及母亲杨开慧在长沙乡下被捕，因我母亲是毛泽东之妻，我哥不久放了，母亲被何健枪毙。”

　　在回答【靠什么生活】时写道：“在中国先做了一年小学生，后到上海做了一个街上的小便山（注：应是上海方言小瘪三之误）。养我们的人是党（是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