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逆袭的神话，正在被现实撕得粉

　　2009年，胡歌主演的电视剧《神话》横空出世。这部剧改编自同名电影，却在设定和情节上大胆扩展，将一个穿越故事塑造成横跨古今、充满奇想的传奇。剧中，现代青年易小川误入秦朝，卷入诸侯争霸与历史风云，成为推演命运的一环。凭借高概念的题材、紧凑的剧情以及胡歌的人气，这部剧迅速火遍全国。最初，观众的目光多集中在易小川和玉漱的爱情主线，以及那种“现代人玩转古代”的爽感，剧集带来的讨论大多围绕冒险与浪漫展开。

　　然而，时隔多年，《神话》这部剧的热度虽已退去，它却在另一个层面重新被人们挖掘和讨论起来。尤其是剧中“反派”高要一角，成了许多观众新的情感出口。令人意外的是，这个曾经被骂作“阴狠小人”的角色，如今正在经历一种“翻红”。社交媒体上，越来越多人发出共鸣：高要的痛苦、挣扎和选择，何尝不是许多人生活处境的隐喻？他从一个忠厚老实的底层，爬升为权谋中人，最终化身权力机器的一部分，这种轨迹，竟与许多现代人自身的经历有着惊人的重叠感。

　　这种现象背后隐藏着深刻的社会心理。今天的人们面对愈发残酷的竞争环境，面对上升通道的收窄和生活压力的压迫，内心深处对“高要式命运”的理解变得更切肤之痛。高要并非天生冷血无情，而是亲身经历了屈辱与被践踏后，一步步被权力的逻辑塑造、异化。他从“受害者”蜕变为“加害者”的过程，其实是一种典型的阶级跃迁悲剧。他的变化，不是简单的黑化，而是阶级矛盾、个人欲望与历史境遇共同作用的结果。

　　高要的悲剧之所以具有强烈的现实映照力，是因为他所经历的并不是一种偶然，而是阶级社会中极为普遍的现象。出身低微的人，为了改变自身处境，被迫投身到一个已经固化的权力体系中。他最初也许抱有善意，心怀愤怒与复仇之火，但终究只能在旧有秩序下寻求上升的阶梯。最后，他无法打破这个压迫他的系统，反而成了这个系统的新一代执行者。

　　这其实是资本主义逻辑的一个本质陷阱：它制造出“向上爬”的幻觉，把受害者变成新的压迫者，以此维系其稳定运行。高要的痛苦、堕落、挣扎和彻底沉沦，就是这一机制的极端写照。

　　从中国历史上看，农民起义反复爆发，张角、黄巾军、李自成、洪秀全等无不是出于“反抗压迫”的本能冲动。然而，这些起义最终往往没有跳出“推翻旧皇帝、换上新皇帝”的轮回，高要式的悲剧恰是这种历史困局的缩影。

　　高要虽然有反抗的力量，却没有真正的阶级觉悟，他想要的是“翻身做主”，而不是去摧毁那个压迫群众的根本制度。这恰恰是高要式反抗的最大局限。

　　历史上类似的情节屡见不鲜。

　　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派最初是反抗旧秩序的先锋，但当权后很快陷入内部斗争和恐怖统治，最终被反革命势力反扑并镇压，恐怖统治虽是历史事实，但其内在动力也是因为革命力量尚未完全掌握无产阶级方向。

　　俄国革命后，布尔什维克曾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决粉碎了资本主义复辟的企图，但随着赫鲁晓夫等人推行修正主义，革命成果逐渐瓦解，说明一旦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和继续革命的路线，即便推翻了旧制度，也难逃“高要式堕落”。

　　古巴革命同样面临这一考验，切·格瓦拉曾在《社会主义与人》中指出，真正的社会主义不仅是制度的更替，还必须改造人的思想，否则“资产阶级思想”迟早会反扑。

　　这些历史经验警示我们：高要式的角色不是偶然的，而是阶级斗争尚未完成时的必然产物。如果没有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没有持续清除系统内的资产阶级残余思想，旧的压迫关系就会以变种形式复活。

