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托派问题

                                关于托派问题

 内容提要

托派在一般情况下都是打着马列主义的旗号，大肆攻击斯大林。本文直接引用托洛斯基和托派主要理论家的有关论述，同时直接引用列宁的有关重要论述，试图在“一国能否取得革命胜利”、“如何认识农民的革命性”、“工人国家官僚化的问题”和“共产党内应否存在派别问题”这4个问题上说明，托派观点实际上都是与列宁思想相抵触的。

在“一国胜利”的问题上，托派认为没有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持，单独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可能的。托派还相信唯生产力论，认为只有在生产力方面超过资本主义世界，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存在下去。

在农民问题上，托派对农民不做具体分析，把农民和产业工人对立起来，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农民和工人的矛盾会成为对抗性冲突，而且这种矛盾和冲突在一国范围内不可能解决，必须靠多国革命的胜利才能解决。这就是他们的所谓“不断革命论”。本文还讲述了托派理论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问题上的拙劣表现。

托派认定，斯大林时期是官僚化社会，理由是十月革命后，俄国工人阶级已经失去了政治战斗力；再一个理由是当时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除去托洛斯基外，对官僚主义没有充分的认识。本文引述了列宁和斯大林的有关论述，给以了批驳。众所周知，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修正主义统治时期，苏联的官僚主义化日益严重，可是托派却称赞这一时期“极大地缓和并限制了官僚暴政”。在国际共运历史上，是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第一次提出执政党有可能整体变质的问题，可是托派却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以被歪曲了的形式提出了官僚主义的问题”。

托派认为共产党内应当允许派别存在。本文通过直接引述列宁论述的方法，表明列宁并不赞成党内存在派别活动。

本文提出，托派如果真的要革命，我们应当欢迎。对其理论，我们要认真分析，对于其中可能存在的真理颗粒，我们当然应当吸收；对于其中错误和不符和事实的地方，我们要明确给以鉴别和批判。

本文指出，对于斯大林，甚至对于列宁，都不是不允许批评，但是不可以按照某种既定的立场或观点，去裁减历史。

本文最后指出，现在的托派们有一种倾向，就是很少引用托洛斯基本人的观点和论述，而是随心所欲地随便说，只要是大家关心的重要问题，我托派早就讲过，只要是比较得人心的观点，那就是我托派的观点，也不管托洛斯基本人当时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一）

在一个国家能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马恩原先设想，有可能在资本主义中心地带最发达的国家首先爆发革命，而且是在所有发达国家同时爆发。但是列宁根据帝国主义时代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指出完全可能并且应当争取革命在一个国家或少数几个国家首先胜利，而且首先爆发革命的国家很可能不是资本主义中心地带的发达国家，而是世界资本主义链条上的薄弱环节——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

列宁说：“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当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这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既然剥夺了资本家并在本国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就会起来反对其余的资本主义世界，把其它国家的被压迫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在这些国家中掀起反对资本家的起义，必要时甚至用武力去反对剥削阶级及其国家。无产阶级借以推翻资产阶级、获得胜利的社会的政治形式是民主共和国，它日益集中这一民族或这些民族里的无产阶级力量同还没有转到社会主义方面来的国家作斗争。没有各社会主义共和国对各落后国家的相当长期的顽强斗争，便不能实现各民族在社会主义中的自由联合。”（《论欧洲联邦口号》）

可是托洛斯基在《我们的革命》的小册子中说：“没有欧洲无产阶级直接的帮助，俄国工人阶级就不能保持政权，就不能把自己暂时的统治变成长期的社会主义专政。这是一分钟也不能怀疑的。”

托洛斯基在《和平纲领》一书中说：“为反对联邦口号而提出的唯一的多少是具体的历史性的理由，曾由在瑞士出版的《社会民主党人报》归结为：‘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社会民主党人报》由此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因而每一个别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无须以建立欧洲联邦为其先决条件。......假如事实并不如此，就休想革命的俄国能在保守的欧洲面前站得住脚，或社会主义的德国能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孑然独存，这是历史上的经验和理论上的推论都证明了的。”

到了二十世纪末，苏联解体了，东欧各国的共产党政权垮台了，中国也已名存实亡。托派们又出来了，怎么样？托洛斯基早就说了，如果资本主义还占据优势，少数社会主义国家要么“连根烂掉”、要么蜕化成资产阶级国家，事实不是果真如此吗？

诚然，原社会主义阵营各国都垮台了，国际共运进入了低谷。其中原因到底是什么？难道真的就如托洛斯基所言，是因为社会主义在少数国家，特别是在经济落后的国家，不可能站住脚吗？难道真的因为帝国主义占绝对优势，因此处于暂时劣势的社会主义就必败吗？

