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宇：中国的改革实践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

 中国的改革实践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

     张宇

［摘要］本文从中国改革的实践出发探讨了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方向，包括中国经济学的地位与任务、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正确借鉴西方经济学、一般与特殊、逻辑与历史、标准化与多元化、主流与非主流等问题。作者认为中国经济学的建设与发展不能走照搬照抄和全盘引进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片面追求所谓的“标准化”、“国际化”和“原汁原味”，进而自觉不自觉地成为西方经济学和意识形态的模仿者和消费者的道路。中国经济学的建设与发展应当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广泛吸收和正确借鉴国外经济学和一切文明发展的优秀成果，深深扎根于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实践的沃土之中，坚持面向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努力在理论自主发展的道路上探索、开拓和创新，努力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理论，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服务。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建国以来革命和建设成就的基础上，中国成功地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的新道路，中国经济显示的蓬勃生机和活力为全世界所瞩目，中国的崛起已经成为了不争的事实，“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中国道路”和“北京共识”成了全世界关注的焦点。如何正确总结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是中国经济学的建设与发展所面临的一项根本任务。本文拟就此问题作一些思考和探讨.

                   一．中国经济学的地位和任务

任何一种经济理论都是以一定的现实为基础的，是人们对对现实经济生活及其运动规律抽象与概括。当代中国经济学建设与发展是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紧密相联的。它一方面深刻地反映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与现实要求，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得到不断发展。另一方面，又反过来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推动着实践的顺利前进。

众所周知，在改革以前，中国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适应这一时期经济建设的需要，中国的经济理论的发展也取得了一些重要的进展，如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认真研究和深入思考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了重要的探索，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见解；[1]50年代末60年代初，以孙冶方、马寅初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了创新性的研究，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但是，总的来说，改革前中国经济学的建设与发展具有浓厚的教条主义色彩。特别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经济理论的发展严重停滞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人们逐渐摆脱了传统的计划经济理论的束缚，不再满足对于经典作家理论的教条式解释、考证和照搬照抄，而是把理论的重心转向了对于现实经济运行过程的分析，转向了对改革和发展问题的研究和探讨，传统的计划经济观念被突破，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取得了重要突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实践中逐步形成，对于现代西方的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和借鉴有了很大的进展，中国经济学的建设与发展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产生了许多有益的成果，对于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看，这些成果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对策性研究，如关于企业改革、价格改革、税收改革、汇率改革、劳动与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改革的思路和方案，关于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宏观经济政策和各种经济管理办法的对策报告等。这些研究从理论结构上来说，属于浅层次的，与现实经济问题相距最近，与一般的经济理论相距最远，它们在直接影响实际的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历史进程的同时，也为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第二个层次是关于中国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基本理论的研究，如80年代初期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经济效果、按劳分配、计划与市场关系、农村土地所有制等问题的讨论；80年代中期以后关于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经济运行机制和运行模式、经济改革的整体思路、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等问题的讨论；90年代以后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质与特征、国有经济的地位与作用、现代企业制度的内含和形式、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关系、经济全球化的实质与影响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理论等等。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大大推动了人们对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规律的认识。

    第三个层次是关于经济学一般理论的研究，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理论和西方经济学基本理论的研究，这种研究虽然是以经济学的一般理论为对象的，但对于推动中国经济学的建设与发展，对于科学认识经济发展的规律和制定正确的经济政策也具有重要意义。例如，前几年理论界对深化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讨论就是针对着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一些重要的现实问题，如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划分、企业家劳动的性质、剥削的定义和性质等问题而展开的；关于所有制、产权和企业治理结构的讨论对于国有企业制度创新具有参考意义；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性质和发展趋势的研究则关系着如何认识当代社会主义的历史定位和正确制定对外开放战略，等等。

