耒阳村民在深圳艰难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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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百农民赴深圳打工后疑患尘肺病(组图)

http://news.sina.com.cn/s/p/2009-07-21/100218264663.shtml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7月21日10:02  红网-潇湘晨报
 
刘秀姬找出曾经给丈夫供氧的“氧立得”。这是这个家里唯一看起来有点科技含量的物品，但也只剩一个空壳。如同她的家，只有四堵墙壁，里面空空如也。图/记者赵尚渝

患者徐瑞宝向记者展示其中的一张胸片。图/记者周喜丰

双溪村43岁村民徐瑞乃被诊断出尘肺病程度III+。图/记者周喜丰

本报记者周喜丰 深圳报道

○从1999年开始，耒阳市导子乡双喜村村民徐志辉发现，身边一些从事风钻作业时间较长的同乡开始患病。从2002年开始，陆续有人死去。而在双喜村11组，曾经一起在深圳做风钻工的同乡先后有10人去世。

○从今年5月底到6月上旬，先后有170余名曾经在深圳干过风钻工的耒阳籍民工来到深圳市职业病防治院检查，90余人查出“肺部阴影”。

○为确认自己与那些爆破公司劳动关系的存在，为深圳服务10来年的患病风钻民工不得不围绕着深圳城里的高楼大厦，寻找往日的记忆。自己曾经干过什么？他们需要重新证明。结果初步统计他们做过200多个工地。

氧气瓶的过滤水咕噜咕噜地翻滚着。输氧管直通鼻孔。

徐瑞乃仍然抬不起头来，脑袋无力地搁在床沿上。自从6月20日住进深圳市职业病防治院，他已无力踏出病房一步。

从1990年开始，他和弟弟徐瑞宝、村里的其他劳力辗转深圳各高楼大厦工地，扶着钻机往地底下打洞。他曾经没日没夜地干，希望能改变家中的贫苦。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十年。

而今天，他却在为多活一天算计，希望能在活着的时候从他曾经劳作过的地方拿到一点补偿款，去偿还多年来治病欠下的巨债。

在家乡湖南耒阳治疗的时候，他被医生告知得了尘肺病——医学资料显示，这是一种无法治愈的职业病，随着病情加重，肺部坚硬如石，病人最后窒息而亡。这种病每年杀死上万名在粉尘中工作过的中国民工。

“在我的老家，病情比我严重的都死掉了。”说到死亡，徐瑞乃语气平静得像是跟人在聊家常。

被堵塞的肺

徐瑞乃看过自己在医院照的胸片。

在光源的照射下，片子里有两个肺布满了白色的光点，像一张网，“我的肺就像塞满了小石子，到后来，就会形成一块一块的，整个肺都会成为石头一般坚硬。”

徐瑞乃对自己的病已不陌生。

1990年，他跟弟弟徐瑞宝从家乡耒阳市导子乡双喜村一起来到深圳，成为一名风钻民工。那时，特区就是一个大工地，尘土飞扬。徐还是村里最早一批来到深圳打工的村民之一。

徐的工作是孔桩爆破井下风钻作业。通俗地说，徐要在工地上直径一米二甚至四五米的洞里，往地下的花岗岩层钻炮眼，然后，装上炸药爆破，形成数十米深的桩孔。最后，孔桩被灌注钢筋水泥，成为一栋二三十层甚至更高的大楼的支柱。

从2000年开始，徐瑞乃觉得身体不适，“首先是咳嗽，那个时候呼吸还不困难”。去医院检查，说是肺炎。吃了两三个月的药，没咳嗽了。但好景不长，徐瑞乃病情复发，更严重的是，发烧伴随而来，“打一针都没用，要输液一个星期才能好转”。

2003年，医生得知他干过多年的风钻工，告诉他应该是得了尘肺病。此时，他已无法从事体力劳动。从此，身体每况愈下，像正常人一样的顺畅呼吸成为徐瑞乃无法实现的奢望。

今年5月下旬，他决定前往深圳来讨个说法时，老乡们用担架把他抬上了火车。

与徐瑞乃同一个病房的徐术忠也好不到哪里去。

从1996年3月开始，徐术忠经老乡介绍，成为一名风钻工。干到2000年八九月份，徐术忠回家结婚。2001年患病至今。

徐术忠身体削瘦异常。在5月份来深圳时，身高一米六四的徐术忠量了量体重，74斤。

6月20日，徐瑞乃、徐术忠和另外7名老乡由当地政府安排进了深圳市职业病防治院住院，“说是免费治疗”。

事实上，还有更多的病人。从表面上看，他们跟正常人没什么分别，但是，他们的肺已经布满“光点”，这导致他们呼吸不畅。

从5月底到6月上旬，先后有170余名曾经在深圳干过风钻工的耒阳籍民工来到深圳市职业病防治院检查，90余人查出“肺部阴影”。

他们中的维权代表徐志辉对记者说，他们已不能像正常人一样从事体力劳动，即便是爬个二楼，也往往喘不过气来。他们的怀里随时都揣着清痰、止咳的药。这些从电视广告上认识、从外地邮寄来的药品，唯一的效果是吃了后不咳嗽了，“要是不吃这种药，痰盂只能摆放在床边了”。

