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暴原记录|石隆门华工起义①

　　序曲

　　刚刚在2006年五月杪落幔的砂劳越第九届州选举，重现了华人的政治激情火花，然而在廿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总是有人感叹华裔民众刻意规避政治问题，或对政治表现的出奇冷漠，但事实上，在过去的一百六十年来，我们的先辈确也曾对政治运动，有过无比的热诚与投入。

　　回顾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的石隆门华工事件、廿世纪同仇敌忾的反日援华、战后至独立前的大鸣大放年代，以及六十年代的共产武装斗争、纷扰不断的民主宪制政治，到七十年代斯里阿曼行动，每个关键性的时刻，似乎都能看到华族前辈们的身影。

　　悠悠的砂劳越河、浩瀚的拉让江纵有百折千转，终究要奔流向大海，历史总是会按照着自身的现实规律向前发展的。

　　仅让我们以无比谦卑和感恩的心，回首眺望这些阶段性的历史事故，你我都会同意，是前辈们不断付出血汗、智慧甚至生命，才有我们今天脚下的这段坦程。

　　●1840年时的古晋，犹如一个临河而建的小渔村。

　　●1840年尚未当上拉者前，詹姆士在砂劳越河畔的“官邸”。

　　探险家詹姆士 开创布洛克王朝 慕达哈欣当时仅是看上了这位白皮人的船坚炮利，却没料到会引狼入室，以致后来非但在炮口下，被迫让出晋、汉省的辖地，国土还继续被蚕食…

　　●退役军人詹姆士，在1841年在砂劳越开创了为期一世纪的布洛克王朝。

　　1839年的八月中旬，英国退伍军人詹姆士驾着武装帆船，突然闯进了还是属于汶莱辖地的砂劳越，揭开了布洛克王朝的百年统治序幕，更引爆了有史以来，华人在砂劳越的首场武装起义风暴。

　　英国人詹姆士布洛克（Jame Brooke ，1803—1868），出生于印度，父亲汤玛士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高级职员，后来出任印度本那利斯（现称瓦拉那西，Varanasi）高等法庭的法官。

　　十六岁就辍学的詹姆士，进入东印度公司的武装部队服役，参与过多场的大小战役，但却在缅甸的战场上挂彩，被遣送回英国养伤，从此放弃了戎马生涯。

　　立志到东方探险 期望圆一个梦想

　　疗伤的期间，他阅读了发现新加坡的莱佛士之著作，深为东南亚的神秘雨林、奇异的风土人情所吸引，于是立志要仿照莱佛士般到东方探险，更重要是期望能一圆当个岛主或国王的美梦。

　　詹姆士的父亲在1835年蒙主宠召，留下了三万英磅的遗产，让他有足够的资金买下一艘排水量逾百吨级的帆船勤王号（Royalist），还在船上安装了六门大炮，和配备了其他的武器后，终于在1838年的12月16日，从英国启航朝东南亚开来。

　　经过五个月的航行，詹姆士抵达了已是英国殖民地的新加坡，礼貌拜会了总督本汉（Bonham），后者建议他到婆罗洲岛的砂劳越走一趟，顺便帮他带封“感谢信”予砂劳越的拉者慕达哈欣（Rajah Muda Hashim ），因为在较早前，有一艘英国货轮在砂劳越岸外的海域沉没，船上的水手幸获拉者的部属救起。

　　三个月后，詹姆士开着“勤王号”帆船离开新加坡，横渡南中国海，于1839年的8月15日抵达古晋，以新加坡总督“特使”的身份，在古晋的拉者王宫晋见慕达哈欣，并受到了热情的款待。

　　那年头的“砂劳越”，指的就仅是现在的古晋省和三马拉汉省地区，人口稀少，放眼所及尽是莽荒森林，即使当时便称作“砂劳越”的古晋，居民也不上千人，整个市区仅有区区“海唇街”一条街道，一字摊开的华人商店，是简陋的亚答屋顶木板围墙的建筑群，活象一座傍河而建的小渔村。

　　淳朴的古晋确实很宁静，华裔居民除了经商和找生活外，似乎对其他的事务都不感到兴趣，然而由于汶莱国力衰弱，要治理砂劳越是有些感到鞭长莫及，况且派驻到砂劳越掌政的拉者与总督，又是软弱无能之辈，所以砂劳越河上游与海口区的一些原住民部落便趁机群起作乱，使统治阶层不堪其扰。

　　●1841年之前，汶莱苏丹派驻砂劳越的最高统治者拉者慕达哈欣画像。

　　游说詹姆士协助平定叛乱

　　结果赔上砂劳越

　　白皮蓝眼的詹姆士，既拥有战斗力强的武装帆船，背后又有英国海峡殖民地海军的撑腰，顿时让拉者慕达哈欣灵机一动，游说他留下来协助平乱，甚至承诺若能成功扫荡叛乱，便封他为“拉者”，管辖砂劳越河上游的新尧湾一带地区。