我们认为，这种解释貌似符合实际，但实际上过于简单化了。一般来说，新生的事物，一开始都处于劣势地位，都是从小到大、从弱到强逐渐发展起来的。古今中外，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例子，屡见不鲜。无产阶级在一国或数国首先夺取政权以后，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一开始都会处于敌强我弱的地位，为什么他们不会创造条件促使矛盾转化呢？为什么他们一定会失败呢？

新生的事物，其产生和发展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直至胜利，这就是一切革命人民的逻辑。新的东西、弱的东西，一开始可能失败。但是不能因为一次失败就断定它必然失败。自然科学发展的道路是这样，社会革命发展的道路也是这样。

对于二十世纪末国际共运遇到的前所未有的大挫折，各个阶级、各个派别争先恐后地想要给出答案。自然，各个阶级、各个派别给出的答案，总是要符合各自历来的利益和主张。比如帝国主义就欢呼它们不战而胜、宣布历史的终结，似乎资本主义是人类不可代替的社会制度，革命是误会、是胡闹。对于这种答案，我们当然嗤之以鼻。那么，苏联、东欧、中国以及其它国家社会主义失败，是否预示着列宁的“一国胜利”论也不灵了呢？

对待复杂的事物，不仅要看现象，更要看本质。复杂的现象中，产生某一结果的原因，往往不是显而易见的；对于产生某一结果的原因，往往有着多种不同的解释。这就需要我们下一番功夫，“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认真考察，从实践到认识反复地循环，才能得到正确的答案。对于一个结果的多种解释，一般来说，只能有一个是真理。

托洛斯基认定，没有欧洲革命的胜利，已经取得政权的一国或少数几国无产阶级就不能保持政权，其社会主义事业就必然失败。其中原因是什么呢？他说“现在所说的是要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包围中建成孑然独存的社会主义国家。要达到这一点，只有使这个孑然独存的国家的生产力超过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因为从远景上看，不是在一年或十年内，而是在半世纪甚至一世纪内，能够使自己巩固起来的只有生产力比旧经济制度的生产力更为强大的那种国家、那种新的社会形态。”（托洛斯基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的发言）

我们经历了苏联、东欧、中国从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到修正主义路线、从社会主义道路到资本主义道路转轨的经过。现在回过头看，即使生产力超过或接近了资本主义世界（如苏联），新生的国家和新的社会制度远不足以得到巩固，尽管经济发展是社会主义国家巩固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托洛斯基说，“只有在生产力发展和经济繁荣的基础上，社会主义才是可能的”。这种带有唯生产力论色彩的观点，显得过于简单和片面了。再说，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如中国），一旦无产阶级取得政权，想要让它在经济上很快赶超资本主义世界，那也是过于苛求的。

经济落后的国家是否可能在经济上赶超资本主义世界呢？托洛斯基认为，“俄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高涨，只有无产阶级在欧洲几个最重要的国家内获得胜利以后，才会是可能的”（托洛斯基著《1917年》第3卷第1部）。这一预言，已经被尔后社会主义苏联和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经济发展所击破。

托洛斯基似乎很具有世界主义的整体观点，他说“在民族范围内观察社会革命的前途，就意味着变为构成社会爱国主义实质的民族狭隘性的牺牲品。”托洛斯基还说：“各国资本主义发展是不平衡的，这是完全无可争辩的意见。可是，这个不平衡本身又是非常不平衡的。英国、奥国、德国或法国的资本主义水平是不一样的。可是，跟非洲和亚洲比较起来，所有这些国家都是已经成熟到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资本主义欧洲了。”（托洛斯基著《和平纲领》）

可是让我们看一看，列宁是怎样把握世界整体观点的呢？列宁说：“资本已经具有国际性和垄断性。世界已经被少数强国即依靠大规模掠夺和压迫其他民族而强盛起来的国家而瓜分完毕”。“在资本主义最高发展时代，少数强国掠夺地球上将近十亿人口的事情，就是这样组织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只能这样组织”。“民主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仅仅同欧洲相关的时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无产阶级的胜利，他们一定能把欧洲各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都解放出来”。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第一次以实际情况和实践经验为根据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的，不是别人，而是毛泽东同志。

无产阶级已经取得政权的国家为什么会产生资本主义复辟呢？并不是因为生产力落后于资本主义世界，也不是因为帝国主义势力过于强大，更不是因为缺乏欧美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支持。

