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分配不公形成新三座大山，群体性事件敲响警钟

“新三座大山”何时坍塌 
 
 
新华网 （ 2009-01-04 ）

1982年，江西省瑞金县泽覃公社泽覃大队赤脚医生俞翠娇（右一）等四名团员和青年为了方便群众治病，不管严寒酷暑，翻山越岭，坚持为群众送医送药上门。本报资料图

2008年，在北京的一些大医院，提前一天排队都未必能挂到号。CFP

【述】

    无论是医疗、教育还是养老，都折射出了资源分配不平衡的问题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吴林发自北京 杨兰零胃疼了好几年，却一直没上医院。
    10年前，这位山东省沂水县农民就在镇上一个烟站打工，每个月收入400元。但因为此前儿子在上大学，每年一到开学，他就不由得皱紧眉头。
    5年前，儿子到北京上了公费的研究生，但老杨依然省吃俭用，想为自己“存老本”。他说，儿子毕业后会留在北京，面临买房结婚的压力，自己不想给他增加负担。然而，几个月前，他胃疼难忍，不得不到县城医院做了检查，结果是：胃癌晚期。
    没钱看病，付不起儿子上学的钱，几年间，老杨一直被这两个负担压得气喘吁吁。而本应属于儿子的养老负担，他又悄悄背到了身上。
    看病难、上学难、养老难，在杨兰零家集中体现的三大问题，在很多中国家庭都存在。很多人认为，这是新的“三座大山”，它们的形成说明医疗、教育、养老金制度改革陷入了困局。

大大改善的民生

    对于老杨而言，不幸中的万幸是，在检查结果出来不久，他就接受了手术，并且做了3次化疗，恢复情况良好。而由于2年前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2万多元的治疗费报销后，可以拿回约7000元。
    事实上，从2003年开始，中国就在一些试点地区实行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相关数据显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今年的覆盖率已经达到80%左右，而按照中央的要求，2010年将覆盖到百分之百。这也被视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立过程中取得的较大成效。
    在首都经贸大学保险系教授庹国柱看来，医疗保险覆盖面越来越广，是改革取得成效的一大标志。至于养老金保险，“现在已经覆盖到农民工群体，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将会逐步让农民受益。”
    教育改革取得的成就也有目共睹。清华大学教育研究所副所长史静寰认为，无论是基础教育还是高等教育，其规模的发展速度都令世界吃惊。而从2006年在西部开始免费义务教育，到今年全国免除城市义务教育学杂费，这更是中国教育发展前所未有的大提速。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这是执政党的政治宣言和民众的集体诉求，但从目前来看，离这个理想似乎还有点远。

医院里的天堂和地狱

    伍明君是南方一座海滨城市的放射科医生。在工作的二十年间，他时常感到无奈。“有些病人被查出患了癌症，其实并非不能治，但因为连住院押金都交不起，只能回家。”
    几年前，他参股所在的科室购买新设备，投入了1万多元。用这台设备做一个检查，需要花掉病人几百元钱，其实，“有些病用旧的机器检查，最多只需要几十元。”他说。
    但现在，医生们都抢着让病人使用新的设备。理由很简单，所有出资医生的奖金与新设备的使用频率密切相关。
    于是，他经常能看到有病人舍不得出几百元检查费，来了又走了。而一掷千金的人他也见过不少。“有的人得了一个小感冒，却要求做核磁共振。”一份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发布的医改研究报告指出，医疗保障已经成为“富人的俱乐部”。而“小病拖，大病扛，重病等着见阎王”，则是很多没有医疗保障者的真实写照。
    这份报告同时指出，中国医疗服务的公平性下降和卫生投入的宏观效率低下；现在医疗卫生体制出现商业化、市场化的倾向是完全错误的，违背了医疗卫生事业的基本规律。此外，城镇医疗保险制度本身存在明显缺陷，发展前景不容乐观。

《变形记》透射的巨大反差

    在医疗中形成的落差，在教育方面同样存在。
    去年，一档名为《变形计》的节目在湖南卫视热播。其中一期节目《网变》讲的是一个繁华都市的网瘾少年魏程和一个贫困乡村的农家少年高占喜互换7天的故事。魏程生活富足，学习环境优越，却沉迷于网络，不思学习。高占喜父母体弱，他一个人在上学之余负担起了家里的大小事情和田里的农活儿。
    另一期节目则是北京重点小学老师苏垒和湘西山村惟一的小学老师吴艺伟的互换。北京的重点中学是明清两朝的官办学校，办学条件优越。而湘西小学的教舍却是吴老师借外出打工弟弟的空房子，孩子们只能在破旧的屋顶和昏暗的光线下学习。
    对于城市和农村教育条件的巨大反差，史静寰认为，这涉及中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国家对城市和农村的资源配置确实存在现实的差距。
    不过，即使是在城市，虽然今年9月1日新义务教育法的实施使得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全面免除，但仍有很多家长感受到孩子教育带来的经济压力。相关数据显示，在一个中等城市要养大一个孩子，从幼儿园到大学，要投入的教育成本是30万元。

