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俊杰：疫情能否转移阶级矛盾凝聚民心？

　　陈俊杰：疫情能否转移阶级矛盾凝聚民心？

　　以前的“全球化”瘟疫从严格意义上看从未爆发过，2020年新冠病毒全球化无任何先例可参考，由此会否转移世界各国内部的阶级矛盾截止目前亦无例证可举。但“知乎”网站的三个相关问题的答案似有参考价值。

　　相关问题一：怎么理解/解读“不抓阶级矛盾这一主要矛盾，空谈爱国就是在为资本家的私事奔忙”？

　　知友“明珠求瑕”认为：凡是存在有土地和生产资料私有制，存在有资本家统治的国家，不管怎么民主，总是资本主义的国家，总是替资本家控制贫苦农民的一副机器。至于普选权，立宪会议和国会，都不过是一种形式，不过是一种支票，丝毫也不能改变事实的基础。当剥削制还存在时，是不会有什么平等的。地主不会和工人平等，饥寒交迫者不会与饱食暖衣者平等。无产阶级把称为国家而受到迷信崇拜的这副机器摒弃，把硬说国家是全民政权而受到信任的这种陈腐童话揭破，因为这是资产阶级的谎言。——列宁《论国家》

　　知友“高能磷酸键”认为：前提是“资产阶级已成为国家的实际统治阶级”，在资产阶级为统治阶级的国度，主要矛盾自然是阶级矛盾。在面对外敌的威胁时，人民始终是“两面受害者”——除非这个“外敌”是该国资产阶级的外敌而不是该国人民的外敌。故此，在资产阶级为国家实际统治阶级的国度，广大无产阶级人民群众的主要任务不是发展生产力和解放生产力，而是阶级斗争。确实是各个发展时期的无产阶级人民群众的任务不尽相同，但无产阶级人民群众通过各种方法最终掌握国家实际政权，是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必要条件。

　　知友“知乎用户”认为：国家利益只是统治阶级的利益，不是被统治阶级的利益。所谓爱国，也就是爱统治阶级，不是爱被统治阶级。紧抓阶级斗争，第一个要解决的就是弄明白一个国家的统治阶级是谁?被统治阶级是谁?然后才是咋斗的问题……按此理，资本家要是国家的统治阶级，那爱国就是为资本家奔忙;工人农民要是国家的统治阶级，那爱国就是为工人农民奔忙;如果瘸子拐子是统治阶级，那就爱国是为瘸子拐子奔忙。模糊、淡化、调和阶级矛盾的都是统治阶级蓄意施放的烟雾弹，因为有的事是非黑即白的，绝对对立，无法调和。

　　知友“小太阳”认为：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一书早已承认：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在阶级矛盾客观上不能调和的地方、时候和条件下，便产生国家。反过来说，国家的存在证明阶级矛盾不可调和。

　　下面给一个篡改版：全社会的抽象和超越?

　　知友“匿名用户”认为：奴隶国家就奴隶主阶级统治奴隶阶级的工具，封建国家就地主阶级统治农民阶级的工具，爱国实际上是爱工具，而爱一个工具本身就是很匪夷所思的说法。统治阶级喜欢灌输爱国主义给被统治阶，被统治阶级如果爱国则纯粹是上当被忽悠瘸了。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属于特殊情况，根据恩格斯的理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国家是会自行消亡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无产阶级统治少数资产阶级的工具，这就会有反常的现象。旧社会的国家随着阶级历史的进程，阶级矛盾日渐尖锐，国家机器也越来越强大，以至于爆发革命;社会主义国家则是日渐式微的，最终消失殆尽。社会主义社会是唯一的统治阶级不必要宣传爱国主义的社会，以往的旧社会中都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国家被统治阶级说成是阶级调和的工具，从而掩盖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社会主义国家中，是多数人统治少数人，无产阶级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作为统治阶级能大方地承认阶级斗争，也有完全没有必要鼓吹爱国主义以达到阶级调和的目的。

　　知友“王动”认为：联系今年疫情之下人民群众，国家机器，社会各界的现状，有个大胆猜想：改开以来，土共在下一盘很大的棋啊。

　　当然，几十年走着走着，方向会不会偏，就不知道了。

　　知友“零一”认为：一群羊在大声疾呼：打倒狼群，羊要翻身做主人。狼被打倒了。然后羊还是羊，披着羊皮的狼则成了草原新的主人。下次看到大声喊口号的，你只要知道他们，要么是真蠢的羊，要么是蔫坏的披着羊皮的狼。

　　知友“寒江舟上雪”认为：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工具，所以如果一个国家的统治阶级是工农劳动者，那么爱国是没错的。如果统治阶级是资本家，封建地主皇帝，奴隶主，你作为无产阶级爱护一个这样的国家，说明你在维护资本家的利益而不是自己的利益。所以，为什么要抓阶级斗争，因为要明白要搞清楚，谁才是这个国家的主人统治者。那么我们要爱怎样的一个国家呢，怎么区分谁是哪个阶级呢?这就要看谁掌握了生产资料，谁就是国家统治者。封建社会，地主掌握土地这种生产资料，所以地主阶级是统治阶级。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掌握土地、厂房、机器设备、工具、原料等生产资料，所以资本家是统治阶级。那么工人农民劳动者要怎么成为统治阶级呢?很简单，要掌握生产资料，劳动者们掌握生产资料依然要用劳动创造财富，没有了地主资本家作为寄生虫，每个劳动者都能劳动多少就能收获多少，一切生产资料属于劳动者，一切财富也属于劳动者。只有你是这个国家的统治阶级时，你才要爱国，因为爱国就是在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受到侵犯。工农劳动者作为统治者的的国家是什么样的呢?在经济结构方面实行纯粹单一的全社会所有制(100%公有制);商品经济将消亡，一切劳动产品将成为社会统一分配的对象;经济运行形式方面由一个社会中心用统一的国民经济计划来配置社会资源，组织整个社会的生产、分配和消费(100%计划经济)。

　　知友“Epicurus“认为：这个问题就要涉及到十分有名的“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实现阶级统治的工具”的了。很多人从字面上理解这两句，首先把“调和”理解成“缓和”，所以“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就被理解成了“国家是资产阶级成立以奴役无产阶级的”;再把“统治”理解成单纯的“统治阶级大权独揽压迫被统治阶级”，所以“国家是实现阶级统治的工具”就被理解成了“国家是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的工具”。“美国是资本家的天下”这种理解是错误的。我们先来看看恩格斯先生是如何阐释这个问题的——“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站在社会之上的力量来抑制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一段十分直白易懂，拿来解释这个问题再合适不过了：社会中的对立面，也就是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无法在保留二者的前提下得到解决(矛盾的同一性)，也即无法调和。同时，对立的阶级之间将会不断地进行斗争(矛盾的斗争性)。为了使斗争双方不会被迅速消灭掉，使双方能在一段时间内维持存在(即实现、维持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统治)，需要一股表面上看站在客观中立第三方的力量抑制双方的冲突，这股力量就是国家。因而国家的目的是通过抑制冲突来维持矛盾双方的存在。所以，能较好地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一定是能把资产阶级约束得比较好的国家。美国就是如此，当年的“爆破手”老罗斯福不知道拆分了多少涉嫌垄断的托拉斯，强如洛克菲勒的石油托拉斯都没能幸免。苹果谷歌微软都是可能涉嫌垄断的热门企业，恐怕也不想步那些托拉斯的后尘吧。所以，很多人对“调和”的概念还没有搞清楚，因而在对“国家的起源”这一问题的理解上也出现了偏差，国家的职能就是调解阶级矛盾，维持现状——也就是维持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统治。但国家的调解并无法彻底解决阶级矛盾，所以才说“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那么列宁同志为何要在《论国家》演讲中做出一番如此激进的陈述呢?这个是要结合历史背景来看的。列宁同志与第二国际的论战贯穿了自俄国革命以后列宁的整个后半生。堪称马克思亲传子弟的第二国际成员，甚至包括列宁的老前辈普列汉诺夫，在革命思想上都是比较“右”，比较保守的。在对资产阶级国家的态度上，他们基本都主张“循序渐进”;在历史唯物主义上，他们基本都认为需要完全改变生产关系的时机还未到来。在这一情况下，产生了一大批卢森堡口中的“机会主义者”和列宁口中的“修正主义者”。列宁等人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以一种果断的“极左”(非贬义的客观陈述，政治光谱中列宁主义本来就是极左)的方式守卫了革命成果，建立了第一个长期存在的工人政权，引起了前第二国际成员的不满。甚至连受列宁尊敬的老前辈普列汉诺夫都与列宁决裂，连社会民主党中同样反对改良的“左翼”人员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也发文批判列宁。然而列宁同志仍然坚信“斩草必须除根”，以坚定的信心和高昂的斗志逐一回应了这些言论。在这种情况下，显然不能要求列宁同志客观阐述国家的作用，极力表现资本主义国家的恶，激起受压迫人们的斗志才是当时所需要的。“斩草必须除根”和“步子太大扯到蛋”显然是社会主义者中的“左派”和“右派”各自理论的核心。距离俄国革命已过去了百年有余，纵观二十世纪的共运历程：那些“没有除根”的人成功消除了阶级矛盾吗?显然是没有的。阶级矛盾是不可调和的，这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矛盾理论。但资本主义国家的改良也确实提高了工人的待遇，这点必须要承认。所以仍然有人坚信，通过调解能使阶级矛盾达成一个和谐或接近和谐的状态，使矛盾双方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最终抵达共产主义的彼岸。那些“迈大步子”的人避免“扯到蛋”了吗?也不尽然。但他们是否通过对生产关系的彻底改良，在某些方面取得了极为辉煌的成就。并且这些勇往直前者的言语和行动仍然激励着，影响着，教导着当今的被剥削者呢?显然是肯定的。所以也仍然有人坚信，我们需要彻底地改变原有生产关系，建立一个虽不完美，但肯定会更为美好的新世界。并且通过恰当的制度，能避免领导者的堕落和“新阶级”的产生。社会主义国家在历史上起的作用应是最终消灭“国家”还是更好地调解阶级矛盾，?毕竟这两条路都有先人走过，既在历史上留下了各自的成绩，也留下了各自的教训。所以只是把这些东西放在这里，请大家自由地选择。

