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地看待俄乌冲突和百年变局

　　目录

　　一、序言

　　二、“百年变局”的政治经济学意义

　　三、“三百年变局”的政治经济学意义

　　四、“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政治经济学意义

　　五、“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的政治经济学意义

　　六、“21世纪困局”的政治经济学意义

　　七、“新自由主义”与它的批评者

　　八、“21世纪大国关系”的政治经济学意义　　

　　一、序言

　　俄罗斯对乌克兰实施所谓“特别军事行动”以来，形形色色的战略家、分析家、政治地缘理论家纷纷出笼，甚至出现无数自认为精准的预言家。明确反对“特别军事行动”的各国政治家基本上诉诸联合国宪章。态度暧昧的国家在诉诸联合国宪章的同时会强调尊重俄罗斯对北约东扩的安全忧虑。

　　普京宣布“特别军事行动”主要诉诸两大理由，一是通过否定列宁的苏联原则来否定乌克兰作为民族国家的合法性，相当于说乌克兰在历史上是属于俄罗斯的，一是反对北约东扩。特别军事行动引起全球多数国家和人民反对以后，俄罗斯又开始提供反乌克兰法西斯的理由。问题在于如果这一理由真实而充分，为什么一开始不提交联合国和国际法庭，为什么一开始不拿来作为主要的国际舆论来制造。

　　把北约东扩作为“特别军事行动”的理由，相当于认为乌克兰属于俄罗斯的地缘政治意义上的战略缓冲和势力范围。“战略缓冲和势力范围”观念是20世纪的冷战思维和19世纪的帝国主义思维。既然各国都诉诸联合国宪章，作为区域组织的北约发展成员国，就必须放到联合国宪章里看，看加入北约是否属于联合国成员国的主权事务，北约是否存在用军事等手段强制联合国成员国加入北约。任何国家都不能将其他主权国家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和战略缓冲地带。

　　以上种种，基本上可以归纳为地缘政治和联合国宪章法理两种观察模型。地缘政治观察者一般会忽视地缘的政治属性决定于国内社会客观矛盾和国内统治集团的利益诉求。联合国宪章法理观察者就相对简单地多，即一个主权国家对另一个主权国家的侵略这种性质是一目了然的。

　　还有一种观察模型，这种观察模型存在于中国鱼龙混杂的“泛左翼”群体中。这个群体包括各种不同阶级的社会主义“左翼”、不同阶级的民族主义“左翼”、不同阶级的国家主义“左翼”和各种形式的中华帝国主义。这个观察模式就是“帝国主义”，而且大多自认为是继承了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因为它影响最大。在这段时间里，我也读到了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者的声明和分析，基本上也是用“帝国主义”概念分析俄乌冲突。在这个群体中，反对“特别军事行动”并视之为“侵略”的，一般认为冲突背景是美利坚帝国主义、北约帝国主义和俄罗斯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支持“特别军事行动”的，一般认为这是美帝国主义挑起的，而美帝国主义是世界万恶之源，俄罗斯的行动是反美帝的正义之举。同样是“帝国主义”观察者，但出现相反的立场。

　　历史地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逐步地不再完整地具有列宁的“帝国主义”的特征。最显著的一点，是不仅不存在瓜分殖民地完毕这一特征，而且连殖民地逐步地不再拥有。人们依然使用这一概念，主要抓住两个内容，一个是“垄断资本”，一个是“资本输出”。事实是从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提出以来，至今已有100多年历史。这些概念还能不能直接用；如果不能直接用，又该如何用，我认为这是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特别是自称马列主义者的，更应该认真对待这个问题，否则就是典型的刻舟求剑、妙丹灵药的思维。

　　这一百年里人类生产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形态、资本主义形态等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是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否则就只能不停地重复一百年前的理论。这可能需要专文系统处理，这里只从几篇旧文中摘录段落，串起来以说明俄乌冲突的背景，尽管并不会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即使引起关注，也扭转不了当前的局势，因为这不仅是经济结构的转换，而且是政治结构、法律结构、观念结构的转换。上一次转换是通过两次世界大战和中苏两次革命实现的。处在于转换之前结构中的人们绝大多数是无法理解、想象和接受转换之后的结构状态，而只能在原有结构中不断内卷，即把原有结构的强度不断加大，希望由此解决原有结构穷途末路所带来的问题。处在于转换之前结构中的统治集团就更加不愿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在中国成语中，这叫“夏虫不可语冰”。奇妙的另一方面是，处于转换之后结构中的人们大多数会很快无法理解、想象和接受转换之前的结构状态。文中谈到“中国”的地方大多也大体适合“俄罗斯”。

