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度的“门罗主义”思想实验

　　摘要

　　1907 年，为回应革命派的建国方案，杨度在其名作《金铁主义说》中想象了一个中国版 本的“门罗宣言”，认为革命派的主张将引起边疆民族地区的脱离并落入列强控制，进而导致内地难以自存，从“内部瓜分”变成“外部瓜分”。杨度断定，革命派没有能力发布“门罗宣言”并加以实行。杨度对于“中国式门罗宣言”的想象，基于其对于帝国主义列强的瓜分与灭国策略的反复思考；这一想象体现了近代“空间革命”所带来的理解中国内部民族与地理空间关系的认识框架的深刻转变， 其“门罗主义”思考中蕴含的“非正式帝国”的视野，在当代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本文以““无形之瓜分”与边疆的保全：杨度的“门罗主义”思想实验与“非正式帝国”的视野”为题发表于《探索与争鸣》2023年第 5期，发表时有删节与改动。

——————————————————————

　　1907 年，在《金铁主义说》中，晚清君主立宪派的理论代表人物杨度想象了这样一个场景：他所反对的革命派推翻清廷，建立了一个新民主国，对全世界发布了一个中国式的“门罗宣言”：“今后世界各国，有欲于东亚细亚大陆得领土者，视为乱中华民国之平和。”①

　　从“门罗主义”全球传播史的视角来看，杨度有可能是第一个想象中国式“门罗宣言”的中 国知识分子。19 世纪以来的中国先是经历朝贡体系的崩溃，进而自身也沦为列强共同支配的半殖民地，处于被瓜分的边缘，传统的“王者无外”和“夷夏之辨”的观念也随之动摇。对于当时的中国文化/政治精英而言，想象一个中国主导的、排斥西方列强干预的超国家区域空间，逐渐成为一件非常奢侈的事情。相比之下，日本在中日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中的胜利，使得日本精英有信心不断想象一种日本主导的、排斥西方列强在东亚扩张的“亚洲门罗主义”，但在这种想象之中，中国最多是一个被“提携”和“保全”的对象。而在 1898 年美西战争中获得菲律宾作为殖民地的美国，对于亚洲精英的反应也颇为敏感。1903 年 6 月，曾在美西战争期间担任美国政府谈判代表的外交家怀特劳 ·里德（Whitelaw Reid） 在一场在耶鲁大学法学院举行的演讲中设想俄国与中 国联合提出一种以专制政体为原则的亚洲式“门罗主义”，排斥美洲国家，从而对美国在菲律宾的殖民统治构成挑战。②但里德所设想的亚洲式“门罗主义”，发起国仍然是俄国，中国看起来只是一个不显眼的追随者。

　　在 20 世纪初期，许多中国精英还期待通过“以夷制夷”的方式，借助美国势力来平衡其他列强。清廷驻美公使伍廷芳曾于 1900 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演讲中，提议美国执政精英将“门罗 主义”适用于新获得的殖民地菲律宾，进而推广到亚洲大陆，这一主张在当时的美国国内舆论界 得到广泛报道。③伍廷芳所理解的“门罗主义”意味着美国在美洲的空间里排除欧洲列强的殖民与干涉，而将这一政策用于亚洲，意味着“保全亚洲”——排除欧洲列强的殖民与干涉，但自身并不寻求在亚洲的领土扩张与征服。④在对美国与“门罗主义”的认识上，杨度绝非伍廷芳的同 路人。在 20 世纪初粤汉铁路“废约自办”的请愿运动中，杨度旗帜鲜明地站到了伍廷芳的对立面，痛斥伍廷芳“其罪固不可逭”。⑤而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中以美国与美洲的关系为模板思考东亚 的地缘政治，想象一种以中国为主体的“门罗宣言”，看起来比伍廷芳的设想更具进攻性。

　　不过，杨度是以一种“归谬”的方式想象“中国式门罗宣言”。从上下文来看，这一想象是 出于与革命派论战的需要。杨度认为，革命派的“排满”主张有可能引发边疆民族地区的脱离， 而这进一步削弱了内地面对帝国主义势力自保的能力。如果革命派有能力发布中国式的“门罗宣言”并获得列强的尊重，那么还有可能保持边疆地区的稳定，但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则各族之相率俱亡可立而待”。⑥但中国既然没有足够兵力保障宣言的执行，其结果是，无论是否发布这样 的宣言，都不可能获得列强的尊重。杨度在此虽然用的是“东亚细亚”的表述，但实际上考虑的 是中国的内地与边疆的关系。笔者当然认为，将内地与边疆的关系类比为美国与拉美的关系是极 大的谬误。不过杨度是中国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者， 他在“思想实验”中的这一类比，恰恰是证明这一类比绝不应该成为现实。那么，杨度的思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近代工业革命与殖民主义造成的“空间革命”所带来的思想冲击？

　　国内学界对于杨度《金铁主义说》的解读已经汗牛充栋，但之前并没有研究者梳理和剖析过  杨度对于中国式“门罗宣言”的想象。笔者探讨“门罗主义”全球传播历程的专著《此疆尔界》 ⑦   梳理了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蒋介石、“战国策派”、李大钊等近代中国思想与政治人物对于“门罗主义”的思考，但也忽略了杨度对“门罗主义”的回应。本文将从杨度如何认识“门罗主义” 与美国谈起，进而探讨其思想实验中的类比所蕴含的空间政治意涵。

　　保全与瓜分 ：认识“门罗主义”

　　首先需要阐述的是 ：杨度自己究竟是如何以及通过何种途径理解美国“门罗主义”的？1907 年的《金铁主义说》在展开“中国式门罗宣言”想象之前，对美国自身的“门罗主义”的历史作了集中叙述。杨度将“神圣同盟”对于拉丁美洲革命的干涉意图表述为“法国出师于南美墨西哥之地”，而门罗总统通过发布宣言，马上制止了法国的行动，并为墨西哥以及其他西班牙领地的 独立提供了保障。美洲已独立各国并非美国的被保护国，但美国“视全美洲诸地，皆与彼有同利害休戚之处，故隐然以全美洲大陆之保护者自任，而为此宣言。此即合众国以进取为保守之方，而所以成为美洲之霸国也”。⑧

　　杨度回顾“门罗主义”的起源，其关键见解在于指出美国是以攻为守，将美洲各国视为利益 相关方， 自命为美洲的保护者，这正是美国最终成为美洲“霸国”的重要基础。杨度早年师从主 治《春秋公羊传》的今文经学家王闿运。在公羊学的语境中，“霸国”是具有特定意义的 ：春秋 五霸倡导“尊王攘夷”，在诸侯之中发挥领导作用，并不像后来的战国七雄那样热衷于灭人之国。杨度说美国是“霸国”，隐含着这一判断 ：美国在美洲获得支配地位，主要不是依靠领土扩张， 而是通过种种努力证明自身有能力会盟美洲诸国、对抗共同外敌。这一春秋公羊学的背景，为杨度理解不以夺取领土为主要目的的“非正式帝国”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知识基础。