　　现实中，我们看到许多底层群众也存在类似的心理——比如炒房致富梦、渴望阶层逆袭，一旦真的上升到一定位置，便开始认同并维护原本痛恨的秩序。这种现象在某些出身寒门的中产阶层尤为明显：有了车房和股份后，反而支持高压政策，讥讽仍在底层挣扎的人群。这正应验了马克思的警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无孔不入，即便在工人阶级中也有它的反映。

　　高要的痛苦，是千千万万被压迫群众的缩影；他的堕落，则是无产阶级如果缺乏组织和理论指导时最容易重蹈的覆辙。我们不仅要同情高要式命运，更要深刻反思他所代表的路径，坚定不移走出一条真正改变命运的革命道路。

　　马克思曾说，资本主义不仅压迫人，更腐蚀人。

　　现实中，我们经常看到这种“歪曲的反抗”：曾被剥削的打工人，一旦做了小领导，反而加倍压榨下属；出身草根的群体，一旦跨入中产门槛，立刻转身维护既有秩序。这就是高要的缩影——他原本是受害者，一旦抓住权力的缰绳，便立刻变成新的压迫者，却未曾意识到真正压迫他的，是背后的整个等级制度。

　　群众之所以越来越接受“高要式价值观”，其实是现实中阶级矛盾加剧，而无产阶级组织力量和理论武装不足的双重结果：一方面，残酷的现实不断激发群众对旧秩序的怀疑，产生“复仇美学”的共鸣；另一方面，缺乏革命理论和组织引导，使得这种反抗情绪最终只能在“翻身做主”而不是“彻底革命”的老路上打转。

　　高要的流行，恰恰说明我们的社会正处于“觉醒”与“迷失”交织的阶段：群众的愤怒是真实的，反抗的冲动是真切的，但如果缺乏科学理论的引导，这些怒火终究可能被引导向“轮回式失败”的方向。

　　因此，高要不仅是一个值得同情的人物，更是一个深刻的警钟。他提醒我们，真正的解放之路，不是“从受害者变成加害者”，而是彻底埋葬那个制造压迫的系统本身。

　　资本主义最阴险的地方就在于，它不仅通过物质镇压你，更通过文化工业塑造你的思维。高要的悲剧之所以能深入人心，正是因为它迎合了这种“斗争必然堕落”的叙事，仿佛所有斗争者都会失败，所有反抗者最终都会变坏。这其实是一种对群众斗争精神的消解，是对无产阶级革命性的慢性麻醉。

　　胡歌饰演的易小川之所以没有遭受同样的异化，很大程度上是剧本有意为之，让易小川保留着一个“乌托邦式”的人设，满足观众的美好想象；而高要则承担了现实的重量——他揭示了人们“如果没有彻底的阶级革命，翻身不过是换个位置继续压迫”的冷酷真相。

　　现实中，高要式的人物并不罕见。我们能看到许多底层出身的“逆袭者”，无论是基层干部、草根创业者，还是曾经激进的意见领袖，他们在上升过程中经历了剧烈的矛盾与撕裂，最后或主动或被迫成为旧有秩序的维护者。

　　他们曾经也是被压迫者，也曾有过热血和信念，但当个人命运和阶级斗争的矛盾交织在一起时，没有强大的理论武装和组织力量作支撑，这些个人的挣扎终究被吸纳进资本和权力的机器中。他们的斗争不是打破压迫，而是渴望“掌控”压迫，这才是高要这一角色刺痛人心的根源。

　　更加值得警惕的是，高要式的叙事正被文化工业不断放大和复刻。无论是电视剧、电影还是网络文艺，它们频繁地塑造出这种“上位即腐化”的宿命论，用表面的“人性挣扎”掩盖了阶级矛盾的实质。

　　这种叙事看似揭露了权力的残酷，实际上是一种消极、麻醉式的文化灌输——它让人们在愤怒与绝望中反复循环，却难以形成真正改变现状的行动力。高要的翻红，其实既是一种真实的共鸣，也是一种潜在的文化陷阱：它在让人理解“为什么会变坏”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中强化“变坏是不可避免”的宿命感。

　　毛主席在反复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和继续革命的必要性时，正是看透了这种“新生剥削阶层”的内在危险。他说，革命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必须不断斗争、不断清洗、不断自我净化。剧中高要的悲剧，就是没有这种继续革命的力量和路径。他个人的反抗只是短暂的情绪爆发，而没有形成系统的阶级斗争意识，结果只能在旧世界的逻辑中被拖拽沉没。