　　以下皆为旧文摘录。

　　二、“百年变局”的政治经济学意义

　　“百年大变局”是什么意思呢？简单地说是中国崛起所引发的国际权力结构大变局，包括两个意思，一个是中西格局的变化。这个格局变化是1840年以来的变局。一个是中美格局的变化。这个格局变化也许可以说是1900年或者1945年或者1980年以来的变局。大家谈的“百年大变局”主要是在中美关系的意义上讲。如果是这样，还理解不了这个百年大变局。为什么呢？

　　我把资本主义世界已有的发展分为两大阶段。第一大阶段是全球殖民世界体系时代资本主义，第二大阶段是民族独立国家世界体系时代资本主义。到目前为止，这两轮资本主义发展都出现第一梯队、第二梯队格局，都出现第二梯队崛起并引发全球挑战。

　　1840年前后普鲁士开始崛起，这也是19世纪被称为独特道路的普鲁士道路开始的年代。这时，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技术的传播，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两个梯队，第一梯队是英国。第二梯队是德国、俄罗斯、美国、日本等国家。法国应该说介于两个梯队之间。因此，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是独特的德国式普鲁士道路开启的时期，是第二梯队开始崛起的时期，也是中国开始被卷入新的世界进程的时期。

　　第二次工业革命前后，通过两次世界大战，通过德国、意大利、日本的民主化改造，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融合为一个阵营，变成第一梯队。同时也是战争与革命的时期，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和殖民地民族独立解放的时期，是民族独立国家世界体系资本主义的形成时期。

　　在第三次工业革命技术传播期间，中国作为第二梯队开始崛起，开启被称为独特道路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随着作为超大规模政治体的中国的崛起，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阵营主导世界领导权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被打破，全球政治经济动荡不定。中国与世界何去何从，众说纷纭。

　　百年大变局主要是这两个含义。目前很多人主要关心第一个含义，即中美格局变化的含义。中国崛起，国际权力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人们比较忽视的是第一梯队与第二梯队的挑战融合关系。资本主义世界第一轮发展出现这种挑战局面，作为第二梯队的德国采取替代战略，即通过对内集权扩军、对外侵略兼并力图独霸，结果是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当然也给人类带来社会革命和民族解放的机会），最后作为战败国经民主化改造和走融合道路而融入新的第一梯队。

　　目前中国与世界也面临这样一种结构性关系调整。这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百年变局的真实含义。应该说这两次挑战与融合的形式特征具有一定的一致性，但由于生产力水平的巨大差异及随之而来的全球一体化深度的巨大差异，其具体的表现形式和实质内容看起来会显得根本不同。

　　——《三重大变局下的“十四五”》

　　三、“三百年变局”的政治经济学意义

　　“三百年大变局”是什么意思呢？它是指从西方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中国第一次可能进入世界科技创新无人区。

　　西方做技术史研究的著作和专家大多也承认明代中国依然处于世界科技前列，但18世纪中叶西方工业革命以来，中国科技长期处于望尘莫及状态。从1840年到现在一百八十年间，中国走的基本上是湖南人魏源所说的“师夷长技”即追随性创新的历史过程。现在中国开始走向原创性创新。这就是我说的三百年大变局。

　　中国开始走向世界原创性创新，是在第三次工业革命技术向世界传播基本完成之后，因此具有这个时期的历史特征，即创新部门与制造部门出现全球性社会大分工。这一特征便直接关系到百年大变局中的中美关系变局。也许可以说中美关系变局的核心含义是创新部门与制造部门全球性社会大分工所带来的中美关系大调整。如果把握不了这一点，既无法理解世界领导权在21世纪变迁的真实含义，也无法真正处理好中美关系的全面调整。

　　——《三重大变局下的“十四五”》

　　四、“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政治经济学意义

　　如果承认信息技术革命是第三次工业革命，承认这是社会劳动生产率的一次迁跃，那么就应该承认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它必然带来资本构成的迁跃：“如果撇开土壤肥力等等自然条件，撇开分散劳动的独立生产者的技能（这种技能更多地表现在质量即制品的优劣上，而不是表现在数量即制品的多寡上），那末，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水平就表现为一个工人在一定时间内，以同样的劳动力强度使之转化为产品的生产资料的相对量。”（《资本论》中译第一版第一卷页682）换言之，“资本技术构成的这一变化，即生产资料的量比推动它的劳动力的量相对增长，又反映在资本的价值构成上，即资本价值的不变组成部分靠减少它的可变组成部分而增加。”（《资本论》中译第一版第一卷页683）