　　不过，杨度认为拉丁美洲许多国家最终实现独立，“实以美大统领一言以为之保障”，实际上 是大大高估了美国的行动力。在门罗总统宣布其政策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对于欧洲列强在 美洲的诸多干涉行为选择视而不见。真正制约“神圣同盟”干涉冲动的，其实并不是门罗总统的 国情咨文，而是英国为了经济支配拉丁美洲的目的而对于军事干涉的反对，以及欧洲大陆上列强 之间的相互疑惧。⑨在当时，“门罗主义”的真正意义，首先意味着有限响应海上霸主英国引入新 大陆力量平衡欧洲大陆列强的诉求，减少英美摩擦，同时也可摆出一个道义姿态，拉拢拉美的新生共和国，为美国自身发展争取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并为美国经济发展获得新的海外市场。⑩ 在 19 世纪上半叶，美国“门罗主义”的主要用武之地也不在于保护拉丁美洲的兄弟国家，而是 为其向北美大陆西部扩张的事业保驾护航。⑪直到美国内战结束后，美国才发生出兵墨西哥，推翻法国扶植的“墨西哥皇帝”，恢复共和政府的行动。但在杨度的时代，舆论环境中充斥的是美国对自身历史的美化，杨度不谙上述历史细节，丝毫不令人惊讶。

　　而杨度又是如何形成对美国“门罗主义”的认识的呢？除了驻美公使伍廷芳这样的可以直接从美国与拉美获取“门罗主义”相关信息的外交人员，大多数晚清知识分子高度依赖于日本的信息渠道，杨度亦然。杨度于 1902 年 5 月至东京弘文书院留学，1904 年 5 月又进入东京法政大学速成科学习。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日本，恰好是“门罗主义”思想涌动之地。1898 年，美国在美西战争中战胜西班牙， 在亚洲夺取原属于西班牙的菲律宾，这对亚洲各国产生了很大的震动。

　　也正是在那年 11 月，日本贵族院议长近卫笃麿公爵在与流亡日本的康有为会谈时， 力倡“亚洲门 罗主义”，并模仿美国的“门罗主义”口号“Americafor the Americans”提出“东洋是东洋人的东洋”。⑫近卫还于当年年初在《太阳》杂志上发表了著名文章《同种人同盟——附研究中国问题之 必要》，认为黄白两大种族终有一战， 日本需要保存和提携中国， 发挥领导作用， 最终团结黄种人， 将白人殖民者赶出亚洲。⑬

　　1898 年 12 月，与康有为一起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在横滨创办了《清议报》，该报在存续期间， 对于推广“门罗主义”概念以及“×× 是 ×× 人之 ××”这一句式，起到了“急先锋”的作用。《清议报》编辑团队密切关注美国占领菲律宾之后的局势走向，并发表了一系列与“门罗主义”相关的文章。编辑团队成员欧榘甲借用了“美洲者美洲人之美洲”的句式，将菲律宾人的反抗归纳为 “菲律宾者菲律宾人之菲律宾”，并将菲律宾而非日本视为第一个保卫“亚洲”自主性的国家。⑭ 而这一句式在《清议报》上也很快衍生出“中国者吾中国人之中国”的表述，⑮在旅日精英中广 泛流传，革命派用这一口号来“排满”，立宪派用这一口号来主张联合国内各族共同反帝。1902 年，欧榘甲又在横滨出版《新广东》，将“×× 为 ×× 人之 ××”这一句式用于各省自立反满的主张，提出“广东为广东人之广东”，⑯而湖南籍旅日革命派人士杨毓麟于 1903 年模仿《新广东》写作 《新湖南》，提出“湖南者， 吾湖南人之湖南也”的口号， ⑰一时在留日革命派中引发了模仿的潮流。而这正是民国建立之后一度盛行的“省域门罗主义”话语之滥觞。

　　杨度有充分的渠道来接触和获取这些话语资源。首先，他于 1903 年秋在日本结识梁启超后， 和以梁启超为首的关注“门罗主义”的立宪派圈子过从甚密。1906 年 1 月，熊希龄随载泽等大臣 考察日本，通过杨度邀请梁启超“代笔”起草考察报告，而这使得梁启超作为一名“钦犯”，居然参与到了清廷大员重要奏折的起草之中，可见杨、梁关系之紧密。⑱ 因此，在这一时期，二人共享了一些重要的分析理路，如将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视为不以瓜分领土为直接诉求的“灭国新法”。⑲与此同时，杨度又是一个具有强烈湖南省域认同的精英人士。模仿欧榘甲《新广东》而作《新湖南》、主张湖南脱离清廷“自立”的杨毓麟，也是杨度的熟识。1904 年春，在湖南留日学生推荐之下，杨度与杨毓麟一同当选中国留日学生会馆“评议员”。他也和杨毓麟一起参加了要求粤汉铁路废约自办的请愿，并于 1904 年 12 月一起离开上海回到日本。由于这些共同经历，很难想象杨度会不了解杨毓麟 1903 年出版的具有强烈“湖南门罗主义”色彩的《新湖南》。

　　杨度的著述中直接提到“门罗主义”的篇章并不多。在 1907 年《金铁主义说》纵论美国的“门罗主义”之前，杨度更关注的是美国在中国推行的“门户开放”政策。在美国，“门户开放” 一开始是被作为一个不同于“门罗主义”的政策而提出的，因为二者具有不同的区域针对性，前者针对中国，后者针对美洲或西半球。但随着美国在西半球之外获得一系列殖民地，“门罗主义” 的适用范围是否仅限于美洲，成为美国政治精英激烈辩论的主题。而其中一种重要的路径，就是将“门户开放”论述为在中国实行的“门罗主义”。西奥多 ·罗斯福总统在 1901 年 10 月 11 日致  德国外交官赫尔曼 ·斯佩克 ·冯 ·斯特恩堡（Hermann Speck von Sternberg） 的一封书信中指出，“门罗主义”与“门户开放”是高度相似的，甚至可以说“门罗主义”就是南美洲的“门户开放”。⑳ 而到了 1915 年，美国历史学家埃尔伯特 ·哈特（Albert Hart） 更是将“门户开放”视为美国在中  国实行的“商业门罗主义”。㉑杨度对于美国内部围绕“门罗主义”如何在美洲之外适用的种种争论， 很难有深入了解的渠道。但随着美国精英将“门户开放”纳入“门罗主义”话语谱系，我们也就  可以将杨度对于“门户开放”的思考，作为其对“门罗主义”之回应的一部分。

