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我国终于收回了被蒋介石出卖的大连、旅顺和长春铁路的主权

纪念毛主席诞辰：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我国终于收回了被常凯申将军出卖的大连、旅顺和长春铁路的主权

本网友今天下午去毛主席纪念堂，回来之后，又看到疯疯癫癫僧对勤劳的燕子网友说：“美军在驻在国确有强奸案发生。问一下燕子：苏军在东北强奸中国妇女以万数计，毛主席为什么还让苏军在中国驻扎好久呢？这是卖国还是爱国？”

苏联军队确实在我国东北有过强奸恶行，这是历史事实的一部分。那么，苏联军队何以能够驻扎在我国东北，后来又是如何撤走的呢？
这不禁使本网友想起了毛主席在对苏谈判中为全面恢复我国主权立下的丰功伟绩。

苏联军队之所以能驻扎我国东北，是因为当时在常凯申将军领导下的中国军队没有能力驱逐驻扎在东北的日本关东军，不得不求助于苏联。
此后，中华民国政府不得不与苏联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议》﹑《关于大连之协议》﹑《关于旅顺口之协议》﹑
《关于中苏此次共同对日作战苏联军队进入东三省后苏联军总司令与中国行政当局关系之协议》等附件，并互换了关于外蒙古问题的照会等。
根据此条约关于外蒙古问题的照会，中国政府声明，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公民投票证实其独立的愿望，中国政府承认外蒙古之独立。
关于大连、旅顺和长春铁路的协议则规定：中苏共管长春铁路三十年，旅顺为共享海军基地三十年，大连为自由港。
苏军进入东北后，收复区内由中国派员设立行政机构并派军事代表和苏联联系。
中华民国政府则得到苏联政府“一切援助给予国民政府”的许诺和“重申尊重中国在东三省之完全主权及领土的完整”。

不过，历史确实真的很会开玩笑。这个条约签订的八个月之后，1946年4月29日，东北最北的大城市哈尔滨就被人民解放军解放了。
最北的大城最早解放

“今年８１岁的波罗德科·弗拉吉米尔·菲和列宁同名，退役前被授予海军上将军衔。来华访问时，老将军接受了记者采访。他声若洪钟，回想当年哈尔滨解放的序曲——苏军在这座曾有着“东方莫斯科”之称的美丽城市赶走了日本侵略者，好似说着刚刚发生故事：“１９４５年８月，我们两小时的战斗就打跑了日本兵，开着坦克进入哈尔滨。””

“为履行《雅尔塔协定》，１９４５年１１月１７日，苏联通知中共地方领导机关和武装力量撤出哈尔滨，准备将城市移交给国民党。为避免内战，在陈云主持下，１１月２２日，中共北满分局、松江省委、省军区等全部撤至宾县。

从苏军移交政权到哈尔滨最终解放，国民党接收大员盘踞哈尔滨的１００多天里，工厂没能开工，经济更加萧条，物价猛涨。老百姓愤愤地骂：“想接收，盼接收，接收完了更难受！”

哈尔滨１９４５年的时候约四五十万人口。当时，松花江边完全是贫民窟，住的有苦力、妓女、说书的、捡破烂的等。哈尔滨冬天街上有很多“死倒”，就是披着麻袋冻死的人，早上，有专门的马车把这些“死倒”一车一车地拉走。这是夜幕下的哈尔滨，也正是这座城市的黎明时分。

１９４６年２月２６日，驻东北苏军宣布开始由南至北陆续撤军，消息引起哈尔滨人的极大不安。因为自苏军撤出沈阳、佳木斯、长春、齐齐哈尔等国民党接收大员控制的城市后，立即出现社会秩序混乱、土匪横行的情况。３月９日，抗日民族英雄李兆麟将军被国民党特务暗杀，更激起了哈市人民的义愤。４月２６日，哈尔滨市各界代表１３０人联名电吁东北人民自卫军（前身是东北抗日联军）迅速进驻，中共北满分局为此决定立即进军哈尔滨。”