　　在资本构成随社会生产率变化而变化的资本主义刚性机制下，我们可以确定这种贫富分化加剧只是资本主义一般矛盾随着社会劳动生产率变化而必然出现的一般现象，金融自由化不可能是这种贫富分化加剧的罪魁祸首。其实在剥削阶级社会中，社会贫富分化总体程度与社会劳动生产率有着密切关系。社会劳动生产率越低，社会贫富分化总体程度越低，但也越野蛮和残酷。正因为如此，有些研究者发现中国古代历史上不少地区存在大量自有土地的小生产者，占有大量土地的地主似乎没有普遍存在或者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多，就推论中国古代有些地区乃至整个中国不存在地主土地所有制，或者认为地主土地所有制并没有占有主导地位。其实，在社会劳动生产率很低的时代，不需要多大规模的生产资料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就可导致其对社会整体的主导权，也可导致极其野蛮而悲惨的后果。

　　我们反而可以确定以股权交易的投资自由为主要内容的金融自由化，是资本主义工业制造高级化和创新化必要的经济组织形式。它有力地实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信息技术革命所带来的经济繁荣和全球发展。

　　——《金融自由化与全球经济增长》

　　五、“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的政治经济学意义

　　准确地说，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是技术进步相对停滞与资本主义表现为资本构成的一般矛盾相结合的产物。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即外部市场外延空间新增几乎为零的资本主义时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强调技术进步是打破报酬递减的惟一方式。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认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准确地说，科技进步是第一生产力。一旦科技进步相对停滞，剩余价值生产难以转化为资本积累，资本主义生产就会发生循环断裂，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就会激发，转变成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

　　在这一时期，在资本主义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惟一的办法就是大力运用用适合最新技术创新方式的资本组织方式促进技术创新，尽管无法一步到位，但必须坚持这一点。同时促进已有先进技术在全球传播，以实现已有先进技术与其他地区相对廉价的劳动力的结合，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已有先进技术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力的结合，已经无法创造可以实现资本积累的剩余价值，因为其效用已经递减到最低点，也就是说其所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没有竞争优势，即其所包含的劳动时间已经等于甚至高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已有先进技术只有传播到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当地的廉价劳动力相结合，才可能创造可以实现资本积累的剩余价值，即促进外部市场内涵空间出现大的新增。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保障已有先进技术在全球传播中的知识产权收益，一方面有利于已有先进技术发明企业拥有更多资金进行新的技术创新，另一方面让他同意授权给其他地区更廉价的劳动力使用。

　　其他地区的国家正确的做法是充分利用技术进步相对停滞和已有先进技术全球传播的机会，尊重已有先进技术发明者的知识产权，用最快的速度将已有先进技术变成本国自身的技术水平，同时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前沿技术进行自主研发，争取成为下一轮技术革命的发起国之一。最错误的做法莫过于不尊重已有先进技术发明者的知识产权，关起门来做重复研究，重新研发已有先进技术。这么做的主要原因大多是基于土地控制权的政治权力的需要，因为这种政治权力必然会抵制因适应于金融自由化和工业制造创新化而高度自由化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

　　在这种情形下，这种政治权力必然动用民族主义乃至民族社会主义煽动民众对金融自由化和金融资本家的仇恨，破坏和限制民营金融。这必然会使已有先进技术与世界上更廉价劳动力的结合停下来或慢下来，从而技术进步相对停滞时期的全球经济增长机制停摆，全球经济危机持续不止。

　　——《金融自由化与全球经济增长》

　　六、“21世纪困局”的政治经济学意义

　　为了简化论述，这里假定人类生产力迄今为止主要存在两种历史形态，一种是土地自然生产力，一种是机器生产力。当前人类正处于土地自然生产力主导的社会向机器生产力主导的社会转变的阶段。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基本完成这种转变，并开始向机器生产力高级化、创新化发展，而中国正处于转变的关键时期。

　　土地自然生产力主导社会，并不只是意味着农业、农村、农民和乡村在社会结构中表现出相应的重要性。它同时意味着人对土地和权力的依附性，意味着土地利益集团、权力利益集团、军功利益集团、贵族利益集团四者的一体性（在这里简称为“四合会集团”）。所谓土地利益集团，主要指通过控制土地而形成的利益集团。在机器生产力彻底战胜土地自然生产力之前，它是最大最强的利益集团。“仁义”和“富贵”是他们最主要也最诱人的德性和意识形态。