　　杨度是最早对“门户开放”政策提出尖锐批判的中国精英之一。在 1901 年发表于《清议报》的 《灭国新法论》中，梁启超指出，即便是美国的“门户开放”，也不过是一种“灭国新法”：“举全国而为通商口岸，即举全国而为殖民地。”㉒在 1902 年杨度初次旅日期间为《游学译编》所作的《叙》一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于美国对华外交政策的巨大危害性的评论。㉓当时杨度尚未结识梁启超，但此文的分析逻辑与《灭国新法论》高度相似，很可能是杨度在结识梁启超之前，通过阅读《灭国新法论》掌握了任公的论述逻辑。但与任公论述相比，杨度亦有自身的思想增量。

　　自从严复翻译《天演论》以来，以“优胜劣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信条来分析国家之间的竞争， 在晚清士大夫中蔚然成风，杨度也概莫能外。杨度指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竞争的中心点，面对 着未来“黄白存亡亚欧交代”的挑战，时刻有被淘汰之虞。近年以来，各国对中国的政策，“由瓜分主义一变而为领土保全主义、门户开放主义”，但所谓“保全”“开放”，就如同列强对待埃 及和印度一样，保留名义上的君主与官吏作为傀儡，“而自享其一切之实在权利焉”。这一做法可谓“吸其骨髓而遗其骨骼，其意愈恶而其名愈美，其心愈狠毒，而其言愈慈祥”。㉔即便是日本的“保全中国”，也是着眼于与中国改订通商条约， 以从中国获得更大经济利益。而之所以发生从“瓜分主义”到“领土保全主义”这一转向，中国人民的反抗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如同梁启超一样， 杨度引用了时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对于义和团运动的评论，指出赫德从义和团运动中得到教训，认为瓜分中国土地和变更中国皇统都不可行，“各国此时宜行无形之瓜分，而不宜 行有形之瓜分，使其权利尽归于我而不自觉”，㉕表面上顺应中国人的感情，实际上使中国人淡忘自己的军事思想，放弃反抗。杨度指出，《辛丑条约》的签订，背后实际上就是列强支配方式的这一变化，它们利用清政府作为傀儡，推行“无形瓜分之手段”。在此，对于“无形之瓜分”与“有形之瓜分”的区分，亦非出自杨度原创。梁启超早在 1899 年的《瓜分危言》中，即已作出这 一区分， 梁启超将国家比作人体，将土地比作皮毛，而“无形之瓜分”是对皮毛所包裹的脉络（铁 路）、骨节（矿务）、肌肉（财政）等要素的瓜分，一旦对这些要素的瓜分完成，毛皮的完整就只有欺骗意义。㉖

　　在为《游学译编》所作的《叙》中，杨度并未使用梁启超提出的“灭国新法”概念。但在 1903 年 2 月 21 日欢送湖南赴日留学生宴会上的演说之中，杨度再次阐发了他对“瓜分主义”和“保全主义”的看法，这次他直接运用了“灭国新法”的概念 ：“庚子以来，西人见拳匪尚有国民性质，知中国未易骤亡也，必先亡其政，亡其教，亡其财，然后亡其国。政亡、教亡、财亡， 国也随其亡矣。此灭国之新法然也。于是前之瓜分主义，一变而为保全主义。”㉗杨度认为，“保全主义”只不过 是暂时将“有形之瓜分”变成“无形之瓜分”，而中国如果依赖列强得以“保全”，实际上正是将 自己的命运交给列强。

　　而“无形瓜分”的重点是什么呢？杨度在为《游学译编》所作的《叙》中指出，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世界大势从“政治竞争”进入“生计竞争”，而新交通工具的发明，将引起空间与人关系的根本性改变 ：“土地相隔，有天然之距离力，而世界进于文明，则能以人群之智慧能力使  之愈缩愈紧。”㉘对杨度而言，晚近的“空间革命”是大洋交通的开拓，如苏伊士运河的开凿，东西两洋的贯通。但当下人类又进入了陆路交通的竞争， 国家也因此分为“铁道国”和“非铁道国”两类。而中国由于缺乏自己的资本，在铁路交通的竞争中落于下风，杨度对此极为焦虑 ：“吾恐地球虽大，我民族竟无可以立锥之地矣！”㉙正是这种认识，使得杨度密切关注美国对中国国内铁路修筑权的争夺。他虽然没有像梁启超那样亲赴美国考察，但通过 1904 年深度参与“废约自办” 粤汉铁路的请愿活动，获得了对美国更为深入的理解。

　　粤汉铁路的承建方是成立于 1895 年 12 月的华美合兴公司（American China Development Company）。1898 年 4 月 14 日，清政府驻美公使伍廷芳代表中国铁路总公司在华盛顿与华美合兴 公司签订《粤汉铁路借款合同》，1900 年 7 月 13 日双方又在华盛顿签订了《粤汉铁路借款续约》， 其第 17 条规定美方合同义务不得转让。然而华美合兴公司因董事意见不一，加之义和团运动冲 击导致在美筹股困难，于 1902 年私下将三分之二股份卖给法国资本家支持的比利时万国东方公司。当时国内盛传华美合兴公司擅自决定粤汉路南段由美国修筑，北段由比利时修筑（比方后对此否认）。消息传出，粤、湘、鄂三省官绅舆论哗然。1904 年 10 月，杨度被留日学生推为总代表（后 获得留美学界承认为总代表），从日本回到上海，试图推动清廷废除与华美合兴公司的借款合同， 将粤汉铁路收回自办。当年，杨度撰写了《粤汉铁路议》，连载于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的“实 业”栏目，署名“湘潭杨度”，1905 年 3 月 20 日，《新民丛报》社推出单行本。此文可以集中体 现杨度对于美国所构成的挑战的认识。

　　杨度在《粤汉铁路议》中论述列强修筑粤汉铁路的危害性，其参照案例是沙俄在中国东北的经营。沙俄修筑东清铁路，不费一枪一弹，就将中国东北变成了它的势力范围。杨度在文中特意 列出了沙俄通过修筑东清铁路所获得的种种特权，认为以湘、粤、鄂三省的财力，将来要赎回附 着于粤汉铁路之上的种种特权，其难度比之东三省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进一步指出 ：“今世各国之亡人国者，皆以铁道政策。铁道之所至，即商务、政权、兵力之所同时并至，质言之，则瓜分线之所至，势力范围圈之所至……”㉚粤汉铁路归于外人，就会使得湘、粤、鄂三省重蹈东北的覆辙，而如果粤汉铁路与芦汉铁路相连接，可以导致全中国岌岌可危。

