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俊杰：国际关系的“去政治化”与阶级分析法之争

　　陈俊杰：国际关系的“去政治化”与阶级分析法之争

　　用阶级分析法研究国际关系会不会导致阶级关系架空国际关系?从“去政治化”的角度研究国际关系会不会导致国际关系的国际政治核心被“掏空”?国际关系的“去政治化”与阶级分析法是不是水火不容?抑或二者能从正反两个方面共同塑造“世界关系”?政治或阶级对国际关系的影响祸兮福兮?

　　比如，李石生的《国家利益、阶级利益与全人类利益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问题》一文认为，国家利益与阶级利益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与作用是国际关系理论一个有争议的核心问题。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决定不同制度的国家对外政策的出发点与目标，涉及指导各个国家对外行为的根本观点与分析国际关系发展变化的动因与判断国际事务的是非。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强调国家利益是对外政策的出发点与唯一目标，用国家利益来掩盖阶级利益;苏联曾认为阶级利益在国际关系中起决定性作用，国家利益或民族利益必须服从阶级利益。戈尔巴乔夫提出“改革新思维”，强调全人类的共同利益高于一切。事实胜于雄辩，苏联解体意味着戈尔巴乔夫“去政治化”改革的破产，否定阶级分析法终将否定国家本身。

　　阶级分析法用社会学的阶层理论、观点，观察与分析社会中各种社会现象的基本方法，资产阶级学者也曾在历史研究中运用阶级分析法把握历史进程的线索。列宁曾说：“法国复辟时代就有一些历史学家总结当时的事变时都不得不承认阶级斗争是了解全部法国历史的钥匙。”应用阶级分析法的注意事项主要有四点：第一，阶级分析法只适用于研究阶级社会的历史。人类社会的发展确实经历国无阶级社会阶段，并且随其发展，阶级也最终会消亡。阶级分析法的运用不能超出它的适用范围，把阶级分析法说成历史研究唯一方法的认识及实践都是错误的。第二，在历史研究中运用阶级分析法可从繁杂的历史现象中找到其发展线索，但不能对任何历史现象都给予圆满的解释，运用这一方法时不宜绝对化、简单化。决定阶级社会历史发展的因素有许多，有些历史现象又不是用阶级分析都能说清楚的。如中国封建社会里反复出现宦官当政、外戚专权的现象，历代皇帝中有的精明强干、有的却昏庸无能，不能笼而统之地归结力是地王阶级的本性。又如中国封建社会里的民族问题是一个很大、很重要的问题，但封建社会中民族矛盾的成因极其复杂，不同民族的文化、风俗、信仰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民族情绪、民族感情都是导致民族矛盾的因素。再如中国历代存在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有时这一斗争呈现出极端尖锐，这些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斗争单纯用阶级分析是很难说清楚的。还有在封建社会历次农民起义中起义军内部的矛盾斗争，用阶级分析也是讲不通的。第三，历史研究中运用阶级分析法评价历史人物是为了揭示其活动的环境中的阶级关系，这种关系对历史人物的活动有什么影响，从而判明历史人物在其活动中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对历史进程产生了什么样的作用。如果把阶级分析简单化的运用于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中则无法得出正确结论的，如简单化地把封建社会的历代皇帝统称为地主阶级总头目、封建官吏地主阶级的总代表;对历代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冠以文人的称号，然后给予否定。

　　韩乾认为，通过令人眼花缭乱的政治-经济手段，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极权核心已在形式上使自身与市场切断了联系，并极力将自己伪装为一个稳固的执政党，试图以此掩盖统治合法性问题。这一变化表明，当代中国正在被“模拟”为一个典型的现代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原教旨共产主义虽已全面退却，却又被国家主义思想替代：后者反复灌输的便是极权核心与国家密不可分的观念，以及作为社会秩序之基本框架的国家不可动摇的主张(此处“国家”亦指文化/地理/民族共存意义上的“大一统”国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代中国出现了难以挽回的泛政治化趋势：意识形态虽然依旧存在，但已不再是一套可独立于极权核心之统治技艺的教条，通过对“秩序”“稳定”等话语的掌控成功寄生于普罗大众的话语体系中并因此使自身成为不可被攻击的幽灵。“模拟”的做法与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的特性均营造出一种吊诡的“去政治化”的氛围。这种氛围本身即是泛政治化趋势的重要目标之一：显然，只有当“去政治化”被普遍接受时，政治，特别是统治合法性才不会成为问题。毋庸讳言，我们每个人的表达都已受到了意识形态的影响，我们要么抗争这种影响，要么被政治持续折磨。

　　史安斌、廖鲽尔认为，西方新闻界奉“言论自由、采编独立”为圭臬，标榜“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价值观中立”的原则，向公众提供“客观、公正、平衡”的报道。这一套带有强烈乌托邦色彩的说辞借助于肇始自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与文化全球化大潮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传播，并获得了普遍认同。实际上，这种“去政治化”与“去意识形态化”的理念恰恰是一种最为鲜明的政治与意识形态，标榜“无价值观”或“价值观中立”则是开展价值观传播的有效手段。西方国家的特定媒介体制的构建与运行并非“空中楼阁”般独立存在，而是由其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及文化价值观的演进长期塑造出来的。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媒介的信息传播活动本身即是意义的一种社会交易，其结果往往是某种特定社会关系的界定与构建。传播不再仅仅局限于数据或信息的传输，而是一种“组成某种关系的意义的社会生产”。西方媒体鼓吹的“去政治化”本身恰恰是一个“再政治化的意义交换”的过程。在这轮标榜“去政治化”的思潮中，媒介作为与公众沟通、社会启蒙、政治运作不可分割的重要领域，在维系与传播核心价值观中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本文以美国媒体为主要研究对象，梳理与分析西方媒体维系与传播核心价值观的历史脉络与实践经验，供国内同行镜鉴。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新自由主义成为西方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主张个人权益至上、市场万能，反对国家干预，为市场经济向文化、政治等其他社会领域的全面渗透提供了一种“合理的”、“去政治化的”、“自然生成的”表象。在这样的经济社会图景之下，虽然美国媒体一再宣称自己“去政治化”、“无价值观”，实却始终未能摆脱其承担的维系与传播核心价值观的使命。同一时期，美国学者甘斯的《什么在决定新闻》一书将美国新闻媒体维系与传播的核心价值观归纳为八类：民族优越感、利他的民主、负责任的资本主义、小城镇田园主义、个人主义、温和主义、社会秩序与国家领导权等。他以翔实的数据与雄辩的分析阐明，正是美国主流社会秉持的核心价值观决定了新闻的内容与框架，从而破解了新闻专业主义构建的不受任何价值观影响的“客观性神话”。号称“客观、公正、平衡”的美国媒体实质上仍然是传播其核心价值观的主要载体，他们正是以这些“美国价值观”来解读与评判国内国际事务，在新闻生产的过程中维系与夯实这些核心价值观，并使之“恒久化”，代代相传下去，并输出到全球其他国家与地区。这些核心价值观深深植根于美国的历史传统与社会共识之中，不因政治社会的变迁与媒介形态的演进而发生剧烈变动。无论哪个党派或领导人当政，无论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当道，价值观传播的核心内容大体相近，其基本走势相对稳定，不会出现忽左忽右、忽而保守忽而激进的“翻烙饼”现象。近期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美国媒体争做“正面新闻”的现象。这一潮流的出现是由于社交媒体的兴起导致的“坏新闻疲劳症”的泛滥。由于社交媒体热衷于传递天灾人祸等负面信息，并对传统媒体造成了时效性上的压力。一方面，记者与编辑对处理层出不穷的“负面新闻”感到身心俱疲;另一方面，读者对媒体竞相展开连篇累牍的负面报道也日久生厌。为纠正这一媒体价值观传播中的“失衡”趋势，自2012年以来，一些颇具影响的美国传统媒体与新媒体机构纷纷开设“好消息”、“欢乐新闻”等刊载正面报道的专栏或页面，其中尤以“美国广播公司”、“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与“赫芬顿邮报”的做法最具代表性。作为三大全国性电视网之一，ABC推出的“美国坚强”系列节目制作精良，并在其网站上设立专区加以推广。其报道题材与内容大多贴近平民生活，聚焦于有独立自强、积极向上精神的重症患者、残障人士、贫弱群体，关注美国本土出现的诸多饱含“正能量”的“公民英雄”。在报道形式上，“美国坚强”网络专区运用文字、图片与音视频等多媒体手段多角度、全方位的立体展示，宣扬自由、独立、进取、爱国等主流核心价值观。CNN Heroes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于2007年打造的品牌节目，目前已成为美国观众的年度“精神大餐”。该节目于每年秋季通过全国提名与投票的方式选取全美的年度英雄人物，最终的获奖者一般都是在人道救助、社区慈善、环境保护等公益领域做出过杰出贡献的人士。作为目前最具影响力的网络媒体之一，新闻博客聚合网站“赫芬顿邮报”的浏览量早已超过了《纽约时报》等传统主流媒体。该网站在推行“正面报道”上亦不甘落后。在其栏目设置上，“好消息”与时政、财经、体育等传统报道题材并列。“好新闻”的内容主要来源于知名博客与脸谱、红迪、优兔等社交媒体。打开“好新闻”栏目首页，受众看到的不再是严肃、刻板的传统新闻条目，而是更加符合青年网民接受习惯的新闻话题：例如“让你更快乐的十一种方式”、“25年后小伙通过谷歌地图成功寻母”，等等。