　　知友“麦小白”认为：统治阶级是一个寄生群体，脱离被统治阶级则会失去控制力和影响力，最终退化为新的被统治阶级。国家是以统治阶级暴力机器约束为基础，由被统治阶级接受统治而形成的一种社会关系总和。抛开“阶级”这个为了方便理解而使用的标签则是一群具备高组织度的人在管理大量的、以更小的群体为单位的大多数人。国家与国民的关系实际上是只这一小群人和剩余一大群人的关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意志，而当一群有一致利益诉求的人成为统治阶级时，他们的群体意志就会直接影响到被统治群体的意志。由于被统治阶级接受统治的一个必要前提，就是统治阶级具备强有力的暴力机器，那么很显然这是一种不平等关系。没错，所有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国家，事实上都是基于不平等的统治关系而建立的。统治阶级有能力影响到大多数人，那么统治阶级意志背后的利益诉求就尤为重要。因为利益诉求是根本，而意志只是利益诉求合理化落地的工具。如果资本家占据了一个国家的统治阶级位置，那么就意味着国家意志将为资本利润服务。典型代表就是大洋对面的美帝。而且，人一定要明白一点，万事皆有成本。我们做什么事都有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人世间的一切成本也正来源于此)，因此选择非常重要，不管你是不是嘴炮爱国，只要你是被统治阶级，且你接受了统治阶级的统治要求(甭管主动还是被动)，那么接下来你的一切生产和工作活动，实际上都是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你怎么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统治阶级的意志得到了贯彻。美国真的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如果你是美国人，那么你要么为产业资本工作，要么为金融资本工作。不管皿煮自游喊的多好听，只要美国的统治阶级还是资本家，那么美国人就毫无疑问在为资本的利润工作。

　　知友“sung”认为：在原始社会，个人在野外是无法独自生存的，人们只有汇成一个整体才能和自然相对抗，由此就产生了部落，那时候集体利益至上，个人严重依赖于群体，由于部落中有孩子，有伤员，也有孕期的女性，部落成员们根据各自的优势进行不同的生产活动，因而有了早期的分工，人们为了保障种群的延续，把能获取到的物资集中起来平均分配。但受制于生产力所限，人们的生产没有剩余，自然也就没有私有可言，那时候的人们还是分散于各地简单的聚落，没有国家。随着生产力的提高，渐渐地出现了剩余产品，在剩余产品的产生同私有制的结合下，人类进入了文明社会，剥削也就在这种结合中产生，剥削的出现，使得原有的部落内部发生分裂，一部分掌握生产资料的人对整个部落有了支配地位，他们利用这种优势无偿占有部落其他人的劳动，部落中人的地位，也在这种生产资料的占有中分化开来，随着这种占有的扩大，整合，强大的部落渐渐吞并了弱小的部落，阶级由此产生。阶级产生后便出现了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在自然条件下，各个地区有各个地区的阶级，由于各个部落及其强大，为了避免部落与部落之间的统治者发生直接对抗，而使得部落间的各阶级在彼此冲突中灭亡，于是就需要一种表面上凌驾于各个阶级之上的这样一种力量，这时，国家便诞生了。所以，“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根据国家的产生过程表明，国家实质上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暴力机关，当国家成为管理社会阶级的独立机构时，它同时也是阶级统治与压迫的工具，即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国家，它是依据统治阶级的意志来管理社会公共事物的机关。国家作为统治阶级工具，还通过它的职能具体的表现出来，具体表现为以下方面：1.对内职能：政治职能(按统治阶级的意志把人们的行为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经济职能(组织经济建设，推动经济发展)，社会职能(管理社会公共事务)2.对外职能：组织国防，外交(文化经济政治交往)这俩种职能紧密联系，对内职能是对外职能的基础和根据，对外职能是对内职能的延伸，二者都是国家阶级本质的体现，为的是本国的统治阶级利益服务。在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占有生产资料，是国家的统治阶级，处于支配地位，无产阶级没有生产资料，或有脆弱的生产资料，在国家内部处于被支配地位，资产阶级为了巩固其自身统治，一方面他们会利用国家机器对内使用各种手段(如对内垄断各种资源或使用金融，经济政策直接/间接剥削本国无产者，对外转嫁经济危机矛盾发动战争等)残酷的剥取本国无产阶级的财富甚至生命，另一方面，他们通过利用政治上层建筑 即通过政策 法律 暴力机关等用来适应符合资产阶级自身的经济基础，力图把无产阶级的行为控制在有利于资产阶级统治的范围之内。他们通过思想上层建筑豢养有利于维护其统治的学者、权威。用各种手段束缚人们的思想，力图通过教化，使统治者的他律成为人们自律，使人们自觉的控制自己的行为，遵守有利于统治阶级的政法秩序。对外同样通过思想上层建筑宣传利于本国经济基础性质的价值观(无产阶级国家宣传有利于无产阶级的价值观，资产阶级国家宣传有利于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同时为了巩固本国统治阶级的利益，排斥与打击同本生产关系性质相悖的其他上层建筑。无产阶级没有国家，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的解放自己。

　　知友“jones”认为：多数国家有成千上万企业，利益瓜葛错综复杂，你能都帮吗?国企和私企都看上了一块好地那这地皮给谁?谁更加符合国家和人民利益就给谁!如果都让一群企业自己来决断最后的结果就是他们谁都不服谁，你投我的反对票我投你的反对票!因此没有国家这只大手控制一下是不行的。有位专家说“马云和京东都是市场经济里自动长出来的”，国家要减少干预!为什么中国的市场经济长不出芯片来呢?还冒出了个“武汉弘芯”的问题。叶利钦当上总统后第一次对俄罗斯人民讲话：“我们对市场经济模式的复杂性依然认知不足”也就是说从技术型角度来看“市场经济不是每次危机都能无政策治愈的”他需要高超的控制技巧。运气好风险投资某宝取得了巨大成果，正好赶上了国际互联网和庞大计算机产业的快车，狠赚一笔后完全忘记了历史上市场经济模式下存在的种种危机和风险。也就是说靠努力加运气取得的成就不能说明市场经济是能自由不管也能搞定的。他在某个时刻非要国家干预不可!国家调控好了企业的生产和价值分配实际上是保护企业优化分配利益给职员。这样一来庞大的生产价值分配到了庞大的需求群体是一个巨大的良性循环，阶级间的矛盾会大大缓解。一味回避阶级间的矛盾就难以发现核心问题跟不谈解决方法了，如果是这样就真的是”为资本家瞎忙了”而且资本家最后还是要垮，因为无限制的过剩。