　　在中美两国的路权交涉中，中方排斥比利时方面的介入，2 月 22 日，比方派人前往纽约与华 美合兴公司董事摩根（ J. P. Morgan）商讨对策，导致公司驻华代理总办葛利（Willis E.Gray）被 召回美国。围绕谁将接替葛利，出现了不同说法。摩根因而成为中国舆论的焦点。杨度认为摩根 财团在酝酿极大的阴谋，他在文中如此评价摩根财团 ：“夫摩根，美之巨富，号为铁道大王，乃美国经济界之怪杰，组织无数之脱辣斯者也。”㉛在此，杨度很可能参考了梁启超 1903 年访美亲 自考察摩根财团后写作的一系列关于美国经济垄断主义的文章。梁启超将美国的托拉斯组织视为“二十世纪之巨灵”，认为其是“帝国主义”的重要组织基础。㉜ 杨度认为如果任由摩根公司牵头 纠合英、美、俄、法、德五国，修筑中国全国的铁路网，“则中国洪水之祸将复见于今日”，“亡国灭种，无过于此”。㉝当然， 摩根财团当时并无此巨大野心。在美国政府反对“赎约”的形势下，“赎约”最后能够达成，与摩根在董事会中的推动不无关系。

　　为了推动粤汉铁路废约自办，杨度在论述中试图反驳废除与外国公司的合同将导致列强外交  报复的主张。杨度认为，签署粤汉铁路筑路合同的双方都不是政府， 双方之间是国际私法的关系 ；废除合同并非废除条约，如果外国政府由此而干涉，则会违反国际公法。由此，杨度引述了一系列国际法学家对于“不干涉”的论述，并在无意之中触及了拉丁美洲国际法学家与美国国际法学  家对于“门罗主义”解释的分歧。许多拉丁美洲国家深受美国干涉内政之害，主张“门罗主义”应当包含一种更为严格的“不干涉”标准。1902 年，阿根廷政府向美国政府发出照会，提出禁  止以武装干涉来催收政府债务的主张，因签发照会的外交部部长是路易斯 ·玛利亚 ·德拉戈（Luis María Drago），史称“德拉戈主义”（Drago Doctrine）。而阿根廷前外长、著名国际法学家卡罗·卡尔沃（Carlo Calvo） 在其 1868年著作《欧洲与美洲的国际法理论与实践》（Derecho internacional teórico y práctico de Europa y América） 中提出，外国人进入一国主权管辖范围之内，不应要求比该国国民更大的保护，如遭受损失，应依靠当地国内法的救济，不应由该外国人的本国政府出面 要求任何金钱补偿。卡尔沃不仅否定外国政府为本国国民出面武力催债，甚至否认从私人性质的 金钱补偿问题产生任何外交保护权的正当性。㉞但美国如果接受卡尔沃的这一主张，必然会导致 对拉丁美洲的支配力的下降。美国长期以来的习惯做法，是在本国公民与其他国家的政府发生合 同债务问题的时候，原则上奉行“不干涉”。杨度在《粤汉铁路议》中认为从美国的一贯做法和 国际法学家的相关论述来看，美国公司在中国发生合同纠纷，美国政府如果干预，就会违反“不 干涉”的原则。此论有事实和法理根据，但并不全面，因为美国还保留了在外国政府侵权或拒绝 给予司法救济的条件下进行干涉的权利。㉟而何谓“外国政府侵权”和“拒绝给予司法救济”，其解释权保留在美国手中。而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是，中国并不被列强承认为应当享有完整主权的 “文明国家”，杨度预期美国参照完整主权国家应当享有的待遇来对待中国，无疑是高估了中国作 为半殖民地在列强眼中的地位。

　　在 1905 年 3 月致黄昌年的书信中，杨度还传播了一个来自美国留学生的“小道消息”：美国主张保全中国领土的原因是因为尚未修筑自己能控制的铁路，一旦铁路修建完成，能够用铁路来 运兵，就可能加入对中国领土的瓜分。这其实是重复了他更早的时候对于“保全主义”的判断 ：所谓“保全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渐进的“瓜分主义”，暂时实行“无形之瓜分”，但最终可能带来有形的瓜分。㊱

　　杨度及其同人的呼吁并非劳而无功。经过中美外交交涉之后，1905 年 8 月 9 日，合兴公司股东大会同意注销《粤汉铁路借款筑路合同》并出售公司在华的所有资产，中方付出 675 万美 元的高价来赎回路权。㊲时任美国总统西奥多 ·罗斯福等人对此耿耿于怀， 认为失去粤汉路权“对美国的贸易和工业肯定是一大损失”。㊳ 在中国付出高昂代价后，杨度的“废约自办”的主张得到了实现。当然，围绕着如何“自办”，杨度的主张经历了从“商办”到“官商合办”的变化。此是后话。就本文所关心的主题而言，杨度通过亲身参与“废约自办”粤汉铁路请愿，对于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所体现的所谓“保全主义”，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杨度在参与“废约自办”请愿的过程中激烈批判驻美公使伍廷芳将美国资本引入中国铁路建设，而无论是杨度还是伍廷芳，都是“门罗主义”的密切关注者。伍廷芳关注的是领土的得失， 因而号召美国将“门罗主义” 运用于亚洲，并推动美国资本介入粤汉铁路建设，试图以美国的力量来平衡其他列强，以防止中国遭遇“有形之瓜分”；而杨度认识到贷款、筑路，都是美国在华实施“无形之瓜分”的手段， 而这些又可能为有形的“瓜分主义”提供基础性条件。伍廷芳与杨度的分野，关键就在于是否  承认不以领土攫取为志趣的“非正式帝国”的危害性。就此而言，我们完全有理由将杨度视为  中国思考“非正式帝国”的思想先驱人物。当然，同时也值得指出的是，杨度想象的列强资本纷至沓来、全面瓜分中国经济利益的局面，在现实中并没有发生。对于义和团运动重演的恐惧极大地影响了列强在中国的投资，甚至在辛亥革命过程中，列强仍在不经意间流露出对于中国民众反抗的深刻恐惧。㊴

　　“门罗主义”与边疆问题：杨度的空间想象

　　在明确杨度对于“门罗主义”的基本见解以及了解“门罗主义”的可能途径之后，我们现在 可以回到《金铁主义说》对于“中国式门罗宣言”的想象。杨度想象“中国式门罗宣言”的前提， 是对中国内地与边疆的关系的一种类比式论述。而这一类比的语境是立宪派与革命派的论战：杨度反对革命派的“排满”与汉民族建国主义主张，认为中国必须统合五族，才能够在帝国主义列强环伺的条件下，实现内地和边疆的相互保全。