在上文提及的甘斯对美国媒体价值观的经典研究中，他把“社会秩序与国家领导权”置于其他各种价值观之上，其主要原因是美国新闻媒体机构不是意识形态的“鼓动者”，而是主流价值观的“维系者”。这一点与同属西方阵营的欧洲媒体形成了鲜明对比。对法国时事讽刺媒体《查理周刊》风波的不同态度是美国媒体维系其核心价值观的典型案例，美国媒体在报道与评论这一事件时肯定其在保护言论自由上的积极意义，旗帜鲜明地谴责恐怖主义行径。美国主流媒体则牢牢把握“温和主义”与“社会秩序与国家领导权”等核心价值观，与奥巴马政府高度默契，在这一事件上自始至终秉承“温和主义”立场。《纽约时报》等美国主流媒体也没有以团体名义加入欧洲媒体发起的以“我是查理”为主题的声援活动，仅允许记者与编辑以个人身份参加。美国主流媒体在对该事件的报道与评论中严格按自身的价值观判断与取舍，《查理周刊》风波与西方青年移民参与“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的事实促使西方国家重新反思其推行的“保护多元文化、淡化国家认同”的立场，尤其是他们的媒体与学校在价值观传播上的失误。在大量来自穆斯林国家移民涌入的情况下，欧洲国家坚持的这一立场及其媒体、学校在价值观传播上的“不作为”导致了“激进主义”代替“温和主义”，“社会秩序与国家领导权”的核心价值观受到了威胁，今天统一的“欧罗巴”有演变成明天四分五裂的“欧拉伯”的危险。例如，德国总理默克尔公开承认，“多元文化”在德国已失败;多位英国政府官员呼吁媒体与学校重新加强对“英国性”认同的传播。从新闻传播史的角度来看，高度政治化与意识形态化的“国际传播”作为冷战时代的产物，早已被一个更具包容性与广泛性的“全球传播”取代。诚然，“全球传播”的理论广厦与实践意涵本质上缘起于各国“硬实力”与“软实力”在信息传播场域的竞合与博弈，对此概念的讨论亦无法回避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对全球传播格局产生广泛影响的新自由主义思潮。相比较之于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也称“原教旨自由主义”)是一种对市场与资本更加自由放任的意识形态。乔姆斯基的《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一书把新自由主义界定为“在亚当·斯密古典自由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套以市场为导向的新的理论体系，包含一系列有关全球秩序与主张贸易自由化、市场定价、消除通货膨胀与私有化观点的理论与思想体系”。进入上世纪90年代，新自由主义作为西方社会资本主义演进的时新阶段被赋予了鲜明特质，包括私有化、放松管制、自由化、市场全球化等。1990年，“华盛顿共识”的确立为新自由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引领“美国主导的全球一 体化战略”最终奠定了政策与法理根基，标志着新自由主义完成从学术思想领域到政治经济领域的纵深迁移。从批判传播学的视角看，以美国主导的西方国际传播系统一面大力鼓吹这套意识形态价值，同时其本身也被这套理论学说及其政治经济纲领建构，包括大规模的广播电视放松管制、国营媒体的商业化、传播内容的娱乐化等。作为全球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价值观倚乘新自由主义的时代“东风”，通过各种手段渗入到当代世界政治、经济、文化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冷战结束后，美国作为不停推销自己“全球社会”模式的“孤独的超级大国”之地位得到确立。至此，美国不再仅仅是一个地缘政治的空间概念，而转化成为一个文化/心理空间。在全球化时代，这个抽象意义上的“美国”无处不在，在美国以外的世界各地，在各种社会结构与心态中，很少有哪个国家与民族可完全独立于这个“美国”中心的历史与文化空间之外而存在。实现这种“美式全球化”的重要手段之一依靠媒体来塑造与传播其核心价值观。从概念与理论上来界定，全球传播是指文化产品、价值观念、意识形态与行为模式在全球范围内做跨越民族-国家边界的共时性流动。这一过程仍然受到“符号化权力”的操控，其本质是“软包装、硬内核”，以媒体文化作为外包装，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作为核心。换言之，美国不仅是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对全球强制性的“征服”，更为重要的是利用媒体与文化产品等塑造与传播其核心价值观，在全球范围内制造“共识”，进而达到“说服”世界的目的。所谓“软包装”是指利用媒体文化的各种载体打造出的“奇观”，例如迪斯尼、麦当劳与NBA构成的“全球文化”。“硬内核”是指由美国核心价值观构成的“神话”。肯尼迪曾说，“真理最大的敌人不是谎言，而是神话：前者是有意编造的，虚构的，因而是站不住脚的;而后者是符合现实的、持久的与有说服力的。”美国媒体并不是依靠编造一些虚幻的谎言来蒙骗世人(虽然有时在伊拉克战争等特定条件下也会使用)，但其终极目的还是制造一些不容置疑的“神话”说服全球各国的“意见领袖”与普通民众，让他们服膺于美国主导的文化与意识形态霸权。风靡全球的职业篮球联赛是美国推行的以“软包装、硬内核”为特征的价值观传播的一个范例。职业篮球着力展示的是超级明星的个人魅力与“绝活”，无论电视塑造的“乔丹奇观”还是引发社交媒体病毒式传播的“林来疯”(即华裔球员林书豪一夜成名的奇迹)。它无疑是电视体育节目最理想的形式之一，也是社交媒体营造“话题”的重要来源。在全球范围内，以NBA为代表的体育产业成为美国最主要的出口“商品”之一，也是对外输出与传播美国偶像、产品与价值理念的“公共外交”的重要手段之一。从表面上看，NBA不涉及国际事务与政治意识形态，易于被来自不同国家与文化背景的受众接受，连美国的“敌对国家”朝鲜、古巴等国都不乏疯狂追捧的球迷。从本质上看，NBA蕴含了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消费主义、物质主义、多元文化主义等价值观“硬核”，并且通过“软包装”得以塑造与传播，这恰恰体现“去政治化”的政治的典型案例。NBA的价值观传播首先是借助于强大的“明星效应”，一代又一代来自各种不同文化背景的NBA明星不再仅仅是职业选手，而是被融入美国主导的全球传播体系，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了美国核心价值观的代言人。价值观传播是媒体文化的“软包装”与政治意识形态“硬内核”的巧妙融合，NBA也不例外。20世纪90年代是美国黑白种族矛盾再度激化的“多事之秋”，美国社会日益坚固的“玻璃金字塔”让身处底层的少数族裔看不到向上流动的希望。20世纪末美国传播政治经济学界著名学者席勒在提出“数字资本主义”重要概念的同时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去政治化”的表象下，美国媒介空间中正演绎着的“信息化的资本主义”不是自然而然产生的，而是历经国内政治生态的反复影响与干预逐步建构出来的。全球传播中的“去政治化”实际上是一个虚无飘渺的“神话”，NBA与乔丹进入全球传播体系后不可避免地沦为美国向全球推行新帝国战略的政治宣传工具。

　　汪晖认为，当代世界的许多反对运动要么变得软弱无力，要么沦为新型霸权的同谋。因此，要打破“去政治化的政治”的逻辑就必须对当代霸权的新的构成方式分析。霸权至少有三重构成，它们之间有着复杂的历史关联：第一，正如葛兰西的霸权概念、阿尔都塞的国家的意识形态机器概念揭示的，霸权与主权国家的暴力控制与国家的意识形态机器的有效运转相关。葛兰西将这个霸权解释为两种运作方式，即“主宰权以及知识与道德领导权”，主宰权是强制的领域，而“霸权”则是指统治集团通过将引发激烈冲突的问题置于一个“共同”的层面而获得的额外权力。《狱中札记》将国家视为某一特殊集团的管理机构，注定要为后者最大限度的扩张创造有利的条件。但这个特殊集团的发展与扩张被看作是而且的确也表现为“国家”全部能量的共同扩张与发展的原动力。阿尔都塞则提出意识形态与国家的意识形态机器问题，在理论上深化了葛兰西涉及的霸权问题。西方左翼传统对霸权概念的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合法性构成及其危机，尤其是资产阶级国家的“去政治化的程序政治”的实质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民主危机。第二，霸权这个概念从一开始就是与国家间的关系密切相关的。较之于许多西方学者那样将葛兰西式的霸权概念与中国政治中对国际霸权的批判区分为两个概念，我们应在两者之间重建本来应存在的理论的与历史的联系。毛泽东的霸权概念始终是在全球关系的范畴内运用的，他对美国与苏联作为“霸权”国家的描述被放置在三个世界的体系性关系之中，其政治性含义不仅是以第三世界为主体，联合与分化第二世界，进而对抗这一两极霸权，形成新型的国际关系，而且是以理论研究、政治辩论与道德感召的方式击破美国与苏联体制的意识形态权威。因此，“反霸权”的实践中包含争夺文化领导权的含义。中文世界的霸权概念主要指称政治、经济与军事的支配与操控，但也在不同程度上涉及意识形态的问题，即统治的合法性问题-在春秋战国时代，霸权的确立虽然是王权礼仪濒临危机的产物，但这一危机局势本身也构成了霸权的合法性条件-霸权的构成包含了其他诸侯国对于领导权的承认。因此，中文世界中主要指涉诸侯国关系的霸权概念与葛兰西的霸权概念不能说完全无关。在西方政治传统中，作为一种合法统治权的霸权概念也不是与国际政治中的霸权完全无关的。阿锐基将葛兰西的霸权概念与马基雅维利的权力概念关联起来，从而将这一概念从阶级间的关系重新引回到国际政治的关系中。在马基雅维里那里，“一个起支配作用的国家如果领导着主权国家体系朝着预想的方向迈进，它便行使着霸权职能，而且在此过程中被认为是在追求共同的利益。正是这种领导权才使得起支配作用的国家有霸权地位。”正是通过将美国的国际支配与全球化的趋势加以重叠，美国确立了自身作为全球霸权的地位。作为一种“去政治化的”楷模(全球化、现代化、市场化、发展、民主等等的楷模)，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某种程度的思想与道德的领导权。这就是西方政治学家谈论的所谓软实力。美国霸权是在暴力垄断、经济垄断、意识形态领导权以及国际关系的模式发生转变等多重条件下确立的，而在“九一一”之后的侵略战争中，美国的穷兵黩武与单边主义导致了它的领导权危机，从反面促进了世界各种力量以反战与“去美国化”为契机的互动与联合。在这个意义上，“去政治化”的过程遍及国家与国际的双重方面，而打破这一“去政治化的政治格局”的可能性也存在于这两个方面。第三，霸权并不仅仅与国家或国际关系有关，而且也与超国家的与跨国的资本主义密切相关。