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当前最大的危险是腐败
谈当前最大的危险是腐败
作者: 正宇君
我们讲到腐败,不仅指官员腐败,也指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道德的等领域的社会腐败。各种腐败、各个领域的腐败的产生和存在都不是孤立的,是密切地相互联系着的,它们一起严重地破坏了良好的社会风气,影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必然是人们关注的焦点。社会腐败的不断蔓延,已经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
当前,腐败主要表现在经济领域,但关键是官员腐败,权力方面的腐败。权力腐败与经济领域的腐败结合在一起,加速、加重了整个社会风气的腐败。聚胺奶粉、瘦肉精、假药、卖淫嫖娼、各种名目的乱收费,等等经济领域的腐败,无不与权力的腐败有直接和间接的联系。治理腐败,首先应该从政治权力腐败,官员的腐败开始。
无论我党在历史上犯了多少错误,但是,建国前三十年是我国历史上最廉洁、最公正的时期,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为什么会出现那样具有历史意义的时代呢?首先,那时我们党的领导干部的权力不是用来为自己谋私利的,他们密切联系群众,以赢得群众的信任为自己的最高利益,他们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他们不仅在工作上努力做群众的表率,在道德方面也努力做群众的楷模,正是有了这样好的“官风”,才带动了一代良好的社会风气。官风好了,我们治理社会其它领域的腐败现象,腰板子才硬,社会其它领域的腐败分子才没有空子可钻。权钱交易,权力商品化是社会腐败不断蔓延的核心问题,所以,消除社会腐败现象应在综合治理的前提下,把惩治官员腐败放到第一重要的位置。
最近,温家宝总理说:“当前,我以为最大的危险在于腐败。而消除腐败的土壤还在于改革制度和体制。我深知国之命在人心,解决人民的怨气,实现人民的愿望,就必须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
当前最大的危险是腐败。他的话使那些为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担忧的人们得到了一点安慰,因为,腐败问题的严重性已经引起了党和政府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说腐败问题是最大的危险是几十年的反腐斗争中的一种新提法,表明了高层对反腐斗争的重要性、艰巨性及紧迫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前一段时间,抓反腐斗争的一个部门的领导带着相当大的情绪说,他不赞成近几年来反腐是越反越多的说法,并列举许多数字说明反腐斗争取得的巨大成绩。这些话或许有一定的道理,但,很多人认为在腐败问题如此严重的今天,说这样的话是不合时宜的。过去,中央领导没有说当前最大的危险是腐败,而在反腐取得如此大的成绩的今天说这样的话,意味着什么呢?
“目前反腐倡廉工作与人民群众的期望还有较大差距。腐败现象在一些领域仍呈易发多发之势,一些案件触目惊心,影响极为恶劣;”温总理的这段话,说明了我们反腐斗争的艰巨性,说明人民对反腐效果不满意的合理性,反腐斗争成果大小的基本标志应是人民的满意度。2010年全年共立案13.96万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4.6万人,其中涉嫌犯罪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的5373人。从这些数字上说,我们不能不说我们的反腐斗争确实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是,如果仅仅因为有了这些数字就说反腐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就将是非常不科学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抓住的腐败分子越多,正说明了腐败问题的严重程度。一个干净的房子里就一只苍蝇,我们费了老半天或许才能抓得到,如果满屋都是苍蝇,我们一伸手或许就能抓住一大把,这一点就像我们不能拿某个地区的公安烈士多来说明这个地区的社会治安好一样,正相反,从某种意义上说,公安烈士越多,正说明这里的犯罪分子越猖獗。反腐斗争的最终胜利,是我们建立了一套有效的社会监督机制,致使腐败分子不仅能得到及时的惩处,而且失去了大量产生腐败的土壤,人民比较满意。
为什么说腐败是当前我们社会中的主要危险呢?