    在上述几个层次的研究中，中国经济学的建设与发展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体现为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领导人的理论和观点、有关决策部门和研究机构的调研报告、专家学者撰写的论文、著作和发表的各种文献。这些成果大大加深了人们对中国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促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无庸讳言，对于中国经济的研究从总体上看还是不成熟的。特别是在学术研究方面，基础理论薄弱，研究方法落后，照搬照抄严重，“玄、虚、浮”的毛病突出。不成熟的理论是不成熟的经验的反映，“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2]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没有确立并得到完善之前，在中国的经济和社会转型还没有完成之前，我们绝不可能形成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熟的理论。当然，用西方主流经济学有标准来看，中国的经济学水平肯定是不高的，因此有人说，在中国合格的经济学家没有几个。但是，历史地来看，这种说法并没有什么意义。且不说对于经济学水平的高低不同学派的学者和不同的人们之间有着不同的认识，并不存在一个统一标准。即使我们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标准，承认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就是水平最高的经济学家，但是，这种所谓成熟的经济学只是在总结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和经验的基础上产生与发展起来的，反映了西方经济学家们对自己所面临的环境和问题的思考与解答。他们与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又有何干？虽然也有一些西方经济学家也考察和研究中国经济，但与深深地亲历和参与其中的中国的经济学者们相比，西方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的考察和研究，只能说是走马观花，浮光略影，他们对中国经济的议论和建议虽然不乏有益的启示，但总的来说也只能是隔靴搔痒。事实是，直接影响、推动和指导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不是成熟的西方主流经济学，而是不成熟的中国的经济学理论。发展这种与中国现实相适应的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是当代中国经济学建设与发展的根本任务。

                          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经济学建设与发展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指导地位既是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上形成的，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实践所要求的，这种指导意义集中体现在以下方面：

1．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首先在于它所具有的科学的世界观，这个世界观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特别是唯物史观的创立，使人类对于社会历史发展的认识才第一次有了科学的理论。唯物史观坚持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来解释世界，把生产力作为社会发展的最革命和最根本力量，从而把人们对社会经济过程的认识牢固地建立在了历史发展的客观事实的基础之上，为人们正确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了科学的指南。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实践的观点、实事求是的观点、生产力首要性的观点、与时俱进的观点，都是中国改革开放和中国经济学的建设与发展的重要理论基础。

2、提供了正确的立场或价值观。如前所述，经济学具有重有二重性：不可避免地具有社会意识形态的含义，总是或明或暗地反映着一定社会集团或阶级的利益要求、价值标准或伦理规范。作为一门科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首要目的是揭示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毫不掩饰自己对工人阶级和被压迫人民的利益的关注，明确宣布自己的经济理论代表的是工人阶级的利益，是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并力图用客观公正的科学研究为工人阶级的利益服务。在当代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就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服务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维护国家的利益，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服务。马克思贡献给人类社会的最重要的精神遗产是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在这一美好的社会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3]“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4]  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中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正是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发展的本质要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目标的提出，使人类社会对真、善、美追求的统一达到了空前高度的统一。

3、提供了特有的研究主题与理论框架。任何经济理论的发展都是以一定的现实为基础的，反映了人们对所处时代的任务和所面临的问题的思考与解答。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根本任务。在完成这一根本任务的过程中，中国的经济学形成了自己特有的研究主题与理论框架，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这一理论包括了以下一些重要的内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努力实现公平与效率统一的理论；走新型工业化和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道路的理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理论；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建设和谐社会为目的的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理论；在积极地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同时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理论，等等。

4．提供了有效的分析范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

认识经济世界的一种独立完整的分析范式，它由以下三个层次的基本内容组成的有机的整体：（1）一般的方法论或一般原理。包括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在历史形成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整体制约中分析个体经济行为的原理，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确定整个社会经济制度的性质的原理，依据经济关系来理解和说明政治法律制度和伦理规范；通过社会实践实现社会经济发展合规律与合目的的统一，等等。这一部分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研究包括原始社会、封建社会和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在内的人类社会经济运动一般规律的方法和规则，对于现实的社会主义经济当然也具有指导意义。例如，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中，我们坚持把生产力的发展当作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坚持把所有制的改革和完善作了经济改革的中心环节，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这些基本原理为基础的。（2）特殊的方法论或特殊的原理，包括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资本积累理论、利润平均化理论、资本再生产和国民收入的理论等等，这些特殊的方法或特殊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般原理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运用，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体部分，对于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仍然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这些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也揭示了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完善，这部分理论的现实意义越来越强。（3）个别的方法论或个别原理，包括关于货币流通规律的理论，关于工厂内部分工的理论，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划分的理论，关于信用和股份公司的理论，关于绝对地租和级差地租的理论，等等。这一部分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具体的个别的观点。对于分析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具体经济问题有参考价值。比如，马克思对于股份公司性质的论述就成为国有企业股份化改造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由经典作家创立的上述基本内容，经过一代又一代马克思主义者的不懈努力，不断得到发扬光大。在马克思之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们根据时代发展的新特征，又提出了“帝国主义论”、“晚期资本主义论” “中心－外围论”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福特主义与后福特主义论”“市场社会主义论”“生态马克思主义论”等一系列新的理论，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并不是两种不同的学科，而是同一学科的两种不同理论，它们都试图对现代社会经济运动规律作出自己的解释。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相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自己特殊价值在于：第一，它是以自己独创的历史唯物主义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第二，它把对生产力发展和资源配置的分析与社会经济制度的演进有机结合在了一起；第三，它具有强烈的历史感，坚持逻辑和历史的统一，要求理论的发展反映历史的客观进程；第四，它对于社会结构中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因素的相互作用有着深刻的辩证的理解；第五，它实现了静态与动态、本质与现象、宏观与微观、质与量分析的统一；第六，它对经济过程中的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等所有重要环节进行了全面的考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这种科学价值，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的运动规律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我们就不可能正确认识当今世界经济体系的本质和运动规律，更不可能正确认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以及改革开放的历史和经验，也就不可能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模式。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举两个例子来说明。