　　所谓权力利益集团，主要指通过控制国家权力而形成的利益集团。它不等于权力部门，因为“权力”可能是管牧臣民的类型或者许可公民权利的类型，也可能是公民权利许可的类型或者人民权力许可的类型。迄今为止的权力利益集团都依赖于对土地的一定程度的控制。权力部门对土地的控制越多越强，权力部门的利益集团化就越显著，对权力集中和强化的动机也越强烈。“英明”和“崇高”是他们最主要也最诱人的德性和意识形态。所谓贵族利益集团，主要指通过政治身份世袭而形成的利益集团。一切依赖于继承权的具有社会控制力的利益方式，都有可能成为贵族利益集团的形成机制，而土地、权力和军功等的继承权一直是其主要的形成机制。“贤能”和“高贵”是他们最主要也最诱人的德性和意识形态。

　　需要多说几句的，可能是常被人们忽视的军功利益集团。所谓军功利益集团，主要指在建国、卫国、平叛、对外侵略、开拓疆土等战争中建立军功、实际控制军队的利益集团。战争一旦停止，他们就依赖于对军队的实际控制、对军功的继承权、凭借军功获得的对土地、权力和军工的实际控制权等。“英雄”、“烈士”、“忠诚”和“荣誉”等是他们最主要也最诱人的德性和意识形态。他们是土地利益集团、权力利益集团和贵族利益集团天然的构成部分。在人类历史上，这一利益集团终止于军功货币化和军队国家化的国家体制改革中。从此以后，军工利益集团相对独立和外显。被“英雄”、“烈士”和“荣誉”包裹着的军功利益集团作为主导力量之一的社会，往往会嘲笑和鄙视军工利益集团相对独立和外显的社会，视后者过于惟利是图，而其实后者所处社会远比前者社会进步。

　　在机器生产力主导的社会，所有阶层的德性都集中到“诚信”和“职业伦理”上；分工发达而充分的现代社会的正常运行，离不开这两种德性，而原有的各种看似高大上的德性，在信息自由条件下都变得平淡无奇，成为纯属私人的自嗨。

　　“四合会集团”可以说是以土地控制为基础、以军功和权力为手段、以政治身份世袭为表现形式的综合性利益集团。由于土地的功用、战争的作用、权力的结构、政治身份的强弱等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期有不同程度的差异，“四合会集团”的完整度、紧张度和结合度在各地也表现出具体的地域差异和历史差异。

　　比如在机器生产力初步战胜土地自然生产力以来，军功利益集团相对突出的，就可能表现为军政府。融合了土地、军功和权力的政治身份世袭利益集团相对突出的，就可能表现为一党执政、以一党执政为基础的个人专权或者宗教领袖、宗教组织主导的政权。现代世袭和古代世袭的区别在于后者是同一血缘内部的，前者是同一组织内部的。权力利益集团相对突出的就可能表现为官僚家族主导的政权等。在机器生产力初步战胜土地自然生产力之后，土地利益集团相对突出的比较少见，反而多以土地利益集团中相对弱势的部分对“四合会集团”依附的方式表现出来，比如拉美的失地农民运动，比如中国作为依附于官资社会主义的小资社会主义的三农学派。

　　在大转变时期，从面向未来的角度看，“四合会集团”一体性主要源于机器生产力尚不足以彻底战胜土地自然生产力。在机器生产力战胜土地自然生产力的前半期，机器生产力创造和攫取财富的能力尚不足以必然而确定地超过“四合会集团”创造和攫取财富的能力。换言之，代表土地自然生产力的土地利益集团，在土地自然生产力不具备竞争力的初期，会和那些天然依赖土地利益的力量，比如权力利益集团、军功利益集团、贵族利益集团等相勾结，得以顽强地延长主导社会经济的时间。

　　特别是商业集团和银行集团等，从诞生起就具有谁强跟随走、服务谁的鲜明特点。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它们一开始和土地贵族资产阶级紧密结合，帮助他们从工业资产阶级的经济活动中攫取利益。只有在工业资产阶级完全崛起之后，它们才真正开始与工业资产阶级紧密结合，并很快与工业资本融合成为金融资本。

　　尽管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期存在着完整度、紧张度和结合度的具体差异，但基本上可以说，“四合会集团”是人类有私有制以来统治集团最持久的政经结构形式，历经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而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上半期，成为“四合会”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上半期，“四合会集团”的政治形式好一点的是寡头共和制，坏一点的是一人集权专制，即使进入政党政治时代。

