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学记
“习近平和孙少平兄弟的苦难与命运…读后感
文章围绕习近平与孙少平兄弟的苦难命运展开，结合政治与经济反思，探讨个体私营经济与腐败问题，引发对党的领导与经济基础的深刻思考。
“习近平和孙少平兄弟的苦难与命运”之文读后感
昆仑山Z231
2015年5月8日
由何青青老师转发的此文，也许全文基本可以基层人大代表的名义，建议全国人大将其推荐给党中央，稍作整改之后，便可发给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进行新一轮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讨论了。
特别是其中说“个体及私营经济往往不可避免地滋生许多腐败落后行为，尤其那些暴发的个体及私营经济有可能给社会造成更多的问题，势必危及中央政权”，更值得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深思。如果至少95﹪以上的工农兵等劳苦大众，到底与图穷匕首见的封资修卫道士们的愿望相反，而都不想亡党亡国的话！因为正如国际无产阶级第三位革命导师列宁所论断的那样:“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
网络世界中某文批判“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一文”时，说张春桥“仍然是重弹他1958年的老调：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他的文章有一点实证材料，列举了中国1973年各种经济成分在工、农、商业中的比重：
先说工业。全民所有制工业占全部工业固定资产的97%，工业人数的63%,工业总产值的86%。集体所有制工业占固定资产的3%，人数的36.2%，总产值的14%。此外，还有人数占0.8%的个体手工业。
再说农业。全国的粮食和各种经济作物，90%以上是集体经济生产的。国营农场所占比重很小。此外，还保留着少量的社员自留地和家庭副业。
再说商业。国营商业占商品零售总额的92.5%，集体所有制商业占7.3%，个体商贩占0.2%。此外，在农村还保留着相当数量的集市贸易。”
曾几何时到底是长江后浪逐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的创业者，还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败家子女，或是终于恍然大悟、奋起亡羊补牢的后继者？无疑事实胜于雄辩，并非任何假话、大话、空话和别有用心粉饰太平的甜言密语，便能够掩盖弱肉强食的血淋淋之无情现实。不，在香花共毒草同生、龙凤龟蛇并长的年代里，各种人物都在“苍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
不过，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与私营经济相比较，如今到底谁领导谁了呢？如果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之一的话，那么至少在经济战线上到底仍是共产党领导一切，还是至少基本成为牛鬼蛇神纸醉金迷、花天酒地的天堂，同时成为贫民老百姓的地狱了呢？恐怕疑问已经引起一切忧党忧国忧民之人们的深思；某些曾被当代的白骨精迷住双眼，而自我陶醉、沉迷娱乐、自废武功、自毁长城、自掘坟墓、自欺欺人的人们，更该猛然反省了吧？
所谓此文，也许全文基本可以基层人大代表的名义，建议全国人大将其推荐给党中央，稍作整改之后，便可发给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进行新一轮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讨论了。“基本”的言外之意无疑就是此文还有缺陷之处，比如附本文之后倒数第二三页中认为：当今农村和社会中五花八门的假恶丑之人事“当然，这些问题和大包干无关。无论是集体还是单干，政府官员一旦由为人民服务变为寄生虫，都是人民的灾难”等。这两句话的后一句含糊其辞、似是而非，前一句则除了“与狼在一起就要学狼叫”当无异议，否则，便势必违反了私有制是万恶之源这一颠覆不破的真理了。
之所以说这两句话的后一句含糊其辞、似是而非”。因为“无论是集体还是单干，政府官员一旦由为人民服务变为寄生虫，都是人民的灾难”这句话，是在一篇很严肃、很正气的文章中这么说，如果是在封资修卫道士们所有似是而非的文章中这么说，昆仑山就没什么可多说了，而对正面的文章就必须高标准严要求看待之。
理由之一：只有实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单干经济，才存在政府官员”；而实行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公有制的初级阶段——全民所有制和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经济相结合时期，是只存在人民勤务员或称人民公仆的。
那么封资修卫道士们为什么要把资产阶级政党使用的“政府官员”，与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人民勤务员”或“人民公仆”混为一谈呢？全部目的就在于让全国和全世界各国人民都分不清敌我友！
因为如此一来，“人民勤务员”或“人民公仆”便可用“政府官员”来替代了；人民军队便可用部队官兵来代替了；几乎所有取款机上都用“钞票”取代人民币了；毛泽东时代的人民政府、人民医院、人民铁路等等，如今除了在印章上似乎还写着人民之外，至少在敲诈勒索的钱款基本没有上缴国库的所有形形色色的处罚单或报告中，人民的实质意义已荡然无存了。于是，封资修卫道士们见时机已成熟，便在说窈窕淑女身材优美的时候，似乎顺理成章地用“魔鬼身材”来形容，而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了。如此而已，所有国人和世人都在不知不觉中被打了一针精神毒品。因为魔鬼这个词语不是专门用来形容吃人、害人的大坏蛋、大恶人和人民的公敌，而竟然成为“可爱的窈窕淑女”了！
当在政治思想和用词用语上，把人妖和敌我友搞混淆、甚至搞颠倒之后，喜欢狗戴帽子装人样、爱好强盗装正经、擅长贼喊捉贼和嫁祸于人的封资修魔鬼们，便既可以把普通动物当亲爹亲娘而称儿道女，又可以得心应手地打着别人的旗号偷运自己的黑货了。于是，被剥削和压迫的阶级、民族和人民的大救星与保护神——马恩列斯毛泽东等，及其所代表的阶级、政党和人民的勤务员或社会公仆，竟然被茅于轼“还原成”人民公敌，或被吴祚来攻击诬蔑为“魔鬼”、“灾星”，或被铁流描述为“毛泽东是……万恶之首！百罪之源！中国一切动乱的祸根……改革开放因为没有解决毛泽东的势力，所以贪腐、恶势力分文未动……或被至少背祖忘宗、忘恩负义、认贼作父或为虎作伥、丧天良缺人德的袁腾飞，咒骂为“教主”、“人渣”、“刽子手”、“二十世纪三大暴君、三大法西斯恶魔，是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几千万人活活饿死，你还说是伟大领袖？这个民族就是猪一样的民族。”了！当了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好多年“老爷”，如今也许连当孙子的资格都成问题的毕福剑，则认为“我们被害苦了”……
目前在央视某些节目制作解说词者，明知“张甲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第一支抗日武装队伍--巴彦抗日游击队的创建者、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六军军长、抗联十一军副军长，一名不折不扣的抗日将领”，那么为什么在宣传《新儿女英雄传》时，不以“张甲洲在共产党领导下成为抗日将领”，或者“张甲洲认定没有国焉能有家而成抗日将领”作标题，相反，竟然打着别人的旗号偷运自己的黑货，而宣扬“张甲洲：从学霸到抗日将领”呢？这恐怕与网络世界中宣扬“南霸天”和恶霸地主刘文彩为代表的地主资产阶级，都是“大善人”等等，更不似当代的“民营企业家”，胜似当代的“民营企业家”如出一撤吧？
昨晚，当央视某主持人说：中国人一生中要办上百个证明，甚至要办 “证明你妈是你妈”的荒唐事时说：这是计划经济遗留的后遗症，我曾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简直是放屁”！因为在实行科学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毛泽东时代里，封资修卫道士们一方面无中生有、有中夸大，歪曲历史事实数十年，另一方面鸡蛋里找骨头找了数十年，都未能发现和编造出此等荒唐事出来。难道这不正是实行资本主义私有制，至少在医疗系统由“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倒退到根本实行无政府主义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因而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蜕变为全心全意为人民币服务之后，才发生此类荒唐事、包括导致所谓医闹、杀医等恶性事件频发吗？！面对如此血淋淋的无情现实，还竟然利用央视公众平台，向被“温水煮青蛙”而残杀的“科学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身上泼脏水，力图嫁祸于共产党人。这难道不比“铁流”公然狂犬吠日“毛泽东是……万恶之首！百罪之源！中国一切动乱的祸根……”，还更加阴险歹毒吗？
理由之二：“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因此，资产阶级政府官员本身就是剥削和压迫人民的寄生虫，根本不存在“一旦由为人民服务变为寄生虫”的问题。
只有诸如宫明程之类国企或集体蛀虫，才存在“一旦由为人民服务（的勤务员或公仆）变为寄生虫，[都]是人民的灾难”之问题，而且宫明程之流并非是突然一个早上就蜕变为寄生虫的，而是由量变到质变的。首先就是在政治思想上自觉不觉地服用了上述之类精神迷魂药，从而丧失了党性和原则立场，才开始鬼迷心窍、误入歧途、既害党害国害民害家人，又到底葬送了自己的……
对“习近平和孙少平兄弟的苦难与命运”之文暂作如上评论。至于《平凡世界》的电视连续剧中，是否也有像《老农民》连续剧一样：把坏人坏事都巧妙地安排到——坚决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思想路线的人们头上去，把好人好事都巧妙地安排到——竭力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及机会主义思想路线者的头上去的状况？因尚无暇观看全剧，故尚无发言权。
“习近平和孙少平兄弟的苦难与命运”原文附后：
作者：何青青 时间：2015-03-15 10:22 分类：时评 标签： 孙少平兄弟
孙少安，1952年生，比习近平大1岁。正在热播的电视剧《平凡的世界》与原著相比，增添了不少孙少安的戏份，让他与其弟孙少平一起成为两个男主角。
《平凡的世界》，这个发生于陕北的故事从1975年开始，伴随着饥饿——孙少平从双水村来到县城原西县读高中，他的关于苦难与意志修炼，从这里开始。
而23岁的孙少安已是双水村一个生产队的队长，他把一家人的责任挑在肩上。青梅竹马的田润叶向他表达了爱意，但他知道他和润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生。爱情和理想无论多么美丽绚烂，但都必须向卑微、残酷而坚硬的现实屈服。他去了一趟山西，带回来一个不要彩礼的媳妇，贺秀莲。“别了，我的爱人”，别了，一个少年对于世界的幻梦。
佟丽娅饰演的田润叶
1975年原西县的夏天异常干旱，双水村因为偷水出了人命。如果黄原地区原西县就是延安地区延川县(从小说描述的特点来看就是同一个地方)，作者路遥成长的地方延川文安驿乡郭家沟就是双水村的蓝本，那么，此去不远，在延川文安驿乡梁家河村插队落户的习近平也许对那场大旱有记忆。彼时的他，正在申报大学。
当时，清华大学在延安地区有两个名额，全部分给了延川县。习近平三个志愿都填报了清华，“你让我上就上，不让我上就拉倒。”在《我是黄土地的儿子》一文中，习近平自称是“黑帮子弟”，因为其父习仲勋在文革中被打倒，习近平入团、入党事宜都不顺利，报清华本来也没抱多大希望，但有教育局领导等为他仗义执言，他被录取了。
上大学前习近平与相送村民合影
10月7日，习近平离开梁家河村，此后的事情已广为人知，清华大学毕业后他先后任职于军委办公厅、河北正定、福建、浙江、上海，现在，他站在中国政治舞台的最耀眼的中心。
习近平离开梁家河后不久，寒露节过了十来天，孙少安的未婚妻贺秀莲依依不舍地离开双水村，孙少安把她送到公社，他看见一群大雁正嗷嗷叫着从对面的土山上空向南飞去。正是在这个地方，春天时他拿着润叶给他的情书，看着大雁从南面飞来。“时间啊，这么飞快!可是生活的道路又如此曲折而漫长……”
等到春节时，孙少安就要和贺秀莲结婚。他已接受了他的命运，作为一个庄稼汉，黄土地的儿子，把汗水流进黄土地，为了一家人的一口吃食和基本的生存而耗尽生命。
王雷饰演孙少安
对于同样是村干部，大队党支部书记的习近平来说，他有着不一样的理想和命运。他是1969年插队到陕北农村的，接受了近7年艰苦生活的磨炼。其自述，几年中他过了四大关：跳蚤关、饮食关、劳动关、思想关。
“我几乎那一年365天没有歇着，除了生病。下雨刮风我在窑洞里跟他们铡草，晚上跟着看牲口，然后跟他们去放羊，什么活都干，我那个时候扛200斤麦子，十里山路我不换肩。”习近平说，艰难困苦能够磨练一个人的意志，“七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后来遇到什么困难，就想起那个时候在那样的困难条件下还可以干事，现在干嘛不干?你再难都没有难到那个程度。”
习近平回延安参观当年居住的窑洞
这样的生活、感悟与孙少平所经历的有着惊人的相似。农村的生活固然苦，但他为自己选择的进城揽工、下煤矿的生活更为艰辛。但他的思想和人性光辉正是在苦难中闪亮——也只有经历苦难才能闪亮。
“他是在社会的最底层挣扎，为了几个钱受尽折磨，但他不仅仅将此看做是谋生活命——职业的高低贵贱，不能说明一个人生活的价值，恰恰相反，他现在倒很‘热爱’自己的苦难……他相信，自己历经千[心]（辛）万苦而酿造出的生活之蜜，肯定比轻而易举拿来的更有滋味……他自嘲地把自己的这种认识，叫做‘关于苦难的学说’。”这是作者路遥把他人生哲学投射到孙少平身上。