　　知友“不远的将来”认为：如果多数人能决定少数人的统治地位，少数人的统治就会体现大多数人的意志。封建皇帝也怕被推翻统治，皇帝武力强悍而民众反抗能力很弱时，考虑民意的动力就会减少;如果力量很弱，随时能被推翻，皇帝甚至会去拍民众马屁。多数人如何左右少数人的统治地位?比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了，人民代表从民众中选来，代表人民群众的立法施政。

　　知友“凌夜舞”认为：国家是统治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工具?如果把明朝、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这里的国家，那就没错。如果把国家理解为中国，那么就有问题了。中国自始皇帝陛下横扫八荒一统六合后，换了若干个名称若干个理论，如果以单一的统治工具的方式理解中国那么马克思也理解不了中国。中国是源远流长的文明的集合，中国的延续不以统治阶级的意志为转移，人民会在特定的历史阶段选择最适合这个阶段的统治阶级和理论成为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直接把国家定义为工具的方法恰恰是特权思想精英政治的体现。

　　知友“回车诗人”认为：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国家的主体是资本家，爱国等于爱资本家。不需要理解和解读，控制资源的多少决定你的阶级。什么资源?社会资源，这个国家的资源，这就是这个国家权力的主要组成部分。

　　相关问题二：脏脸博弈适用于中美两国的国内阶级关系吗？

　　张维为对此类问题的看法适用于脏脸博弈的基本原理：如果一件事在某个群体中成为公共知识，则从任何一个个体出发对这件事的理解都已达到了与这个群体的完全统一。“公共知识”特指某一个群体的知识，也就是一个群体内部对某个事实知道的关系。公共知识，比如今天下雨，甲乙两人都知道这个情况，但这并不是公共知识，真正的公共知识包括：甲明白乙知道今天下雨，乙也明白甲知道今天要下雨;并且甲要明白乙知道自己知道今天要下雨，乙也要明白甲知道自己知道今天会下雨。只有具备以上条件，甲乙二人的公共知识才是“今天下雨”。也就是说，双方对某一件事必须达到相互间的完全了解，才能说这一事物是二人的共识。张维为以下每一句话都有必要被中国从脏脸博弈的角度对号入座，尤其是他认为的“颜色革命”这个美国独创的革命形式竟然也发生在美国了!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曾将去年的香港骚乱称为“美丽的风景线”，现在美国几乎所有城市都出现了这样的“美丽的风景线”。特朗普总统把弗洛伊德事件的抗议者称为“暴徒”，准备动用军队镇压。抗议者的要求主要是对种族主义和警察暴力的强烈不满，口号是“公平正义”，“没有正义就没有和平”等等，要求政府从体制上解决种族主义、种族歧视、警察暴力、“白人至上”等问题。奥巴马也发表公开讲话：抗议活动证明，广泛的、多种族的社会各界已“觉醒”，认识到社会的不公正。这个事件是美国结构性的问题，是历史悠久的奴隶制、种族隔离法、种族歧视的制度等等的结果。如果美国普及了移动支付，黑人弗洛伊德就不会用20美元假钞去买东西;如果他不用20美元假钞去买东西，店员就不会报警;如果店员不报警，警察就不会抓他;如果警察不抓他，他就不会被白人警察锁喉致死;如果他没有被杀，那么美国就不会发生这么大的示威游行和骚乱……为什么美国不能普及移动支付?手机信号不好，很多地方都没有网络。为什么信号不好呢?因为基站设置得太少。为什么基站那么少呢?因为太贵了，老百姓付不起。为什么那么贵呢?因为没有用中国华为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所以这次危机的根源是美国政府制裁华为造成的，类似的危机恐怕还会出现……

　　第一，长期存在的种族歧视制度。美国黑人的失业率大概是白人失业率的2.5倍，贫困率大概是白人的3倍，黑人家庭收入不足白人家庭的60%。黑人聚居社区在公共设施、公共服务方面，质量都明显低于主流族群社区。日常警务活动中，美国警察一般都先入为主把黑人男子预设为罪犯。只要你有几个能讲真话的美国白人朋友，他们私下会告诉你，如果你晚上在街上看到黑人男性，要预设他就是罪犯。同样，如果你有美国黑人朋友，他也会告诉你，他母亲从小就告诉他，碰到警察一定要服从，他随时可能向你扣动扳机。所以美国总体上是一个非常粗糙的社会，英文叫rough，美国不适合神经非常脆弱的移民，也不适合只知道岁月静好的移民，此即“低人权优势”、“低人道主义优势”。

　　第二，惊人的贫富差距。美联储的报告显示，1989年至2018年的20年间，美国最富有的1%家庭，他们所占有的家庭财富总额比例从整个社会的23%上升至32%，而最底层50%的家庭财富净增长几乎为零。美国44%的人拿不出400美元的紧急支出。美国还是唯一没有实现全民医疗保险的西方国家，特朗普一上台就废除了奥巴马当时推动的医保改革。现在大致情况是，2700万美国公民没有任何医保，至少还有1500万非法移民也没有医保，还要加上数千万医保不足的群体，就是保费交得不足，所以医疗保险是很有限的，另外还有数千万因为失业而失去医保的群体，很多医保是和就业、工作单位连在一起的，一旦失业，医保也失去了。所以在疫情暴发前的2019年，有33%的美国人，也就是约6500万美国人，生病后选择放弃治疗。如此漏洞百出的医疗体系，在新冠疫情面前自然不堪一击。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等机构发出的调查数据显示，非洲裔占了全美确诊病例的52%和死亡病例的58%。人口统计显示非洲裔人口仅占美国人口的13%，比如在纽约地铁的工作人员几乎都是黑人，死于新冠肺炎的比例非常高。

　　第三，泛滥的警察暴力。在美国，警察滥用武力，特别是对黑人族裔滥用暴力的现象司空见惯。根据有关统计，美国百万人中死于警察暴力的黑人是白人的2.5倍，而如果只看青少年的数据，黑人是白人的21倍。《纽约时报》有一篇评论说，对非洲裔美国人来说，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事，只要拨打报警电话，可能就意味着要被判死刑了。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在60年代民权运动时，确切讲是1967年，为了震慑非洲裔民权运动示威者，当时美国迈阿密警察局喊出了“抢劫开始，枪击就开始”的口号，这次特朗普总统第一时间也用推特发出这个口号。那一年美国最高法庭还作出裁决，警察“出于善意和可能的理由”不应对执法承担法律责任。这样的规定就意味着，原告指责警察在执法中侵权的诉讼几乎不可能获胜，几乎所有诉讼都有利于警察，这也使我们了解美国所谓的法治真实状况。这次遇害的弗洛伊德的一个朋友就这样说，如果不是路人正好拍摄了视频，真相就会被彻底隐瞒。警方一定会说：“这是个狂躁不安的非洲裔男子，他在踢打，在反抗，而我们是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合法使用武力。”这里要提一下，这次抗议示威中，警察暴力的对象还包括新闻媒体人。据英国《卫报》的一项分析，在美国报道弗洛伊德抗议活动的媒体记者中，从5月26号到6月2号一个星期的时间内，就有148名记者被捕或受到攻击，其中一位叫琳达·蒂拉多的女记者，在明尼苏达阿波利斯的报道中，被一发子弹击中眼睛，左眼永久失明。这让我们想起去年香港骚乱中香港警察远远比美国警察克制，但香港本地媒体也好，西方主流媒体也好，都围着警察拍照，美国国务院也谴责香港警察暴力。

　　美国政治制度很大程度上形成于前工业革命时期的农业社会，远远落后于21世纪现代社会的需求。贫富差距巨大，穷人太多，与族裔联系在一起，黑人干的往往是低收入的、最脏最累的活，第一次分配不到位，第二次分配不合理，富人赚得盆满钵满，穷人生活日益窘迫。困又意味着无法接受良好的教育，不是因为美国缺教育资源，而是美国资本力量的制度安排决定了美国教育资源的分配，不是按人民的利益合理分配，而是按资本的需求分配，富人住在富人区，那里的教育资源更加丰富，警力配备也更加到位;反之，越是贫困的人，住在拥挤的地方，越是黑人多的地方，教育资源就越差，越没有安全感，黑人越是受不到好的教育，也就越找不到好的工作，没有好的工作就处在社会最底层，生存环境极其粗糙，犯罪率奇高，而且犯罪大多数都直接与暴力相关，抢劫、强奸等等，更容易引起大众关注。美国的警察力量本质上是保护富人的，如果弗洛伊德是个有钱人，犯了同样的案，他能对警察说，“你给我开罚单吧，我付得起”。

