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地的伤痕

殖民地的伤痕
脱亚入欧论与皇民化教育

　文□吕正惠

一﹑

在龙瑛宗的小说〈植有木瓜树的小镇〉里﹐主角陈有三毕业于日本殖民当局所办的中等学校﹐并考上街役场﹙镇公所﹚的职员﹐是“本岛人”的优秀青年。他梦想着一年之内考上普通文官考试﹑十年之内考上律师考试﹐进入他所羡慕的日本式的生活中。他对自己同胞的“本岛人”怀着一种轻蔑﹕

吝啬﹑无教养﹑低俗的肮脏的集团﹐不正是他的同胞吗﹖仅为一分钱而破口大骂﹐怒目相对的缠足老媪们﹐平生一毛不拔而婚丧喜庆时借钱来大吃大闹﹑多诈欺﹑好诉讼及狡猾的商人﹐这些人在中等学校的所谓新知识阶级的陈有三眼中﹐像不知长进而蔓延于阴暗生活的卑屈的丑草。陈有三厌恶于被看成与他们同列的人……因此他也常穿和服﹐使用日语﹐力争上游﹐认定自己是不同于同族的存在﹐感到一种自慰。1

龙瑛宗所塑造的陈有三是一个非常生动﹑非常“典型”化的人物形象。他不同于文化协会的“新知识分子”﹐他不想在自己同胞身上进行启蒙工作﹐以教育他们成为现代的文明人。他也不像启蒙型的知识分子﹐对殖民者的压迫与剥削加以反抗与批判﹔相反的﹐对殖民者他表现出仰望与羡慕。他当然更不会像左翼知识分子﹐与他心目中的“肮脏的集团”﹑“卑屈的丑草”站在一起﹐共同对殖民者以及与殖民者合流的本岛人进行斗争。

在台湾文学的发展中﹐这个人物形象具有无比的重要性。他的生活态度﹑价值观念与思想倾向﹐在“皇民化”时期屈从于“皇民化”思想的台湾知识分子身上﹐斑斑可考﹐可以说是他们的“典型化”。更有甚者﹐即使不想轻易屈服于“皇民化”思想的台湾知识分子﹐在内心深处也未尝不存在着陈有三式的困惑。

“落后”的殖民地在“进步”的殖民者的驱使下进行“现代化”﹐这是近代世界史的通例﹐并且也引发了殖民地“新知识分子”的一些思想与行为上的难题。不过﹐在日本殖民台湾的过程中﹐这一问题又表现了它的特殊性格。

首先﹐作为殖民者的日本并不是“原型”的西方进步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这些国家的“仿效者”。其次﹐作为殖民地的台湾﹐原来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国家﹐而是作为另一个国家﹙中国﹚的一部分被迫割让给日本。更特殊的是﹐这一个被日本战败的中国﹐在历史的长时期里曾是日本仰慕的对象﹐对日本文化有着深厚的影响。这种特殊条件﹐使得日本对台湾的殖民教育显得更为复杂﹐在我们研究近代殖民史时﹐成为一个为值得注意的范畴。

本文不可能广泛而深入的探讨许多相关问题﹐它将把焦点限定在一个小范围内。首先﹐它将简短的讨论“仿效”西 方有成的日本﹐如何看待自己﹑以及原来与它同为“落后者”的亚洲国家。其次﹐本文将讨论日本这种态度如何透过“皇民化”运动而对台湾知识分子施加影响。最后﹐本文将分析这种影响在台湾知识分子的心理上造成什么样的难题﹐因而形成了他们特殊的认同危机。

二﹑

日本在被迫开关之初﹐原本也是亚洲型的落后国家。由于明治维新的成功﹐日本成为现代化的最后一个资本主义强权。这使日本人产生一种“感觉”﹕他们已成为近代文明之邦﹐足以厕身于英﹑美﹑法﹑德的强国之列﹔他们“脱离”落后的亚洲国家的处境﹐而成为进步的欧洲文明的一份子。这即是日本人自己所谓的“脱亚入欧”论。

