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击新冠肺炎瘟疫如果非常措施再早一点就完美了

　　抗击新冠肺炎瘟疫如果非常措施再早一点就完美了

　　陈朝文

　　一、为现代化人类扑灭瘟疫创造出宝贵的经验

　　——以基本保证全社会人的基本生活为前提，强制封锁传染源;临时封闭或半封闭社会单元,不顾一切地切断传染源，同时举全国医疗之力救治感染者。全国人民万众一心，经过不到两个月的人民战争，就成功控制、战胜了疫情!

　　1月19日，由钟南山、李兰娟院士等人组成的国家卫健委第三批专家组，认定武汉出现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是人传染人的严重疫情。

　　国家顶层得到这一准确的疫情报告后，果断地采取空前严厉的非常措施，1月23日，千万人口的武汉市封城，封锁传染源，切断一切可能的传染途径，全国严防死守。

　　正是空前严厉的切断一切可能的传染途径的非常措施，潜伏期半个月后，即到2月8日前后，全国日发热门诊病人数量开始减少，出现的疑似病例数开始减少，疫情防控出现拐点;3月17日，全国本土新增确诊为0例，疫情被完全控制住。世界惊诧、叹服。

　　世界第一人口大国，面对传染性特别强、特别快的呼吸道传染病疫情，果断采取强有力的有效措施，个半月时间，爆发的疫情势头受到遏制，开始下降，一个多月时间就看到胜利的一线曙光。这是世界抗击瘟疫的奇迹，为人类提供了对付还没有特效药、疫苗的瘟疫的唯一有效的办法!自然受到世界有识之士政治家的肯定、赞扬。

　　这是以人的生活、健康为主要目的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力量的胜利!这是社会主义思想、精神，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胜利!这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精神发扬光大的胜利!

　　二、美中不足是扑灭瘟疫的非常措施还可以再早一点

　　如果提前10天、甚至是15天就采取非常措施，那这一战役就完美了。人们的意见也主要在这个问题上。人们看到8万多人被感染，恐惧了几十天，几千人被疫情夺取了生命，造成无数家庭悲剧，对此有意见，有发泄的心情是可以理解，但总结教训就必须是理性的——一种新的传染病有一个认识它的过程，出现苗头，临床医生可以严重怀疑它是人传染人的疾病，但作为主管机关就会谨慎些，不敢轻易做出人传人病的定论，这也可以理解。

　　但又只能以疫情的1号病人、扩散、爆发过程事实来评判。12月27到30日，基层医院、临床医生，通过正常上报程序和网络途径，强烈发出了，江城出现了类似SARS病毒肺炎疫情的信息是完全正确的。而市卫健委的通报就过于谨慎、保守，就是“误诊“了疫情，应该把“暂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的话，改为“高度警惕它是人传人的病。2019年12月31日，该通报称，首批不明原因肺炎患者共27人，大多来自华南海鲜市场，均无活禽暴露史，其中24人有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4人来自同一家庭，最早出现症状的患者是华南海鲜市场的魏女士，她经营活虾生意，于12月11日出现发热症状。“暂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同一家庭4人患同样的急性病，就应该高度警惕，就应该准备采取防控的措施。

　　遗憾的是，第一批专家组并没有做出确实发生了疫情的报告，国家层面就不可能在第一时间采取非常的防控疫情的措施。第二批专家组还是犹豫不决，不敢做确实发生了严重疫情的调查报告。没有在第二时间内采取非常措施扑灭疫情。

　　诚然，世界各国政府对疫情几乎都是这种思维、态度——疫情刚出现，官府总有侥幸心理，不会是疫情吧?再看一看再说。只有严重扩散、爆发了，才急起来。

　　三、没有在初期就采取扑灭瘟疫的非常措施的主要原因有二

　　一是国家卫健委第一、第二批专家组，迟疑不敢做江城确实出现了严重疫情的调查报告。

　　国家卫健委，自己派出的专家调查组不能确定武汉确实出现了病毒性肺炎疫情，就不能部署如何防控疫情，更不能向国家顶层报告湖北发生了严重疫情，建议国家采取一切非常措施来扑灭疫情——国家顶层一般都是根据部门的报告来决策、决断。

