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球史视野考察明代中国与海洋关系

　　考察研究中国与海洋的关系，明代是不能忽略的重要历史时期。15—16世纪，海洋成为时代的主题，海上活动成为最为令人瞩目的国际现象。围绕明代中国与海洋的相关问题，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万明。

　　促使古代丝绸之路达于鼎盛

　　《中国社会科学报》：谈及中国古代与海洋的关系，明代是一个必须提及的历史时期。在您看来，明代在中国乃至世界海洋史中处于何种地位?

　　万明：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丝绸之路是中西交往的通道，更是流动的文明之路。从张骞凿空西域到郑和下西洋，其间经历了1000多年，中国人向西的探索从未中断过。

　　郑和下西洋标志着中国人以史无前例的规模走向了海洋。一般谈及郑和下西洋，强调的是中国与东南亚、南亚、西亚、东非等地区的关系。近年我考证发现，当时明朝人所说的“西洋”，一开始是有特指的。在跟随郑和下西洋的通事马欢笔下，“西洋”的名字是“那没黎洋”，即今天的印度洋。

　　郑和第一次下西洋的终极目的地，是西洋的古里，即今印度南部西海岸的卡利卡特，又译为科泽科德。此后郑和多次下西洋，古里是必到之地，并在第四次以后由古里延伸到波斯湾、阿拉伯半岛，红海乃至东非。这些地区与海域都是印度洋周边。郑和到达古里，意味着全面贯通了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从海上给古代丝绸之路划了一个圆。陆海丝绸之路至此从海上全面贯通，交汇之地就在印度洋。

　　郑和大规模下西洋改变了阿拉伯人掌控印度洋海上贸易的状况。当时明朝派往印度洋的庞大贸易使团船队满载丝绸、瓷器、铁器、麝香等特产，远航至印度洋周边30多个国家和地区，促使古代丝绸之路达于鼎盛，也奠定了当时中国的海上强国地位。

　　郑和七下西洋，联通了东北亚、东南亚、中亚、西亚、南亚、东非乃至欧洲等广袤地区，形成了一个文明互动的共同体。中国参与了全球贸易雏形的构建，为一个整体的世界形成于海上作出了重要铺垫。

　　海外贸易成为白银主要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报》：白银是促使全球贸易诞生的重要因素，明代中国白银货币化进程对世界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万明：15世纪后半叶，白银占据了中国流通领域的主币地位，社会需求巨大，而国内产能不足，因此海外贸易成为白银的主要来源。中国以巨大白银需求为拉力，以享誉世界的丝绸、瓷器等商品为依托，极大地拓展了海上丝绸之路，与一个正在形成的世界市场体系连接起来。

　　白银货币化印证了中国走向世界具有强劲的内部驱动力。晚明中国加入世界体系，是主动而不是被动的，是积极而不是消极的。白银货币化也印证了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并且积极参与了世界经济体系的初步建构。

　　17世纪是中国古代海上力量的黄金时期

　　《中国社会科学报》：传统观点认为，明清时期的闭关锁国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您如何看待这一观点?

　　万明：这种观点忽略了一个事实：17世纪中国海上力量曾称雄东方海上。

　　明嘉靖末年基本平息倭乱后，明朝海外政策发生重大转变，朝贡贸易模式衰退，两种新的海外贸易模式得以开启：一是在福建漳州月港开海，允许中国商民出洋贸易;二是在广东澳门开埠，允许外商入华经营海上贸易。前者标志中国海商出洋贸易的合法化，推动了海商集团的崛起。随着私人海上贸易的迅速发展，海上贸易的主体——民间海商集团迅速成长壮大起来，其中以福建郑氏海商集团为典型代表。郑芝龙在接受招抚后，实现了从海寇到明朝官员的身份转换，并以海商集团代表的身份跻身于明朝政治，成为统治层中海商的政治首领和代言人。这是晚明政治变迁的典型范例。海商在政治领域营造了自己的地位，标志着明朝官方对于海商的认可和海商对于国家的认同。

　　面对海上的无序，重建秩序成为官商共同的利益所在。明崇祯初年重建海上秩序，包括两个重要方面：内平海盗与外逐“红夷”(即荷兰人)。中国与西方的博弈首先是海上力量的竞争。明末中国海上力量重新整合，官、商、民通力合作，平息了东南海上乱象，实现了海上秩序的重建，并与西方扩张势力在海上正面交锋，迎击并挫败了当时最强的海上势力荷兰。郑成功掌握控海权，收复了台湾。这一历史事实充分说明17世纪是中国古代海上力量发展的黄金时期。

　　相关阅读：

　　整体把握中国海洋文化研究

　　访中国海洋大学海洋文化研究所所长曲金良

　　近年来，海洋文化成为学界关注和研究的热点。应如何认识和评价我国海洋文化?当前海洋文化研究呈现何种发展态势?围绕海洋文化的相关问题，记者采访了中国海洋大学海洋文化研究所所长曲金良。

　　海洋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内容

　　《中国社会科学报》：有观点认为，中华文明是内陆文明，当下中国向海洋发展是中华文明从陆地走向海洋，从传统内陆文明转向海陆文明兼备。您如何评价这一观点?

