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慧瑜：新香港故事的两幅面孔

　　香港电影人北上参与内地电影制作已经成为“新常态”，如2017年建军献礼片《建军大业》由香港导演刘伟强执导，确实在战斗场景、历史人物表现上更加好看，尤其是一众小鲜肉扮演革命领袖，有利于青年观众接受红色历史。随着内地经济崛起，如何重新想象香港与内地的关系也成为重要的文化问题。从2017年的香港电影和香港与内地的合拍片中可以看出两种不同的香港故事。

　　底层香港的突显

　　就在香港电影人集体北上讲述香港与内地接轨的故事之际，还出现了一些以香港本土故事为主的影片。与八九十年代电影中把香港塑造为国际化大都市的形象不同，在香港本土电影中更加突显一个繁华背后的底层社会的场景，如《岁月神偷》(2010)、《月满轩尼诗》(2010)、《桃姐》(2011)、《踏雪寻梅》(2015)、《一念无明》(2016)等。在这些电影片中，香港不再是国际化大都市，那些生活在普通街巷、社区中的小人物成为香港的代表，以相对弱小、平凡、朴实的生命来保留或保存一些属于香港的历史记忆。相比之下，合拍片中的内地也不再是来自落后地区的悍匪或打工仔(如《省港骑兵》、《甜蜜蜜》)，而被呈现为高度发达、富足之地，如在徐克执导的《狄仁杰之通天帝国》(2010)中如曼哈顿世贸大厦般耸立的通天神柱和3D版《龙门飞甲》(2011)中一望无垠、颇为壮观的大明造船厂成为内地崛起的象征。

　　《桃姐》获得2012年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影片，这部带有现实主义色彩的影片延续了许鞍华近年创作“公屋”题材的电影《天水围的日与夜》(2008)和《天水围的夜与雾》(2009)的风格，讲述了梁少爷给在梁家服务六十年的女佣桃姐养老送终的故事。影片细腻地呈现了桃姐的精干、贴心和善解人意，尤其是主仆二人情同母子的深情，并借桃姐中风后住进老人院的经历来展现香港社会老龄化的问题。这部影片通过桃姐来建构一种具有连续性的香港记忆，桃姐的一生贯穿异常剧烈的中国现当代历史，但其以始终如一的情怀以及对于梁家上下的忠诚来诉说着一种不变的、凝固的文化身份。她拿出精心收藏的照片，镜头抚摸过这些老旧照片，仿佛搭建了一条重塑历史记忆的桥梁，一段殖民地统治下的香港成为值得缅怀的过往。不管梁家老小迁到美国，还是梁少爷“北上”内地从事电影投资，桃姐从未没有离开香港、并善终与此。在这里，桃姐不仅仅是一个女佣，更是一种香港本土文化的自指。与《桃姐》相似，近些年的香港电影中经常出现一种底层的景观。如《踏雪寻梅》以侦探片的模式讲述了内地新移民无法融入香港社会以及底层青年对生活的绝望，而《一念无明》则讲述了生活在板间房里的父子的苦难故事。

　　不过，随着香港与大陆经济实力的易位，这种相对温和的、怀旧式的香港本土想象越来越变成一种与定型化的内地想象相对立的文化主体，正如从保护本土记忆的文化保育运动到反国民教育的激烈对抗。合拍片《寒战》在2013年香港电影金像奖上独揽九项大奖，这部影片依然使用警局内部双雄对决的叙事模式，把职场内斗变成了齐心协力联手消灭内部敌人的故事。影片用香港作为以法制和法治精神为核心价值的定位来弥合回归所带来的历史断裂，这种价值认同显然参照于作为他者的内地想象(非法治化的地区)。2012年还有一部低成本创造香港本土票房奇迹的影片《低俗喜剧》，正好与《寒战》把香港书写为法治社会形成有趣的参照。相比《寒战》结尾处新老警官向香港法治制度这一看不见的主体敬礼，《低俗喜剧》则把低俗、恶搞、三级片作为香港本土文化的特色，其最大的噱头就是香港电影人北上融资受尽屈辱，内地金主被想象为粗鄙、霸道、不懂文化的暴发户。

