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在红旗下的美国人阳和平

 长在红旗下的美国人

美国人阳和平的父母被外界誉为“白求恩式的共产主义战士”，母亲寒春在中国养奶牛62年，父母在中国的理想和践行孕育了他的精神河床。

 他在中国接受马列主义，在美国接受西方主流思想，两种思想老打架。他困惑了好长时间：“很多人都是从信仰危机的深渊里爬出来，有人爬到左岸，有人爬到右岸。我爬到左岸去了。”

1967年，北京，瞧，这美国一家子在中国的岁月。阳和平（前左），阳及平（前中），阳建平（前右），阳早（后左），寒春（后右） （阳和平/图）

阳和平穿着短裤和白色跨栏背心，手里拿着一把“痒痒挠”，鼻梁上的眼镜就快要滑落到鼻尖上。他慢条斯理地说着带京腔的中文，接受记者采访。要不是大鼻子、深眼窝的“洋人”脸孔，他看起来和北京胡同里的随便一个老头没区别。

尽管出生在北京，阳和平可是地地道道的美国人。

2010年6月8日，他的母亲寒春在北京病故，享年89岁。而他的父亲阳早在七年前过世。6月21日，两位老人的骨灰被一齐撒在陕北定远县三边牧场——这是在六十多年前，他们为了追寻革命的信仰，最早来到的土地。

他的父母早在1940年代就从美国来到延安，开始了他们的“国际共产主义者”生涯。他们在中国养奶牛，研究农业机械化，也轰轰烈烈地学大寨，闹革命，贴大字报，送子女上山下乡，甚至在新时代，还给中央领导递纸条反对拆迁。

这一家美国人，以独特的方式见证着新中国60年的历史。

2004年，寒春获得中国第一张“绿卡”；2009年，她还成为“感动中国”候选人。

对于很多媒体和中国友人送给他父母的敬辞——“白求恩式的共产主义战士”，这几乎是中国对外国人的最高礼赞，阳和平的反应则是，“说不上，没必要”。

实际上，他和他的父母一样，常常缅怀毛泽东时代，而对当下中国的腐败、崇洋、物质至上的现状表示不满，“我母亲在最近几十年里，经常在一种失望的情绪中度过，非常痛苦。”

阳和平送走了母亲寒春之后，与早已在国外定居的弟弟和妹妹不同，他说愿意在中国一直住下去。

他说，“有些中国人是‘香蕉’，黄皮白心；我是‘鸡蛋’，白皮黄心。”

阳和平毫不讳言自己是一个“左派”。

“我在中国接受马列主义，在美国接受西方主流思想。两种思想老打架，我困惑了好长时间……很多人都是从信仰危机的深渊里爬出来，有人爬到左岸，有人爬到右岸。我爬到左岸去了。”

宋庆龄为其取名“和平”

阳和平今年58岁，在22岁前从未离开过中国。他的人生大致可以以1974年为界，前一段生活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后一段则主要生活在资本主义美国。

三年前，阳和平还在美国特拉华大学（University of Delaware）教经济学，但他开始困惑，自己到底图什么？“也就是混饭吃。学校里面没人能沟通思想，而中国有好多有共同理想的人，有好多谈得来的人……落叶归根好像有点道理。”

他也曾咨询自己的左派朋友、中国工人研究网的主编张耀祖，“我回到中国有用吗？”张耀祖的回答也很干脆：“反正你在美国对中国革命没有用，对世界革命也没用。”

加之母亲寒春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他回到中国长居。他在对外经贸大学找到了教授计量经济学的教职。

在中国养牛超过60年的寒春这时操心的是，她所在的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农机院”）小王庄牛场，正面临被拆迁的传言。阳和平说，最初听说这里要建“大学城”，寒春也同意拆迁；可她后来发现，开发商打着大学城的名义，在附近建起了商品房，她就生气了，“农业用地都成商品房了，人吃什么？”

于是寒春四处反映，甚至找到中央领导的秘书，递纸条“告状”，被人称作“洋钉子户”。“现在钉子户死了，这没障碍了。”阳和平说。

作为阳早和寒春的长子，阳和平是标准的“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

1952年，已怀孕7月的寒春应宋庆龄邀请，从陕北来到北京，作为美国代表参加亚太和平会议。随后，宋庆龄替她肚子里的孩子起名“和平”。

寒春还叫Joan Hinton时，她是美国一名年轻的核物理学家，杨振宁是她在芝加哥的同学。作为“中子物理学之父”费米的助手，Hinton也参与了研制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

