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当前对待理论的两种错误倾向

　　说明：最近在忙一个比较大的理论工作，再加上谋生性事务，这公号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更新。这几天在微信群里与一些朋友讨论到左翼该如何对待理论工作，有所感，便将所聊整理扩展成一篇急就章，仓促而不严谨，发出来仅仅是为了供左翼朋友参考。此文最大的缺陷是没有指出左翼理论工作的正确道路，尚望见谅。文中引用一些朋友聊天的内容，需要指出的是，在这里只是针对所引内容的观点，而不是针对观点的主人，即只是就观点论观点。

　　一

　　本文所谈的“左翼”依然不区分无产阶级左翼和资产阶级左翼。一是因为社会现实矛盾尚未发展到将这两者显而易见区分开来的水平，也没有对现实富有揭示力的无产阶级左翼理论来使这两者真正区分开来。二是因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是中国资产阶级左翼的主要理论武器之一，被他们加以修正地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及其他左翼理论资源混用，与主要是吸收西方资产阶级现代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官方马克思主义也即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呈现出一“左”一“右”的修正格局。在这一格局中，中国资产阶级左翼具有极强的后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特征。三是因为这两者在一定条件下会相互转化。历史上的无产阶级左翼，很多是由资产阶级左翼转化过来的。撰写《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期的马克思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历史唯心主义者，但到了撰写《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时期则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历史唯物主义者。这也可以解释当前很多左翼为什么推崇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并热衷用它做理论武器。

　　在观念上，工人阶级也不是天生的无产阶级左翼，也存在从无产阶级右翼向无产阶级左翼转化的过程。此文的传播范围决定了它不可能是为了解决无产阶级右翼向无产阶级左翼转化的问题，因为它的读者绝大多数是资产阶级左翼。任何政治型写作者，都需要清醒地意识到文章可能的传播范围。

　　在这种条件下，我对左翼采取既坚决区分又经常不区分的的态度。坚决区分资产阶级左翼和无产阶级左翼，是因为资产阶级左翼必须向无产阶级左翼转化。经常不区分资产阶级左翼和无产阶级左翼，是因为资产阶级左翼具有向无产阶级左翼转化的可能性。

　　二

　　由于舆论环境的原因，纸媒上几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左翼讨论。网媒，特别是网络聊天群，则为真正意义上的左翼讨论提供空间。各种小的自媒体性质的网媒平台不断发表各种不断被删除的左翼文章，我个人感觉是整体水平低，碎片化严重，控诉性的和情怀性的较多，呈现出“混战”特征。这种局面形成的根本原因是社会矛盾发展不够充分，利益分化和利益交错现象比较严重;主观原因则是理论创新不足，缺乏对混沌、复杂而易变的现实富有揭示力的理论。在自媒体性质的网媒平台上，难以找到理论不足的主观动机，但在网络聊天群中我们比较容易发现当前左翼对理论的态度有两种不好的倾向。

　　第一种不好的倾向，是一听人说“理论”就烦，要么用实践的重要性来批判“理论工作”，认为搞“理论”的都太虚，是书斋行为;要么用革命的重要性来批判“理论”，认为搞“理论”的是玩概念，缺乏对现实的斗争性。在网络聊天中，他们最多的行为之一就是认为“理论”都是“教条”，或者特别是容易把“理论”等同于“教条”。在网络讨论中，一旦有人讨论理论问题，总会有人跳出来说，教条!并特别喜欢用王明做例子。

　　这种倾向和新时期的无产阶级左翼理论没有诞生有相当的关系，但在社会原因上，这种倾向是改开教的直接产物。这种倾向其实是典型的邓小平式态度。毛泽东既反对教条主义，又非常重视理论。毛泽东本人非常重视理论探讨毋庸置疑。在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他为了更好地研究社会主义建设，选择退居二线，做专门的学习和研讨，还经常组织身边的人进行理论学习和探讨。也因此，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他留下丰富的读书笔记和讨论讲话。

　　在邓时代，则只有反教条主义，反到最后把马恩列斯毛的的根本立场、根本原理和根本方法也反掉了，只留下一条“实事求是”。这个问题我在《资本论》系列讲座第一讲有较系统的论述。这里做些引用：

　　“教条主义是应该反对的。但所谓‘教条’，绝大多数其实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或基本原则，只是因为被机械地执行而在执行过程中表现为‘教条’，而这并不妨碍它们依然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或基本原则。反对‘本本主义’也是如此，即不是反对‘本本’，更不是反对‘本本’所主张的东西，而是反对机械地照搬‘本本’，主张科学而灵活地运用‘本本’。