“１９９２年病逝于广州的刘转连，曾在《三五九旅回师北上解放哈尔滨》一文中清晰地回忆起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４月２８日拂晓５时，进攻开始了。部队迅速占领了指定目标，在前进途中，只在南岗和道外个别地方遇到小股敌人的抵抗和暗枪射击，并迅速将其歼灭。我军比较顺利地解放了哈尔滨。””

“让市民们感到神奇的是，几乎一夜过后，苏军撤走后的空白就由共产党的部队“无缝衔接”上了。原哈尔滨市教育学院院长冯光武，其时也在哈工大上学，“那天早晨起来以后，突然都是民主联军站岗了，苏联军队就没了”。”

“对哈尔滨市民来说，时局变化真是太快了。日本人被赶走没几天，接着来了国民党，转眼，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民主联军就来解放这座城市了，以至于一些市民还有点恍惚地仍将共产党的部队称做八路军。当时在哈尔滨市第二中学读书的梁万栓，先是听班里的一位同学说，三棵树一带“来了很多八路军”，不打人不骂人，对人很和气，还帮老百姓干活儿。梁万栓听了感到很好奇，就利用休息日来到三棵树，远远地去看“八路军”，果然，“他们在给老百姓劈柴，有的在挑水”。后来在城里，梁在尚志大街上再次看到很多东北民主联军，队伍前面有马拉的大炮，４个人扛着重机枪，后面的战士８个人一排，都扛着枪。“后来听人说，这是部队在搞入城检阅式呢。””

很显然，哈尔滨解放得如此迅速，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常凯申将军派遣的“接受大员”们。
此后，随着解放战争的进行，三大战役之后，东北全境就基本上全部解放了，唯独剩下两个城市和一条铁路，就是在常凯申将军领导下中苏共管的大连、旅顺和长春铁路。

本网友在东北新闻网上找到了介绍《1955年人民解放军海军接收苏占旅顺基地始末》的文章：
“1949年夏，新中国的成立尚在筹备中，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就受命秘密访问了苏联。在苏期间，刘少奇与包括斯大林在内的苏联主要领导人就旅顺问题进行了几次交谈。
当时苏共中央内部就决定，一旦对日和约签订，美国从日本撤兵，苏联也从旅顺撤兵。归国后，刘少奇如实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汇报了斯大林和苏联政府的态度，毛泽东深感欣慰。

同年12月，举国上下还沉浸在开国大典的欢欣中，毛泽东就亲率中国政府代表团登上北去的专列，开始了访问苏联的行程。从12月16日毛泽东抵达莫斯科当天直至谈判结束，旅顺问题始终是双方会谈和私下交谈的一个重要话题。
经过反复磋商，最后终于达成一致。1950年2月14日，周恩来、维辛斯基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克里姆林宫里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及大连的协定》两个重要的历史文件。

《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及大连的协定》规定：“缔约国双方同意一俟对日和约缔结后，但不迟于1952年末，苏联军队即自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并将该地区的设备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而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偿付苏联自1945年起对上述设备之恢复与建设的费用。”这一协定，是半个多世纪来关于旅顺问题的若干条约中唯一一个收回土地、收回主权的正式文件。毛泽东非常高兴。回国后，他在全国政协常委会和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等场合，几次满意地讲到协定签署的重大意义。”

东北新闻网的报道没有介绍谈判的过程。实际上，谈判过程是很曲折的。
一开始，苏联根本不打算重新签订中苏条约，而是要求中方全盘接受原先的中苏条约。
毛主席在与斯大林的谈判中坚持要求重新签订新的中苏条约，斯大林最终被迫同意。

