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竹：市场化改革造成和平演变社会主义阵营的浩劫

　　市场化改革造成和平演变社会主义阵营的浩劫

　　【内容简介：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市场化改革，就是借助上层建筑的政权力量重建雇佣劳动关系经济基础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用“物质刺激，利润挂帅”的资本主义管理价值观管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然逻辑地演化出市场化改革潮流。而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化改革，不但造成和平演变、颠覆瓦解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浩劫，而且挽救提振了病入膏肓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使犹太大资产阶级操纵下的美帝国主义集团一极独大、更加嚣张，给世界人民造成了空前严重的浩劫，也使地球资源和环境不堪重负!社会主义阵营兴起于计划经济，衰落于新自由主义市场化改革，崩盘于苏东剧变。苏东剧变的根本原因，无疑是市场化改革从内部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制度的精髓、逐步自戕尚需不断发育的婴幼社会主义模式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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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善良的人们至今还迷信：市场化改革是解放生产力的第二次革命，尽管产生了这样那样的严重问题，但这是“社会转型期”不得不付出的改革成本。真的是这样吗?市场化改革究竟要把人们带到哪里去?“转型”到什么社会?苏东剧变，社会主义阵营瓦解，“中美国”，经济政治殖民化倾向，西方参股或控股的主流媒体的西化、汉奸化倾向，以公有制为主体转型为以私有制为主体，抢劫瓜分集体和国有资产，农村和农业凋敝，恶性滋长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惊世骇俗的贫富两极分化，几乎无官不贪的政治腐败，大量的裸官从政，大规模的财富转移和人才流失，严重的社会道德滑坡，股市绞肉机，房地产榨骨机，某些主粮和果蔬可怕的转基因，有毒食品泛滥，资源濒临枯竭，环境严重污染，还有美国政要竟然威胁动用武力强制中国必须深化新自由主义市场化改革等等残酷的现实，已经给出了确凿的答案。中华男儿和巾帼，应该从无底线“解放思想”的催眠曲中惊醒过来，认清市场化改革的真面目。否则，再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我们必然会在“防止苏东剧变重演”的呼声中真的走向中国版的苏东剧变。最近暴露的“毕福剑、胡舒立现象”，已经向我们发出了严重的警示!

　　苏东剧变的根本原因，绝不是像一种很有蛊惑性的观点所宣扬的那样：是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是因为这种“左”的、人造的、空想的制度不适应社会的发展，所以被社会所抛弃。——当年，资本主义新生期，封建主义也经常复辟。难道这也“是传统资本主义模式的失败，是因为这种‘左的’、人造的、空想的制度不适应社会的发展”?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是一种私有制代替另一种私有制的革命，尚且需要经过复辟与反复辟的长期阶级较量，而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则是公有制代替一切私有制的革命，难道就不需要经过复辟与反复辟的长期阶级较量?发育不全的幼儿在踉跄学步中经常摔倒或者被坏翁揣倒，难道是幼儿“模式”的失败?是幼儿肌体不适应人体的发育?需要消灭幼儿、用成熟得老态龙钟的人去代替幼儿?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苏东剧变的根本原因，无疑是新自由主义市场化改革从内部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制度的精髓(公有制为主体，计划经济，按劳分配，无产阶级专政等)、逐步自戕尚需不断发育的婴幼社会主义模式的必然结果。苏东剧变，是市场化改革图穷匕见的历史终点，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最大失败，但绝不是新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原则的失败，而是用修正主义路线、资产阶级管理价值观管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彻底失败!也可以说，苏东剧变的失败，有“左”倾错误的原因，但绝不是主要原因，主要的原因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长期泛滥的结果。

　　苏东的社会主义大车，由于在市场化改革道路上长期地反左往右拐，才翻到右边的悬崖中……

　　令人感叹的是，资产阶级政治家一抓一大把，而无产阶级的政治家，却是人才非常难得，并且与一人一票的西方民主完全无缘。社会主义不缺乏革命群众，但非常缺乏忠于人民的“社会主义高级操盘手”、“社会主义超级棋手”。前苏联在列宁和斯大林的手上蒸蒸日上，而落入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们的手里，一盘好棋就愣給走死了。在中国，毛泽东是真正的人民领袖、顶尖的超一流社会主义棋圣，那才叫“下一盘很大很大的棋”，把美国下成了纸老虎，中国成了真老虎;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也取得了令世界震惊的辉煌成绩。可是，这么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成绩，在私利迷心的官僚阶级的有色眼镜下，居然成了长期的极“左”造成的“十年浩劫”、“崩溃的边缘”!而私有化路线统治的结果，却使纸老虎与真老虎颠倒移位，将毛泽东留下的一盘精彩完胜的棋局越走越凶险……。