　　《寒战》/《低俗喜剧》正好是香港自我想象的“一体两面”，香港既是继承大英帝国“实践普通法”的井然有序的亚洲最安全城市，也是自贱自乐的活色生香之地。在这种正襟危坐与固守低俗之间，内地成为一个带有些许冷战色彩的异己他者。2012年，内地投资、杜琪峰执导的警匪片《毒战》在内地热映。这部电影把香港与内地书写为贩毒者(古天乐)与缉毒警(孙红雷)的故事，同样采用双雄对决的剧情结构。影片开头古天乐一经被抓就“主动”变成警察的卧底(仿佛卧底是香港人的归宿)，为了活命不惜牺牲同伴，最终却难逃一死，这种宿命感在影片的结尾处变成了被绑缚在行刑床上的古天乐怯懦地喋喋不休。香港与内地不是80年代《喋血双雄》中义薄云天、至死不渝的兄弟情，也非2002年《无间道》中卧底陷入“重新做人”的身份挣扎，而是自投罗网的困兽与无法抗争又无处可逃的天网。如果说《听风者》、《一代宗师》讲述了香港人通过对近现代历史的重述想象性地与大陆嫁接的故事，那么大陆经济“突然”崛起所带来的震惊体验也使得香港人陷入另一种无助、无力的自我保守状态，这就使得大陆对于香港人来说既是淘金的欲望之地，也是丧失自我信心的沉沦之所。

　　2017年在内地公映的青年人黄进执导、曾志伟、余文乐主演的《一念无名》同样如此，衰老、没有钱的货车司机接回患有躁郁症的儿子阿东，他们一起居住在斗室的笼屋中。从人生失败的货车司机的回忆中得知，他年轻时往来内地与香港拉货，那曾经是一个挣钱的好时代。而阿东在重新找工作、寻找前女友的过程中，遭遇的是揭开杀死母亲和被女友抛弃后丧失中产梦的精神创伤。正如《追龙》所呈现的那个九龙城寨，在香港逐渐失去相对内地的优越感之后，这些文艺片展示了香港底层社会的苦涩和温情，这对于那些只看见繁华香港的内地人来说，这也许才是更为真实的香港故事。

　　被压抑的另一种香港历史

　　2017年国庆档上映的、由王晶执导的黑帮电影《追龙》获得良好口碑，这部电影还原了经典港片中的“喋血双雄”模式，刘德华扮演五亿探长和甄子丹扮演大毒枭跛豪是警匪兄弟情。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也是香港经济处在上升期的黄金年代，跛豪就是偷渡香港淘金的南洋底层华人，代表着从小混混成长为黑帮老大的个人励志故事。电影特别呈现了如迷宫般复杂的“九龙城寨”，这是来香港讨生活的底层华人寄居的贫民窟，也是港英政府无法染指的非法地带。与之前香港电影中把治理香港的英国人表现为文明绅士不同，这部电影不仅揭示了彼时的港英政府与黑社会勾结、大肆敛财，而且呈现了英国警察对华人的傲慢和欺压，这直接导致跛豪最终在靠近机场、随时有飞机从头顶起降的“九龙城寨”开枪打死英国坏警察。这种把华人贫民窟指认为香港城市的主体以及对英国殖民者的反思，都显示了在内地经济崛起和香港社会调整的过程中对香港历史的重新勘定。

　　如果说《追龙》尝试在香港历史中加入反殖民的色彩，那么《明月几时有》则是挖掘香港的左翼历史。续2014年《黄金时代》讲述左翼作家萧红流落香港的故事之后，许鞍华又与内地合作拍摄了《明月几时有》。这部文艺片展示了上世纪40年代香港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的故事，这也是香港电影中很少出现的题材以及很少被讲述的香港故事。与内地的红色、革命故事不同，许鞍华依然以自己所熟念的香港市民阶层的生活为底色，表现在日军侵略、占领的背景下，如周迅扮演的小学教师方兰等普通市民一步步走向抗日之路的过程，尤其是替女儿方兰送情报而牺牲的方母代表着一种临危不惧的香港精神。电影结尾处，方兰送别战友刘黑仔，黑夜中的维多利亚港逐渐变成灯火通明、辉煌灿烂的香港大都市，仿佛40年代革命者的付出和牺牲换来了今日香港的繁华盛景。如果联系到2009年上映的香港义士保护孙中山的《十月围城》，这些都是一种不同于“双城记”的把近现代香港历史与内地“接轨”的特殊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