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毛泽东切忌情绪化》之我见

　　据说知名评论家陈杰人先生“他的意见，已经成为中国公共舆论最重要的风向标之一。”笔者偶然读到陈先生于2014年12月26日标题为《评价毛泽东切忌情绪化》的文章，对其自诩为对毛泽东的“客观评价”，颇不以为然，略作评述，一抒己见。笔者认为陈杰人先生对毛泽东的所谓“客观评价”，基本上一是效仿李锐先生对毛泽东功过以建国前后分段;二是有点雷同蒋氏攻击毛词之谬论，做为评价思路的倾向，蒋介石谓毛泽东有“帝王思想”，陈先生说毛泽东是“皇帝思想”，虽然用词仅一字之差，“帝王”“皇帝”，并无两样。谓之雷同，似无不妥。

　　就效仿李锐而言，陈杰人先生说：“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揭竿而起以及当时所主张、宣扬的多党制、民主制、竞选制以及新闻自由等多种理念，都是真正的历史功勋。即便对于朝鲜战争这样的历史事件，……甚至包括珍宝岛战役等多场战争，至少让中国在国际上一定程度挺直了腰板。……。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也为中国的现代国际政治做出了重大贡献。”然而，笔锋一转，陈杰人先生又幽幽地说：毛泽东“基于个人的封建私欲，窃取了民主革命的成果。……毛泽东庸俗的封建皇帝思想，断送了中国革命的前途。”被陈先生称之为毛泽东的“真正的历史功勋”，就这样又被毛泽东“断送”了，仅此一点，说陈先生效仿李锐，似乎不太确切，据《李锐谈毛泽东》中记载，李锐是这样说的:“关于毛一生功罪，我说过三句话：革命有功，执政有错，文革有罪。”李锐只是说毛“执政有错”，还没有说毛泽东“窃取了民主革命的成果”、“断送了中国革命的前途”!

　　通篇细读《评价毛泽东切忌情绪化》，就会发现该文对毛泽东的评价思路，就是认为毛泽东做决策时，不少时候出发点是基于“皇帝思想”、“君王思维”的，而且还是“庸俗的皇帝思想”。蒋介石大概至死都没有想到，七十年后的一些人 “评论”毛泽东的“有理”依据和“有力”武器，竟与七十年前自己攻讦毛泽东有“帝王思想”的说法，何其相似。

　　毛泽东有“帝王思想”之说源于国共重庆谈判。1945年11月14日重庆《新民报晚刊》在副刊显著位置刊出《毛词•沁园春》，编辑吴祖光还加了按语：“毛润之先生能诗词，似鲜为人知。客有抄得其《沁园春•雪》一词者，风调独绝，文情并茂，而气魄之大乃不可及。据毛氏自称则游戏之作，殊不足为青年法，尤不足为外人道也。”11月28日重庆《大公报》刊登《沁园春•雪》及柳亚子的和词，随即山城各大报纸竞相转载。蒋介石当时并不相信是毛泽东写的，当确认为毛泽东诗作后，又对陈布雷说：“我看他的词有帝王思想，他想复古，想效法唐宗宋祖，称王称霸。”并要求陈布雷：“你赶紧组织一批人，写文章以评论毛泽东诗词的名义，批判毛泽东的‘帝王思想’，要让全国人民知道，毛泽东来重庆不是来和谈的，而是为称帝而来的。”(《知情者说》第二辑，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 蒋介石的御用文人及其所控制的报刊、舆论，相继对毛词群起而攻之。当时竟然形成了以《中央日报》、《和平日报》、(原《扫荡报》)、《益世报》等为一方，以《新华日报》、《客观》杂志、《民主星期刊》等为另一方，围绕《沁园春•雪》是否体现了“帝王思想”进行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笔战。12月4日《和平日报》刊出两封“读者来信”，分别是董令狐的《封建余孽的抬头》和杨依琴的《毛词沁园春笺注》，将毛泽东比成秦始皇。董还将柳亚子与毛泽东的诗词唱和说成“奉和圣制”，毛柳像君臣关系，以佐证毛泽东有“帝王思想”。从12月8日至12日，《大公报》刊出王芸生《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种看法》的长文，攻击毛泽东有“帝王思想”。面对蒋介石的“称王称霸”“帝王思想”的指责，及其控制的舆论工具和御用文人的鼓噪之声，陈毅、郭沫若、……等人，愤怒之余，挥笔迎战。陈毅痛斥蒋介石和其“权门食客，……叹尔辈，流长蜚短，作怪兴妖”，应“革面洗心，迷途知返，大众仍将好意招”(陈毅《沁园春•斥国民党御用文人》)，郭沫若以“说甚帝王，道甚英雄，皮相轻飘”(《沁园春•和毛泽东韵》其二)，对“帝王思想”之说予以抨击。1946年7月，郭沫若在上海《周报》第46期上发表文章《摩登唐•吉坷德的一种手法》，点名批驳了王芸生，不久，此文又在重庆出版的《萌芽》月刊8月号再次发表。毛泽东本人则一言以蔽之曰：“国民党骂人之作，鸦鸣蝉噪，可以喷饭。”