徐志辉后悔当初干上了风钻工的活。而在当时，这是需要托关系才能找到的紧俏工种。

徐志辉记得很清楚，1991年农历五月初二，他从家乡耒阳市导子乡双喜村坐车出来，踏上了自己的淘金之路。他在初一赶集那天，卖了一头猪，140元。他给家里留了40元，要爱人去买猪崽，自己揣了50元，另外50元借给邻居徐龙古，作为前往深圳的路费。

那年，徐志辉31岁，年轻力壮。

和徐志辉一起打风钻的还有双喜村的徐瑞乃、徐瑞宝等另外7名同乡。那时，一天能赚60元，他们拼命地干活。

从那以后，徐志辉和这些同乡终日在粉尘的包围之中。三四米深下去，钻机一打开，下面就看不到人了。爬出来，全身都是白色灰尘，只看见两颗眼珠子在转动。

唯一的防护措施是防尘口罩，但是作用有限。“一爬上来，鼻子里全是灰，嘴里吐出来的也是泥浆。”徐瑞乃回忆那时的状况，“口罩戴烂了才换，一般最少戴一个月。有的烂了，粘起来还继续用。”

收入的增加让人甚至忽略了打风钻看得见的危险。不少人因操作不慎或者机器故障，伤了手脚。但看不见的风险往往是最致命的。

“那时，我们根本不知道尘肺病这个词，更不知道打风钻竟然会得病，没有人告诉我们这些”，徐志辉说，这本是一项不需要多少技术的苦力活，高收入吸引了大量的同乡。经常是春节回家过年，村里的劳力都来了，请求带出去赚钱。

“老乡带老乡，人越来越多。特区的建设，也需要更多这样的劳力。”徐志辉说，最多的时候，导子乡有200多人在深圳做风钻工。

被阴影笼罩的恐惧

深圳第一高楼地王大厦直指云天。徐志辉曾经在数十米的孔桩下钻洞，为这座大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深圳速度在我们手中缔造，那时候，我们感到很自豪”。

然而，不断传来的坏消息，把梦撕碎。

从1999年开始，徐志辉发现，身边一些从事风钻作业时间较长的同乡开始患病，他们辗转于湖南各大医院，“我们中间，有人一开始被当作肺炎或肺结核来治疗”。

2002年，徐志辉的肺部也查出了阴影。在恐惧中，徐志辉告别了这个行业。但他仍然留在深圳，不敢去打风钻，只好去工地上收发炸药，“那时，我还感觉无所谓，因为身体还可以，只是干重活、上楼梯、爬坡时感觉喘得急”。

但是病情逐渐加重。2007年8月份，徐志辉出现了跟徐瑞乃前期一样的症状：经常发高烧，要连续打三四天吊针。退烧后，稍不注意，又感冒了。医生也奇怪了，问他有没有下过井。得知他曾经干过风钻工，劝他去深圳另一家大医院检查。

结果，徐志辉被诊断为肺结核。徐回到老家，开始吃药。“连续吃了8个月的药，4种药，两天吃一次，一次吃13粒。”这些药，徐志辉一直到现在还在吃，但是“肺结核”一直不见好转。

从2002年开始，陆续有人死去。这其中，有曾经和徐志辉一同闯深圳的徐龙古。而在双喜村11组，曾经一起在深圳做风钻工的同乡先后有10人去世。

2004年11月7日，徐瑞乃亲眼见证了同乡徐一龙的死。

徐一龙死的前几天，天天在外面晒太阳，骨瘦如柴，头也抬不起来。在徐瑞乃看来，已经是“活死人”了。“他的喉咙像被卡住一样，喘不过气来，滚来滚去，挣扎了三个小时，最后，头朝床边狠狠地撞了两下，双腿一伸，就断气了”。

“我心里也怕，但怕有什么用，我知道自己治不好了。”徐瑞乃仿佛看到了明天的自己。

“我们后来明白，自己的病为什么吃药没有效果。”对于自己的肺，同样患病的徐瑞宝对记者说，“三番五次去医院检查、照片，到后来，我们自己都照怕了，根本就不敢去看了。”

一份“神秘”的名单

维权之路竟然由一起偶然的事件引发。

4月份，徐瑞宝找到他以前做过事的一个老板，要求对方出钱给他治病。这个老板最后给了他10万元。

消息传到耒阳老家，已回到家乡养病的患病村民似乎受到启发。而在此前，村里有死者的亲人去深圳找过相关爆破公司，但得到的答复是，当年已拿了工资了。追讨补偿一事不了了之，没有人去研究法律。

5月22日，徐瑞乃、谷运成、刘洪云等10名病情严重的村民从耒阳老家赶到深圳，当天下午，找到他们曾经工作过的一家爆破公司要求补偿。这家公司在表示同情的同时表态说，口说无凭，他们需要去鉴定以确定是否是职业病，如果是，就赔。