　　纵横观察世界社会主义98年的发展史，一条清晰的脉络呈现于世人面前：社会主义阵营兴起于计划经济，衰落于新自由主义市场化改革，崩盘于苏东剧变。市场化改革，就是借助上层建筑的政权力量重建雇佣劳动关系经济基础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是将国家和集体财产私有化的过程。在市场关系(商品生产、交换关系，包括资本雇佣劳动关系)的经济基础上，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化改革实践，将主观上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与客观上的泛滥的市场(资本雇佣劳动)关系有机结合起来，使二者交互协同、恶性循环，最终导致了社会主义阵营轰然倒塌的苏东剧变。资本主义完全复辟了，市场化改革的任务完成了，改革的喧嚣也戛然而止了。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化改革，绝不是本质好执行有偏差的问题，而是本质上就是没落的资本主义改革。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是有社会进步意义的改革。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发展为垄断资本主义尤其是世界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由世界生产力大系统的高度社会化生产力决定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萌生期，决定了当代资本主义性质的新自由主义市场化改革，已经堕落为腐朽、没落的伪改革。这种“改革”，不用说发生在社会主义国家，就是发生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是一种反向改革。因为西方发达国家的改革方向，是加强宏观(计划)调控的凯恩斯主义改革，而不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西方列强都在抛弃新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国家却从垃圾堆里把它捡起来当个宝，还不断地呼喊着“壮士断腕”、“杀开一条血路”、“深化改革”、“不改革死路一条”……，真的是令百姓毛骨悚然!当然，新生的社会主义确实发育不完善，但需要的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去不断完善它，而不是用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去自戕婴幼的社会主义。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化“改革”，不但造成和平演变、颠覆瓦解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浩劫，而且挽救提振了病入膏肓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使犹太大资产阶级操纵下的美帝国主义集团一极独大、更加嚣张，给世界人民造成了空前严重的浩劫，也使地球资源和环境不堪重负。

　　市场化改革和市场经济，“庆父不死，鲁难未已”!

　　(二)

　　社会的运动变化，不是仅有前进的发展，而是前进和后退的对立统一。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社会主义社会也是一个不断变化和改革的社会。但是，社会改革是有阶级性的社会调整。背离无产阶级性质和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改革，而是向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改向”和倒退。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化“改革”，就是向市场经济这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平演变的“改向”和大范围、长时期、极严重的历史倒退。

　　本来意义上的社会改革，是有社会进步意义的、抑富济贫缓解两极分化的社会改良调整。反之，劫贫济富、强化两极分化的反向社会调整，就不是真正的改革，而是反向改革、伪改革。市场化改革，即使主观动机是好的，它本质上也是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反向改革、伪改革。

　　在社会改革的偏好上，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等私有制社会的统治阶级，与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统治阶级，有一个重大的区别：

　　①私有制社会的统治阶级，尤其是其核心权力层，担心过度的贫富两极分化会引发社会动乱危及政权，尤其是在形势严峻时，往往本能地选择能够抑富济贫、维持政权的改革措施。像我国封建王朝的皇权，大都是这样做的，虽然有时(王朝末期)由于官权腐败掣肘，积重难返，无力回天，但是核心权力层在改革措施的选择上也已经为维护封建皇权费尽心机了，尤其是国王、君主们，不会刻意去通敌卖国、颠覆自己的封建阶级政权制度。至于资本主义社会，历经了那么多、那么严重的经济社会危机，资产阶级还仍然是不离不弃、绞尽脑汁地出台改革修补措施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如交替进行以凯恩斯主义改革为主、以新自由主义调整为辅的改革)，决不会自我和平演变和颠覆资产阶级的统治制度。

　　②而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统治阶级却有先天不足的缺陷。社会主义社会的代理统治集团有选择损民利己、反仆为主的反向改革的本能倾向。这是因为，在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原则上工农阶级是统治阶级(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是，工农群众不能人人都直接管理社会，只能委托官员集团代为管理社会。官员集团实际上是代理统治、直接统治社会的集团。官员集团作为代理统治集团，有自己集团的自发的私利追求——公器私用，以权谋私，反仆为主，将生产资料的代理管理权通过特权演变为可以继承的直接所有权的本能倾向(通过权力与资本的结合，自己“先富”起来)，以及官员集团滋生官僚资产阶级的顽强趋势。社会主义社会真正的统治阶级不能直接统治社会;代理统治集团又有以权谋私、反仆为主的本能倾向和滋生官僚资产阶级的顽强趋势——这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统治阶级先天不足的缺陷。而朴素社会主义社会制衡权力腐败的机制，尚远未发育完善。因而，官员集团滋生出官僚资产阶级，往往成为“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的无奈现实。

　　一旦官员集团基本滋生出官僚资产阶级，工农的统治阶级地位也就实际上被剥夺了，沦落成了弱势群体。这样的社会主义，也就堕落成了名义上的社会主义、事实上的官僚社会主义或者官僚资本主义。前苏东社会主义，就是由朴素社会主义经由市场化改革，蜕变为官僚社会主义这个短暂的中间过渡态，最后通过苏东剧变，轰然到达了它的必然终点——用亡党亡国(大国必然被肢解)来实现宪政民主上层建筑与市场经济基础的内在要求的统一，实现了正常形态资本主义的完全复辟。

　　有人可能会说，社会主义社会的统治阶级既然存在先天不足，这不正好说明宪政民主是制衡权力腐败的必要选择吗?要知道，一人一票的西方宪政民主，只是资本民主(资本专制)、资产阶级的民主。它只能选举出资本和资产阶级的代理人，绝对选举不出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代理人。也就是说，一旦实行宪政民主制度，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就必然下台，社会主义就必然变成彻底的资本主义，并且往往是殖民地资本主义。再则，西方的宪政民主，不但不能根治腐败，反而使制度性腐败合法化。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都是宪政民主国家，但它们同时也是欺压掠夺世界人民的恐怖主义国家。这就是对宪政民主的最好注解。再则，当今的中国农村，推行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以后，农村政权的性质，是越来越红了，还是越来越黑了?这种客观事实就摆在我们面前，不难调查研究明白。