　　有些人认为，是疫情上报系统不畅造成的。

　　我认为，社会疫情上报系统是需要进一步完善。可以说，出现疫情的苗头，都是群众首先发现的。所以，法律就要明确，防控疫情的基本原则是群防群治;群众有上报疫情的权利和义务，任何人都不得压制。各级政府部门，接群众疫情上报后，必须迅疾组织力量调查核实，确实是出现了疫情，马上上报给上级，同时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采取果断的措施防控疫情，并给上报的群众一个文字答复，并告之不要广为通报，以免造成社会恐慌。这次疫情出现后，对群众的报告、反应，就有压制、打压的表现。这是疫情防控要不要走群防群治路线的问题。应该认真反思。

　　但这并不是延误了采取非常措施时间的主要原因。

　　理由：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就有传染病疫情必须上报的法律法规，各医疗、防疫等单位，对法定的上报传染病、出现的疫情，不敢不上报。二是有现代化的信息传递，国家主管部门很快就能收集到某地出现疫情的信息。三是国家卫健委的反应就能证明疫情信息是到了他们那里的。

　　12月26日，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内科张继先主任医师，对自己接诊处理的四个病人，认定是不明原因肺炎疫情的苗头;27日，她向院部汇报，并和院方一起坚持上报江汉区疾控中心。她成了这次疫情上报的第一。武汉市中心医院、武汉市红十字会等医院，也在这几天里，报告出现这种不明原因的肺炎病人。

　　3天后，既31日晨，国家卫健委的第一批专家组就到了武汉。这显然是在29日前后收到到了这一疫情报告，及时研究，点名几位著名专家组成专家组火速赶往武汉调查、核实疫情。这就证明，整个社会的疫情上报通道是通畅的，不存在不畅的问题。

　　第一批专家组经过5天左右的调查，意见是“从目前看，未发现明显的人传人证据”，也就是说，还不能结论是传染性肺炎，不能肯定武汉发生了疫情。

　　国家卫健委，很有可能是看到了李文亮等“吹哨人”的出现了很像是(SARS)的疫情信息，还是严重怀疑武汉出现了肺炎疫情，只隔了两三天，就派出第二批专家组火速到武汉再调查，再核实。如果没有看到李文亮等“吹哨人”的疫情信息，不明原因肺炎又不是法定传染病，就不会上报，国家卫健委，就不会火急火燎地派第二批专家组再到武汉。

　　第二批专家组经过7天左右的调查，看到的病人，“真的特别像(SARS)”，但还是说“并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对人传染人问题困惑，还是不能确定，武汉发生了严重的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只是存在此病扩散的问题。

　　第二批专家组，16日回北京下飞机就接到会议室开会。这就表明国家卫健委心急如焚地在等这批专家组的调查结论。只有一种解释，他们从网络、传媒等渠道得到的信息，武汉的冠状病毒肺炎情况越来越不好;不太相信前面专家组调查的结论。王广发专家一开会就觉得，可能我们把武汉的疫情低估了。

　　国家卫健委马上又组织第三批专家组火速赶到武汉调查，请84岁高龄的钟南山院士和一直搞传染病临床的、古稀之年的李兰娟院士出山去调查。急呀!钟南山院士正在开会接到通知，来不及回家，由他的助手回家拿点生活必须品;没有飞机票了，就坐高铁晚上赶到武汉;没有坐票了，就安排在餐车里，报道还配有钟院士在餐车上闭目养神小憩的照片和李兰娟院士等迎接他的照片。

　　有人说，要是钟南山院士早到武汉调查就好了。但他是84岁高龄的老人，国家还有那么多青、壮年专家可派，不可能一有情况就请他去，只有万不得已了，才不得不请他出山。

　　第一批专家组，如果有担当精神，有不辱国家、人民使命的精神、勇气，不那么保守，不那么怕担风险，不是学究学术式的调查，而是瘟疫常识性大概率的调查，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调查主要任务是复核群众上报疫情的真实性，而不是研究疫情的N个课题，疫情调查到位了，是可以报告，武汉确实发生了病毒性肺炎疫情的。

　　因为有疫情上报单位、真名实姓的上报医生，听听张继先主任医师作出判断的根据，出现了一家“鸡窝寒”就是一个重要的证据。人家不提供疫情资料，真实情况，就以“钦差大臣”的口气要。他们主要在金银潭医院工作，应该知道，从前几天开始，武汉同济医院、武汉协和医院、武汉市中心医院、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等，不断地将这种“奇怪的病人”转运到这家传染病专科医院来救治。多人突然患这种“奇怪的病”，就是这种“奇怪的病”在该地区的疫情出现了。此时急的，是不是发生了疫情，而不是疫情怎么来的。这就好比处理火情一样，此时是要马上判断是不是真出现了火情，而不是怎么起火的。