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条件下，除了需要在国家领域与国际关系领域中界定霸权，霸权还必须在一种既内在于国家、内在于国际关系又超越国家与国际关系的市场关系中加以界定。现代市场关系是一种内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却不能以民族国家的边界与权力加以界定的力量，古典的政治经济学家强调再生产过程是一个“无穷无尽的链条”、一个全球性的进程，这一点在今天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明显。当以金融资本为主要形态的市场主义成为一种霸权时，许多人也会将现实的市场扩张与政治支配描述为一个对所有人都有利的历史进步的历程，从而完全不能展开对于市场扩张与支配的政治含义的分析。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可视为全球化的意识形态霸权的标准读本，它渗透在各种跨国机制的规章与运行法则之中;诸如原先的关贸总协定、现在的世界贸易组织与其他的以市场一体化的协调机构的形式成立的各跨国组织，均可视为全球化的意识形态机器--当然，它们不仅是意识形态机器，而且有经济支配与道德支配的双重权力。市场主义意识形态机器的更为直接的表达者是媒体、广告、超级市场与各种各样的商业机制--这些机制不仅是商业的，而且也是意识形态的，它的最为有力之处在与诉诸感官与“常识”，即诉诸所谓日常性与感官需要将人转化为消费者，并使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自愿地服从其逻辑。市场主义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机器有强烈的“去政治化”特征，在“去政治化”的社会过程中，它恰好构成了“去政治化的政治意识形态”。在全球化的语境中，我们需要在国家的、国际性的(国家间的)与全球性的(超国家的与市场的)三重范畴及其互动关系内讨论霸权与意识形态的作用。上述多重霸权构成不是相互截然区分的范畴，而是相互渗透的、相互缠结的权力网络，它们内在于当代社会的各种机制与网络之中，内在于人们的行动与信仰之中;正是在上述霸权网络的交互作用之中，“去政治化的政治”得以构成。这一点对于理解当代中国的思想与意识形态状况是绝对必需的。当代意识形态霸权经常利用国家的内在矛盾施展其职能。例如，中国的经济政策与发展方向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历史过程是基本重叠的，这一过程产生出了众多的经济危机、社会分裂与不平等条件。但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全球化并没有消解卷入这一过程的国家之间的矛盾与利益冲突，也没有解决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之间的全部分界。在历史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全球性的力量与重商主义的力量(即国家力量主导下的国民经济)发生冲突是一个常见的现象，例如，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之中，全球化的金融资本与“国民经济”之间的冲突以极为明确的形式展现出来，进而促成了民族国家在全球化浪潮中重构“国民经济”或“国民经济的变体”(如区域联盟)的决心。因此，在全球化条件下，国家利益的冲突、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之间的矛盾有时较之以往更为激烈。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霸权的全球力量往往会利用特定国家内部的势力挑战政治权威，而一旦政治权威意识到它与其他社会力量的交换关系面临外来干涉，也立刻会以民族利益或其他正当性诉求为由抑制这一内部挑战。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意识形态管制逐步松动，社会思想与立场的合法性密切地联系着对于国家的意识形态机器的挑战，这是当时界定独立性与自由的主要根据。然而，知识分子与社会批判立场的这一“去国家过程”并没有如我们预期的那样提供“重新政治化”的效果，反而被纳入了另一层次的“去政治化”过程：第一，这一“去国家过程”产生在一种全球性的历史转变之中，即民族国家的主权权威受到全球性力量的挑战的过程中，从而这一以“去国家过程”为标志的独立性与自由的合法性叙述同时也是与国际性的意识形态霸权的确立相互关联的。事实上，所谓“去政治化”过程恰恰是两个国家集团、两种政治体制、两种意识形态激烈搏斗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所谓“去国家过程”中的“国家”只是在某种意识形态立场上被指认的社会主义国家，从而这一“去国家过程”不过是对另一种国家形式的霸权认同的过程。在当代中国，“反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以一种反国家的表象掩饰了它与新型国家及其合法性之间的内在的联系，从而不过是一种反国家的国家(亦即“帝国”)意识形态--根据上述对于霸权概念的多重构成的分析，这种新型国家意识形态本身有超国家的性质，从而也经常表现为从一种跨国主义的角度抨击“国家”的立场。第二，这一“去国家过程”同时也伴随着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去政治化”，它被自然地组织在现代化、全球化、发展与市场的新型意识形态霸权之中。由于市场化与全球化的力量瓦解了传统的社会纽带，它在改变十九世纪以降逐渐确立的主权关系的同时，也包含了对于维持社会稳定与市场运行的国家机制的强烈需求(如当代全球化过程及其机制一方面鼓励金融、生产与消费的跨国化，另一方面力图将移民问题限制在劳动力需求与民族国家主权关系的框架内，从而形成了各地区劳动者之间的隔绝与矛盾。)因此，“去国家化”或反国家的姿态本身又似乎自相矛盾地与法制化、制度化等口号相配合，而后者正是以产权重组为核心展开的国家建设过程。在现实的条件下，问题并不在于是否需要法制化、制度化，而在于怎样的法制化与制度化，以及是否必须将整个社会构造及其传统全部纳入法制与制度的框架内部;不在于“去国家”或“反国家”，而在于应建立怎样的国家及其制度，以及能否在国家及其政治之外形成真正的政治空间。第三，“去国家过程”所以是“去政治化的”，是因为它以国家政权与国家机器的区分日益模糊化为前提。政治斗争主要集中在由谁来掌握国家政权或国家政权的价值取向为何这一关键性问题上，一旦取消国家政权与国家机器的区分，也就等于取消了政治活动的场域与政治斗争的必要性，而将一个政治性的问题转化为非政治的或去政治化的“去国家过程”。新自由主义或新古典主义经济学鼓吹的“国家退出论”就是一个典型的“去政治化的政治命题”。通过与国家的关系来界定的独立性与新型霸权关系(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与意识形态的多重霸权)的确立是同一个历史消长过程的产物，从而前一重摆脱国家关系与后一重进入国家的、国际的与跨国的关系之间至少有着历史性的重叠。全球性的力量与国家力量的相互渗透使得仅仅依靠与国家的关系或与跨国霸权的关系来界定自身立场的方式均陷入困境之中，这也正是当代许多反对运动最终只是图有反对之名的原因。事实上，当代社会的各种社会保护运动包含着激发新的政治的可能性，但同时自身也在经历着“去政治化”过程，它们或陷于有限的经济目标之上，或沦为国家机器的延伸物，或完全受制于各国际基金会项目的要求与逻辑之中，不但提不出关于发展、民主、参与的不同理解，而且在运动中转化为各种国家的、超国家的机制的齿轮与螺丝钉。如何克服社会运动自身的“去政治化”而将一种批判性的国际主义与民族国家内部的政治斗争结合起来?今天对任何权力的分析都必须置于一个权力网络的关系之中，从任何一个单一方向上将自己塑造成反对者都是可疑的。如果考虑到三重霸权的构成全部渗透在我们的社会体制之中，而它们之间并非贴合无间，那么，这个概念中的“国家的”或“跨国的”的范畴就有必要加以审察。在这里，打破这些范畴的总体性，从这些范畴内部发现裂痕，寻找新的政治空间，就成为打破“去政治化的政治”的基本逻辑的必要步骤。例如，中国的改革是在国家分权条件下的市场化进程，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以及国家各部门之间存在大量的利益不一致;国家机器的各个分支与国内与国际市场以及其他社会集团有着极其复杂的联系方式，而这些不同的联系方式也导致它们之间产生出利益一致与冲突的多重关系，进而表现为公共决策过程中的政治博弈与多重取向。由此，我们可从“国家行为”中发现大量相互矛盾的取向，也可从不同层次与不同机构的决策方向中看到一致与冲突的同时存在。事实上，当代有关国家的辩论是围绕着“中央-地方”、“国家-区域-全球”等关系展开的，而不是围绕着国家或反国家的轴心展开的。在这个意义上将“国家”作为一个单一的分析单位的方法更像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构造。在这里，真正深刻的问题不是确立国家与反国家的姿态，而是如何面对国家的危机。在古典的政治理论中，人民主权的国家是公意的产物。作为人民意志的表示，公意只能是一致的，不同的公民集团或政党表达的不同利益之间的协议体现为“众意”-众意是个别意志的总和，而公意只着眼于公共的利益;作为众意的民主政府中可存在政治分裂，如政党政治;但在作为公意的国家中，个别的集团及其利益则被认为是有害的。现代主权国家以人民的普遍利益为最高诉求，即国家必须体现人民的共同意志与普遍利益;社会关系中的利益分歧与价值冲突可通过政党政治(多党政治或党内路线斗争)的形式获得表达，但这种以政党政治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政治分裂只能限制在议会与政府的特定框架内，而不能上升为作为人民主权的国家的政治分裂。围绕着这类古典的政治理论展开过各种争论，但它们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主权单一性与主权统一的国家学说。但当代世界的最为深刻的政治危机恰恰表现为主权国家呈现了内在的分裂，它无法代表社会的普遍利益，国家的公共政策深受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就中国而言，原先能体现与协调社会不同利益与意志的政党政治日渐渗入国家结构，它实际上成为分裂的国家关系中体现统一的政治力量。在这个意义上，新一轮的国家与政党的相互渗透与一体化恰恰是市场化与全球化条件下国家难以保持其主权一致性的产物。因此，新的国-党合体是全球化条件下主权国家与政党政治双重危机的结果。在这里，双重的问题是：第一，伴随着政党体制的“去政治化”与国家化，究竟什么力量才能取代原先的政党政治模式，以协调日益复杂的社会关系中的不同的政治意志、体现不同的政治力量?社会的力量如何能上升为一种政治的力量?