　　英国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就处于一百多年的寡头共和体制中，即使有政党竞选，也常是一党长期执政。洛克提出完整的自由和权利理论，但政治建议却是保留王室在上议院的权力，这被马克思主义者分析为代表土地贵族资产阶级利益。直到经过英国工人阶级运动对“四合会”资产阶级寡头结构的不断冲击，在19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英国工业资产阶级对“四合会集团”的拆解才基本完成，建立起普选制民主宪政。法国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处于半个世纪多的专制中。也是在法国工人阶级运动对统治阶级专制结构的不断冲击中，特别是巴黎公社的最后一击，法国工业资产阶级对“四合会集团”的拆解才基本完成，才开始建立普选制民主宪政。英法两国完成这个拆解任务，都是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起步阶段。

　　这一时期的后发资本主义国家德、意、日等，则在资产阶级走上舞台之后，都经历最坏的“四合会集团”阶段，分别是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他们将古代作为政治极端控制的专制和现代作为社会极端控制的极权结合起来。德意日“四合会”资产阶级是在本国工人阶级运动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胜国的改造下才被基本拆解，而这已是第二次工业革命基本完成的时期。至此，机器生产力彻底战胜土地自然生产力的国家，都是以一个一个的方式向前推进，可见人类社会在这个问题上任重而道远。

　　美国则例外，由工场手工业资产阶级崛起之后的欧洲移民建国，在黑人持续不断的解放运动和工人阶级持续不断的抗争中，与工场手工业资产阶级相结合的土地资产阶级主导的美国社会，还来不及发展出“四合会”资产阶级，就转变成工业资产阶级主导的美国社会。而所谓拉美国家的“中等收入陷阱”，也不是所谓新自由主义祸害的产物，至少可以说新自由主义祸害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应归于“四合会集团”的各种残余形式与小资产阶级相杀相爱的结构性关系。

　　因此，在一个相对独立的政治经济体范围内，随着机器生产力创造和攫取财富的能力不时地、越来越多机会地超过“四合会”资产阶级创造和攫取财富的能力，“四合会”资产阶级的领导力量主动拆解自身而转型到机器生产力主导的社会是比较少的。他们大多是利用历史上现成一体的结构，拼命追求越来越紧密和越来越强化的结合，极力强化具有绝对性质的集权体制，千方百计打造具有绝对性质和富有动员性质的官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或官资民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让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小资产阶级保守主义者、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资产阶级保守主义者等打鸡血般追随。

　　绝对民族主义精神总是和土地自然生产力相伴随；相对民族主义精神则和机器生产力相伴随。连被自由主义者所追捧的德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思想家韦伯，其所具有的被认为是德国纳粹主义思想源头之一的绝对民族主义信念，与土地的关系，在其相关文章中也显露无遗。

　　一旦“四合会”资产阶级的领导力量自以为是地选择加强而不是拆解“四合会集团”的道路，我不得不说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因为这种曲折及其代价不仅没有最小化的可能，反而会难以遏制地不断地趋向于最大化。第一、二代工业私人资产阶级几乎全是通过“出海”（比如先发资本主义国家的海外殖民、后发资本主义国家的海外留学等）、“下海”等方式从“四合会”资产阶级中分离出来的。他们对“四合会”资产阶级特别是官僚资产阶级具有直接的依附性。物质生产劳动领域早期的雇佣劳动者阶级，大多也没有完全脱离土地，也具有直接依附于“四合会”资产阶级特别是官僚资产阶级的属性。

　　在这样的阶级结构和社会结构中，于是，曲折着，狂热着，憋屈着，绝望着，虚无着，酝酿着，抗争着，观察着，期待着，将持续一个不短的时期。

　　——《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范仄2021三农语录>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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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976～2022的历史来看，在创建资产阶级在国际社会平等自由交易之完整权利的新一轮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从未表现出足够的能动性，而是以半推半就、三心二意的方式进行。因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私人资产阶级与后发资本主义国家的官僚资产阶级、贵族资产阶级、军功集团资产阶级等有着深刻的利益勾搭。他们有利益冲突，也有利益一致，特别是在反对雇佣劳动者阶级的反抗方面有着深刻的一致利益。

　　从人类历史进程看，21世纪当前的困局也就在这里。换言之，创建资产阶级在国际社会平等自由交易之完整权利的新一轮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尚未产生自己的主体力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软弱的私人资产阶级，后发资本主义国家落后的官僚资产阶级、贵族资产阶级、军功集团资产阶级和依附于前三类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包括升级了的中产阶级），等等。共同组成当今世界的主体力量。也许只有破坏性创造和创造性破坏这两种力量才能真正推动当今世界的前进。