　　像蒋介石一样，七十年前毛泽东大概也没想到，这个被自己一言以蔽之为“鸦鸣蝉噪，可以喷饭”的“帝王思想”，会以一字之差的“皇帝思想”，成为陈杰人先生作为对他老人家的评论思路。陈杰人先生认为“他给中国留下的深重灾难。在‘杰人观察’看来，毛泽东的错误，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基于个人的封建私欲，窃取了民主革命的成果。……毛泽东庸俗的封建皇帝思想，断送了中国革命的前途，此为其第一大错;二是基于权力斗争发动的十年文化大革命，……1960年代的毛泽东，意识到以刘少奇等一般‘经济派’的领导者力量的崛起，对其个人封建企图形成了巨大的威胁，便策划和发动了文革;三是以肃反和阶级斗争等名义，在全中国长期随意杀人，……实际上都是毛泽东以阶级斗争的名义在主导，其实质就是维护个人的王朝安全。”甚至由于“归根结底还是其内心深处那种农民起义思维作祟，因为几千年的农民起义，都是一个王朝替代前一个王朝，社会本质并无改变”，以至于“毛泽东其实是个人格的扭曲体”。所以说陈杰人先生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基本上是把“皇帝思想”作为其评价思路的。

　　那么陈杰人先生又是以什么样的“客观”情况，经过“事实判断”得出这些结论的呢?陈先生先是从三点论证毛泽东“基于个人的封建私欲，窃取了民主革命的成果”，并且“断送了中国革命的前途”之“第一大错”的! 1.“这个新政权，在封建思维的左右下，从各阶层联盟的政权，变成了一家独大的政权”;2.“毛泽东故意纵容他人山呼‘万岁’的行为，则彻底暴露了他的君王思维”;3.“尤其是可以设想，倘若毛岸英不死，这中国的政权，就如同北朝鲜一样，是家族的王朝了。”

　　笔者不明白，陈杰人先生所说的“一家独大的政权”是指共产党一党独大呢?还是说“这个新政权”是毛泽东“家族的王朝”?假如指的是前者，我们听听原北京市副市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雷洁琼老人是怎么说的﹕“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各民主党派一走下天安门﹐有的人觉得反帝爱国和要求民主的政纲已经实现﹐提出了解散党派组织的主张。中国人民救国会第一个宣布解散﹐当时重庆还没有解放﹐有些会员联系不上﹐才暂时没有做出最后解散的决定。我们民进当时也提出解散﹐认为民进成立时通过的会章规定﹐一旦国民大会召开﹐民进任务即告完成。现在正是解散的时候了。在农工民主党内﹐同样发生了关于该党存废与否的争论。九三学社也提出了解散。当时中国共产党内上层也有人同意解散民主党派。救国会解散的时候﹐毛泽东正在苏联访问﹐他回国后﹐听到此事﹐非常惋惜。他说﹐救国会是进步团体﹐不应当解散。当他听说九三学社也要解散时﹐当即表示不同意﹐并派中央领导同志去九三学社传达他的意见﹕不但不能解散﹐还要继续发展。指示要解决各党派的经费问题﹑干部学习和失业问题﹐要求对党派干部与共产党的干部一视同仁。1956年﹐毛主席郑重提出两个万岁口号﹐一个是共产党万岁﹐另一个就是民主党派万岁。这样﹐八大民主党派得以保留和发展。没有毛主席宽阔的胸怀和远大的目光﹐民进没有了﹐民盟﹑九三学社都不会继续存在﹐哪里可能有今天继续发展的多党合作制﹖” 雷老并于1994年5月29日在韶山毛泽东纪念馆题词“公者千古﹐私者一时!”退一万步讲，即便是共产党一党独大，那怎么能说是毛泽东个人“窃取了民主革命的成果”呢?