　　既然社会主义社会决不可以推行宪政民主制度，那么，社会主义到底应该推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不错，社会主义国家推行的是一定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例如苏联的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中国的人大、政协两会制度等。应该说，社会主义国家机构内部的这种政治制度安排是必需的。但是，这些措施并未有效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统治阶级的先天不足和代理统治集团滋生官僚资产阶级的顽疾。否则，为什么苏东剧变了，社会主义阵营瓦解了?剩下不多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处于十字路口的岌岌可危状态?这说明，在98年的社会主义历程中，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并没有解开这个死结。非常幸运的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毛泽东首先提出要警惕和平演变，并且解开了这个死结，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文化革命的实践——通过“斗私批修”的无产阶级大众民主政治，完善了人民民主专政和制衡权力腐败的机制，使社会主义社会工农统治阶级的意志得以真正的发挥，从而有效地制衡社会主义国家的代理统治集团的权力腐败，使其能够成为合格的人民公仆集团。极为悲惜的是，天不假年，主席撒手人民以后，文革被全面否定了。

　　(三)

　　真正的社会主义改革，是完善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是反对“左”右两个倾向的改革：

　　①在经济上，既防止排斥市场关系积极性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又主要反对放纵市场(资本雇佣劳动)关系泛滥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坚持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即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既充分利用市场关系和资产阶级法权的积极性，又严格限制市场关系和资产阶级法权的致命消极性。

　　②在政治上，既反对过度集中、忽视社会主义民主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又反对宪政民主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坚持民主集中的无产阶级大众民主政治。

　　这里的关键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到底能不能结合?马列毛主义真理和正反两方面长期的社会实践完全证实了——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臆图构建“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而其杂交的过程，绝不是社会主义吃掉资本主义，而是资本主义和平演变、吞噬社会主义。

　　从理论上讲，市场经济，就是私有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是在全社会范围内以市场为基础配置资源的雇佣劳动社会化的经济，即劳动力商品化的经济。只有劳动力变成商品(资本雇佣劳动力)，才有货币转化为资本。并且只有劳动力商品化，才有资本社会化，也才有在全社会范围内以市场为基础配置资源，也才有市场经济。而劳动力商品化——大多数劳动者成为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只能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上才能完成。所以，不搞劳动力商品化，社会主义国家建不成市场经济;而完成了劳动力商品化，市场经济确实建成了，但是社会主义也就被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了。所以，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冰火不容的两极对立。雇佣劳动是发育出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息萌芽，只要条件具备，萌芽态的雇佣劳动就必然发育成社会化的雇佣劳动。这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就发育成熟了。恩格斯早就揭示过这一点：“包含着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的雇佣劳动是很古老的;它个别地和分散地同奴隶制度并存了几百年。但是只有在历史前提已经具备时，这一萌芽才能发展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11页) 列宁所说的“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列宁选集》第四卷第181页)，也是在雇佣劳动的资本主义自发性的意义上揭示的。而在社会主义阶段，虽然建立了公有制，但是，一旦脱离无产阶级政治统帅，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埋头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放纵官僚资产阶级的滋长，推行市场化改革，雇佣劳动的资本主义癌细胞，就具备了恶性扩散的充分条件，就必然复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列宁还说过：“只要还存在着市场经济，只要还保持着货币权力和资本力量，世界上的任何法律也无法消灭不平等和剥削。只有实行巨大的社会化的计划经济制度，同时把所有的土地、工厂、工具的所有权转交给工人阶级，才能消灭一切剥削。”(《列宁全集》第十卷第407页)

　　从现实上讲，世界社会主义国家搞了数十年的市场化改革，迄今只在现实中发现过资本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谁可曾发现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鬼影神踪?西方的很多政要和主流经济学家都言之凿凿地宣称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可是，我们的很多痴迷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们，却在误导决策层，极力鼓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在还没有见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实踪影的时候，就癔造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进行了宗教式的痴人说梦，也不怕将来会笑掉多少后人的大牙!

　　在当代生产力社会化、国际化，尤其是经济网络化、虚拟化的基础上，市场经济已经变异了：由市场价格自动调节的真正的市场经济，即自由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到了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尤其是全球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时代，自由市场经济已经质变为宏观(计划)调控的市场经济了。当代的世界市场价格，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世界金融大鳄手中的金融战武器罢了。第三世界国家，强调建立“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就是不设防地放纵国际金融大资产阶级的统治掠夺。在当代，西方发达国家正在加强政府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计划)调控，“计划经济因素”正在资本主义所容许的形式上和范围内，顽强地蕴育着。而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化改革，却在搞已经被历史淘汰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古典式自由市场经济。真是令人啧啧称奇!当代的诡异现实在于，西方发达国家在向“计划经济因素”有限左转，而社会主义国家却在向比宏观(计划)调控的市场经济还落后的自由市场经济大踏步地右转。其实，除了内因，这后面还有国际金融大资本的外因背景。“新自由主义改革和颜色革命，已经成为美国等西方国家控制其他国家的连环绞索，凡是走上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国家，都会陷入两极分化和腐败的泥潭，成为美国‘颜色革命’要挟的对象，只能乖乖地服从美国，否则，就会被美国策动的‘颜色革命’赶下台。这是美国20纪末21世纪初屡试不爽的必胜战略。东欧中亚都是由此落入美国之手的。这也是为什么美国绝不允许中国改革停滞的根本原因。2008年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就曾警告中国：美国绝不允许中国改革停滞，希望中国理解绝不允许的含义。”(《张宏良：穆兄会——左派带路党兔死狗烹的世纪悲歌》)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生产社会化发展的本质要求，而市场经济则越来越成为生产社会化发展的桎梏。

