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尔的政治遗产与我们的时代及使命

　　说明：原文曾以《英国与世界的“她”变革》为题刊发在《华夏时报》2013年4月，详见http://chinatimes.cc/pages/moreInfo1.htm?id=127692。此文经再修订扩展而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行到今天，此文似乎可以提供一定的考察视野，故转发于此，供有心人参考。

　　英国历史上第一位女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的逝世，把世人的记忆带回20世纪80年代。

　　1979年5月3日保守党大选获胜，撒切尔出任首相，开启“撒切尔主义”的英国变革。同年11月，戈尔巴乔夫当选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6年后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开启“新思维”的苏联改革。前一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被认为是以D为总设计师的中国改革的开端。第二年10月，里根当选美国总统，“里根主义”的美国变革由此开始。

　　他们四人肇始的改革，被一些学者统称为“新自由主义”。这无疑有些夸大其词，但无可置疑地是他们有明显的共性，即不同程度地推动经济进一步自由化，尽管他们把各自国家带入不尽相同的命运。他们的时代还有一个鲜明的标志，就是所谓的冷战结束。这共同塑造他们国家的内政外交，也改变着国际格局。

　　经济学家们纷纷抢夺对这一世界性变革的解释权，力图以此证明自己所持的主张或主义是绝对真理。但有时全面回顾历史，往往才有真正的收获。

　　★撒切尔主义：金融自由主义的楔子★

　　像古代大规模战争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也让被卷入战争的普通人们，升腾起“人民的战争”应为人民创造美好前景的梦想。这股梦想随同各种社会运动，转化为各国广义的“社会主义”，比如华约诸国的斯大林式社会主义、北约诸国的凯恩斯式资本主义，至少哈耶克一律斥之为“社会主义”。美苏集团一直处于冷战状态，但他们确实共享某些特征，即国家干预经济和推行包括社会民主和社会福利在内的社会政策。这些政策使世界主要大国几乎都拥有二战到六十年代末的黄金时期。

　　然而，这些政策最终由于越来越多的过度片面，而出现边际效应递减。同时，70年代初西方国家因中东石油价格增长四倍而蒙受损失，世界陷入石油危机。可以说，20世纪70年代，几乎是所有大国最艰难的时期。这些大国无论谁主政都陷入毫无出路的境地：把执政党赶下台易如反掌，而自己从在野党变成执政党，依然一筹莫展。生产率下降、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升高等，深深地折磨这些国家。这就是80年代各国，特别是中美苏英等国大变革的共同背景。

　　撒切尔信奉货币主义理论，上台就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她主要采取四项措施，一是私有化，二是控制货币，三是削减福利开支，四是打击工会力量。这四项政策中，打击工会力量是最难办的。此前的保守党政府和工党政府都想推动缓解通货膨胀的改良，几乎都是因为曾被认为是社会民主典型标志的工会的反对而失败。打击工会力量，在当时特别激烈，以至于1984年撒切尔政府与煤矿工会摊牌。煤矿工会发动362天的长期罢工，最终被撒切尔政府残酷镇压。362天的长期罢工带给亲历者的身心印迹，足以构成这一代人及其后代挥洒不去的郁结，正如“二·二八”事件带给台湾人的记忆。这也就可以理解伦敦街头英国人高举“这个婊子死了”的牌子庆祝撒切尔的去世。

　　其实当撒切尔在英国国会高举哈耶克《自由宪章》一书，大喊这就是我们的信念时，就决定了撒切尔必然拥有哈耶克也有的另一面孔，即智利1973年通过政变推翻民选总统阿连德而上台、推行与撒切尔类似政策的独裁者皮诺切特。皮诺切特以血腥镇压著称，但哈耶克和弗里德曼都高度肯定皮诺切特，认为是他的政策拯救了智利经济。论血腥程度，撒切尔是一个温和的皮诺切特，但对于被镇压的当事人来说，无法不刻骨铭心。撒切尔的政治实践，至少揭示自由市场经济的另一面：自由市场经济号称反对“大政府”，主张“小政府”，但在具体实践中其实必须有“强政府”甚至“凶政府”的强力支持，否则连一时的成效都没有。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不能因此说撒切尔真的就能把工人罢工镇压下去。从事后看，上世纪70年代世界主要大国的停滞，源于当时处于世界性产业结构大调整的前期。大调整前景的不明朗，是这些大国轮流上台的主政者无所适从的真实原因。以英国为例，产业结构调整始于20世纪60年代，兴于70年代，而初步收获在80年代，全面收获在90年代及以后。曼切斯特、格拉斯哥等城市从20世纪中叶就围绕电子信息、计算机、生物工程、光电子等高新技术有计划地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曾经以制造业为经济支撑的曼彻斯特，其制造业在GDP中的比重由调整初期的60%下降到目前的17%。这一调整到现在还不能说已经完成。