　　美国种族歧视的内核是阶级歧视，对少数族裔要先做基础设施建设，通路、通电、提高当地人民的教育水平。美国教会和有善心的非政府组织偶尔会做一些善事，美国有一定质量的基础教育或医疗服务，但连美国中下层的白人都享受不到。美国对黑人这样的少数民族群裔，有一些补偿方法，比如教育考试时给黑人学生加分，这是一种身份政治，但结果又造成其它族裔的仇恨和愤怒，这种身份政治造成美国社会越来越撕裂，掩盖了美国社会这种阶级歧视的内核，某种意义上也是美国资本力量转移阶级矛盾的一个主要的方法。

　　美国资本力量的另一个做法是让警察不断地军事化，警察的设备越来越像军队。美国所有警察都携带枪支，机场里的警察携带冲锋枪。美国警察开枪免责，甚至杀人免责，几乎是无人不知的秘密。警察的自由决策权、决断权非常之大，比方说警察叫你趴下，你不服从，他能开枪。警察还没有下令，你就伸手去拿证件，他也能开枪。警察叫你停车或下车，你没有反应，他也能开枪。想靠打官司把涉事警察绳之以法，很少有胜诉的案例。美国是案例法传统，不仅有上百年、无数有利于警察的判例，而且因为黑人犯罪率高、种族歧视，美国很容易找到同情警察的陪审员。一般警察的处分就是暂时停职，英文叫Suspension，开除就属于极端处置了。里根时代，美国工会势力受到重大打击，但警察工会是例外，警察工会仍然存在，而且非常强大，警察工会为肇事警察请律师，提供职业保护。这次美国骚乱中，有一段视频发生在美国水牛城Buffalo，数十名镇暴警察出现在街头，奉命对抗议群众清场，有一名身材瘦高的七旬老人挡在他们行路的面前，结果这些警察猛力推挤老人，导致其倒下，脑部出血。连纽约州长科莫都说，这不公而且可耻，叫两个人停职，公诉是二级伤害。两名警察被停职拘留后，另外57名警察就决定辞职不干，以表示抗议，认为警察办事吃力不讨好。6月6号法庭结果出炉，两人无罪，无须缴付保释金，而且决定择日再次出庭，门口其他警察一起排队欢呼这一决定，特朗普也发推特表示支持。在美国所谓的民主体制内，共和党不伤害警察，民主党不伤害工会，所以警察暴力问题在美国这种制度安排下是无解的。这次民主党竞选人拜登也好，议长佩洛西也好，纷纷作秀，单腿下跪，表示他们对黑人弗洛伊德之死的哀悼，但他们这样做并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是为了11月大选中得到黑人的选票。但特朗普反其道行之，也是为了巩固他代表的白人中下层群体和白人至上主义者的选票。

　　权利是资产阶级提出的一个现代概念，也是今天西方价值观最核心的一个部分。权利和个人紧紧联系在一起。美国是一个个人主义的社会，在美国极端崇尚个人自由和个人竞争，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性的经济复苏带来的快速增长和经济平等，也促进了权利平等的氛围;最重要的就是美国国内工人运动所带来的这种内部压力，还有苏联共产主义所带来的外部压力，迫使美国当时的统治阶级不得不做出一些退步和改良。这些进步政策带来了一个陷阱，比如众所周知的民族平等、民族自治、男女平等、社会福利政策最早都是谁提出的?都是社会主义者主张的，而且都是在欧洲最早产生，都是有社会主义性质的一些公共政策。这些东西看起来很好，但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强大的集体意识下，才能保持适当的度。美国把这套东西拿过去，直接嫁接在一个个体主义为基础的社会之上，这种做法带来了非常复杂的后果，比如文化共识的解体，所谓文化多元主义的兴起。“白左”一般包含几层含义，第一是白人、左翼，权利意识特别敏感，格外强调少数群体和异常行为的权利、宽容少数群体和异常行为，反对保守、传统和权威。美国“白左”现象的核心特征是只要权利不负责任，也就是上述这种“权利话语”。既然我能不承担道德义务，又能要求我的个人利益和身份优先，何乐而不为?这是人的本性。所以权利这个词逐渐的就变成一种强势话语，一种欲罢不能的精神毒品。在这个权利话语下成长出来的美国人，变成欲望无限同时又不放弃道德优越感的“巨婴”。有一位学者说，美国人“陶醉于一种观念，即任何欲望和念头都应简单而迅速地得到满足”。哈佛大学的格伦登教授1991年出版的《权利话语》(Rights Talk)认为，权利话语“催生了不切实际的期望值，加剧了社会冲突，阻碍了原来能导向共识的对话”。翻译过来就是说，在这种心态之下，美国呈现了一个大的趋势，强调“分”，忽视“合”，甚至反对“合”，这种“分”会让权利自我否定。权利话语垄断加剧文化分裂，其次是权利意识所产生的身份政治转移了真正的社会焦点，由此还会带来政治制度的利益集团化。精英人群嘴里喊着弱势群体的口号，目的是搞资源、游说、影响政策。真正的弱势群体反而没人关注，因为他们没有能力和金钱组成利益集团。

　　相关问题三：美国现在阶级矛盾在这次疫情中加深，如何才能帮助美国无产阶级进行无产阶级革命？

　　知友“贾太尉”认为：全面革命来改变美国制度的想法已落空，美国无产阶级革命短期内并不会发生。从国际上看，霸权美国处于世界生产链中上层，收割全世界财富，工人生活相对优渥，国内绝对贫困处于极小状态，矛盾并不尖锐;从国内来看，工人阶层明显，中产阶层政治上保守，不能形成统一的阶级意识，而美国统治者又将美国这个共同体描绘成为全美国人的共同体，借助这一外壳对外霸权求的对内统治，价值多元化更加冲淡了阶级意识，这种多元化价值体系在“人权”这个抽象内容下，每一个阶层都能把自己利益说成是全美人民的利益，因此，对美国来说，只能是局部革命，从各个方面步步推进，这也是葛兰西他们所强调在文化领域夺取领导权的原因。就世界范围来看，无产阶级革命恐怕还需要走很长的路，资本主义在整个世界范围的统治是全面的，而且他们也在注意调整国家治理，生产发展的方式，力图缓和矛盾。矛盾尖锐的第三世界国家，全面落后的状态，想要掀起革命，哪怕是国内革命也是困难重重，唯一可能提供革命输出的中国自身相对发展落后，而且国内意识形态转向短时期内不会变。

　　知友“ElwoodBlues”认为：我在美国读教育系，看到了美国无产阶级的懒散，一盘散沙是无法领导的。这当中缺的不是领导者或思想，你就是让美国出一百个图书管理员都没用。谁不知道读马克思啊?谁不知道要英特纳雄耐尔啊?问题是也就只有兔子一家是成功带领人民走向繁荣的。苏联这个老师自己玩死了自己，而北棒，古巴那些不配。美国的无产阶级是假的无产阶级，比起世界其他的无产阶级简直是天龙人：开着台二手野马喝冰镇可乐，每天吃炸鸡和汉堡的，吃到三百斤，跟你说他很惨，你信吗?而这样的伪无产阶级有投降倾向，工贼自然就特别多，给个三百块钱他就不闹了，大不了给四百块。除非美国无产阶级连炸鸡都吃不起，真到最后的关头，那样才有半点希望团结起来。另外，美国无产阶级内部纷争太多。黑白黄墨文化差异，神棍还是无神论与利益上的冲突，每个都想将对方置于死地，你要这几个团结起来难于登天。消灭差异最难。