　　从《神话》到高要的热议，再到今天越来越多普通人对这种角色产生共情，其实是我们这个时代深层次矛盾的一面镜子。它说明群众对权力、阶级、压迫的感知正在加深，但同时也提醒我们：如果没有马列毛主义这样真正揭示矛盾本质、指导群众行动的理论武器，这种觉醒很容易被困死在“感同身受”与“反复无力”的怪圈中。真正的突破，不在于我们是否“理解高要”，而在于我们能否打破高要式的命运循环，使斗争不再止步于个人的挣扎，而能上升为彻底改造社会的力量。

　　高要式的命运，其实揭示了一种最常见、最隐蔽、也最顽固的意识形态困境：受压迫者一旦脱离了阶级集体、脱离了群众路线，只能在敌对的阶级斗争中用“个人奋斗”去尝试突围，这时，他的每一步“上升”，都不可避免地以自我异化、自我背叛为代价。

　　这里的悲剧根源，并不单是“权力使人腐化”那么简单，而是他没有真正站稳自己的阶级立场，没有清醒认识到：在阶级社会里，个人要想获得持久而真正的解放，必须依靠阶级的整体力量，而不是单打独斗。

　　高要最初的愤怒与痛苦具有一定的正义性，这也是现实中很多无产者共鸣的起点：出身贫贱、被侮辱、被损害，在一次次的打压中觉醒出对权力与财富的渴望。

　　但问题是，这种觉醒如果没有上升到阶级意识，只会滑向复仇式的权力崇拜。高要在剧中的蜕变，就是一种典型的“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的悲剧——既痛恨被剥削，又幻想通过投身剥削机制来翻身。结果，他的斗争不是为了改变社会结构，而是为了让自己成为新结构的既得利益者。这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高明之处，它不仅压迫，还不断提供“出路”的幻觉，让被压迫者相信，只要够狠、够拼，就能翻身，最后稳稳地守住“赢家通吃”的游戏规则。

　　这种现象的现实对应极为广泛。比如当代社会中，一些基层出身的干部、企业家、精英化的“新贵”，他们在完成阶级跃迁的过程中，往往一边保留对底层的“同情”，一边又成为剥削和压迫机制的执行者。比如很多人曾经痛恨资本家的剥削，却在自己当上资本家之后，不仅复制了同样的压迫，甚至以“我吃过苦所以更懂得如何压榨”作为合理化的借口。这和高要所走的道路本质上如出一辙——看似是成功逆袭，实则是阶级对抗的内部分裂和失败。

　　如果不打破这种机制，无产阶级内部始终会产生“高要式”的叛徒。而这种“内部分裂”恰恰是资产阶级最擅长制造的武器。

　　马列毛主义的一个重要理论贡献，就是揭示了这种现象的根本性质，并给出了方向——只有群众专政、继续革命，才能防止新生剥削阶层的出现，防止高要式的悲剧重演。

　　毛主席晚年反复强调“资产阶级就在Dn”，就是看到这种“内生异化”的巨大危险。无产阶级的斗争，不仅是与外部敌人的斗争，更重要的是与内部新生资产阶级、与思想深处的小资产阶级性格作斗争。

　　高要之所以最终失败，还有一个关键因素：他失去了群众基础。他的斗争完全是孤立的、以个人意志为中心的。他的每一次报复、上升、控制，都是建立在背离人民的基础上。群众在他眼中成了可利用的工具，而不是可以信赖、可以共同进退的力量。

　　毛主席说，人民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真正的力量来源在于群众。当一个斗争者离开了群众，他注定只能是浮萍、孤岛，最终不是被权力吞噬，就是被历史扫进垃圾堆。这也是为什么高要虽然一度攀到权力顶峰，但注定是个失败者。

　　今天高要的“翻红”，某种程度上说明了当前社会中越来越多的人对自身困境的模糊觉醒。但如果这种觉醒只是停留在“感同身受”，如果只是停留在“我理解他为什么会变坏”这一层，那么它很容易沦为一种情绪化消费，最终被影视工业、流量文化消解掉它潜在的反抗锋芒。