第一个例子是中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与实践。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看法，市场经济是资源配置的工具，经济转型的核心是快速稳定化、自由化和私有化，这就是所谓的“华盛顿共识”。以这种理论为基础而进行的苏联东欧的激进式改革和拉美新自由主义的试验在实践中遭到巨大失败。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的巨大成功，这种成功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从中国实际出发，形成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改革与发展道路，即目前被国内外所高度关注的“中国模式”、“中国经验”或“中国道路”。这一模式的主要思路是：（1）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是对立的，中国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又要符合中国的基本制度和具体国情的要求。（3）在坚持公有制主体性和国有经济主导性的同时，积极发展非公有制和非国有制经济。（4）把市场机制的基础性调节作用与政府的宏观调控有机结合起来。（5）市场经济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它的内容和形式要随着制度环境、技术基础和文化传统的发展而变化。（6）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是一个包括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深刻变化的长期而复杂的整体性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7） 在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同时，坚持独立自主，把立足点放在依靠自身力量的基础上。（8）把改革、发展与稳定统一起来，市场经济的发展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服从以人为本的目标。（9）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不实行西方式的政治体制。（10）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显然，中国模式的这种丰富性、独创性和深刻的历史意义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和说明的。

第二个例子是如何认识全球化的实质、影响和对策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后，经济全球化的潮流迅猛发展，关于全球化的理论争论也愈演愈烈，如何准确把握全球化的实质和发展趋势，制定明智合理的应对策略，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无法回避的重大课题。在这一问题上，目前存在着许多不同的对立的理论范式，如自由贸易理论、民族主义理论、现代化理论、文明冲突理论，等等，但是，这些理论都不能科学说明全球化的本质。比如，西方主流经济学片面强调全球化的好处，把经济全球化看作是一个互惠互利、平等自愿和各国的收益趋向均衡的过程；而民族主义又过分强调全球化的危害，对全球化采取了排斥的态度；文明冲突的理论则过分夸大文化的作用和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与上述各种理论不同，马克思主义对于全球化问题提供了一个全面科学和符合实际的理论解释：（1）它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解释了全球化现象产生和发展的必然规律和客观过程。（2）它把近代以来的全球化理解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历史现象，当作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不断扩张的产物。（3）它揭示了全球化的矛盾性后果，即一方面是生产社会化在全球的展开，对生产力的发展有积极作用，另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全球的发展，会产生许多消极影响。（4）它承认全球化过程中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依赖和共同利益，同时也强调了发达资本主义中心国对落后的外围国家的剥削和它们之间存在的对立。（5）它具有鲜明的阶级立场，坚持从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出发分析全球化的利弊得失，制定应对全球化的政策。（6）它坚信人类社会最终要走向全球的或世界的历史，各民族之间最终要走向融合和统一，并把这一理想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联系起来。（7）它兼顾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既强调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和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依赖，又承认各民族的差异以及它们之间的独立、平等和自决权。（8）它认同全球化的趋势，把对外开放当作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然而又绝不无条件地放弃国家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它追求的是全球化中的自主发展或以国家为基点的开放战略。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化理论为我们科学认识全球化的本质和发展规律，正确制定全球化时代社会经济的发展战略奠定了理论基础，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的理论基础[5]

以上两个例子说明，中国的模式和中国的道路、中国的理论和中国的实践、中国的问题和中国的前途，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中是无法得到正确理解的，只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才能给我们提供解决重大现实问题的科学钥匙。

当然，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这种分析范式、理论框架或方法论原则，而不是坚持某一个具体的观点或理论；同样，发展马克思主义也是要发展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这种分析范式、理论框架或方法论原则，而不是仅仅发展某一个具体的观点或理论，正如马克思所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6]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的品格，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的创新与发展。应当承认，在这一方面，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还显得比较滞后，还不适应改革开放的新的实践，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的创新与发展仍然是任重而道远。