　　写这份调查报告，再难，也没有1976年元月底2月初，预报辽宁省海城、营口县一带，近期将发生大地震难吧，没有中科院地球物理所的李志永，2月4日中午推测出今晚12点左右可能会发生7级以上的大地震难吧。

　　第二批专家组和前面的专家组一样，谨小慎微，坐等人家送资料来做判断，怕担风险，宁可信其无，不可信其有。他们看到“发热门诊，病人数挺多”;“感觉特别像当年北京遭遇SARS时，病人收不进去，都积在门诊，门诊成为一个传染源，情况很不乐观”;也看到那些聚集性病例。但他们就是不敢写，确实发生了严重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也没有给地方提出可防可控疫情的措施建议。1月1-11日，已有7名医务人员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武汉同济医院医生陆俊于1月7日就确诊了新冠肺炎。但他们结束调查也不知道。

　　二是地方在第一时间里对疫情反应迟缓、防控不严、履职不力

　　多家医院报告出现了不明原因的肺炎，主任医师正式报告出现了“鸡窝寒”肺炎疫情，地方的疾控部门就应该高度警惕，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迅速组织调查、核实，确实出现了疫情，就应该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采取有效的防控措施。湖北有那么多的医疗、防疫专家，完全可以采取有力措施，控制疫情。

　　遗憾的是，地方政府轻视了医务人员发出的不明原因肺炎疫情信息，并没有认定确实是出现了疫情，只是市卫健委的医政医管处发了个《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紧急通知》。没有在第一时间采取隔离所有传染源的应急措施，新型冠状病毒就四处扩散。这时火烧眉毛的，是如何切断一切传染源，阻断病毒的扩散、蔓延，控制疫情，主要工作不是已经被感染病人的治疗，那有临床医生在负责。

　　三、美中不足的主要教训

　　1、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淡漠了就对疫情苗头王顾左右而言他

　　瘟疫，侵害、损伤成千成万人的身体、心理，夺去无数人的生命，造成无数家庭悲剧。但它又往往是悄无声息的就来到人群攻击人的身体、精神。人类为了对付它，就派专人在“烽火台”上长期监视它，一旦看到它的身影，就马上拉响警报，全民围剿它。现在社会设立的防疫部门、疾控部门，就是对付瘟疫的“烽火台”。人类和瘟疫斗争了几千年，看来还要斗下去，人类社会存在就要同瘟疫作斗争。

　　疫情，就是人民群众的身体、生命受到严重威胁的“敌情”。敌情就是命令。和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精神的人，就会马上赶往出现疫情的地方，调查、核实，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基本肯定是疫情，就会排除各种干扰，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在第一时间内就采取一切有效措施扑灭疫情。

　　没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精神的人，对出现的疫情苗头，就是宁可信其无，不可信其有，患得患失，王顾左右而言他，议而不决，到疫情爆发，火烧上房顶了，才惊慌失措的采取措施，甚至失去信心，任其肆虐无数人的生命。

　　几千年来的剥削、阶级社会，国家、官员掌握社会公共权力，富贵阶级视人民群众为刁民、贱民，不管他们的死活。出现疫情苗头，往往视而不见，装聋作哑，不管不问，敷衍了事。爆发，死了不少人，怕老百姓闹事，才不得不动用国家权力来控制疫情。整个世界几千年来对待疫情几乎都是这样。

　　2、为了维持稳定就捂疫情苗头的盖子只会是适得其反

　　社会稳定，祥和，既是政府、官员的希望，更是人民群众的期盼。

　　⑴社会稳定概念

　　整个社会的结构关系稳固，运转正常，有序，没有激烈冲突、对立、对抗的无法调和的矛盾，没有剧烈震动，较少或者不发生群体闹事恶性事件，就是稳定的社会。

　　社会，是无数人群居的社会，无数人只有关系即结构起来，才能创造物质资料生存、生活、活动。任何一个群居的生物体，都有它(他)的结构关系。任何一栋建筑，都有结构稳固不稳固的问题。任何一个物体，都有结构稳固不稳固的问题。所以，科学的社会稳定，就是这个社会的结构关系稳固。

