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学记
美国自由经济的反讽 美国自由经济的反讽
美国在金融危机中不得不采取政府干预措施，打破所谓自由市场经济理念，引发对新自由主义和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反思。
美国自由经济的反讽
面对金融危机，美国政府所采取的空前救市措施表明，美国所奉行的所谓完全不干预主义似乎走到了头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皇甫平丽 刘延棠
“我相信市场，但我也相信政府应该有其角色。与其事后修改历史，我宁可开创历史，做点事情，尽管可能不尽如人意。”8月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接管“两房”后的这一段剖白颇耐人寻味。
被布什称作“我的战时将军”的保尔森确实在“开创历史”，在华尔街危机面前，“老市场”保尔森可谓空前强化了“政府的角色”。华尔街历史学家戈登指出，保尔森未来数月将成为美国金融体系的“独裁者”。
接管贝尔斯登、“两房”和AIG，禁止沽空金融股……这一系列的行动表明，美国政府对金融市场的干预力度显然正一步步加大。9月20日，布什政府又将一份以财政资金购买金融机构不良资产的救市方案提交国会，赋予保尔森用7000亿美元纳税人资金购买和出售按揭债券的权力，这较伊拉克战争的6000亿美元花费更大。
这份仅有3页长的救市计划面临极大争议，若获国会通过，将是大萧条以来美国最大规模的金融市场干预计划。英国《泰晤士报》评论说，美国政府放弃了保守的经济原则并且宣布愿意承担银行的坏账，这是一项会令富兰克林罗斯福自愧不如的新的“新政”。
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的专家指出，美国一度奉行的所谓完全不干预主义似乎走到了头，其在世界倡导的所谓新自由主义经济理念也难再有市场。
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美国总统布什近日一再强调，为了结束目前这场几十年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联邦政府有必要干预金融市场。
他在敦促国会通过7000亿美元的救市计划时表示，现在政府有紧迫的必要在更大范围内进行干预。他说：“政府不仅要保证进行干预，而且这种干预是必不可少的。”
对于一直不遗余力将自由化、市场化和私有化这些所谓自由经济理念推举为全球典范的美国来说，当政府干预和国有化成为拯救金融危机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时，这无疑是一个极大的讽刺。
欧元太平洋资本总裁彼德施夫评论说：“这项行动代表着这个国家迈向社会主义最大的步伐，标志着美国曾经引以为自豪的自由市场经济的终结。”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副所长丁一凡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评论说，美国所谓的完全不干预主义已经走到头了。他说，完全不干预主义在里根时代滥觞，因此又称“里根主义”，也被称作“新自由主义”。索罗斯索性就称这种相信市场能够解决所有问题的理念为“市场原教旨主义”。
索罗斯近日在接受法国《世界报》访问时表示，“这（华尔街危机）是我所说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这一放任市场和让其自动调节理论的结果。危机并非因为一些外来因素，也不是自然灾害造成的，是体制给自己造成了损失。它发生了内破裂。”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刘军红在此前发表的一篇评论中也指出，次贷危机是美国模式的“内伤”。
刘军红分析说，冷战结束后，世界市场重新统一，经济要素在全球自由移动。经济活动的全球化与自由化，呼唤金融交易全球化和自由化。这或许是时代的潮流，也可谓全球化的时代产物。问题是，美国主导的金融全球化与自由化是以强权政治为基础的。其推行的过程也是一个强权化的“单行线模式”。其他国家，包括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也不得不被动接受美国“金融牛仔”的“市场开放论”。
美国的这个模式单方面强调了“市场的开放化、金融商品及交易的自由化”，而没有建立基于平等、公平、协商的“共同制度”，包括会计制度、市场评级体系、风险控制程序，乃至金融政策，甚至市场适用的语言、计价货币等，一应俱全的都是美国规则。为了保驾美国金融资本长驱直入世界市场，美国金融行政当局不惜漠视市场评级体系的“暧昧”操作，掩盖了类似次贷这种低信用产品的真实风险。
作为其恶果，美联储自己都被虚假的评级所蒙蔽，不知道风险已被分散到何处，也无法控制风险，导致美国模式备受怀疑。
看清美国的双重标准
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中心主任江涌看来，事实上美国政府一直对经济有很深的干预，这一次只是情急使然，“不再羞羞答答，从幕后径直跳到了前台”。
著名经济学家杨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指出，“两房”危机从某种意义上是一件好事，它迫使美国政府拿出了看家本领，那绝不是市场中心，反而是政府干预。