                           三．正确借鉴西方经济学

如何正确借鉴西方经济学是关系中国经济学建设与发展进而也是关系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如何正确借鉴西方经济学是关系中国经济学建设与发展进而也是关系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如前所述，总的来说，在迄今为止的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中，起主导作用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不是西方经济学，但是在不同时期情况有所不同。近年来，西方经济学在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得到了广泛普及，西方经济学的影响日益增长，大有取代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并使其逐步边缘化之势。我们应当如何看待这种情况呢？

首先应当承认，西方经济学具有科学的一面，这种科学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西方经济学的各个分支和各种流派，都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市场经济和资

源配置的一些规律，如关于价格运动的理论、关于增长与波动的理论、关于货币金融的理论、关于国际贸易的理论、关于利率和汇率变动的理论、关于产业组织的理论等、关于企业和制度变迁的理论等。对于这些具体的经济现象和经济运行规律的研究，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已经有了几百年的历史，研究的领域不断扩展，研究的内容越来越细，新理论新观点层出不穷，促进了人类对经济生活运动规律的认识。

1．西方经济学理论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许多分析工具和分析方法，如边

际分析方法、统计和计量方法、投入产出方法、实验的方法和目前流行的博弈论等，对于经济科学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特别是数学方法得到了广泛的运用，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数学方法的广泛运用可以将理论的假设、推理和结论清晰、准确的表达出来，如果正确地加以运用，对经济理论的发展无疑是有益的。

3．西方经济学的各派理论从体现了不同时代的不同的人对当时经济生活的本质及其运动规律的思考，这些理论即使被证明是不正确的，对于我们总结经验教训和了解经济思想的发展，也是有价值的。比如，19世纪英国自由贸易理论与保护贸易理论的争论反映了当时工业资本家与地主阶级的不同利益，德国历史学派与英国古典学派的争论，反映了那个时代德国资本家与英国资本家之间的不同利益。

西方经济学的这种有用性在当前中国经济学的研究中已经得到了明显的体现。在当今中国经济学界，无论是分析宏观经济还是微观经济、国内经济还是国际经济、结构调整还是制度创新，都很少能够离开对西方经济理论的借鉴的运用。特别是在市场经济体制得到确立和中国加入WTO之后，中国的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之间的共性不断增加，对西方经济学的借鉴和运用也会有所发展。这种情况其实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实际上，马克思的经济学就是在继承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批判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的知识来源。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主义同‘宗派主义’毫无相似之处，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一种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恰恰相反，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是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他的学说的产生正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极伟大的代表人物的学说的直接继续”。[7]因此，对西方经济学不能采取完全否定和排斥的态度，正确学习和借鉴西方经济学对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但是，对于西方经济学我们不能照抄照搬，盲目崇拜，更把它当作唯一科学的理论。这是因为：

第一，西方的经济理论历来具有二重性，除了科学的一面之外，它还具有不可否认的意识形态色彩，往往体现了特殊的价值观和利益要求，这种意识形态的色彩在它的基本理论中表现的尤其明显，如“经济人假说”、效用价值论、要素价值论、自由秩序原理等理论，都直接是为资本主义而制度辩护的。这些理论虽然既不能被事实和经验所证实，在逻辑上也存在严重的缺陷，但由于符合自由主义的理念而一直被当作不可动摇的教条。有些理论即使在理论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在现实中能否被采用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统治阶段的利益。比如，自由贸易理论是主流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原理，但是，在现实中只有当一个国家在国际市场上所有竞争优势的时候，它才会采用自由贸易的政策，而当它在进行资本原始积累、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的时候，则都倾向于实行保护关税税制度。因此，无论是英国、德国、法国还是美国，都毫无例外地实行过保护关税制度。经济学的这种无法否认的意识形态色彩，也为当代的一些西方经济学家所承认。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索洛说过这样的话：“社会科学家和其他人一样，也具有阶级利益、意识形态的倾向以及一切种类的价值判断。但是，所有的社会科学的研究，和材料力学或化学分子结构的研究不同，都与上述的（阶级）利益、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有关。不论社会科学家的意愿如何，不论他是否觉察到这一切，甚至他力图避免它们，他对研究主题的选择，他提出的问题，他没有提出的问题，他的分析框架，他使用的语言，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的（阶级）利益、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8]