　　曲金良：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沿海—岛屿文明古国，中国沿海地区也是中国文明的摇篮之一。中国的海洋文化有着广袤的地理分布和独特而丰富的含义。

　　中国自原始社会就有了发达的海洋型生活方式，从史前时代东、南夷越土著的“善于用舟”，到唐宋以来驰骋东西二洋的民间海商传统，再到现在依旧传承的海洋文化，中国人民留下了大量独具特色、焕发异彩的海洋文化遗产。中国社会实际上是一只脚踏着大地，一只脚踩着海洋的社会，中华文明从海洋获取了丰富的营养和基因。中国海洋文化源远流长，这在考古学上已经得到证明。

　　以东夷文化为例，在农业尚未发展之时，渔猎是东夷人的主要生活手段，丰富的海产品是他们的重要食物来源，淮夷、百越地区也同样如此。迄今为止，在黄海、渤海从南到北的沿岸地区和海岛中已发现大量贝丘遗址。北方的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南方的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遗址的出土物说明了当时渔猎文明的状况。

　　海洋文化对于中国文化整体的发展繁荣起到了重要作用。海洋文明不是西方文明的专利，中国环海疆域具有海洋文明的特质，大陆性与海洋性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化海陆兼具、海陆融合的整体特性，海洋文化是中华文明不容忽视的重要内容。

　　海洋文化研究尚未成为学术主流

　　《中国社会科学报》：当前海洋文化研究呈现何种发展态势，取得了哪些成果?

　　曲金良：总体说来，近20年来，中国海洋文化理论及其相关实证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基础性研究成果，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中国海洋文化长期被忽视、被遮蔽的现象已经不复存在，对中国海洋文化的历史、现状的研究已经有了较为丰富的积累。

　　但是，由于受学科分野、观念体系和学术惯性的制约，中国海洋文化的自觉研究只能在传统史学、文化学、文化史研究的夹缝中生长，处于学科边缘，至今尚未真正成为学术主流。中国海洋文化研究长期以来缺乏相应的学术地位，相关研究也都在传统学科视野下开展。在不少研究领域中，中国海洋文化长期被切割、肢解。比如，造船史、航海史、中外关系史等领域，在海洋文化研究中本应互为一体，现在却被分割在不同学科之中。

　　未来的研究要整体把握和明确回答海洋文化基本问题。针对当今世界海洋发展形势和我国海洋强国战略，对中国海洋文化做出整体系统的理论研究，全面回答中国海洋文化是什么、怎么样、为什么、应如何等基本理论问题。

　　中国海洋文化研究的内涵体系十分庞大，必须以历史学、海洋学、文化学为主体进行多学科交叉整合研究，才能整体把握其要领。这需要相关学科研究者共同努力。这是一项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多维度深化中国海洋文化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应该如何推进中国海洋文化理论研究?

　　曲金良：尽管学界和全社会已普遍重视海洋文化，认识到应加强海洋文化研究，提高全民族海洋文化意识，但对于到底应该怎样认知中国海洋文化，还需要从构建基本理论体系做起。

　　首先，要明确中国海洋文化的整体内涵，深化对于中国海洋文化的本体认知与价值认知研究。长期以来，中国海洋文化被无视、误读、歪曲的案例不少。我们应阐明中国海洋文化的内涵实质、主体要素、基本模式、主要形态及其时空边界，以世界海洋文化的多种类型模式作为比照尺度，并以中国海洋文化与中国内陆文化的相互关系为参照体系。

　　其次，要加快推进海洋文化学科体系建设。过去，我国的海洋文化研究处于各学科边缘，不但限制了我国海洋文化研究的深入，而且阻碍了中国海洋文化本身的健康发展。促进中国海洋文化的健康发展，需要加快推进海洋文化学科体系建设，用中国立场、中国话语、中国观念研究、阐释、回答中国海洋文化的基本问题。

　　最后，要系统建构理论传承体系，使中国海洋文化实现健康、可持续的传承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