　　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标榜：“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这是偷换概念。商品经济才是社会主义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市场经济绝不是社会主义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并且，依靠掠夺全世界人民、陷入恶性循环经济危机、人类不能有效驾驭的丛林市场经济，绝不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只有能够消除经济危机、消除剥削压迫、让全世界人民和谐相处共同富裕、人类能够有效驾驭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即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才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不管资产阶级如何恐惧和反对，也阻挡不了世界新的社会主义运动正在启动的步伐! “从美国到欧洲的暴力反抗运动再次表明，资本主义已经走到头了，与建立在网络信息、虚拟经济和基因技术三大新兴产业基础上的新的社会生产力，已经形成了不可调和的尖锐冲突，把整个人类社会推到了要么消灭资本主义、要么人类社会灭绝的二选一的生死选择面前。”(《张宏良：必须重视资本主义的死亡信号!》)

　　一种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很有影响的错误观点，认为苏东剧变的根本原因在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建立在经济落后、生产社会化不发达基础上的空想制度、反常社会，所以其失败是必然的。既然是这样，怎么解释苏东等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落后、生产社会化很不发达的基础上，社会主义为什么能够蓬勃发展?计划经济为什么取得了令世界震惊的经济发展速度和效益?而在经济先进了、生产社会化大大发展了以后，为什么反而发生了资本主义大规模复辟的潮流?当代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和生产社会化倒是非常发达了，为什么至今还没有进入社会主义?再设想一下，假如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进入了社会主义，就不会发生资本主义复辟?如果发生了资本主义复辟，是因为生产力发达还是因为生产力不发达?实质上，假如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进入了社会主义，它们将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其最大的社会危险决不会是生产社会化程度不够，而是官僚资产阶级滋长、和平演变社会主义的顽强趋势。那种用生产社会化程度落后来解释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的理论，是讳官僚资产阶级滋长之顽疾(如同资本主义国家忌讳私有制是经济危机的根源一样)、忌无产阶级文化革命之良医的谬误，是打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旗号的形而上学机械唯物史观和主观唯心论的二元论杂合。这种否定辩证唯物史观的修正主义理论，是和平演变社会主义的哲学根源。

　　当然，为了增强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但是，发展生产力，是所有社会共同的基本任务，不仅仅是社会主义的基本任务。所以，发展生产力并不表现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社会主义社会，不但有发展生产力的基本任务(经济任务)，而且还有首要任务(政治任务)。基本任务是首要任务的基础;首要任务是基本任务的前提和统帅。社会主义社会的首要任务，就是不断解决由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即毛泽东所科学指出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 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所决定的重点：官僚资产阶级滋长、和平演变社会主义的顽强趋势。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日益腐朽和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时代，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就必须首先有效防止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复辟。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以不断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首要任务为统帅，也就是必须“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以阶级斗争为纲”(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是真理，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而所谓的“阶级斗争熄灭论”、“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在长期的历史检验面前，完全暴露了它谬误的本质)，以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和公有文化建设为统帅中心，用人的思想革命化统帅经济现代化建设，“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否则，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种不讲“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和“以阶级斗争为纲”，而是埋头经济，放弃意识形态领域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改造人的世界观，放纵官僚资产阶级滋生的纲领去统帅全局工作，不管是建立在生产社会化程度较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建立在生产社会化程度很高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国家(假如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进入了社会主义)，都是从内部自我和平演变、自毁堡垒的自戕行为。同时，经济建设也是根本搞不好的，人民群众为经济建设所做出的贡献，也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社会主义国家在计划经济时期，例如前苏联的列宁和斯大林时代，中国的毛泽东时代等，都取得了远远高于市场经济的令世界震惊的巨大成绩。苏东剧变不能证明计划经济没有优越性，而是因为形成中的官僚资产阶级是本质上亲市场经济的走资派，他们为了“倒逼”市场化改革，需要妖魔化(包括在效益上搞臭)计划经济。但是，计划经济如同真金，被泼满了粪污，也泯灭不了它灿烂的金光。这一点，西方的政要和有良知的经济学家比我们的一些所谓的经济学家，看得更清楚、更客观。

　　例如，苏东剧变后刚三个月，卸任不久的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在美国休斯敦的演讲中就说：“苏联是一个对西方世界构成严重威胁的国家。我讲的不是军事威胁。从本质上讲，军事上的威胁并不存在。我们这些国家装备精良，包括核武器。我指的是经济上的威胁。借助计划政策，加上独特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刺激手段相结合，苏联的经济发展指标很高。其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过去比我们高出一倍。如果再考虑到苏联丰厚的自然资源，如果加以合理地运营，那么苏联完全有可能将我们挤出世界市场。因此，我们一直采取行动，旨在削弱苏联经济，制造其内部问题。”(《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谈瓦解苏联》) 撒切尔的演讲，反映了西方国家的真实思想。他们对苏东等国家优越性明显的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实际上是相当恐惧、恨之入骨的。所以，他们对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在这一点上，西方列强与苏东国家内部的走资派不谋而合。

　　另外，美国经济学教授大卫·科茨(1943-)，作为世界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和计划经济的地位作了精辟的分析：

　　“社会主义的苏联解体了，这并不说明社会主义已经失败，也不证明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更优越。相反，要把一个农业社会转变为一个工业化社会，最优越的制度仍然是社会主义制度，这已为1917年苏联十月革命后的历史所证实。人民选择社会主义，不仅在于更有利于社会发展，而且在于这个制度有利于实现最大范围和最高程度的社会公正。苏联解体的教训在于，一个由少数精英管理下的社会主义国家一旦老一代革命家过世，很难保证继承者们不想通过实行资本主义而为自己获得更多的好处。我相信，社会主义在经历了一个长过程的发展后，会逐步解决上述问题，真正实现大多数工农群众不仅有受教育的权利，有劳动的权利，还有直接参与和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这样的社会主义肯定比资本主义优越，而且必将作为一种持久的社会制度而存在。