习近平也说，现在有的作家在作品中把知青写得很惨，但他的感觉并不完全是这样，“我只是开始时感到惨，但是当我适应了当地的生活，特别是和群众融为一体时，就感到自己活得很充实。”他说他的成长进步起始于陕北，最大的收获一是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二是培养了自信心。
虽然相隔不远，同为知青，但习近平和作者路遥根据公开资料似乎没有交集。路遥于1992年去世，当时习近平为福州市委书记。在《平凡的世界》中，路遥貌似写到了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1983年黄原地区要进京开经济工作报告会时，“籍贯是本省中部平原的一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立刻指示同意”。当时25名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只有习仲勋是陕西人，富平县也正是陕西中部平原。
路遥与煤矿工人在一起
但显然，他们会因为关于苦难的哲学而惺惺相惜。习近平推崇路遥，在《我是黄土地的儿子》一文中，习近平说“在这一批知青中，出了不少人才”，如路遥，“他是延川的本地知青，写了《人生》。”在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要求文艺工作者“一定要脚踩坚实的大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这很难说与路遥，这个脚踩坚实的黄土地的作家没有关系。
习近平与路遥以及他笔下的孙少平还有不少共同点。
他们都在艰苦生活中保持阅读的习惯。习近平来插队时，给村民们最大的印象就是带来了一箱子书，晚上和午休间隙，习近平喜欢在窑洞里看书。为了向另一个知青借《浮士德》，他来回走了60里地。孙少平在县城高中饥饿而自卑的生活，正是阅读让他获得自信，后来他从田晓霞那里持续阅读《参考消息》以及文学作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热爱生命》、《红与黑》、《简爱》、《复活》、《白轮船》、《艰难时代》等，和习近平所读的应该有不少重合之处。
田晓霞和孙少平。
《平凡的世界》据说是颜？值最高的农村题材电视剧
他们同样在理想的照耀下向命运发起挑战。“我那时一边当村干部，一边总想着有机会还是想上学深造一下，因为读书读得太少了，这与我理想的目标并不违背。”这是习近平要上大学的初衷，即使1975年他没有通过申报，2年后他也会以高考的方式进入大学——和他一起下乡的知青们“一恢复高考，都考上了学，还都是前几名。”
但上大学这条路对孙少平而言是阻绝的，他只有选择进城揽工的方式，作为对农村卑微贫贱生活的反叛。这动机也许根本不是为了金钱或荣誉，而纯粹出于青春的激情。做煤矿工人期间，他曾重新学习数理化，并且和田晓霞展开了绚烂绽放的恋爱。但后来，他决定承担起师傅王世才一家的孤儿寡母的责任，之后的事情路遥没有透露。可以猜想，他也像哥哥孙少安一样，跟随命运。
如果按照既定的命运，孙少安，今年63岁，他从砖瓦厂开始，不断地扩大产业，现在是陕西知名的地产商，他可能会完成年轻时的梦想，投资《大秦帝国》这样的影视剧。而孙少平，今年57岁。作为一个有知识有理想又吃苦耐劳的青年，又和两位省委副书记有关系(当然他会排斥这些关系带来的好处)，他不会一直挖煤，他会搞技术、抓生产，走上管理岗位，现在，他可能是铜川矿务局副局长或者局长。
袁弘饰演的孙少平
路遥这样剖析孙少平：“他在我们的时代属于这样的青年：有文化，但没有幸运地进入大学或参加工作，因此似乎没有充分的条件直接参与到目前社会发展的主潮之中。而另一方面，他们又不甘心把自己局限在狭小的生活天地里。因此，他们往往带着一种悲壮的激情，在一条最为艰难的道路上进行人生的搏斗。”
这也就是《平凡的世界》以及路遥的作品让那些艰苦农村、城乡结合部的青年们感动得热泪盈眶的原因。套用一句俗话说，耕耘就有收获，无论是高干子弟、知青还是农民，起点或有不同，相同的是，命运于苦难中延生。
中国农村六十年反思及未来走向
山西省代县何平
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三十年后的今天，多数人对三十年前的农村集体化道路已经淡忘，而那些曾经为集体化奋斗的人们却依然牢记。在他们看来，尽管改革前的农村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但集体化的优越性至今不可否认，集体化时代体现的社会风尚仍然叫人赞叹不已。
说实在话，农村改革之初不仅农民的温饱问题得以解决，而且农村有一个宽松的发展环境，以往那些不尽人意之处也逐渐消除，的确令人欣慰。但随之带来的弊端也不少，并且实在难以克服。久而久之，问题越来越多，困难越来越大，农民心里的不稳定因素日益显露，广大农村工作者深感担忧。因此，农村下一步的路究竟该怎么走，自然成为基层干部群众格外关注的问题。我作为一名长期从事农村工作的基层干部，经历了农村改革后乡村干部的许多无奈和困惑、甚至悲观和失望，此时不得不作大胆的反思。
一、改革前的农村
如何看待农村改革前三十年的发展，不仅直接关系到农村改革后三十年，而且影响到农村的未来。众所周知，农村改革以来，官方舆论始终批判集体化是大锅饭，甚至把集体化说得一无是处。而民间的真实反映并非如此。当年那些经历过集体化道路的人们至今公认集体化的优越性，认为集体化经营具有集中土地和人力资源，统筹调度，防止盲目生产，便于推广新技术和实现农业机械化，有利于壮大集体经济和发展集体事业，有利于激发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有利于实施“全民皆兵”战略和增强抗御灾害的能力等优越性。他们常常感言，当年没有集体化的力量，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农业生产条件就不可能极大改善，更不可能创造红旗渠那样举世瞩目的奇迹，同样没有集体化就不可能凝聚人心度过一九六〇年的困难。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集体化在中国大地几乎一夜之间终止了呢?以山西省代县为例，当时实行土地下户时，全县三百多个村有三分之一的村积极响应，多数村认识模糊且意见不统一，有部分村要求继续集体化经营，但不管你是否愿意接受，最终在政策推动下实行了土地下户。只是那些不愿意分田到户的有46个村晚了一年、有一个村晚了二年才实行，结果都在当时的地委书记严肃批评下不得不走向家庭经营。于是，“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成为当时农村干部群众流传最多的话题。这说明中央政策在土地下户问题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部分村之所以要求分田到户，确切地讲，不是集体化没有优越性，而是实施集体化过程中我们的工作出现了问题，具体归纳如下：
(一)集体化进程过急。由于集体化是在土地私有制长达几千年后出现的新生事物，加之当时人们的文化素质普遍低下，农业机械十分落后，一些地方自然条件极差，因而各地对集体化认识程度不同，实施时间及办法不同。因此既要积极引导，又必须因地制宜、并在群众自愿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但鉴于当时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各级领导决策多有急躁冒进情绪，因而实际工作要求过急，如：原来准备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逐步分期分批地由初级社发展到高级社，结果很短时间就完成了，由于步子急，形式过于简单划一，工作中就出现了强迫命令，违反自愿互利的原则，改革耕作制度和耕作技术的计划过大过急，经营管理混乱等缺点。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后期出现的“一大二公”及“一平二调”都属于集体化进程过急的问题。
(二)阶级斗争扩大化。在农业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大量的突出的是人民内部矛盾。但是，由于我们党对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特点和规律缺乏深刻的理解，因而实际工作将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视为敌我矛盾，使派性斗争尖锐化、复杂化，影响了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干扰了正常的生产秩序，给生产带来很大损失。这一情况在文革时期尤为突出。
(三)“农业学大寨”教条化。大寨确实值得全国学习，正如周总理指出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政治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公而忘私的社会主义品质”。这些都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可缺少的。但不是所有方面都要照搬大寨的做法，如大寨实行的工分制，并不是按劳取酬的唯一形式，各地应结合实际有所选择。由于当时整个社会缺乏改革创新的精神，因而类似实行工分制等教条学习大寨的做法普遍存在，导致一些村学大寨成效甚微。
(四)农民活动管得过紧。农民由个体经营到社会主义的集体经营，客观上已失去了很多自由，管理他们不宜过紧，农民农忙时应有一定的自由，农闲时应有较多的自由。而当时过多地突出集体劳动，不合理地延长劳动时间，忽视了个体自由活动及必要的休息和睡眠，自然引起农民的怨恨。
(五)经济决策过分集中。中国这么大，国家没有计划，国家市场必然失控。但国家计划仅仅着眼于国家市场，单讲国家市场，没有自由市场，便忽视了地方需求，忽视了农民的个体需求，这不利于调动地方和农民个体的积极性。因此，在工商业经营方面，既要以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为主体，又要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作为补充;在生产计划方面，既要以计划生产为主体，又要有一部分按照市场变化在国家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作为计划生产的补充;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既要以国家市场为主体，又要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作为补充。但实际工作中只要计划生产，不要自由生产，因而只有国家市场，没有自由市场，导致市场不活，农民个体需求远不能满足。
(六)利益分配苦了农民。提倡集体主义、爱国主义无可非议。但实际工作过分强调了农民对国家和集体的奉献，忽视了群众生活消费，如：农产品长期低价收购，生产计划指标及任务粮指标过高，基本建设战线过长，造成农民负担加重，农民口粮不足，势必挫伤农民的劳动积极性。
显然，上述问题导致集体化的优越性未能充分发挥，并使一些地方的农民对集体化产生抵触情绪。然而，这些问题都不是集体化固有的。一方面因为我们的工作失误，这是主要的;另一方面与当时的国情有关。集体化进程过急，“农业学大寨”教条化，农民活动管得过紧，经济决策过分集中等四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因实施集体化出现的工作失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问题则属于当时国家的政治因素所致，利益分配苦了农民的问题则不完全是工作失误，这与当时的国情有很大关系。第一，为实现工业化目标而预付的农业代价。这既是中国工业落后的国情所决定的，也是世界上许多国家工业化的必经之路。第二，在特殊国际环境下保证自身安全必付的农业代价。否则，今天的和平发展很难保证。
总之，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因素导致集体化遭受挫折，但集体化毕竟改变了中国农民长期以来一盘散沙的状态。从此，农村才有了集体经济，因而集体主义思想，爱国主义思想在农村乃至中国大地不断兴起，并且波及国外，许多科学家放弃国外的优厚待遇，冲破重重阻力回国奉献。可以讲，汶川地震“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社会风尚是资本主义国家不可比的。而这一点跟三十年前形成的集体主义思想是分不开的。当年那些经历过集体化的人们至今承认，在依靠农民自身力量的前提下，类似红旗渠那样的水利工程，既是旧社会私有制经济条件下不敢想的，也是今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无法做到的。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莫里斯·迈斯纳在《旁观毛泽东时代》一书中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史以一个小小的工业生产基地为发端，这个工业生产基地甚至比比利时的还要小一些，当时，中国工业的人均量不及比利时的工业产量的1/15，然而，是在物质资源最贫乏的基础上，在充满敌意的国际环境中和极少外援的情况下，中国在1/4世纪的时间内把自己变成一个主要的工业大国。”无疑这个转变大大缩短了中美历史发展的差距，并使美国知识界感到震惊。而这个转变同样与农业集体化的力量是分不开的，因此，我们既不能把农村改革前的问题归罪于集体化，更不能否认集体化的优越性。
二、改革后的农村
农村改革的核心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该核心的确立使广大农民获得了生产自主权、生产利益分配权，农民的束缚少了，自由多了，并且温饱问题得以解决。此外农民当时并没有想到家庭经营还有什么好处，也没有想到家庭经营有何弊端。由此，农民在改革初期迸发出极大的热情，遗憾的是这一热情没有多久就不见了。至1985年后，农民的种地积极性一直减退，这一现象又在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固有的弊端日益暴露，具体概括如下：