　　假如陈先生指的是后者，即“这个新政权”是毛泽东“家族的王朝”。然而，“窃取了民主革命的成果”的毛泽东却是这样说的：“成千上万的先烈为革命事业牺牲了他们的宝贵生命，我们活下来的人想事、办事，都要对得起他们才是。”他向要进京的家族亲友捎话：“我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席，不是韶山毛家的主席，家乡亲友要勤耕守法，好自为之。”在给石城乡党委、乡政府的信中毛泽东说：“因为我爱他们，我就希望他们进步，勤耕守法……努力和众人一样，不应有任何特殊。”并且经常向家族亲友讲他的三条交往原则：“恋亲，但不为亲循私;念旧，但不为旧谋利;济亲，但不以公济私。”

　　有史料记载，许多过去的同事、同学、亲戚、朋友想通过毛泽东安排工作或解决生活困难等问题。请求安排工作均被毛泽东婉言谢绝，生活困难的问题，不管是亲友还是身边工作人员，毛泽东则用自己的工资和稿费帮助解决。在毛泽东遗物馆陈列有一封毛泽东回绝母亲文家15个人请求照顾安排工作的信件，他在信的页眉批示了一行字：“许多人介绍工作，不能办，人们会说话的。” 1996年出版的《毛泽东致韶山亲友书信集》，有19封的主要内容就是回答家乡亲友提出要解决工作问题的。杨开慧的胞兄杨开智，曾捎信给毛泽东，希望“在京或湘安排厅长之类的职位”。毛泽东在致湖南省委副书记王首道的信中说：“杨开智……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同时，又给杨开智写信：“不要有任何奢望，……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我失骄杨君失柳”之柳直荀烈士的遗孀李淑一，托人找毛泽东，想去国家文史馆当研究员，毛泽东没有答应，其生活困难“拟以我的稿费若干为助，解决这个问题。”

　　一封珍藏在中国档案馆，毛岸英1949年10月24日答复表舅向三立希望解决生活问题的信写道“翻身是广大群众的翻身，而不是几个特殊人物的翻身。生活问题要整个解决，而不可个别解决。大众的利益应该首先顾及，放在第一位。……为人民服务说起来很好听，很容易，做起来却实在不容易。”

　　毛泽东，这个有着“个人的封建企图”、“个人的封建私欲”、“封建皇帝思想”并且是“庸俗的封建皇帝思想”的人，竟然会害怕“人们会说话的”?!在“窃取了民主革命的成果”后，却不敢在所谓“个人的王朝”、“家族的王朝”里为毛氏家族任何个人谋一丝一毫私利，只想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这些客观事实，使人难以理解陈杰人先生怎么会产生毛泽东“基于个人的封建私欲，窃取了民主革命的成果”，“断送了中国革命的前途”之奇谈怪论。

　　该文对毛泽东“第一大错”的论据第2点，把人民大众表达对毛泽东无限尊敬、无限热爱的朴素感情，发自内心喊“毛主席万岁”，说成是毛“故意纵容”的。究竟是谁第一个喊出了“毛主席万岁”这个口号，众说纷纭，有人说是黄炎培先生在1949年首先喊出来的，也有人说是建国之初刘少奇同志在圈阅《五一节口号》时审定的。据一些尘封旧闻披露，第一个喊“毛主席万岁”的人，就是说毛泽东有“帝王思想”的蒋委员长，在重庆谈判时公开十六次高呼“毛主席万岁”，让人不可思议。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毛泽东“故意纵容”的?在古今中外的领袖人物，唯有一个毛泽东高呼“人民万岁”、“民主党派万岁”的行为，又“彻底暴露了毛泽东的……内心深处那种”陈杰人先生所说的“君王思维”、“封建思维”、“专制思维”、“农民起义思维”中的什么思维呢?看来只有陈先生自己知道。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在《走下神坛的毛泽东》中讲到一件说大也小，说小也大的事：金日成赠送毛泽东24箱苹果，毛泽东吩咐送到警卫部队。苹果个个拳头大小，整齐匀称，但每个苹果上都有一行字：“毛主席万岁”。那字擦不掉，是早早写在苹果上，被阳光晒出来的。“毛主席万岁”怎么能吃掉呢?毛泽东知道了这个情况，皱起眉毛摇头：“我就不喜欢这个口号，哪有人能活一万岁的?活不到，那就吃掉。”于是，24箱晒有“毛主席万岁”的国光苹果便全被警卫人员吃掉了。毛泽东对“毛主席万岁”的这个“不喜欢”的态度不知又“彻底暴露了毛泽东的……内心深处哪种”陈杰人先生所说的那种思维?