　　《金铁主义说》所提供的，是一种“滑坡论证”：按照革命派“排满”的内在逻辑，很难不进 一步发展为排蒙、回、藏，其可能的结果就是边疆发生分离主义， 而蒙、回、藏“无论能否成国，其与新民主国之利害关系，亦与美洲各地之于合众国略同，有一为他国之领土者，则新民主国亦 必降而沦为人之领土，不待言也”。㊵具体而言，俄国将攫取蒙古、新疆，英国攫取西藏。三地沦 陷后，日本可能会占据东三省与福建，德国占据山东以及黄河流域，法国占据两广与云贵地区，而英国在法国压力下不得不将势力向四川延伸。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能够首先防止俄国攫取蒙古，那么后续的一切都不会发生， 此为第一次“保全”。如果以上情况难以避免，但能将英、日、德、法的军队驱赶出汉人土地，再将俄国军队驱逐出蒙古，可以作第二次“保全”。但如果这两次保全都无法实现，那么中国不仅会亡国，而且会沦为列强的战场，最后遭到瓜分。

　　杨度对“中国式门罗宣言”的想象，正是在这一语境中出场的。在 20 世纪初的革命派与立 宪派辩论中，两派的主张都涉及如何提升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分歧在于，革命派认为清廷 掌权者为异族，因而将汉人的大量利益让与列强，汉人要夺回这些利益，首先要“排满”；而立宪派则认为清朝是一个中国的王朝，面对列强瓜分的态势，需要五族联合加强国家组织力，“排满”则可能会带来内部的分裂。杨度设想革命派建立的汉族民主国如果有能力宣言“今后世界各国，有欲于东亚细亚大陆得领土者，视为乱中华民国之平和”，而列强亦由此而退缩，其结果是“新民主国虽无保护蒙、回、藏之名而有其实，蒙、回、藏可以得安，而新民主国亦可以不亡矣”。然而，杨度指出，要使得“门罗宣言”发挥作用，需要强大的军事力量作为后盾。但就在不久之前，美国还刚宣布“门户开放”政策，使得“中国无被保护国之名，而有其实”。中国的领土本身只是勉强免于被瓜分，而现在如何有足够的力量，“为保护人之宣言”？这一系列推演，目的在于证明，革命派的汉民族独立建国的思路，最终可能导致中国出现“内部瓜分”，从而带来“外部瓜分”。

　　在杨度20 世纪初的著述中，“瓜分”二字具有极其独特的地位，甚至可以说，他的君主立宪方案， 本身就是一种防止瓜分的方案。“瓜分”意味着空间的可切割性，一个国家的内部区域既可能经  由分离主义成为独立国家，也可能经由列强的吞并，成为其他国家的殖民地。“瓜分”的频繁发生，表明超国家的区域、国家和国家之下的区域等不同层面的划分仅仅是相对的，很容易发生转 化，而由此带来的是一种在不同层面的空间之间建立类比关系的思维倾向。而这正是一个政治空间剧烈变动的时代所带来的政治想象。古代中国的主流政治精英们构想了一个以中原王朝为中心 的由近及远的“天下”秩序，一方面是“王者无外”，另一方面又存在“夷夏之辨”，强调对“蛮夷” 应“修文德以来之”，平时的治理则强调“从宜”“从俗”，很少直接管理藩属的内部事务。然而这个具有浓厚道德伦理关系意涵的空间秩序想象，在 19 世纪出现了塌陷。19 世纪列强对于“文明”的理解与儒家对于“文德”的推崇存在着极大的精神差异，在世纪之交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气氛中，“文明”日益指向一个社会自我组织、参与群体间竞争的能力。在社会组织力的竞争中，以往的弱者可以成为强者，如日本；以往的强者也可以成为弱者，如中国。国家有可能被瓜分，成为列强的省域 ；省域也有可能从国家中分离，成为新的国家。“门罗主义”的口号“America for the Americans ”广泛流布于世，被改写成适合于其他政治空间的口号，如“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等。这些动员性的口号，都是确认一定的人群与空间之间的关系，通过排斥异质性的因素，加固这种关系，从而形成更大的组织力。

　　既然无论“瓜分”还是“反瓜分”都需要社会的组织力，我们在此有必要探讨杨度对于以社 会组织力为核心的“文明”概念的认识。杨度在 20 世纪初的论述受到 19 世纪西方话语论述，尤其是“文明等级论”的深刻影响。“文明等级论”按照“进化”的先后顺序，以生产方式（渔猎、游牧、农业、工商业）与政治组织方式（专制、立宪）为线索，建立一个“文明等级”论述，将不同的民族和国家置于一条时间线的不同位置，而位置的变化要遵循这个体系内部的规则。19 世纪的欧洲国际法也正体现了这种“文明等级论”，主张只有“文明国家”才具有完整的国家主权。在列强的眼中，由于“半文明国家”和“野蛮国家”法律的落后，让“文明国家”的公民接受文明程度低下的法律体系的司法管辖是不正当的。而这就带来了对领事裁判权的合理性的证明。

　　杨度对于所谓的“文明国”以“文明”为旗帜对外殖民征服和支配，不以为然。他在 1907 年的 《金铁主义说》中指出，当今世界只有文明的国家，但没有文明的世界，各国对内均文明，对外皆野蛮。在国与国的关系之中，占主导的是“力”而非“理”的竞争，这实际上是野蛮而非文明。杨度尤其以国际法为例来证明“野蛮的世界”。他深谙法学界对于国际法性质的认识分歧 ：一些人从“性法”（即“自然法”）的概念出发，认为国际法的基础在于“性法”，因而是真正的法律 ；而另外一些人认为国与国之上并没有权威裁断纠纷，国际纠纷往往以战争解决，因而国际法不是 真正的法。目前“文明国”的国内法以自由、平等为原则，但国际法却以国家的不平等为原则，“若夫一强一弱，则弱者直可谓无言国际法之资格。”这就是说，被归为“半文明”或“野蛮”的国家并不被视为具有主权资格，无法适用平等主权国家之间的国际法。杨度指出，国际法“法由强 国而立，例由强国所创”，国际法的规则创新，往往是以强国违反之前的法律，造成新的事实为 前提的。平时如此，战时更甚。而中国历年与列强签订的条约，“类皆权利归人，义务属我，无一可云两利者”。杨度进一步指出，所谓“文明国”在内部达到“文明”，也是在“列国并立，外患迫切”的条件下改善内治所带来的结果，而内部的“文明”，使得它们更有能力对外推行野蛮之道，建立起对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支配。㊶