(一)统分结合易分难统，集体经济名不符实。从理论上讲，“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本身就是集体经济的一种形式，它是由家庭承包集体所有的土地，承包的土地其所有权仍属集体，农民只有使用权，不能买卖。农民在承包土地的同时按照合同必须承担一定的义务”。然而，具体执行时很难行通。虽然土地的所有权是集体，集体有权要求农民承担一定的义务，但土地的经营权在个体，个体直接掌握着生产决策权和生产利益分配权。而个体经营者往往把个体生产和个体利益放在首位，其次才是集体和国家，恰恰与“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是自己的”分配原则相反，在农村生产力落后，生产利益远远不能满足个体需求的情况下，农民很难保证按合同承担一定的义务，如：个体生产获得自由的同时，国家计划失控;农民温饱问题得以解决的同时，农村集体经济严重匮乏。这种集体经济实质由个体支配，致使统分结合易分难统，集体经济名不符实。这种经济与旧社会的土地私有制相比，其进步不过是耕者有其田，而生产决策与生产利益分配都由个体直接掌控，实属个体经济。随着时间的延续，人们对土地私有的意识不断强化，土地私有行为从最初的隐性交易已发展到今天的公开买卖。官方舆论一直把这种经济说成是集体经济的一种形式，实在是牵强附会，连农民私下议论时都觉得可笑，并且让我们的中学教师在学生面前难以讲清。
(二)集体事业举步维艰，农民面临各种困难。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经济实属个体经济，因而个体意识激发，个体行为强化，损人利己，损公肥私的现象日益凸显。就此，尽管警力不断加强，各种法律先后颁布，然而始终未能根治，如：过去没有《电信法》，通信设施保存完好，现在有了《电信法》，通讯设施常遭破坏;过去没有《森林法》，偷盗树木十分罕见，现在有了《森林法》，偷盗树木随处发生。结果顾了个人，丢了集体，损了他人，引来报应。时至今日，农村集体经济早已瓦解。公积金空虚，水利设施毁坏，各种机械、电器、树木等集体财产严重流失。集体事业在如此境地生存和发展，实为艰难，因而一批又一批集体企业走向倒闭，并使国有企业受到严重冲击。而集体经济的困难和集体事业的衰落，最终又给农村千家万户带来各种困难，如：农民浇地难、集体设施维修难、学生上学难、农村看病难、农民组织教育管理难、群众文化娱乐难、五保户吃救济难、乡村干部安排工作难、遇上灾年更加难。近年来，虽然国家十分重视三农问题，先后采取了减免农业税，取消各种摊派，加大农业投资等政策性的措施，但是，农村内部没有自身的集体经济支撑，并且缺乏集体主义意识，集体事业终究无济于事。以修路为例，这几年国家拨款硬化了许多乡村路，然而三年前修的路都程度不同地毁坏，原因是修路人缺乏集体意识，偷工减料，导致硬化道路的质量不高，加之农村集体经济无力维护和保养。
(三)党组织软弱涣散，自由主义泛滥成灾。农村集体经济的薄弱必然决定党组织政治上的软弱，随着集体经济的不断削弱，农村党组织与过去相比显得软弱涣散，无论是对上完成任务，还是对下解决问题，往往因集体经济困难而束手无策，直至问题成堆，无法着手工作。这时，在群众眼里，依靠党组织还不如依靠暴发户。显然，党组织失去了统的基础。因此，如今的农村党员很少开会，难于开会。与此同时，群众一盘散沙，自由主义泛滥成灾，如：生产只顾个体使国家市场严重失控，调产屡调屡败;经营为了赚钱制造大量的假冒伪劣产品，坑害了消费者，扰乱了市场;经商常有非法倒买倒卖，从中使个别人牟取暴利，大发横财;言论竟然随意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行为几乎失去了任何约束。偷盗、抢劫、贪污、诈骗、行贿受贿、卖淫嫖娼、迷信、赌博、贩毒、吸毒等落后腐败犯罪现象屡禁不止，习以为常。种种自由主义导致乱世英雄，贫富悬殊的出现，严重践踏了社会主义民主，背离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势必引起社会动荡，给人民生活带来不安。
(四)农业机械化陷入困境，三大差别更加突出。改革前，农业机械化程度不高，原因是农业机械供不应求;改革后，农业机械实现了满足供应，但由于家庭经营将原来大面积的平整土地分割成无数的小块田，耕作又不统一，致使农业机械化陷入困境，甚至改革前已实现机耕机收的村无奈又回到了牛耕镰割的时代。于是，有人提出两种设想，一是通过土地流转实现少数农民经营土地，适当扩大土地经营的规模，以便机械化作业，但目前乃至今后很长时间，种地仍是大多数农民谋生的手段，农民外出打工，毕竟不是长远出路，让少数人经营土地，必然背离民意，影响稳定。二是将以户经营分散的土地调整为集中的土地，结果仍行不通，原因是以户经营的土地有限，加之小农经济根深蒂固，平均主义严重存在，优等、中等、劣等地必须平均分配到户，集中土地显然是不现实的。可见，家庭经营条件下的农业机械化势必陷入困境。这一状态不仅使广大农民束缚在沉重的低效率劳动中，而且从根本上难以实现农业产业化，农村城市化，将使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更加突出。对此，外国人感言：“看了中国的城市像欧洲，看了中国的农村像非洲”。
(五)大学生创业无用武之地，“读书无用论”再传农村大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进步与落后，科技人才的作用往往体现的十分重要。日本之所以战败后能迅速发展为世界强国之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日本拥有一大批高素质的科技人才。我国农村和城市发展长期形成的差距，同样与科技人才的布局有很大关系。因此，大学生村官本来是一件值得称赞的新事物。农村需要大学生创业，大学生就业需要到农村创业，未来大学生就业应有更多的人去选择农村。但由于家庭经营的政策，导致乡村干部失去了统的基础，这一现状已不是干部工作所能改变的问题，因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才是决定的因素。中央不改变家庭经营的基本政策，要通过大学生村官改变农村，缓解大学生的就业危机，岂不是和广大乡村干部一样无用武之地。山西省是大学生村官实行最早的省，媒体多报道了有关大学生村官的经验，而实际情况怎样呢?以山西省代县为例，全县300名大学生村官在村的吃住条件都不具备，谈何创业?上面督促紧时，这些大学生村官每天去乡政府报到，跟着乡干部度日，无人督促时，便在家里或外出临时打工。因此，大学生村官真正的创业领地没有确立，大学生的就业途径实际上没有打通。于是“读书无用论”再次广泛流传，分明与科学发展观相悖。
(六)腐败势力危及基层政权，政府公信度不断下降。令人无奈的是家庭经营条件下，国家每年拨给农村的扶贫款、项目款、以及银行、信用社发放到农村的贷款大都集中扶持了少数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由此，才造就了一批暴发户。随着时间的延续，个体及私营暴发势力越来越大，他们甚至垄断了当地的地矿资源及城市建设规划中的黄金地段，并且随意买卖，暴利横生。这时，个体及私营暴发势力拥有的财力超过了一个基层政权拥有的财力，势必危及基层政权，乡村一级就不必说了，就连很多县一级政权已受到这些暴发势力的严重干预，如：选拔任用干部时的买官卖官，安排就业时的行贿受贿，工程招标前后的吃拿回扣，以及执纪执法中渗透的腐败现象已十分多见。尽管中央反腐力度不断加大，但群众反映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查出来的仅仅是个别，更多更大的贪官安然无恙，原因就在于个体及私营经济的支配具有隐私性，群众很难实施确凿有效的监督，而任何离开群众的有效监督自然是乏味无力的。因此，腐败仍然在反腐败的呐喊中滋生和漫延。与此同时，政府的公信度不断下降，干群矛盾不断升级恶化，突发事件有增无减，小到几十人的群体上访不断，大到成千上万的群众围攻县政府已不为罕见。试想，基层政府还能正常办公吗?基层政权能不危机吗?令人悲哀的是群众认为暴发势力中的一些腐败分子竟然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甚至拥有更高的位置，显然这里面不免隐藏着腐败。当然，政府抬高暴发户的位置不排除寄于暴发户良好的愿望，然而，与国有、集体单位相比，暴发户的理念多为金钱至上，许多暴发户对国家和社会的回报表面上看轰轰烈烈，实际上极其有限。就税收而言，多存在严重的偷税漏税，其数额远远超过他们的各项捐款;就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而言，存在的问题更为严重，其中，地矿资源的私采乱挖、土地的强占乱建以及重大安全事故频发的问题已到了难以整治的地步。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就因为个体及私营经济不仅具有隐私性，而且具有自私性和落后性。隐私性使其容易逃避群众监督，自私性使其首先考虑个体或少数人的利益，落后性使其容易滋生腐败落后行为。
显然，以上家庭经营固有的弊端导致农村改革陷入困境。继续奉行农村现有的政策，生产更加失控，市场更加失衡，危机更加频发，而集体主义观念和集体事业的发展距离人们的希望越来越远，直到失望甚至绝望时就会暴发一场灾难，“湖北荆州大学生救人事件”中，渔民为了个人利益竟然见死不救的悲剧便是对我们敲响的警钟。而这一悲剧在注重集体经济发展的那个年代，无论如何是不会发生的。遗憾的是这一震撼人心的悲剧并没有唤醒我们的社会深刻认识其根源，仅仅从上层建筑领域内查找原因，却丝毫没有意识到农村的所有制结构及其分配制度和政策出了问题。这个问题的确值得我们反思，千万不要以为农民的温饱问题得以解决就万事大吉。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民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目前农村的生产条件、生活环境及文化、教育、卫生等公共事业，已远不能满足农民的欲望，无奈之下大量的农村人口盲目外流，这不是一个好现象。从群体上访反映的问题也可以看到农民要求改变这一现状的呼声日益强烈。另一方面，社会进步不仅要强调经济的发展，而且要注重人的进步，而集体主义思想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精神，缺乏这一思想，就没有凝聚力和战斗力，只有一盘散沙、落后挨打。然而解决以上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壮大集体经济。只有壮大集体经济，才能使集体事业兴旺发达，集体主义思想广为流传。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引导的再好，通常只能充当集体事业的补充力量，却不可能成为主要力量。相反，个体及私营经济往往不可避免地滋生许多腐败落后行为，尤其那些暴发的个体及私营经济有可能给社会造成更多的问题，势必危及中央政权。
三、未来的农村
通过改革前后六十年的反思，就会发现一个共同点，即改革前和改革后都有农民满意的一面和不满的一面。人们赞叹改革后农民温饱问题得以解决，同时又赞叹改革前凝聚的集体力量;人们不满现实的最大问题是贫富悬殊、两级分化，而对过去不满的最大问题是温饱问题长期没有得到解决。仔细分析，我们还会发现一个不同点，改革前的不满主要是工作中的失误，而不是集体化没有优越性，改革后的不满主要是家庭经营固有的弊端，而并非干部工作所能改变。显然，只要我们坚持集体化的发展方向，不断纠正以往工作中的错误，集体化的优越性便能充分发挥，中国农村就会进入持续的发展。事实上，华西、刘庄等明星村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当全国普遍实行家庭经营后，华西、刘庄等部分农村没有随大流，而是继续坚定集体化发展的道路，同时坚持集体化经营下的不断改革，不断抛弃工作中的缺点，从而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实现了共同富裕和两个文明的同步促进。这一发展与小岗村的发展形成巨大的反差。此时，中央提出鼓励和支持广大农民二次走集体化道路，完全合情合理。可是有人担心离开家庭经营就会饿肚子。其实，这种认识过高估计了家庭经营的作用，忽视了集体化发展的潜力。改革前出现的“三年困难时期”的确让人难忘，但毕竟是一个特殊时期，当集体化发展到改革前夕，多数农村的温饱问题已经解决或基本解决，小岗村的情况只代表部分农村，并不代表多数农村。改革后农民温饱问题普遍得以解决，除了家庭经营使农民迸发出短暂的热情外，还有以下因素：
(一)国家工作重点由过去的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转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二)改革前三十年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
(三)改革前的种子革命起了作用，尤其是杂交水稻的成功推广;
(四)工业积累完成以后开始返哺农业，农业机械，电器，化肥等生产资料由过去的供不应求到满足供应;
(五)国际环境发生了变化，中国处在和平发展的环境，对内不再备战备荒，对外不再有战争，不再有大量的物资援助别国;
(六)对外开放引进了国外先进的农业技术，包括国外农产品在中国市场广泛出售;
(七)劳动强度减弱，饮食结构改善，农民口粮需求减少近半;
(八)计划生育收到显著成效，人口出生率明显降低，人口素质明显提高;
(九)三农问题引起中央重视，农民负担大大减轻。