　　“尤其”第3点，是陈杰人先生自己绞尽脑汁，“尤其是可以设想，倘若毛岸英不死，这中国的政权，就如同北朝鲜一样，是家族的王朝了” 的未知事件。毛泽东明明知道“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已经有五个自己的亲人为新中国流血牺牲了，竟然因为“封建皇帝思想”作祟，“庸俗”到让自己的儿子继续到血与火的战争第一线出生入死，为国效力，难道这就是毛泽东“个人的封建私欲”、“个人的封建企图”?陈杰人先生口口声声要“以客观的态度来评价和认识毛泽东”，却以自己“设想”的未知事件作为论据来论证新政权是毛泽东“基于个人的封建私欲，窃取了民主革命的成果”的“家族的王朝”，充其量不过是“毛太子朝鲜镀金”论的“活学活用”而已，用他自己的话说自然是“主观判断”得出的结论了!这不仅使人想起“最牛历史老师”袁腾飞的非毛恶语：“要不是美国飞行员把毛太子变成了挂炉烤鸭，今天中国就跟北朝鲜金家王朝似的，电视上整天就是大胖二胖三胖。”

　　毛泽东的“第二大错”是“基于权力斗争发动的十年文化大革命”，陈杰人先生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是因为“意识到以刘少奇等一般‘经济派’的领导者力量的崛起，对其个人封建企图形成了巨大的威胁，便策划和发动了文革”。似乎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纯粹是权力斗争，作为被陈杰人先生称之为“一家独大”的中共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大权在握，他还准备与刘少奇争什么权呢?事实上毛刘之间显然是在执政方针和政策方面出现了较大的分歧，才导致了文革的发生。《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一文中就写道：“关于文化大革命，也应该科学地历史地来看。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 2009年《百年潮》第7期孙兴盛的文章《把历史的真相告诉人民——采访王光美及其子女的回忆》中写道：“我不禁问：毛主席亲自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不是就是为了打倒少奇同志?王光美明确表示‘不是!’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同‘四清’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是个人恩怨问题。……在整个采访过程中，我感到他们每次讲到毛主席与少奇同志的分歧，都是相当平和、实事求是的。”很显然，陈杰人先生的观点与邓小平同志、王光美同志的说法是大相径庭地。至于陈杰人先生说毛泽东发动文革是“意识到……对其个人封建企图形成了巨大的威胁”，那么“以刘少奇等一般‘经济派’的领导者力量的崛起”，是在执政方针和政策方面与毛泽东出现了较大的分歧，还是这股“崛起”的力量准备与毛争权，陈杰人先生说的含含糊糊，不明不白。再者，这股“崛起”的力量，对毛泽东的什么“个人封建企图”?形成了什么“巨大的威胁”?陈杰人先生仍然说的云山雾罩，难知所云。作为大权在握的一把手，毛泽东还能有什么“个人封建企图”呢?反毛小丑袁腾飞都已经兴高采烈地感谢“美国飞行员把毛太子变成了挂炉烤鸭”，难道有“庸俗的皇帝思想”的毛泽东，幻想具有使毛岸英起死回生之术，有可能成全陈杰人先生“这中国的政权，就如同北朝鲜一样，是家族的王朝了”的“设想”不成?这“个人封建企图”也未免过于地荒唐了吧!