　　虽然杨度不相信列强对外使用的“文明教化”的修辞，但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作为“文明化的使命”理论基础的线性进化史观。20 世纪初，严复翻译了英国学者甄克思（Edward Jenks）的《社会通诠》（A History of Politics），在当时的知识界与舆论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杨度《金铁主义说》 在很大程度上借用了甄克思的“蛮夷（或图腾） 社会—宗法社会—军国社会”的框架，并用其来分析中国内部的民族关系。在为何应该实行君宪的问题上， 杨度所提供的理由与梁启超有所不同。20世纪初的梁启超不断发展自身相对于康有为的独立性，但并未完全摆脱康有为“三世说”的影响，认为历史是从君主到君民共主，再到民主的演进，这一演进与“民众程度”的提高相匹配。因为中国民众的程度还不足以实行民主，所以当下实行“君民共主”最为合适。而杨度则完全不认为 在君宪和民主之间的选择与民众的程度高低有何关系，能够实行君宪的民众，当然也能够实行民主。杨度在甄克思的“蛮夷（或图腾）社会—宗法社会—军国社会”的框架之下，认为中国的国家已从宗法社会进入军国社会两千余年，虽然尚有一些宗法社会残余，但距离完全的军国社会，只不过缺少“开国会”而已。㊷ 中国国民则是不完全的军国国民，其内部又存在族群的差异，汉人已入军国社会，但满、蒙、回、藏还处于宗法社会，具体而言，满、回已入宗法族人社会，藏 处于宗法种人、宗法族人社会之间，而蒙古尚处于宗法种人社会。㊸在杨度看来，处于宗法社会的人具有民族意识，但国家观念薄弱。在这种情况之下引入共和制，容易激发其他各族的民族意识，从而造成边疆的分离主义危机。但中国在各个方向上都面临着帝国主义列强的威胁，如果没有五族的联合，那么其他四族也必然无法自保，最后内地也会唇亡齿寒，导致中国从“内部瓜分”到“外部瓜分”。他主张，实行君主立宪而非民主立宪的唯一理由就在于保持中国的国家统一，原因在于，君主的变动会造成边疆危机。㊹

　　今天，当我们谈论清代君主对于维持国家统一的意义的时候，往往会提到以下具体的关系 ：皇太极 1636 年就在与蒙古部落会盟时获得了“博格达·彻臣汗”的尊号，清朝皇室长期与漠南蒙古科尔沁部通婚，进而在西藏推翻漠西蒙古准噶尔部的统治，重组了西藏的宗教与地方政府 ；满、蒙、藏共同推崇藏传佛教，清朝皇帝在藏传佛教中还经常被尊崇为文殊菩萨、转轮王，清廷在北京建立了大量藏传佛教寺庙，以供满、蒙、藏贵族礼拜，清朝皇帝在承德避暑山庄接受藩部属邦的朝觐，等等。一旦君主消失，这些联系不同族群的独特纽带，也就可能发生断裂。不过，身在晚清的杨度对于清朝皇帝与不同族群之间的具体关系，未必有深入的了解。其分析具有很强的套用甄克思“蛮夷（或图腾）社会—宗法社会—军国社会”的理论框架的痕迹。他认为“宗法社会”的统治，或依靠宗教，或依靠武力。杨度强调， 清王朝的结构首先是由武力造成。他的核心观点是，宗法社会中的人对自己所处的小族群有很强的认同，可以认同具体的异族统 治者，但缺乏抽象的“国家”观念，一旦统治者发生变动，不管这种变动是君主制之下的改朝 换代，抑或由君主制转变为共和制，或从共和制转变为君主制，都可能会带来认同的断裂与边疆的危机。从这些论证细节来看，杨度其实并未对蒙、回、藏进行细致的实证研究，但同时也 需要指出，在当时革命派与立宪派论战的参与者中，杨度已经属于对中国内部民族关系的复杂性认识较深者了。

　　在其“中国式门罗宣言”的想象中，杨度的论述当然隐含了一种区分“文明等级”高下的态度。用文明等级论来观照族群关系，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流行的认识方式。当然，儒家理论中的“夷夏之辨”本身也是等级性的，但它与西方“文明等级论”的差异在于，前者关注政教礼俗的形式，并不关心这些政教礼俗最后形成的社会组织力。战争是社会组织力的检验器。一些游牧民族可以在短期内迅速提升社会组织力，甚至征服中原，但仍然会被儒家士大夫视为“蛮夷”。但在工业革命后，工业社会的组织力相比于农业、游牧社会获得了极大优势，工业革命后的西方有充分自信，认为历史上武德丰沛的游牧民族已经不足以构成军事威胁，因此将社会组织力作为“文明”的核心指标。而工业社会对于农业、游牧社会的征服，也就被论证为一种“文明化”，亦即，这种征服将最终提升后者的社会组织力。杨度并不试图改变国际秩序的底层规则，而只是试图推动中国社会组织力的提升，从而改变中国在这个等级性国际秩序中的位置。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杨度的立场正是中国文化 / 政治精英的主流立场。不仅是作为立宪 派代表的杨度，作为革命派代表的汪精卫在作于 1906 年的《希望满洲立宪者曷听诸》中主张 ：“我 中国实行民族主义之后，终有实行民族帝国主义之一日。”㊺清廷出洋考察大臣达寿在 1908 年向慈禧进呈的奏折中指出 ：“大抵欲行帝国主义者，咸以财富、文化为先锋，而以战斗为后盾，此 为今日世界列国之公例。循是者兴，反是者亡，无可逃矣。立宪政体者，所以厚国民之竞争力，使国家能进而行帝国主义者也。”㊻ 国家之间的猛兽式竞争，在当时的中国主流精英看来，逃无可逃，只有顺应并战胜对手，才能够避免被吞噬。而民族关系和边疆治理的改革，则是加强内部组织力以推进“外竞”的重要环节。杨度 20 世纪初对于边疆问题的论述，其实涉及了三种具有“文明等级论”意涵的想象民族关系的参考模式。

　　第一是直属殖民地模式。其特征是，宗主国派遣军政精英和移居者（settler） 占领并统治新获得的土地，但宗主国的主体人口与殖民地仍然是相对隔离的。杨度在作于1903 年的《湖南少年歌》中使用了“殖民地”的表述，㊼这在今天看来非常刺耳，在当时却毫不令人奇怪。在当时西方列强主导的主流话语之中，“殖民”已经成为非常正面积极的词汇。要成为所谓“文明国”，拥有殖民地是非常重要的条件。如日本的政教社国粹派于1891年创办同人刊物《亚细亚》，大谈“殖民政略”，以北海道为首要的“拓地殖民”对象，后逐渐将关注点转向南洋、朝鲜半岛等。㊽清末中国一些探讨边政的精英人士也以列强治理直属殖民地为参照，来思考对边疆宗藩体系的改造，以避免清廷对边疆地区的主权被列强解释为“宗主权”。杨度与其同时代人的表述恰恰证明了当时帝国主义列强的强势，导致了中国传统空间秩序想象的崩溃，而以列强自身的秩序模式为参照来讨论边疆治理问题，在中国国内变得日益普遍。