本网友在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网站上找到了《1950年中苏条约谈判中的利益冲突及其解决》：
“据俄国的档案文献，在西柏坡会谈中，苏联采取了当年与国民党政府谈判时同样的策略，即以在新疆问题上的让步来换取中国在蒙古和东北问题上保证苏联的利益。[1]
当毛泽东暗示苏联曾插手新疆问题时，米高扬立即表明苏联在新疆问题上没有任何要求和企图。而在毛泽东试探性地提出蒙古的统一时，米高扬则明确表示苏联不支持内外蒙古统一的强硬立场。
关于旅顺港的租借问题，双方经过试探，一致同意苏军暂时保留这个海军基地，待对日和约签订及美国从日本撤军后归还中国。不过，米高扬当时的感觉是：毛泽东“有自己的策略考虑，但他没有明说”。[2]
东北问题的核心是中国长春铁路所有权的归属问题，这也是斯大林最为关心的问题——如果说确立通向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是苏联远东战略的核心，那么中长路则是这一战略的生命线。斯大林十分担心毛泽东会否认1945年中长路协定的有效性，他在会谈期间“不止一次地以无线电报”询问联共（布）驻中共中央代表柯瓦廖夫：“中国同志对中长路协定的真正态度如何，他们是否认为中长路协定是真正平等的条约”。[3]
米高扬在会谈时则坦率地告诉中共领导人，苏联不认为有关中长路的协定是不平等的。毛泽东含糊地回答米高扬说，在中长路产权归属问题上存在的一些磨擦，是可以就地解决的，并同意让高岗和柯瓦廖夫共同研究这个问题。[4]
然而，斯大林已经从柯瓦廖夫那里了解到：高岗和陈云表面上都承认中长路协定是平等的和令人满意的，但“实际上中国人暗中想要全面控制铁路，他们正在尽力从苏联人手中夺取对这条铁路的管理权”。[5] 所以，在莫斯科看来，最好的办法还是先把问题搁置起来。

几个月后刘少奇秘密访问莫斯科，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如何处理中苏条约的问题。在给斯大林的书面报告中，刘少奇表示新中国政府愿意继承现有的中苏条约，但同时又提出了对这个条约加以处理的三种方式：
（1）由中国新政府宣布全部承认这个条约继续有效，不加任何修改。（2）根据原来条约的精神，由两国政府代表重新签订一个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3）由两国政府代表换文，暂时维持这个条约的原状，但准备在适当时机重新签订。
此时，斯大林仍然没有急于回答中方提出的问题，他在刘少奇的报告上批道：“等毛泽东到莫斯科后再决定这个问题。”[6] 显然，中苏双方领导人都想摸到对方在即将开始的外交谈判中的底线。

新中国成立刚刚一个月，1949年11月8日，毛泽东便致电莫斯科表达了出访苏联的愿望，还特别说明访问期间要提出中苏条约问题。电报又补充说，如果要签订条约，周恩来将前往莫斯科签字。[7] 第二天，中共中央给驻苏大使王稼祥的电报也说明了同样的目的。[8] 在此期间，柯瓦廖夫也向斯大林报告说：毛泽东曾经告诉他，打算出访三个月，第一个月在苏联，与斯大林会谈，要签署新的中苏条约，第二个月访问东欧，第三个月在苏联南方养病。因此，中国人希望斯大林将中苏条约的事情放在日程安排的前面。[9] 看来，毛泽东去莫斯科一是要与苏联结成同盟，二是要以一个新条约的形式表现这种同盟关系。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10]

毛泽东坚持签订新的中苏条约

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到达莫斯科后，立即与斯大林举行了正式会谈。然而，这两位领导人的第一次对话便在如何处理1945年中苏条约的问题上陷入了僵局。当毛泽东谈到刘少奇访苏后中共中央研究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问题时，斯大林立即打断他的话说：“苏中之间是根据雅尔塔协定缔结这个条约的”，所以苏联“决定暂时不改动这个条约的任何条款，因为哪怕改动一条，都可能给美国和英国提出修改条约中涉及千岛群岛、南库页岛等等条款的问题提供法律上的借口”，但可以“寻求一种可行的办法，在形式上保留，而在实际上修改现行条约”。这样，斯大林抢先表明了苏联不准备签订一个新条约的立场，而毛泽东却未能明确表达中方的意见。[11] 在12月18日给刘少奇的电报中，毛泽东讲述了他对这次会谈结果的理解，即苏联认为“不宜改变原有中苏条约的合法性”，苏联租用旅顺口30年“在形式上不能改变”，但可以发表一个声明表示苏联同意从那里撤军。电报中还讲到一段俄国档案没有记录的内容：尽管毛泽东提出中国的社会舆论认为原条约已经失去了意义，斯大林仍然强调，对原条约的修改，大约要到两年以后，并坚持不要周恩来去莫斯科。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请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这一问题并提出处理意见。[12]