　　⑵绝大多数人赞同、拥护现行社会制度、关系、面貌的社会稳如泰山

　　是无数人结合起来的社会关系、结构，每个人就是结构的一分子，“一个部件”。所以，只要绝大多数的分子、“部件”是“稳固”的，没有否定现在这种关系、结构方式的想法、行动，那整个社会关系、结构就是稳固的。

　　人对一定社会关系、结构方式的态度，主要是由他得到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是不是基本满意决定的。这是因为，人，必须有物质资料才能生存、生活、活动，人必须有他的物质利益，这是人第一位的必须;人，是有思想、有意识、有自我表现欲的人，是这个社会的一分子，自然还有他在社会中的政治利益。人对自己得到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是不是基本满意，又是由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政治体制决定的。所以，人们满意不满意的，实际就是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政治体制。

　　社会绝大多数人对现行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政治体制基本满意，社会就稳如泰山;反之，如果绝大多数人都不满意现行的社会制度，社会就很难稳定。

　　所以，维持社会真正稳定的工作，主要是建立、建设，社会绝大多数人赞同或者基本赞同的社会经济制度、经济体制、政治制度、政治体制。建立起这样的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就是有了社会稳定的基础;社会权力掌握者就能“闲庭信步”。

　　⑶只要坚定不移走群众路线社会就稳如泰山

　　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是党的生命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是党百年制胜的法宝。

　　真正走群众路线就能找到绝大多数社会人基本赞同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

　　真正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就会毫不犹豫地利用纸质平台、网络平台等，广开言路，组织人民群众讨论，社会究竟实行什么样的社会经济制度、经济体制、政治制度、政治体制好。党就能听到群众的心声，就知道了社会绝大多数人赞同什么样的社会经济制度、经济体制、政治制度，就清晰怎么科学治理、建设社会。

　　主要领导，就会积极引导、参与人民群众的社会制度讨论，但绝对不会以权威自居，盛气凌人，把人民群众当成阿斗，要人们只能赞同某种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绝对不会堵人家的嘴，不准人家发表自己的观点。

　　真正走群众路线，就能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心连心，成为人民群众的贴心人。有人民群众铜墙铁壁基础的执政，社会稳如泰山。

　　真正走群众路线，社会按绝大多数人的希望，建设、管理，规范，大家心情舒畅，社会政通人和，和谐。这样的社会，就不可能有不稳定的问题。

　　⑷决不能为了维持稳定就捂疫情苗头盖子

　　理论上说，道理简单。瘟疫，严重威胁、侵害人的身体、生命，造成社会十分恐慌。一旦出现，人们只能期盼国家即社会采取非常措施，动员、组织人民群众打一场人民战争，尽快扑灭它。个人、没有组织的群众对它无能为力。

　　所以，如果疫情苗头一出现，国家就采取非常措施，坚决封锁传染源，不顾一切地切断一切可能的传染途径，动员社会资源，把所有瘟疫病人、疑似瘟疫病人隔离起来;同时动员、组织社会医疗力量积极救治瘟疫病人，就能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扑灭疫情，保护成千成万的人，躲过一劫，幸免于难;保护成千成万个家庭免遭家破人亡之灾。

　　这在人民群众心中，就是大恩大德的国家政府，他们只会感激涕零，举双手拥护;这样的国家政府，就稳如泰山。这样的社会，疫情一公布，开始是有点紧张、恐惧;但很快被扑灭后，全社会就是胜利的喜悦，就不存在稳定的问题。

　　如果疫情苗头出现了，怕社会紧张、恐慌，怕有人乘机犯上作乱，造成社会不稳，舍不得自己苦心经营、营造的莺歌燕舞，姹紫嫣红、太平盛世，就捂盖子，不准谈论疫情，受侥幸心理支配、不是在第一时间采取非常措施，让瘟疫扩散蔓延，很快就井喷爆发，形成大瘟疫。人民群众就会严重质疑，就会出现严重的信任危机，社会危机。社会就严重不稳定了，甚至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3、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知识分子劳动化的人才培养方向就不会“误诊”疫情

　　理论联系实际，是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是中国共产党特有的三大作风之一。

　　理论，就是人们由实践概括出来的，揭示自然界和社会规律的有系统的结论。人的第一需要，无疑是物质生活的需要，所以，改造自然、创造物质资料，就是人类社会主要的基本活动。人有揭示自然界和社会的规律，创造、总结理论的能动性;但从人类来说，揭示自然界和社会的规律，总结理论，总是有目的的，不可能没有目的：就在于为人的第一需要活动服务，即为实践需要服务，是指导改造自然、创造物质资料和改革社会活动的理论;纯理论，即为理论的理论，有，但很少。