　　毛泽东的“第三大错”是“以肃反和阶级斗争等名义，在全中国长期随意杀人……其实质就是维护个人的王朝安全。”不但“随意”而且“长期”，这确实有点骇人听闻!事实上，在新中国的镇反中，正是毛泽东亲自制定了“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并对死刑极为谨慎，他反复强调 “不要随便捕人杀人”、“不要多捉多杀”、“不杀错”;同时，他又严格要求死刑只能适用于“真正罪大恶极”者，其他的反革命分子，则“应判徒刑者均判徒刑，应管制者均给以管制”，“或交群众监视，用劳动去改造之”。在肃反时，毛泽东特意强调“我们无材料则不要轻易逮捕”，要求“肃反，要强调材料，核实证据，定案就比较好办了”，并说：“不要太多，要清除真正的反革命，不要搞错。”作为知名评论家，陈杰人先生不可能不知道，现在的死刑缓刑二年执行这一法规恰恰是他所指责“主导”“随意杀人”的毛泽东创立的。毛泽东说：“凡无血债或其他引起民愤的重大罪行，但有应杀之罪者，……可判死刑，但缓期一年或二年执行，强迫他们劳动，以观后效。” 1951年5月10日将召开全国公安会议，于开会之前，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他关于设立“死缓”的建议。1951年5月8日，毛泽东代中央起草了《中央关于对犯有死罪的反革命分子应大部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政策的决定》。之后全国公安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亲自逐字逐句修改并批准发出《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确定了“死缓”刑名。由毛泽东所创设的“死缓”一直被中国法律沿用至今。不可否认，在当时肯定出现过违反政策的事件，如果非要说成是毛泽东“以肃反和阶级斗争等名义，在全中国长期随意杀人。”那只能说是对毛泽东情绪化的主观论断。

　　至于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不管有没有毛泽东这个人，都是客观存在的，并不是谁说没有就没有的。既要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又要反对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观点，这是写进了党章和第二个《历史决议》的。包括当今的反毛精英们，也不是不承认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存在，现在只是换了一个名称，叫做“阶层”!1997年12月著名作家梁晓声先生发表了10年力作《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有人称之为：一部后毛泽东时代最深刻的社会分析!2000年春天《炎黄春秋》副社长杨继绳先生的《中国当代社会各阶层分析》在香港出版;200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了《当代社会分层报告》。还有……。毛泽东在著名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根据“经济地位、阶级性、人数、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分析得出“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等五个阶级。而杨继绳先生则在《中国当代社会各阶层分析》中，根据“社会群体的生存状况，社会诉求”，分析得出“农民、农民工、工人、私人企业主、知识分子、官员、当代新买办、社会群体这八个群体。”另外，2012年9月安徽大学王守恒先生的《教育社会学》，根据“学历、权利、财富、声望等各方面的差异”，认为“当代中国十大社会阶层”分别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过渡性的特殊阶层(指无固定职业的劳动年龄人群，如失业、半失业、无业人员等)。”当然阶级和阶层还是有些不同，为什么用“阶层”不用“阶级”?在杨继绳先生参加的搜狐读书会座谈时，主持人苏小和的开场白说的再清楚不过：“一讲到阶层分析，就会想到一个很熟悉的词儿——阶级。实际上作为一个有理性思维的人，对阶级这样的词是很排斥的。因为阶级很有可能导致人群的冲突，导致人的身份单一化，形成一个社会的所谓的不稳定的因素。但是今天的社会阶层它是一个事实，……中国的阶层分等级这是一个事实。”其实，不管怎么分，说来说去，还是列宁讲的最直白：“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