第二，西方经济学学派林立，观点各不相同，势力此消彼长，并不存在一种客观的普遍的可以照搬的理论。例如，同为主流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就对新古典经济学持强烈的批评态度。他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存在着许多根本的缺陷：如没有认识到激励问题的重要意义，过高地估计了价格的作用，没有认识到资本配置中的困难，对于分散化和竞争的作用与功能的缺乏正确的理解，忽视了技术创新在经济中的作用，等等。[9]同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就存在着以米塞斯、哈耶克为代表的新奥地利学派，以坎南、罗宾斯等为代表的伦敦学派，以弗里德曼等人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以科斯、诺斯等人为代表的新制度主义等不同的派别，它们由于都反对政府对经济的计划和干预、倡导私有制和自由市场经济而同属于一个学术共同体。但是，它们内部又相互批评，互为敌手，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是关于市场运作的理论，而不是关于市场生成的理论，它舍弃了时间，抽象掉了制度，因而是不完善的。奥地利学派则认为，市场机制并不是资源配置的机制，而知识和信息交流的机制，由于知识和信息是主观的，而且是以分散的状态为个人所掌握，因此，所谓的一般均衡是不存在的。各个学派之间的这种争论从一方面说是正常现象，但是，另一方面也说明，所有这些理论即使在西方经济学自己看来也都是有缺陷的，不是什么绝对的永恒的真理。

第三，这些理论即使是具有科学的一面，也是以一定的假设条件、历史经验、价值取向、文化背景和逻辑结构为前提的。脱离开这些前提，这些理论就失去它的科学价值。瑞典著名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曾指出：“这些（西方）经济学术语是从西方世界的生活方式、生活水平、态度、制度和文化中抽象出来的，它们用于分析西方世界可能有意义，并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但是在欠发达国家这样做显然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10]比如，作为一种市场经济需要具有一些一般性的要素或基本的框架，如独立的企业、充分的竞争、自由的价格等，把这些因素加以进一步抽象，形成了理想的完全竞争市场的理论。但是，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这些要素或框架的确立需要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经济改革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通过改革传统的经济体制，为这些要素或框架的形成创造条件。因此，在经济转型还没有完成从而这些条件没有具备之前，市场机制的作用是不可能得到充分发挥的，所谓的“理想的市场”“完全竞争的市场”就只能看作是一种理论假说，而不能作为现实决策的基础。

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凯恩斯主义政策在西方国家的失效，苏联和东欧社

会主义国家的解体以及全球化和市场化的浪潮的滚滚而来，新自由主义成为了全球最强势的理论，最流行的话语，对中国的经济学界也产生了相当的深刻的影响，以至于有人竟然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即中国的市场取向的改革，是在新自由主义为指导下提出来的,这种说法完全违背历史事实。

市场经济是一种经济运行的方式，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可以用。[11]既然都是以客观存在的现代经济生活为共同研究对象的，因此，在对市场经济的认识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很可能会达到某些“共识”，比如，马克思认为，商品交换需要平等独立的所有者，这一点与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产权的理论相似；马克思认为，自发性是商品关系的本质，这一点与哈耶克的关于自发秩序的理论相似；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与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之间也具有相似性。但是，我们绝不能把二者混为一谈，正如马克思曾经强调那样，一般所以要抽象出来，正是为了不致因为有了统一而忘记了差别。

工业化、市场化和全球化是中国经济转型的三个主要议题，这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三个最基本和最普遍的议题、趋向或规律，但是，就这三个普遍性问题来说，中国的经验都有其独到或创新之处。因为，这三个普遍的议题或规律都面临着如下一些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或国情：1、具有悠久而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2、实行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制度。3、处于工业化与信息化的双重转型过程之中。4、人口众多而资源相对稀缺。5、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处于相对落后的地位。6、地域辽阔且区域差异巨大。正是工业化、市场化和全球化的一般规律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经济转型与发展模式，这一模式在推进资源配置市场化、企业经营自主化和经济运动全球化的同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国家的主导作用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坚持科学发展观和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道路，显然这些政策与以国有企业全面私有化、经济全面自由化和放弃政府对经济的必要干预以及对本国产业的必要保护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存在着根本的差别。