对于这一点﹐研究鲁迅的当代日本学者伊藤虎丸评论道﹕

竹内好说﹕“东方的近代是西欧强制的结果”﹙《现代中国论》﹚但是﹐一般的日本人恐怕并不认为日本也包括在这个“东方”之中。但是﹐深思一下的话﹐“无媒介”的肯定近代﹐这是把自己置于西欧的立场观点。2

从这些话可以看得出来﹐日本已不认为自己是“东方”国家﹐并且是从“西欧的立场”来形成自己的观点﹐忘记了自己原来也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被近代化”的。

最足以证明日本现代化成功以后完全站在“西欧的立场”来看问题的﹐就是日本完全“继承”了西方资本主义大国的对外略夺的作法。通过日俄战争﹐日本成为东北亚的强权﹐通过中日战争﹐日本把韩国和台湾并吞为殖民地﹐略夺其物资与人力﹐以进一步发展自己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力量。接着日本侵略中国﹐并在珍珠港事变以后迅速占领整个东南亚。最后﹐是在另一个“真正”的西方资本主义力量—美国—的强力对抗下而归于失败。所以﹐日本是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内争”中失败的﹙其情形正如德国﹚﹐而决不像某些日本人所想象的﹐是为“整体亚洲”的利益而战﹑因而失败的。

日本现代化成功﹑厕身于资本主义强权﹐也使他们产生另一种看法﹐认为自己是“进步文明”的﹑而其它亚洲国家则是“野蛮落后”的。日本近代最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在日本于甲午年打败中国时说﹕“这是文明战胜野蛮。”3这种看法﹐用伊虎丸的话来评论﹐就是“无媒介的肯定近代”。伊藤还说﹕

把亚洲的近代化看作是“被近代化”﹐这才是主体性的态度。4

而大部分的日本人却忘记了这一点﹐把“近代化”“上纲”成“文明”与“野蛮”的分野。这就让我们想起﹐大英帝国全盛时期﹐出生于印度的诗人吉卜林曾说﹕对世界其它地区的殖民﹐是白种人的“负担”﹐因为白种人有责任“教化”这许许多多的野蛮人。在这一点上﹐日本帝国主义完全承袭了这样的看法﹕他们把对外的侵略与殖民当作是在帮助其它地区“近代化”﹐是在对落后民族进行“教化”的工作。我们在台湾的“皇民化运动”中很轻易的就可以看到这种声音的“回响”。

时至今日﹐这种“回响”仍余波荡漾。日本的年经学者垂水千惠在研究她所谓的台湾的“日本语”文学时﹐发现周金波对“皇民化”所提倡的“进步文明”欣然接受﹐而吕赫若却欲拒还迎﹐似乎顾虑重重。她对周金波赞扬有加﹐而对吕赫若的态度在困惑之余却颇有微辞。她完全无法体会吕赫若想在“近代性”与“本土性”之间求取一种平衡的苦心5。如果对象是日本自己﹐我相信她绝对不会忘记近代化之后的日本性问题﹐但对于台湾﹐却只剩下近代性的问题﹐这就充分表现了她和许多日本人把亚洲的其它地看成﹕只拥有不值一提的落后性。

三﹑

日本在台湾所推行的“皇民化”运动﹐是日本以“近代化”区分“文明”与“野蛮”﹐并把亚洲其它地区视为未开化之邦的具体表现之一。在这里﹐我们可以叶盛吉作为例子﹐说明这一运动及其思想倾向对台湾知识分子所造成的影响。

叶盛吉生长于日据时代的台湾社会上流家庭﹐从小受到完整的日本教育﹐并且是这一体制之下的“模范生”。他所接受的完全是“皇民化”教育那一套想法﹐并对此从未怀疑过。一直到他留学于日本﹐他才开始思索这一想法所可能产生的问题。

促使叶盛吉重新思考皇民化问题的﹐是他的“思乡”之情。这种情绪﹐引发他对从小在台湾逢年过节的拜拜及其相关事物的回忆﹐在回忆之中这些事物充满了温馨的感情。他由此体会到﹐这些事物自有其价值。然而﹐在日本“皇民化”教育的倡导中﹐凡是台湾原有的风俗﹑习惯都是“落后”的代表﹐都应该在铲除之列。叶盛吉由此思考到﹕皇民化虽然包含了许多“进步性”﹐但它不应该抹煞原先的“非皇民”本身的习性﹐这些是无关于“进步”与“不进步”的。他在《手记》里说﹕