　　真正的觉醒，必须跨越这一步：不再只关注高要式的个人悲剧，而是追问这种悲剧的根源，并寻找到改变它的现实路径。这正是马列毛主义之所以至今仍有生命力的原因——它不仅提供了一种痛苦的解释，更提供了一条斗争和解放的道路。

　　《神话》里的高要，是一面镜子，也是一个警示。现实中，我们每一个劳动者、每一个被压迫者，迟早都会面临选择：是甘于在高要的路上沉沦，做新一代压迫者的螺丝钉，还是勇敢打破资本与权力编织的神话，组织起来，向着真正的解放迈进。这是电视剧无法给出的答案，但历史已经给出了方向。

　　这种方向感，正是当下许多观众在潜意识中隐约感到却尚未清晰把握的东西。高要之所以能引发如此大范围的共鸣，一方面固然是演员塑造得立体鲜活，另一方面，更深层的原因是现实的阶级矛盾已经积累到一定程度，使得很多人即便没有完整的理论准备，也本能地感到：这个社会的压迫机制不仅仅是“坏人做坏事”，而是有一种结构性的必然。高要的挣扎、堕落与毁灭，让人们看到了一个“普通人”在极端社会环境中的命运轨迹，这种轨迹在资本主义逻辑下反复上演，从打工者到中产、从底层干部到高位掌权者，表面各不相同，实则遵循着同一个剧本：在竞争中彼此厮杀，在上升中自我背叛，最后或被吞噬，或成为新的压迫者。

　　这种模式的根本原因，正如马列毛主义所揭示的，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及其衍生出的阶级分裂。

　　剧中高要试图通过个人奋斗改写命运，但他所面对的系统本身，就是一套阶级统治机制，它不允许真正的平等出现。当高要选择“逆袭”而非“革命”时，他其实已经注定了自己的结局——他所追逐的权力和财富，并不是真正属于他的，而是这个体制在需要时赐予他、在不需要时随时收回的东西。这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工具化命运”：任何一个基层出身的人，只要不敢动摇整个系统，就只能是权力机器里一颗随时可被替换的螺丝钉。

　　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对高要的痛苦感同身受，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越来越多的人正处于这种“权力—金钱—生存”的三重挤压之下。所谓“上升通道”变得越来越窄，而底层的压力却越来越大，使得“高要式”人物的心理状态不再只是剧集里的情节，而是成千上万现实中劳动者、青年、基层干部的真实写照。这种共鸣背后，潜藏着一股未被完全意识到的力量——对系统性压迫的反感、对“个人奋斗”神话的怀疑、以及对另一种社会可能性的渴望。

　　然而，资本主义文化工业非常擅长利用这种情绪。一方面，它制造高要式的人物供我们消费和讨论，提供一种“情绪发泄”的渠道；另一方面，它又极力避免观众真正去追问结构性问题，把一切都包装成“个体的悲剧”。这种引导的最终效果是让我们停留在“感同身受”层面，却不去思考如何改变现实。这恰恰是意识形态的高级运作方式——让你看到痛苦，但不让你看清根源；让你讨论“人性”，但屏蔽掉阶级。

　　高要的悲剧告诉我们的，不只是“权力令人腐化”这样一句空洞的道理，而是更深层地揭露了一个现实：只要生产关系不变、统治结构不变，那么每一个曾经的被压迫者，都可能在向上攀爬的过程中被异化为新的压迫者。

　　这是阶级社会的根本逻辑。而马列毛主义的历史经验反复证明：要打破这种怪圈，必须依靠群众、依靠彻底的革命，必须建立起新的生产关系和新的群众专政机制，防止新生资产阶级的出现，才能让解放真正实现，而不是变成一场换汤不换药的游戏。

　　因此，当我们今天再看高要“翻红”的现象，应该把它视作一个信号：社会的压迫感、撕裂感已经积累到一个临界点，普通人正在用自己的方式表达这种情绪。问题是，这种情绪要走向何处？是被消解为一阵流量狂欢，还是成为唤醒阶级意识的契机？答案，取决于我们能否将这种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自觉，能否在现实中组织起真正的斗争力量。

　　而这正是我们观看《神话》时最值得深思的地方。高要的“翻红”现象，不仅是一场流行文化事件，它隐约折射出一种潜伏在当代社会深处的集体无意识：越来越多的人发现，那种“拼命向上爬”的道路，背后是无数被牺牲、被利用、被抛弃的个体生命。高要的挣扎与堕落，其实让观众在心理层面投射出自己的影子——那个既渴望改变命运、又被现实反复敲打的自己。