　　关于美国在苏联解体中的作用，有人认为由于里根时期大幅度增加军费而迫使苏联也搞军备竞赛，结果把自身的经济拖垮了。如果这是里根政府为了炫耀削弱共产主义的政绩，那就无可非议。如果是对历史负责，那么我就要告诉大家，据美国的资料显示，80年代苏联军费开支绝对数是增长较大，但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比例与50年代是完全相同的。应该说，对苏联的解体，美国和西方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但这种作用主要不是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而是以自由主义为代表的意识形态非常有效地渗透到了苏联知识分子和党的干部的思想中。1991年，美国经济学家研究了苏联经济学家的思想倾向，并将其与英国经济学家比较，发现他们更拥护市场化和私有化。其实，苏联经济学家接受的不过是最简单、最天真的19世纪的自由主义观点。

　　同苏联的改革相比，中国的改革……如果说在前进中有什么危险的话，我感到，危险主要来自于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扩展，这一思潮正在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按照新自由主义的观点，中国的继续发展必须打破政府对资本和商品流通的有效控制，把企业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我认为这是错误的，要知道美国的自由主义模式不会给中国带来什么好处。据我研究，凡是过去实行计划经济和公有制的国家一旦采取新自由主义模式，实行完全的市场化和私有化，最多只能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庸。现在俄罗斯已经走上了这条路。我想中国的领导要比俄罗斯人高明，不会成为新自由主义词汇的俘虏，不会走俄罗斯的路。”(《一位美国学者(大卫·科茨)对苏联解体的精辟分析》)

　　大卫·科茨的上述分析深刻地揭示了：(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是最优越的制度;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主要危险，就是“想通过实行资本主义而为自己获得更多的好处”的官僚精英在美国和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渗透和诱迫下，进行市场化、私有化改革。

　　事实上，一个不搞计划经济和阶级斗争的“社会主义”，正是西方最放心、最希望、全力以赴诱导的、可以实现其殖民主义控制的可怜的“社会主义”行尸走肉。苏东剧变后，美国最后一任驻苏联大使马特洛克曾经说过：“如果苏联领导人真的愿意抛弃阶级斗争观念，那么他们是否继续称他们的指导思想为‘马克思主义’也就无关紧要了，这已是一个在别样的社会里实行的别样的‘马克思主义’。这个别样的社会则是我们大家都能认可的社会。”(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第169

　　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可见，帝国主义者比一些所谓的共产党人更理解坚持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对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命运的极其严重的意义。

　　总之，社会主义国家没有理由自我妖魔化计划经济(和“以阶级斗争为纲”)，宗教化市场经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是宏观调控下的，以武力为后盾的，以美元等和不平等规则统治掠夺全世界的“狼经济”。第三世界国家搞自由市场经济，就是搞拆掉了羊圈栅栏的、任由西方不平等规则可以兵不血刃掠夺的“羊经济”。更何况人口众多、就业压力特大、人均资源贫乏的大国，走市场经济之路，就是走国家被肢解为九流殖民地之路!再则，从濒临枯竭的世界资源来说，市场经济的极度浪费和堕落的生产、生活方式，也是经济不可持续发展的人类灭亡之路。唯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以阶级斗争为纲”，才能拯救人类、拯救社会、拯救地球!

　　(四)

　　笔者在广义的基础上考察“市场化改革”，认为它包括市场趋向的“改革”和自觉的市场化“改革”两个大阶段。

　　我认为，越是朴素的、不自觉的前市场化改革阶段，往往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动机越强些;而越是自觉的、深化的市场化改革阶段，则决策层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动机越强烈。这说明，一旦走上市场化改革的“吸毒致错”道路，就会身不由己地被拉向资本主义，端的是“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

　　下面，回顾一下市场化改革逐渐堕落的脉络。

　　1、市场趋向的“改革”阶段：

　　即管理方法和调整措施不自觉地向市场经济方向蜕变的阶段。其管理方式是自发地用“物质刺激，利润挂帅”的资本主义管理价值观管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包括奖金激励、承包经营制(利润承包)、农业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单干)、股份制等管理形式。

　　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就是以资(本)为本的基本经济制度。“物质刺激，利润挂帅”，刺激的是所谓“经济人”的为私积极性，所以是为私的资本主义管理价值观。“猫论”就是这种管理价值观的通俗表达。为私的资本主义管理价值观与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相适应的。由于社会主义脱胎于资本主义，并处于资本主义“文化场”中，所以，朴素社会主义阶段的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都自发地、本能地用资本主义管理价值观管理公有制的计划经济。例如，前苏联的“马钢宪法”和赫鲁晓夫的厂长负责制企业管理体制(搞物质刺激、利润挂帅的“一长制”管理)，就是其代表。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从清除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管理体制，恢复苏联官僚体制开始的，从1977年到1984年，用8年的时间全面恢复了前苏联的赫鲁晓夫厂长负责制。资本主义管理价值观属于资本主义的思想上层建筑，它的功能是维护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瓦解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所以，资本主义管理价值观的统治，是社会主义国家陷入市场化改革的思想文化根源。

　　公有制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以人(民)为本的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经济基础，必须有为公的管理价值观(社会主义的思想上层建筑)为其服务。“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为人民服务，走群众路线”，是社会主义公有文化的核心，它逻辑地产生出“精神激励，政治挂帅”(以按劳取酬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管理价值观，以及“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地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管理作风(而不是“官僚主义，以权谋私”地“先富”起来)。中国的毛泽东时代，以“鞍钢宪法”(“两参一改三结合”)为代表的公有企业管理体制，就是用为公的社会主义管理价值观管理公有制计划经济的唯一正确路线。