　　破坏性创造，是指提不出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行动方案的抗争政治。这种抗争政治只能通过破坏，不断地破坏，迫使统治阶级进行改良。在古代，这便是依附于地主阶级的农民的不断的起义。他们虽然不能创造一个新世界，但能破坏一个旧世界。每一次大的破坏，都带来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组成的变化、统治制度的改良和生产关系的改进。在今天，便是依附于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包括升级了的中产阶级）在贫困化过程中的各种形式的抗争。每一次大的抗争，多多少少会促进资本主义国家统治阶级内部的重组、政策的调整，甚至出现生产关系的调整。

　　创造性破坏，就是技术创新、技术进步。通过技术的颠覆性力量直接促进生产关系的变革（也可以包括成功的有进步意义的暴力革命）。这是革命、起义、抗争以外的一种变革生产关系的力量，是新生产力通过自身创造巨大财富的能力直接对各阶级进行的利诱性变革。当创造性大于破坏性时，便是生产关系变革的时期，也是作为颠覆性技术拥有者的新类型资产阶级最有力量的时期，因为这时期多数人会从中获益。如果这一时期他们不能变革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随着颠覆性技术的效用递减，破坏性开始大于创造性，各种旧的力量就会集合起来反对这项颠覆性技术对生产关系、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的变革要求，就可能一切依然如旧。这样一来，随着颠覆性技术而变革了生产关系、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的国家，便和一切依然如旧的国家处于一种对立状态，无法进行正常的商品交易和资本流动。

　　也许只有雇佣劳动者阶级（无产阶级）要求在国际社会创建平等自由出卖劳动力之完整权利时，创建资产阶级在国际社会平等自由交易之完整权利的新一轮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才有可能真正开始。而这可能得在后发资本主义国家私人资产阶级和雇佣劳动阶级联合反对官僚资产阶级、贵族资产阶级和军功集团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之后，至少也得是几个比较大的后发资本主义国家完成这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后。至于这个民主革命的主体力量和主要方式是什么则需要拭目以待。

　　这无疑是一个不会太长也不会太短的历史时期。有寿限的人们在这样的历史变动中很多时候不得不抱着大希望而深陷绝望中。

　　在这个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者在支持任何形式的破坏性创造和创造性破坏的同时，要对所处时代生产力最先进国家的物质生产过程中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新的矛盾形态、新阶段的矛盾运动规律进行科学地揭示，在此基础上为破坏性创造和创造性破坏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以实现雇佣劳动者阶级的解放最大化的阶段性目标。

　　——《1848-2100：抱大希望而深陷绝望的时代》

　　七、“新自由主义”与它的批评者

　　2020年我决定将新自由主义定义为资本主义第三次技术革命及其向全球传播过程的意识形态，而股份资本主义、创新资本主义和全球帝国主义是第三次技术革命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相结合的产物。同时我把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称为资本主义第三次技术革命的传播过程。在我看来，任何不反映第三次技术革命及其对生产关系要求的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都不仅不会伤及新自由主义丝毫，反而会加强新自由主义的威力，使发展中国家和被雇佣阶级更加看不到希望和未来，所制定的抗争策略和进行的抗争行为，虽然会对新自由主义条件下的剥削阶级和统治阶级有不同程度地打击，但都会以失败告终，像中国历代农民起义一样，虽然以毁灭的方式迫使剥削阶级和统治阶级通过对生产关系的调整来维护剥削地位和统治地位，从而推动中国的进步，但由于在新生产力基础上提不出更进步的生产关系主张而最后都失败了。

　　我所读到的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中，要么是在次生的被支配的领域力图突破，比如在分配领域主张基本收入制度；在消费领域搞消费合作社，主张消费者主权；在文化和审美领域搞文化领导权和审美领导权争夺，在19世纪工团主义基础上搞20世纪的“学团主义”，等等，其结果都是在完善和加强新自由主义的威力，要么是以反新自由主义为名维护更加反动的政治体制，更加陈旧的生产关系，更加落后的生产方式，比如有些国家借反新自由主义大肆集中权力和资源，有帝制复辟或法西斯主义复辟迹象；有些国家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代表借反新自由主义极力维护前现代的小农经济，以此维持自己的双重代理人身份，对于小农，他们是国家爱护农民的代理人；对于国家，他们是维护农民利益的代理人，从事着两头吃的勾当；有些国家的小资产阶级左翼则坚守19世纪“工人阶级”概念和20世纪初列宁的帝国主义概念，维护“工厂工人”时代工人阶级的利益和20世纪上半叶反帝时代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利益；有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则曲解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用20世纪70年代以前在殖民地民族独立解放和独立建国过程中具有一定进步性的外围资本主义论和新殖民主义论等（其实质是将不等价交换视为剩余价值主要来源的第三世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理论）来批判新自由主义，维护第三世界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落后的生产方式、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等等，其结果是有些带来更加深重的苦难，有些只能眼见着他们失败的命运，每次失败之后都有一批仁人志士幻灭、虚无、堕落乃至自杀。