　　换言之，以制造业工人为核心的产业工人正在减少，甚至消失，是撒切尔政府解决工会问题的真正原因。这也是1969年希思上台推行货币主义政策以失败告终的真正原因。当时撒切尔就在希思政府任职教育部大臣，为减少政府经济开支而取消对小学生的免费牛奶供应。在以制造业为核心的产业工人尚占高比例的时代，希思的失败是必然的。皮诺切特的血腥镇压也是必然的。如果产业工人依旧维持原有的规模，没有逐渐减少，撒切尔政府的血腥暴力也无法镇压工人的反抗。

　　也许可以说，在以制造业为中心的全面工业化及城市化过程中，住宅和福利成为社会繁荣的主要标志。全面工业化和全面城市化，在这里必然是同一过程，则互为前提，互为支持。在这一过程中，住宅和福利便成为全面城市化的社会建设基本内容;广义社会主义运动则为这一社会建设提供政治经济的鼎力支持。80年代以后世界发达地区进入以高科技为中心的全面信息化和金融化过程，财产性收入或股民基民等便成为主要标志，尽管他们必须建设在全面工业化、全面城市化及其社会建设的基础之上。

　　正因为如此，有史家指出：撒切尔政府的私有化扩张了股市规模，随之扩大的股民队伍都愿意支持撒切尔;包括那些处于失业状态的股民也愿意支持撒切尔，工党的失败也就理所当然。由此可以说撒切尔主义一时成功的辅助条件，是此前时代的北海石油开发和产业调整初见成效。有史家指出，从局部来说，随着北海石油供应可以自足，英国在能源上取得独一无二的实力地位。支付结算突然转为(直至1983年)大量源源不断的赢余。这也就是意味着制造业从此在英国经济中不再占有支配地位。

　　哈耶克与弗里德曼等早在60年代以前主就张和鼓吹新自由主义，但一直没有市场，或者推行总是失败，直到80年代及之后才有初见成效的实践，原因也在于八九十年代全面金融化时代的开启。正因此，批判者把新自由主义称为经济自由主义并不恰当。严格地说，新自由主义，其实是金融自由主义。只有在初步全面金融化的时代，新自由主义才可能有一定的实践空间。我们也不能因此说实质为金融自由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具有远见性，而只能说他们的执著偏见，刚好呼应了这一新时代的某些特征和需求，而作为一片楔子被打入新的经济-社会结构中，对这一经济-社会结构具有一定的活力作用。一旦这片楔子自我膨胀，自以为包打天下，甚至想摧毁全面工业化全面城市化阶段所奠定的结构性基础，则必然撕裂甚至毁灭新的经济-社会结构，以致新的全面危机。

　　完全可以说，撒切尔推行的新政策，确实是新自由主义的，但不能由此认为撒切尔主义发挥效应的整体机制也是新自由主义的。她的政策是在实施工党式社会主义三十多年的基础上进行的。首先撒切尔政府手中拥有占国民生产总值11.5%的国有企业拿来销售。这使它削减福利开支的幅度相对要小一些，尽管依然让普通国民难以忍受。里根总统手中可卖的国企就少多了，而福利开支又不能削减太多，便只能通过增加政府赤字和国债来解决通货膨胀问题。斯蒂格利茨曾经指出，即使在里根时代，美国公共部门也是得到极大扩张的。这就像2008年金融危机，很多国家除了发行货币和政府赤字，没有其他可用手段。其次她只是把40%的国有企业出售给私人，总资产达200亿英镑。私有化之后英国国有企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仍然占到6.5%。