消息再次传到耒阳，更多的人陆陆续续前往深圳，至6月初，共有170余人在深圳市职业病防治院做了检查。

6月12日，徐瑞宝去医院问结果，被告知6月1日前检查的结果都出来了，6月15日可取。

“事实上，在去医院取结果之前，我们都知道了检查结果”，徐瑞宝说，一份名单已被患病村民从乡里得知。他们被告知，名单是深圳市职业病防治院传真到耒阳的。

这份名单是《2009年5月22日-6月3日湖南耒阳籍劳务工健康检查资料汇总》，名单中的150人全部是在深圳市职业病防治院做过检查的。150人的胸片结果以Ⅰ、Ⅲ、㈠、0或者“复查”表示。这些不同的数字符号代表患病的程度或者没有患病。

正是这份名单，引发了一场风波。

耒阳村民在深圳艰难维权

2009年07月21日10:02  红网-潇湘晨报

6月15日，不少村民又从耒阳赶到深圳，去医院拿检查结果。而在医院出具的“放射科报告书”中，患病人群并没有被确诊为尘肺病，大多是“发现阴影”、“复查”、“作进一步诊断”。

“有的人快死了，还说要复诊？”院方出具的结果，与他们之前从名单中了解的信息相差甚远，有人表示不满。

院方解释说，这只是体检的结果，并非鉴定结论，鉴定职业病需要出具劳务关系证明才能进行。医院方面并不承认那份到了导子乡政府的名单是他们传真的。

矛盾迅速激化。他们拉着医院的负责人去了深圳市政府，要求给一个说法。这事惊动了深圳市政府及劳动、卫生等各有关单位。

7月2日，记者在深圳市卫生局、深圳市职业病防治院采访时，遭到拒绝。医院办公室负责人否认那份名单是院方传真给耒阳方面的，但她随后又改口称，这不算是接受采访。

记者却从耒阳方面得知，这份名单确是深圳市职业病防治院传真给耒阳政法委的。

“医院不承认，显然是怕我们当作职业病鉴定结论，这我们表示理解。”患病民工徐新生说，在6月15日当天，聚集的患病群众也确有言行过激之处，但病人心态急切，这也可以理解。

事实上，经过一场风波之后，患病的村民也知道了：检查跟鉴定原来是两回事。

深圳城里的高楼记忆

在深圳市有关部门随后组织的协调中，徐志辉等人看到深圳市领导对于此事的批示，在“法律框架，人文关怀”的原则下予以妥善处理。耒阳市也派出由政法委、导子乡、双喜村等相关单位干部组成的工作小组赶赴深圳，与深圳方面交涉。

这些患病的民工提出了要求进行工伤认定和劳动能力鉴定的诉求。但这显然是一个复杂而艰难的过程。

依据相关的法律规定，要认定工伤，须有职业病鉴定书。而做职业病鉴定必须先有确认的劳动关系存在。目前的关键是，劳动关系如何才能得以确认？这相当棘手。

“目前，深圳市劳动局正在逐一调查，我们希望能有一个满意的答复。”徐新生说，他们自己也需要寻找更多的证据，以证明与那些爆破公司劳动关系的存在。

自己是谁？曾经干过什么？他们需要重新证明。

6月7日，徐瑞宝、徐新生等十来个人，开了两辆车，围绕着深圳城里的高楼大厦，寻找往日的记忆。

“我们想去统计一下，我们到底在深圳做了多少工地，多少高楼大厦的孔桩爆破作业是由我们完成的”，徐新生说，那一天，整整一天，他们在深圳福田、宝安、盐田、龙岗、罗湖等地打着圈圈，结果初步统计有200多个工地，这其中，包括深圳市几乎所有的地标性建筑：地王大厦、赛格广场、地铁一号线……

“以前，我们只知道埋头苦干，改变命运，从来没有好好打量这座城市”，徐新生感慨，这么一数下来，才发现，这座城市里每一栋高楼的挺拔而起，都少不了他们这一类风钻民工的辛劳和付出。

在他们的记忆中，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深圳，很小，最漂亮的道路是深南大道，马路都是柏油路。城市里没什么高楼，到处都是山坡、荒地，还有瓦房。

而现在，城市光鲜亮丽、灯红酒绿，高楼林立，道路四通八达。他们虽然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崛起，但现在却经常在市区迷路。

变化太快。如今，他们都已结婚生子，已经成年的孩子，不少人也来到深圳这座城市打工。这座城市，现在需要的是第二代。而作为第一代农民工的他们，绝大多数回到了家乡，“即便是没有患病，我们也已经很难在这座城市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

7月3日，深圳市召开了全市就业工作会议。代市长王荣表示，“农民工”的概念很快就要消失。

在王荣看来，农民工是指改革开放初期，一大批为了致富、改善自己生存状况而到城市里打工的人群。正因为这些农民工，使得深圳在短时间内得到快速的发展，并且没有留下多少需要为他们根本性解决的问题。而他们的下一代不能再被称为“农民工”，他们不会像父辈们回到家乡，而会成为新的深圳人。