　　为私的资本主义管理价值观，是自发地、本能地形成的。而为公的社会主义管理价值观则不可能自发地、本能地形成。这是由以下两个原因决定的：

　　①社会主义时期，仍然是私有观念自发占统治地位的时期。任何人的思想都是公与私、善与恶的对立统一体，在自发的状态下，一般都是为私的思想占据主导地位。如果社会主义社会不搞自觉与私有观念作斗争的文化革命，改造人们的世界观，为公的思想意识决不会主动地占据主导地位。

　　②社会主义社会的统治阶级存在着先天不足的缺陷——代理统治集团有以权谋私、反仆为主、将生产资料的代理管理权通过特权演变为可以继承的直接所有权的本能倾向(通过权力与资本的结合，自己“先富”起来)，以及滋生官僚资产阶级的顽强趋势。这个缺陷，是社会主义社会一切乱象的根源，它直接地决定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 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而绝不是所谓的人与生产力和自然界之间的矛盾(把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归结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是典型的“拉不出粑粑，怪马桶不好”的浅薄)。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绝不是生产力落后于公有制的经济基础，而是思想政治上层建筑落后于公有制的经济基础。

　　上述两个原因决定了，社会主义要建立和加强为公的思想政治上层建筑，就必须自觉地抓住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以无产阶级政治为统帅，“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社会主义公有文化建设为政治中心去统帅经济建设等全面工作。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统治阶级先天不足的问题。抓好治官，是社会主义、也是一切社会治国的关键，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关键。否则，不管白猫黑猫、姓社姓资地“以经济建设为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干部队伍必然堕落，官僚资产阶级必然形成，社会主义必然被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这应该是“社会主义堕落的自由落体定律”。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追求的是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最大化。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追求的则是资本利润的最大化。用资本主义管理价值观管理计划经济，让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就是用私有观念管理(改造)公有经济，就必然排斥追求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最大化的社会主义经济目标，就必然强化自发的个人主义、本位主义和官员以权谋私的顽固倾向，就必然强化官员集团的官僚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自发滋长的顽疾。而滋长中的官僚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正是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陷入市场化改革的阶级根源。

　　毛主席关于管理社会主义公有经济的思想，历史证明是唯一正确的理论和路线：

　　“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毛泽东文集》第6卷，1999年版，第449页)

　　“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建国以后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53页)

　　“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毛泽东:《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引自1976年第7期《红旗》杂志)

　　“如果干部不放下架子，不同工人打成一片，工人就往往不把工厂看成自己的，而看成干部的。干部的老爷态度使工人不愿意自觉地遵守劳动纪律，而且破坏劳动纪律的往往首先是那些老爷们。”(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第912页)

　　“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引自1976年第7期《红旗》杂志)

　　“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有好人，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都有好人，支部书记有好人。但是，他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种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第256页)

　　以上毛主席的精辟论述说明，管理公有经济，必须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也就是必须用社会主义公有价值观和“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地为人民服务”的作风管理公有经济。

　　而用“物质刺激，利润挂帅”的资本主义价值观和“官僚主义，以权谋私”的管理作风管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然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抵制改造个人主义、私有观念的意识形态阶级斗争，弱化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的集体主义精神，排斥“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地为人民服务”的管理作风，强化“官僚主义，以权谋私”的管理作风，引起官僚资产阶级的不断滋长和计划经济效益的持续下滑，使经济、社会矛盾不断积累。于是，形势倒逼向“承包经营”(利润承包)等改革找出路。在资产阶级管理路线的统治下，必然逻辑地演化出市场化改革的潮流——这是官僚集团对“人是自私的经济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种肤浅谬误的私有观念投降的必然结果，是对“自发的以权谋私和抵制改造私心的政治运动”的惰性纵容的必然结果，是追求有利于官僚阶级私利的市场经济私有制的必然结果。

　　用资本主义私有价值观管理社会主义公有经济的过程，就是个人主义、本位主义、以权谋私不断强化的过程，就是官僚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不断滋长的过程，就是公有经济效益不断降低的过程，也是市场化改革被迫不断深化的过程，同时也是公有经济和社会主义不断瓦解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动因是内生的，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外因，只是起着一定的加速作用。即使没有这种外因，社会主义也存在着自发和平演变、衰变为资本主义的顽强趋势，就像古代的农民起义胜利后，领导集团自发蜕变为封建地主阶级一样。按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指导下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领导干部，应该有抵御住堕落为官僚资产阶级的能力。但是，由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以后，社会主义实践的时间短暂，尚未经过反面教员的足够折腾和教训，使得新生朴素的社会主义在对权力腐败的监督制衡等方面还很不完善，所以，很多停留于民主革命派的老干部，往往蜕变为走资派，难以摆脱历史上“打天下坐天下”的农民起义领导集团堕落的命运。因而，资本主义复辟、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是难以避免的历史逻辑。在中国，虽然毛泽东在文革的理论和实践等方面完善了科学社会主义，但是，由于巨人的过早撒手，迅速地改变了阶级力量的对比，使得中国也没有阻挡得住市场化改革的逆潮。当然，从历史的大视角来观察，社会主义只能在与资本主义复辟与反复辟的反复较量中前进;反面教员的作用、大的历史倒退的教训，既是社会发展所不可缺少的，也是历史发展的无奈。