　　第二是公民权按种族分等级模式。其与殖民地模式的差异在于各种族混居于同一地域空间， 只是存在身份地位上的高低之分。杨度《金铁主义说》在探讨章太炎的边疆主张时涉及这一模式。章太炎在作于 1907 年的《〈社会通诠〉商兑》中提出，如蒙、回、藏接受“醇化”，“吾之视之，必非美国之视黑民”。㊾杨度提出反问：如果不愿同化，是否“吾视之不得不如黑民”？㊿这并不是对章太炎原意的准确表达，但推进了杨度自己的议程。杨度认为，将边疆少数民族与美国受歧视的黑人等量齐观，既不人道，也不可行。之所以不可行，是因为美国各族群是混居于同一地域，即便发生种族矛盾，也不会导致领土的分离；但中国的少数民族世居边疆，而且占据清朝版图的很大部分。按照等级标准对公民权设置等级和期限的做法会给边疆民族造成受歧视之感，而如果各族不能联合，就很可能发生领土分离的问题。当然，他对于当时主流话语对黑人与白人的文明等级论评判并未提出异议。

　　第三种就是“门罗主义”模式。与前两种模式相比，“门罗主义”模式的特点在于，由于边疆的分离主义，原本属于内部关系的民族间关系，变成了外部关系。而这也是一种最脆弱的关系。在杨度看来，中国并没有能力复制美国与拉丁美洲的关系，在列强环伺的条件下，很容易会从“内部瓜分”走向“外部瓜分”。

　　虽然其论述涉及以上三种模式，杨度自身的制度思考并没有被它们所限定。在清廷转向立宪的背景下，杨度思考的是如何尽早开国会，吸纳边疆代表，加强国家整合。《金铁主义说》主张，对于国民权利唯一正当的限制，是规定不通汉语者无被选举权，但对选举权不作限制。这是为了保障各族的国会议员都能够以同一种语言进行沟通和辩论，而国会使用同一种语言正是各立宪国的通例。这一做法可以反过来促使更多人为了获得被选举权而积极学习国家通用语言，进而促进国民文化的统一。

　　在此我们当然可举出同时期欧洲的多民族帝国奥匈帝国作为反例：奥地利国会中有许多基于民族认同的政党，相互之间的沟通也大量依赖于翻译。不过，在20世纪初革命派与立宪派的辩 论中，两派都不看好奥匈帝国，但从同样的贬奥态度中导出了不同的政策。汪精卫认为奥匈帝国硬将不同的族群置于同一代议制框架下，结果是政党以民族为界，相互争斗，强化各个族群的边界意识，反而弱化了国家认同。汪精卫以此来证明族群的同质性是代议制能够正常运作的条件。这本来是为了“排满”而引入的论据。而杨度同样认为，国会之中不同民族代表依靠翻译来相互沟通和辩论，“此不仅为讨论国事之障碍，且有动摇国本之忧”。但他同时指出，国会并不是消极被动地反映“国民程度”，而是可以积极主动地塑造国民，如在族群关系上，促进族际交流，提 升各族的国家认同。而另一个重要的回应则是，恰恰因为中国的族群缺乏革命派所期待的同质性，保留君主作为维系族群关系的纽带，就尤为重要，而这正是他主张君主立宪而非革命派的共和主张的唯一理由。

　　从“王者无外”“夷夏之辨”到在西方列强的“文明等级论”之下想象一种中国式的“门罗宣言”， 相隔的是工业革命与殖民主义共同带来的一场深刻的“空间革命”。中国不再被想象为至大无外的“天下”之中央，而是并立相争的列国之中的普通一国；内陆边疆不再被简单地想象为缺乏经济价值的“苦寒之地”与拱卫中央的军事屏障，而是被日益视为中国与帝国主义列强的必争之地。而帝国主义列强不仅有强大的有组织的暴力机器，还掌握了对于“文明”的定义权。杨度质疑了用“文明等级”来界定国家之间关系，但并没有质疑将不同族群纳入不同“文明等级”的做法。在清王朝的藩属体系崩溃之后，中国原有的处理空间政治秩序的自主的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也日益衰弱，杨度和许多其他论者一样，不自觉地借用列强处理族群与空间关系的先例，来探讨中国边疆秩序的新的可能性。

　　杨度等晚清立宪派对于革命派民族观的“纠偏”，在辛亥革命之前和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使得“五族共和”迅速成为主流共识。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即便是这种“纠偏”，也已经打上了深刻的 19 世纪西方“文明等级论”的烙印。中国知识界对于西方“文明等级论”的祛魅，要等到列强在一战中的相互毁灭打破“文明”的幻象之后，才大规模地发生，而中国边疆民族问 题的解决思路，也在一战之后经历了深刻的转变。由于晚年杨度很少论及边疆民族问题，我们很难准确描述他在这一问题上经历了何种思想变化。但从其早年的努力来看，杨度直面“空间革命”，重新思考边疆空间的政治意义，不管其用以参照的西方范例存在何种历史局限性，其出发点始终值得今人尊敬。

　　余论

　　本文集中探讨了杨度《金铁主义说》中关于“中国式门罗宣言”的思想实验，在“门罗主义”全球传播史中填补了关于最早的“中国式门罗宣言”想象何以发生的学术空白。与此同时，本文  也是对杨度的空间政治思想的研究。19世纪以来，西方列强的入侵终结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大一统”的“天下”秩序的想象，以列国并立格局为出发点的“春秋学”复兴。杨度来自这一传统， 并以“霸国”一词指称美国通过“攘夷”和“保全”美洲各国所获得的地位。而其在 20 世纪初 对于“废约自办”粤汉铁路请愿的参与，使其更深入地理解美国在中国推行的“门户开放”政策，即它名为“保全中国”，而实为“灭国新法”“无形之瓜分”，并最终有可能为有形的瓜分准备基础设施条件。杨度主张中国应当整合五族， 共同建设君宪， 认为革命派的主张会导致“内部瓜分”，从而给列强“外部瓜分”以可乘之机。杨度对“中国式门罗宣言”的探讨，正是发生在这一论战的语境之中，用以揭示革命派的主张可能导致的瓜分后果。