　　反对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与否定马克思主义根本原则或基本原则在表现形式上有时很难区分。反对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因此容易成为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否定马克思主义根本原则或基本原则的一种策略。在实际执行中，它还是最有迷惑性的策略之一。这无疑是是庸俗实践观运用无哲学党性原则的‘实践观’修正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方式和思想路线之一。”

　　因此我提出一条原则性的东西：

　　“在具体语境中凡是抽象地反对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而不同时提出跟其反对的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所涉根本原理一致而在具体实践方式上又有巨大差异的正面主张的，都可以说是以反对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为名的反马克思主义行为。”

　　今天面对的问题，其实比这个还要复杂得多。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双重任务似乎比任何时候都变得迫切。虽然有些左翼反感邓小平，但在对待理论的态度上则接受邓式改革几十年的洗脑。

　　在网络讨论过程中，我发现这种倾向背后还有一些特别的逻辑。

　　这种逻辑认为剥削和压迫已经揭示清楚，大众也知道自己在吃苦，知道“苦从哪里来”，因此问题关键是要说清楚“怎么样才能够不吃苦”，在这条路上有什么障碍?怎么样去清除障碍?

　　这种逻辑隐含一个假设，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已经把“苦从哪里来”说清楚。我们会发现这种逻辑同时隐含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种子。事实是，现在否定剥削的越来越多，几乎已经成为一种流俗的观点。前一阵子有一本《大道之行》，据说颇为畅销，其中一作者就否定劳动价值论，否定剩余价值论。这样的人在左翼内部大有人在。历史上的剥削被揭示了，并不等于当代的剥削也被很好地揭示过。应该说，当代的剥削并未被很好揭示过。

　　如果认为当前的现实无需发展马克思主义，就可以得到很好地揭示。这不仅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而且是刻舟求剑的行为。从马克思逝世到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形成，不过只有二三十年时间。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如果没有列宁的“帝国主义论”，20世纪的国际共运就很难有那么大那么好的发展。二三十年间尚且如此，更毋宁说这上百年间。直接指导实践的理论确实需要在实践中发现、发展和完善，但对时代的揭示则需要相对独立的理论工作来完成。我曾把这种理论工作称之为“实践地解释世界”，即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观做方法论来研究和解释所处的时代，从而形成时代理论。马克思在书斋里的理论工作，就产生持续的巨大的革命实践效应。哲学家们固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但一旦对世界进行“实践地解释”，就会产生指导人们“改变世界”的实践效应。

　　如果没有相应的类似于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和毛泽东“两半社会理论”的时代理论，直接指导实践的理论就会陷于两种困境。一种是教条主义困境。陈独秀的投降主义和王明的教条主义皆因为这个。一种是经验主义困境。这种困境因为具有很强的实践品格而更具有迷惑性。

　　在这种倾向中，最典型的莫过于在当前社会性质分析问题上的态度。在这种倾向中，第一种是对社会性质问题采取(暂时)悬置态度。这种悬置既包括对社会整体的性质分析，也包括对具体对象的社会性质的分析。对对象做社会性质分析是讨论和批评的基础。如果不做这种分析，左翼就会陷入到碎片化的批判和反抗中而不自知。这种态度往往与经验主义密切相关，有时还会导致不自觉不自知的投降主义行为。

　　第二种态度是把社会性质分析和策略混为一谈。这是现实中左翼最常见的现象之一。比如一旦将对象判定为资本主义的，便认为是不可有任何合作的行为;比如将对象判定为社会主义或左翼的，便认为不能批判，批判就是起内讧，不懂得团结。这种态度往往是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混杂，是左翼内部发生“混战”主要的主观原因。其实，策略是是社会性质分析和具体形势的统一。

　　第三种态度是对社会性质问题做简单处理。所谓简单处理就是对象要么是社会主义的，要么是资本主义的，对是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或什么样的资本主义问题不再做进一步的分析;或者即使指出是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或什么样的资本主义，而只是静态的类型化分析，而不是历史性的分析。比如官僚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一类的批判，基本上是静态的类型化批判，而不是历史性批判。这种态度往往是教条主义的产物。他们直接套用马克思、列宁或毛泽东的某些标准来判断现实中的事物，而不是将历史社会视为一个整体，在这个整体的历史发展中来考察新的具体的经济社会形态的性质

　　在我看来，左翼的成熟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社会性质分析的准确度和具体度。

　　三

　　另一种不好的倾向是把理论工作停留在意识形态斗争水平或范围。所谓停留在意识形态斗争，主要是指以支离的观念支离地对待观念，对现实只做观念的批判。这有点像马克思早期所批判的“青年黑格尔派”：