基于以上因素，尽管1985年之后，农民种地积极性一直减退，但中国仍然没有出现粮食危机，否则，早出问题了。此外，家庭经营后统计的粮食产量，完全来自于乡村干部的估计，各地为显示政绩，所估产量往往高于实际产量。因此，我们千万不要对家庭经营持有乐观态度，更不可以因为温饱问题的解决来否认甚至掩盖家庭经营固有的弊端。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农村现在最迫切解决的问题已不是从前的温饱问题，而是从政策上考虑：如何壮大集体经济，实现共同富裕，消除两级分化，使人民安居乐业;如何让闲置的大型农业机械动起来，提高生产效率，实现农业产业化、农村城市化;如何让有识之士在农村创业有用武之地，使农村成为大学生创业的广阔天地。这些问题，华西、刘庄等部分农村的实践为我们找到了很好的答案。凡是去过华西、刘庄村的人们，都会看到那里的富裕是共同富裕，人民安居乐业;那里的生产效率极大提高，具备现代化标准;那里的人才聚集，科技成果不低于城市化水平。总之，农村生活城市化，农业生产产业化，农村设施现代化，农业管理企业化，农业发展科学化，科学决策民主化，在这些村已成为现实，看了这些村，中国的农村才像进入盛世时代。人们向往这样的村，期待这样的村出现更多，有的村已自发地放弃家庭经营，再次走向集体化，并且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南街村就是最好的说明。对此，站在对广大人民负责，为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着想的角度，我们再没有理由怀疑集体化的优越性，再不能采取消极等待、观望回避的态度，只有肯定他们的实践，指出未来农村的发展走向仍是集体化，而不是愚昧落后封闭的家庭经营。
综上所述，中国农村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农村的差距，早在中国近代史上就已形成，并非集体化造成，恰恰是集体化缩短了这一历史差距，继续过去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最终使我们更加落后，沿用别国的生产方式，只能跟在别国后面爬行。实践证明，只有集体化才能体现广大农民的利益，集中广大农民的智慧，凝聚广大农民的力量。实践将进一步证明，农村集体化是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必然，而集体化经营下的不断改革和完善，则是农村集体化历史发展的必然。农村改革前的最大失误在于我们的工作没有因地制宜，没有坚持集体化经营下的不断改革，而改革后的最大失误在于变集体经营为家庭经营方面搞了一刀切，庆幸的是华西、刘庄等部分农村的改革是坚持集体化经营下的改革，因而找到了正确的出路，完美地体现了社会主义集体化的优越性。当然，现阶段，华西、刘庄等部分农村的实践不能代表中国所有的农村，我们不能就此否认家庭经营的存在。应当承认，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很长时间，家庭经营仍将存在，否认这一点，就会脱离实际，就会犯改革前的错误，但我们必须看到农村未来的发展主流是集体化。因此，普遍把家庭经营长期作为农村发展的单一形式的政策是不合理的。我以为，凡是人口较多，且自然条件可以进行机械化作业的村，都要引导他们并在他们自愿的基础上逐步走向集体化，只要中央政策推动，各级领导重视，加上典型带动，坚信一定会有更多的村走向集体化。而走向集体化的村能否像华西、刘庄那样发展，关键要看我们的干部、并且首先要有一个好的带头人，否则，群众不会跟着干，集体化的优越性是发挥不好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培养和造就一批无私奉献的优秀干部，当然，这又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这项工作做好了，相信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有许许多多的华西、刘庄村出现，到那时，我们的国家才真正进入盛世时代。
一个农妇眼中的中国农村
侠客岛按：
春节期间，上海大学博士生王磊光一篇返乡笔记《看沧海桑田，看人情冷暖》广为传播。侠客岛岛友“笔者”发来文章说，王在文中提到的老家“湖北的大别山区，L县”，就是湖北省黄冈市罗田县。
“笔者”对罗田县十分熟悉，对王的描述非常亲切，王说“我导师王晓明教授在2004年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L县见闻》，写的就是这个地方”，而《L县见闻》中提及的“三里畈”等，即是罗田的地名。
“笔者”还发来了，其4年前到罗田县某山村过年时，与岳母对聊的“返乡笔记”。虽是4年前的文章，虽是一个山村农妇眼中的家国大事，却值得一读。文中内容除标注外，均以2011年为背景;部分标注的内容是“笔者”根据今年的情况新写的。
“笔者”说，在罗田县，有见识的，也许远不止走出去的王磊光博士生，也包括村里的农妇。关心家乡发展进步的，还有博士的父母亲邻。“笔者”还说，罗田真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八山一水一分田，九资河，天堂寨，板栗，甜柿，茯苓，山泉水，板栗炖鸡汤等等，很美，很美味，很值得去看去尝。这里，也是革命老区，刘邓大军曾“千里跃进大别山”。
大别山区L县：一个农妇眼中的村中大事
——与山村岳母聊天记（2011年2月16日整理）
聊天地点：湖北罗田县某山村
聊天人甲：岳母，农妇，小学三年级毕业，53岁(比城市同龄人明显显老)
聊天人乙：笔者，在京工作
核心提示：身为山村识字不多的农妇，岳母的话题和思考，件件是琐事，又件件是大事。
春节期间陪妻回乡赋闲，住在岳父家“山间别墅”——临近义水河的一个“塆子”，当地农家大都二层小楼，院后青山一座，院前竹林一片，喜鹊鸣叫天天，山泉水有点甜。用当地板栗、当地山泉水、当地土鸡，熬制的“板栗炖鸡汤”被誉为“罗田国宴”——前提是“当地”。（注：笔者2015年再到这个塆子过年，发现几座大山被拆平了，据说要建古城搞旅游，又说，进展不太顺利。）
除了下地割菜，买买年货，走走亲戚，看看电视，无太多事可做。一日饭后，饭桌上，与岳母聊家长里短。主要是她说我听，她用罗田方言(鸟语花香之“鸟语”)，我用标准普通话。我听不懂的，她就重复一遍。
聊完一想，这些话题，虽是家常，源于村邻亲属家庭琐事，但又极有普遍性，件件事关国家大事(如留守儿童)，乃至国际大事(如全球金融危机)。
1，农村细伢不识爹妈——留守儿童问题
细，在罗田话里表示“小”，细伢，即小孩。岳母说，村里年轻人，结婚生完孩子，孩子七八个月时，小夫妻就双双外出打工，孩子交给爷爷奶奶(或姥姥姥爷)带。这样一走大半年，有的一两年，一回来，小孩两三岁了，他就认奶奶，不认识爸妈，更不让他们抱。这种情况不少。都说打工是为儿女，到头来，孩子不认你了，那还有啥意思。
农村人出外打工是挣钱多了，可就是一年一年见不着孩子。最好的办法，就是能在家就近打工，比如在县城的“食为天”(一家食品厂)做工，挣的不多，但天天能回家。
笔者思考：这些年，媒体上关注留守儿童(主要指学龄儿童)已经很多，但关注留守婴幼儿的不多。事实上，婴幼儿时期同样是极为宝贵的成长期，“细伢不识爹妈”现象同样值得关注。
笔者老家在中部某省农村，表弟表妹侄子侄女多为留守儿童，大都留守几年后，学习成绩下降，然后考学无望，于是也南下北上地打工去了。所谓“农民工二代”。笔者老家所在村隶属的镇上，有一个幼儿不识打工归来的妈，他妈说“我是你妈”，他反骂说“你是俺妈?我还是恁爹嘞”。
2，农村打工女孩未婚先孕——民工情感生活
岳母举了村里村外几个例子(因涉及真实人物，实例免去)，说现在女孩大都初中毕业后，十六七岁就外出打工了，南方去的多。打工两年，一回家就得结婚，因为啥?交朋友谈恋爱，怀孕了。她们不太尊重自己，不知道自个保护自个。怀孕了咋办，家长小孩都好面子，只好结婚。嫁的好也好，有的嫁的还是穷，有的嫁到外地，又适应不了。还有的生了孩子，有兔唇等毛病。
到了年龄，谈恋爱是应该的，现在都讲自由，大人也管不着。但一谈恋爱就怀孕，就是个问题了。有的家长，比如某某家，今年不让女儿外出打工了，怕在外边恋爱惹事，准备给她在家相亲。
笔者思考：农民工找工作问题、收入问题、春运买票问题，媒体多有关注。此为从他们赚钱谋生角度考虑。事实上，作为具体的活生生的人，农民工感情生活，同样值得关注。近年，有的企业给农民工夫妇提供了夫妻房，还有的地方向(男性)农民工宣传防艾知识。现在看来，除了农民兄弟，农民姐妹——尤其是未婚年轻女孩，有必要普及一些如避孕等自我保护知识。
3，农民不爱种庄稼了——粮食安全问题
放眼所见的田地，除了旱地种有青菜萝卜外，水田大都抛荒。据说，以前冬季是要种冬小麦和油菜的。现在，只有极少户人家冬天才种小麦和油菜。岳母说：划不来，一亩小麦能产三四百斤(远低于北方大田地的产量)，油菜产量也低。以前种两季稻，现在也都种一季稻，插完秧，打打农药，其他时候基本不管理了。板栗树开春了要松土施肥剪枝，现在有的家庭，也懒得做。
种庄稼伺候板栗树太费时间，腾出时间做工，挣得更多。比如某某，给人家盖房子，他是大工，一天能挣一百。小工也能一天挣六十。在“食为天”做工，一年能挣八九千。外出打工挣得更多。(注：罗田盛产板栗，当地人称是全国板栗第一县，县里有板栗交易市场。2015年春节到罗田时，岳母说，家里去年的板栗基本绝收，其他人家的也很一般，可能与花季时雨水太大有关，病虫害也多了)
笔者思考：(2011年)2月9日，北京及河南商丘等地喜降“今冬第一场雪”(事实上早已过了立春)，雪不大，山东河南等地严重旱情尚不足以缓解，小麦依旧有减产之虞。国际粮价据说涨了。
无农不稳。为了粮食安全，十八亿亩耕地红线国家始终不敢动，每到旱季涝季，国家领导人比农民还心焦。今年(2011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定在农村水利上。粮食安全问题中，还有一个问题没法回避：
愿意好好种粮食的农民不多了，以种粮食产量高为荣的农民不多了。他们都搞“兼职”去了。
4，河里铁砂涨价了——金融危机后世界开始复苏
岳母说，当地人还有一项经济收入：河里淘铁砂。前几年，到处是淘铁砂的大船，弄浑浊了河水，河床也这儿深那儿浅，河道被沙堆堵塞，夏天下大雨，行洪不方便，还污染了县城的饮用水源。后来治理了，不让大船淘铁砂。一家一户的，还可以用吸铁石(磁铁)套在木棍上去淘，一天一人能淘几百斤。
铁砂按一吨的含铁量算钱，一个百分点，前年是4块钱，去年(2010年)最贵11块。河里铁砂含铁量高，一般50%左右，最高的63%。按50%算，淘一吨铁砂，前年(2009年)能卖200元，去年(2010年)最多能卖550元，贵了一倍还多。
笔者思考：此前的一次聊天中，岳母分析去年(2010年)家里收入提高了时说：前年是金融危机影响，收入不好，去年就好多了。当时，我有些诧异，山村农妇竟然也知道并且极为自然地说出了“金融危机影响”，这足以说明：这场危机如同水银泻地，确曾深入城乡各个角落;大众媒体(农村以电视为主)使城乡之间的信息鸿沟有缩小趋势，一些热门词汇不是城市人的专有。
事实上，铁砂的价钱，同样受金融危机影响。去年(2010年)，我国经济率先在全球复苏，全球经济也大面积复苏，由于建筑市场大量使用钢材，国际国内钢材价格上涨。石子掷河，波纹波到这里的山村时，就是铁砂价格上涨。
城市和农村紧密相连，中国和世界互不可分，地球已是地球村。（注：2015年的今日，铁价已成一些地方头顶的阴霾。此一时彼一时。这与大的经济周期有关，也与国际经济形势有关）
5，修路修到干部家门口——发愁路仍是不少农村的现状
村里有几人做官，其中一位官至“局级”(科级)，住在村里。去年(2010年)，此官员拉了一笔钱，在村里修路，一直修到自家门口，然后水泥路戛然而止。
而再往西修十几米，再修过两三户人家，就能到塆子最西的岳父家。岳母等几家人决定去村里争取，说修路既然毁了家里的地不赔偿，就应该把路延伸十米，人人能享有。村里说，是那拉钱来的干部不让修。大家问原因，被告知：钱是我拉来的，你们家又没当官的，又不用开车，修了路也没用(注：这段话是转述的，可能未必如此冰冷，如此让人感到难受。希望是转述时转述错了。另外，如果这篇文章被侠客岛选用，一些媒体转载时，请一定不要用这句话作为标题——你们媒体啊，标题党太害人)。
现在，修路的停工了，水泥路到干部家门口修了个平台，然后就止了。后来，几经周折，村里说补贴些钱，让剩下几家自个修剩下的那一段，“局级干部”依旧是不乐意（注：一个小官僚就如此横行霸道了）。生活在农村，家长里短，一言难尽，其中还有诸多细节，不一一罗列。日常琐事等等，非常复杂，修路的问题，可能是各种问题的集中爆发点。
笔者分析：为村里做好事，应该骄傲才对。用把路修[道]（到）自家门口来显示身份，或其他目的，真是如村民说的，“弄得大家不是怕你，而是恨你”，就得不偿失了。当然，我们国家的干部，大多还是好的，一些人更多会是用帮助乡邻的方式显示自己的存在，而非相反。
国家这些年虽然一直在大搞交通建设。但目前为止，路的问题，尤其是部分山村路的问题，仍是个问题。(注：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到农村路的问题，但主要关注集中连片贫困地区)
只把路修到自家门口，固然或许有一些特权意识在作祟。如果说从中能透出部分官员点滴心态的话，其实更让人联想城乡差距——在城市，好像没听说过“干部住的小区有路，普通人住的小区没路”的情况，无论何处，路都修得好好的，公交车也尽可能通到最偏远的郊区。在农村就不一样了，有关系的，能优先拉来修路款，能把路先修到自己门口。有人说：这多正常啊!或许，可怕的就是这种“正常心理”。
6，生孩子与买房子买车子——都市白领的生活现实
在都市生活，经常(请注意“经常”这个词)会被问到，买房了没。答案是，没买。暂时真是买不起。然后呢?然后，心里有压力，继续好好工作。
聊天时，岳母说：房子的事，40岁了能买，50岁了还能买，但是孩子要早生。
我和妻子结婚时，是租房，至今还是。岳母并未逼我们买房，而是说以后还能买，但孩子要早生。这让我多少有些汗颜，即便不是好面子心理。
笔者思考：在都市，白领如何生活得好(物质、心态)，是考验智慧的，智慧该用在何处，更是考验智慧的。时下，判断成功与否，都市(农村类似)的现实是，更多的是看你家有几套房。如果你有眼光并且当时有钱，几年前买了房，现在就相当于比他人多赚了数十甚至几百万。年轻人的创造力，已经大多为一套房而汲汲，其他行业的利润，也大量地被房地产和投机者榨走。
不是所有的岳母都是逼迫女婿买房，但所有的女婿都希望有一套房，让家更可靠，可以触摸。继续租房吧，先淡定淡定要不?（注：随着时间发展，各种问题都会慢慢解决。现在很多生活在大城市的人，还关心买车摇号问题）
《半月谈》杂志发表的《农村老年人自杀的社会学研究》报告称，大陆农村老人自杀问题“已经严重到触目惊心的地步”。很多老人自杀，除了生存艰难、疾病缠身以外，就是缺乏亲情。这种令人耻辱的社会现象，对我们这个具有高度“优越性”的社会主义，以及对我们这个号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国官员，实在是一个极大的讽刺。对此，不知道我们党国的领导同志们会作何感想?说实话，这《半月谈》的编辑们也有点儿扯淡，这种违背我门党国“舆论导向”，不符合我们党国“核心价值观”的东西，岂能在如此重要的党刊上随意发表?这不是在我们党国的脸面上抹黑么?!真是岂有此理啊!