　　脱离群众的“一长制”的官僚管理体制，必然逻辑地产生承包经营制改革。苏东等社会主义国家，都曾经推广承包经营形式。在中国，“1984年到1988年的承包经营责任制。无论从生产关系还是从生产力的角度看，这个阶段都是国有企业的质变阶段。就生产关系来讲，承包经营责任制使厂长和工人，由原来的仅仅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关系，转变为劳资双方的关系，彼此经济利益上形成了对立，书记厂长的利益来自于承包利润，工人的工资来自于成本，成本和利润的对立便成为工人与管理者之间阶级对立的经济基础，国有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已经悄悄改变了。就生产力来讲，经营承包是国有企业前所未有的一场巨大灾难，在短短四年的时间里，就彻底摧毁了国有企业的技术基础，为后来私有化和外资瓜分创造了条件和借口。所谓经营承包在当时就是利润承包，这完全是一套逼良为娼的管理模式，由于承包时间比较短，技术改造的投入和产出周期比较长，结果是谁搞企业技术改造，奠定企业长远发展的基础和后劲，谁就在承包期内没有利润，谁就是在‘为他人作嫁衣裳’，谁的结局就越倒霉，如同后来形成砍树省长砍树市长的道理一样，在利润的逼迫下，国有企业大肆掠夺式经营，甚至连续几年的不提折旧，更不用说投入了，在疯狂掠夺式经营的同时，还把包括外资企业私营企业等全部社会的负担都压到国有企业头上，庞大的国有企业如同一个不堪重负的衰弱病人，剩下的只是挣扎和喘息了。国有企业的毁灭性灾难，导致国家财政收入以年均2.5的速度疾速下降，到1988年已经下降到了15%的极限，国有企业由原来的财富创造者变成了财政的包袱，进一步宰杀国有企业的机会形成了。与此同时，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动力也形成了：一方面，在国有企业土崩瓦解过程中发了大财的承包者，越来越不满足于只是占有企业利润，贪婪的目光又盯上了企业资本;另一方面，承包过程中发财的只是正在成为商人的企业官僚，行政官僚和知识精英还没有机会切到蛋糕，因而急需创造一种商人，官员和知识精英三家共切蛋糕的新型体制，于是，国有企业改革便进入了又一个新的阶段(1988年到1996年实行减员增效，搞股份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张宏良：惊天大案，738亿国有资产被私吞!》)

　　承包经营制的推行，进一步强化着个人主义、本位主义和对经济实惠、金钱利益、眼前利益、局部利益的追求，刺激着腐败和官僚资产阶级的滋生，助长着拼设备、吃公有经济老本的掠夺式经营恶风，使得承包制的经济、社会效益每况愈下，经济、社会矛盾不断积累。于是，“形势倒逼”又向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找出路——建立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股份制现代企业制度。由于没有公有观念的统治管理，又没有私有产权的约束，国有资产成了“唐生肉”，其经济效益每况愈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又鼓吹：这是由公有经济的“产权虚置”造成的。(共产主义社会的产权也是所谓 “产权虚置”的，是不是也要进行市场化、私有化改革?) 于是，在有意制造的“形势倒逼”下，又向产权制度(私有化)改革找出路——建立所谓产权主体人格化(私有化)的股份制现代企业制度。“人类的一切伟大发明都具有双重性质，股份制就是一把典型的双刃剑，在西方发达国家，它正在把私有制变成社会所有制;在中国正相反，把公有制变成了私有制。如果没有股份制，中国精英集团在瓜分国有资产上至少会遇到难以克服的技术障碍。”(《张宏良：惊天大案，738亿国有资产被私吞!》)

　　“从国企改革的整个过程可以清楚看出，最终的私有化完全是一个有预谋有计划的极端巧妙的设计过程，其巧妙之处就在于，其中每一步都是死路，并且出口只有一个，绝没有第二个选择。最初全面建立苏联赫鲁晓夫管理模式，把国有企业逼上死路，自然就形成了如何摆脱死路的国企改革问题;由增加企业成本的奖金模式出发的改革，只能选择关心利润的经营承包责任制;利润承包制必然是摧毁国有企业的技术基础，尽最大可能让更多工人下岗，国家和工人同时遭受巨大损失;要改变经营者一统天下损害所有者利益的企业格局，就只能实行股份制;而国有企业‘老三会’与股份公司‘新三会’之间完全不同的决策机制，必然形成不可调和的企业内部冲突，使股份公司根本不可能正常运行;组成国有企业决策结构的是党委会、工会和职工代表大会，组成股份公司决策结构的是董事会、股东大会和监事会，二者之间如同长度和重量一样，根本不是一回事儿，作为决策者就只能在两者之间选择一个：要么回到最初的完全国有化，要么实行完全的私有化;除此之外绝没有第三个选择。由于回到国有化的道路早已不复存在，决策者唯一的选择就只能是接受全盘私有化，所以客观的讲，在中国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过程中，决策者始终是被动的。有的人看到这里会误以为我们在为决策者解脱历史责任，其实不是，中国历史上经常出现类似决策者被利益者牵着鼻子走，官被僚牵着鼻子走，狼被狈牵着鼻子走的反常现象，并且这种反常现象在中国历代重大变革中几乎都会表现出来。”(《张宏良：惊天大案，738亿国有资产被私吞!》)

　　产权制度私有化改革，标志着自觉的市场化改革阶段的到来。

　　2、自觉的市场化“改革”阶段：

　　即自觉地以建立市场经济制度为目标的阶段。其具体形式包括——大力发展私有经济;对集体经济和比较小的国企通过近乎白送的贱卖直接转型为私营企业;对较大的国企通过股份制进行产权私有化改革(俄罗斯是通过向国民发放国企的股票，然后通过权贵低价收购股票完成国企的私有化);对特大的国企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指向私营;农地流转指向土地私有化和私营大农场资本规模经营;等等。