第二，政党的国家化也就意味着政党本身势必介入复杂的利益关系，当代世界的国家危机也必将转化为政党危机，那么，究竟什么力量才是一个体现普遍利益的力量与机制?政党政治的蜕变直接表现为价值领域的模糊与矛盾。由于国家的改革实践与社会主义价值之间存在重大的冲突，改革运动与国家的意识形态机器的运转之间存在内在的矛盾--正是由于这一内在矛盾，国家的意识形态机器实际上已或正在蜕化为一般国家机器，即依靠暴力或行政权力操控的体制。在这个意义上，当代中国国家的意识形态机器的运作方式并不是按特定的价值或意识形态运转的，而是按“去意识形态的”或“去政治化的”逻辑运转的--尽管它经常诉诸于意识形态的语言。当代中国的左右两翼经常在去政治化的政治面前束手无策，原因很简单：这一国家运作机制已无法在传统的左右模式中衡量与评估。主要基于一种合法性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在“文革”之后一方面“彻底否定”了“文革”，但另一方面并没有“彻底否定”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价值，尤其是作为这一现代传统的历史总结的毛泽东思想。这一条件产生了双重后果：第一，对于国家改革而言，这一传统构成了一种内在的制约性力量，即“国-党体制”每一次重大决策与转变必须建立在与这一传统的对话与博弈之上，至少它必须用一种特殊的修辞方法在这些转变与这一传统之间达成某种协调。第二，对于工人、农民与其他社会群体而言，这一传统构成了一种合法性力量，他们可利用这一传统与国家推进的不合理的、不公正的市场化与私有化进程博弈与协调，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新自由主义力量的扩张。在“彻底否定文革”与“告别革命”的历史进程之中，重新激发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遗产显然包含了未来政治发展的契机--这个契机绝不是简单地回向二十世纪的入口，而是在“后革命的时代”(即革命时代终结的时代)探索打破“去政治化的政治意识形态”与“去政治化的政治”的一统格局的起点。二十世纪政治是以政党与国家为中心展开的政治，二十世纪的政治危机主要产生于政党与国家这两种政治形式内部;但二十世纪也产生了政治不等于国家的政治实践将参与性与制度构架相互结合。在现代政治的主体--政党、阶级与国家--均处于“去政治化”危机的条件下，重新寻找新的政治主体的过程必然是与重新界定政治领域的过程相伴随的。这个政治领域的界定涉及各个方面，例如：如何在国家生活与政党政治中重新激活理论辩论?如何在国家与政党之外形成新的政治领域?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创造出真正的公共领域与公民文化?如何使得教育体制不致沦落为社会等级制的再生产机制?如何将全球范围内争取平等的政治斗争与中国社会的平等政治关联起来?在当代世界的两种社会体制均面临危机之时不妨设想一种更具参与性的制度构架，这种构架不仅是在政治选举的层面上，而且也是在生产关系的实际基础上产生。所有这一切要求我们寻找新的综合，即通过对历史的传统(包括古代传统、现代革命与社会主义传统、改革经验)的批判性清理与创造性综合，汲取民主制度与激进民主的各种要素，为新政治的创造提供可能性。这是真正的创造与综合，而不是任何一种简单的复制。在全球化的语境中，这一综合既必须从中国的政治传统与现实出发，也必须考虑当代世界越来越普遍的民主危机。

　　林岛认为，李世默反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马列主义“元叙事”而支持西方“民主”与“专制”二元对立的“元叙事”，苏东的崩溃证明了前一种元叙事的失败，而西方民主的困境也证明了第二种元叙事的终结。西方政治学里最流行的关于选举民主制度的说法是错误的，民主国家不仅没有实现民主的美好预言与承诺，反而普遍陷入了治理危机与改革困境。这种民主政治的危机，正是汪晖所言的去政治化的政治的后果。在汪晖看来现代政治体制经历了一个从“党—国”体制到“国—党”体制的转化过程。多党制的前提是政党有明确的代表性及其政治价值，它通过在国家框架下的特定的制度安排，形成党派间的相互竞争。西方历史上不同的社会运动(首先是工人运动)产生了不同性质的政党，所有这些传统政党都来自于社会并以鲜明的意识形态与政治纲领表达、维护并争取实现某个或某些社会群体的利益。这种有鲜明“代表性”的政党是政党政治与民主制度的基石，不同社会群体可通过选票来对代表自己利益的政党做出选择，政党通过对国家的支配执行某一社会群体的利益。政党的轮替本质上是不同社会集团之间的利益再分配，因而是“政治”意义上的。但近三十年来，伴随着政党本身日益强烈的实用主义倾向以及各个政党之间政策选择上的趋同与共谋，政党的代表性越来越模糊。社会与民众无法像过去一样，根据政党提供的意识形态与纲领路线，根据不同政党曾分别坚持的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与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来选择政党。随着政党“代表性的断裂”，通过多党竞争来实现“民主”的前提也就消解了，汪晖曾说“当代议会民主的主要问题是：构成民主之前提的共同善或公共利益被摒除于政治决定之外，两党或多党之间的政治差异被缩小到近于无，后者可被概括为多党政治的政治趋同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政党不再是某种政治理念与政治实践的行动者，而更接近于一种常规性的国家权力，变成在一定程度上“去政治化的”的权力机器。而这一国家机器，不过是马克思所言的“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这种去政治化的政治正是工人政党及工人政治衰落的产物。西方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的没落导致工人政党没有能力挑战资产阶级主导的政治秩序，这些政党或衰落下去，或改旗易帜，从改良主义的左翼政党彻底蜕化为新自由主义的吹鼓手。在这种情况下，政党轮替的“政治”意义消解了，区别只在于哪个政党在操作上能更好地执行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与新自由主义的职能，政治问题变成一个纯粹的技术问题或叫“治理能力”问题，政党沦落成了“更换领导人的国家机器”。多党之下的民众看似有很多种选择，但实际上别无选择。美国两党之间的差别接近于无，所以被压迫的99%无法通过选举的方式来选择能代表自己利益的政党。在这种代表性断裂的情况下，许多西方国家陷入了李世默所说的“一次选举，长期后悔”的周期性困境，长期低迷的投票率就是对这种“别无选择”的假民主的抗议。近三十年来的中国也同样经历了这样一个“去政治化”的过程。中国共产党是在十月革命影响与第三国际直接指导与支持下建立的，通过广泛的政治动员与阶级斗争建立以无产阶级、工农联盟、民族解放的统一战线为内涵的政治代表性并击败了疏离与背叛了工农革命的国民党。这种政治代表性是共产党一党执政与建设的合法性基石，并以宪法的形式确立下来。改革开放后，执政党逐渐将经济建设、尤其是市场经济的建设作为通往现代化的普遍道路。在私有化与市场化的历史进程中，政治精英逐渐将自己转化为特殊利益集团的代表，权力精英与资产阶级的分界逐渐模糊而与工农群众则日益疏远，执政党与其宣称的阶级代表性之间已断裂。党逐渐从一个特定政治价值的团体蜕变为一种结构性的与控制性的权力体制，从一个阶级性的组织转化为“去阶级化”的组织，党内的分歧被纳入了现代化基本路线的技术性分歧的话语之中。李世默的叙述就是这种去政治化的政治背景下的产物。在他的叙述里，传统阶级政治所讲的五阶段论与共产主义是一种教条主义的“元叙述”，这就消解了传统共产党要追求的根本政治价值。共产党不再是一个代表某一个社会集团实现其解放与理想的政党，而变成一个站在抽象全民的立场上能更好地实现国家现代化与市场经济的政党。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本身的政治价值(如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消灭资产阶级实现工人阶级当家做主)被消解了，留下的是其作为国家或“政治体制”的职能。所以，李对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叙述，不再诉诸传统的代表性政治，而是从“治理能力”出发。既然中国与西方同样处于这样一种代表性断裂的“国—党”体制中，面对的都是无可选择的政党与无可选择的国家，那么对中共的指责也就自然消解了。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治理能力就超越了“民主”而成为叙述的主体，衡量两种体制优劣的标准就变成了哪种国家体制有更好的执政能力。在西方所谓民主国家普遍陷入无法实现有效治理的困境时，只有中国能一枝独秀，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中国模式的优越性就在这种语境中体现了出来。对中共执政合法性的探讨，就变成了对国家治理方式与手段的分析，这是李世默在清华演讲中讲到的主要内容。如果肯定“去政治化”这个前提，那么李世默的叙述就没有问题。但问题恰恰在于这一前提上。去政治化的本质其实是重新的强化政治性，通过将新的、政治性的安排置于“去政治化的”表象之中，新的社会不平等就被“自然化”了。代表性断裂的背后是遮蔽代表性，利益集团绑架国家实现自己特殊利益的行为就在去政治化的语境中被消解与掩盖了，一切社会问题都变成了治理的技术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改革过程中某些社会阶层付出了代价与牺牲，这会被叙述为为了实现现代化必须品尝的“阵痛”，而不是一些社会集团对另外一些社会集团的剥夺。可选择的政治问题(可通过不同社会集团之间的博弈实现调整)变成了别无选择的技术问题，从而消解了潜在的不满与反抗。这种去政治化的叙述的本质是要遮蔽与加剧现实存在的不平等，为阶级特权辩护。联想到李世默作为一个风险投资资本家的身份与地位，我们就很容易明白这一点。近三十年来中国从一个阶级趋于消失的社会转化为一个“重新阶级化”的社会，形成了世界上最为庞大的工人群体。但在去政治化的政治中，国家与资本的霸权压制阶级话语以隐藏阶级地位与社会特权为新自由主义保驾护航。当新生的工人群体当其作为一种阶级力量要诞生的时刻却遇到重重障碍，新兴的中国工人阶级一出生九像一个到处飘荡的幽灵，没有声音、身份与栖身之所。富士康二十六连跳是这一群体被去政治化的绝望呼喊，重建社会平等与公正首先要打破这种“去政治化”与“自然化”的话语霸权，重建工人阶级的政治主体性。