任何民族﹐无论这民族是怎样处在落后状态﹐不懂科学﹑不讲卫生﹐而他们的故乡﹐他们的习惯﹐对他们来说﹐都是绝对的东西。即使有一天他们能接触到其它更高级的文化﹑文明﹐或者会一时陶醉其中﹐而不久﹐随着时光的流逝﹐他们也还要怀念自己的故乡﹐怀念过去的生活和习惯。

因此叶盛吉得出结论说﹕

今者应知异乎己者未必皆恶类也。6

而日本的皇民化正是企图以“近代化”的文明为饵﹐诱使台湾人放弃它原有的一切。事实上﹐这是要消灭台湾人的“本来自我”。

王昶雄在小说〈奔流〉中为我们刻划了这样一个按日本人的方式努抛弃“自我”的台湾人的形象。本名朱春生的台湾人﹐把自己改名为伊东春生﹐并娶日本女人为妻。他和自己的岳母住在一起﹐弃自己的生身父母于不顾。他的生活完全日本化﹐穿和服﹐唱日本民谣﹐称颂日本古典文学﹐并按日本方式过年节。他瞧不起台湾原有的一切﹐包括过年的仪式和丧礼的仪节﹐认为这些都是极端落后的象征。

更有意思的是﹐作者王昶雄对伊东春生所持的态度。作者藉另一个人物林柏年来反对伊东﹐因为伊东抛弃自己的父母。作者乎要从林柏年的角度来批评伊东的“忘本”。但是﹐作者又在好些地方暗示或明示说﹐伊东的一切作法都是为了台湾的“进步”。最明显的一点是﹐当林柏年要到日本深造﹐因缺乏财源而苦恼时﹐伊东暗中出钱资助。作者似乎要暗示﹐伊东透过培养林柏年来尽到他想为台湾求取进步的责任。这样﹐伊东“惊世骇俗”的行为背后﹐就显得“另有苦衷”的了。

“忘本”不是为了自我﹙这是林柏年对伊东的批评﹚﹐而是为了生身之地台湾的进步﹐作似乎有意这样的为伊东开脱。在我们看来﹐把“忘本”和“文明进步”截然对立起来﹐变成彼此不能相融的两极﹐实在有些不可思议。然而﹐对照叶盛吉的反省﹐我们可以说﹐这正是日本“皇民化运动”的逻辑。在这种逻辑下﹐头脑不甚清楚的部分台湾知识分子就中了日本的圈套﹐认为为了台湾人的前途﹐就是全部放弃“故我”也在所不惜。

四﹑

在王昶雄笔下﹐伊东是为了台湾而努力做成一个“皇民”﹐似乎“其情可悯”。但在周金波的〈水癌〉中﹐我们却看到台湾“皇民”的另一种形象。

小说刚开始时﹐身为医生的主角为了响应皇民化运动﹐开始过起日本式的生活—睡塌塌米﹕

他醒过来﹐仍旧躺着﹐一面在新铺的绿席气味中把玩﹐一面回忆东京留学时代。好几年没有在塌塌米上休息了。对在塌塌米度过的学生时代的怀念复活起来之后﹐又有更大的感慨涌上心头。认为向高水平的生活接近一步—还认为完成一项义务—倒不如说变成某种不易得的优越感﹐紧紧地逼迫全身。在塌塌米上开始过日本人的生活﹗

这使得他得意扬扬﹐使得他抱定漠然而崭新的希望。7

这一段文字写得真是“生动”﹐充分表现了现在可以成为“皇民”的医生的“优越感”与“得意扬扬”。

在小说里﹐作为“落后”的台湾人之代表的﹐是一个“没有教养的奢侈女人”﹐说话时“从手腕中亮出小型金表”﹐出口“盛气凌人”。她女儿的口腔生了严重的水癌﹐她还只是花了不少钱去看中医﹐听了主角的严重警告后还是对女儿的生命无动于衷﹐后来因赌博而被警察抓到。小说将结束时﹐这个女人又来看医生﹐想要在没有毛病的牙齿上套上金冠。这让医生和整个医院震惊之余完全不知所措。医生最后的感慨是这样的﹕