实践充分证明，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取得的。使人费解的是，在这样清楚的事实面前，一些人却竭力鼓吹和夸大西方经济学的作用，认为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指导了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并导致了改革的巨大成功，这完全是颠倒是非。事实是，那些主张边缘化甚至取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所谓“主流经济学家”们，正是在所谓“现代经济学”也就是当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指导下来曲解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并试图误导或影响（实际上也已产生影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的。他们把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认为非国有经济才为市场经济“提供坚实的基础”，主张“国退民进”，甚至提出“人间正道私有化”；他们把股份制仅仅看作是缩小国有经济力量和作用的措施，而不是把股份制也看作是增强国有经济的实力、控制力和影响力的手段，如此等等。实践证明，正是邓小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指导了中国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并取得了伟大的成就。我们完全可以说，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就不可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和建设的成就，就不可能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模式。以新自由主义理论为指导的苏联东欧的激进式改革的悲惨结果和拉丁美洲“新自由主义神话”的破灭，则从反面说明，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不可能把中国引向繁荣富强，更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12]

因此，对待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正确的态度只能是：认真学习，深入研究，批判性地加以借鉴，有条件地加以运用，吸收其合理的因素，摒弃其意识形态的因素。在学习和借鉴西方经济理论的时候，绝不能因为学习其中的合理的有用的成份而放弃自己完整的世界观、科学批判精神和正确的立场与价值观。

四、一般与特殊、逻辑与历史、标准化与多元化

近年来，在中国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中追求所谓的标准化、国际化、规范化的成为了一种时髦，在一些学者看来，整个世界上的经济学只有一种，这就是西方的主流经济学，毫无疑问地相信它、学习它，不折不扣地贯彻它、实践它，这就是所谓的国际化和规范化，这就是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方向。按照这种逻辑，经济学是普适性的科学，因此，所谓的中国经济学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应用问题。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具有普遍的、一般的科学意义，是无国界的、无“阶段性”、无“阶级性”的。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还主张，在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中，应当采取“述而不批”的态度，追求所谓“原汁原味”。这种观点显然是错误的，如前所述，西方经济学既有科学的一面，也在严重的缺陷，不能够照搬照抄。其原因概括来说：第一，西方的经济理论历来具有二重性，除了科学的一面之外，它还具有不可否认的意识形态色彩。第二，西方经济学并不只有一种，而是存在众多的理论和流派，并不存在一种客观的普遍的可以照搬的理论。第三，西方经济学理论是以一定的假设条件、历史经验、价值取向、文化背景和逻辑结构为前提的。除此之外，正确认识这一问题，还需要弄清以下几方面的关系。

1．一般和特殊的关系。对于二者的关系，毛泽东同志曾经作过精辟的论述：

“就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说来，总是由认识个别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然后才有可能更进一步地进行概括工作，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当着人们已经认识了这种共同的本质以后，就以这种共同的认识为指导，继续地向着尚未研究过的或者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各种具体的事物进行研究，找出其特殊的本质，这样才可以补充、丰富和发展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而使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不致于变成枯槁的和僵死的东西。这是两个认识的过程：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人类的认识总是这样循环往复地进行的，而每一次的循环(只要是严格地按照科学的方法)都可能使人类的认识提高一步，使人类的认识不断地深化。我们的教条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就是，一方面，不懂得必须研究矛盾的特殊性，认识各别事物的特殊的本质，才有可能充分地认识矛盾的普遍性，充分地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另一方面，不懂得在我们认识了事物的共同的本质以后，还必须继续研究那些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或者新冒出来的具体的事物。我们的教条主义者是懒汉，他们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他们把一般真理看成是凭空出现的东西，把它变成为人们所不能够捉摸的纯粹抽象的公式，完全否认了并且颠倒了这个人类认识真理的正常秩序。他们也不懂得人类认识的两个过程的互相联结----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他们完全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毛主席的理论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当前的问题也具有指导意义。从认识论的角度看，过分强调事物的特殊性而忽视事物的普遍性，就会犯经验主义的错误；过分强调事物的普遍性和一般性，而忽视事物的特殊性和个别性，则必然会犯教条主义的错误。后一种错误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建设的危害最大。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左倾教条主义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的前途；而在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中，盲目崇拜新自由主义的右倾教条主义则日益成为一种主要的危险。

教条主义的根本错误在于它没有过程意识、条件意识和历史意识，喜好从本本和教条出发而不是从现实出发，常常用抽象的原则硬套丰富多彩的现实，试图把统一的模式强加给多元文化的现实，或者把未来才能实现的东西强制性地塞给条件并不具备的当下社会，甚至不惜用强制的手段和霸权的方式推行其所为的“普遍真理”和“普遍价值”。它的危害不仅在于它脱离实际，忽视了矛盾的特殊性，更在于它经常把某些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特殊要求伪装成了超超越时空的普遍要求，从而为某些特殊的利益集团所利用，成为扩张自身利益的辩护性工具。[13]如亨廷顿所说：“普世文明的概念是西方文明的独特产物。19世纪，‘白人的责任’的思想有助于为西方扩大对非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统治作辩护。20世纪末，普世文明的概念有助于为西方对其他社会的文化统治和那些社会模仿西方的实践和体制的需要作辩护。普世主义是西方对付非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14]