腐败已经严重地损害了党的肌体,严重地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威信,破坏了其与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联系,削弱了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影响了政令的畅通,正确方针政策的有效实施。
党的领导干部和政府官员的腐败必然、同时也正在直接或间接地损害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催生或激化政府与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消弱党的政治基础,破坏社会稳定。
腐败已经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党的领导干部的腐败和政府官员的腐败与社会其它领域的腐败相互联系,相互利用,加深了社会风气的败坏,催发拜金主义的蔓延,一切为了利益,利益就是一切,破坏了文化和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致使社会浊水横流,国民的社会道德水准下降、社会责任感丧失、信仰危机,损害了一个国民应有的民族精神。
腐败破坏了社会公平正义,促使司法不公,教育不公、分配不公等影响人民切身利益的社会恶劣现象的进一步蔓延。
党的领导干部和政府官员的腐败和社会上的土豪劣绅、不法商人、黑社会相勾结,在一定范围内形成了一个比较强大的社会邪恶势力,危害群众利益,扰乱了社会秩序,损害了法律的尊严。
执法不公,执法腐败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最近,报道的网民们对有关“李刚门”事件及“药家鑫门”事件审判的激情评论,就清楚地表明了政府和法律在相当大一批群众中的信任度。经过邪恶与正义的激烈较量,虽然犯罪分子受到了法律的制裁,而现实生活中不是所有的受害人都能像这两个事件中的受害人那样幸运的。
劳动人民历来都把法律当做保护自己最终利益的最后的一道屏障,法律的尊严在劳动人民心中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它是劳动人民头上的天,每当劳动人民走向绝境的时候,总是大声呼喊:“苍天呀,难道就没有王法了吗?”这呼喊既是劳动人民对法律应有的尊严的认可和期望,同时又是对现实的绝望。法律的公正性是历代劳动人民最敏感的一个问题,法律的公平正义是国家的尊严所在,是人民的希望所在。法律应该有它神圣不可侵犯的尊严,但在高喊依法治国几十年的今天,法律的尊严一直不断地遭受到权力和腐败的挑战、戏弄和亵渎;法律面目前人人应该是平等的,昔日这一用来当做批判历史的有力武器,如今已经深入人心的理念在无情的现实面前正遭到越来越多的人的质疑。对社会的稳定来说,没有什么东西比法律尊严的丧失更可怕的了。
腐败膨胀了经济成本,加重了社会负担,而这些负担必然会象历朝历代一样,最终转嫁到广大劳动人民身上。
腐败严重地破坏了正常的经济秩序,影响了经济的健康发展。健康的社会应该有竞争,竞争使社会焕发出勃勃向上的生机,但是,健康的竞争只能在公平正义的条件下产生。腐败破坏了公平正义,腐败介入了竞争,私人利用公权参与社会财富分配,使社会产生了裂痕,最终会给社会产生毁灭性的打击。
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和政府官员不仅通过贪污的方法为自己聚敛财富,而且通过收受贿赂、利用权力入股等方式与所谓的企业家、开发商等相联系,共同通过不正当手段,甚至违法行为从社会中敛取高额利润,加速了中国两极分化的出现,推进了特殊阶层的快速形成,有人说是新的剥削阶级的形成,并且开始稳定起来。最近各种媒体频繁披露的有关“官二代”、“富二代”炫耀个人身份、从社会中谋取特殊利益、敢于违法乱纪等等的新闻,突出地说明了这个问题。当胜利者永远是胜利者的时候,高贵者永远是高过者的时候,那么社会的健康竞争就会消失,我们的社会就会失去应有的生机。如果通过这种方式创造的贫富悬殊还不可怕的话,那么,将这种悬殊稳定化,将是有极大危险的。