　　陈杰人先生在论证毛泽东第三大错时说：“至今为止，这场浩劫中的遇难者没有统计，有的认为多达数千万人。”笔者认为，作为知名评论家的陈杰人先生，反复强调评价要“客观”，在引用他人资料时，我们当然不能苛求其准确无误，但也应以他人经考证、调查较为可信的数据为准。“随意”地以“没有统计”、“有的认为”的模糊数据作为论据，起码是对自己和读者的不负责任。“没有统计”、“有的认为”、“数千万人”是个什么概念?稍有点常识都知道，如果900多万，一般都说成“近千万”，1000万出头，一般都说成“上千万”，“数千万人”则介于2000万至9000万之间，误差之大，何来“客观”?究竟是2000万，还是3000万，还是……，还是9000万?那是不是就由读者自己去“认为”了?看来陈先生是要让读者猜谜谜哦!而且，陈杰人先生还忽视了两个很是重要的问题：一是陈先生说毛泽东“以肃反和阶级斗争等名义，在全中国长期随意杀人，造成中国人权的浩劫。”那么，是否把共和国成立之初，1950年12月至1951年10月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清查和镇压反革命分子，重点打击土匪(匪首、惯匪)、特务、恶霸、反动会道门头子和反动党团骨干分子的镇反;以及1955～1957年开展的肃清暗藏在党政机关内部的反革命分子，并从国家机关、革命团体、民主党派和共产党内部清查出一批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台湾派遣的现行特务，破获了一批重大的和长期没有查清的疑难案件、政治破坏事故的肃反也算作“人权的浩劫”呢?其次是陈杰人先生所说的“数千万”被杀者中，有多少是其罪当诛被杀者、多少是可杀可不杀被杀者、多少是一般罪行被杀者、多少是有错误无罪被杀者、多少是连错误都没有被杀者?连这一点都不予分析和“没有统计”，就统而称之为“遇难者”，是否恰当和正确?起码其罪当诛者是不能当做“遇难者”的吧!

　　陈杰人先生举例“以湖南道县的大屠杀为例，就造成了几万人丧生。”在这里陈先生再次用了“几万人”这个2万～9万的模糊数据。作为知名评论家，陈杰人先生难道真不知道，文革时由道县“红联”和“革联”两派组织武斗引发、演变、蔓延的，官方称之为“道县文革杀人事件”，民间则叫它“乱杀风”和“杀人风”的“湖南道县大屠杀，从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历时66天，共死亡4519人，其中被杀4193人，被迫自杀 326人。全地区非正常死亡9093人，其中被杀7696人，被迫自杀1397人，全地区直接或间接杀人者15050人。”

　　《血的神话——公元1967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作者，原《芙蓉》杂志编辑谭合成先生在《血的神话》的几点说明中写道：“公元1967年夏秋之交，湖南道县及周围数县市发生了一场震惊世界的大屠杀，被杀者九千余人，一位被称为道县杀人事件‘活化石’的人物，在写给中共中央和湖南省委的控诉材料中写道：‘以上材料若有一字不实，砍头示众。’而我的这篇历史纪实，则是在大量这样‘一字不实，砍头示众’或‘若有虚言，愿负一切法律责任’的材料的基础上写成的。……总而言之一句话，所写的一切都是木板钉钉，字字落在实处，而笔者所做的事情就是做一个尽可能忠实的记录者。……公元1984年5月，零陵地区成立了‘处理文革杀人遗留问题工作组’，陆续抽调了一千三百余名干部，从1984年6月始到1986年底，对1967年夏末秋初发生在道县及其周围10个县市的杀人事件，进行清查、处理、安置工作(但不对外公开)。……感谢他们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第一手材料――记录、资料和调查报告。……在此再一次深表谢意。”

　　可见“被杀者九千余人”，这个数据是由经历具体事件当事人“大量 ‘一字不实，砍头示众’或‘若有虚言，愿负一切法律责任’的材料”和官方“‘处理文革杀人遗留问题工作组’，一千三百余名干部，从1984年6月始到1986年底，……进行清查、处理、安置工作……大量第一手材料――记录、资料和调查报告”，“木板钉钉，字字落在实处”的两方面材料得出的确凿数据。陈杰人先生不用“九千余人”，而用“几万人”这个明显扩大几倍的模糊数据，是真的不知道具体数据9093人呢?还是为了让广大读者接着去自己“认为”或猜谜谜，笔者不得而知，也不便揣测，只是觉得陈杰人先生自诩的“客观的态度”，其实是不客观的!