2．逻辑与历史的关系。西方主流经济崇尚普遍性、一般性，特别重视抽象的逻辑推理和数学工具运用。例如弗里德曼认为，经济学应当是一门实证科学，它的性质与自然科学完全相同，它的任务是提供一套一般化的理论体系，其正确性可以通过它所取得的预测与实际情况相比的精确度、覆盖率及一致性等指标来加以考察。[15]其实，这种所谓的实证经济学是最不实证的了，因为它完全脱离了现实的历史过程，抽象掉了历史、技术、制度、政治、文化等各种复杂因素，把复杂的经济问题简化成了抽象的数学的问题。当然，我们不否认数学方法的重要作用，但是，应当看到，数学只是一种逻辑工具，它不能代替具体的经济分析。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或者经济系统需要解决的问题首先不是一个抽象的量的计算问题，而是一定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下社会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运动规律问题，或一定历史和社会规则下的资源配置问题，对于解决这些问题来说，我们首先需要的是弄清事物的性质和结构，在这些方面数学方法并不总是有效的。例如，我们如何用数学描述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和从福特主义制度向后福特主义制度的演进过程呢？如何把土地、资本、劳动和技术等质上完全不同的要素纳入统一的增长模式呢？如何说明用统一的效用最大化的模型说明资本家和工人这两个在利益上完全对立的阶级的行为方式呢？应当认识到，数学是一门纯粹的逻辑科学，它以一套初始公理（假设）开始运用逻辑法则推出结论，如果初始假设是错误的，那么无论在假设和结果之间用了多少和多复杂的数学，结其论就不可能作为正确的而被接受。由此，数学本身并不能成为判断理论结论对错的标准，数学模型的正确与否取决于经济理论假设的前提的现实性和正确性。如果对于经济理论存在错误理解,那么，在这种前提下,其数学论证无论多么完美,都是没有意义的。

真正科学的方法是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方法。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曾这样说：

“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如果必须处处跟随着它，那就势必不仅会注意许多无关紧要的材料，而且常常也会打断思想进程……因此，逻辑的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但是，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方法，不过是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历史从那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该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16]

因此，逻辑的方法在本质上也是历史的方法，政治经济学在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科学，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这所说的那样：

“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谁要想把火地岛的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置于同一规律之下，那么，除了最陈腐的老生常谈以外，他显然不能揭示出任何东西。因此，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它首先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个个别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而且只有在完成这种研究以后，它才能确立为数不多的、适用于生产一般和交换一般的、完全普遍的规律。”[17]

缺乏历史意识是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一个根本性缺陷，它具体表现为：重当代，轻历史；重形式，轻内容；重逻辑，轻经验，言必称希腊，必称英美。用主流经济学的观点看待当前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必然具有深厚的“西化式”的教条主义色彩，不可能正确认识中国的国情、中国的历史与现实通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熊彼特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18]　熊彼特的这一观点值得我们深思。

3．标准化与多元化的关系。像所有的科学一样，经济学的繁荣和发展也需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海纳百川，兼容并包，允许并鼓励理论的创新和不同学派的并存与发展，这一点本来已是一个常识。西方主流经济学在最初的引入中国的时候，也是打着思想多元化的旗号以求在传统政治经济学一统天下的中国经济学界获得生存与发展的空间。但是，一旦“主流经济学”者们觉得自己羽翼已经丰满，他们就打出了标准化、规范化的旗号，排斥异己、固步自封、唯我独尊，竭力主张与国际接轨，实行所谓的国际标准。任何不同意这种主张的经济理论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统统被赶出了经济学的大门，归结这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范畴。

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有其客观性和历史继承性，经济学的教育也存在着一些共同的规律和经验，因此，为了更好地学习其它国家的经济发展的经验和经济学发展的优秀成果，需要确立一些关于经济学学习和教学的基本标准或基本规范。但是，我们绝不能把借标准化或规范化否定多元化和具体的国情，从而束缚我们的手脚，扼杀我们的创新精神。特别需要警惕的是，在许多人的眼里，所谓的标准化其实质是美国化，即按照美国的主流经济学理论和培养模式改造中国经济学的教学、科研与人才培养体系，在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材建设、评估体系、人才培养甚至是写作方式和文体风格等方面全面与美国模式接轨，这样就自觉不自觉地成为了西方的理论、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模仿者与消费者，这样的经济理论和经济学教学模式，不可能承担起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服务的伟大使命。