　　知友“知乎用户”认为：不会。所谓的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宗教矛盾、代际矛盾、地域矛盾、性别矛盾这些群体间的社会矛盾，其实都是不同身份属性的人组成的利益共同体之间的冲突。因为人在不同领域具备着不同的社会属性，到底会站在哪条战壕，取决于在当时的情境之下，哪种社会属性的共同利益最为关键。人总是立足于自身利益，然后来选择最利于他自己的社会属性。以前看到知乎有人说，从共运历史上来看，能打的共产主义政党都是联合了民族主义的。这实际上反映了一个问题：近代的帝国主义列强和现代的所谓“发达国家”，他们的民众实际上大多数情况下和他们本国统治阶级属于相同的利益共同体——你指望享受着欧美高福利社会待遇过着小资产阶级乃至中产阶级日子的发达国家民众去反抗他们本国的统治阶级?比起跟你联合起来打倒财团资本家，他们更乐意跟着财团资本家们背后吃点剥削第三世界人民的红利。就像清军入关到处烧杀抢掠时，那些包衣奴才们更乐意跟着主子烧杀抢掠而不是联合大明百姓一起反抗他们的主子一样;就像历史上那些镇压起义的政府军士兵，更乐意像和他们一样出身平民的起义者们刀枪相向拿起义者的首级来换取荣华富贵而不是联合起义者一起砍死他们头上的将官一样。国际资本家们吃肉他们喝汤，他们实际上分享一部分发达国家剥削落后国家的红利。而反抗本国资本家，得利少而危险大，他们再怎么也是有脑子的，懂得趋利避害。只有他们日子确实过不下去了，难受得紧了，他们才可能造资本家的反。为什么会出现“能打的共产主义政党都是联合了民族主义”这种现象?因为落后国家的民众同时遭受着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革命性很强。毕竟这些国家里面连他们本国的剥削阶级都是被帝国主义剥削压迫的对象，反抗的动力很足，反抗的性价比也很高。

　　知友“弗辣鸡米汪”认为：美国无产阶级似乎没有革命的土壤吧。想想历史上爆发无产阶级革命的国家。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强国。算了这么跟你说吧，美国没必要，我们更没必要让美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我们中国人想要吃饱穿暖有车开，有房有钱。我们的敌人 我们中国老百姓真正的敌人，不仅仅是白宫，不仅仅是华尔街，是铺张浪费不懂节约的3亿美国普通人。

　　知友“谢彦”认为：不帮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是我等废物不配做人吗?

　　知友“红心大罗卜”认为：革命者只有先解放了自己才能解放全人类，人类自从从树上掉下来就有一个不断自我革命的过程，如果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制是人类最完美的制度，那么我们是否应把这种制度输出到美国，看看美国的无产阶级是否把黄种人或华裔看成是救世主而不是病毒携带者。

　　相关问题四：在这次疫情结束以后会有一些国家想转为社会主义吗？

　　知友“Neruthes”认为：西方媒体：当前阶段民众素质偏低，不足以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既不能走帝国主义的老路，也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社会主义是纸老虎;我国将长期处于资本主义初级阶段，左倾冒险不可取。

　　知友“TimeCell”认为：疫情的问题更多地是体现集权大政府、统一意志、基层下沉能力强大的优势，和socialism倒没有必然关系。不过若这一波疫情能引发持久地、全球性的经济大萧条，则随之而来的裁园、失业潮必定会大大激化阶级矛盾，各国的垄断资本势必要处心积虑地将矛盾转化为民族矛盾，格局很有可能重回到上世纪30年代，各国左翼进步力量和极右翼法西斯主义同时抬头(像川普的Chinese virus就是美国资产阶级忽悠挑唆红脖转移国内矛盾的典型手段)，这么来看的话，倒也确实能促进一些国家朝socialism打转向灯。

　　知友“忆君清泪如铅水”认为：把“国家”这个概念人格化，好像它自身能知道什么是道德评判上的“好”和“坏”从而“趋善去恶”。“国家”到底是什么?我们的高中政治课本就已告诉我们了：“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阶级性是国家的根本属性。”——人民教育出版社《思想政治2·政治生活》第5页。这是对马列主义国家学说中“国家”这一概念的精炼阐述。这说明，“国家”并不是什么能人格化的事物，也不是什么抽象的、神秘的东西，而是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工具。这一理论是建立在历史事实和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基础之上的。在史前人类社会，并没有所谓“国家”的存在;当时的人类社会是以原始共产主义的形态存在的：一个人群共同生活在同一公社之中，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公有，人与人之间保持着简单纯朴、平等互助的社会关系。但这只是生产力极低水平下的社会存在形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都大大丰富起来，公社内部成员、公社与公社之间的贫富差距逐渐扩大，私有制也确立起来。一方面，在公社内部，社会成员越来越被划分为相互对立的富人阶层和穷人阶层;另一方面，在公社与公社之间，由于战争的破坏和掠夺，形成了进行奴役的公社和被压迫的公社。阶级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那么，为了建立和巩固富裕阶级(统治阶级)对被压迫阶级的统治，他们就必须创造一个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机关，来缓和社会冲突、维护自身特权，而前者是为后者服务的。按恩格斯的话就是：“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而“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因而这个事实很明显：国家只会为统治阶级的利益而服务;如果国家为被统治阶级的利益做了什么，那也只能是以这能更好地为统治阶级谋取利益为前提的。(注意，谋取利益的方式并非完全都是直接的，甚至在当代很大一部分都不是直接的;而谋取的利益也有很多并非直接的。)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譬如某些人常常会夸赞西欧社会的福利制度，并以此宣称资本主义“很好”、“没有剥削”等等，甚至也能是“为人民服务”的制度。这纯属胡言乱语。资本主义国家进化出福利社会的制度，完全是无奈之举。如果欧美的资本家们还像两百年前那样剥削和压迫无产阶级，他们现在还能在安乐椅上摇晃么?福利制度是把剥削和压迫降低到了不得不降低的限度之下，给工人阶级等受压迫者以“物质的尊严”，可这本来就是理所应的;与此同时，资产阶级又创造了繁多而空洞的文化娱乐产品，给底层人民注入精神的海洛因。人民的生活的确相较于历史绝对地进步了，但相较于资产者的差距又怎样呢?而资产者攫取无产者剩余价值的剥削事实又会因此改变么?所以，我们要看到，尽管资本主义社会的具体形式发生了变化，但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性质是不会改变的。所以，资本主义国家是绝不会自己就自上而下地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本家们会心甘情愿拱手让出自己的一切特权，让工人、农民等最广大人民做国家的主人吗?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最大的让步，也只不过是有限的社会改良罢了，除此之外，不能其他。并且，如果要让资本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这样的社会力量不应从国家这一工具和国家背后的统治阶级去寻找，而要从被统治阶级即人民的力量中去寻找。这就意味着这种变革的过程很难是平静的，而应是revolutionary。

　　知友“英特纳雄耐尔”认为：不可能的事，如果真的用心去了解马克思主义的话就不会问这样的问题了。国家作为社会政治现象和组织实体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产生的。国家产生于氏族制度的解体过程中，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在阶级矛盾客观上达到不能调和的地方、时候和程度时，便产生国家。国家的起源说明了国家的本质，列宁指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在阶级矛盾客观上达到不能调和的地方、时候和程度，便产生国家反过来说，国家的存在表明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工具。资本主义国家毫无疑问是资产阶级统治无产阶级的工具，不经过暴力斗争是不可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因为资本家不可能拱手让出自己所得利润和自己占有的统治地位。不会因为一次新冠肺炎你们国家的人死的没有我们国家的人多我就要成为你这样的国家，这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作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灯塔的美利坚第一次听到中国新冠肺炎死亡率这么低时，第一个反应是你们瞒报了。中国的制度优势是说给我们自己听的，不是说给美国人听的，更不是说给资本主义国家资本老爷们听的。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眼中社会主义远没有自由民主好听，为了自由生命都能不要，让他们在家呆一个月不出门是可能的事。自苏联解体以后国家与国家就没有意识形态斗争这一说法了，中国作为世界上仅存为数不多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自然很容易西方政客的靶子，更不要说什么模仿了。

　　知友“无情欧拉少”认为：其实让你们意外的是，这次疫情同样做的很好的还有希腊。据说是全欧洲最早关闭各种公共赛事场所的国家，向世界展示了东罗马强大的执行力。虽然希腊政府又穷又破产，但这次他们真的做的很好。既然资本主义也能应对的很好，那只能说明某些国家实在太拉胯。