　　事实一再证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阶级与阶级斗争并未消失，近代中国没有阶级斗争理论的科学指导就不可能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可能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在当今中国，阶级矛盾不是社会主要矛盾，但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新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时仍处于初级阶段，是事实上“不够格”的社会主义，因此仍然存在着阶级与阶级差别，以及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十八大通过的新党章也指出，由于国内的因素与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具体有两点原因：一是当今时代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但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依然存在。资源的争夺，领土的争端，利益的博弈，发达与贫穷，先进与落后，侵略与反抗依然是这个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阶级与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在相当长时期与一定范围内依然支配着人类的命运。奥巴马曾指出美国的军费支出比其后的8个国家的加起来还多，美国的士兵是世界历史上最好的，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国家，没有之一。“当重大国际问题出现时，世界民众不会等着北京或莫斯科来领头解决，他们会找我们。”事实上，不是“世界民众等着找美国”，而是美国本来就是“重大国际问题”与战争动乱的根源。为掠夺资源，维持霸权，美国依仗其强大的军事实力，在世界各地插足，干涉他国内政，强制输出其政治制度与价值观，这些行径不仅打乱了被干涉国原有各方政治力量的均衡，而且又没有在当地建立稳定的可持续的政治秩序，引发了局部地区旷日持久的冲突与动荡，彻底搅乱了世界政治格局，给当地民众带来灾难性后果。尽管中国政府一再强调“构建命运共同体”，推动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永不称霸，但仍然被美国等一些西方大国视为“威胁”，不断制造与散布“中国威胁论”，成为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二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两大力量、两条道路的博弈与较量并没有因为冷战结束而结束，当代资本主义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其帝国主义本质没变。苏联解体后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又想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制度，处心积虑地要恢复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使中国成为资本主义的附庸。国际范围内的阶级斗争必然反映到国内来。在当前日益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各种敌对势力不会善罢甘休，会利用一切手段与花样、尽一切努力打乱中国社会稳定秩序，制造政治动乱，推翻中国社会主义政权。美国最后一任驻苏大使马特洛克对这一点看得非常清楚：“只要共产党坚持阶级斗争不放，就很难想象共产党会轻易放弃政权上的垄断地位，或容忍党内派别羽翼丰满……只要苏联不放弃其制度的意识形态核心——阶级斗争观念，冷战就决不会停止。而一旦它放弃，该制度自身就不再有任何理论依据。既然共产主义统治与冷战都建立在共同的意识形态基础之上，那么，只要摧毁了这个基础，两者便都难以存在。”抛弃阶级观点与阶级斗争学说，共产党与社会主义制度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性了。阶级关系作为马克思主义“根本与主要的东西”是客观存在的，中国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在以下诸方面必须展开阶级斗争：对于境外敌对势力企图“西化”与“分化”中国的政治图谋;对于“台独”“藏独”“疆独”以至“港独”等极端分裂势力与分裂活动;对于严重的暴力恐怖犯罪活动;对于极少数官员以权谋私、行贿受贿、腐化堕落等腐败犯罪行为;对于大肆搞官商勾结，严重违法犯罪，以取得非法所得的少数企业主;对于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反党反社会主义制度，内外勾结，出卖国家利益的犯罪行径，必须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予以正确理解与对待。恩格斯认为阶级斗争归结起来不外乎三种形式：经济斗争、政治斗争与思想理论斗争。利用“颜色革命”与意识形态渗透，通过互联网、突发事件、街头运动等方式制造思想混乱，引发社会动荡、政权更迭，成为当前西方敌对势力颠覆他国政权的主要方式，虽千变万化，其目的是为政治斗争服务的，是阶级斗争的当代形式。第一，“颜色革命”与阶级斗争。“颜色革命”是西方国家长期策划推翻敌对国与敌对地区的重要战略武器。从发生“颜色革命”的多个国家看，目的非常明显，其直接指向就是国家政权，即在新帝国主义操纵下，以和平、非暴力方式在别国扶植反对派，搞颠覆活动，最终建立亲西方的政权。可见，“颜色革命”并不是一些人眼里认为的“有其合理性”。“颜色革命”的实质就是政治斗争，是政权之争。从西方国家策划“颜色革命”的惯用手法来看，大体上有三种途径：一是利用社会突发事件，打着“合法性诉求”以及“民主、自由、人权”等旗号，欺骗与绑架人民群众攻击现政权，同时扶植反对力量，通过街头运动等非暴力方式，引发流血事件，直至颠覆政权。二是以金钱等利益交换为诱饵，给一些政治性的基金会以及异见人士拨款，为实施“颜色革命”大肆宣教，特别是通过互联网、翻墙软件等方式，宣传西方价值观，对广大民众洗脑，引发人们对现政权的不满情绪，为动乱造舆论。三是内外勾连，通过拉拢与培养亲西方的反政府人士，组织“第五纵队”，待有机可乘，直接帮助策划、起事，搞大规模街头运动。据统计，美国在中亚帮助建立当地非政府组织超过了1万个。这些组织在前南斯拉夫、格鲁吉亚、乌克兰的“政权更迭”中都发挥了核心作用。香港“占中运动”就是“颜色革命”的现实版本，其实质就是在西方敌对势力的推波助澜与一手策划下，内外勾结，企图挑战中国国家主权与夺取香港管治权，把香港变成某种敌视大陆的所谓独立的政治实体。有学者指出，在所谓“民主、普选”的口号下，少部分香港人成为阻碍中国进步的“占中”势力傀儡，而他们自己却毫无察觉。从发生“颜色革命”的国家或地区看，大多社会矛盾较多：经济停滞，失业率居高不下，人民生活水平下降，贪污腐败与社会分化问题严重，让西方国家有机可乘。“打铁还需自身硬”，对于中国，应对“颜色革命”，一是要着力解决好社会民生问题，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关系，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二是要树立“四个自信”，破除“西方制度迷信”，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不断建设比资本主义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三是要保持政治定力，依法打击各种危害国家安全、颠覆社会主义政权的违法犯罪活动，坚持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特别是在应对外敌入侵、极端分裂恐怖活动时，还要加强专政的职能。第二，意识形态与阶级斗争。意识形态本质上就是阶级意识，是一个阶级与集团的有系统的世界观。国家意识形态则是上升为统治思想的阶级意识，意识形态作为国家上层建筑，既表明了执政党的阶级性质、阶级立场以及政权性质，也是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国家安全息息相关。当前，虽然中国的意识形态工作的主流是好的，但由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以及国际交往的频繁发展，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通过各种渠道扩大它的影响。一些西方国家把中国发展壮大视为对资本主义价值观与制度模式的挑战，加紧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加之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期，利益多元化、思想多元化趋势明显。“去政治化、淡化意识形态、淡化马克思主义”等观点，在中国思想以及理论界有一定影响力。“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思想演化是个长期过程。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他防线就很难守得住。”意识形态一旦瓦解，执政党及其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就被抽离了，政党的下台、政权的更迭就是迟早的事了。苏联就是例子，戈尔巴乔夫以“改革新思维”对党的学说全面改造，提出要把党建设成为“志同道合的共产党员的自愿联盟”，实行“意识形态多元化”，最终瓦解苏共核心价值与共产主义理想，导致苏联亡党亡国。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之争中，直接大规模的政治冲突不太可能，主要体现在意识形态的斗争上。意识形态斗争既是信仰之争，主义之争，也是制度之争，政权之争，其本身就带有强烈的政治诉求。这种政治诉求在当今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领域都有突出表现，如新自由主义对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冲击，“宪政主义”对人民民主专政的挑战，“普世价值”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冲击，历史虚无主义的沉渣泛起等等，都包含着渗透与反渗透的斗争，这些思潮分属不同阶级阶层的社会集团利益而相互博弈。同时，这些思潮的部分代理人的言论对社会影响日益坐大，并在部分人群中已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力与认可度，对此既要高度警惕，又要深入揭露与批判。