在我们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快速出现两极分化,形成新的特权阶层,是难以让人想象的,它不仅动摇了我们党赖以生存的理论基础,损坏了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动摇了宪法的根基,而且在现实生活中引起了广大下层百姓的强烈不满,影响了我们党的政治基础。
腐败正在加大当前中国政治及经济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的难度,影响了国民对党和政府的信任。
对一个政党,特别是象我们这样的、被右派们称之为“一党独裁”而无时无刻不忘要推翻的执政党来说,只要能真正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就能够把广大人民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克服一切困难,纠正自身的一切错误。在实际工作中,我们什么样的错误都可能会犯,什么样的错误都可以犯,就是腐败的错误不能犯,什么样的错误犯了都好纠正,腐败这样的错误一旦达到了一定程度,它就会变成难以自治、难以医治的内伤,对一个政党来说,只要它的理念是为人民的,在实际工作中所犯的具体错误只会损害党的事业这棵大树的树枝,而腐败损害的是这棵大树的树根。官员腐败达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导致党背离自己原有的理念,彻底颠覆了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原则,侵害党的肌体,严重影响党在人民群众的威信,如果我们不能将腐败问题有效控制在人民能承受的范围内,那么必然会失去人民对党的信任,甚至会遭到人民的反对,人民的不满情绪就会被那些念念不忘实行多党轮流执政的所谓的精英们利用。
陈云说,党风问题是执政党生死存亡的问题,邓小平、杨尚昆等临谢世的时候都说过,我们的党如果出问题就出在党内。什么问题,我看主要是腐败问题。历朝历代衰亡无不与腐败有关,苏联的垮台也是与腐败有极大关系的,简单地归结为经济问题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有些人宣扬这个观点,不是糊涂,而是别有用心的。大清王朝晚期,内忧外患,最终覆灭,国民党蒋介石政府时期,党内派别林立,国家军阀混战,政令不通无不是与统治集团内部各自都有自己的一己之私,小团体之私有关。国民党初期之所以还有力量,那是国民党处在革命时期,尽管在革命的过程中也犯过这样和那样的错误,但从整体上说还能高举革命的大旗,顺应历史的潮流,顾念人民的利益,克制小集团和个人的利益,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人民的拥护。当大权在握的时候,各个小集团,乃至掌权的个人都开始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正当立国未稳,国难当头,大敌当前,民不聊生,人民怨声四起的时候,却腐败猖獗,加倍鱼肉百姓,这样的政党岂能不亡?
共产党在革命时期经历了无数的艰难险阻,大革命失败,被迫长征,但革命战士有神圣的理想,革命队伍里能官兵一致,同甘共苦,尽管,红军由长征时的几十万人,最后只剩下了三万人左右,但中国革命新的熊熊烈火就是从这里燃起,长征因革命的暂时失败开始,最后却成了举世闻名的真正胜利的一座丰碑,它不仅是一场军事的胜利,智慧的胜利,而且是人的意志的胜利,更是革命领袖和革命战士组成的这一集体的纯洁、高尚、伟大精神的胜利,具有这样精神的军队又怎么会没有战斗力!
六十年代初,面对那场严重的自然灾害,苏联逼债,敌对势力的军事威胁,政治打压和经济封锁,美国支持的国民党要反攻大陆,加上党和政府在工作中的失误,新中国遇到了自成立至今最严重的困难,按有些人的说法饿死了三千万老百姓,甚至更多的人,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全世界死亡人数的总和还要多,按历史的规律,这应该是个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国家机器会被砸碎几次的天下大乱的局面,但是,中国没有出现农民造反,正相反,我们的政令仍然畅通,国家的安全仍能得到保障,数千万城市居民迁往农村,这在现在看来简直是难以想象的事,却在那种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史无前例地顺利实施了。