　　而杨度对内地与边疆的关系的类比式论述，又表明他在很大程度上内化了 19 世纪的文明等 级论。他套用甄克思的“蛮夷（图腾）社会—宗法社会—军国社会”这一线性进化论框架，探讨中国境内各民族的关系，这一框架使得他将自己对于中国内部地理空间与族群关系的认识体系化了，但又在很多方面阻碍了他更为细致地考察中国的地理空间与族群的关系。

　　杨度对于“中国式门罗宣言”的想象，是一场深刻的近代“空间革命”的产物。在 20 世纪 初的语境下，杨度能够想象的只是如何适应列强所建立的全球空间秩序，而非重置这一秩序的底层规则。尽管如此，杨度对于美国的“门罗主义”与“门户开放”政策的深刻剖析，为我们贡献了非常鲜活的“非正式帝国”分析案例。杨度在内政上的主张经历过剧烈的转变，但对于国际体系的认识，实际上有着显著的一以贯之的要素，那就是对于领土攫取之外的经济压迫、经济掠夺之危害性的深刻认识。在伍廷芳礼赞美国“门罗主义”，希望通过引入美国资本来牵制其他列强对中国领土的“有形之瓜分”之时，杨度已将“无形之瓜分”加入政治思考的议程。一个多世纪之后，汲汲于领土占取的旧殖民主义已经淡出，而贸易战、科技战却成为了我们生活的日常。杨度对于“无形之瓜分”的分析，即便放在今天，也丝毫不显过时。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杨度仍然是我们的同时代人。

　　注释

　　①⑤⑥⑧㉓㉔㉕㉗㉘㉙㉚㉛㉝㊵㊶㊷㊸㊹㊼㊿ 刘晴波 编 ：《杨度集》，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 第 379 页，第 135 页，第 379 页，第 379 页，第 83 页，第 83 页，第 79 页，第 91 页，第84页，第86页，第110页，第137页，第138页，第379页，第218—219页，第337—338页，第260页，第381—383页，第95页，第375页，第370—371页，第383页。

　　②Whitelaw Reid，“The Monroe Doctrine; The Polk Doctrine; Anarchism,”13 Yale L. J. , 1903.

　　③④ 参见章永乐：《移樽施教：伍廷芳与20世纪初美国 “门罗主义”的再定位》,《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1期。

　　⑦ 章永乐 ：《此疆尔界 ：“门罗主义”与近代空间政治》， 北京 ：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2021 年。

　　⑨ 尼古拉斯 ·斯皮克曼 ：《世界政治中的美国战略》，王珊、 郭鑫雨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 年，第 73 页。

　　⑩ 关于美国与新生的美洲共和国发展商务关系的举措， 参见 A.P.Whitake,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Independence of Latin America, 1800-1830, New York: Russel & Russell, 1962, pp.546-563。

　　⑪ 如 1845 年美国总统波尔克运用“门罗主义”保障从墨 西哥脱离出来的得克萨斯顺利加入美国。王绳祖主编 ：《国 际关系史资料选编》（上） 第一分册，武汉 ：武汉大学出 版社， 1983 年，第 68— 69 页。

　　⑫ 近衛篤麿日記刊行会編 ：『近衛篤麿日記』第 2 巻，鹿 島研究所出版会，1968 年，195 頁。

　　⑬ 近衛篤麿 ：「同人種同盟附支那問題研究の必要」，『太 陽』第 4 巻第 1 号，1898 年，1頁。

　　⑭ 欧榘甲 ：《论菲律宾群岛自立》，《清议报》 1899 年第25 册（1899 年 8 月 26 日）。

　　⑮ 冯自强 ：《独立说》，《清议报》 1900 年第 58 册（1900 年 9 月 24 日）。

　　⑯ 欧榘甲 ：《新广东》，张枬、王忍之编 ：《辛亥革命前十 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北京 ：生活 ·读书 ·新知三 联书店， 1960 年，第 287页。

　　⑰ 饶怀民编 ：《杨毓麟集》，长沙 ：岳麓书社，2008 年，第 30 页。

　　⑱ 夏晓虹 ：《梁启超代拟宪政折稿考》，陈平原编 ：《现代中国（第 11 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年， 第 28— 30 页。

　　⑲ 张品兴主编 ：《梁启超全集》，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99 年， 第 474 页 ；刘晴波编 ：《杨度集》，长沙 ：湖南 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第 91 页。

　　⑳Donald J . Davidson, ed . ,  The Wisdom of Theodore Roosevelt，New York: Citadel Press, 2003, pp.50-51.

　　㉑Albert Bushnell Hart，“Pacific and Asiatic Doctrines Akin to the Monroe Doctrine，”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9, no. 4, Oct., 1915.

　　㉒㉖ 张品兴主编 ：《梁启超全集》，第 474 页，第 298 页。

　　㉜ 梁启超 ：《二十世纪之巨灵托辣斯》，张品兴主编 ：《梁启超全集》，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99 年，第 1114 页。

　　㉞ Amos  S . Hershey,“The Calvo and Drago Doctrines” （1907），Articles by Maurer Faculty. Paper 1961，http://www.repository.law.indiana.edu/facpub/1961.

　　㉟Luis M . Drago and   H . Edward Nettles,“The Drago Doctrine in International Law and Politics, ”The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8, no. 2, May, 1928.

　　㊱ 杨度 ：《致黄昌年函》，刘晴波编 ：《杨度集》，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第 188 页。

　　㊲ 孟凡礼 ：《粤汉铁路建设过程中的对美交涉（ 1900—1905）》，《清史研究》 2022 年第 5 期。

　　㊳American Diplomatic and Public Papers, Series 3, vol. 14,pp. 167- 168.

　　㊴ 1911 年 12 月 18 号以伍廷芳、唐绍仪为代表的南北和谈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正式开始。同日，日本政府在发给美国政府的照会中提到义和团运动的威胁 ：“如果让这种状态无限期地继续下去，它不仅将阻挠工商业而且将产生类似义和团的一次排外起事……”日本政府所说的“这种状态”，指的是当时南北两个政府对峙。李约翰 ：《清帝逊位与列强》，孙瑞芹、陈泽宪译，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年，第 374 页。

　　㊺ 汪精卫 ：《希望满洲立宪者曷听诸》，《清末立宪运动史料丛刊 ·立宪派与革命派的论战》，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20 年，第 123 页，第 123— 125 页。

　　㊻ 达寿 ：《考察宪政大臣达寿奏考察日本宪政情形折》 ,夏新华等编 ：《近代中国宪政历程 ：史料荟萃》，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 第 58 页。

　　㊽ 王俊英 ：《政教社国粹主义的历史演变》，《日本学刊》2012 年第 5 期。

　　㊾ 章太炎 ：《〈社会通诠〉商兑》，《太炎文录初编》，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第 348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