比如新自由主义在经济上主张私有化，为垄断资本摇旗呐喊。在政治上则反对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制度，将西方政治制度装扮成通往自由人性的普世道路并掩盖其阶级性、历史性与意识形态性。新自由主义在许多转型国家以发展资本主义、推行私有化为目的，往往却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私有化“疗法”在转型国家之所以行不通，一是因为国有企业私有化之后，往往落入国际垄断资本手中，加之西方国家许诺成了空头支票，最终导致经济崩溃，成为资本主义的附庸;二是私有化往往与贪污腐败及国有资产的流失有“斩不断的联系”，一些特权阶层“近水楼台”，如果国有资产为其私有，然后挖空心思转手套利，结果只能是贫富分化加剧、失业剧增、经济停滞不前。新自由主义否定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搞国有企业全盘私有化，生产了大批投机获利的大资本家，这是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完全不相容的，必须坚决反对。再如，近年来较为活跃的历史虚无主义，立足于舆论鼓噪，与马克思主义争夺话语权。历史虚无主义攻击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与阶级斗争学说不讲人性，主张抽象“人性论”，以所谓的“好人坏人”或“野史秘闻”评价历史人物，用个别的、孤立的事件与片面的观点评价整个历史进程，主张“告别革命”，否定革命历史与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与必然性。苏联解体前夕，历史虚无主义泛滥，自由派控制了舆论话语权，一些党员干部带头丑化、诬蔑革命领袖，抹黑党的历史，苏联社会到处弥漫着各种攻击、谩骂共产党与社会主义制度的逆流，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肆意泛滥，却但没有任何党员受到党纪党规处理。资料显示，67%的苏共党员受其影响而信仰动摇，把谣言当真相，把污蔑当“正义”，认为党的组织已没有任何政治威信，甚至因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而承受巨大心理压力。每3名被调查者中就有1人表示，一想到要为党过去所犯的错误负责就感到心里紧张，23%的党员把共产党员在面临可能出现的政治冲突时受不到保护看成是不安的重要原因。每3个被调查者中就有1人指出，在集体中“人们以怀疑的眼光审视”或是“欺压”共产党员。理论动摇，信仰就会倒塌，历史虚无主义泛滥，政治规矩不张、党纪不严、治党不力。对于历史虚无主义，不管如何“博取眼球”，如何“创新观点”“价值中立”“还原真相”，只要拿起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武器，其政治实质就会暴露无遗。历史虚无主义在哲学上坚持唯心史观，在阶级性质上坚持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并企图通过歪曲党史军史革命史，抹黑党与国家领导人等方式来否定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道路，带有明显的政治目的，对此必须以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科学性、革命性与彻底性深刻批判。所以要全面从严治党，严格党的政治规矩与政治纪律，纯洁党员干部队伍。基于历史教训，思想理论斗争要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不随意扣帽子打棍子，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坚持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的辩证统一。

　　较之于西方主流学者在20世纪70年代后才着重研究国际经济与国际政治的关系，左翼学者尤其是深受马克思经济学影响的学者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有两个鲜明特点：一是长期坚持国际经济与国际政治间相互作用的学术传统，二是其国际关系研究不局限于国家与国家间的关系。马克思生前没有系统研究国际关系，但他宛若百宝箱的理论体系为国际政治经济 学研究做了许多开创性贡献。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方法论，它第一次明确且科学地指出，国际经济关系而不是国际政治关系是第一性的，对国际关系的解释必须要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物质生产中寻找。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时所提的国际交往理论与隐藏在资本运动中的关于国际阶级斗争的思想火花，为后来左翼学者提供了宝贵财富。但许多国际关系学批判理论在发展与继承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传统的同时，对马克思唯物史观与政治经济学思想存在不同程度的忽视与错误理解，导致其理论自身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缺陷。其中国外左翼学者的地缘政治经济学研究经历了三次发展高峰。第一次高峰是一战前后围绕帝国主义国际关系的理论研究。针对当时日渐激烈的国际冲突与资本跨国运动的新趋势，希法亭、卢森堡、考茨基、列宁等人从不同角度分析了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希法亭从流通角度研究了金融垄断资本对国际关系的影响。金融资本的发展促进了卡特尔等形式垄断资本的急剧扩张。在积累要求下，金融垄断资本不断对外扩张寻求海外市场，产生了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卢森堡从资本积累条件出发，强调世界市场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性，指出以暴力手段对世界市场的瓜分意味着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是世界市场、军国主义与殖民政策的三位一体。列宁在批判考茨基等人的理论的基础上，对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国际关系的内在矛盾与冲突深人、全面地说明。在克服希法亭机会主义倾向的同时，列宁以资本主义生产为研究起点论述生产集中与金融控制产生的垄断导致资本主义必然走向帝国主义。因为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与被统治国家因更深重的剥削而产生更强的反抗意识，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国际关系充满对抗性冲突与矛盾。帝国主义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去世后，马克思主义学者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对资本主义国际关系现实最深刻的分析。它从资本本质中揭示资本主义国际关系充满矛盾与冲突的根本原因，为以后的国际关系批判研究寞定了坚实的基础。但帝国主义理论也存在一些缺陷。这些缺陷一方面来自于对马克思经济学的误解，例如卢森堡错误地认为资本主义产品必须在非资本主义国家中实现，使得他们在揭示国际关系的帝国主义本质时陷人困境，并遭到了广泛批判。另一方面的缺陷来自于时代的局限。例如，列宁构建帝国主义论时，暗含了国家是没有内部矛盾的资本总代表的假定。在列宁发表帝国主义论的时代，资本国际化还受到多方面的限制，这种假定从资本主义世界的角度看有一定合理性，但随着资本跨国运动的大规模发展，对国家与资本在国际关系的理论研究中必须更明确的分析。第二次高峰是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对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国际关系的理论 研究。二战后亚非拉的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国际关系格局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以垄断资本理论、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等为代表的国际关系学批判理论，聚焦于由新独立的前殖民地国家与以美国为中心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共同构成的资本主义世界，对主流国际关系学学者视为不变条件与既定现实的国际关系激烈批判，深人剖析了资本主义国际关系的本质特征、形成动力与历史演变等问题。对国际关系不平衡性的分析，是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批判研究的重大理论贡献。首先，这些批判理论将不发达国家纳人理论框架，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批判研究因此成为真正的国际关系理论，而不是发达国家国际关系理论。巴兰基于对垄断资本的分析，认为垄断资本主义产生的大量经济剩余必须依赖国外市场，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推动与支持作用，形成资本主义国家间彼此竞争、发展中国家被发达国家支配的国际关系。阿明强调资本积累是世界规模的积累，对国际关系的研究必须同时看到处于两端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不发达的落后国家。沃勒斯坦则基于国际分工导致的生产方式差异性分析，描述了国际关系的中心一半边缘一边缘结构。哈维为传统政治经济学分析加人了空间要素，认为资本主义地缘关系以不平衡的地理空间关系为前提，又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不断强化空间关系的不平衡性。资本由于其内在矛盾在一定空间内必然产生过度积累，从而寻求地理扩张。落后国家因其廉价的原材料、广阔的消费市场、巨大的固定资本投资空间等成为资本扩张目的地。其次，这一阶段的批判理论不满足于传统帝国主义理论对资本主义国际关系剥削本质的分析，更深人地挖掘了资本本性产生的不平衡的国际关系，指出不平衡的国际关系不一定产生于赤裸裸的跨国掠夺与压迫，也可能来自于国家间看似平等的贸易与金融交往。