毛泽东同志指出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原因，可以在他主持起草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一文里集中体现出来。该文指出：

“马克思列宁主义告诉我们，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也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贯穿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谁胜谁负’的问题，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由于资产阶级在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腐蚀作用，由于城乡小生产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存在，由于还没有完全消灭的资产阶级法权和旧社会习惯势力的影响，在工人阶级的队伍中和党政机关中还会不断产生蜕化变质分子，在全民所有制的国营企业中还会不断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和贪污盗窃分子，在文化教育部门和知识界中还会不断产生新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些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同那些已经被推翻、但是还没有被消灭的旧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分子结合起来，向社会主义进攻。尤其是那些窃居领导机关的蜕化变质分子，他们支持和包庇基层单位中的资产阶级分子，危害性特别大。

“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不仅要同国内的资产阶级进行斗争，而且要同国际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帝国主义总是寻找机会，企图对社会主义国家发动武装干涉和进行和平瓦解。他们力图消灭社会主义国家，或者使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为资本主义国家。国际间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反映到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来。

“列宁说：‘在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以后，在破坏资产阶级国家以后，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后，阶级斗争并不是消失（如旧社会主义和旧社会民主党中的庸人所想象的那样），而只是改变了它的形式，在许多方面变得更加残酷’。

“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在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教育各个领域中的阶级斗争，是不可能停息的。这个斗争是长期的、反复的、曲折的、复杂的。这个斗争像波浪的起伏一样，高一阵、低一阵，有时候比较缓和、有时候十分尖锐。这是决定社会主义社会命运的斗争。这个长期的斗争，将决定社会主义社会是走向共产主义，还是复辟为资本主义。”

综上所述，在帝国主义世界经济、政治体系中，各个国家都有可能首先爆发革命。这是一个必然性，这个必然性已经由列宁指出了。但是，首先爆发革命的一国或数国，是宗主国、是殖民地、还是附属国？是在欧洲、在亚洲、还是在非洲？这则是一种或然性。

无产阶级已经取得政权、开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总的来说，必然要战胜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在各国革命的互相支援下，最终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一种必然性。但是，某一个国家，如果阶级斗争问题处理得不好，也可能在这期间再走一段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这也是可能的。这种可能性，由毛泽东指出了。

而托洛斯基断言，没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持，少数国家无产阶级就无法巩固政权，这样一种“必然性”，就太形而上学了。

我们说，当代国际共运的大挫折，显示的是毛泽东所揭示的可能性，而不是托洛斯基所揭示的“必然性”。当代国际共运的大挫折，在毛泽东看来，是“梅花欢喜满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当代国际共运的大挫折，并不说明共产主义理念的失败，也不说明列宁道路的失败。

如果第四国际的曼德尔也属于托派的话，那么他在其著作《过渡时期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开了个玩笑。该书第一小节的标题为“是一国建设社会主义还是不断革命”。他在这一小节中说：“从历史的观点看，只有通过世界革命才能解决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比例失调、畸形发展和最尖锐的矛盾才能彻底解决。当一个孤立的工人国家或一批工人国家希望取得这一革命的胜利时——胜利的无产阶级一定有兴趣采取一切手段迅速达到这一目的——这个国家不能满足于现实经济问题的暂时解决，并等待着国际局势的变化。它必须着手社会主义建设，因为这是防止本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力量影响的唯一途径。因此，对不断革命理论提出的问题即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个或一小批落后国家取得孤立的胜利后应做些什么的回答是各种因素的结合。它的三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推动世界革命、开始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在这一小节中，曼德尔把列宁和毛泽东的观点偷换成了他自己的观点。同时在这一小节中，他仍在批判“斯大林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神话”。

                                 （二）

无论是列宁、斯大林，或者毛泽东，都从来没有说过在单独一个国家能够最终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而只是说在单独一个国家可以首先使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着手建设社会主义。斯大林说：“不用说，为了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为了有免除旧制度恢复的完全保障，必须有几国无产者的共同努力。不用说，没有欧洲无产阶级对我国革命的援助，俄国无产阶级就抵挡不住总进攻；同样，没有俄国革命对西方革命运动的援助，西方革命运动就不能象它在俄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后那样迅速地发展。不用说，我们是需要援助的。......没有这种不仅来自欧洲工人，而且还来自殖民地国家和附属国的帮助，俄国无产阶级专政就会处于困难的境地。”（《论十月革命的两个特点》）

毛泽东也说过：“全世界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总是互相支援的”，“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时代，任何国家的真正的人民革命，如果没有国际革命力量在各种不同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自己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胜利了，要巩固，也是不可能的”。（《论人民民主专政》）