　　然而，如果我们止步于同情与共情，只是为高要的命运叹息，或者仅仅把他当作“复杂人性”的代名词，那依然陷在意识形态设下的陷阱里。马列毛主义一再强调：真正的问题不是“谁更善良”“谁更无辜”，而是“阶级在哪”“力量在哪”。高要式的人物悲剧并不是偶然的个案，而是阶级社会结构内在的必然现象。每一个人，在这样的社会机器中，只要不改变结构，都难以逃脱被异化、被裹挟、甚至被吞噬的命运。

　　更值得警惕的是，当这种“高要情绪”变得普遍，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甚至会反过来将它加以利用。一方面，它制造一个又一个“悲情英雄”或“反派洗白”的符号，不断重复“现实太残酷，人性太复杂”这一套叙事；另一方面，它悄然掩盖了最关键的事实——真正让高要走向毁灭的，并不是单纯的性格缺陷，也不是所谓“命运的不公”，而是那个阶级剥削和权力压迫的系统本身。它永远不会告诉你，真正的出路不是“忍一忍就过去”或“再拼一把”，而是必须彻底打碎旧有秩序，建立新的社会关系。

　　这种从个体到集体、从心理到社会的迁移，恰恰是我们从高要现象中应当获得的深层启示。现实生活中，那些辛苦打拼多年仍在内卷中挣扎的人，那些为了所谓“上岸”而背离本心的人，那些在权力机器中被压榨干净最后遭到抛弃的人，其实都在不同程度上重复着高要的命运。他们既是现实版的“高要”，又是潜在的“觉醒者”——只要阶级意识真正生根发芽，历史就会出现新的转折点。

　　《神话》作为一部架空与现实交织的剧集，本身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的空间：它讲述了时空穿梭的故事，但我们看到的，其实是历史的轮回与阶级斗争的永恒主题。高要的故事不是结束，而是提醒：如果我们不改变社会的根本结构，那么“高要们”的悲剧就会一再上演，甚至轮到我们自己或我们的后代去重蹈覆辙。

　　如果说早年观众在追剧时更多是代入“易小川”式的浪漫冒险，那么如今的“高要热”则说明，越来越多的人从幻想中回到了现实，开始质疑那套“个人奋斗逆天改命”的叙事，开始反思阶级位置与社会关系。高要的“黑化”轨迹，其实就是一个人从幻想到幻灭、从屈辱到反抗再到彻底扭曲的过程。这一过程，是马列毛主义所揭示的阶级压迫规律的艺术再现。正如毛主席所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而没有方向的反抗，往往会被系统驯化，沦为新的工具。

　　高要的故事也提醒我们一个深刻的道理：在一个阶级压迫的社会里，任何个人的“上升”都不是纯粹的，而是伴随着无数他人的牺牲。高要的爬升固然带有悲情色彩，但他在权力游戏中所做的一切，也是在不断制造新的受害者。他一边抗争，一边成为压迫的帮凶，这正是阶级社会异化机制的真实写照。观众的复杂情感，既是对高要“不得不如此”的怜悯，也是对“走上这条路不可避免的伤害”本能的抗拒。

　　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这种深层的结构性问题，绝不是通过“洗白”一个角色就能解决的。高要“翻红”的背后，固然有演员的出色演绎，但更深的逻辑是：现实的压迫感与无力感让人们越来越无法相信易小川式的“奇迹”，反而将那些现实感强烈、充满痛苦挣扎的角色视为真正的“代言人”。这是一种潜在的觉醒，也是一种沉重的暗示——当人们已经厌倦了幻想，开始凝视真实的裂口时，社会的深层矛盾已然暴露无遗。

　　高要的命运里没有神话，只有阶级社会最冰冷的注释。他的故事结束了，屏幕熄灭，可那片土地上的人们依然在那场无声的剧中沉浮。看懂高要，意味着看清这出悲剧是怎样被一层层塑造、复制、再度上演的。而真正艰难的，是在看清之后，我们是否能在自己的生活中找到抵抗那剧本的微光，哪怕微弱，也不再顺从那条注定重复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