当美国将原子弹投向广岛和长崎之后，Hinton和其他一些科学家感到“灵魂被出卖”，她不能想象自己醉心研究的科学竟被用来制造杀人工具。

1949年，在挂着毛泽东和朱德像的窑洞里，阳早与寒春成婚。墙上挂着红旗，绣着“万里良缘，圣地花烛”八个大字。

记者问阳和平，他的母亲放弃在美国做科学家，来到中国养牛，会不会感觉有些可惜？阳和平露出了略有些狡黠的笑容，“没有中国革命就没我了，可惜什么？”

出生40天后，阳和平就和母亲一起回到了陕西西安的草滩农场。直到14岁之前，阳和平童年时光都在这里度过。寒春说过，在陕北的日子是她一生中最快乐的。尽管物质条件匮乏，但精神很愉悦。“白天下地干活，晚上理论学习，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寒春看来，这是一种理想的社会模式，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没有等级和压迫。

1966年，寒春夫妇被调到北京。阳和平很快发现母亲已参加了造反派组织，每天开批斗会、写大字报。但单位还要接待全国各地的“红卫兵”，食堂人手不够，于是阳和平就去食堂帮忙揉面做馒头。他觉得这个活“特别有意思”。

做了几个月的馒头之后，阳和平找到了更有趣的事。他跟随表姐卡玛，还有几十个北大、清华的学生，想践行一个宏伟的计划：从北京走到延安，再走到井冈山，然后走回北京。

可实际上，走到山西阳泉以后，阳和平和卡玛就留了下来，在一座煤矿里一待就是两个多月，“参加革命”。

1969年，17岁的阳和平被分配到北京市光华木材厂，用热压机做胶合板、塑料贴面板，正式成为一名工人。

米老鼠不懂孙悟空

阳和平对“文革”持肯定态度，因为在他看来，这是人民第一次行使当家做主的权利，还在学习的过程，也难免会做蠢事、过激的事，而且“革命难免有牺牲”。

但他怕的是被隔离的孤独感。“我在工厂里，人家就说‘内外有别’。每次开会都说，‘和平，今天的会你可以不参加’，我说，我要参加，然后他们偏说，‘你可以不参加’。”中文讲得再流利，也改变不了他大鼻子、蓝眼睛的“外国人”刻板印象，这让阳和平感到痛苦。

此时，阳和平的弟弟、妹妹都被送去了安徽茶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他最好的玩伴之一，表姐卡玛，却已回到了美国。

对于孤独的阳和平来说，卡玛来信中对美国的描述，几乎同1940年代阳早为寒春描述的红色中国一样充满神秘色彩，焕发出巨大的吸引力。终于，在1974年，阳和平决定去美国，去看看自己父母的国家。

他特地跟记者强调，“那不能说是‘回’，有来有去才叫回，那时候叫‘去’美国。”

尽管有种种设想和心理准备，阳和平还是对资本主义美国发出惊叹。在舅舅的农场里，阳和平对美国农业的机械化程度“震惊”、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发现他舅舅居然一个人能管理一千多亩农场，有好几台拖拉机、联合收割机！

但很快，阳和平感到孤独了。他听不懂其他美国朋友们讲的笑话，他没有看过其他美国人在童年看的动画片。“他们讲米老鼠唐老鸭，我听不懂，也不觉得好笑；我给他们讲孙悟空，他们也不懂。”他的英文甚至也结结巴巴的，一张口别人就觉得他不是美国人。

带着被孤立的情绪，阳和平有些生硬地强行让自己融入美国社会。他先后在农场、修理厂、汽车厂各地工作，充分体会着“资本主义的剥削”。很快，他每个月大约可以挣到400美元，而此前在光华木材厂，他的工资是“38块6毛1”。

想家——就是想中国时，他甚至特地买了一台收音机，就为了在晚上最安静时，隐隐约约听一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播报时间”。

回忆之前58年的生涯，阳和平有两次流出了泪水。一次是他讲到父亲去世后，母亲寒春的孤寂，另一次是讲到1976年时，他在广播里听到毛泽东去世的消息。

此后，在1977年和1980年，他的弟弟阳建平、妹妹阳及平先后来到美国定居。

之后，他结婚、生子，并于1981年开始半工半读上大学，一直到1987年毕业。他毕业后在中国停留了近10个月，却发现中国有更多自己不能解释的东西，于是他又回美国读博。

拿到了博士学位，他却依然难以完全融入美国。在猫王和鲍勃·迪伦的年代，他不喜欢摇滚乐，听到爵士乐更感觉像“拿指甲擦黑板的那种声音，是一种折磨”。他同样不喜欢美国的派对文化，对酒精、大麻统统不感冒。偶尔阳和平也想在音乐中跳跳舞，可他似乎变成了一个羞涩的东方人，完全不知道该怎么舞动。