刘少奇、周恩来、朱德12月21日联名回电，表明了政治局会议研究后的意见，即按苏联的立场，周恩来“似无必要”再去莫斯科了。[13] 然而，毛泽东却没有放弃努力。为了表明中方的态度，他于12月22日邀请柯瓦廖夫去谈话，要求再次与斯大林会见，并明确提出了解决问题的两种方案。一是解决中苏条约等一系列问题，并要周恩来前来莫斯科履行签字手续，一是对各种问题从多方面进行磋商，但暂不履行相应的签字手续。[14] 尽管毛泽东对这次会谈抱有极大希望[15]，但在12月24日举行的第二次会谈中，斯大林根本没提中苏条约的问题，毛泽东对此大失所望。[16] 这一次毛泽东真的动了气，他拒绝了柯瓦廖夫和费德林关于去苏联全国游览的建议，而宁可“在别墅里睡大觉”。[17] 此时莫斯科的空气显得凝重而紧张，斯大林在等待毛泽东转变立场，而毛泽东则在设法迫使斯大林做出让步。

8天以后有了结果。1950年1月2日晚8时，莫洛托夫和米高扬来到毛泽东下榻的别墅，特地来表明了苏联的新立场：同意签订新的中苏条约[18] 根据汪东兴的日记，1月3日这一天，毛泽东“精神特别好”，“有说有笑”。[19] 至于斯大林做出让步的原因，恐怕主要还是考虑到在冷战已经形成的状态下，中国是否加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对于苏联在远东地区的安全和亚洲的战略利益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素。而毛泽东采取的态度和作法，无疑加重了斯大林的忧虑。

在1月1日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奉命拜访毛泽东时，一方面，毛泽东声明，因身体不适，“准备完全静养一周”，取消在苏联各地旅行的计划，“不想参观工厂，不想作报告，也不想发表公开演讲”，并且将提前一个月回国。另一方面，毛泽东又有意透露：中国政府准备与缅甸和印度谈判建交问题，而且“不久英国和其他英联邦国家也将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上采取明显步骤。”[20] 显然，毛泽东是在以一种东方式的外交语言向斯大林表示不满，是在西方传闻毛泽东被“软禁”、中苏关系陷入紧张状态的背景下向莫斯科施加压力。[21] 无论如何，当中苏谈判陷入僵局时，中国与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的关系出现转机，对斯大林无疑是一个震动，他感到这是中美关系缓和的先兆。[22] 考虑到国际关系可能发生的变动以及中国与西方势力接近对苏联在亚洲利益形成的威胁，斯大林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毛泽东空手而回。[23]”

“然而，苏联此时的让步只是表面的，斯大林的根本目标是既要与中国结成同盟，又要维持苏联在1945年条约中的既得利益。苏方对条约及有关协定草案的准备工作正是在这样的方针指导下紧锣密鼓地开始的。

从1月5日到9日，苏联外交部最初起草的两次条约草案都明确指出：“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中长铁路、大连和旅顺口协定继续有效。”[24] 因斯大林曾答应在对日和约签订后苏军撤出旅顺海军基地，外交部又煞费苦心，四易其稿，最后确定：“目前在旅顺口和大连港的苏联军队自本条约生效之日起2-3年内全部撤回苏联境内，撤军将于1950年开始”，并在对日和约签订后修订旅顺口和大连港协定。这里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即最后文本将条约的名称由《友好合作互助条约》改为《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此后新的中苏条约便沿用了这个名称。[25] 由于毛泽东在12月16日和1月6日的会谈中都曾使用了“友好同盟条约”，所以，外交部长维辛斯基在最后确定条约名称时可能是考虑到了中方的这一说法。[26]