　　知友“火月之刃认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

　　知友“知乎用户”认为：左派的很多同志在工作上过于着急 ，社会主义一定要循序渐进的建立。首先是对市场失效的领域进行改造，然后逐渐过渡的其他全部领域，这个过程是漫长和曲折的，但最符合客观规律的。但我坚决反对不建立社会主义，坚决反对那些市场失效领域的私有化，坚决反对官僚主义迫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当下并不能跟资本主义比繁荣，社会主义的优势在于波动性小，人民的生存环境稳定。而至于社会主义下的资源合理配置和公平正义的理想根本来源是人的进步，是先进，是传统供需出现不和调和矛盾下的唯一出路。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不会被掀翻，社会主义就是客观规律。

　　知友“1432的皇帝”认为：大政府不是社会主义专利，国资，军政府，绝对君主，国社，束棒等新玩意儿都会跳出来的，毕竟现在流行右转。

　　知友“无心道人无耻之徒”认为：在解释欧洲历史变迁模式获得初步成功之后，20世纪的社会理论将19世纪的基础加以更进一步的延伸，以解释世界其他地区的社会情况。但现在我们承认这种社会理论对其他地区历史变迁的动力(尤其在它们与西方有重要接触之前的动力)的解释能力十分有限。21世纪的社会理论必须要能解释更丰富而更复杂的历史经验。对于国际秩序的未来的研判，以及各国21世纪发展的研判，是一种十分复杂而似乎不可能做出准确结论的事。=表现于文学批评及文化研究方面的后现代主义的忧虑是有道理的。这些忧虑表现了社会意义的不确定性与多重性，从而挑战任何一种对过去、现在及将来的简单解读。西方理论及经验的优势是不够的，但并非与此无关。通过解释其他经验，并致力于比较不同的历史经验，我们就能期望建立一种既有历史基础、而又具文化实质意义的社会理论。除非在不同的社会与文化中的人们在遇到相同的问题时都作出同样的选择，否则特定的历史文化就不会失去其作用。只要人们是以不同方式了解情况，并有不同的选择与优先顺序，那么不同社会的历史轨迹对解释现在仍有重要意义。中国与欧洲历史变迁轨迹的异同，证实了多种道路中的确存在重要的共同特征。挑战原有的社会理论，实际上是通过分析不同历史经验的特殊性，去发现实际上有较大普遍性的意义，从而也能使我们有能力去建立更具普通性的社会理论。时至今日，西方中心主义史观依然在史坛占据主流。吉登斯的说法 ，“现代性”的历史，是由人们所熟悉的资本主义发展及国家形成所驱动的欧洲历史，世界的近代史不过是一个始于西方的全球化过程。然而，现代性的建构是一项全球性的工程。虽然它在时空方面起源于欧洲，但无论在历史上或是文化上却并非欧洲的特定产物。人们往往忽略了以下事实：中国在与西方接触之前已开始变化。 斯密型经济增长动力就是重要的例子。中国与欧洲政治实践也呈现出了相似性，而且这种相似性在时间上也出现在西方将其政治机构及意识形态推向全球之前，明清时期的中国国家通过道德的及物质的控制策略，来寻求国内的秩序及统一。而这些实践比欧洲国家从事相似任务的努力，时间上要来得早。这些相似之处的存在，指出了历史变迁的某些共同的方向，但其相似性所受的局限同样也提醒我们要注意历史的差异。历史的多元性，使有多重性、开放性及偶然性的各种未来，更有可能持续下去。因为大规模、长时间的历史变迁是一种途径相依的过程，所以我们所能捕捉到的变化类型，充其量也只是可能性而已。如果认为历史不复重要，或认为象中国这样的地方出现的变化，只是简单地为欧洲历史经济所产生的政治经济变化的普遍动力所驱动，那么就会降低我们预测的能力。中国与欧洲的历史过程，既有相同点也有相异处，同时也兼具普遍性与独特性。资本主义与民族国家形成，在解释西方历史变迁的转折点时是很重要的过程。它们也与更大的世界有关，但并不能代替其他政治经济变化的动力，因为它们有特殊的变化过程及历史意义。在文化和历史的方面，许多人不满意某些基于19世纪社会理论所提出的历史变迁的目的论。表现于文学批评及文化研究方面的后现代主义的忧虑是有道理的。这些忧虑表现了社会意义的不确定性与多重性，从而挑战任何一种对过去、现在及将来的简单解读。许多后现代主义者接受了一种极端的相对主义，因而似乎缺乏一种比较的能力或无法解释这种多元性。重视社会理论的重要性，通过根植于更加系统的多元的历史经验，扩展其力量。差异必须解释。西方理论及经验的优势是不够的，但并非与此无关。通过解释其他经验，并致力于比较不同的历史经验，我们就能期望建立一种既有历史基础、而又具文化实质意义的社会理论。过去特定的文化，可能对开创未来愈来愈无关。不过，除非在不同的社会与文化中的人们在遇到相同的问题时都作出同样的选择，否则特定的历史文化就不会失去其作用。只要人们是以不同方式了解情况，并有不同的选择与优先顺序，那么不同社会的历史轨迹对解释现在仍有重要意义。中国与欧洲历史变迁轨迹的异同，证实了多种道路中的确存在重要的共同特征。挑战原有的社会理论，实际上是通过分析不同历史经验的特殊性，去发现实际上有较大普遍性的意义，从而也能使我们有能力去建立更具普通性的社会理论。至少在两层不同的意义上理论更具一般性：第一，理论之所以有普遍性，是因为它被用来解释更多不同的社会情况;其次，有普遍性的理论，其目的是在不同的情况中对那些重要的关联做解释。19世纪的社会理论集中在解释欧洲社会变迁的模式，这是可理解的。它声称解释了欧洲一长串复杂的历史变化动力，从而获得了某种程度的普遍性。但它通常不去考虑欧洲之外的历史变迁，认为其他地区的历史由于缺乏欧洲的那种变化动力，因而呈现停滞。在解释欧洲历史变迁模式获得初步成功之后，20世纪的社会理论将19世纪的基础加以更进一步的延伸，以解释世界其他地区的社会情况。但现在我们承认这种社会理论对其他地区历史变迁的动力(尤其在它们与西方有重要接触之前的动力)的解释能力十分有限。21世纪的社会理论必须要能解释更丰富而更复杂的历史经验。而建立这样的一种理论，正是全体学人的共同努力目标。不作这样的努力，我们便无力解释多元的过去，也可能无法去开创理想的未来。比较的时空双向性。具体地说，在空间方面，不仅从欧洲的立场出发看中国，而且也从中国的立场看欧洲 (“对称性观点”);而在时间方面，则不仅站在近代的角度看过去，而且也站在先前某一时点看后来(“前瞻性分析”和“回顾性分析”)。“从‘西’(欧洲)看‘中’(中国)与“自‘中’视‘西’”结合，同时“从‘今’(近代)察‘古’(近代以前)”和“由‘前’(先前)思‘后’(后来)”并行。这两种双向性的比较交叉使用，形成了一种时空的双向交叉比较。较之以往那种时空分离的和单向性的比较，这种比较当然更全面得多，科学得多。用这种双向交叉比较来看问题看得真切，在空间上做双向比较比在时间上做双向比较理解起来更容易。中西比较研究是要找出双方在近代化经历中的“异”和“同”，并且对之做出评价。这就需要一个比较的价值标准或参照系。如果有一个独立的、可普遍运用的价值标准或客观参照系，那将是十分诱人的，但也将是无济于事的。因为这样一种标准，如果不是抽象的假设(有如逻辑实证主义的前提)，就是按先入为主的原则建立的、即最终是出于西方经验的大杂烩。一种独特的比较研究方法，即一方面用欧洲的经验来评价在中国发生的事，另一方面则用中国的经验来评价欧洲。通过互为主体，得出新的行为模式和价值观念。在比较国家形成的经验时所使用的标准，最终仍须从实证经验获取。我们不能完全避免以欧洲的标准来评断中国的国家形成，因为并没有一种抽象的理论可作为我们比较的基础。然而，我们还必须从中国的观点出发观察欧洲。如果这样做了，二者之间相同与相异才会清楚地显现出来，其结果完全不同于从欧洲的观点来看中国所得到的结论。用这种对称式的观点进行的观察，既承认了相对性，又作了更深入的比较。中国与欧洲，每一方都并不比对方更普遍或更特殊，从而使我们承认国家形成及改造的方式有多元性。毫无疑问地，中国与欧洲的差异的确存在，但最好的做法是只将这些差异简单地看成“中国”与“欧洲”的不同，而不是“传统”与“近代”的差异，因为“近代”一词隐含历史变迁中特定的动力。接受这种“欧洲等同于近代、中国等同于传统”的观点，限制了我们对推动政治变化的力量进行解释的能力。如果不把欧洲与“近代”、中国与“传统”作简单的等同，那么我们就能避免那种认为政治、社会变化只循单一途径的危险。史学研究，通常是站在今天的角度看过去，也就是对过去发生的事件进行回顾性的分析。但由于每个时代的人都是在其所处的时空背景下撰写历史，他们对历史的看法与前人所见总有些不同，因此作新的回顾性分析在每一个新的世代都是必须的。对某一段历史的终点的选择，通常会严重影响对其始点的决定，并且由此展开一种因果关系。如果我们不是正好从某一点上开始分析、并且愿考虑随后的各种可能性，那么就能引进前瞻性分析。前瞻性分析的基本特征是偶然性与开放性。有些学者声称对“可能发生的事”没有兴趣，只想了解“实际上发生了什么”。但除非能了解还有哪些其他的可能性，否则我们对实际上发生的事，就不能很有说服力地解释其原因，也无法说明其重要性。使用前瞻性分析方法来看历史，有时会得出很令人感兴趣的结论。就欧洲而言，如果完全站在18世纪中期的立场上看未来，那么19世纪那种近代工业化是全然无法想象的。相反，蒂里对欧洲1750年以后前景的设想，倒颇为符合清代中国的情况。18世纪中叶以前中、欧所经历的经济成长，均属于斯密型经济增长，而这种增长受到马尔萨斯主义的制约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只能导向上述蒂里所描绘的图像。在此意义上来说，与一般的看法相反，脱离了“正常”发展道路的，不是中国反而是西欧。当然，欧洲在19世纪开始了近代经济成长，而中国则否。但导致这一点的原因，并不是中、欧都面临的那些相同的制约，或是它们都有的那些彼此相似的发展动力。从资源与产品的配置机制而言，18世纪的欧洲与18世纪的中国，情况都并非很理想，原因还有待于从其他方面探讨。