但徐志辉现在会经常告诫自己和别人的孩子：“你们还年轻，不要去干这个活，不要去走父辈的老路”。

“我有两个孩子，还有一位老母亲。再多的钱也无法挽回我的生命。我要的只是一点公平。”43岁的徐瑞乃声音颤抖，抹了一把鼻涕，在病床上无法坐立。

在外人看来，他目前需要解决的根本性问题是如何挽救自己的生命。而他自己的愿望只是希望能在活着的时候拿到一点补偿，去偿还多年来治病所欠下的巨债。

深圳市领导批示要妥善处理，有关部门正在组织协调。耒阳市也派出工作小组与深圳方面交涉。

一座寂寥的村庄一个渐行渐远的梦

粉尘之殇

7月9日，正午的阳光火辣辣地照在头顶。而我们走进耒阳市导子乡双喜村时，感受到的却是这座村庄的冷清与寂寥。

村里最引人注目的是半个月前修通的一条水泥马路。阳光直射在地上，一片惨白。

王翠兰、刘秀姬、李秋香等几名妇女正坐在一起，聊天、看电视。现在，这些寡妇都是家里的顶梁柱了。她们的丈夫都是为了致富、改善自己生存状况，到深圳去打工的，他们希望自己的下一代不再被称为“农民工”，不要他们像父辈们一样再回到家乡，而是会成为新的深圳人。可是他们的梦想却被一纸医学证明打破！

或许，悲痛到了极点，过后是平静。

72岁的王翠兰毫无保留地向记者讲述着4个儿子的死。没有流泪。

在中国，人生最大的悲剧，莫过于白发人送黑发人。而这样的悲剧竟然在她身上发生了4次。“我的眼泪早就哭干了”，王翠兰这样解释自己的平静，“每死一个崽，我也像死过一回”。

1990年前后，王翠兰的5个儿子先后都去了深圳打工，他们做的是同一个活：打风钻。在双喜村，很多劳力怀着致富的梦想，来到了特区，打风钻比普通的活要高两三倍的工钱。很多人回到家乡，就开始盘算着建房子，打造一个舒适的“金窝”。乡里、村里一度风传，他们赚了大钱，都发了财。

然而，好景不长，病痛开始折磨这个村庄。

1998年10月22日，王翠兰的第五个儿子徐小伍，病死，年仅25岁。2005年正月初八，老二徐新春病死，45岁。2007年农历十二月十九老大徐白春病死，52岁。王翠兰现在无法向记者证明，她的三个病死的儿子究竟死于何种疾病。但是，村里活着的病人，在他们的CT片上，无一例外出现了肺部不同程度的病变。

“你看，你的肺都烂了。”12组的徐泽志7月7日从衡阳市的医院照CT回家，同村刘阳贵、徐尔平两名被诊断为尘肺或矽肺的病人，指点着徐泽志的胸片，叹息道。这些曾经在同一个工地上干活的同乡，痛恨起南下打风钻时的粉尘。

每死去一个，这个村里就会增加一名寡妇。”自从丈夫死后，55岁的刘秀姬背负了沉重的债务。

丈夫徐龙古于1990年出去打工，1998年发病，2006年九月初六去世。在打工期间，徐龙古每年能赚一两万块钱，打工10年赚了十多万元，但为了治病却花了30万。

“房子也没盖，至今还有几万块钱的债没还。”如今的家，只有四堵墙壁，里面空空如也。

而在双喜村，这样的人间悲剧，一再上演。

更多的男人被检出“肺部阴影”，有的被明确诊断为尘肺或者矽肺。他们正值壮年，却已无法参加体力劳动，“我们已经像个废人了”、“我自己的病治是治不好了。”徐瑞宝一家子最多的时候有7人在深圳打风钻。这其中包括哥哥徐瑞乃、两个妻哥谷运成和谷桂成、侄子徐小斌、姐夫王从成、侄女婿刘韧，他们打风钻时间长的有10年，短的也有4-5年。7人中，目前只有谷桂成没有查出“肺部阴影”。

41岁的徐瑞宝是村里最早一批前往深圳的风钻工。现在，他经常想起自己刚到深圳时的惆怅。1989年9月份初三开学的时候，他在深圳福田区黄木岗干活刚满一个月，但想起自己因为家庭贫困放弃了学业，心里一阵难过。“那时候，我们种着七八分田，两三分地，几乎没有收入。”南下打工是徐瑞宝和他的老乡们当时不可回避的现实。

那是他们试图改变命运的捷径。而命运却是如此残酷，残酷得让人还来不及承受这些粉尘之重。

[记者手记]

活着是一种负担

继续活着是一种责任

10年前，他们前往深圳，带着致富的梦想。

10年后，他们万念俱灰，只求自己最后的努力下，能获得赔偿，家人能还清所欠的债务。

然后，他们在家乡的小屋里静静地等待死亡。

在采访过程中，我没有见到他们流下一滴眼泪。也许，眼泪早在几年前，就已流干。现在，即便是自己的生命即将结束，他们考虑到的却是家里的孩子能否有钱读书，妻子是否以后能够找到好男人，父母是否会得到好的照顾。有些人甚至在悄悄地积攒安眠药，等自己实在无法忍受病情的时候，自己结束生命……

当徐瑞乃带着呼吸器告诉我：“我想回家，我不想呆在深圳医院里了。家乡的空气好，这会让我在后面的日子里过得舒服点！”这一刻，我突然觉得，活着，也许对现在的他们而言，已经是一种负担了！