可是，在托派嘴里，世界革命对于各国革命的相互援助的关系，似乎成了托洛斯基的专利，成了托洛斯基“不断革命论”的主要观点。

托洛斯基的“不断革命论”到底是怎样的一种观点呢？托洛斯基在其著作《〈1905年〉序言》中是这样说的：“正是在1905年1月9日事变到十月罢工这个期间，本书作者对于我国革命发展的性质形成了获得‘不断革命’论名称的那些观点。这个奇妙的名称表达了这样一意思：......无产阶级先锋队正是为了保证自己的胜利，还在它统治的初期，就不仅要最深刻地侵犯封建所有制，而且要最深刻地侵犯资产阶级所有制。在这种情况下，它不仅会和那些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初期支持过它的一切资产阶级集团发生敌对的冲突，而且会和那些协助过它取得政权的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的冲突。在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落后国家内，工人政府所处地位的矛盾，只有在国际范围内即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求得解决。”

由此可见，托洛斯基“不断革命论”首先是从农民问题上讲起的。波兰托派伊萨克·多伊彻在《武装的先知》一书中进一步阐发了托洛斯基的“不断革命论”，并且注明其根据是托洛斯基的《总结与展望》一书。他说：“虽然农民单凭他们自己不能排挤工人，但这两个阶级的冲突迫在眉睫，这是一场使无产阶级可能失去领导全国的公认地位的冲突，只要革命是从事粉碎地主的统治及其政权的斗争时，全体农民都会站在革命一边。但在此后，无产阶级政策的两个主要特征，即它的集体主义和它的国际主义就会遭到农民的反对。新政权尽管有其创始的力量，而一旦城市和农村的革命从资产阶级阶段推进到社会主义阶段时，就会发现它的力量不够强大，那时它不得不向世界革命寻求援助。俄国工业的贫乏和落后无论如何都是建设社会主义经济难以克服的障碍，只有在社会主义西方的援助下才能打破和清除这些障碍。而保守的欧洲的敌对最终会迫使俄国革命把斗争扩展到国境以外。”

原来，世界革命对于俄国革命和各国革命的援助，最大意义不在于抵抗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联合进攻，而在于抵抗本国农民对于本国工人阶级的进攻。

从托洛斯基的“不断革命论”中，我们可以从3个方面看出托派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理解。第一，再一次使我们看到，托派对于欧洲无产阶级潜在力量何等迷信，他们看不到垄断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全貌，因此也就看不到其中矛盾的多层性和矛盾发展的不平衡。第二，他们分不清贫下中农和富裕农民的界线，把所有农民混为一谈，把农民和产业工人放在对立面上去考虑，完全从马克思恩格斯的书本出发，不懂得工农联盟的道理，恐怕他们连恩格斯的《法德农民问题》都没有读过，在这本书里，恩格斯指出应该在城市工人阶级的领导下，组织农民走合作化道路。第三，托派认为，“俄国工业的贫乏和落后无论如何都是建设社会主义经济难以克服的障碍，只有在社会主义西方的援助下才能打破和清除这些障碍”。在这里，他们考虑一国革命的胜败，不是以具体的政治力量对比为依据，而是以这个国家的工业是先进还是落后为依据，这种观点带有明显的唯生产力论色彩。

按照托派的这个逻辑推论下去，单独一个国家内，即使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也很难维持住这个政权。按照这个观点，各国无产阶级不应当首先在本国争取革命胜利，而是应当首先关心“把革命扩展到国境以外”，言外之意，还是要争取多个国家革命的共同胜利。也就是说，列宁的“一国胜利”论还是不行。我们说，这种观点是形而上学的。某一个国家革命取得政权以后，如果不支援其他各国去积极争取革命胜利，这个国家革命的成果也是难于保持的，因此社会主义苏联和社会主义中国在革命胜利后，就大力支援过世界各国的革命，比如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如果没有共产国际的积极帮助，也是不可能如此之快的。另一方面，如果没有一部分国家、特别是一两个大国首先取得革命胜利、作为世界革命的中流砥柱，世界各国的革命要顺利开展起来，也会更加困难。国际因素是各国革命能否顺利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各国革命能否成功，首先要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内因，而不能翘首以待，先等待世界革命先胜利、再来进行本国革命。此外，国际因素对于各国革命的影响，主要是在国际政治力量的对比上，在于国际帝国主义势力在各国国内的力量对比上，而不在于某一国家生产力发展水平上。