《农村老年人自杀的社会学研究》报告透露，在老龄化程度高达28%的江苏省如东县，六七十岁的老人，绝大多数还在打零工、做家务。当他们老得不能动弹，渴望有儿孙在身边关怀照料时，不少老人却只能在养老院走完人生最后的旅程。报告说，其实大陆农村乡镇的不少敬老院并不是老人们颐养天年的理想所在，很多老人只是在这里“活着”。比如，如东县环镇敬老院收养了82名五保老人，然而仅有的7名工作人员，很难对老人们做到必要的“关怀和照顾”。敬老院里没有亲情，缺乏友情，甚至没有任何情感交流，老人们仅仅只能“苟且”地“活着”。这样的现象即使真实存在，好像也不能公开宣传吧?!
大家都知道，以往，我们这个民风淳朴的大陆农村的社会传统，一向由子女晚辈照顾和奉养老年人。如今，在农村地区，大多数青壮年都拖儿带女外出打工，家中往往只有老人留守家业。这些老人除了农田劳作，畜禽放牧之外，哪有亲情可言?而各级地方政府对农村老人的照顾和福利微乎其微，这就造成农村老年人的生活境遇日趋悲惨。如今，大陆的农村社会越来越畸形变异，传统的孝道已荡然无存。农村老年人在绝望之余，自杀现象呈蔓延之势。许多地方的农村地区居然将老人自杀看作是很正常的现象。据湖北京山县的村民反映，保守估计，该地区至少有30% 的老人选择用自杀来了结自己的生命，令人惊异!
据武汉大学社会学系讲师刘燕舞经过长达六年时间，走访11个省40 多个村庄的考察，居然发现，自杀已成为农村老人结束生命的普遍现象，其中不乏子女逼死老人的极端事例，让人听了无不心寒：一个在外打工的儿子听说父亲病重，便请7天假回家，当父亲病情缓解后，儿子问父亲：“你到底死不死啊?我可只请了七天的假，还包括给你办葬礼的时间。”老人在绝望之下随即自杀身亡;湖北省景山县一位老人，边喝农药边在火盆里给自己烧纸钱，直到停止呼吸。村民说，老人是怕死了孩子连纸钱都不给烧;还有一位老人怕死后子女不肯花钱埋他，自己挖了一个坑躺在坑里喝农药;有一对老夫妇同时喝农药自尽，老太太当场死亡，但子女却未把还留有气息的老先生送去医院抢救，老先生在家里挨过三天后痛苦离世。据说，许多农村老人认为，他们的三个儿子：“药儿子(喝农药自杀)、绳儿子(上吊自杀)、水儿子(投水自杀)，哪个都比自己的亲儿子亲。” 这不骇人听闻么?!
其实，这世界上如果大家都有平安生存的权利，有哪个老人会心甘情愿“自我了断”?“事实上，多数自杀身亡的老年人，是不想死的。”刘燕舞老师还记得2011年冬天他去应城农村做访谈的情景。在离他住处不远的一户人家，照料着一位瘫痪在床的老人。那年年底，子女们商量，给老人断水、断粮，希望他在年前死掉，“免得过年家里来客人，屋里臭烘烘的”。然而这个倔强的老人，就想“拼了命地活下去”。他躺在床上嗷嗷大骂，抓起粪便在屋里到处乱扔。一直坚持到大年初一，老人才绝望的咽下最后一口气。这种事情还不让人遗憾么?一个身边有儿有女的老人竟如此痛苦地走完自己的人生，这不悲惨么?!
难怪，我们不敢实施安乐死。在现在这样不断败坏的社会风气下，一旦可以合法实行安乐死，就会有大量的老人会被他们的不俏子孙施以“安乐死”而强行消灭的。如果真就这样一代一代传承下去，我们这个党国，连同我们这个民族，真会在不费一枪一炮的“敌对势力”面前“自我了断”!令人特别沉痛的是，我们党国连续几十年的严重腐败既败坏了党风，也败坏了民风。如今，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想要重新回归旧日淳朴善良之风尚，还真有点难了（注：如果上述动物世界的悲惨情景都是铁证如山的话，难道这就是被封资修卫道士们吹得天花乱坠的改革开放的前途吗）!
当然，上述这样的话语也只能在我们民间内部说说而已，看看能否引发善心与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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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林之晓风残月
未来，孩子还能这样在乡村玩耍吗?
我生于农村，长于农村，到上海学习，并留在这个大城市里工作。我的家乡位于中部某省，一个千人村庄，人均4亩地，村子里也有穷人，但普遍的生活并不很难。
我曾经在许多时候，在许多人面前，表达过对家乡的热爱。捉过鱼的小河，翠绿的麦田，甚或是田野里的一座座坟，都曾是我无数次情感停留的所在。
只是这些都留在了记忆里。如今，我要讲述我眼见的家乡。
这些文字来自我这些年的返乡见闻。它们只是在讲述，讲述我所见到的农村图景，而这样的图景更多的时候是被忽视和遮蔽掉的。
一、早婚早育和农村养老 #FormatImgID_3#
不得不先从早婚这个事情说起。
根据我国《婚姻法》的规定，法定最低结婚年龄是男22周岁，女20周岁。可在我们村以及周边的几个村，结婚的年龄一般都在20岁以下，除了在外读书的之外，很少有超过20岁还没有结婚的。过了这个年龄若不结婚，也就意味着可选择性很小，或很难找对象了。
像我这样二十大几还没结婚，在村里几乎就是异类。按我父母的话说，因为我到现在还没结婚，在村子里，他们就被别人瞧不起，抬不起头来，被人嘲笑。
早婚在这里俨然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风气，一个看一个，一个比着一个。你20岁结婚，我就19岁结婚，你19岁结婚，我就18岁结婚，且基本上是没有领结婚证的。在父母看来，早点给孩子完成了婚事也就早点完成了任（注：如此一来，曾几何时，极左极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及机会主义的败家子们，就又有强盗装正经地进行敲诈勒索——非法罚款的理由了吧）。
我的邻居中，一个1991年出生的男孩，和网恋的18岁女孩在2009年正月里“奉子成婚”了，没有领结婚证。我问，那以后生孩子怎么办?他说，到时候再说呗。
我知道，所谓的到时候再说，也就是请客送礼花钱，修改年龄，补办结婚证，不然怎么给孩子办准生证和户口呢?
和村书记一个桌子喝酒时，我问他农村的早婚事情，他说很普遍，不仅我们村，在我们县，甚至隔壁的几个县都是这样。对于这种事情，他也没办法管。“想管也管不了，这些孩子结婚之后就常年在外打工，找人都找不到。”（注：这也许是大实话，看来只要实行资本主义私有制之后，所谓共产党领导一切，就必然成为自欺欺人的谎言了）这个书记如是说。
在农村，一般结婚后一年内就会生孩子，而若在一年内没生孩子的，就会被嘲笑，被歧视。农村女人，可以说是没有青春的，在结婚、生育之后，很快就变得苍老。刚20岁出头的女子，看起来老得像40岁一样（注：难道这就是被封资修卫道士们吹得天花乱坠的改革开放的前途之一吗）。
按照国家法律规定，在我们这里，头胎是男孩的，不允许生育二胎。但是在最近几年，这些头胎是男孩的，并且已经结扎过的妇女，都接近40岁的年龄了，又纷纷去再做手术，再生孩子。
这就是农村，真实的农村，45岁的女人和18岁的女人，共同怀孕待产，有了网恋，有了未婚生子，有了高龄产妇，与城市“接轨”了。
父母有时候会半开玩笑半生气地说，当初，还不如不让你去读书呢，不然，现在我们也就可以抱孙子了。你看村子里和我们差不多大的，都已经抱上孙子了。
闻此，我很难过。因为父母说的不是他们的观点，而是正在农村流行的观点。
把眼光放到农村养老问题上，就不难理解早婚早育的现象了。
在村里，老人的生活还是要靠儿女的赡养。不过，老人们把自己名下的或多或少的田地，交给儿女打理所得收入，并不足以负担他们的生活，以至于养老在农村逐渐成为一种沉重的负担，使得老人的生活质量下降。
更多的情况是，老人还是自主生活，除非是衣食完全不能自给，不然还都是一人或老夫妻两人住在一处小房子内，儿女每年给些粮食和零用钱。有些老人得了癌症一类的病，其本人和家人基本上是主动放弃治疗，然后等待死亡。甚至有些被疾病折磨的老人，恳求自己的儿女用农药将自己药死。
我父母常与我笑言，他们把我送出来读书，而他们将来则面临老了的时候无人赡养的局面。对此，我只能沉默，或许努力在这个城市挣些钱，买个房子，存些钱，再祈求父母的身体可以一直。十几年后，将年迈的父母接出来在身边，才是唯一可以避免这种情况的办法。这固然是一条艰辛的路，但责无旁贷吧。
二、医疗和火葬#FormatImgID_4#
这两年，农村也有了合作医疗，每人每年交几十块钱，在村卫生所看病可以报销30%%。这的确是个好事情。
这次回家，却听闻好多人提到合作医疗的时候，都有怨言。诸如虚开药价，同样的药，在县城的药房买只需要两元钱，在村卫生所开出来却要3元钱;是个小病，也先让你打几天吊针。由于农民长年打工在外，你不可能让一个农民工在外得了病而跑回去治疗。所以，村卫生所的主要病人都是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妇女和孩子。你不可能指望这些人来纠正卫生所的错误。
还听说，村上的卫生所，每次开药时从来不出具电脑打印的明细账单的，而都是在每天的营业结束后，重新做一份新的明细账单，以备上报或检查之用。因为有些药是被纳入合作医疗的，有些药没有被纳入。至于农民最后用到的到底是什么药，是否享受了国家的福利，无从知晓。
合作医疗的卫生所是自负盈亏的。医生的月收入，据说是每人都有六七千元，而附近另一个村的卫生所因为交通便利，那里的医生的月收入，每月都有近万元。而我们县城高中一个老师的月工资不足 2500元。
每次过年回去，我都会问父亲，这一年，村里死了谁。整个村庄都在老去，村子里那些我熟识的人、长久地停留在我记忆深处的人，都会在某个我所不知道的时刻死去。
癌症这几年在农村的发病率特别高，很多人都突然得了癌症，然后死去。隔壁的邻居常说：“以前也没听说过这个癌症，那个癌症，怎么现在这么多。”2008年，我们村子里死了3个人，除了一个女人是因为从一户人家新盖的两层小楼上掉下来摔死的之外，另外两个死去的男人，一个59岁，一个60岁出头，都是因为突然被检查出来得了癌症，而且到了晚期，在熬了不到半年后就死去了。在死去之前，他们都是村子里做农活很厉害的人，当然，他们不会去想着检查身体，就像是自然界的动物，安静地存活，安静地等待疾病的突然袭来。
在农村，经常会听见这样的一种幸福定义“有吃有喝，没病没灾”。而若是一旦得病，也就常意味着死亡，因为，每每总是小病拖成大病。然后就是等待死亡。
顺便再提一下火葬问题。前些年，政府强制实行火化，这也使得在我们县的各种厂纷纷倒闭之际，火葬厂竟然存活了下来，据说效益还不错。但是由于农村的习俗，火化了之后仍然要用棺材，将骨灰盒放进里面，然后办丧事，下葬。所以，后来这里面就产生了猫儿腻，只要出钱(据说是好几千，当然数额多少，也要看是否有关系)，就可以不用火化，火葬厂收了钱之后，也会出具证明。查也查不到，除非开棺。而开棺是很危险的，很容易造成警民冲突。当然，若是有权势的，不交钱也可以堂而皇之地不用火化尸体，直接下葬。
火葬，原本是为了节省耕田，现在看来，起码在我们这里，成为一种形式，甚至成为权钱交易的灰色地带。
三、教育和观念改变#FormatImgID_5#
邻居的一个小女孩，1994年出生，小学没有毕业，身体都还没长成，在外打工已经一年了。春天的时候去采茶，后来去了南通的一个家庭工厂内做箱包，包吃住，一个月500元钱，从来没有星期六星期天，每天早晨7点多开始做活，晚上什么时候结束不一定，有时候干到晚上10点多。和她一起的还有两个差不多大的小女孩，都是夏天收完麦子后去的，大半年挣了2900块钱回家。
2900元钱，一个16岁女孩辛苦大半年的收入。在我和她谈话的时候，她并没有一句报怨，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命吧。她们是认命的孩子，顺从的孩子。
她的头发拉直了，有点都市的影子，只是那双手，粗糙得像个老人一样，满是伤口和茧子。她没有经历花季。
在农村，流行的一句话是“读书不读书都一样，反正都是打工”，或“读大学又怎样，出来还不是打工?”