可是，他们的眼神却又告诉我，继续活着，好好地走完这些剩下的日子，对家人而言，也是一种责任！(文/记者赵尚渝)

百余农民工疑患尘肺病续:仅几人被认定劳动关系

2009年07月29日10:37  红网-潇湘晨报 （http://news.sina.com.cn/s/2009-07-29/103718321410.shtml）

农民工所在公司工作证 图/记者周喜丰

深圳市爆破员作业证 图/记者周喜丰

深圳方面在近日的一次协调会中，称能认定劳动关系的耒阳风钻民工仅寥寥数人。有爆破证的民工被认定有劳动关系，而盖有公章的工作卡却不能证明有劳动关系，这让手头只有工作卡的民工十分不解。

仅有的一张工作卡，成为黄荣寄希望于认定劳动关系的“救命稻草”。

然而，在现实面前，情况并不乐观。

7月21日，本报独家报道耒阳上百名赴深务工的风钻工人疑患职业病——尘肺病的消息之后，引起广泛关注。深圳方面在随后的一次协调会中，通报称目前能认定劳动关系的风钻民工仅有寥寥数人，不到10%。

“我当场拿着工作卡给劳动局长看，他说不行，然后掉头就走了。”黄荣表示不解，“这难道还不能证明我的劳动关系吗？”

“深圳市政府的态度是积极的，这一点我们表示认可。”据维权代表徐志辉透露，深圳协调处理小组负责人昨日告知他，在赔偿方面，他们已与相关爆破公司进行联系。

对于不能确定劳动关系的情况，深圳市政府表示将出于人文关怀，给予一定补偿。至于如何补偿，补偿多少，还有一个博弈的过程，“这是纠结双方的关键”。   

本报记者周喜丰

实习生戴高远 牧园青 深圳报道

消失的劳动关系

21日下午，深圳市芙蓉宾馆，湖南省驻深办事处驻地。

徐志辉、徐瑞宝、徐新生等几名维权代表接到深圳方面通知，来到这里开会。深圳市政法委、刑侦支队、劳动局、卫生局等相关单位负责人与会。

会上，深圳方面通报称，经过劳动稽查部门调查，目前能认定劳动关系的仅有不到10人。这意味着，在全部上百名患病民工中，90%已无法获得职业病患者应有的赔偿。

情况很不乐观。徐志辉告诉记者，像他这样能够被认定劳动关系的，是因为他们手中有一张爆破证。该证件由深圳市公安局一年一审，以证明其有爆破资质。

与会的黄荣没有。但他手里有一张工作卡。这是黄荣在深圳打风钻期间单位发给的工作证，并盖有公章，显示他曾在龙岗国税工地爆破组干过。

黄荣认为自己应该被认定

“我当场拿着工作卡给劳动局长看，他说不行，然后掉头就走了。”黄荣表示不解，“这难道还不能证明我的劳动关系吗？”

黄荣说，他从1994年到2003年，跟着一个老板干了十年，辗转几十个工地，中间从没换过。2003年查出患病后，他没再从事此行业了。

黄现在后悔把自己若干能证明劳动关系的资料全给烧掉了。2003年10月回老家，他在耒阳市人民医院检查出尘肺病，当天下午打电话通知老板，这次，老板效率奇高，第二天就给他结了工资。以前，黄荣将每个工地的工资单都保留着，但去年元月，因为在家养病时肺部出血，九死一生，妻子在写字台的抽屉里看到他的工资单，烦躁得很，一把火烧了。

“深圳有我十年的血汗，我的劳动关系就这样消失了吗？”黄荣说，在目前已查出患病的101人中，起码有70%的人不认同劳动部门对于劳动关系的认定情况。

记者了解到，此前，患病民工曾经相互作证提供给深圳市劳动局，以证明哪些人在哪个单位、哪个工地干过风钻工。

但是，这显然不够。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大多数人除了证言之外，很难找出其他书面资料以证明其劳动关系。死者徐龙古的妻子刘秀姬在家里的碗柜里找出一张工作证，这成为徐龙古在深做风钻工的唯一凭证。而不少死者连病历资料都没有留下，“按照农村的风俗，死后全部烧掉了”。

“事实上，即便去年还在干的，也没有签劳动合同，连保险都没有买”，维权代表向记者提供的患病名单中，有12人去年都还在深圳的工地干活，但是，没有用人单位与他们签过劳动合同。

“难道就只剩下人文关怀了？”没有劳动关系，就无法依法获得职业病赔偿，患病民工的担忧可能成为现实。

脆弱的保护体系

部分民工向记者表示，这些难以证明的劳动关系，并不能抹杀他们为深圳建设所作出的贡献。在这些高楼之下，都有他们的汗水，甚至血和泪。

但没有劳动合同，农民工流动性大，举证困难，成为这些耒阳风钻病人在确认劳动关系之路上的现实障碍。

受深圳方面邀请，23日，耒阳方面派出由市委主要领导及劳动局、导子乡等单位人员组成的工作小组第二次赶到深圳。当晚，在与维权代表见面之后，耒阳方面的仲裁专家称，在与深圳处理小组的接触中，对方表示能够认定劳动关系只有6人。但他认为，像黄荣等人手中的工作卡“应该是有用的”，他将全力为老乡们争取。