“还有多少人在为农民服务？”

而他们在北京的父母，也终于又干起了自己的“老本行”——养牛。1982年，他们从北京南郊的红星农场搬到了北郊的沙河小王庄农场，开始迎接中国一个崭新的时代。

尽管在美国长居，阳和平每隔两三年就要回中国看看。

每次到中国，带给阳和平的冲击都难以言表。他的父母也不断面对新事物——从发奖金、按劳分配到“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到“发展是硬道理”。

农机院前党委书记李维民还记得，自己也和寒春发生过关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争论。尽管谁也不能说服谁，寒春却总记着这件事。

大约是在1990年的一天，延安有一封来信寄给阳早、寒春。由于字迹潦草，他们就请李维民代为阅读。李维民记得，信的内容大约是：

“老阳、老寒，当年我们在延安一起养奶牛，负责挤奶送给毛主席喝。现在我退休了，企业很困难。去年一年看病的医药费没给我报销，今年1－6月的退休金现在也没发给我。你在北京，能不能去跟中央领导说说，把我调去一个能发得出退休金、能报销医药费的单位？”

读完后，阳早当时就掉了眼泪。寒春没有哭，她指着信问李维民说：“老李，这个退休工人，他什么时候能共同富裕啊？”

在资本主义世界中逐渐摸索生活的阳和平，回到中国后也与父母争论各种问题，认为父母在有些问题上不够开化。而父亲阳早则半开玩笑地说阳和平是一个“小资产阶级革命者”。

阳早和寒春此时已是农业机械部的副部级顾问，但依然固执地住在小王庄农场的平房里，桌子是砖头垒了架起来的，沙发也早都坏了，坐着甚至会觉得弹簧有些扎人。阳早惟一有些“奢侈”的习惯，就是喜欢喝“美酒加咖啡”——他自己发明的，把二锅头、白糖和咖啡兑在一起的一种饮料。

他们很不能接受的是，对于当下的中国来说，钱似乎成为了惟一的标准和最重要的东西。他们怀念在之前革命岁月中，大家斗志昂扬、工农一家、齐心协力的精气神儿，似乎都不见了。

1990年春节，农业机械部领导看望并宴请老专家。在宴席上，部长随口问农机院的书记李维民，“咱们农机院的改革搞得怎么样？”李维民回答说：“搞得不错，现在搞技术转让，谁有钱就转让给谁，效益不错。”部长点头微笑的时候，寒春站起来说话了。

她用手指着部长说：“谁有钱就给谁服务是不是，那农民没有钱怎么办？你们还有多少人在为农民服务？”

顿时，现场安静了下来，没有人出声，尴尬极了。李维民只好出来打圆场，说，我们的很多技术、很多设备还是在为农民服务的。

“你们对资本的警惕完全不够”

与此同时，阳早和寒春在中国越来越焕发出活力的30年里悄悄地老去。他们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奶牛场。

小王庄牛场的兽医金庆怀记得，寒春八十多岁了还常常下地干活。“老寒早上起来就去地里拔草——有一种麻，掺在饲料里牛就不爱吃，她就去拔草，经常一上午累得脸都通红。”

中国工人研究网主编张耀祖刚认识寒春、阳早时常在思考一个问题，“革命和养牛到底有什么关系？”后来他发现，“他们的革命不是喊口号、当领袖，而是常人也能做到的东西，在一点一滴的细节里。”

寒春和阳早常常对中国的现状感到失望。老人们倾注了大量的心血研制的养牛场各种设备，诸如饲料搅拌机、计量仪等，在改革开放后，渐渐被国外进口设备取代了。阳和平理解父母的这种痛心，他说：“我妈就是觉得，中国不搞自主研发、自主工业怎么行，能全靠进口吗？现在看看，资金换技术，中国换来了吗？”

阳和平的博士论文《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研究》在1997年通过答辩后获得博士学位，他觉得自己通过知识的积累，慢慢找回了分析社会、明辨是非的自信。他与父母的观念越来越靠近了，他说自己“坚定了”。

甚至于，想到之前就“姓资姓社”等话题跟父母的争辩，他有些惭愧。

阳和平在中国的这些年，写文章、做讲座，从自己的父母讲起，讲自己的思想变迁——从动摇到坚信。

他也讲自己亲见的美国民主，他认为那就是有钱人的游戏。他说：“共和党和民主党在外交上是一致的，只有在国内政治上差别一点。但是后来我发现，共和党起码讲真话，民主党是骗人。就是，共和党一直说要割你肉，民主党许诺不割你肉，但照样割。”