为了在新条约中保留旧条约的部分内容——主要是针对中长铁路和大连问题，苏联外交部条约法专家杜尔金涅夫斯基特意研究了国际惯例和有关国际条约，并从中寻找法律根据。他在1月13日致维辛斯基的备忘录中建议，“对保留与新条约不矛盾的一部分旧条约作补充说明是适宜的，这样的补充说明可以写在新条约的文本中或签署议定书及专门的照会。”[27] 鉴于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中国已经表示不会在近期收回旅顺港，因而苏联在远东的战略利益就主要体现在对中长铁路及其终点大连港的控制权上，所以，莫斯科极为重视有关中长铁路及大连港的协定，其做法就是将这一问题与条约本身（含旅顺问题）区别开而单独提出。维辛斯基在1月16日向莫洛托夫提交了《确认中国长春铁路协定有效的议定书》和相同内容的《声明》草案，其中专门提出“完全根据1945年8月14日在莫斯科签订的中国长春铁路协定中指明的期限确定该议定书的有效期”。同时建议，在中苏条约签字时以《补充条款》的方式声明：“本条约的缔结不承担苏中双方在以前条约中各自的债务。”[28]

1月19日，苏联交通部提出了关于中长铁路及大连港协定的草案文本，其中提出：重新规定中长路的资产组成，即把以前不属于中长路的南线（哈尔滨-大连）上的由日本人建造和改建的企业列入铁路的资产组成；对中长路及其所属企业和机关所需的进口货物免征海关税、各种特别税及其他货运税；未被列入中长路组成部分的大连港港口主任由苏方人员担任；组建一个受苏联海军部领导的中苏合营远东海运公司。交通部长贝舍夫在报告结尾特别说明，要把以前属南满铁路管辖的地段列为中长路资产是出于经济利益上的考虑——这段铁路每年都能产生大约1.6亿卢布的利润。1月21日呈交的苏联部长会议关于中长路的决议及中长路两个议定书草案确认：以上述文件为基础与中方进行谈判。[29]

1月22日，联共（布）中央批准了各专门委员会起草的12个文件草案。[30] 应当特别注意的是：这里包括了中苏谈判可能涉及的所有问题，却惟独没有旅顺口、大连港协定和中长路协定本身。原因就在于苏方认为根本没有必要重新起草这两个协定——原中长路协定继续有效，原旅顺口协定和大连港协定要等到与日本签订和平条约后再重新审议，而苏联提出的有关修改部分已经体现在两个相应的议定书中了。这就是中苏条约正式谈判开始之前苏联方面的全部设想和期望，他们在等待刚刚到达莫斯科的周恩来对此做出反应。

周恩来率领庞大的中国政府代表团于1月20日抵达莫斯科，并参加了22日斯大林与毛泽东的第三次正式会谈。在这次会谈中，毛泽东与斯大林就几个原则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重新签订中苏条约；在签订对日和约以前旅顺口协定依然有效，此后苏军撤出旅顺；在法律上保留原中长路协定的有效性，而实际上进行适当的修改；苏联放弃在大连港的权利；中长路领导职务由中苏双方轮换担任；委托米高扬、维辛斯基、周恩来、李富春进行具体谈判。[31]

1月23日，中苏双方代表进行会谈，并首先讨论了苏方提出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1月24日23时，经中方修改后的草案递交苏方。把双方的草案进行仔细对比可以发现，中方的修订草案除调整了一下段落安排和增加了个别修饰词以外，从名称到内容，与苏方的草案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区别。[32] 后来双方又有两次对条约文本的修改，但都是个别文字的改动或调整。[33] 对这一点并不难理解，因为条约所述的防止日本及其盟国的侵略、加强双边的协商与合作等内容，都是中苏双方的共同愿望和要求。真正涉及双方利害冲突的是在具体的实际的问题上。