每每回家，最怕的是别人问我工资多少，因为在他们看来，我在上海(上海对于他们，成为一种文化想象，一个遍地是黄金的大城市)读了所谓研究生了，毕业后，起码也要上万元的工资，还会有人给你分好房子。
等我照实告诉他们挣得没有这么多的时候，他们会说：我看读书也没什么用，某某初中没毕业在外面打工，一个月都好几千。
对于这些，我能争辩什么呢?
我们县高考升学率之低，很难想象，估计是全省最差的一个县了。全县人口80多万，2008年参加高考的只有7000多人(还包括大量的复读生在内)，考上的本科(三本以上)才1500余人，其中大量的是三本。其中复读生占了大多数。
那剩下的那些人呢?无非复读，或是外出打工。
在我们县，职业技术培训学校开了许多，不仅县城里，乡镇里也有许多。培训的技术，无外乎缝纫，电焊等。然后，他们就进入沿海的一些工厂内。
在更多的孩子和家长看来，这才是人生的正确道路。读高中，花钱又不一定考取大学，考取了大学也没啥用。
能挣多少钱，在农村已经成为衡量一切的价值标准。父辈乡邻之间的谈话，大多是关于谁在外挣了多少钱，谁家挣钱在县城里买了房子。古人云，一文钱难倒英雄汉，现在则是，无论是英雄还是狗熊抑或是奸诈小人，有钱才是真好汉。
无论你人品怎样，即使你之前是个流氓泼皮无赖，倘若你能挣到钱，也是会被尊重和肯定的。你出手阔气，抽的烟好，穿的衣服好，家里房子盖得好，就可以将其他的一切都给遮掩过去，这真可谓是“一钱遮百丑”了。
父亲常说到村上某某时，有这样的感叹：“唉，无论怎样，人家现在能捞到钱哦。”我跟父亲说，人活着不能单单为了钱考虑。父亲说，人活着不为了钱，还能为了啥呢?
一切向钱看，无论其他（注：这是猫论的必然结果吧）。诸如目前在家乡特别流行的观点：谁家让孩子上大学，谁家倒霉，花了钱，出来还没啥大作用，又不是铁饭碗，现在到处都是大学生。还不如及早出来打工，赶上好机会，打工一个月也能挣好几千。
由此而形成一种“宁愿打工也不读书”的社会风气。但试想，倘若将来受高等教育的群体，主要是城市的孩子，而农村的孩子只能高中毕业就以出卖体力的身份出去打工，或是受过一两年技术培训就被输入进现代化的生产线上，那么，长期如是，农民只能是一代又一代打工，这与以前的那种一代放羊，生了孩子养大了还是放羊又有何异?
当然，我并非是歧视体力劳动者和打工者。但我想，一切不应该这样。
四、农村低保和“人命不值钱”#FormatImgID_6#
在农村，有许多事情的发生，的确是你所想象不到的，比如低保。
申请农村低保的基本程序是，由户主向乡(镇)政府或者村民委员会提出申请;村民委员会开展调查、组织民主评议提出初步意见，经乡(镇)政府审核，由县级政府民政部门审批。乡(镇)政府和县级政府民政部门对申请人的家庭经济状况进行核查，了解其家庭收入、财产、劳动力状况和实际生活水平，结合村民民主评议意见，提出审核、审批意见。在申请和接受审核的过程中，要求申请人如实提供关于本人及家庭的收入情况等信息，并积极配合审核审批部门按规定进行的调查或评议，有关部门也应及时反馈审核审批结果，对不予批准的应当说明原因。
而在我们村，有的一家四口人，包括几岁的孩子，全都享受着低保，有许多青壮年的劳动力，也在享受着低保，而一些80多岁的爷爷奶奶却没有低保。
父亲和我说这件事的时候，很愤慨：“谁送礼给书记，谁就有低保，谁上面有人，谁就可以有低保。”
在我们村，低保成了权力这根大棒之后的那根胡萝卜，成了安抚与拉拢的工具，村书记想给谁就给谁。低保一年有近千元，完全成为一种额外的福利待遇。该有的没有，不该有的却有了：谁家权势大，有;谁家上面有人，有;谁家送礼了，有;谁家是刺儿头，容易闹事的，有。
回家还听说两件“人命不值钱”的事情。
其一，是我们后面村的一个老人，念过私塾，写得一手不错的毛笔字，会算命测字打卦，懂一点孔孟之书。经常在赶集的时候，去镇上给人算命，虽然 80多岁了，身体还算硬朗。几年前的时候，有一次在去赶集的路上，被一辆摩托车撞了，然后死了。最后，两家私了，肇事者赔偿了1万块钱。回家，我问父亲，怎么才这么少的钱，我爸说“他都80多岁了，还能活几年?”——生命的价值，是用年龄来衡量的。
其二，去年，在距离我家不远的一个村上，一个女的，年龄是60多岁，去村里的医务所打针。针头还没拔出来，人就死了。这明显属于医疗事故。最后，赔偿4.5万元私了此事。
试想这两件事，若放到城市，会怎样处理?
五、对权力的崇拜和对政治的冷漠 #FormatImgID_7#
说到崇拜，不得不提农民对权力的崇拜，通俗地说，就是对当官的崇拜。
“当官的哪有不腐败的?还是当官好啊!”村人如是说，当官不仅意味着有钱，还意味着有势力，甚至可以鸡犬升天。时常可以听闻有讲述某村的某人在外当官，然后将全家都接走了，又帮谁谁安排了工作，又几个电话就摆平了某件事情。
这样的观念，大多停留在四五十岁以上的村民那里，至于年轻的一代，由于长年迁徙式地往返于城市与乡村之间，似乎自主远离了政治。或许更是因为，他们自知自己无缘于政治参与而主动放弃。
我们村的那个书记，今年69岁了，被称为“不倒翁”，在村书记的位置上，起码已经干了有近20年了。也有人说其很会糊弄，上面有人，在村上又不得罪人，得罪人的事情，都会暗地里指使别人去做。
农村发展党员，谁想入党，必须要经过村书记这一关，先送礼，再表示忠心，于是，发展党员，也就成为培养个人亲信的渠道。起码要确保入党者不会危及其地位。而有几个所谓的刺儿头，怎样也无法入党。
韦伯曾批评德国边境的一些农民，不关心国家政治，是市侩。我家乡的村民，似乎也如是。当然，对此我无意批评，或许他们是聪明地远离了政治，或许他们为了生活之艰辛，只需要对金钱的追逐。
最后说一起发生在我们县的杀人事件。某人的一个儿子在省内的某个市做一官职(据说好像是政法委副书记或其他)，其依仗儿子的权势，俨然成为村中一霸。后，村内一人愤然将其杀死，沉尸水塘，案破，其曰，我是为民除害（注：这不是我某位老同学曾有过的言行吗？所不同的是我那位老同学，仅为了保护社会主义合法家庭之一妻女的人身安全，才把破坏了好几个合法家庭之后，又扬言要用硫酸对妻子和女儿毁容的昔日旧情人，用安眠药加勒死后沉尸水塘，结果被判“暂立决”。他在遗书中也认为自己是“为民除害”）。这则故事，在乡里传为奇谈。
六、土地和进城 #FormatImgID_8#
我们村的土地，是人均有4亩左右，重新分配过一次土地，之后就一直没动过，这使得有的人家娶了媳妇，生了孩子，都没有土地，而像我这样的，户口早已经迁出，但在家里还有一份土地，那些死去的也包括在内。
农民对于土地的眷恋正在逐渐下降，村里许多有钱的人，都去镇子上或是去县里买了房子，平时都住在县城里，只有每年两次农忙的时候才回来。
在我小的时候，我们村种植了许多经济作物，诸如棉花、薄荷、西瓜等，可现在，都是一季麦子、一季大豆。省事，完全的机械化操作。雇用联合收割机，直接把粮食拉到家，有的户，收完粮食就当场卖掉，带了钱走人。然后将秸秆在地里烧掉，再种下一轮。有的人家不愿意种地的，或是常年在外的，就将土地租给别人种，租金300元/亩/年。
有一条正在建设中的高速公路经过我们村，修路占用农田分为两种，一种是路面占地，另一种是取土占地(要取土垫路基)。取土占地的面积很大，有好几块，一块就有80亩。村上有的户是摊到了，有的没有。摊到的就很庆幸，没摊到的就很沮丧。能够卖地的，都很开心。
人们不再稀罕土地。只嫌弃卖少了，没有说多的。
一些三农学者常说，土地目前成为农民的束缚，成为阻碍农民现代化的桎梏，也有人说土地是农民生活的最后保障，是返乡之后的最后栖息地。但无论是怎样的看法，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就是：农民已经不再深深地爱着这块土地。
不再需要土地的农村人也正在抛弃农村，甚至是厌恶农村。或许这是城乡之间的差距在这二十余年来逐渐被拉大的结果，或许是持续二十多年的打工潮，使得农民对于城市的生活越来越向往。无论是年轻的一代，还是五六十岁上了年纪的人，村庄更像是一个驿站，每年只有夏收、秋收和过年的时候，人们才会回去几天。等忙完了之后，又迅速撤回到了城市之中，只剩下孩子和老人，有人甚至将孩子也带走了。
在美国的华裔里，有一个词叫“香蕉人”，而农村的这些年轻一代，在进入了城市之后，也迅速地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城市人，甚至是更像一个城市人。如是的行为，是在掩饰自己的农民的身份，还是隐藏着一种巨大的渴望?
对城市的渴望，也带来了我们县城的城市化的巨大推进，尤其是房地产的兴起，而这些房子有很大一部分是卖给了农村的那些打工富裕者。
他们在向城市靠近，离农村越来越远。
七、黄赌毒#FormatImgID_9#
每年回去，从县城下车开始，到回到距离县城40里路程的村庄，一路上，我都会努力去寻找变化的痕迹。县城里新修建了一个某某会所，楼下停放了一排的车。城里的那几个洗浴中心还是那么红火，据说是楼下洗澡，楼上卖春。在我们镇上的一个洗浴中心，去年冬天竟然有了“男女共浴”的服务，按小时收费，一个一个的小房间，吸引了周边村上的许多青年男女和小情侣。村上的人说，生意是特别的红火，价格也不是很高，15元/小时。看来，人们的观念真的是变了。
镇上的网吧也很热闹，放眼望去，全是十五六岁的孩子在玩游戏，嘴里叼着烟卷，神情专注。
十七八岁的男孩子，留着长发，染了颜色，并且还带了耳钉。十六七岁的女孩子，说自己喜欢的人是李宇春，在课本前面写上“非主流”三个字，作为自己的人生信仰。他们不知道WTO，但知道麦当劳，知道网恋，会用QQ找女朋友。
农村没有报纸，基本上每家一户电视，最近两年刚通了有线电视网络(许多人家因为收费，而不装有线)。县电视台里永远都在播放着性药和丰胸广告，用词非常具有挑逗性，大人孩子都在看。
最近几年，我们那里还兴起了一种很另类的唢呐文化。遇到红白喜事，基本上都会请一个唢呐班子到家，谁家不请，就没面子而被瞧不起。在我的小时候，唢呐班子吹的真正的唢呐，有好多种乐器，都卖力地演奏。而现在，只有三两个唢呐，配之以电子琴。
当然，我要说的不是这个，而是这些唢呐班子都会请一个女人，年龄一般都在30岁以上，到晚上的时候，就会浓妆艳抹，登台唱一些黄色小曲，说一些低俗笑话，然后和一个搭配的男人打情骂俏。基本上都是围绕着“性爱”为主题。有些时候，还会玩脱衣舞游戏。
台下的看客，有大人，有孩子，有老人，有男人也有女人，遇到精彩处，都齐声叫起好来，或高喊着“脱啊、脱啊、脱啊”。即使是丧事，也会有这样的演出，无论是亲人还是村人，脸上都看不到一丝的悲伤。若不脱，众人都会说这个唢呐班子不行，不过瘾。
有许多人都说到农村的赌博问题，的确，我们那里也很多，尤其是过年的时候。外出打工的人挣了钱回去之后，就聚在一起赌。赌得很厉害，有的人能把一年在外面挣的钱都输掉。各种赌博的方式都有，甚至妇女老人都参加，从掷骰子，到麻将、牌九、斗地主、诈金花。
说到赌博，就不得不提抓赌问题。我们镇上的派出所，简直就把抓赌当成了一种创收方式。无论是赌多大的(就连五角、一元、两元金额的掷骰子也抓，我老妈有一年冬天就因为掷骰子，而被抓了一次)，是在赌的还是在旁边围观的，统统抓进去，然后通知家里拿钱赎人，这么多年来一直是这样。当然，若是有点关系的，打声招呼，就没事，也不敢抓。
毒品，我原本以为离我们那里的农村很远，但却未必。
这次回家才听说，村里有一户人家，有两个儿子。小儿子辍学后，外出打工，在浙江某地，短短四个月，带回了17万。至于这钱的来路，其父母不仅不去过问，反而责骂其大儿子无能，最后让大儿子也跟着小儿子去了，钱是被其父母拿来盖了两层小楼，以备将来给他们兄弟俩娶媳妇用。结果后来事发，两个孩子目前都无踪影。楼房还没盖好，只是毛坯。父母也外出，年没在家过，有人说是去寻儿子了，有人说是出去躲着了。回去听父亲说，原来那小儿子在外是跟人贩毒的。至于其两个儿子的下落，有人说被逮捕了，有人说是被同行给“做掉了”，具体无从知晓。
我确信，我所见的农村，并不是一个健康的农村（注：至少改革开放之后的农村也许基本上大同小异了吧）。
我全然明白，当下农村之问题，既是现代化的发展所带来的，也将必然会在现代化发展之中解决。我并非是号召农民都固守在家园，反对工业化，过着一种“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生活。我知道，工业化的席卷或许是现代化的必然之途，也是目前唯一的“解救之道”。
我亦知道，中国的乡村之沉重，农民之艰辛，非是一朝一夕就可治愈。
但我想，总会有办法的。无论是早婚，赌博、教育的贫瘠、环境的恶化、乃至农村基层社会的政治问题、治安等都只不过是问题的具体呈现。就像一个病人，会有发烧，头疼等多方面的症候。至于怎样治病救人，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疾在肌肤还是病在膏肓抑或是持一种“讳疾忌医”的态度?这些都是需要思考的。
总而言之，希望农村越来越好吧（注：但愿美梦成真）。
中国是近14亿人口的大国，农村人口占大头，人均耕地面积只占世界人口平均土地的37.3%。粮食安全是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最重要因素。现在随着农村人口的大量迁出，大量的农田被抛荒，农村已经是老人农业了。将来怎么办?中国人的吃饭问题怎么解决?这已经是迫在眉睫的问题了。
笔者当过农民。本文不谈政治，不谈主义，不谈路线，不讨论姓社姓资，以农民的实践来总结1949年以后中国农村的成就和教训，进而探讨农村今后的发展方向。
一.土地改革
中国的农业经历了封建土地私有制---短暂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再回到集体所有分散经营的承包制。
1949年以前的中国是封建土地所有制，土地掌握在少数地主手里。解放后，经过土地改革，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土地改革，多数人是拥护的。但近几年竟然有人否定、攻击土改，把土改说成罪恶，居然还有一部攻击土改的流氓小说获得国际什么奖，这也是更多的攻击土改的人有了底气。
我不评论土改的正确与否，让事实说话。汉代晁错说：“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饥之于食，不待甘旨;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晁错告诉我们，人饥饿而没饭吃，寒冷而没衣穿，慈母也不能养育孩子，君王怎么能有人民?他所处的汉朝还不存在人多地少的矛盾的条件下说的。那末，到了人多地少而土地又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又会是什么局面?共和国建立之初，曾剿灭200万土匪。或有人问，为什么那么多人要去当土匪?他们去做工、经商、种田不是很好吗?可是在农耕时代，没有工厂，没有多少商品可供流通，且没有资本、没有土地的人去哪里做工、经商?去哪里种田呢?当长工、做佃户娶不起老婆养不活家人，当土匪是无奈的选择。那末解放后为什么一次剿匪就解决了两千多年解决不了的匪患呢?因为土地改革，人民有了安身立命之所，工商业的发展也同时提供了就业渠道。不当土匪也能生活，谁会去冒那种让人深恶痛绝的风险呢?可以设想，如果没有土改，就没有[没有]和平建设的内部环境，更不会有今天的中国崛起!不知那位文豪懂得这社会发展的大局?