农民工患职业病能否得到赔偿的关键在于能否拿到职业病诊断或鉴定证明。按照职业病防治法的相关规定，职业病检查需要用人单位提供职业史证明书、职业健康监护档案、职业健康检查结果、工作场所历年职业病危害检测评价等资料。

维权的难度显而易见

“现在有的老板根本就不敢认，他说他们赔不起。”几名维权代表对记者说。一名爆破公司老板在与记者的接触中，也表达上述情绪，他力图劝说这些维权代表，“你们还是去找政府，我们倾家荡产也赔不起”。

“一旦出现问题，用人单位和劳动者成了对立的双方，而职业病的诊断和鉴定需要双方‘合作’，用人单位自然会有一定的抵触情绪，而不愿意配合。”法学博士阳永恒认为，这些年随着劳动法、工伤保险条例、劳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陆续出台，国家对劳动者的保护正在不断加强，但大量案例的出现也再次证明法律对劳动者的保护还任重道远，“相关条款没有向弱势的劳动者倾斜，显得过于冷峻”。

“法律保护体系的脆弱还体现在法律的执行力差。”湖南省劳动卫生职业病防治所副所长张贻瑞认为，我国的相关法律体系不可谓不齐备，法律虽然做出了规范，但企业不依法行事，职业病防治分工也不是太顺畅，“工作现场是安监部门在管，但基本上没人管，体检属卫生部门管，但体检率很低，不到20%”。

在启动维权行动之后，徐志辉等农民工才真正研究起法律来。他们发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尘肺病防治条例》早在22年前就有了。而且，这一条例至今生效。

1987年，国务院颁布的《尘肺病防治条例》中明确规定，从雇主到工会、从卫生行政部门到劳动部门在劳动场所防治尘肺病应该承担的责任。

《尘肺病防治条例》第十七条规定，凡有粉尘作业的企业、事业单位，必须定期测定作业场所的粉尘浓度，测尘结果必须向主管部门和当地卫生行政部门、劳动部门和工会组织报告，并定期向职工公布。从事粉尘作业的单位必须建立测尘资料档案。

“我们不知道我们的雇主是否按照法定的要求定期测尘，并向有关部门定期如实报告测尘结果，但是，有一点我们是清楚的，即雇主从未向我们工人公布过测尘结果。”徐志辉对记者说。

而有关部门的监管是否失职，值得考量。“我们曾经工作的场所粉尘浓度从未改善，从这一事实可以判断，要么雇主从未测尘，要么测过尘但从未报告过真实的粉尘浓度，要么报告过但政府部门从未处罚，要么政府部门处罚过但却无效，而作出处罚决定的卫生行政部门或者劳动部门也没有继续跟进到底。”这些维权代表认为，上述情况无论是哪一种，雇主、相关管理部门都违反了《尘肺病防治条例》的规定，因此应该承担责任。

“一个重大的公共卫生和社会问题”

22日，徐志辉等30多名患病民工早早来到深圳市职业病防治院。他们接到深圳方面通知，前来就是否患有尘肺病进行复检。另有60多名患病者在耒阳同样接受了深圳派出的医生复检。

如此大面积的疑似尘肺病患者，在近年实属罕见。而这些病例目前并没有被他们的家乡湖南的职业病防治单位所掌握。

根据湖南省劳动卫生职业病防治所副所长张贻瑞提供的数据，湖南省从新中国成立至今，共诊断出尘肺病患者5万余例，其中，死亡1万余人。目前，湖南省每年的新发病例以1300-1500人的速度快速增长。

张贻瑞判断：“这只是目前已发现确诊的数据，实际可能还有很多未进行体检和暂未发病的病例。”

据张贻瑞介绍，作为劳务输出大省，湖南省每年约有800万-1000万农民工在外务工，根据常规数据推测，约有30%的人从事有毒有害工程。

前卫生部副部长蒋作君早在2005年全国职业病防治电视电话会上，就将职业病危害定性为“一个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和社会问题”。

这一论断正在被印证。随着职业病或疑似职业病的集体暴发，群体性事件的风险显而易见。

据今年5月22日卫生部办公厅关于2008年全国职业卫生监督管理工作情况的通报，2008年共报告尘肺病新病例10829例，死亡病例613例。新中国成立至2008年底，累计报告的尘肺病病例达638234例。

由于职业危害具有群体性，致死、致残率高以及难以治愈等特点，社会影响非常恶劣，造成了许多家庭、地区乃至社会的不稳定，甚至引发诸多社会矛盾。

在耒阳患病风钻民工向深圳市政府提出诉求之后，深圳市迅速成立了处理小组，不过，一直在牵头与民工协调的却是政法委相关负责人，“已不仅仅是关于劳动关系、关乎劳动卫生部门的事了”。