经过两天的研究和讨论，1月26日中方提出了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国长春铁路的协定》的草案。该草案首先在形式上与苏方草案不同，即将几个利益攸关的重大问题放在一个统一的协定中解决。这实际上等于否定了苏方关于在签署对日和约后再重新审议有关协定的意见，而是要求立即一揽子解决所有协定的重新审议问题。在内容上，双方设想的差距就更大了。针对苏军在对日和约签订后撤出旅顺口的条款，中方草案增加了补充条件：如果“由于某些原因阻碍了对日和约的签订，而本协定生效已超过三年期限且未再缔结相应的条约，则苏军将立即撤出旅顺口地区。”最要害的问题是中方提出了苏方草案完全未曾想到的问题，这主要是：第一，苏联放弃租用旅顺口作为海军基地的权利，放弃在大连和中长路的一切权利和利益，同时声明将上述所有权利和义务归还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目前由苏联临时代管或租用的在大连和旅顺口地区的一切财产，均由中国政府接收。第三，对日和约签订或本协定生效三年后，苏联政府立即将中长铁路及其所属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国所有。[34]

除旅顺撤军问题外，中方的草案几乎完全推翻了苏方的原有设想。这是苏联方面感到非常意外的，以至收到周恩来的草案后，苏方进行了紧张研究和反复修改。笔者在俄国档案文献中发现了对中方这一草案的四份不同的修改稿，尽管字迹潦草，不易辨认，但可以看出是不同人分别修改的，而且删改之处非常多，特别是斯大林本人批阅的一份文本，几乎把中方草案的内容全部勾划掉了，其字里行间透露着斯大林的恼怒和愤慨。[35] 然而，在经过冷静商讨和慎重考虑之后，斯大林还是决定做出让步。协定修改稿已经很接近中方的草案文本了。在苏方的这个协定草案中，没有提苏联放弃在旅顺、大连和中长铁路的一切权利和利益的问题，并增加了由中国“偿还苏联自1945年以来用于旅顺口修复和建设工程的费用”的条款。除此以外，苏方接受了关于旅顺口的条款（不包括移交财产），也接受了大连的行政完全隶属中国管辖、立即由中国政府接收大连（不包括旅顺口）的一切财产的条款。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苏方还接受了在对日和约签订后或不迟于1952年末无偿地向中国移交中长铁路的权利及全部财产的条款。不过，苏方在同时提交的该协定的议定书中又增加了三条：对于苏联运入、调出旅顺口的物资和原料免征一切税收；上述物资和原料免受中国海关检查；苏联军队和军用物资可以沿中长铁路自由调运，其运费按中国军队调运的现行价格计算。[36]

1月31日，中方又针对苏方草案提出：中国的军队和军用物资也可以自由地沿苏联的西伯利亚铁路调运。[37] 对此，苏方不能再容忍了。于是，中苏双方在1月31日至2月2日的谈判中发生了激烈争论。米高扬认为中国军队从满洲沿苏联铁路向新疆调动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和合理性，中方的建议实质上是对苏联建议的“反提案”，是“隐讳地反对苏联这一建议的一种特殊方式”，因此“没有任何必要，也绝对不会被接受”。如果中方坚持，那么将重新考虑中长路协定的有效期。周恩来与毛泽东商议后放弃了这一要求。[38] 2月11-13日中苏代表进入了新一轮谈判。显然是为了防止因苏联势力退出东北地区而造成美国在东北亚扩张的结果，苏联又提交了一个新协定草案，其中规定在苏联远东地区和各中亚共和国的领土上以及在中国的满洲和新疆境内不得向外国人提供租让，并不允许有第三国的资本或公民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参与经营活动。这就是所谓的《补充协定》。对此中方表示接受，会谈中周恩来说，毛泽东同志同意这个协定草案，只是在文字方面有几处不大的意见。周恩来还提出，中国准备采取经济措施，逐步减少外国公司和组织在东北和新疆境内从事的经济活动。[39]