阳和平甚至还跟张耀祖一起去过洛阳的一所技校讲课，“校方只想拍照，用阳和平的大鼻子做广告，但并不喜欢他讲这一套思想——他们还要和企业一起剥削学生实习那一年的劳动力哪。”张耀祖说。

如今是暑假，阳和平退了城里的房子，住在母亲朴素的平房里，惟一显得有点“资产阶级情调”的，就是地上一只卧着的花猫。

阳和平觉得中国人太过“崇洋”，“价值观、审美观，什么都以美国为标准，选什么教科书都是看美国的，好像那才是最权威的。甚至中国哪个将军好，都是因为美国人说过他好。美国人有什么资格评价中国的将军好坏？”

至于中国社会相当关注的楼市、医疗、农民工权益等问题，阳和平则干脆说，“马克思《资本论》里描述的一些问题，比如工厂主对工人的剥削，简直就跟现在中国有些情况一模一样。”

他现在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我怕得病。因为我不会塞红包，好多大夫不是治病救人……也怕吃东西。食品里面给你添加这个、添加那个，水果、蔬菜怕有农药，去饭馆怕地沟油。过去有时吃不饱，但吃的东西是安全的。” 

 　作为中国绿卡第一人，当被问起为何不加入中国国籍时，寒春说，我热爱的不是中国，而是中国革命。

　　回顾我所走过的路，从小学到研究所的生活，不能说不幸福。但相比站在人民之中，与大家一起改造整个社会，用双手建立一个没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美好而富有的新国家，原来的那种幸福观是多么狭隘啊。有的人改造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自己，但这种建筑在大多数人痛苦之上的幸福，不是真正的幸福，它终究会被历史所消灭。———寒春

离开美国

　　来华找“小米加步枪”的力量

　　来到中国以后，寒春和阳早喜欢唱“掉下一个原子弹，我当他是个大西瓜”。他们的美国式普通话里，带着一股浓郁的陕北口音。

　　研究原子弹，是寒春的老本行。她是芝加哥大学核子物理研究所研究生，是曼哈顿计划中少数女科学家之一，在洛斯阿拉莫斯（Los Alamos）武器试验室做物理学家费米的学生。

　　寒春阳早的朋友张耀祖回忆，2000年左右，有一次清华大学核物理专业的一个班到小王庄奶牛场造访寒春，有一个学生不无遗憾的问她，当年你和杨振宁在一个实验室，他成为世界级的物理学家，你却离开那里，到中国养牛，你怎么评价你的一生？寒春马上回答说，原子弹是杀人的，牛是有利于人类健康的。从科学性上讲牛的生物体比核武器还要复杂。

　　“她跟杨振宁谈过要离开。他们都不支持她，但是他们理解。”寒春的长子阳和平说。

　　而寒春要离开实验室，离开美国，一个众所周知的原因是，1945年美国在日本投放的两颗原子弹，让寒春心灵震动很大。阳和平说，当母亲发现她参与的核武器研究，变成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她觉得那条路走不下去了。她说，“那是日本人的血和骨。”要么出卖心灵，要么离开。

　　同时，受美国记者斯诺的《西行漫记———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的影响，寒春很想了解小米加步枪到底是个什么力量。

牵手阳早

　　一个爱养牛一个爱研究

　　1948年3月，经宋庆龄安排，寒春来到中国，1949年到达延安从事农牧业技术工作———奶牛饲养和农具革新等。在延安的一个窑洞里，寒春与同来自美国的阳早（欧文·恩格斯特）举行了婚礼。

　　阳和平说，如果不是两人共同的共产主义信仰，同样崇拜毛泽东，寒春阳早是很难走到一块儿的。寒春来自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知识分子家庭，而阳早是农民的儿子。两个阶级的家庭，门不当户不对。

　　1949年，寒春阳早赶着83头荷兰奶牛从延安来到位于陕北和内蒙古交界的三边牧场，对牛进行改良。那里连道路都没有，往来交通全靠毛驴。因为地方偏僻，在毛泽东宣布新中国成立20天后，寒春才知道消息。

　　1955年，他们又带着1000头奶牛，落户草滩农场。一待就是11年。

　　“我爸就是特别喜欢养牛，对牛特别感兴趣，一离开牛他都不知道要干什么了。我妈就喜研究科学的东西，所以牛场有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她就投身进去钻研，很有成就感。他们俩配合得非常好。他们是最幸福的人，他们有说不完的话。”阳和平说。

落脚陕北

　　寒酸生活不愿离开生产

　　阳和平说，在陕北的十几年，是父母亲最幸福的时候。“参加生产建设时，当时有很多批评与自我批评什么的，她特别怀念这个时候。”