　　创造、总结出的理论，来源于实践，但总结出的理论就有正确还是不正确的问题，又只有回到实践中去检验。所以，理论和实践是统一的，总是分不开的。实践出真知。

　　知识分子要劳动化，是开国领袖毛泽东于1958年提出来的。原话是：“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这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到机械化、自动化生产力水平的要求，更是社会主义革命事业最终目的的必须。

　　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最终目的，是要实现人人经济上、政治上平等，人民成为社会的主人，当家作主决定社会的所有重大问题。只有劳动人民知识化了，他们才有能力、水平，科学决策社会的所有重大问题，才能当社会的家，会当社会的家;成为社会真正的主人。也只有劳动人民知识化了，他们真正翻身得解放，成为当社会家的主人。

　　劳动人民要知识化，劳动人民知识化后，就要求知识分子必须劳动化。

　　⑴这是人人平等的要求

　　劳动人民成了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就是社会的绝大多数人成了有知识有文化的劳动者;都是有知识有文化的劳动者，大家身份相同，地位也就相同，彼此彼此，就是人人平等。

　　这就告诉人们，人类文明发展到机械化生产力水平后，要建立起梦寐以求的人人平等的社会，人人就应该是有知识有文化的劳动者。所以，在劳动人民知识化的社会，知识分子就只能按社会绝大多数人要人人平等的意志要求，走知识分子劳动化的道路，积极劳动实践，克服自己轻视劳动实践的弱点，补上劳动实践能力差、没有这个习惯的短板，成为有理论有文化的劳动者。否则，就成为了社会的另类。

　　⑵这是知识分子争取自己名誉权的必然

　　社会绝大多数人是有知识有文化的劳动者后，社会赞美、褒奖的，就是既有理论功底，能说会道，又能理论联系实际，既动口又能动手解决生产、社会中的实际问题的能人。这样一来，那些只有书本理论，夸夸其谈，什么实际问题都解决不了，光耍嘴皮子的人，就得不到社会的赞美、褒奖，社会名誉低，成了被社会边缘化的人。所以，知识分子为了自己的名誉权，就只有劳动化，成为劳动化的知识分子。

　　⑶这是社会新主人的要求

　　几千年来，知识分子总是信奉“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信条，“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为成为高高在上的社会贵人而奋斗。看不起、鄙视劳动人民，嫌劳动人民愚笨、赃臭，是大老粗。

　　劳动人民成了有知识有文化的劳动者，就是社会真正的主人。他们决不喜欢和自己格格不入的人，不可能喜欢瞧不起自己的人。知识分子怎么办?就只有走知识分子劳动化的道路，多和劳动人民一起进行劳动实践，逐步克服自己轻视劳动实践，看不起劳动人民，和劳动人民格格不入的问题，成为劳动人民的真正朋友，和他们有基本相同的性格、爱好。

　　但和世界接轨后，就把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丢在一边，批“知识分子劳动化”是极左，是对知识分子的打击、迫害，是折腾，恢复“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精英教育，科举教育，把亿万人的命运、人生希望、搁在学府殿堂里，赶着成千成万的学子过独木桥，迫使他们“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学历、文凭、知名学府的招牌、论文，成了荣华富贵的敲门砖，知识分子就埋头在浩如烟海的故纸堆里，拼接论文，剽窃多多，枪手多多。理论严重脱离实际，大量的“研究成果”，只是沽名钓誉，不能转化为实际应用。

　　知识分子就严重脱离劳动实践，脱离劳动人民，缺乏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所以，一、二批专家组就把这次疫情“误诊”了。

　　我并不否认，这些专家都是各自领域技术的领军人物。但这次遇到新问题他们就不知道怎么办了，不知道自己到武汉的主要任务、使命，是调查核实、确认是不是出现了疫情，而是一头扎在病原学、临床治疗等工作上;不知道怎么调查到疫情的真实情况，不知道通过各种渠道、途径，找医院医务人员、病人，核实是不是出现了新传染病疫情，坐等人家来汇报是不是疫情，坐等人家送资料来，判断是不是出现了新传染病疫情;人家不来汇报，不送资料来，就草率结论，“并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还是“证明人传染人的证据不足”。看来，他们也不知道自己的调查意见是要受实际疫情检验的。