至此，中苏结盟谈判中经济利益的冲突总算化解了，做出让步的实际上是苏联方面。”

这样，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经过艰苦的谈判和斗智斗勇，终于迫使苏联政府与中国签订了新的中苏条约，
其中《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是这样规定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根据这些新的情况，决定缔结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本协定：
　　第一条
　　缔约国双方同意苏联政府将共同管理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以及属于该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此项移交一俟对日和约缔结后立即实现，但不迟于一九五二年末。
　　在移交前，中苏共同管理中国长春铁路的现状不变。惟中苏双方代表所担任的职务（如铁路局长、理事会主席等职），自本协定生效后改为按期轮换制。
　　关于实行移交的具体办法，将由缔约国双方政府协议定之。
　　第二条
　　缔约国双方同意一俟对日和约缔结后，但不迟于一九五二年末，苏联军队即自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并将该地区的设备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而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偿付苏联自一九四五年起对上述设备之恢复与建设的费用。
　　在苏军撤退及移交上述设备前的时期，中苏两国政府派出同等数目的军事代表组织中苏联合的军事委员会，双方按期轮流担任主席，管理旅顺口地区的军事事宜；其具体办法由中苏联合的军事委员会于本协定生效后三个月内议定，并于双方政府批准后实施之。
　　该地区的民事行政，应直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管辖。在苏军撤退前，旅顺口地区的苏军驻扎范围，照现存的界线不变。
　　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其他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侵略因而被卷入军事行动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议及苏联政府同意，中苏两国可共同使用旅顺口海军根据地，以利共同对侵略者作战。
　　第三条
　　缔约国双方同意在对日和约缔结后，必须处理大连港问题。
　　至于大连的行政，则完全直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管辖。
　　现时大连所有财产凡为苏联方面临时代管或苏联方面租用者，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接收。为进行上述财产接收事宜，中苏两国政府各派代表三人组织联合委员会，于本协定生效后三个月内议定财产移交之具体办法，此项办法俟联合委员会建议经双方政府批准后于一九五○年内完成之。
　　第四条
　　本协定自批准之日生效，批准书在北京互换。
　　一九五○年二月十四日订于莫斯科，共两份，每份以中文与俄文书就，两种文字的条文均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
　　周 恩 来（签字）
　　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
　　安．扬．维辛斯基（签字）
　　全 权 代 表”

后来朝鲜战争爆发，收回旅顺港的时间被延迟了：
“朝鲜战争爆发后，面对抗美援朝战争短期内不可能结束的现实，而议定的苏联从旅顺撤军的最后期限就要到来，旅顺问题怎么办?1952年8月，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又一次访问了苏联。

第一次会谈，周恩来就开诚布公地向斯大林通报了中国政府代表团访苏的愿望和要求：“关于中国国内形势和五年经济建设计划问题，代表团准备向苏联同志提交一个书面报告，待报告提交后再谈。考虑到日本只和美国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缔结和约，而拒绝与中苏缔结和约，同时考虑到朝鲜战争的现状，中国方面希望苏军继续留在旅顺口。”
斯大林当即答应：“这是可以的，但动议应由中方提出。在旅顺我们是客人，我们不便提这种问题。”在这一原则基础上，中苏双方经过具体磋商，签署了《关于延长共同使用中国旅顺口海军基地期限的换文》。
文件中说，为了支持配合抗美援朝战争，制止和打击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中苏双方同意延长两国共同使用旅顺海军基地的期限。苏联军队撤离旅顺的时间另行议定。

1954年，中国人民在抗美援朝的凯歌声中迎来了新中国成立五周年。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于9月底率苏联政府代表团抵达北京。
在参加了建国五周年庆祝活动后，双方领导人就中苏关系、国际形势及旅顺撤军问题举行了会谈。