这是什么原因呢?八十年代,邓小平曾以十分自豪的语气充分肯定了这一奇迹,并把这一成绩的取得归功于我们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归功于党和人民群众的觉悟,归功于党群共命运的鱼水关系,归功于当时的纯正的党风和良好的社会风气。
接着,又一个问题就摆在了我们的面前,为什么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在需要人民付出那么大的牺牲的条件下,为什么我们国家仍然有那么好的政治局面和良好的社会风尚的呢?关键在党,在党的理念的真正实施,在党的自身建设,而党要做好自身建设,关键是能真正做到接受人民的监督。
我们的党一直是,也应当是坦荡的、有信心的党,面对腐败这一严重的社会顽症,应该从党的历史命运出发,从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出发,对公众关于党的腐败问题的评论,包括过激的评论采取正确的态度,应当把“坏话”当做好话听,宁愿把腐败问题看重了,不断地使自己保持高度的警惕,万不可看轻了,让腐败得到不断地蔓延。
腐败、信仰危机、社会不公是我国当前相互联系的三大政治问题。
有人说,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信仰,即多年来我们一直说的信仰危机,中国人除了信仰金钱,脑子里什么也没有了,因此才有了物欲横流,世风日下。其实,信仰危机与社会腐败目前正是我国最大的社会问题的两个方面,它们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又互为因果。
一个民族,没有了一个健康向上的信仰,精神上没有一个统一的目标,整个国家就失去了凝聚力,就会失去使国家真正走向强大的动力。一个国家仅仅有经济实力还不行,我国宋朝时期经济繁荣,但它不仅不是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弱国。
民族信仰的丧失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社会腐败问题严重的结果。而社会腐败从某种意义上说又是官员腐败的结果。目前,社会腐败与官员腐败也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互为因果的,但是,现在我们要解决社会腐败的首要任务是要解决官员的腐败问题。过去,每当我们批评党的腐败的时候,总有人辩解说我们应该相信广大的党员是好的,广大的干部是好的,这些都是毫无说服力的无用之语,其实,这一点广大老百姓从来就没有怀疑过,但是,说广大握有实权的干部是好的,可能也是事实,只是人们就不大乐意接受这一点了,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这正是严厉惩治官员腐败迫切性的原因之所在,因为党的形象正是由他们体现的,党的性质从根本上说是由他们决定的。党要使自己的信仰变成人民的共同信仰,离不开党的代表人物的模范示范作用。
建国前,国统区和解放区就如两个天,同样是中国的国民,在国统区由于国民党腐败,社会就腐败,在解放区,共产党能真正按自己的章程办事,密切联系群众,一心一意为劳动人民谋利益,党风廉洁纯正,老百姓就听党的话,党的目标就成了广大劳动人民的理想,政府官员的行为就成了人民的表率,少数一心为自己谋利益而不惜牺牲整个社会利益的人就没有了市场,没有了胆量,也就形不成腐败的气候。
过去共产党在广大人民群众中那是什么威望?党的理念成了人民的信仰,有了这个信仰,党领导那些不怕牺牲生命的革命战士推翻了腐败的国民党政府,有了这个信仰,党能领导能牺牲个人利益的广大劳动人民为克服国家遇到的困难,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取得国家建设的一个又一个的伟大成就,有了这个信仰,劳动人民能从国家的长远利益考虑,原谅党和政府在为国家的繁荣昌盛而工作的过程中所出现的失误。党的理念能成为劳动人民的信仰,是通过党的干部,主要靠的是党的领导干部的模范行为,而不是靠空头说教输入到人们的脑子里的。