“如果没被认定为职业病，我们将效仿张海超，要求开胸验肺。”多名耒阳患病民工对记者说，他们并不愿意走诉讼程序，“一场官司下来两三年就过去了，维权成本令人不堪重负，有的人都要快死了，我们根本拖不起。”

“现在回头看过去这近20年，由于我们来自农村，对保障工人职业健康的法律一无所知，所以，当初只知道没日没夜地在风钻工地干活，从未奢望过劳动保护，更没有想过将来有一天，我们会面对这样的结局——肺部变成一块坚硬的石头，然后，我们慢慢地窒息而死。”

27日，徐志辉开始寻求向深圳市委、市政府等相关单位负责人递交一份《耒阳在深务工人员尘肺病患者追讨权益书》。《权益书》中，这些农民工痛陈自身的悲剧性命运，并直指企业公然违法、政府监管失职。

而在他们的家乡，耒阳市导子乡，记者所见的是这些村庄的冷清、寂寥。这些农民工打工致富的梦想因此破灭。绝大多数农民工因病返乡，为治病花光打工攒下的家庭积蓄，甚至四处借债；农村家庭重返赤贫，农村劳动力缺口巨大，进而影响农村的发展。

这其中的代价谁来承受？“这其中，深层次的问题是，有些地方是以牺牲环境和健康为代价来换取经济的发展。”张贻瑞说，职业病的预防和治理需要企业投入大量的财力物力，这样势必增加投资成本，与地方经济发展和GDP的增长联系在一起的职业病，在一些地方政府渴求GDP数据的面具下，被丢在了一旁。

卫生部卫生监督局副局长苏志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其根源在于长期被忽视。由于社会“忽视”，在职业病防治中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等问题，致使《职业病防治法》的落实情况不尽如人意。

深圳方面与耒阳患病民工协调处理的相关负责人亦称，耒阳患病风钻民工表现的是深圳在发展过程中的一笔历史旧账。在耒阳患病民工决定维权，并向深圳方面提出诉求之后，深圳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均作出批示，表示要妥善处理。其中，主导性的意见是八个字：法律框架，人文关怀。

在与耒阳患病民工及耒阳的处理小组的接触中，深圳方面多次表示，对于不能确定劳动关系的情况，深圳市政府可能出于人文关怀，给予一定补偿。至于如何补偿，补偿多少，还有一个博弈的过程，“这是纠结双方的关键”。

广东格林律师事务所律师何燚认为，在法治社会中，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当事人自己“为权利而斗争”之外，剩下的就是政府责任了。“类似问题更多是一个政府用什么样的理念来治理社会的问题。耒阳这些农民工的生命权、健康权要不要保护，以及如何保护，在目前较为复杂的局面下，还是由政府出面协调处理，效果可能最佳”。

深圳协调处理小组已与相关爆破公司联系赔偿事宜。对于不能确定劳动关系的，深圳市政府表示将出于人文关怀，给予一定补偿。至于如何补偿，补偿多少，还有一个博弈的过程。

中央电视台《新闻周刊•本周视点》:维权，需要特事特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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耒阳百余尘肺工人追讨权益宣言书

尊敬的深圳市政府领导：

我们这一群湖南耒阳的尘肺病患者，来深圳追讨自己的权益已有两个月有余，但至今深圳市政府都没有正面对我们的诉求进行答复。《潇湘晨报》、《中央电视台》、《新浪网》等媒体都有此次事件的相关报道和跟踪访问，并已有数十家媒体对此进行评论和转载。此次维权事件在社会上都引起不小的关注，并有专家和法律界人士对此作出评论。在我们感受到社会各界的好心人士对我们同情和声援的同时，政府处理此次事件的立场却是让我们感到困惑和心寒的。

深圳市政府以我们这些尘肺病患者与用人单位没有劳动合同为由，拒绝为我们进行职业病鉴定，并以居中调解的第三方角色，按照“法律框架、人道关怀”的思想，把自己包装成为高姿态的“法外施恩”者。这样看起来，政府的做法似乎不仅做到了依法行政，更体现了体恤弱势群体的精神和维护稳定的大局观。

但是，深圳市政府这样不正视自身行为的推诿态度无疑是在积蓄我们的愤怒。我们把人生最宝贵的岁月都贡献给了深圳，为她建设了那么多令人引以为豪的地标性建筑，而我们得到的只是病魔的煎熬、破碎的家庭、甚至是英年早逝的代价，这一切，对我们公平吗？政府难道就不用为此承当责任吗？政府每天都在说要为人民服务，不久前，深圳市长王荣更是高调表示深圳要取消农民工，把外地农民工转化为深圳人。然而，再看看你们现在的行为吧。深圳，一个三十年崛起的神话背后，埋葬着多少农民工的血泪和白骨。现在，一个负责任的政府不应当为自己以前的过失承担责任吗？有专家指出，深圳市政府在耒阳农民工尘肺事件中，存在以下违法事实：