                         五．主流与非主流

在当前中国的经济学界， “主流经济学”和“主流经济学家”颇为引人瞩目，也颇具争议性。对于什么是中国的“主流经济学”或“主流经济学家”目前还存在较大的分歧，并没有一个公认的严格的定义。但是，比较流行的看法是用西方的主流经济学作为标准的。因此，在许多人的眼中，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就是那些完全接受西方主流经济学、并在实践中主张全面推进市场化、私有化和全球化的学者们，或者说，当前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基本上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信奉者[19]。信奉这样的主流理论，自然会在国内国际上受到了不少的赞扬，当然也会遭到了强烈的批评和反对。

抛开这种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和“主流经济家”的正确与错误不谈。我们首先需要澄清这样一个事实，即在中国改革开放的20多年中，处于主流地位的经济学理论绝不是西方的主流经济学或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而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指导的，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的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代表了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正确借鉴并广泛吸收西方经济学以及一切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理论。我们在前面所作分析都在说明这一点，这里不再赘述。这里想要强调的是，对于西方的主流与非主流，我们也要有一个科学的态度。

对于西方的主流经济学我们当然需要格外的重视。因为，作为主流的经济理论，它毕竟得到了大多数经济学家和政策制订者的认可和赞同。而且，一般来说，主流经济学之所以能成为主流，总要比非主流经济学具有更多的解释力和更严密的逻辑。但是，作为一种科学，我们也没必要过分崇拜主流经济学而贬斥非主流经济学。因为，所谓的主流与非主流是一个相对的历史的概念，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某种一种经济学理论由于符合当时的统治阶级的利益和价值观而成为了一定时期主流理论和政策主张，而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这种理论主流地位就可能被另外的理论所代替。某种处在非主流地位的新理论在适当的条件下也可能会变成主流的理论。例如，16世纪英国和法国流行的是重商主义，17世纪至19世纪流行的是古典经济学，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流行的是新古典经济学，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后凯恩斯主义则成为了主流经济学。20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资本主义内部经济和社会矛盾的发展，凯恩斯主义有所失势，主张自由市场的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开始成为了主流。主流与非主流的这种变化当然以后也不会停止。此外，在同一时期的不同的国家中，主流经济学也是不一样的。比如，从19世纪英国流行的是以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而在德国历史学派一直居于主流地位。在日本，由于其特殊的历史环境，在20世纪以来的经济学教育和研究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

此外，受统治阶级的利益和价值观的局限，主流的经济学并不见得就一定比非主流的经济学更科学，更有道理。例如，19世纪30年以后，为了调和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以詹姆斯·穆勒、麦克库洛赫庸、西尼尔、凯里、巴斯夏等为代表的当时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有们抛弃了科学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建立了马克思所说的庸俗经济学，庸俗经济学在当时成为了主流的经济学理论。然而，这绝不表明庸俗经济学比古典经济学更科学，恰恰相反，在马克思看来，古典经济学力求探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联系，透过经济现象寻求客观经济规律，后者则满足于描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外在联系，抓住颠倒地表现出来的现象外表来否认现象背后的客观经济规律；古典经济学从来没有只限于反映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生产和经营当事人的观念，而是力图揭示在这种当事人的观念和行为背后起支配作用的经济关系和客观规律，而庸俗经济学则只是限于把资产阶级生产和经营当事人的观念加以系统化和学理化，并且宣布为永恒的真理；古典经济学是批判的经济学，表现出科学上的诚实，敢于说出还具有进步性、革命性的资产阶级想说的话，庸俗经济学则是辩护的经济学，它不是无所畏惧地追求科学真理，而是让科学去迎合和适应资产阶级的私利。在当代，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的科学性也是很有疑问的。且不说包括制度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演化经济学、激进经济学等众多的学派在内的非主流经济学对这一理论进行了多方面的深刻的批评，就连斯蒂格利茨这样的主流经济学家也认为，以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不仅在转型经济和制度选择中用处很小，即使在解释发达的市场经济方面也存在着根本的局限。对于中国的经济学者来说，我们更没有理由脱离开中国经济学建设与发展的根本任务去盲目追捧西方的主流经济学，更不应当把它当作唯一的真理来强加于中国的现实。

努力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理论，这是中国经济学建设与发展的根本任务，也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人类的发展作出更大贡献的一个具体方面。我们应当为此而努力奋斗。

（载于《政治经济学评论》2006年第一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