　　应该承认，在改革初期决策者们的主观愿望中，在一定程度上包含着探索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的动机。但是，这种动机却往往建立在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上，因而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由于理论目光的浅薄，主要决策者们在推行市场趋向的改革时，可能不无自负，但在一厢情愿地在社会主义大地上打开了“自私和资本的潘多拉魔盒”之后，方才知道脱离了群众的主政者在呈几何级数膨胀的私欲邪恶面前是何等的渺小。实际上，用资产阶级世界观管理(改造)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只有被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的一种悲惨命运，就像被狼带养的小孩，必然变成咬人的“狼孩”一样。

　　世界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经过市场趋向的改革阶段的长期发酵以后，进入了自觉的市场化改革阶段。除南斯拉夫等少数国家之外，苏东等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大约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进入了自觉的市场化改革阶段。在1991年苏东剧变之后，中国本来应该充分吸取苏东市场化改革图穷匕见的惨痛教训，然而，南巡讲话，中国走上了自觉的市场化改革阶段。其实，不管是“市场社会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核心本质都是资本主义。所以，不管是休克式市场化改革，还是温水煮青蛙式市场化改革，其逻辑终点都只能是苏东剧变式崩盘。若不是“毛泽东红色幽灵”已经融入以党内健康力量和中国左翼爱国力量为核心的党心、民心中，可能早已突发了更加惨烈的、有中国特色的苏东剧变颜色革命!——中国的人口基数庞大，人均土地和资源只是前苏联的几分之一，一旦中国发生了“肢解剧变”，中华民族将不会有俄罗斯那样劫后翻盘的机会!

　　进入自觉的市场化改革阶段之后，经济上的私有化和贫富两极分化的加速，基础性地决定着政治上的官僚贪污腐败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形成的加速;又决定着资产阶级文化、汉奸文化的泛滥。反过来，腐朽的文化又对政治和经济发挥着能动的反作用——倒退堕落的统率性决定作用。如此交互作用、恶性循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以私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和以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为统帅的上层建筑——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就会通过和平演变的形式孕育成熟。苏东剧变，只不过是市场化改革孕育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幼儿”在社会主义腹内发育成熟后的分娩阵痛而已。

　　市场经济是金钱、资本的专制独裁，经济上是这样，政治上也是这样。因而，市场经济的经济基础和宪政民主的上层建筑，是资本主义之车的两个轮子，缺一不可;也好像一枚硬币的两个侧面，不可分割。所以，市场化改革深化到市场经济基础成熟、资本羽翼丰满之后，宪政民主上层建筑的建立就会成为不可抗拒的客观力量。届时，共产党的下台、社会主义的轰然倒塌，也就成了逻辑的必然。苏东剧变时，苏东市场经济基础尚未发育成熟，是因为资产阶级舆论先行，才导致社会主义制度的轰然颠覆。在中国，由于融入党心、民心的“毛泽东红色幽灵”的巨大威慑，再加上新生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汉奸的屁股太肮脏，失去了欺骗民众的资本，所以，在中国搞苏东、北非式颜色革命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但是，由于当今中国的市场经济基础比苏东剧变时的市场经济基础要成熟不少，如果再继续养虎，必然遗患。一群虎狼崽子养大了，焉有不吃主人之理?市场化改革养大了资本势力，他们必然搞宪政民主推翻共产党，这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必然。资本势力一旦坐大，绝不会带共产党玩。所以，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搞市场化改革，就是在为自己铸造着《农夫与蛇》中的农夫命运，《东郭先生与狼》中的东郭先生命运，和最大的“杜十娘”命运!

　　从市场趋向的改革阶段质变为自觉的市场化改革阶段，恶性循环的大致脉络为：

　　①“物质刺激，利润挂帅”的资本主义管理价值观→

　　产生“官僚主义、以权谋私”的管理作风→

　　引起官僚资产阶级的不断滋长和计划经济效益的持续下滑→

　　倒逼深化市场趋向的改革，如承包经营、股份制等→

　　②进一步强化资本主义管理价值观→

　　进一步强化“官僚主义、以权谋私”的管理作风→

　　进一步强化官僚资产阶级的不断滋长和计划经济效益的持续下滑→

　　进一步倒逼深化市场趋向的改革→

　　③恶性循环，量变引起质变，进入自觉的市场化改革阶段，如产权私有化改革，建立市场经济制度等→

　　④进入最终的“十字路口”阶段：要么“苏东式剧变”——在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基础上，最终建立宪政民主的上层建筑，共产党下台，大国被肢解;要么“完成左转”——在党内健康力量和左翼爱国力量艰苦卓绝的努力下，进入毛泽东式的自觉(革命的)社会主义阶段。

　　以习总为首的党内健康力量和左翼爱国力量，扭转目前这种尾大不掉、空前严重的历史惯性的正义行动，必将凝聚起宏大的民心支持。美国屡试不爽的颜色革命，在中国也正在领教着真正的克星。但是，我们决不可掉以轻心，因为，历史决不会慷慨地给与“十字路口”短暂阶段以充裕的时间!

　　认清问题的本质，是解决问题的一半。“目前中国市场化和私有化的资本主义改革，无论如何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刹车，刹车，再刹车，是当今中国唯一正确的历史选择。如果再不刹车，就来不及了，……”(《张宏良：必须重视资本主义的死亡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