　　更重要的，有史家指出，撒切尔属于保守党右翼，但不是教条主义者;在危机当口，她更是实事求是的实干家。她反对政府补贴，但煤矿和钢铁工业萎靡不振时，她依然使用补贴;她反对计划经济，但保留工党的国营企业局和国家经济发展委员会;她反对扩大开支，但为政府文职公务人员加薪，支持宽大的失业救济发放。她甚至通过增加税额和利用石油收入来建立保障贫民的补助救济网。偏执性政府残存的管理灵活性，也是考察撒切尔主义不可忽视的因素。

　　通行史书多会提到撒切尔之前英国保守党偏向工党社会主义的“共识政治”、撒切尔之后工党偏向撒切尔式金融自由主义的“共识政治”。由于撒切尔主义是在前一“共识政治”结构中发挥效用，因此后一“共识政治”在我看来只是巩固干预与市场的灵活关系，而且也会同样有自己的边际效应递减。特别是撒切尔对时代的非自觉性政策，也即楔子过于偏执的自我膨胀，加速了这种边际效应递减。再多灵活性的撒切尔政府在后期也由于开支加大和货币发行增多，通货膨胀率升至11%，迫使政府采取收缩政策，导致企业关闭，工人失业，以致撒切尔在任内被赶下台。

　　后来的解释者，总是喜欢将政策中的新因素单独建模，视之为成功的惟一原因，而所有旧因素都被视为改革障碍，改革就是新因素不断驱除旧因素，改革成功便是新因素彻底驱除旧因素。撒切尔主义的解释者大多是如此，中国改革的解释者也有不少是如此。后继者笃信这些解释，继续驱除旧因素，以至于旧因素驱除殆尽，危机全面爆发。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金融自由主义的边际递减至尽。

　　我们必须区分两个层次的东西：一是作为工具的干预与市场;一是作为主义的干预与市场。人类发展到今天，无论是现代资本主义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有可能或以资本主义为基本基础，或以社会主义为基本基础，灵活运用干预与市场的不同组合。通过撒切尔夫人的强政府运作实践，我们似乎可以发现，其所谓的市场也是另一种干预。在劳资关系中，要么干预资本家的经济活动，要么干预工人的工会运动，除非不存在劳资矛盾。

　　因此以高科技为中心的生产力变革所要求的新的经济社会形态，比如全面金融化、信息化，将是重新思考效率、公平、和谐与幸福的基础。社会主义者也必须面对这一新的经济社会形态及处身其中的新劳动者。

　　★冷战结束：走向新国际共识政治★

　　从全球化角度看，以苏联解体为标志的冷战结束，是20世纪最后10年为21世纪开启世界秩序重建的最有意义的事件。谁在结束冷战的过程中功绩最大，是人们热衷的话题。撒切尔、里根、D和戈尔巴乔夫四人，都参与这一进程，都不同程度地发挥作用。特别是撒切尔、里根和戈尔巴乔夫三人，都有支持者认为其贡献最大。在撒切尔和里根的自传中，都可以读到他们自鸣得意的“先见之明”。他们确实曾经预言苏联必然失败，并表现出特别坚定。

　　但是从撒切尔的自传中，我们很难能读到她有什么实质性作用。她最多是一个很棒的观察者，敏锐地观察到苏联的变化，特别是她对戈尔巴乔夫的准确判断。

　　上任伊始，撒切尔认为三项挑战——长期的经济不景气、社会主义和苏联强大的威胁，是自己必须面对的。里根当选总统，她表示愿尽一切能力支持里根的策略，以赢得冷战。

　　根据撒切尔的叙述，她是比较早地确立从苏联栽培和支持代理人策略的西方政治家。她从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等数以千计的异议分子的事例中，判断出苏联存在某个或某些在苏联制度下夺权的人，这个人或这些人也会有能力挑战那个制度。她相信必须找到这样一个人成为苏联领袖，栽培并支持他。

　　最后她认为她找到了这个人，就是戈尔巴乔夫，并开始改变原来纯粹从外部竞争、施压、对抗以对付苏联的策略。异议分子的大量存在，确实暗示着国家和社会的分裂，而这种分裂必然渗透到制度与体制中，这便是外部势力从体制中寻找代理人的机会。

　　撒切尔第一次与戈尔巴乔夫谈判核武器问题，就认为自己找到了代理人，而根据自传，只是提到谈话原定四点半结束，但戈尔巴乔夫想继续下去，最后5点50分才离开。撒切尔从这里看到戈尔巴乔夫什么具体的东西，她并没有说。尽管撒切尔用了很多好词汇来赞美戈尔巴乔夫，但从叙事来看似乎并不是那么一回事。至少我认为戈尔巴乔夫继续谈话的举动，表现出来的是不果断、不敏锐、对政治对手抱有幻想等。