巴兰从垄断资本在国际竞争中依赖于国家作用的角度，认为国际政治发展的不平衡与国家力量增长的不平衡决定了世界经济交往中各国相对地位的变化。阿明等人继承了普雷维什的“中心一外围”范式，强调国际关系的不平衡性来自于中心国家与外围国家因为工资差异等而导致的不平等交换，外围国家生产的剩余价值通过国际贸易被中心国家占有。依附理论与世界体系理论从全球视角剖析国际关系的内在结构，揭示了资本主义国际关系的本质，但它们都过于强调资本在国际流通过程中塑造的不平衡国际关系。正如布伦纳对世界体系理论的批评：不是市场关系决定生产关系，而是生产关系决定市场关系。在依附理论中，发展中国家虽然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占据重要位置，但它对于不平等的国际关系理论更像是逆来顺受的接受者，国际关系反而成为外生给 定的前提。世界体系理论将目光放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各国的位置关系上，对于国际关系与国家间交往方式的内在矛盾，尤其是不发达国家广大的无产阶级与发达国家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关系缺乏更细致的刻画。第三次发展高峰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解体极大地改变了国际关系格局，国际关系进人后冷战时代;信息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促进了生产资本跨国运动，激发了关于国际关系与资本全球化的学术讨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新葛兰西学派，与简化版本与激进版本两种不同版本的托洛茨基学派。他们深受马克思的影响，试图从资本积累或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出发解释地缘关系运动规律。他们还从托洛茨基、葛兰西等马克思主义者那里汲取营养，将新范畴纳入经典马克思经济学框架。新葛兰西学派将葛兰西实践哲学与“霸权”“历史集团”等政治概念应用于国际关系分析，提出国际政治结构不是主流国际关系学学者认为的无政府状态，而是由霸权国家建立在世界分工基础上的国际统治结构。一定生产方式包含着特定权力关系，权力关系中的主导者阶级成为特定“历史集团”并构成国家权力基础。国家在国内权力关系与国际政治结构共同作用下，形成与自己地位相适应的国家形式。当一个国家的社会阶级不仅在本国内建立霸权关系(即把持对整个社会的控制权)，还强大到足以扩大到全世界时就形成了以这个国家为中心的霸权国际秩序。简化版本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基于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解读，将托洛茨基的“不平衡与共同发展理论”应用于资本主义地缘关系分析。他们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人类历史直线发展理论，忽视了社会多样性在资本主义世界发展中的影响。由多个国家构成的“国际”既不是资本主义的产物，也不因世界政府缺失产生，而是作为人类历史不平衡与综合发展的最普逼现象，多样化社会的共存与交往产生了国际关系的辩证结构。这种研究方法及其相应的观点遭到了德赛等激进版本的托洛茨基学者的批判，认为他们错误地使用了托洛茨基的UCD理论。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使得资本间竞争极为激烈，使一部分国家从属于另一部分国家，即帝国主义形式的国际关系，也使国家为保护本国经济出台一系列政策实现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的共同发展，这种共同发展终将构成反抗帝国主义的力量与帝国主义性质的国际关系形式。新葛兰西学派沿袭马克思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方法将“霸权”这一中间范畴作为连接国内生产与国际关系的桥梁，凸显了资本主义国际关系的内在矛盾与冲突。考克斯在强调生产方式核心作用的同时将生产、分配看做两个相互独立、同等重要的环节，把政治关系看做生产关系的一部分，对不平衡国际关系中国家与资本之间的关系缺乏逻辑一致的理论分析。简化版本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坚持了国际经济关系与国际政治关系之间的相互联系，但又将资本主义国际关系的不平衡性与人类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混淆，其国际关系理论由此丧失批判性而沦为一种描述历史的理论。

　　资本运动要求整个人类世界的运行服务于资本积累，并为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裹上一层“滤镜”。经由这层“滤镜”，国际关系“现实”实际是经由资本“折射”过的虚像。主流学者往往因为没有察觉或不愿摘除这层“滤镜”，错误地将本应得到解释的国家权力作为外生既定的范畴，并以此为逻辑起点，研究国家、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国际关系行为者间的相互作用。批判理论得益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剖析，试图从这些行为者背后的真正操纵者的资本运行中理解国际关系，却遭遇了一个棘手问题：如何在避免国家与经济相互独立二分法的同时，不陷入所谓的“经济还原论”陷将阱，将国际体系中的国家简化为服务于经济的工具?为此，许多左翼学者展开了“资本一元逻辑论”与“资本一领土二元逻辑论”的争论。一元论者认为从资本运动的分析中可看出国际关系的内在矛盾，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大多属于此类。然而，该理论逻辑下国家往往沦为国际关系的被动接受者。二元论者认为资本逻辑与领土逻辑是两种不同的逻辑，二者共同解释了国际关系的本质。这种观点被新葛兰西主义者与托洛茨基主义者认可。在他们的理论中，国家有极大的能动性，但这种能动性以物质生产的基础性与决定性程度的降低为代价，资本逻辑与领土逻辑成为两种并行的逻辑。随着“霸权”“不平衡与共同发展”等范畴取代了“剩余价值”“一般利润率”等经济学范畴在理论中的核心作用，这些批判理论对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的分析越来越缺乏明确的界限，而这恰恰是马克思经济学力图克服的问题。国家不能从其自身中得到理解，而必须将其置于一定的物质生活关系分析。在范畴关系中，领土逻辑与资本逻辑不是并列关系，后者是更基本、更一般的范畴。对经济结构从而对与其密切联系的国家与国家间关系的认识，不能局限于物质生活领域某一部分，而应综合整个社会甚至整个 世界的物质生产。所谓的“资本逻辑”不是某个资本，或某个国家的资本逻辑，而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资本逻辑。因而，就资本主义国际关系的逻辑基础而言，并非“资本逻辑”不足以分析问题，必须借助于另一相对独立的“领土逻辑”，而是如何基于对资本的分析进一步理解领土逻辑，从而揭示资本主义国际关系的内在矛盾与运动规律。将“资本”作为逻辑起点，将绝不意味着对国际关系的分析是一种经济还原论，而是唯物辩证分析方法的应用。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资本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了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与影响，因而对世界交往形式与与此有关的国际关系研究必须从资本逻辑开始。

　　国际关系作为国家间关系的外在表现，尽管是最容易被观察到的领域，却也是被资本“滤镜”扭曲最严重的关系。《资本论》第一卷指出资本不断增殖的本质意味着资本必须源源不断地生产剩余价值，并不断地将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实现资本积累。由于资本只有使 用劳动力这种特殊的商品，才能解决等价交换规律与价值增殖规律之间的矛盾，而劳动力是一种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的特殊商品，因而，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核心是通过对雇佣劳动力的控制不断提高生产效率，将以在社会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持续地获得尽可能多的利润。因而，为占有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资本必须不断调整对劳动的组织方式，例如，提高资本对劳动的管理技术、改进生产技术、寻找最有利的生产空间将 等。然而，资本对劳动组织方式的调整一方面使得越来越多的劳动力被机器替代成为相对过剩人口，另一方面资本对劳动过程控制的不断强化意味着劳动过程越来越表现 为资本的权威与意志而与劳动者对立。雇佣劳动大军与等待进人履佣劳动大军的劳动者共同构成反抗资本的力量，资本一劳动关系成为资本积累过程中最“内核”、最一般、最普逼的矛盾。《资本论》第二卷进一步分析了剩余价值如何持续地转化为资本。资本不仅是一种关系，更是一个过程，它必须在运动过程中才能不断地将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并将资本用于剩余价值再生产。以复数形式存在的资本不仅以不同形式存在，在不同的空间中分布，而且要保持合适的比例，从而能实现价值形式与物质形式的补偿。但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条件下，只要多个资本没有隶属于同一资本家，即资本垄断没有达到最极致的状态，多个资本必然在多个不同的主体指挥下运动，因而，以货币、生产资料、商品(包括劳动力商品)等形式存在的资本只有在偶然条件下才能达到再生产顺利实现需要的比例。考虑到资本主义制度内部不管是在逻辑上还是在实践中都不可能出现这种最为极端的垄断情况，将不同资本间的比例关系成为资本实现自身再生产过程中遇到的第二个无法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得以克 服的矛盾，这个矛盾关系表现为资本与资本无法避免的相互依赖关系。此外，多个资本意味着资本之间为争夺剩余价值展开激烈竞争。资本是一种关系、过程，更是一种权力。