江涌认为，美国不遗余力地向世界输出新自由主义以及所谓“华盛顿共识”的目的，只是为了帮助美国企业扫清进入一个个民族国家市场的障碍，使美国垄断资本进一步打开并主导世界市场。
他对本刊记者表示，在这方面，美国一向奉行所谓的双重标准，出发点是美国国家利益最大化和霸权成本最小化。例如，1997年香港政府出手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时，美国严厉指责乃至咒骂，而此次美国自己干预市场的规模和手段堪称空前，连美国国内一些怀抱经济自由主义理想的学者们也不得不感叹自由主义的丧钟在美国响起。这就是所谓的“双重标准”。
美国彭博社专栏作家威廉白赛克9月22日发表题为《亚洲思考美利坚社会主义合众国》一文。文章说，上世纪90年代末亚洲遭遇金融危机时，美国提出了“减少政府支出和债务”、“放任房价下跌”等建议，不过在美国遭遇同样金融问题时，它却立刻抛弃了这些建议，提出了大规模的救市方案。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凤英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新自由主义”已被画上问号。
她说，以经济自由主义和金融自由主义为特征的“华盛顿共识”实际上早就被否定了。有人甚至提出用“北京共识”取代“华盛顿共识”。从在拉美的失败实践，到十年前亚洲爆发金融危机，都表明新兴市场国家经不起这样的折腾。对金融资本过度放任、自由，不但会引发金融危机，造成经济动荡，还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里茨表示，新自由主义所持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观点认为，市场具有自我纠正功能、能有效分配资源、并很好地为公共利益服务，是撒切尔主义、里根经济学和所谓的“华盛顿共识”的基础，它赞成私有化、自由化以及由独立的中央银行集中注意力应对通货膨胀问题。
他指出，在过去长达25年的时间里，发展中国家之间有一个竞赛，“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谁是竞赛的失败者：那些追随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国家，失去了增长的资本，就算的确取得增长，由此产生的利益也不成比例地大多由上层阶级获得”。
“新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一直是为某些利益服务的政治教条，从来没有得到经济学理论的支持。很明显的，它也没有得到历史经验的证实。吸取这个教训或许是现在乌云密布的世界经济的一线希望，”这位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话令人深思。
告别“自由还是干预”的迷思
丁一凡认为，在转轨国家里存在“矫枉过正”的问题，例如中国，由以前没有市场调节的完全管制的经济开始转型，如果盲目全面开放，相信市场能够解决一切问题就是“矫枉过正”。
他提醒，我们要有一种大历史观，不要忘了从资本主义经济产生以来，市场的发展一直都伴随着危机。资本只追求最大利益，这是自由化的悖论，这使美国逐渐变成了一个依靠泡沫的经济，其金融发展丧失了实体经济基础，以致酿成严重危机，并造成其金融霸权的衰落。
事实上，长期研究金融危机历史的已故经济史学家金德尔伯格，在其代表作《疯狂、惊恐和崩溃：金融危机史》中也已作出了这样的断言：“认为政府应当一直干预经济或认为政府永远不能干预经济的说法都是错误的。”
有学者指出，是时候告别“自由”还是“干预”的二元迷思，也完全没有必要接受在自由市场或国家干预中“二选一”的陈词滥调。保尔森在危难时刻吐露的真言“我相信市场，但我也相信政府应该有其角色”，对陷入二元迷思的人们来说应是一记当头棒喝。
刘军红认为，金融全球化与自由化，既是放松管制的过程，也是强化监管，实现“再管制”的过程。放松管制的目的在于刺激市场活力，激发金融产品的开发潜力；而“再管制”的过程，则是确保金融市场稳定、健康发展的前提，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美国次贷危机的最大教训，在于美国在实现金融产品自由化的同时，忽略了新型金融产品及其交易的监管。
他指出，为消化“次贷危机后遗症”，美国已开始积极布局“金融再管制”，引起全球性的金融自由化与反自由化的新论争。对我国而言，构建符合全球化时代的金融体系，既要开放市场，更不可忽视监管市场，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分散和控制金融风险。
陈凤英也对本刊强调，从美国的教训可以得出结论：没有监管的金融创新就是金融危机的导火索。金融创新和监管一定要同步，特别是新兴国家一定不能盲目地跟，要守住自己的底线。
江涌表示，次贷危机对中国的教训是深刻的。首先，中国绝对不能盲目拥抱自由化，否则将产生严重后果。
其次，中国经济发展不能太受美国影响，太依赖美国，应和美国保持适当距离。中国经济和金融自由化步伐不是要退回，但一定要放慢，首要的是加强自身防火墙的建设。目前我国的防火墙可谓千疮百孔，一个明证就是我们已经有上万亿美元的游资。
江涌还担心，新自由主义在中国已经有了广泛的基础，特别是在国内高校中很有市场。他呼吁，中国的经济学者应该更多关注社会现实，有更多人文关怀和独立深刻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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