　　知友“庞安常”认为：朝鲜模式也很成功，所以你想当朝鲜人吗?

　　知友“一笑方圆”认为：社会主义是通过革命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之上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意味着需要没收、改造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这是想就能成功的事么?

　　知友“常夏”认为：改良是没有出路的，当权者不会把自己的利益拱手相让，比起社会主义，西方国家更可能走三德子的老路。

　　知友“程才林”认为：不见得。第一，国外许多国家出现了反华情绪 虽然中国给予了许多的援助但也不能否认该病毒的来源是中国 这也让许多国外政客抓住了机会来批评中国从而达到让中国背黑锅的政治目标。国外许多国家也在开始思考与中国的外交政策时都应改变，比如澳大利亚一直以来的中国贸易伙伴突然来了个强烈支持国际调查 许多国家逐渐认为应与一个更加透明的政府打交道。当然 最后的最后外部压力并不会促使改变 中国政治的特色也就是自己想改就改 不让别人说三道四。第二，同比而言 日本 韩国 印度 南非等非社会主义国家也能特别好的控制疫情的发展 特别是日本与韩国 该两国自始至终也没有让本国的经济封锁但仍然特别好的控制了疫情。以此可见 制度并不是决定因素决定因素是政府采取的措施。北欧许多国家也是社会主义国家 该问题问的应是西方的liberal democracy以及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的二选一。

　　知友“历史春秋”认为：不可能。转变政治体制首先需要国家本身出现某种问题，也能称之为制度的缺陷，因为政治体制的变革，就等于是一场革命，古往今来，每一场变革，都是有原因有条件的，无外乎关键的几种原因，而此次全球性的疫情，根本不可能动摇资本主义世界的根基。其次，资本主义国家为何被称为资本主义呢?是因为国家领导阶层，几乎是被资产阶级所把控，资产阶级是以利益为基础，况且如今的资产阶级，早已不是百余年前只会一味的压榨索取的资产阶级，处于国家机器下的民众，只要不是无路可走，那么就不会奋起推翻国家政权，何况资产阶级难道仅仅会因为一场疫情，而选择改变自己的阶级?最后，当今的国际社会，其实早已是一个大集体了，以制度来划分国家的立场，已不再那么重要了，相比之下，更需要的是携手共进，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本就是制度下的两种产物，完全的社会主义与完全的资本主义根本就不可能存在，只能说作为一种手段相辅相成。而且从发展的角度来看，社会主义也有可能不会是最终的理想主义，千百年来社会制度不断发生变化，都是经济达到一定程度所引起的连锁反应，所以说，每个国家都有每个国家适合的道路，纵然如今的国际上，只有寥寥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但这并不影响中国，想要得到西方列强的承认，只能使自己不断变得强大，美国当年也是一步一个脚印才有了今日的地位。

　　知友“匿名用户”认为：社会主义会要了资本家的命，如果不是无产阶级主动革命，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所以现在西方依旧在尽力抹黑中国，告诉民众这场疫情是中国的错，同时尽力淡化他们防控工作不力的事实。其实考虑到他们的屁股，这是非常合理的操作，完全不出乎意料。西方民众从小到大都生活在对中国和社会主义妖魔化的语境中，即便民众最终的确认为政府管控不力，也不会考虑联合起来革命，因为他们从情感上就不认同中国以及社会主义。最多游行几次建立更多的纸面上的条文而已，最后遇到需要资本家割肉的危机时，这些条文依旧是空话，兜底的还是普通民众。虽然短时间内西方国家不会“红化”，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最基本的矛盾在这次疫情中暴露得一干二净：资本家和大部分民众的利益之间的矛盾。中国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而某些西方国家直到现在还在考虑在疫情最艰难时期复工的可能性，丝毫不顾普通民众的生存权。

　　知友“知乎用户”认为：朝鲜农民也是这样想的：新冠以来，美国已死了十几万人，每天感染上万;我国0病例，欧美不学我们的先进制度都要完。

　　知友“终幻”认为：这跟社会主义制度没有什么必然联系，像朝鲜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连疫情都没爆发过，任何一个国家只要有稳定且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地方基层行动到位，这次疫情都会很好控制，这与主义无关。

　　知友“ljczz”认为：只有运行得下去的和远行不下去的国家形态，中国如果没有经历过涅槃重生哪能有今天?现在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在努力学习一些社会主义的优势。这次疫情最多照成一些社会冲击，之后日子照过，只要日子还能过得下去，将就着也就过下去了，说要让其他国家也变为社会主义只能是痴心妄想。最多学习中国的皮毛，将一些国家命脉的东西收归国有，将他们所谓的“必要的恶”变得稍稍大一点，仅此而已。唯一的好处就是，没有人一直吹嘘私有制的好处了，不再会有人兜售，私有制不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了。

　　相关问题五：新冠疫情将根本改变资本主义吗？

　　李达希认为，资本主义是否将发生改变不取决于疫情本身及其导致的流通领域的经济危机，而是取决于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生产领域所发动的斗争与革命。“病毒不会打败资本主义”，但团结起来的工人的斗争能打败资本主义。新冠大流行似乎迫使人类走出物质消费带来的满足和安逸，在死亡的威胁和一切不平等、不确定中重新拾起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未来秩序的想象力。在左翼知识分子对新秩序的呼吁中，“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频频出现。