　　“在德国，对真正的人道主义说来，没有比唯灵论即思辨唯心主义更危险的敌人了。它用‘自我意识’即‘精神’代替现实的个体的人，并且同福音传播者一道教诲说：‘精神创造众生，肉体则软弱无能。’显而易见，这种超脱肉体的精神只是在自己的想像中才具有精神力量。鲍威尔的批判中为我们所驳斥的东西，正是以漫画的形式再现出来的思辨。”(《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序言》)

　　马克思的这种批判是正确的，也是不正确的。马克思曾经也算得上是“青年黑格尔派”成员之一，至少受到他们不少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的产生说明“青年黑格尔派”并不是一点作用都没有，但也表明必须对“青年黑格尔派”的彻底批判，才会让“青年黑格尔派”真正发挥作用。

　　这种倾向在中国产生，首先是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有关，特别是和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概念有关。文化左翼、学院左翼是它的一种典型形态。他们制造一大堆新的理论概念，有没有把文化领导权争夺到手先不论，但确实在一定范围内不时地领领风骚。这种文化领导权的争夺，“据说这一切都是在纯粹的思想领域中发生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西方马克思主义走到这一步，原因之一是对斯大林主义的恐惧，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恐惧，对个人和组织间冲突的恐惧。这三者可谓环环相扣。学院左翼、文化左翼在个体经验方面存在着对个人和组织间冲突十分恐惧的鲜明特点。这为他们不接受和否定斯大林主义提供了经验基础。

　　其次是和文化大革命“灵魂深处闹革命”有关。1949-1976年间，中国共产党内官僚主义和走资派的产生，给中国现在的左翼也带来极大的困扰，使他们对组织的蜕变有各种各样的隐忧，甚至公开的恐惧。这给托洛茨基教条化的工人阶级民主思想在中国的隐秘传播或再形成提供了历史基础。

　　这些因素结合起来，便与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一拍即合，作为要素形成各种各样不同的松散组合，出现各种各样的左翼现象。但无论怎么组合，有一点是鲜明的，即停留在意识形态领域，着重对形形色色观念的批判，或者对各种现实做观念的批判。组织是社会实践真正的开端。一旦失去这个中介，不仅政治经济学批判失去力量和意义，而且社会实践也失去真正的可能。这两者是互为前提的。

　　在这基础上会衍生出一些新的逻辑。比如现在的左翼理论，是该从马列经典出发，还是该多采用贴近现实流行的概念。一种观点认为应该更多地采用贴近现实流行的概念。我个人认为这是由前述的“悬置论”而来的。社会性质分析被暂时悬置，就必然存在用什么概念来描述和批判现实的问题。如果单从宣传效度出发，认为应贴近现实流行的概念，这有一定的道理，但我认为这只会强化现实流行概念及其背后的社会秩序的合法性，而使用这些概念来批判现实，同时也直接构成对这种秩序的一定程度的不自知的维护和改良。

　　一定要区分现实性与现实感。毋庸置疑，只有有现实感的概念，才能被人感受到，也才可能发挥现实作用，但并不是所有有现实感的概念是有现实性的。现实性和现实感是有区别的。富有揭示性、批判性和辩证性的概念才是有现实性的。

　　近百年来，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确实已经发展出非常丰富的描述现实的中间层次概念，特别是描述现象层次的概念。这些概念的现实感大多不仅强烈而且直接。但在我看来，这恰恰需要从马克思主义原典出发，首先对这些后起的直接具有意识形态特点的中间层次概念进行相应的比较彻底的批判，才能加以引用。如果未经比较彻底的批判就加以使用，是缴枪行为还是其他行为，都无从得知。处于强势地位，只是文化领导权的一个维度。基本原则及随之而来的概念体系才是文化领导权的核心内容。后起的丰富的概念，只能说明我们不能停留在马克思主义原典上，同时也说明我们更加需要从马克思主义原典出发，对后起的中间层次的概念加以批判性的使用。

　　也许可以说，自《共产党宣言》以来，社会主义事业跌落到低谷从来没有今天这么低过，左翼理论的匮乏从来没有今天这么严重过。对新时代的全球经济社会形态及各区域各国在其中的结构性位置和功能做出历史性的揭示，在这个基础上探索无产阶级左翼的行动纲领和策略，从而将实践地解释世界和实践地改造世界统一起来，这才可能为无产阶级左翼的批判活动和社会实践提供很好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