这就是现在的台湾。可是﹐正因为如此﹐正因为如此﹐才能不认输。在那种女人身上所流的血﹐也是流在我身体中的血。不应该坐视﹐我的血也要洗干净。我可不是普通的医生啊﹐我不是必须做同胞的心病的医生吗﹖怎么可以认输呢……。8

从“启蒙”小说的立场来看﹐这是一篇极“有趣”的作品。作为“启蒙者”的医生﹐他的高高在上的姿态﹐和他对他要启蒙的“庶民”那种极其藐视的态度﹐都让人感到吃惊。更可笑的是﹐他的启蒙者的资格是因为睡在塌塌米上﹑过日本式的生活而获得肯定的。如果把这篇小说拿给外国人看﹐而不告诉他“皇民化”的背景﹐这位外国人恐怕还会以为这是一篇讽刺医生的小说呢﹗

从这篇小说也可以看得出来﹐日本的皇民化运动把近代化中的启蒙家扭曲到什么样子。这里所暴露出来的是﹐殖民者那种高高在上的不可一世的神气。这种神气﹐透过他的仰慕者的“模仿”﹐显得更加盛气凌人﹐其“味”难挡。

同时﹐对照〈奔流〉来看﹐这篇小说的“皇民化”逻辑也就更加清楚了。“皇民化”等于“进步”﹐流着台湾人的血就是自甘落伍﹐所以要毫不迟疑的“洗干净”。〈奔流〉还努力要呈显出“进步”和“本土性”相矛盾的痛苦﹐而在这里﹐“本土性”非割除不可﹐因为除此之外就不可能有所谓的进步。对于“皇民化”理论的逻辑﹐再没有比这篇作品说得更简明﹑清晰的了。

五﹑

在〈水癌〉里﹐留学日本的医生立志要改造台湾﹑要洗净台湾人的血﹐但我们看到的却是﹕他以高高在上的姿态凌驾于台湾人。作为殖民者的“仿效者”﹐他甚至比殖民者还盛气凌人。在〈奔流〉里﹐同类型的伊东春生稍微复杂一些。

表面上看﹐他弃绝生身父母﹑宁可与日本人生活在一起﹐其绝情似乎超过〈水癌〉里的医生。但伊东对一向反对他的林柏年却另有一种微妙的感情。他知道林柏年是台湾青年之优秀者﹐对他的敌意视若无睹﹐最后还暗中出钱让柏年赴日深造。他对台湾的“爱”似乎更具体一些。

不过﹐〈奔流〉的构思显然比伊东的人物形象还要更复杂﹐因为设计了林柏年来反对伊东。柏年对着小说的　述者﹙也是一位留日的医生﹚批评伊东﹕

伊东春生﹐不﹐朱春生﹐他蹂躏自己生身的父母……不﹐请让我说吧﹗到我舒心为止﹗让我说吧﹗伊东的生母是我﹑我﹑我的姨母﹐我知道姨母的苦恼。请想想在天地间只有一个儿子﹐我被儿子抛弃的人的心情吧。先生﹗这样您还要袒护他吗﹖难道这样﹐你还要﹑你还要﹑你还要—9

在柏年多次表示抗议与不服后﹐作为老师的伊东有一次忍不住发脾气﹐他对柏年怒吼﹕

傻瓜﹗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心情﹐不过﹐总有一天你会知道的。今天不讲多余的事﹐你那种扭曲了的精神﹐丢给狗吃好了﹗10

伊东把“皇民化”﹑“文明进步”﹑“改造台湾”三者完全划上等号﹐因此理智而冷血地执行他的“计划”。但林柏年从感情深处知道这样的作法有问题﹐他明明知道伊东喜欢他﹑容忍他﹐但他不由自已的要反抗他。

不过﹐林柏年也了解到﹐台湾是要改造和求进步的﹐所以毕业以后 他不惜要母亲卖掉祖产让他到日本深造。到了日本以后﹐他给小说的　述者写了这样的信﹕

不错﹐我今后非做个堂堂正正的台湾人不可。不必为了出生在南方﹙按﹐指台湾﹚﹐就鄙夷自己。沁入这里﹙按﹐指日本﹚的生活﹐并不一定要鄙夷故乡的乡间土臭。不论母亲是怎样不体面的土著人民﹐对我仍然无限的依恋……11