二.集体化
土地改革使农民真正成了土地的主人，从根本上解放了农业的生产力但是，一家一户的生产仍然制约着农业生产的发展。耕牛、大型农具不是每户都有条件添置，且每户都配备耕牛和齐全的农具也是一种资源浪费。每户一头牛，且不说没那么多牛，每户养牛，则要占用大量的劳动力，反而不利于农业生产，而且，有些生产靠单个劳力不便进行，尤其农忙抢收。于是出现了互助形式，共用耕牛农具和生产协作。这样也为一部分劳力较弱及疾病之灾的家庭保证了正常生产。农业受环境制约，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农业要发展，必须兴建水利设施，这也是一家一户不能办到的。为了便于兴建水利设施和发展初级工商业，于是出现了合作社形式的集体，继而发展为人民公社。人民公社这种集政府职能和领导农业生产机构于1982年解散，代之为乡镇政府。
对于人民公社这段历史，现在人们仍然褒贬不一。本人就自己的切身感受谈一谈人民公社的成败。
新中国是在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解放初期，全国90%以上的地方没有公路，更谈不上电力，水利设施极度缺乏，很多的地方靠天收。在人民公社时期，所有农村利用农闲，修建了较为完善的水利设施，初步完成了县乡公路网。红旗渠正是 这一时期的标志工程之一。长江、黄河、淮河、海河的千百年来的水患得到遏制。这些都是依靠集体的组织、协作完成的。在国家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办好这些事，像现在这样依靠国家投资建设，是无法做到的（注：据自命“红五类的后代”——熊飞骏 所谓（《还原毛泽东真相》第九讲）中说“毛中国的水利工程不仅仅是修水库挖渠道建水电站，还有形形色色的“移河造田”工程”……就是那些改造成“农田”的河床，后来证明也是得不偿失的。大面积河床消失后，建筑急需的大量河沙也随之消失。改革开放中国步入城市建设高潮时，对河沙的需求成对数增长。如果七十年代那些自然河流没有“裁弯取直”，河沙应该能保证城市建设的大部分需求。近十年房地产建设证明，一条河床所储河沙的价值远远大于把这段河床改造成农田的收益。不少幸免于七十年代“移河造田”工程的自然河流，河床储积的河沙就使不少附近的村民致富。
至于“移河造田”对河流两岸的生态造成的破坏更是灾难性和不可逆的，尤其是河流淡水鱼资源损失惊人。自然河流的深潭河湾是河流淡水鱼的“家园”，这些“家园”在“移河造田”工程中几乎全部消失，河流淡水鱼资源也随之不可逆消失[注：小江小河的淡水鱼资源纵然因“移河造田”受损了，大江大河的“淡水鱼资源”是否更丰富了呢？人吃饭噎着了，是否该因噎而废食了呢]
所以“裁弯取直”的“移河造田”工程大大削弱了自然河流的蓄洪抗旱功能[注：“移河造田”的同时修建了大大小小的水库， 连作者本身都不得不承认“ 毛中国的水利工程不仅仅是修水库挖渠道建水电站……”，难道大大小小的水库等都被此文作者为代表的“人面东西”们吃掉了吗]，总体后果是弊大于利。
近二十年百年未遇的旱灾和长江大洪水，七十年代致力于“裁弯取直”的“移河造田”工程应该难辞其咎[请看：毛泽东时代名副其实的共产党人领导全国人民改天换地，重新安排旧山河，不但被反党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两面三刀分子，认定“总体后果是弊大于利”，而且“难辞其咎”了！这不是功罪颠倒是什么呢]。可多数国民却认为是改革开放中国没有象毛中国那样大兴水利造成的？[注：看来牛鬼蛇神们是心知肚明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中的“多数国民”，与当代申公豹之徒子徒孙们的结论是截然相反的。但愿当代往往好心办坏事的唐和尚家族、尤其是往往对敌慈悲对友刁的猪八戒家族等，再不该继续干亲者痛、仇者快之类愚蠢透顶之事了）。而且一家一户的单干，是无法调动那么多劳力进行建设，因为这家人去参加建设，就无法进行自家的农业生产。集体时期的粮食产量也成倍提高。笔者生活的生产队，解放初期的水稻亩产量400斤左右，到农业生产责任制前，已达到800斤以上。这其中有推广绿肥种植和双季稻栽培的作用。人民公社时期，农民靠自己的积累办起了学校，基本达到初中普及教育，扫除了新一代文盲，办起了合作医疗，消灭了血吸虫，农民的健康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积累了资金，有了初步的工业生产的家底。后来乡镇集体企业发展比较好的地方，都是依靠那时的家底起步的。
至于“移河造田”对河流两岸的生态造成的破坏更是灾难性和不可逆的，尤其是河流淡水鱼资源损失惊人。自然河流的深潭河湾是河流淡水鱼的“家园”，这些“家园”在“移河造田”工程中几乎全部消失，河流淡水鱼资源也随之不可逆消失[注：小江小河的淡水鱼资源纵然因“移河造田”受损了，大江大河的“淡水鱼资源”是否更丰富了呢？人吃饭噎着了，是否该因噎而废食了呢]
所以“裁弯取直”的“移河造田”工程大大削弱了自然河流的蓄洪抗旱功能[注：“移河造田”的同时修建了大大小小的水库， 连作者本身都不得不承认“ 毛中国的水利工程不仅仅是修水库挖渠道建水电站……”，难道大大小小的水库等都被此文作者为代表的“人面东西”们吃掉了吗]，总体后果是弊大于利。
近二十年百年未遇的旱灾和长江大洪水，七十年代致力于“裁弯取直”的“移河造田”工程应该难辞其咎[请看：毛泽东时代名副其实的共产党人领导全国人民改天换地，重新安排旧山河，不但被反党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两面三刀分子，认定“总体后果是弊大于利”，而且“难辞其咎”了！这不是功罪颠倒是什么呢]。可多数国民却认为是改革开放中国没有象毛中国那样大兴水利造成的？[注：看来牛鬼蛇神们是心知肚明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中的“多数国民”，与当代申公豹之徒子徒孙们的结论是截然相反的。但愿当代往往好心办坏事的唐和尚家族、尤其是往往对敌慈悲对友刁的猪八戒家族等，再不该继续干亲者痛、仇者快之类愚蠢透顶之事了）。而且一家一户的单干，是无法调动那么多劳力进行建设，因为这家人去参加建设，就无法进行自家的农业生产。集体时期的粮食产量也成倍提高。笔者生活的生产队，解放初期的水稻亩产量400斤左右，到农业生产责任制前，已达到800斤以上。这其中有推广绿肥种植和双季稻栽培的作用。人民公社时期，农民靠自己的积累办起了学校，基本达到初中普及教育，扫除了新一代文盲，办起了合作医疗，消灭了血吸虫，农民的健康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积累了资金，有了初步的工业生产的家底。后来乡镇集体企业发展比较好的地方，都是依靠那时的家底起步的。
人民公社时期有没有问题呢?有。如果一点问题没有，解散人民公社就没理由了。现在有人炒作人民公社时期饿死三千万人、四千万人，大概说需要那么说。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到底有没有饿死人?有。但被无限放大了。为什么饿死人?一是天灾，二是人祸。天灾我就不说了，有气象资料可查。我重点说人祸。我是1956年出生的，经历了大食堂，确实饿过肚子。我家乡是大别山区，那时人口基数少，人均田地不足一亩。虽然饥荒，但并没有饿死人，也没有逃荒的。只是那期间出生率很低。
人祸是怎么产生的?是浮夸风、命令风和瞎指挥。大炼钢铁，毁掉了山林，荒废了农田。虚报产量、放卫星，把几块田里的稻子搬到一个田里，应付上级检查。由于一部分劳力被抽调去炼钢铁和各类工程，致农业劳动力严重不足，而且 强制推行不合理的密植，要求像做几何图案一样插秧，导致严重耽误农时，前面栽插的稻子开始孕穗，后面还在栽插误了农时的老秧苗，结果造成人为的大面积减产，而且还有虚报产量导致国家征购上升，造成了严重的饥荒。如果不是毛主席给六级干部的信得到传达，其后果[说]（是）难以想象的。近年来，不少别有用心的人把责任全推到毛主席身上，我不免困惑。我作为生于饥荒年代的人，不知道是谁的责任。我记事后听大人说，曾希圣在安徽当省委书记，他是浮夸风、命令风、瞎指挥的罪魁(这是有档案可查的)，尽管他打击同志，捂盖子，但最终被处分，文革被批斗。由于经历了饥荒，我对曾希圣颇有微词。但是不知为什么，1978年，曾希圣被平反了，追悼词说：“曾希圣同志说？中国人民的忠诚战士，优秀的共产党员，强加给他的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并为其恢复名誉。”我不知道所谓的不实之词是指安徽没有饥荒还是饥荒没他的责任。虽然过去了三十多年，我还要问一声党中央：为什么要为曾希圣平反?是不是他搞浮夸风、命令风、瞎指挥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真理?
由于人民公社时期确实出现过人祸，由于人民公社时期全国人民还没有完全解决温饱，也就为后来解散人民公社提供了依据。
对人民公社的历史要客观的评价。农业集体化有没有优越性?有。在抗御大的自然灾害方面，集体的优越性是单干无法比的。1969年，沿江多省[生]发生特大洪灾，我家乡大河两岸的部分农户的房屋、和几百亩良田全化作沙洲。由于是集体，无家可归的社员立即得到安置，集体迅速为他们建好了瓦房。被毁的农田经过两冬两春的苦干，得到全面恢复，其防灾能力比以前得到加强。可以想象，在国家还不富裕，在全国大范围的灾害降临时，如果是一家一户的单干，是无法面对的。房子没了，田地毁了，没吃、没住、没穿，拿什么盖房子，分散的零星劳动力怎么能恢复被洪水毁掉的命根子—宝贵的农田?