托派认为革命不能在一国胜利，其实也是考虑到各国的内因的。这个内因，就是农民问题。在托派看来，农民和工人之间的矛盾会变为冲突。这一点，已经被历史事实所驳斥。正如列宁所说，“在一个农民国家里，从无产阶级专政方面首先获得利益和获得利益最多的是一般农民”。所以在苏联、中国以及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和建设进程中，农民总的来说是积极投入的，工农关系总的来说是好的。在农业合作化进程中，尽管也需要做农民的思想政治工作，但是农民并没有针对集体主义进行反抗。在苏联的反法西斯战争中，在中国的抗美援朝、抗美援越战争中，农民并没有针对国际主义进行反抗。在社会主义国家，工农矛盾比较大的时期恰恰是资本主义复辟时期。在资本主义复辟过程中，城乡小生产资本主义自发势力虽然也是促进资本主义复辟的因素之一，但是并不是居于支配地位的主导因素。

列宁指出：“无产阶级应当把劳动者农民和私有者农民，即把种地的农民和经商的农民、劳动的农民和投机的农民分别开来、划分开来。这种划分，就是社会主义的全部实质所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把农民和产业工人对立起来，对农民不做具体的分析，不相信农民的革命力量，这是托洛斯基“不断革命论”的出发点，而这恰恰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僵化理解。

列宁曾经大量论述小生产、特别是小农经济意识的顽固性，论述了改造小生产习惯势力的艰巨性，也论述了这种改造的必要性。但是列宁同时指出，工农联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列宁说：“工农联盟——这是苏维埃政权给我们的东西，也是苏维埃政权的力量所在。这是我们取得成就、取得最后胜利的保证。”（《〈贫民报〉创刊四周年纪念》）列宁说：“不管非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劳动群众的那种小资产阶级的犹豫动摇，......如何严重、如何不可避免，但他们终究不能不承认无产阶级的道义上政治上的威信。”（《伟大的创举》）托派却认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农民和工人的矛盾会变为对抗性的冲突。这是直接违背列宁主义的。

恰恰因为托派的这种观点，中国托派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不顾中国的国情，片面强调城市工人运动、片面强调争取立宪民主的斗争，反对土地革命，反对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恰恰因为这种观点，中国托派在抗日战争中以强调阶级路线为理由，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似乎搞了统一战线，就等于放弃了阶级路线。关于中国托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表现，可以参看1936年中国托派陈仲山给鲁迅先生的信，以及鲁迅先生给他的回信，载《且介亭杂文末编附集》。

也恰恰是因为这种观点，波兰托派伊萨克·多伊彻在《流亡的先知》一书指出：“托洛斯基曾断言，毛泽东领导的农民军队，如果长久被限制在乡村地区，他们就会与农民同化，以至为了维护他们的特殊利益而反对城市工人、反对社会主义，并成为新反动派的基本力量。如果这场革命仅仅依靠中国内部的社会结盟，那么在延安时期毛的游击队就将与农民高度同化，以至尽管以共产主义为宗旨也仍无法跨越农民起义与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鸿沟。”伊萨克·多伊彻在书中赞扬托洛斯基的“这种分析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看来是正确的”。过去听人说，斯大林曾怀疑中国共产党是“水箩卜——红皮白心”。闹了半天，是把托洛斯基的“英明论断”错扣到斯大林头上了。伊萨克·多伊彻在《流亡的先知》一书接着指出：“毛的党由于处于冷战之中并面临美国敌意的干涉，于是依附于苏联并将中国的社会结构改造得与它一致，以此稳固了它的统治。这样，苏联的革命霸权就做到了（尽管斯大林起初进行了阻挠）只有中国工人阶级才能做到的事情——它将中国革命推到了反资产阶级阶段以及社会主义道路上。由于中国的无产阶级几乎是分散的，在政治舞台上是无足轻重的，苏联的重力牵引就将毛的农民军队变成了集体主义的推动者。”而且，伊萨克·多伊彻在书中还鼓吹中国革命是遵循了“不断革命”的逻辑才完成了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是“托洛斯基身后的另一个胜利”。稍微有点中国现代史常识的人都可以看出，所有这些鼓吹，是多么地荒唐可笑。  

                              （三）

第三个问题，就是工人国家的官僚主义和官僚化问题。诚然，苏联、东欧、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在复辟资本主义的过程中，都出现了官僚主义现象、官僚特权阶层和整个国家机器的官僚化。关于官僚化问题，各个阶级、各个派别都在讲。比如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也讲这个问题。按照他们的逻辑，无产阶级掌权的国家、群众专政的国家，本身就是官僚集权的国家、限制自由的国家。对于这种荒诞的逻辑，我们在此不值一驳。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第一个指出资本主义国家工会和工人政党中存在工人贵族、存在官僚问题的，是列宁。在社会主义国家诞生和发展的历史上，又是列宁第一个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是“带有官僚主义弊病的国家”。