现在掌权的官长们不少人都变成了公开的或隐蔽的大富豪了,而他们财富的取得基本上不是通过诚实劳动而是通过不正当手段从社会中攫取而来的。他们和社会上有钱有势的人构成了所谓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上层阶级,他们相互依存,共生共荣,甚至,为了共同的利益相互勾结在一起,打着党和政府的旗号,打着国家利益的旗号,打着法律的旗号,利用党在人民群众中留下的威信鱼肉百姓。
尽管共产党的党纲从形式上没有多少改变,但由于官员们的行为,社会的腐败现象,以及想在中国实行多党执政的理论精英们的宣传,让不少的老百姓似乎“觉悟”了,发现过去上了毛主席和共产党的当了,曾经鼓舞和激励一代代青年人、受人尊敬的、在革命理想的驱使下为人民利益牺牲了生命的先烈们在如今相当多的青年人的心中成了傻瓜、愚民,把他们和痴迷法轮功的人相提并论了。历史伟人毛泽东,在一些人的笔下或言谈中,根据他们的需要,有时成了历史上最大的骗子,有时又成立历史上最大的傻瓜,因为,在革命中,他家牺牲的人最多,他们的亲人获得的利益最少。
现在社会中不断传播一些调侃之言,内容虽然不一定很健康,但却一定程度上表达一些人的内心世界,表达了他们对社会上腐败现象的强烈不满。
例如:有人问,如果日本鬼子再打入中国,我们是不是要到抗日第一线,当民族英雄呢?另外一个人答:谁当那呀,我要去当汉奸,把市委书记告密给日本宪兵队,日本鬼子金钱美女大大地给,又一个人说:轮不到你了,如今汉奸指标少,市委书记先当了汉奸,并把我们老百姓都给出买了。
听了这些话,不禁让人的内心产生极其复杂的感受。
最近,播放的电视连续剧《东方》历史地再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不久,即建国初期继续保持党的革命精神,保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面对长期遭受帝国主义侵略、长期的战争后的那个贫穷落后的中国,领导全中国各族人民奋发图强,克服了现在的青年人难以想象的重重困难,顶住来自国内外的种种压力和挑衅,开始史无前例的大建设、开创了我国在政治、经济、国防、外交、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等全方位的新局面的历史画卷。那时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是如此的高昂,我们的党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形象是如此的亲切,又是如此的高大和神圣。当看到我们党的领袖及时洞察到党风在和平建设时期开始暴露出问题,并严厉地惩治党内的腐败堕落分子时表现出的那种复杂而又坚定的心情时,真是催人泪下,联系当前官员严重腐败堕落,道德标准一步步下降,在人民中的形象一天天跌落的今天,又怎不引人深思呢?
腐败现在几乎是无孔不入,渗透到了社会这个大肌体的每一个部件,社会上许多关系到民生的热点问题久拖不决,几乎都直接地或间接地都与社会腐败有关,特别是官员腐败有关,大的方面,如,老百姓买房难,房价调控多次失灵,看病难,上学难,打着国家和政府的旗号,对农民实施圈地运动,强制拆迁,逼死人命的事件屡屡不断,等等,从小处说,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名目繁多的乱收费,屡禁不止,考驾照,不过,或找借口说你不过,给考官手里塞几百块钱就让你过了;政府反复强调要实施均衡教育,但是到了下边,各种重点学校,贵族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地成长起来,难道他们心里真的就是为了培养拔尖人才吗?鬼才相信呢!实际上,重点学校,重点班成了地方或学校的某些官员的财源。
反腐败几十年了,但给人的整体印象是,官员贪得越来越多了,惩处的力度越来越轻了;官员腐败促进整个社会风气颓废的力量越来越强了,政府对治理腐败的措施实施的难度越来越大了;社会腐败现象的范围越来越大了,老百姓的忍耐性越来越见长了。不管我们能不能接受这样的观点,但,在我们许多老百姓的心目中就是这么认为的:现在,整个官场是无官不贪。我们有什么办法让老百姓心中不存这样的看法呢?只讲道理不行,应拿出行动来,让老百姓身边的腐败官员,一个一个都受到应有的惩罚,那才是最好的办法!比如:说60年代初饿死几千万人,为什么我们身边就没有一个是真正饿死的,你说我们官员多么多么的好,为什么每个老百姓身边都能实实在在地感到腐败官员的存在,而总受不到应有的惩处呢?