在“文明进步”与保持“本土性”之间﹐林柏年企图达到一种矛盾的平衡。但是﹐在这一封充满悲苦情调的信里﹐我们也可以体会到﹐面对“皇民化”的强大压力﹐林柏年如何为台湾本身的所谓“落后”﹙乡间土臭﹑不体面的土著人民﹚而哀伤。

但﹐基本上这是一个假问题。作为殖民者的日本﹐它要迫使台湾人放弃它的本性﹐使台湾人认同日本侵略中国的作法﹐使台湾人为它的“南进”效命﹐它用一种特殊的逻辑—皇民化等于文明进步﹐为此必须抛弃自己的本性—把部分台湾知识分子逼入类似林柏年的困境之中。正如我们在第二节所说的﹐这个幻想似的困境并不难突破﹐叶盛吉在日本留学时已体会到这一点。不过﹐我们也因此了解到﹐〈奔流〉里林柏年所面对的问题﹐正是作为殖民者的日本虚假地强加给台湾人的问题。

六﹑

日本的皇民化运动﹐把皇民化等同于文明进步﹐把被殖民者的一切等同于落后﹐这种“逻辑”在台湾文学上的最大的“受害者”﹐可能要数锺理和了。

跟日据末期大部分的台湾作家不同﹐锺理和从小就受家庭影响﹐有着相当强烈的中国意识﹐并在私塾里学习中文。他虽然并未像他的兄弟和鸣﹙后改名皓东﹚那样﹐潜赴中国的大后方参加抗战﹐不过﹐当他与同姓女子恋爱﹑遭受客家社会反对时﹐他决定远赴大陆定居﹐多少也受了“原乡”感情的影响。关于这一点﹐锺理和在〈原乡人〉一文里已有明白的　述。他先后所定居的奉天﹙沈阳﹚﹑北京﹐当时都在日本占领下﹐他的“移居”﹐在法律上应该没有什么困难﹐但究竟居住在中国人的土地内﹐对锺理和来说﹐可谓两全其美。

不过﹐他在中国居住的经验却导致他最大的痛苦。他实际上所看到的中国人﹐和他对“原乡”的感情﹐差距是如此之大﹐让他陷入“想爱中国但又无法爱”的巨大矛盾中。在小说〈门〉里﹐他说出了这样的话﹕

平常﹐人皆指是一种力量与诱惑曰信仰﹑曰爱。但﹐我将把这崇高的东西奉献给谁﹖他们吗﹖卑鄙与肮脏﹐与失掉流动的热情与理智所代表的足堪诅咒的这民族吗﹖12

这充分表现了观念中的中国感情和残酷的现实的激烈冲突。在〈夹竹桃〉里﹐他对中国的批评更激烈﹑更具嘲讽性﹕

幸而他们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人种﹔他们得天独厚地具备着人类凡有的美德﹕他们忍耐﹑知足﹑沉默。他们能够像野猪﹐住在他们那已昏暗﹑又肮脏﹑又潮湿的窠巢之中﹐是那么舒服﹐而且满足。于是他们沾沾自喜﹐而美其名曰像动物坚强的生活力啊﹗像野草坚忍的适应性啊﹗13

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当“中国结”与“台湾结”在台湾成为论战的核心问题时﹐锺理和常常被举为例子﹐作为唾弃中国而“回归”台湾本位的证明。

但是﹐这个问题并没有表面所呈现的那么简单。抗战胜利后﹐在一九四五年的日记中﹐锺理和记下了他对中国战士在滇缅战区的表现的感想﹕

看到缅甸战线祖国勇士们活跃在硝烟弹雨之下的英姿﹐不觉潸然泪下。是悲是喜抑所谓悲喜交集。……这泪珠莫非为今日之扫开云翳重见天日﹐且知道祖国亦有此伟大﹐因而自尊得到满足而流泪的吗﹖祖国呀﹗起来吧。14