托派也讲官僚化的问题。他们所讲的官僚化，主要是指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托派讲官僚化，必讲斯大林。按照他们的观点，斯大林领导时期的苏联，不仅存在着官僚主义，而且已经彻底演变成为官僚特权阶层统治的社会。

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则，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的社会主义国家，有可能出现官僚主义现象，党和无产阶级通过各种方法与官僚主义作斗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内容之一。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官僚主义是否上升到主导地位，从而产生一个官僚特权阶层、造成整个党和国家的官僚化，那要做实际的考察才能得出结论。

托派认定斯大林时期为彻底的官僚化社会，他们的根据是什么呢？

托派认定，1917年以后，苏联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处于悲观失望和被动的状态。曼德尔在《论官僚主义》一书中说：“必须看到二十年代发展过程中的苏联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的被动地位。这是了解为什么苏联无产阶级从1917年积极从事政治和经济活动的状态，转而在1917年之后完全被剥夺政治权利长达十年或十五年之久这一变化的关键。在政治上出现的被动局面可以通过整个一个系列的历史因素来加以解释：（1）内战时期一部分工人阶级先锋队牺牲了；（2）由于世界革命的失败而产生了悲观失望的情绪；（3）饥饿和普遍的贫困，使人们将全部精力转向了解决个人日常生活问题”。

可是，列宁在那一时期却不这样看待苏联无产阶级。列宁在1919年说：“报刊上登载了红军战士的许多英勇事迹。工人和农民们在与高尔察克、邓尼金和其他地主资本家军队作斗争中，表现了不少英勇作战和艰苦奋斗的奇迹”，“后方工人的英雄主义也值得注意。在这方面，工人自己发起组织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具有极大的意义”（《伟大的创举》）。

列宁在1919年说：“最开展最觉悟的彼得格勒工人，为管理俄国输送了最多的力量。可是我们知道，在普通工人和农民中，忠于劳动群众利益、能够做领导工作的人是很多很多的”（《工人国家和征收党员周》）。

列宁在1919年还说：“当今年党中央委员会发出支援国家的号召，忍受着极度饥饿、困苦的莫斯科—喀山铁路员工首先起来相应的时候，当某些迹象表明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已不是个别现象，已经在开始推广并受到群众欢迎的时候，那就可以说，这里已经发生了一件极其重要的有原则意义的事情”（《关于星期六义务劳动》）。

曼德尔在《论官僚主义》一书中《托洛斯基关于苏维埃工人国家蜕化变质的理论》一节中说：“苏联的历史悲剧就在于，这个党的大多数领导在关键时刻都没有认识到官僚主义现象。如果这种现象更早在1922-1923年间就被认识，并有可能采取行动的话，那么历史就能朝着另外一个方向发展”。曼德尔还说：“如果人们对这一切都不加注意，并把整个过程看作是命中注定、不可避免的，那么人们就不懂得左翼反对派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斗争意义”。

当时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果真没有认识到官僚主义现象吗？斯大林在1923年作的《关于党的任务》的报告里面《造成缺点的原因》一部分中指出：“第二个原因是在很大程度上官僚主义的国家机关对党和党的工作人员有某种压力。我们的国家机关在很大程度上是官僚主义的机关，而且在长时期内还会是这样的机关。在这个机关里工作的有我们的党员同志，而这个官僚主义机关的环境——据我看来是气氛——是这样的：它促使我们党的工作人员、我们的党组织官僚化”。

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关于预防和克服官僚主义的论述，就更是不胜枚举了。

我们说，斯大林领导下的党和国家，尽管存在一些官僚主义现象，但主流是好的，是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取根本利益的。在斯大林的“集权统治”下，苏联由一个相对落后的农业国变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在斯大林的“一党专政”下，苏联人民打败了德国法西斯的侵略。一个与人民为敌的官僚特权阶层，能够领导人民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吗？

众所周知，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领导下的苏联，官僚主义现象不是减少了，而是更多了，从而为苏联党和政府逐步脱离群众、最终走向解体奠定了基础。可是波兰托派伊萨克·多伊彻写的托洛斯基三部曲中却说：“斯大林死后头10年的改革尽管是不充分的和自相矛盾的，但仍极大地缓和并限制了官僚暴政；人民意愿的新潮流愈益推动着苏联社会更深刻、更彻底的改造”（见《流亡的先知》）。