有人问:我国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另外一个人答:人们的欲望和落后的经济之间的矛盾。提问的那个人说:错了,我国社会中的主要矛盾是劳动人民日益增长的智商与官员们日益堕落的道德品质之间的矛盾。这话虽是戏言,却道出了人们日下对一些政府官员的强烈不满,用另外一种方式表达了人们对反腐工作成效的不满。
以经济建设为核心,符合人民的利益,但核心不是一切,在一定条件下,关系社会健康稳定发展的决定因素是可以相互转换的,历朝历代的衰亡无不与腐败,首先是统治者的腐败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离我们不远的大满清帝国是这样,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是如此,曾经一度蒸蒸日上被世人所仰慕所惊叹的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瓦解也不例外。经济对社会的稳定固然是重要原因,甚至是最重要的原因,但不是唯一的原因,众多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构成了一个整体,它们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就像火车的运行一样,一个关键地方的一颗螺丝钉其作用未必就比蒸汽机的作用小。因此,片面地强调经济在社会中的作用,严重忽视社会正常运作的其它方面是有害的,它会麻痹人们对其它严重的、实际上已经是迫在眉睫的社会问题应有的警觉。
当前的主要危险是腐败,问题已经清楚而又严肃地摆在了我们的面前,高层领导能用这样的判断来认识当前我们社会中的腐败问题,比起过去许多忽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的观点来说,无疑是一个令人欣慰的巨大进步,但是,如何解决腐败问题,以后的路,还很长,还很艰巨。为什么会产生腐败,怎样消除腐败,或把腐败控制在最低限度,是我们目前迫切要解决的问题,也是历史对我们党执政能力的一次重大考验。我们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并下决心要解决这个问题了,但又长期解决不了,让腐败现象继续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蔓延下去,就会给日思梦想要实行多党执政,即赶共产党下台的人以有力的话柄,就会继续动摇人民对党的信任。如果共产党,不能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公正建设等社会领域做的比资本主义做的都好,那么,党所谓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哪里?共产党唯一的领导核心地位的法理又该体现在哪里呢?
解决腐败的途径,全世界无非就一个,就是制衡权力,办法,全世界无非就两个,一种是政党之间的相互监督,轮流执政,也就是资产阶级内部不同集团的监督,这是一些所谓的精英们所竭力倡导的;一种就是毛主席创造的办法,人民的直接监督。全盘否定了文革,又据说那种人民大民主弊端很多,不足取,所以,人民的监督权从某种意义上说实际已经被剥夺了,因为,在人民的饭碗紧紧地攥在权贵们的手里的时候,人民的监督权只能是空谈。那么,我们的新路子在哪里呢?我们现在听到最多的话语就是依靠法律,依靠制度。当然,一个国家是不能没有法律的,法律的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难道我们现在的法律、制度还少吗?几乎我们国家每年都有反腐的法律、法规、条例出台,党内也不时有新的规定问世,可是执行的效果怎样呢?按道理,法律的不断出现,正应该是促进法治健全的过程,可是,在人们心里,腐败为什么仍然如故,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呢?要知道,法律、制度是人制定的,执行法律的仍然是人,而人是有立场的,用不时兴的话讲,法律是有阶级性的。我们即便是相信法律条文的合理性,但执法的人也在搞腐败,合理的法律条文还有什么意义呢?现在,在我国宪法所许可的范围内,我们所要做的是真真正正地给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让广大劳动人民真真正正地有条件行使自己对国家和政府的监督权,对自己身边的、直接代表党和政府形象的、握有实际权力的官员进行监督,而不会被“违反社会治安”,弄进拘留所,甚至监狱,不会被“精神病”,关进精神病院。在现代文明社会中,最令人痛苦的、也是最奇妙的迫害人的方法,目前恐怕就是最近我们的父母官发明的把一个真正有正常思想的人当做精神病人,与真正的精神病人强关在一起,让世人把他当做精神病,最后使他变成了真正的精神病人。
都唱东方红,东方为什么红?都唱太阳升,太阳从那里升?近百年来,千千万万的劳动人民打心眼里把共产党比作红太阳:共产党象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哪里有了共产党,哪里人民得解放。党有千千万万劳动人民的支持,党的主张才能得到一步步的实现,党的事业才一步步地走向兴旺;人民有了这样一个具有科学的主义、大公无私、一心为民的政党的领导,人民才有了新的、并且是不断再生的、自己认为能够实现的希望,并且一步步地迈向这个希望,因而,我们的国家才能一步步地战胜无数的艰难险阻,走向繁荣富强。共产党离不开人民,因为党的生命、党存在的价值、党的力量都来源于人民,人民离不开党,因为党是人民心中的太阳。
然而,太阳从哪里升起?太阳只能从人民的心中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