首先，深圳市政府没有尽到尘肺病上的防治责任。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尘肺病防治条例》就明文规定，各级政府应负责对尘肺病防治工作的领导，具体由卫生行政部门、劳动部门和工会组织分工协作互相配合。而且，《工伤保险条例》、《劳动法》、《劳动合同法》都明文规定，政府有对用人单位的违法用工行为进行监察的职责。我们这些工人在深圳打工的时间少则七八年，多则近二十年，在这期间，用人单位从来没有依法与我们签订劳动合同，更没有对我们的工作采取有效的防护，而深圳市政府这么多年来却对此不做有效的监管，难道政府的这些行政不作为就是一个冠冕堂皇的“人道关怀”可以搪塞掉的吗？深圳市政府应对自身的监管不力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其次，让农民工处于劳动关系得不到保护的境地，是政府的失职。抛开历史上遗留的问题不谈，在患病农民工努力寻找劳动关系证据时，深圳市政府却提出“爆破证”可以，“工作证”不行，这显然既没有明确的“法律框架”，更是缺乏“人道关怀”。深圳职业病防治医院要求只有用人单位出具证明才能将工人目前的病症认定为职业病，正如中央电视台对此评论道，“让用人单位自证其罪，难道不是很荒唐吗？”对此，我们认为，按照《劳动合同法》，相关的举证责任应该倒置，如用人单位不能提供相反证明，那么在农民工提供工作证或者证人证言时，应该认定劳动关系。

再次，按照法律规定，农民工也同样享有参加社会保险的权利，用人单位应为农民工购买工伤保险。而现实中，我们这些农民工未能享受到社会保险的待遇，同样是政府的问题。同工而不能同权利、同福利，违反公民平等享有权利的宪法原则。因此，在我们耒阳尘肺病这样的悲惨个案中，深圳市政府首先应为没有照顾好外来务工者而致歉，为能力不足无法落实那些农民工的宪法权利而先做自我批评，而不是将其应该做但普遍没有做，仅在个案中做了的事情，包装成高姿态的“法外施恩”，包装成一种值得农民工感谢的“善举”。 在尽到本应尽到的责任之前，政府应少谈些 “人道关怀”。

我们这一百多人一周前采取了到市政府静坐绝食的维权手段，冒雨从早上一直坚持到凌晨两点，政府却麻木地看着我们这些病人为了争取自己最后的尊严而自残。不少工友也因那天长时间淋雨而发高烧，很多尘肺病工友的病情也在不断加重。如今，有几名尘肺病三期工友随时都有可能撒手人寰，而政府却没有对此采取任何的医疗措施。我们所做的这一切并不是想破坏社会的和谐，我们是被逼无奈，职业病防治医院不肯给我们做职业病诊断，爆破公司不愿承认我们之间的劳动关系，而本应为自己的监管失职而承担责任的深圳市政府却又一再拖延我们。我们一百余名工人来深圳维权已有两月有余，每天支出的生活费至少五六十元，很多人的积蓄都花光了，更不用说是去医院看病的费用了。我们这里的很多人已经对政府绝望了，甚至有部分病情严重的病人提出采取一些极端的对抗行为来争取自己最后的尊严和了却残生，他们已经拖不起了，他们是担心看不到赔偿的那一天。我们都知道绝望之后的反抗将是最激烈的，我们根本不想走到那一步，我们想政府也不希望看到这一步，但是我们绝不惧怕走到这一步。人将逝也，还有什么值得害怕的。我们现在郑重向深圳市政府表明我们的立场，希望政府不要再巧语拖延，正视自己的过往问题，本着积极的态度来解决问题，为维护社会的稳定、建设和谐深圳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

第一，我们要求政府公开发表声明，对以往因政府监管缺失以及行政不作为而给我们劳动者造成的职业病伤害道歉，保证在今后的政府工作加强对职业危害的监管和预防，并立即着手对本市所有高危、有毒、有害的行业进行职业安全检查

第二，我们要求政府本着公正、公平的态度，认真对待工友所持的劳动关系证据（含证人证言、工作卡等），并尽快确认与用人单位的劳动关系，同时追究用人单位不与工人签订劳动合同的法律责任和劳动部门及安全生产监督部门监管缺失的失职责任。

第三，我们要求政府重新为我们统一做职业病诊断，并确认工伤，鉴定劳动能力等级，同时追究深圳市职业病防治医院的渎职行为，检讨深圳职业病诊断制度。

第四，我们要求政府对因职业病对我们造成的伤害，按照劳动能力等级进行一次性赔偿；对已经死亡的工友确认其因职业病死亡的事实，并按照工亡标准对其家属进行赔偿。

第五，我们要求深圳市政府对所有职业病患者提供免费医疗，并在湖南耒阳当地建立专门的尘肺病治疗机构，为此次事件中的尘肺病患者提供免费后续治疗，对已患病工友及工亡工友先前的治疗费用进行一次性补偿。

第六，我们要求政府承担工亡工友和丧失劳动能力工友家中六十岁以上老人的赡养费用和子女的抚养、教育费用。

最后，我们要求政府正视尘肺病无法治愈，且会不断加重的事实，根据最新的诊断结果重新进行劳动能力鉴定，并给予相应赔偿。

以上是我们耒阳一百零一位尘肺病工友及十七名工亡工友家属的要求，望深圳市政府尽快给予答复和解决，以维护特区的稳定和美好形象。

                                         2009年8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