　　4、不迷信“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就很有可能不“误诊”疫情

　　中华民族的人口发展史，就是不断抗击瘟疫的历史。瘟疫一来，伤害成千成万人的身体，夺走成千成万的人生命，过去、现在、将来，它都是人类社会的心腹大患。所以，有效预防它、早发现、早处置它，就成了人类公共卫生长期的主要任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生的人民政府，就把防控好瘟疫，尽最大努力减轻瘟疫对人民群众身体、生命的威胁，列为自己的第一要务，成立专门的防瘟疫机构防疫站。疫，就是急性传染病。防疫站，就是专门办预防急性传染病、及早发现、尽快处置疫情的机构;职责很明确，很清楚：尽最大努力预防急性传染病的发生;是社会监视疫情的“烽火台”、“情报处”，前哨战。防疫工作坚持专家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群防群治的路线。国家防控疫情工作的这一思路、安排很清晰，主要任务、职责、路线、办法等都清楚。

　　正是有这一条正确的防控疫情的路线，国家防疫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有效控制和监测各种传染病，并逐渐消灭了各种传染病的发展和流行。

　　天花被消灭。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上半叶，在我国大流行，造成几百万人死亡的鼠疫、霍乱、伤寒，被完全控制住，70年来，仅个别地方出现零星病例。血吸虫病、疟疾、脊髓灰质炎等等传染病，基本被控制住，仅有散在的病例。70年来的主要疫情，就两次：一是六七十年代开始的甲肝、乙肝流行，二是本世纪初的“非典”。

　　为了和世界接轨，2003年前后，就把西方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CDC)搬过来，把自己挂了50年的“卫生防疫站”牌子换成和西方一样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牌子。为什么要换?因为思想上总认为，“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

　　有报道，就在上月10号，美疾控中心主任罗伯特•雷德菲尔德洋洋自得的说，美国疾控中心已经与中国“有30年的合作关系，中国疾控中心就是美国疾控中心建立的”，并且他在中国疾控中心还“拥有一个小团队”。

　　这次没有能早发现、早认定疫情苗头的实践证明，外国的月亮并不一定比中国的圆。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人类面临的疾病来说，就是个大而全、包罗万象的卫生机构。

　　人类面临的各种各样的疾病，太多太复杂，难以划分，难以准确统计，至今也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有人估计，人可能要面对上万种疾病。

　　社会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就是对这几千上万种人的疾病进行有效地预防、控制。这是神仙也做不到的事。不管有多大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都预防、控制不了成千上万种的疾病。患糖尿病、高血压的人越来越多，他控制住了吗?癌症越来越多，他控制住了吗?就举最普通的伤风感冒病来说，要预防、控制它，就要牵涉到相当多而且复杂的理论问题，人们的行为习惯问题，社会观念、意识问题。要控制住它很难。

　　所以，这块牌子只能是“万金油”、政治秀——臣民们，我们有专门的机构负责预防、控制你们的各种各样的疾病，为你们的健康操碎了心。——但老百姓绝大多数人是不懂医的，也不会去细想，这个中心做得到吗?就被这块牌子骗了，被官僚的政治作秀骗了，还以为真在为老百姓的病着想，受骗上当，还信任、拥护这块牌子。

　　任何一个人，一个机构、部门都不可能包打天下，解决包罗万象、五花八门的问题;只能解决他职责范围内的事，工作安排，必须有重点，有主次之分。

　　防疫站这块牌子就很实在，主要职责、任务，就两个字“防疫”，不管传染病的救治，那是临床医生的事，只管预防急性传染病的发生，减少社会疫情的发生，减轻疫情的程度，就是社会急性传染病疫情的“烽火台”，如果出现了疫情没有及时发现，就要打板子。

　　就是因为换了这块牌子，才造成这次疫情早期“误诊”。

　　中科院院士陈国强等人在《中国科学：生命科学》杂志发表了评述文章《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下的思考》。文章指出：“此次疫情发生早期， 临床医生从个案诊治中已经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及人传人的可能性，但是却没有一支专业高效的公共卫生队伍能够在第一时间深入现场，进行细致、缜密的流行病学调查和及时确诊问题。”

　　牌子一换，各自就选定自己研究的疾病领域做论文，以撬开名利的大门，就没有什么人去干那一天扎在基层搞又苦又累既没有名有没有利的防疫工作了，所以，社会就没有一支眼光特别敏锐的专业高效的公共卫生队伍，就不能在疫情一冒出来就及时发现、认定它，给决策层发出疫情警报。

　　2020/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