　　——《我思考新自由主义的历程》

　　八、“21世纪大国关系”的政治经济学意义

　　我们讨论中国的21世纪大国关系，可能需要在这样的基本框架中进行历史地讨论。进行历史地讨论，首先要确认中国的21世纪大国关系形成的历史前提，即以美国20世纪90年代的新经济为代表的第三次技术革命、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及在这两者基础上的中国经济崛起。不承认这一点，不只是无视历史的行为，更重要的是会严重误导发展方向。世界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后发工业国家追赶先发工业国家，几乎都是在两次工业革命的中间时期。这一时期是上一轮工业革命的工业技术传播期，也是技术进步的停滞期或者说新一轮技术革命的酝酿期。在这一时期，积极变革、主动开放、接受新工业技术传播的后发国家往往容易实现追赶目的，特别是继续积极变革、主动开放、参与新一轮技术革命酝酿期的后发工业国，往往会实现后来居上的目的，比如积极参与第二次工业革命酝酿期的德国，而那些通过加强旧制度抵制新工业技术传播的国家则很快会成为所谓“失败国家”。中国在21世纪初叶的崛起，正值第三次工业革命工业技术的传播期，而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除了有世界经济结构遭遇巨大挑战而无法实现调整这一世界生产关系原因外，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即技术革命处于停滞期。

　　其次要确认中国的21世纪大国关系问题的实质。中国经济崛起必然给世界原有经济结构带来巨大挑战。或者说，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建立在所谓“中美国”基础上的有效传播，给世界经济结构带来巨大挑战，世界生产力最新的颠覆式发展要求世界生产关系进行相应的变革。这一要求便以2008年以美国次贷危机为导火线的所有国家迟迟走不出来的世界经济危机表现出来。中国的21世纪大国关系问题的实质，就是以大国海外利益为主体形式的世界经济结构结合方式或者说世界生产关系的调整。

　　从“海外利益”角度引发的问题主要有三个：一个是海外利益与本国利益的关系良性与否；一个是海外利益与土著国家利益的关系良性与否；一个是不同大国的海外利益之间的关系良性与否。是否被土著国家认同为世界领导权国家或被指责为世界霸权国家，是否被其他大国确认为合作关系国家或被指责为世界霸权国家，与这三个问题的现实状况密切相关。

　　那该如何认识中国的21世纪大国关系？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认知。第一个方面是中国的海外利益与以美国为主要代表的其他大国的海外利益的共处问题。第二个方面是中国的海外利益进入美国，美国的海外利益进入中国，这可视为市场互嵌问题。第三个方面是各大国的创新领域技术产品、知识产权的共处问题。这三个方面可概括为两个问题，即大国间市场互嵌问题与大国间创新竞争问题。

　　大国的利益边疆、市场边疆远大于领土边疆，相互的市场互嵌越深入，就越接近于“同一市场”，从而拥有相同的市场规则越多，各大国的市场主体也因此要求在相同的市场规则中展开市场竞争。这是市场互嵌越来越深入的客观要求。

　　这种共同的市场规则是什么，共同的市场规则占比多少，双方都可以谈判，但共同的市场规则必须是有利于双方市场主体相对对等竞争的，双方拥有的共同市场规则越来越多是发展趋势。什么是对等竞争，竞争的对等性程度该如何，这些问题都不一定要一步到位，双方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比如具体的发展水平、具体的竞争力水平，来协商谈判解决，但有一种情况绝不可出现：一方提出规则诉求或制定政策，另一方进行对等实施，必然出现脱钩、不接触、不交易的局面。换言之，任何一方在提出规则诉求或制定政策时，必须考虑如果对方进行对等实施会不会使市场互嵌大面积萎缩乃至脱钩。这可视为这一进程的金规则。在共同的市场规则越来越多的情形下，我们就必须发展在共同的市场规则基础上的竞争能力。

　　如何认识创新竞争，关系到如何认识中国当代的时代特征。我们很多人严重忽视这一点，即世界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中国第一次进入世界无人区创新领域。如果当前中国有“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话，那么它深层次的含义就是这个世界无人区创新领域。一个国家进入这样一种状态意味着什么，我们必须直面这个问题。不少中国人总想从1949年以来中国的技术创新过程中发掘应对这种局面的成功经验。我们应意识到这些都是追随性创新，是在发达国家提供科学原理和创新方向的前提下进行，从而总体而言属于工业技术传播范畴。它与无人区的原始创新是完全不同的创新活动。华为5G代表的是中国这段追随性创新的最高峰。华为老总任正非本人对此似乎有比较清醒的认知，所以提出世界无人区创新问题。然而，世界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成规模的无人区原始创新可以说都爆发在当时世界上在自由与开放方面都走在前列的国家，即使19世纪后期参与第二次工业革命酝酿期的威权德国，也因为特殊的央地结构和机缘巧合的帝国宪政结构而具有自由与开放的自然状态，尽管这种自然状态很难说得上是一种制度状态。