曼德尔写于1976年的《论官僚主义》一书中说：“历史已经部分地回答了这些问题：对于所有自1945年以来取得成功的革命，已经或多或少明确地提出了官僚主义的问题：南斯拉夫革命经过三年的自治尝试之后提出了官僚主义问题；中国革命当前正通过文化革命以被歪曲了的形式提出了官僚主义的问题”。为什么曼德尔抬举南斯拉夫而贬低中国呢？或许是因为当时在南斯拉夫掌权的铁托政权是积极批判斯大林的，而当时在中国掌权并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是反对全盘否定斯大林的。

判断一个党、一个国家是否官僚化、是否认识并自觉反对官僚主义，以什么为标准？是以客观的实际情况为标准？还是以是否批判斯大林为标准？

                              （四）

与官僚化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共产党内是否应该允许派别存在？托派认为应当在党内允许不同的派别存在。在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上，在列宁在世时出现过“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工人反对派”和“民主集中派”。列宁去世后又出现了分别以托洛斯基、布哈林和季诺维也夫为首的反对派。

1921年列宁同托洛斯基和布哈林之间就工会的性质和工会与党的关系问题发生了一场争论。列宁《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斯基和布哈林的错误》这篇著作的第一部分就是《派别活动对党的危害》。列宁说：“托洛斯基同志的《工会的作用和任务》这本小册子是不是派别言论呢？这种言论，不管它的内容如何，是不是对党有害呢”？“托洛斯基的小册子一开始就声明，‘它是集体工作的成果’，......说这是一种‘纲领性的小册子’。在提纲第四条末了，我们还看到这样的话：‘本届党代表大会必须在工会运动方面的两种趋势之间进行选择”，“想想看吧，在中央委员会两次全体会议对托洛斯基同志的提纲初稿及其所坚持的党对工会的整个政策，做了空前详细的、长时间的和热烈的讨论之后，原来独持一见而现在在十九个中央委员中仍旧是独持一见的一个委员，又在中央委员会之外，为自己挑选了一批人，把这批人的‘集体’‘著作’当作‘纲领’发表，并且建议党代表大会在‘两种趋势之间进行选择’”！！“不仅如此，请你们再看看这本小册子里的触目皆是的派别攻击吧。......”

另外，列宁在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指出：“还在全党争论工会问题以前，党内就已经显露出派别活动的某些征兆，即产生了几个具有特别的纲领、力求在某种程度上自成派别和规定自己纪律的集团。这种派别活动的征兆，例如在莫斯科和哈尔科夫这两次党代表会议上，已经在所谓“工人反对派”方面，局部地也在所谓“民主集中派”方面表现出来。（《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草案初稿》）

列宁在理论上是怎样认识和对待派别问题的呢？列宁说：“必须使一切觉悟的工人都清楚地认识到：任何派别活动都是有害的，都是不能容许的，因为即令是个别派别的代表人物极力想保持党的统一，派别活动事实上也必然会削弱齐心协力的工作，使混进执政党内来的敌人不断加紧活动来加深党的分裂，并利用这种分裂来达到反革命的目的。”

列宁说：“在同派别活动进行实际斗争中，每一个党组织必须密切注意：决不容许有任何派别言论。对党的缺点进行绝对必要的批评时，应当使一切实际的建议以尽量明确的形式毫不延迟地立刻提交党的地方和中央领导机关去讨论和决定。此外，每一个提出批评的人，在批评的形式上应当考虑到党处在敌人的包围中的情况，而在批评的内容方面则应当通过自己直接参加苏维埃和党的工作，从实践中来检验如何纠正党或个别党员的错误。任何对党的总路线的分析或对党的实际经验的总结，对党的决议的执行情况的检查，以及关于如何纠正错误的方法的探讨等等，都决不能事先交给在某种‘纲领’等等基础上形成的集团去讨论，而只能直接交给全体党员讨论。因此，代表大会决定更经常地出版《争论专页》和专门文集，力求能就问题的实质来进行批评，而绝不采取那种有助于无产阶级的敌人的方式。”

列宁还说：“因此，代表大会宣布毫无例外地解散一切按某种纲领组成的派别，并责令立即执行。凡是不执行代表大会这项决议的，应立即无条件地开除出党。”（以上论述均见《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草案初稿》）