　　草滩农场的老职工们说，那时候，条件很艰苦，心情很愉快，大家一门心思干社会主义。寒春阳早夫妇俩总是骑自行车上下班，在车间牛棚跟工人一块儿干活。

　　有高官看到了，说一家美国人在陕北过的挺寒酸的，“老想把他们调到北京，问他们，他们老不愿意，不愿意离开生产。”阳和平说，1965年，他们不得已来到北京。安排阳早在电影发行公司，寒春在对外联络委员会，都是搞文化。

　　当时，寒春阳早特别强调不能住到友谊宾馆，那里全是外国专家。结果人家把她安排到更高级的新桥饭店，“气死她了”。

　　阳和平说，当时弟弟妹妹上学要到崇文小学，不能到街区小学。到学校还要车接送。每周末才能回来，搞的寒春的女儿精神失常了。

　　住不下去了，后来终于搬到望京那边的农村。“回到生产上去了。我弟弟妹妹又恢复了原样”。

　　在北京，寒春阳早夫妇仍然过得非常艰苦朴素。

　　中国农机院院长陈志说，寒春夫妇俩一直住平房，局里专门买了比较好的房子，他们不去住。后来房子返潮厉害，做了好几年工作，他们才同意把平房重新整理了一下。

　　北京农场局老局长邢春华回忆，寒春画图的板是用砖头建的，一直说能用就行。家里那个床单，中间部位坏的快，就把它绞开，床单两边的坏的慢，就把那两边的布剪下来铺在中间。

　　原机械工业部原部长何光远第一次见到寒春一家的住房，觉得太寒碜了。沙发弹簧都出来了。“我说给你换一换，她说我感觉蛮好。”

性格多面

　　曾是奥林匹克滑雪选手

　　寒春性格耿直，有时会很倔强。她是个多面手。阳和平回忆，寒春除了喜欢核物理以外，还喜欢拉小提琴、吹笛子、画画、野外生活，但是由于她是知识分子出身，她对妇女传统行业比如做饭、洗衣服一窍不通。

　　“她还是奥林匹克滑雪选手，1939冬奥会没取消她就是美国的选手了。”阳和平说。她很喜欢动物，上小学初中的时候，还会骑着马去上学。到中国养牛后，听说草滩农场要开发建设，她首先问的就是“牛吃什么……”

　　农机院原党委书记李维民曾是寒春阳早的助手。他回忆，有一次寒春阳早跟他说，“在延安每星期都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会，老李，你们农机院的党员敢批评你吗？你敢跟部长提意见吗？她说我们在西安的时候，干部群众打成一片。”

　　张耀祖1997年在北大读研二，那时，寒春阳早都是70多岁的老人了。第一次见他们，喊阳老，寒老，结果他们回敬他叫张老，迫使他最后不得不改口叫老寒老阳。张耀祖后来才知道，农场工人都对他们直呼其名。

　　有一年过春节，张耀祖想送他们点礼物，想来想去，送她一箱可口可乐，因为他们是美国人。“送过去后，他们也没说什么，过了两周我过去一看怎么没喝呢？他们的女儿说你把帝国主义扛到了我们家。”

不搞特权

　　写大字报要求取消特殊化

　　寒春阳早夫妇，与三个孩子，在家里经常开家庭会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我们批评父母，我父亲脾气暴躁，他打我们屁股我们就批评他，他虚心接受坚决不改。”阳和平说，父亲也批评母亲。“我妈比较主观。工作需要就要干，不够通情达理。”

　　寒春对阳早也有意见。阳早有点大男子主义，比如干什么都是“阳早夫妇”，寒春就特别反感。阳早在困难时期看到工人家里困难，把家里的布票鞋票给别人，寒春就特别生气，说你挺慷慨的，家里孩子怎么办？后来又向场领导要了些回来。

　　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寒春一度感觉自己是被包装起来了，外国人有外国人的圈子，她进出农场还得有许可证。1966年8月29日，他们联合另外两个外国专家，写了著名的大字报《为什么在世界革命心脏工作的外国人被推上了修正主义道路？》其中写道：“这种待遇是什么思想支配的？这是赫鲁晓夫的思想，是修正主义的思想，是剥削阶级的思想！”他们要求，生活待遇要和同级的中国工作人员一样，取消特殊化。

　　这张大字报很快得到了毛泽东的批示，并迅速起到了效果，“把他们高兴死了”，阳和平说，寒春作为参加造反派去参加运动，能开会，又跟大家在一起了，觉得就是解放了，不再是个人奋斗的小圈子。“文化大革命救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