　　在这种情形下，创新市场互嵌就成为中美两国在21世纪大国关系上的基本含义之一。在这个方面，除了前面的共同的市场规则层面问题，还有共同的知识产权规则问题。中国创新能力的竞争力相对比较弱，远不如中国制造能力的竞争力，但已经引起美国的严重关注，已经把它纳入谈判最重要的议程之一。相对于越来越多的共同的市场规则，共同的知识产权规则不可能瞬间多起来，而只能把它作为不断增长的趋势来谈判和变革，但这种不断增长的趋势与轨迹要清晰地让其他大国感觉得到。

　　新的大国参与这种由各大国的海外利益组成的同一市场，是不是只能接受此前的市场规则和知识产权规则呢？当然不是，但理由绝不是文明的、民族的、主权的，等等，而只能是共同做大这同一市场、共同改善这同一市场与各土著国家的关系。在原来规模的这同一市场中，有新的大国参与，那必定是白炽化竞争，使这同一市场变成一片“红海”，因此除了相对对等竞争的规则要件（包括公民政治权利、劳工权益、消费者权益、法治规则、市场规则、知识产权规则等等）外，便是有利于共同做大这同一市场的规则。规则的生产性功能终究是首要的。这不断扩大的由大国海外利益组成的同一市场与各土著国家的关系，也是丝毫忽视不得的，否则会变成全球性紧张关系，像殖民帝国世界体系时代殖民地人民此起彼伏的反抗一样，因此至少要形成必要的共同发展关系。最后还有新的大国随着发展水平而不断加强竞争对等性的渐进规则。这一渐进规则可视为世贸组织体系发展中国家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的变形。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是发展中国家经过无数次团结斗争争取来的。但随着某个发展中国家的崛起，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对于这个国家可能存在着逐步削弱和取消的过程。这是我们必须面对和承认的。我认为这四个原因，才是可以上得台面的，而所谓文明的、民族的、主权的等原因，除了有动员国民的功能，增加一定的谈判筹码，而对事情本身特别是新规则内容并无实质意义。

　　上一轮具有类似性质的特大变局，可以说是以殖民地为主要形态的海外利益所组成的“同一市场”遭遇巨大挑战和进行颠覆性调整。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和两大社会主义革命（苏联革命和中国革命），在战争的巨大教训中，在资社制度竞争和工人运动的巨大压力下，原来的大国比如英法美经过普选制式民主化改造，新进大国比如德意日则经过包括政体和治理的双重民主化被改造，他们才达成由这些大国海外利益组成的同一市场新的共同规则，在这一规则之上相互相对平等的自由竞争。这一轮特大变局整个过程前后经历将近一个世纪：从19世纪70年代德国通过国家统一的崛起和日本通过明治维新的崛起，到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日本实现战后改革重建。而另一新进大国苏俄，则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开创另一体系的国家交往规则，这一体系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上一轮以殖民地为主要形态的海外利益的特大变局可以说是通过战争、革命和社会运动而实现的，而这一轮以资本的市场化输出为主要形态的海外利益的变局显然不可能，也不必要通过战争来实现，但变局之后的新规则应是以前述金规则为基础的。

　　中国21世纪的大国关系的基础内容主要是这些方面。我的分析尽量不基于任何理念，也不基于任何人特别是政客的主观表述，而只基于事态本身的演变。我们必须在这个不断变动的基础上发展相应的有竞争力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意识到不解决这个问题，中国没有活路，美国没有活路，世界没有活路。

　　规则的重大调整必定对市场既得利益集团构成严重挑战，特别是对政治既得利益集团构成严重挑战。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不能让这两个既得利益集团通过言论控制和狭隘民族主义动员将大家绑架到他们鼓动的任何形式的战车上。这两个既得利益集团也应认识到逆历史趋势是不可能的，惟一的选择是顺应趋势，改变自身的利益来源方式和利益实现方式，从而在新的规则基础上维持自己的利益地位，而不是通过抗拒新规则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地位，否则在给本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带来灾难之后会被抛入历史垃圾堆去。

　　——《中国的21世纪大国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