伊萨克·多伊彻在《武装的先知》中说：“托洛斯基后来写道，他和列宁曾商定，只要国内的社会和经济情况更趋稳定，就取消对反对派的禁令”。

可惜我们在列宁著作中没有找到这样的“遗嘱”。不过我们倒是找到了列宁这样一段教导：“党正在同派别活动这种新的病症（因为我们在十月革命之后，已经把它忘记了）作斗争中学习和受到锻炼。实际上，这是一种旧病，在今后若干年内，它大概免不了还要复发的......。”（《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斯基和布哈林的错误》）。

学习列宁关于派别问题的论述，我们认识到，共产党必须坚持列宁提出的“讨论和批评自由、但行动必须统一”的原则；同时，在批评的时候，必须考虑到党处在敌人的包围之中。我们认为，“党处在敌人的包围之中”的情况，是贯穿整个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而派别活动，在列宁看来，永远是党的一种病症。

伊萨克·多伊彻在《流亡的先知》中说：“倘若托洛斯基主义者、季诺维也夫主义者、布哈林主义者等反对派能幸存到50年代，那么非斯大林化的任务就会落到他们身上，而他们也会光荣地、全心全意地、坚定不移地完成它”。试想一下，如果这些反对派当时仍然留在党内，恐怕布尔什维克党就不会存在到50年代，而是早就被国内外敌人所分裂掉。当然，分裂掉之后，一个新的布尔什维克党还会再度崛起；但是那样的话，强大的社会主义苏联将不会在二十世纪出现。

按照托派的观点，当时斯大林清洗了托洛斯基反对派，篡夺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他们的根据是，列宁曾经有过遗嘱，要求把斯大林从总书记职位上撤换下来。然而事实是，斯大林的领导地位是列宁逝世后在斯大林和托洛斯基反对派的斗争中，经过布尔什维克党全党公决确立的。在全党公决中，90%以上的党员支持斯大林的领导。

俄罗斯问题专家、中国社科院俄罗斯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张捷同志曾在《真理追求》杂志上撰文指出：“‘改革年代’曾有人指责斯大林隐瞒了列宁的‘遗嘱’，并就此大做文章。而实际上斯大林在1927年10月23日发表的题为《托洛茨基反对派的过去和现在》的演说，就专门谈到中央讨论‘遗嘱’和他两次提出辞去总书记职务的情况，说明当时不公布‘遗嘱’的决定是代表大会作出的。而斯大林的这篇演说首次在1927年11月2日的《真理报》上公开发表，后收入文集《斯大林论反对派》和《斯大林全集》第10卷中，因此根本不存在‘隐瞒遗嘱’的问题”。

                              （五）

托派的观点向我们表明，尽管他们打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号，他们却在“一国能否胜利”、“如何认识农民的革命性”、“工人国家官僚化问题”和“党内派别问题”这些重大原则问题上，与列宁思想相抵触。偏偏在所谓“遗嘱问题”上，他们又对列宁大搞“两个凡是”。这是真心拥护列宁吗？

我们对待托派的观点和理论，也像对待一切观点和理论一样，首先要加以认真分析，对于其中可能存在的真理颗粒，我们当然要吸收；对于其中不正确的地方，我们要明确鉴别和指出。

对于托派的朋友们，既然他们声称信仰马列主义，那就要看他们是否真的付诸革命行动了。可是在历史上，国际托派并没有与苏联人民并肩抵抗德国法西斯，苏联解体时他们也没有出来为科学社会主义辩护。在这两个时期，他们都热衷于“批判斯大林”。在历史上，中国托派也没有和中国人民一起并肩抗日、没有和中国人民一起共同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专制统治。不过历史既往不究，如果托派朋友们现在付诸革命行动，我们是欢迎的。

在理论上，我们也不是不允许对斯大林的观点进行批评，甚至对于列宁的观点，也不是不许评论。但是有一点必须坚持，即在我们讨论问题时，我们必须尊重历史、尊重事实，而不可以按照一种既定的立场或观点去裁减历史。

另外，对于任何人的观点，都要尊重他原本的意思。比如对于列宁、斯大林的观点，要尊重说话者原来的意思，不可以穿凿附会、乱加解释。再比如，对待托洛斯基的观点，也要考察在某个问题上托洛斯基本人是怎样说的，以托洛斯基原来的论述为依据。现在的托派们有一种倾向，就是很少引用托洛斯基本人的观点和论述，而是随心所欲地随便说，只要是大家关心的重要问题，我托派早就讲过，只要是比较得人心的观点，那就是我托派的观点，也不管托洛斯基本人当时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是一种很不高明的马后炮，这种方法不是讨论问题的方法，是违反科学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