赫鲁晓夫是一个很精明的人。为了树立自己的国际形象，巩固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地位，他这时对中国是相当重视和宽宏的。
所以，当毛泽东讲到旅顺问题时，他立即表态：“中国作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不应驻有外国的军队。我们的军队1952年没有依约从旅顺撤走，是应中国的要求。现在形势变了，要研究撤军问题。”他并且表示，除新安装的海岸炮群外，愿意将旅顺、大连的一切设施全部无偿地移交中国。经过周恩来率领有关人员与苏联代表团具体会商谈判，于10月12日在中南海颐年堂签署了《关于中苏会谈的公报》和《关于旅顺口海军根据地问题的联合公报》。这是一个少有的隆重仪式：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中国主要领导人和赫鲁晓夫率领的苏联政府代表团全体成员，都出席了签字仪式。《联合公报》指出：“双方议定苏联军队自共同使用的旅顺海军根据地撤退，并将该地区的设备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苏联军队的撤退和旅顺口海军根据地地区的设备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应于1955年5月31日前完成。”

苏联军队从旅顺撤离的时间，终于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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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5日，中苏两国海军防务交接签字仪式在海军基地“水兵俱乐部”前的大操场隆重举行。中国海军接收分会负责人罗华生、苏联海军旅顺基地司令库德良夫切夫分别代表本国在《辽东半岛协议地区海军防务交接证书》上签字。《交接证书》郑重宣告：“苏联海军已将辽东半岛协议地区之海军防务移交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并自1955年4月15日24时0分起，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旅顺基地首长负责该地区沿岸之防务。”接着，军乐队奏苏联国歌、中国国歌，苏联国旗从旗杆上缓缓降下，五星红旗在军乐声中冉冉升起……

同日，国务院发出电令，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接收旅顺防务部队番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旅顺基地”，正式编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序列。5月3日，国务院颁发命令，任命接收分会负责人罗华生、彭林为旅顺基地司令员、政治委员。

自1895年4月《中日马关条约》签订，辽东半岛被割让日本，至1955年4月旅顺在友好的气氛中得以顺利接收，整整过了60年。至此，旅顺港才真正掌握在中国人民自己的手里。举行交接仪式的当日，旅顺城乡各界群众不约而同地家家举杯欢庆，纪念这一盛大节日。许多饱经沧桑的老人抚今思昔，激动不已，泪湿襟怀。”

自此，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我国终于彻底收回了被常凯申将军出卖的大连、旅顺和长春铁路的主权。

疯疯癫癫僧所谓“毛主席为什么还让苏军在中国驻扎好久呢？这是卖国还是爱国？”，大概就是指的从1952年到1955年4月这段时间。
在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海军力量还很弱小，仅凭自己的力量难以保证旅顺港的安全，而当时正值朝鲜战争进入对峙阶段，这就是当时毛主席允许苏军继续驻扎旅顺的原因。
难道疯疯癫癫僧真的认为，毛泽东在中国海军非常弱小的情况下坚持让苏联海军撤走，对当时中国国家安全很有好处么？

疯疯癫癫僧曾在跟帖中说勤劳的燕子网友是“对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社会健康的事，一点也不愤怒，不关心，你关心的就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反美，以表示你在这里的存在以及有人拥护”。
本网友倒是认为，疯疯癫癫僧之所以在“领土问题”上装出极端“爱国”的面目，无非是为了不分青红皂白地反毛。在这方面，他其实与金陵客是没有什么两样的。

若是毛主席在1952年真的不顾国家安全，让苏联海军撤走，最后使得美日借中苏之间的矛盾而出兵在旅顺港登陆，疯疯癫癫僧肯定又会大骂毛主席无能了。
当然，从疯疯癫癫僧现在极力主张把瓦罕走廊借给美国人“反恐”来看，他显然是很希望看到当时毛泽东要求苏军撤走，然后美日海军乘机在旅顺港登陆的。
所以，若是真的发生了旅顺港被美日海军占领的事，疯疯癫癫僧作为美国人的乏走狗，嘴上虽然要骂毛主席，心里其实是很高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