集体化有没有问题?也有。偷奸耍滑的出勤不出力的有没有?也有。一人拥有几亩土地还要去要饭，是很说明问题的。集体化的农村，是以生产队为单位的集体所有制。其实就是众多股东的农业公司。其利益分配不是以股份分红，而是以劳动多少进行分配。一个公司经营得好坏，并不干公司这个合作体制的事。如同政府官员中有腐败分子，并不是政府这个机构有问题，而是那个领导有问题，总不至于因为政府机关有腐败分子，就要解散政府。成败是公司经营的内容是否得当，公司的领导和员工的素质是决定公司兴衰的主要因素。不是天下人都办不好公司，也不是天下人都能办好公司。所以，一个集体单位没经营好，并不是所有制出了问题，是指导下面集体的领导以及那个集体的领导和成员自身素质有问题。那时的农民，基本是文盲和半文盲，除了会出力、会种田(不是科学种田)之外，其他什么也不会，就是具备农业机械化的经济条件，能使用的人都很少。那时中国还不具备经商和劳动的市场，农民也就不可能离开农村去发展。当时领导农村的县、区、公社的领导也是大老粗，其中也有投机分子，因此瞎指挥的较多。最制约集体经济发展的是上面约束太多、摊派太多，非农部门都可以无偿向农民派工、征调物资。以粮为纲，限制多种经营发展，学大寨不是学艰苦奋斗的精神，而是教条的不因地制宜的照搬照抄，搞大工程。农民实际从事农副业生产的时间只占实际劳动的一半。太多的没有实际收入的劳动参与实际收入分配，必然造成农民的收入难以提高（注：所言甚是。据老母亲说：当年我们一家四口人，爸妈两个年轻力壮的劳动力，一年干到头，还要欠集体5元钱；“文革”时我回家帮助生产队放牛后，年终结算时才赢余5元人民币回来。这除了此文已阐明的原因之外，据说同宗子孙的记工员，连我老爸作为一个使用耕牛犁田的好把手，辛辛苦苦干了一天的活都把他忘记工分了；甚至不止是忘记了一二天。这不知到底是记工者太健忘还是有意而为之？幸亏我老爸虽然目不丁记性还不错，哪月哪日在哪里用牛耕田记得一清二楚，记工员才不得不在年终结账时通过众人重新给补上。如果干什么零碎的农活自己已经忘记自然也就白干了！据说自此之后，我老爸便开始学画小圆圈了，即干了一天活就给自己画上一个小圆圈！想想几千年来，只有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农民阶级的父老乡亲和兄弟姐妹们，不知吃了多少苦？经历了多少天灾人祸的苦难的人生？却还往往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如此折腾，集体当然难以搞好，拿此政策强加于任何公司，都能将其破产。但即使这样，仍然有一部分集体经营得有声有色。如：大寨、华西村、刘庄、南街村等集体已经成为世界农村的榜样。笔者生活的农村说闭塞的山区，人均耕地不足0.5亩，1973-1974年间，搞大队核算，由于公社修水库，按劳取酬、多劳多得，部分劳力一年的工分高达700个，在如此高水分的情况下，分红率扣除积累仍然达到每个工0.70元。人均粮食达到500斤。所以，我们那儿不存在外去要饭的问题，而且家家户户都养猪养鸡。这就给人带来疑问了，为什么某地人均四五亩耕地，却要领导开介绍信外出要饭，而我们那儿条件那么差却温饱无忧?一句话，还是领导问题。凡是集体搞得好的，是那个党支部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一个无私心而且有智慧的领导，他也能让一群农民嗷嗷叫，一个好的团支部也能让农民青年热血沸腾，那个时代，入党、入团是很自豪的。所谓集体养懒人，只能说是那个无能的、自私的领导带出来的。
三.农业生产责任制
1982年，中国农村全面推行“大包干”责任制，人民公社全面解散。奇迹出现了。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温饱问题一下子迎刃而解了。于是，有人说，“大包干”充分显示了活力，一包就灵。我不否认大“大包干”后的成果。粮票取消了，物资丰富了，广大农村焕然一新。但是，“大包干”后的农村并不是媒体宣传的”
“富得流油”。党中央三番五次的说“三农问题”，可见“大包干”的活力并不持久。那末，当初呈现活力的，后来为什么没后劲?这里有个客观条件，大包干是适得其时。集体时期，农业的肥料来源主要是有限的农家肥，每亩只能分配到几斤化肥，没有高效农药，没有现在的优良品种。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原来勒紧裤带建设的大型化肥厂都相继投产，有了肥料的满足和良种以及农业科技的推广，才使粮食产量产生飞跃。如果没有这艰苦奋斗换来的有利条件，无论把土地怎么细分，甚至让“充满活力”的同志也承包一份土地，仍然解决不了中国人民的温饱问题。也许有人会问，你要否定责任制吗?回答：我不全面否定。至少在那个人均四五亩土地尚且要外出讨饭，至今仍然没起色的地方应该实行“大包干”。而且各级领导要以人民的真正幸福为标准的责任制。要废除干部不作为还能终生为官的官员制。还有那种以粮为纲的限制经营的政策取消得好。
按理说，充满生机活力的“大包干”责任制实行后，农村经济应该持续稳定增长，为什么后来那么的收入反而停滞不前或下降?原因是：
1.集体原有的企业被私人承包，由于赚到钱就吃光分光，不留积累，不能扩大再生产，生产流动资金全靠贷款，遇到紧缩银根，企业立即倒闭。还有基层银行、信用社的贷款成本高得出奇，贷款要付回扣。这也是乡村企业不能发展的因素之一。
2.农村人口多，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不同于其他行业，任你使用什么魔法，加大多少投入，一亩地也产不出超吨粮的，所谓高产只能在少数试验田。投入越大，意味着成本越高，效益只能越低。农资的成本在增加，劳动力成本咋增加。1995年的粮食亩产量和1985没有多大区别，粮食的售价变化也不大，而农资价格涨了几倍。整个市场物价涨了几倍十几倍，亦即在生活水平不提高的情况下，比1985年要多支出几倍十几倍，加上教育、医疗费用百倍的增长及地方政府乱收费，农民靠种田已经无法生活。特别要指出的是，1992年以后到取消农业税之前，广大农村掀起一股新的浮夸风。官员们曲解邓小平同志的跨越式发展，虚报工农业产值，虚报农民的收入。乡村调查统计农民的收入，专找高收入的调查统计。计算收入，不扣除成本，统计粮食收入，不扣除种子、化肥、农药、机械费用，统计养猪收入，不扣除仔猪和饲料及防治生猪疾病的成本。统计乡镇企业产值数倍虚报。我一个战友在区办花岗岩加工厂当厂长，该厂一年产值30多万，统计上报时，上面要求报百万。那位厂长有抵触，一位曾在当地当过乡书记的副县长专门找他开导“要深刻领会小平同志的跨越式发展”。后来该厂的产值被上报到100多万。由于有了工农业产值的高水分，第二年的各种税费则以此为依据进行征收，穷人和富人一样摊税费，穷人为富人缴税。当农民种田生活倍感艰难，纷纷涌向城市时，却被当做盲流驱赶，劳务证、暂住证五花八门的收费黑手都一齐伸向农民。农村基层政府的腐败也从这时开始蔓延。乡镇干部人数急剧膨胀，而干部并没有实际工作可做，唯一的任务是收税费和计划生育。政府给下面的扶贫资金被截留私分，拨下来的各项工程的资金也是雁过拨毛，最终导致豆腐渣工程层出不穷。老百姓向上反映，没人理会。村民举报村干贪污，电话打到县反贪局，回答是这个不归他们管。当然，这些问题和大包干无关。无论是集体还是单干，政府官员一旦由为人民服务变为寄生虫，都是人民的灾难。
好在我们的党和政府及时发现了问题，郑重提出‘三农问题“，解决”三农问题"。由于城市的发展和国家建设为广大农民提供了劳动市场，也由于政府关注了拖欠农民工工资，大部分农民找到了活路，加上取消了各种税费，并实行种粮补贴，也截断了无节制的吃农坑农的黑手，使党和政府重新回到农民心中。应该承认现在的最高农村确实发生了巨大变化，但要指出的是，这种进步并不是“大包干”带来的，这是城市工业发展带来成果。没有工厂就业，没有城市的劳动市场和工程建设的用工需求，在那一亩三分地里是建不起来新农村的。相反，“大包干”的一家一户的生产模式已经制约了农业的发展，推行土地流转，已经说明问题了。由于农业分散的经营，已经造成农民两头难。靠种田无法满足今天的消费，去打工，又要荒废农田。即种田又打工，不说来去奔波的开销，打短工也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所以不少人已经将土地抛荒。现在的农业已经是老龄农业和妇女农业了。再过10年还有没有农业劳动力?
农业的出路在于机械化，农业人口大量城镇化也是必然趋势。土地养不活那么多人，大部分人最终要告别土地。(但只能循序渐进，万万不可急躁冒进)。一家一户的耕作，严重制约着机械化的发展，机械不便在小片土地耕作，且倒腾过来倒腾过去的农机耕作，把油耗和时间浪费在耕作转移的路上，增加了农业成本。在有限平原地区，一家一户的祖坟只能立在各自的大田中央(因为没有公共墓地)，也不利于机械化生产。特别是公共建设遇到了瓶颈，修公路、办企业，那些土地就成了金不换。沈浩下去当书记，曾经举步维艰。不少农村地区的建房已经无序，宅基地都选择在路边的良田。而且没有规划，东一栋西一座，造成大量空地浪费。在山区，那些良田是多少代祖先流血流汗开垦出来的，是留给子孙生存的基业，现在几年功夫全那么败掉了。按道理，承包土地是责任制，其责任是保护好所承包的土地，并在土地上合理生产。现在是有承包而无责任，抛荒、乱建房，大概不是大包干的初衷吧?
四. 出路在哪
农业的改革已经进入让人困惑的时期。 国家在推进土地流转，专家在高叫土地私有化，也有人说要回归集体。邓小平同志说：“关于农业问题，现在还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我以前提出过，在一定条件下，走集体化集约化的道路是必要的。但是不能勉强，不要一股风。如果农民现在还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就不要着急。条件成熟了，农民自愿，也不要去阻碍。北京郊区搞适度规模经营，就是集体化集约化。从长远的观点看，科学技术发展了，管理能力增强了，又会产生一个飞跃。我讲过，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会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就是发展集体经济。社会主义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农业也一样，最终要以公有制为主体。公有制不仅有国有企业那样的全民所有制，农村集体所有制也属于公有制范畴。现在公有制在农村第一产业方面也占优势，乡镇企业就是集体所有制。农村经济最终还是要实现集体化集约化。有的地区农民已经提出集约化问题了。这个问题这次不提也可以，还是巩固承包制，但是以后总会提出来的。现在土地是公有的。要提高机械化程度，利用科学技术发展成果，一家一户是做不到的。特别是高科技成果的应用，有的要超过村的界线，甚至超过区的界线。仅靠双手劳动，仅是一家一户的耕作，不向集体化集约化经济发展，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是不可能的。就是过一百年二百年，最终还是要走这条道。”(《邓小平年谱(1975年——1997年)》下，第967、1338、1349-1350页)。我们到底听谁的?我认为，农村问题不能依靠不懂做工也不懂种田的专家来顶层设计。
我这里不引用权威言论，举几个例子供制订农村政策的人们参考。
1.有一个大力士，力扛千斤，单个劳动，他确实能创造比平常人多的财富。但一次他要搬运一个大石头，却无能为力。而一群力气不大的人，在一个人的指挥、带领下，搬走了很多那样大和更大的石头。
2.两支人数、装备、战术能力完全相同的军队交战，甲军统一指挥，集体协同作战，乙军采取单打独斗。胜负如何，由读者推定。
3. 一比较富裕的农民决定办一个工厂，需100万资金，但盘算一下，资金不够 ，只能作罢。另外20个不富裕的农民在一个有智慧的人带领下，共筹集80万就把工厂办起来了。他们通过内部调节，厂房的土地不用买，建厂房是大家自己出工建造的。而且厂子建好投产后，大家即是工厂的所有者，也是劳动者。
有人鼓励资本下乡，甚至引进外资去控制中国农业。当然，资本下乡，地里也能长出粮食。但是，资本所有者不会种田，他依靠的仍然是农民。土地在资本手里，种什么是资本家决定。土地流转到资本家手里，必然有土地成本，这个成本最终要消化到消费者身上。资本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如果全国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粮食的价格则由资本家决定。粮食价格失控，必然导致整个物价失控。农业生产受气候制约，很难保证不出现天灾，当国家不能把握粮食市场时，一旦缺粮，或谣言缺粮，都会造成动荡，富人会抢购，穷人可能抢劫。那样就会天下大乱。农村人口城镇化，必须走一步看一步，总之要保证就业。土地应该[有]（由）谁经营?应该[有]（由）土地所有权者经营。大包干的承包人是土地的责任人，如果他实际放弃了经营，也就是放弃了责任，也就是放弃了承包权。为什么他还要享受地租和政府补贴?土地所有者应该无条件收回荒废土地，然后交给任何愿意种田的农民甚至是城市人规模经营，并允许户口进入。对交出土地农民，允许其回乡参与生产，以劳动参与分配。这样，就降低了农业成本，也给基层政府那些领工资混日子的官员找到[到]一份责任—乡镇政府必须保证土地无荒废。具备经营条件的集体，应该由集体经营。
资本可以到农业投资，而不是买地。投资者可以成为土地集体所有的一员，但不能成为土地最终所有者。不能有继承和转租转让的权利。土地所有者不能向种田人收取任何资费。土地集体所有制永远不能变。一旦变了，就没有回头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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