　　激进哲学家齐泽克在《温情脉脉的野蛮行径乃是我们的宿命?》一文中指出，我们熟悉的世界已停止运行，“彻底的变革已发生”，在现行的世界秩序坐标中，我们无法应对这些“本以为不可能发生的事”。齐泽克表示，一旦身陷危机，每个人都是社会主义者，连特朗普也不例外。据美联社报道，特朗普将援引《国防生产法案》，允许政府指导私营产业以应对疫情。就在几周前，齐泽克自己使用“共产主义”一词还遭到嘲笑，而现在“特朗普提议接管私营产业”的标题直接出现在新闻之上，颇具讽刺意味。美国哲学家、性别理论学家朱迪斯·巴特勒也认为，疫情在西方世界“重振了一个社会主义的想象”，人群中依旧有着“对激进平等的集体渴望”。作为全民联邦医疗保险计划(Medicare for All)的支持者，巴特勒认为，全民健康和公共卫生的主张在美国“重振了一个社会主义的想象，我们必须等待这一想象在这个国家成为社会政策和公共承诺”。在她描绘的“激进平等”世界里，不论经济能力如何，任何人都应包括医疗服务在内的生活所需物质。而这一想象的终极目标，是与致力于国民医疗保健的其他国家一道，建立起跨国团结，实现国际性的平等理想。但另外一些理论家则并不认为新冠疫情将导致资本主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法国激进哲学家阿兰·巴迪欧认为，这场瘟疫无异于此前的任何一场流行病，是自然维度与社会维度的交界处。它也不会自行带来政治革新，所谓“福利国家的回归”只不过是我们熟悉的战时状态整合资产阶级利益和大众利益的战略性工具。它仅仅是再度暴露了当前世界中政治与经济的主要矛盾。韩裔德国哲学家韩炳哲则针锋相对的反对齐泽克：“齐泽克声称这次病毒会给资本主义带来了致命打击，并唤起了一种隐含的共产主义。齐泽克错了。这些都不会发生……数字监控现在将会被作为对抗疫情的成功模式宣传。它将借此机会更加自豪地展示它的系统。传染病过后，资本主义将以更大的力量向前推进。”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判断新冠疫情能否导致资本主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不能只凭借抽象的分析或仅从美好的愿景出发。

　　著名左翼思想家大卫·哈维主要从资本流通的视角分析了新冠疫情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影响。在他看来，由于新冠疫情导致的经济衰退的影响在各个国家呈现出“急剧失控”的态势，而其最终结果或许不只是失业人数增加、市场需求减少这么简单，消费主义驱动力的减弱可能会导致资本主义“螺旋式无尽资本积累”模式的内在崩溃。这实际上是一种早已被马克思批判过的所谓“消费不足危机论”。自古典政治经济学时代以来，消费不足论就一直是争论的对象。早期的消费不足论者如马尔萨斯和西斯蒙第都认为资本的过度积累会导致危机，因为资本的过度储蓄意味着资本主义消费无法填补工人有限消费留下的需求缺口，而工人阶级的贫困化只会加深这一矛盾。解决消费不足问题的办法只能依靠资本主义的外部力量如“非生产阶级”的消费或国外市场。马克思在展开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过程中，既明确反对萨伊和李嘉图等人否认资本主义存在普遍危机的错误观点，又指出了西斯蒙第和马尔萨斯等人解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必然性的根本缺陷，马克思本人是消费不足论的反对者。他也否定了那种“想使这个同义反复有更深刻的论据的假象”，即以为工人阶级只要从他们自己的产品中得到较大的部分或提高工资，资本主义消费不足的弊端就能消除。因为工人阶级消费不足只不过是资本主义流通过程的一种表现，但其根源已存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工人“只要他们生产剩余价值，他们就有东西消费。一旦剩余价值的生产停止了，他们的消费也就因他们的生产停止而停止。”“他们必须是剩余生产者，他们生产的东西必须超过自己的‘有支付能力的’需要，才能在自己的这些需要的范围内成为消费者或买者。”消费不足并不足以构成对资本主义形成致命打击的危机，西方经济学在凯恩斯之后也承认“有效需求不足”的存在，但提出只要政府积极的干预，采取反周期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即能维持宏观经济的平衡。哈维陷入消费不足危机论，其分析仅停留在流通层面而忽视对最根本的生产层面的分析。哈维认为历史发展的现实已向我们证明以生产为基础的积累模型是马克思时代的产物——现在已不适用了。准确地说，这种资本积累模型至多在不发达的、以生产为中心的部分发展中国家仍适用，而对于大多数发达国家而言已过时。放眼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状况，经济危机频发，尤其是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过度积累与价值丧失的情况愈发严重，更关键的问题则为价值的实现。

　　当下的资本主义社会依然是以资本的生产来决定价值流通与分配的，而不是相反。只是此种生产被 “着了魔的世界”所体现出来的颠倒性所遮蔽，而这一“颠倒”由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之生产机制的转型而愈发有迷惑性。譬如，随着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向后福特制社会的转型，资本的生产机制产生了诸多变化——从有形商品的生产转型为知识、信息等无形商品的生产，知识生产与智能化生产成为资本生产机制的新形式并逐步占据重要地位，金融资本与房地产对资本生产机制的“硬化”与 “颠倒”等。马克思所讲的生产，既是商品的生产与再生产、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再生产，又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立足于这样的理论维度，我们不难发现，资本在流通及分配领域中所出现的各种现象，其性质是由生产关系的性质所决定的。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流通及分配领域所出现的问题，都是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性所决定的。马克思把生产作为分析历史的本质基础的一个重要领域，以生产颠覆对历史的唯心主义理解，指出历史性的本质基础在于物质生产。判断一个历史时代是否发生根本改变要深入生产层面分析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性质是否发生了根本变化，判断新冠疫情能否导致资本主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应分析疫情是否导致资本主义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生根本变化，不能只从资本流通与剩余价值实现的层面分析。

　　新冠疫情并没有对生产力造成根本性的改变，疫情发生后全世界调动大量资源提高新药和疫苗研发能力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提高了人类的防疫能力，但并没有产生根本性的科技变革，因此并没有根本的改变和提高社会生产力。从生产关系层面来看，疫情也没有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生根本改变。生产关系是指人们在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系，是生产方式的社会形式，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产品分配的形式等。其中，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是最基本的，起决定作用的。而疫情发生到现在，虽然在世界范围内发生了一些的罢工运动，许多国家甚至部分资本主义企业都向受疫情影响的民众提供无偿补贴，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与雇佣劳动关系。正如巴迪欧指出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关于“福利”国家的回归的声明——为无法就业的人提供资金支持，帮助自雇佣的不得不关闭商店的小业主，要求政府从国库中拿出1000-2000亿，甚至宣称“国有化”，都不过是在战争或疫病之中，国家被迫——甚至一些时候擅自逾越其自身阶级属性的正常运转——以避免战略上的灾难，因为“这种局势要求资产阶级国家必须清晰地、公共地把某种程度意义上比资产阶级的利益更广泛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同时战略性地保存未来国家所代表的阶级利益的首要地位。但不应认同巴迪欧声称“当前的流行病，除了正在对所谓的西方世界的舒适生活产生巨大影响外，本身没有任何新的意义”。新冠疫情对资本主义造成了严重的冲击，病毒伴随着一系列反新自由主义的斗争，比如在法国和英国的斗争，其暴烈程度让人难以想象。新自由主义政治的局限性已完全暴露，无论是自然、污染、以及大流行的所有后果等方面，还是激进过度的剥削、对再生产和公社的过度攻击等方面。这个攻击一度猛烈，但今天它停了下来，敞开了一条道路。与巴迪欧认为“除了尝试像其他所有人一样，在家自我隔离之外，我们没有什么可做的;除了鼓励其他人做同样的事外，我们也没有什么可说的”相反，奈格里号召“我们要踏上这条路，进入战斗。”并且他提出，马克思主义对劳动与社会的抽象化能在传播领域的斗争中成为核心要素。哈维将疫情导致的危机与2008年的金融危机相类比，奈格里则指出2008年的危机是金融危机。2008年并非工厂在降低生产：而是因为财政跟不上，工厂必然被引导降低生产。金融机制被打破，而人们仍对商品有所需求。现在的状况是人们对商品有持续需求，但工厂无法生产。奈格里认为，我们将真正有可能使工厂改变生产方式，并且重新占有再生产，“而不必再对着这位工业家或那位工业家，向他乞求帮助或施舍;我们不再受困于凯恩斯主义的地盘，而能在重建共产组织再生产的土地上行动。”这实际上是在生产层面提出了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与雇佣劳动。但奈格里又泛化了“生产”，他所指的“生产”指的不仅仅是工厂，而是生产社会，并且他并没有指明斗争的主体，这与他奉行的“诸众”理论有关。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瘟疫等灾害的发生，首先遭殃的是工人阶级，他们的健康状况得不到保障，生产资料进一步丧失，从而造成工人的赤贫和人口的相对过剩。在工人阶级的健康和生命安全受到威胁时，无产阶级必将不懈的抗争。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指出：“现今的一切贫困灾难，完全是由已不适合于时间条件的社会制度造成的”，“用建立新社会制度的办法来彻底铲除这一切贫困的手段已具备”，(这就)“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