读了这一段﹐我们就可以说﹐〈门〉与〈夹竹桃〉时期的锺理和﹐并没有像周金波〈水癌〉那种弃绝台湾式的弃绝中国﹐诚如许维育所说﹕

〈夹竹桃〉虽然犀利地批判了中国的民族性﹐看似无情而自外于这一切﹐但﹐我们可以隐约感受〈夹竹桃〉中人道的同情﹑怜悯﹐作品所透露的未必即是全部的作者感情﹐有可能是作者一时﹑一部分情绪的扩大。试想﹐当锺理和一字一句地批评他原本所爱﹑所信仰的中国时﹐是夹杂怎样的勇气与伤痛……15

但是﹐我们可以更进一步的说﹐当锺理和说﹕“且知道祖国亦有此伟大﹐因而自尊得到满足而流泪的吗﹖”我们可以了解到此中微妙的信息。

日本人因近代化成功而骄傲﹐以此作为文明与野蛮的分野﹐并以此藐视其它亚洲国家﹐认为他们原本的文明都是肮脏﹑落后的﹐该在全部扫除之列。其中﹐他们对“支那人”的藐视尤甚﹐而且﹐我们不要忘记﹐他们也是骂台湾人为“支那人”的。在这种强大压力下﹐部分台湾知识分子因而产生自卑感﹐并把这种自卑感转化为对“本岛人”的弃绝。我们在陈有三﹑伊东春生﹑以及〈水癌〉里的医生身上都看到这样的因自我轻贱转而轻贱自己人的例子。比较起来﹐锺理和的轻贱中国人﹐语气更激愤﹐但这种激愤反而显示出他的“由爱生恨”﹐不同于陈有三等人的置身于“本岛人”之外﹐似乎高出同胞一等。我们应该这样“读解”锺理和﹐这样才能跟他作品中更广泛的人道同情配合得上﹐而这种精神在周金波﹑王昶雄﹑甚至龙瑛宗的作品中﹐不是付之阙如﹐就是没有那么强烈。

七﹑

近代世界史的殖民经验与被殖民经验可谓多矣﹐但像日本“皇民化运动”那样的高压式的要被殖民者放弃它的“本族特性”﹑像台湾那样的对自己的“本族特性”产生一种强烈的“自卑自贱”的反应的﹐大概并不多见。

当然我们必须赶紧指明﹐日据后期台湾最优秀的作家﹐如杨逵﹑张文环﹑吕赫若﹐从来就没有掉进“皇民化”逻辑的陷阱中。即使他们承受了极大的压力而不得不写“应景”作品时﹐他们也不曾处理过“放弃本族特性”这样的题材。但与相同处境的朝鲜相比﹐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皇民化等于近代化﹐保持本族特性等于自甘落伍﹐这种完全不通的逻辑在台湾所造成的伤害要远甚于朝鲜。

台湾﹑朝鲜对“皇民化”反应的差异﹐当然有其特殊的历史因素作背景。分析这些因素可能需要另写论文﹐这里只能从略。不过﹐皇民化运动在台湾人身上所造成的“伤痕”﹐在历史文献上斑斑可考﹐值得我们回顾与深思。

在目前的环境下﹐最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当我们自认为已从“落后”状态进入“现代文明”时﹐我们在心理上是不是在“重制”日本的“脱亚入欧”论﹐我们是不是“无媒介”的肯定“现代化”﹐对现代化的成就一力赞扬﹑对尚未完全现代化的国家充满蔑视﹖如果是这样﹐反过来讲﹐我们就还未摆脱比我们“更现代化”﹑因而“更进步”的日本﹙以及战后对我们的影响类似于战前日本的美国﹚的阴影。我们在他们面前无法“站起来”﹐因而我们对比我们“落后”的国家就更强烈的企求表现出我们的“现代化”。

因此﹐我相信﹐日本以“脱亚入欧”论为核心所推展的“皇民化运动”﹐日本把“近代化”和“本族特性”﹙当然不包括日本本身﹚截然对立的逻辑﹐在我们身上所造成的“伤痕”远远未脱离我们。这一点﹐值得我们深刻的反省。

—“第一届台杏台湾文学”学术研讨会论文﹐

　　静宜大学中文系主办﹐1998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