　　陈杰人先生还认为，“毛泽东其实是个人格的扭曲体，……这种扭曲，归根结底还是其内心深处那种农民起义思维作祟”。笔者认为陈先生这话还真说对了一半，自古道“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毛泽东这个“个人的封建企图”、“个人的封建私欲”、“庸俗的封建皇帝思想”极其严重的人，却偏偏要一门心思的为人民谋幸福，置毛氏家族的亲朋好友于不顾，连基本的人性都违背了，不是因为“人格的扭曲”，又是什么呢?当然，这种扭曲，绝不是陈杰人先生说的“那种农民起义思维作祟”，而是因为念念不忘自己是全国人民的主席，“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席，不是韶山毛家的主席”，怕“人们会说话的”在“作祟”，才使得毛泽东与“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背道而驰，成为了“人格的扭曲体”!其扭曲结果就是毛泽东没有给自己的儿女留下一分钱的遗产，在红二代中，他的女儿李敏、李纳官运既不亨通，财源也不茂盛，至今过着与平民一般无二的清贫生活。

　　陈杰人先生又说：“肯定毛泽东的功绩，不会因此就认为是对毛泽东专制思维的认同，批评毛泽东的过错，也不会因此否定共产党的一切”。我们看到陈先生在谈到肯定毛泽东功绩时，也总是不忘把毛的功绩和什么某种“思想”啊、“思维”啊紧密地联系起来。不知陈先生是否考虑过问题的另一面，那些不能正确、客观地评价毛泽东的功绩，甚至造谣污蔑、恶毒攻击，把毛妖魔化的现象，其结果会是一种什么情况呢?比如毕福剑先生在咒骂毛泽东的同时，不是连共产党、解放军都一起调侃侮辱的吗?

　　陈先生最后总结道：“很多人难以从情绪化思维中解放出来以客观评价毛泽东，一是因为官方强大的意识形态在影响，二是中国人习惯于以个人好恶去评价他人，三是部分中国人缺乏历史的纵深视野。”并且认为“如果官方能够将毛与现政权适度割裂，那么，客观评价毛就有了现实的可能”。字里行间使人感觉似乎现在官方和他人对毛泽东的评价都是不太客观的，只有陈杰人先生自己“从情绪化思维中解放出来”了。俗话说“打断骨头连着筋”，不知陈先生让官方“将毛与现政权适度割裂”的这个“度”应如何掌握???

　　毛逝世至今，对毛的评价不外三种，官方的评价、精英的评价、平民的评价。官方是三七开，评价已经写进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如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在党的许多杰出领袖中，毛泽东同志居于首要地位”、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等等。党的十七大报告说：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思想来源”。邓小平同志的评价是：“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任何时候都不能损害毛泽东同志在整个中国革命史上的光辉形象”等等。江泽民同志的评价是：毛泽东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胡锦涛同志的评价说毛泽东“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习近平同志的评价是：毛泽东同志“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 当然，对毛泽东的错误他们都客观地给予了批评。陈杰人先生说自己道：“我之所以用‘历史名人’而不是‘伟大领袖’的称谓来指代他，首先就是表明一种客观的态度——称他是历史名人，这是一种事实判断;称他为‘伟大领袖’则更多的是一种主观判断。”毛泽东是一位“领袖”，而且“在党的许多杰出领袖中，毛泽东同志居于首要地位”，这是不容置疑的“客观事实”!看来，陈先生的意思，称其“伟大”则乃“主观”!那么，按陈先生的说法，官方称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江泽民称毛泽东是“伟大领袖”，胡锦涛称毛泽东是“一代伟人”，习近平称毛泽东是“伟大开拓者”，难道这些“伟大”称谓都“更多的是一种主观判断”吗?

　　或许像陈杰人先生所说，“中国人习惯于以个人好恶去评价他人”的原因，部分精英与平民百姓对毛的评价，借用陈先生的话“呈现出情绪化的两极冲突”，“观点激烈相撞”，反毛精英们似乎好恶之“恶”的情绪重点，平民百姓好恶之“好”的成分多些。毛曾说过：“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看来各自“好恶”的具体原因，当按照陈先生的指教，从“历史的纵深视野”去寻求答案了。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对毛泽东进行评价时，不论观点正确与否，只要是正常地阐述和论证自己的观点，这是认识问题。如果以合自己口味的他人未经考证而“没有统计”的、“认为”的数据，或模糊数据作为评论依据，其实也是一种情绪化评价。特别是在评价时，把自己“设想”的未知事件以及某种思想、某种思维、某种个人企图、某种个人私欲等等，塞进毛泽东“内心深处”的做法，就更不是客观的态度了!

　　陈杰人先生《评价毛泽东切忌情绪化》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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