　　撒切尔不断向戈尔巴乔夫挑起话题，以测试自己的判断。其中一个话题就是“工人阶级”在苏联的具体含义。戈的夫人赖莎认为无论是谁，只要工作便是工人，而起初戈尔巴乔夫认为只有蓝领才能算是工人，然后又说马克思的工人定义具有历史性，不适合以现今的社会标准判断。戈氏夫妇的不同回答，其实也反映了高科技时代劳动者结构开始发生变化所带来的认知模糊。

　　更可悲的是，“工人阶级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人竟然不能明确“工人阶级”的含义。这无论如何是政党领导者的严重错乱，是政党的严重错乱。戈尔巴乔夫还曾告诉撒切尔一项计划，即增加人民收入，然后要求他们在教育和健康等公共福利事务上回报。撒切尔说道：“不出所料，这些计划最后都成为泡影。”好一个“不出所料”!

　　撒切尔依然没有说她具体看到戈尔巴乔夫什么，只是更加坚定戈尔巴乔夫就是他们要找的代理人的想法。戈尔巴乔夫执政两年，政治改革表现比经济更为显著。苏联经济未见好转，但对政治自由与民主的需求正被苏联人们热烈讨论。撒切尔对此表现出特别的兴奋。

　　从撒切尔的观察点和兴奋点来看，她不可能对戈尔巴乔夫有实质性的高评价，反而让人觉得她认为苏联最高领导岗位终于上来一个无需故意引导的代理人。她至少认为马克思主义在戈尔巴乔夫那里不具有可信度。也因为如此，她鼓励苏联的异议者多一点耐心，多一点支持戈尔巴乔夫，认为戈尔巴乔夫会最终满足他们的愿望。而在我看来，在撒切尔的眼中，戈尔巴乔夫就是一个政治傻逼。

　　在这方面德国总理科尔则表现出更成熟和更友善的政治远见。撒切尔认为，德国的分裂、历史，以及许多目前居住在苏联境内犹如少数民族一般的德裔，使科尔对苏联有比较清楚的认识。科尔怀疑戈尔巴乔夫是否能继续掌权，因为他正在进行一个高风险的政策。科尔提醒撒切尔：从彼得大帝以来，苏联领导者所倡导的改革，均造成许多受害者。

　　显然科尔的担忧，终成现实，“高风险”在苏联和俄罗斯一一变成难以承受的现实损失。但从撒切尔的自传中我们自始至终没有读到这样的忧虑。

　　正如文章开头所指出的四国启动改革的共同背景，这四国的改革必然性不是来自外部。改革目的的某些共性，也不是来自外部。但改革路径的选择成为改革家的关键。D选择以经济发展为主导的经济先行、政治稳定的改革路径，捕捉世界性产业结构调整带给中国的产业转移机会。撒切尔选择以提振经济为主导的政治高压下的经济改革与社会改革，收割前任们所开启的产业结构调整成果。而戈尔巴乔夫选择的改革路径与D、撒切尔的改革路径都是相反的。

　　在戈尔巴乔夫那里，改革本身几乎成为改革目的，将一些政治原则作为改革标尺。本由经济不景气启动的改革，却由始至终未实现经济复兴。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连自己政党原有基础的阶级是什么都不知道的领导者所启动的改革。这次世界性产业结构调整所带来的机会终于被苏联和俄罗斯错失。最后戈尔巴乔夫只能将苏联解体怪罪于叶利钦，而撒切尔当然会在自传中留下对他没有根据的赞扬。

　　冷战的结束，其实是高科技产业及相随的全面金融化所带来的国际新秩序，对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工业化及城市化时代的国际旧秩序的替代。这场替代通过一系列创新和改革来实现。然而国际新秩序并不因此就已经建立。2008年金融危机就表明这一新秩序并没有建立。我们必须在80年代那一代领导人所开创的国际“共识政治”的基础上，建设扬弃性的新国际“共识政治”。这一次也应像二战后各国知识界和政治界励精图治，为全面工业化和全面城市化创造相应的新政治新社会一样，为高科技经济与全面金融化创造相应的新政治新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