　　慕达哈欣当时仅是看上了这位白皮人的船坚炮利，却没料到会引狼入室，以致后来非但在炮口下，被迫让出晋、汉省的辖地，国土还继续被蚕食，终究把整个砂劳越都割予了这位英国探险家，不过在他当时提出此献议时，詹姆士心中虽暗自窃喜，但表面上却没有立即就答应下来，仅表示要先回去新加坡给总督覆命，争取他的支持后才再作下一步的决定。

　　他的这一趟砂劳越探路之旅，足足耗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还曾沿着砂劳越河溯流而上，来到了石隆门小镇游玩，当时已有几千名华裔矿工，正聚在那挖掘金矿，镇上繁华与经贸活动，看来远较古晋来得有活力，他和管理这一方水土的“十二公司”领袖会面，双方相见言欢，然而他万没想到，这群勤奋和有组织的华籍矿工，在十几年后的一场起义中，差点就要了他的老命——

　　●在十八世纪，在坤甸创立大唐总制的罗芳伯遗像。

　　●十九世纪从西加里曼丹攀越山脉到石隆门的客属矿工，当时他们头上还蓄留着清朝时代的辫子。

　　罗芳伯创“兰芳公司”

　　原来早在十九世纪卅年代，便已经有一批华裔矿工，从印尼西加里曼丹的三发与坤甸地区，攀越边界山脉来到石隆门开采金矿，这些华工非但大多数是广东嘉应州人，而且还是罗芳伯（1738—1795）所创的“大唐总制”之旧部属：

　　曾在坤甸建立“华人自治邦”的罗芳伯，出生于广东省梅县石扇堡，原名为罗芳柏，后来因当上了“大唐总长”，部属为表示对领袖的尊敬，把他名字中的“柏”字改为“伯”。

　　罗芳伯在卅四岁，即1772年时，怀着赴南洋捞金的发财梦，从广东的虎门扬帆出海，来到西加里曼丹的坤甸，最初是投入“聚胜公司”与“四大家园公司”的矿场工作，由于明礼又通诗书，兼且才干出众，深为公司领导的器重，很快的便在群雄中脱颖而出，崛起为公司的第一把手。

　　不久后，他的势力延伸到坤甸附近的东万律，与当地的兰和营公司合并，创设了“兰芳公司”，继续率众在西加开采金矿，于此期间，由于地方上动荡不安，为了保护矿场与华工的安全，公司建立和保有本身的武装防卫力量。

　　兰芳公司随后与坤甸的苏丹结盟，联合出兵平定了地方上各番王所主导的叛乱，从而苏丹让罗老在坤甸称王，建立形同自治政府的“兰芳大总制”，1777年，兰芳公司召开大会，决议把兰芳公司，或兰芳大总制改称为“大唐总制”，作为最高领导人的罗芳伯，遂成了首任的大唐总长。

　　组织庞大·矛盾严重

　　由罗芳伯在坤甸手创的“大唐总制”传了百多年，直至1884年才倾覆瓦解。

　　然而在此之前，由于大唐总制内的组织过于庞大，内部山头林立，派系间时有发生严重的矛盾，其中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前后，便有一部份人由于受到排挤，便在他们“大哥”刘善邦的率领下，从三发经双空、文杜乃，越界到石隆门的边陲山镇新山（Pankalan Tebong）另起炉灶。

　　●石隆门的边陲小镇“新山”，是刘善邦等先贤在十九世纪到砂劳越时最新落角的地方。

　　●孤峰矗立在山林间的“王爷山”，由于形状类如戴着帽子的“王爷”，因此而得名

　　，早年华工曾在山下采矿，并在半山间筑有一座神庙，是华工们拜拜，以及三点会的香堂所在。

　　刘善邦另起炉灶

　　因为组织内部失和，加上荷兰殖民主义者联合当地的原住民部落，频频向大唐总制管辖的“自治邦”发动攻势，于内忧外患的双重打击下，刘善邦决定另谋出路…

　　在砂劳越近代史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刘善邦（1800—1857），原籍广东陆丰罗庚山，廿岁时渡海到西加里曼丹的坤甸，加入已故罗芳伯所创的大唐总制，但因为组织内部失和，加上荷兰殖民主义者联合当地的原住民部落，频频向大唐总制管辖的“自治邦”发动攻势，于内忧外患的双重打击下，刘善邦决定另谋出路，率领了一批部属和华工越界来到了砂劳越的边陲小镇“新山”。

　　就如西加里曼丹的先辈一样，刘善邦等在新山落脚后，即向当时统治砂劳越的汶莱政府总督缴付了租金，随着开始采矿，然而因为金沙的产量不多，且陆续从坤甸过来投靠的华工人数日增，于是华工们便朝北的方向勘察，终于让他们在石隆门市区附近的帽山找着了金脉，华工随即集体迁移到帽山脚下，最初是成立“义兴公司”来统筹采矿事宜，后来再改组为“十二公司”，由刘善邦出任掌舵大都领。

　　首次到石隆门的詹姆士，见识了三、四千名华工在帽山，即现在“碧湖”所在的矿地上劳作之壮观场面，惊叹华工的开采技术和生产效率，也与十二公司的领导层作了一次初步的会谈，双方都给对方留下日后进一步合作的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