基于“商品拜物教”理论，资本表面上以商品或货币的形式存在，实际上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赋予资本所有者以权力，又决定、支配着资本所有者的命运。资本权力首先体现在资本一劳动关系中。掌握生产过程的资本支配着生产资料形式的死劳动与劳动力形式的活劳动，对所有权的将保护实际是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对其共同利益的表达。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与发展，社会分工的发展使得资本家的规模越来越大，从而越来越能因为共同利益而作为一个阶级，货币形式的动产使得私有制真正摆脱了共同体的形式，以人身依 附和土地为基础的旧式共同体转变为在形式上相互独立的巿民社会将与现代民族国家。资产阶级还只是社会的一部分，其阶级利益不能代表社会的总体利益，市民社会与现代民族国家只是形式上分离。资产阶级还需要以国家的形式将阶级利益表现为社会的共同利益，资本一劳动的对抗性矛盾被国家以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民主制度、自由平等的政治口号等形式掩饰与固化，这是资本-国家关系最本质的特征。作为权力关系的资本还体现在资本一资本关系中。多个资本为争夺剩余价值展开激烈斗争归根结底是资本权力的斗争。大资本对小资本的侵吞、发达资本对落后资本的剥削等都是资本—资本关系中资本权力的表现。这种权力还通过国家以制度、法律等形式得以体现与强化。例如，在竞争中占据优势的资本可要求国家对其技术保护专利与产权，大资本要求国家以关税的形式保护其对本国市场的占有等。因而，尽管国家先于资本存在，并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并非国家产生了资本，而是资本重塑了现代国家。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所谓“领土”逻辑必须要从“资本”逻辑中寻求解释。资本家阶级作为社会总剩余价值的主要占有者与生产过程的控制者，在形式上与整个社会混为一体并被看作是整个社会的总代表。国家作为社会的有形实体要为所有的资本家阶级创造有利于积累的条件，如维持劳动力再生产、提供单个资本无法或不愿支付的公共品，应对经济的将 周期性波动甚至危机等;国家是资本内部斗争的舞台，不同资本集团需要借助国家保护自身的利益。作为权力关系的资本在世界市场上表现得更加明显。国际社会区别于国内社会的 最主要特征是没有中央集权的、以暴力机器维护统治的国家政权。尽管在资本主义某些历史阶段，的确存在跨越多个国家、地区的“帝国”存在，如19世纪的英国在亚非拉等地区有广阔的殖民地，但它既不是世界范围的统一国家，也不是真正消除了国界的统一社会，殖民地本身是一种以国界线为前提的非统一体。那么，资本作为一 种不断运动的社会关系何以能突破领土边界却又没有消除国家领土边界将世界变成统一整体，从而表现为国际关系呢?资本之所以能经由国际交往将个别资本利益在世界范围内施加于其他民族与地区，关键在于伫立在经济关系之上的国家政治权力、军事实力、文化影响力等上层建筑的力量。在多个国家并存的世界体系中，国家作为本国社会的有形代表，在世界市场中的力量首先由本国资本的世界竞争力决定。本国资本在国际资本一劳动、资本一将 资本关系中越是占据领导与统治地位，其国家在国际社会中越有占据领导与统治地位的可能。另外，现代资本主义国家随着动产的出现摆脱了依赖于土地的共同体形式，相应地，国家势力可不受土地界限的局限，能随着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运动而跨越国界延伸，将本国资本的利益表现为不局限于领土边界的群体的共同利益。例如19世纪的英国、20世纪中后期以来的美国。越能以低“成本”为本国资本提供有效海外保护的国家，其资本在国际竞争中越有利可图。另一方面，国家作为有形实体，它的形成基础与内在本质限制了它突破领土边界将的能力。资本借助于民族、文化、地理等各种非经济因素将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伪装”为共同利益，使国家有无可争议的自主权力，这意味着国家势力能扩展的范围取决于资产阶级“共同利益”形式被接受的程度，受资本的内在矛盾严重制约。资本一劳动的辩证关系意味着资本以整个世界的劳动者为市场需求者的同时，又由于资本与劳动间的对抗性矛盾必须以各种方式对劳动力市场分化，以避免其联将 合对自身形成毁灭性反抗，民族、种族、地域分割等天然分化劳动力市场的工具被广泛使用。将反过来，这些差别又因为资本需要而在社会交往中越来越重要，强化了国家的民族性与区域性。国际关系因为资本的无国界性而逐渐弱化的同时又因为资将本对民族性与区域性的强化而变得越来越显著。从资本一资本关系来看，资本的经济关系以及与其相关的社会关系因为领土界限而表现出来的国家间差异，被资本不断消解的同时又不断被资本强化。运动中的资本以多样化的空间为前提，又在运动过程中不断产生多样化的空间，不同空间因为资本的塑造而越来越同一化，彼此的差异也因为资本的空间布局而越来越显著。在竞争的压力下，资本必须对劳动力与生产资料合理使用，不仅要购买到将合适的劳动力与生产工具，而且要对工厂的地理位置优化选择、对交通运输条件与厂房合理投资与建设，这些固定资本的投资直接影响地理空间，通过对劳动力的转移、相关产业资本的吸引等间接渠道影响资本的空间布局与不同空间的经济关系将国家的空间边界因资本运动而变得既模糊又清晰。各国因民族、地理、文化等因素而表现的差距，绝对没有资本主义世界中国际关系中体现出来的那样大，只是由于资本本质及其内在矛盾而被强化了。因而，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运动，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与交换关系扩散到整个世界，“按自身的形象，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将又因为资本与劳动、资本与资本之间的对抗性矛盾而产生多个共同存在的现代民族国家及其相应的多边国际关系。

　　资本主义国际关系既不是自然形成的，也不是静止不变的，国际将关系演变动力的秘密隐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与交换关系中。一定的生产方式产生一定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物质利益关系，在相互对立的物质利益关系中有同一利益的个人构成一个阶级，将物质利益的对立也就表现为阶级的对立，同一阶级内部也因为利益的矛盾而产生不同的利益集团。资本主义世界以资本雇佣劳动为本质特征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了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与出卖劳动力的无产阶级等两大主要阶级，随着占据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将旧式共同体转变为现代民族国家，资本与劳动间的对立关系不仅表现为民族国家内部的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关系，还表现为不同性质国家间的对立关系，尤其是资产阶级掌握政权的资本主义国家与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关系。在同属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内部，资本一资本矛盾关系表现为一国内部不同利益集团为争夺国家权力而激烈斗争，还表现为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竞争关系。考虑将到资本在市场竞争中所处地位不同，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竞争关系包括发达国家之间及其与不发达国家的竞争。尽管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是不可调和的对抗性关系，但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能将各民族国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相互依赖的合作关系，不同性质国家间的矛盾甚至可能小于同为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产生的阶级关系外，资本主义国际关系的变化还要受民族、文化等由历史的物质生产积累的因素影响。

　　早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之前，前资本主义世界已是由多个国家与类国家构建的组织体系，但直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英国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并向全世界范围扩张时，世界才真正成为由多个国家构成的整体并表现出现代语境下的国际关系。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化，世界范围内资本一劳动、资本一资本、将 资本—国家关系必然发生变化，国际关系也相应地变化。主流理论将国际关系看作国家对外行为的相互作用关系仅仅是对国际关系的现象描述，但忽视了更根本的支配国家行动与形成国际关系的动力与机制。西方左翼学者在向托洛茨基、葛兰西等马克思主义学者寻求理论灵感的同时，逐渐淡化资本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等经济领将域的范畴，甚至将马克思着力批判的观点杂糅在其理论中，离马克思越来越远。尽管马克思没有对国际关系这一范畴系统研究，但他的经济学著作蕴含着丰富的国际关系思想。对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必须回归马克思经济学，尤其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方法论。这是我们认识资本主义世界国际关系，尤其是认识中国在世界交往中面临与参与的国际关系的重要前提。中国不仅是一个在世界政治经济中占据越来越重要地位的发展中国家，而且是由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导形成的各国家、各地区全面相互依赖的世界中要灵活处理不同制将 度的国家间关系、新兴国家与世界中心国家之间的关系、第三世界内部的国家间关系等复杂的国际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