“老无所养”的悲哀
   
    下有小，上有老。
    汶川地震发生后，当南京一位乞讨老汉捐出的105元感动了中国时，却也让人感到辛酸。这背后折射了一个日益严重的社会现象：中国已经逐渐步入老龄社会，但很多老人却得不到安置，有的甚至不得不以乞讨为生。
    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农业地逐渐转向非农业地的比重在不断增大，而且农产品种植业比较收益越来越低的情况下，过去依靠土地为养老保障的功能将会越来越弱。而在城市，“啃老族”的出现则成为养老的一大威胁。这一名词指的是那些主动放弃就业机会的年轻人，他们赋闲在家，衣食住行全靠父母。
    北京青年贾金磊是在2008年年初加入“啃老”一族的。在劳动合同法实施之前，他失业了。一年过后，他仍然没有找到新的东家。因此，他只能每个月从家里“借”点父母的养老金。不过，与那些透支父母养老金买房的同学相比，他并不认为自己很过分。“有时候我干点零活，也能挣点钱养活自己。反正父母很清楚，他们没法靠我。”
    其实，即使受到养老金制度保障的老年人，也能感觉到物价飞涨等带来的压力。香港《南华早报》文章曾指出，2010年中国面临的养老金资金缺口达到1100亿美元。而养老金资产的管理则可能成为比填补资金缺口更严重的问题。据悉，养老金基金只占中国内地居民个人资产组合的1%。相比之下，香港居民所持有的养老金基金为6%，新加坡为28%，美国为37%。

穷人很苦，富人很烦

    其实，无论是医疗、教育还是养老，都折射出了资源分配不平衡的问题。
    国家发改委的数据显示，中国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已达到警戒线0.4左右，这是国际上用来衡量居民收入分配差异一个指标，0.4到0.6为“差距偏大”，0.6以上为“高度不平均”。而如果把在各种岗位外收入、非正常收入也算上，则计算出的实际基尼系数肯定要更大一些。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迎生认为，基尼系数超高后，低收入阶层会产生“相对剥夺感”，心理失衡严重将导致仇富、报复社会等行为，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同时，将使社会两极分化严重，不能实现公平竞争和资源有效配置，不利于社会健康发展。
    事实上，“仇富心理”已经成为当下社会的一个热门词汇。当福布斯中国富豪榜首富出事时，人们大声叫好；当王石陷入“捐款门”事件时，人们一片骂声；而任志强“我是商人，不应该考虑穷人”话语一出，即遭炮轰……这些事件都被视为“仇富心理”的一个体现。
    然而，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研究所所长毛寿龙指出，“中国当前所谓的仇富其实并非真的仇富，而是仇不公。穷虽也有不公，但穷人往往是不公的牺牲品，是被动的，不得已而穷之。但富人，则是不公的受益者，是主动的，是得已而富之。”
    医疗、教育、养老这三大民生问题都与分配不公有着密切联系，30年来这三大问题一直是改革的难点，未来仍是改革的重点所在。

中国经济走到十字路口 
 
 
新华网 （ 2009-01-04 ）

群体性事件敲响警钟 
 
新华网 （ 2009-01-04 ）

在出租车罢运事情后，10月30日，重庆江北机场，数百出租车驾驶员在雨中誓师诚信经营。 CFP

【述】

    为何一些老百姓要选择如此极端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声音？很简单，他们找不到常规的说话渠道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刘科发自北京 对于贵州省瓮安县原县委书记王勤来说，今年的6月28日是噩梦般的一天。
    当天，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波使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到瓮安这个小城。从下午至次日凌晨，瓮安县部分群众因对一名叫李树芬的女学生死因鉴定结果不满，聚集到县政府和县公安局，引发大规模人群聚集围堵政府部门和少数不法分子打砸抢烧突发事件，县公安局、县委和县政府大楼等多间房屋被毁，数十辆车辆被焚。
    由于处理群体性事件不力，王勤成为今年首位因此引咎辞职的地方官员。

多起事件震惊全国

    自瓮安事件后，2008年的群体性事件接连发生。
    7月19日，云南省孟连县发生暴力冲突事件，公安机关在对该县公信乡、勐马镇部分农村地区开展社会治安整治过程中，依法对勐马镇５名犯罪嫌疑人实施抓捕时，遭到５００多名胶农用长刀、钢管、棍棒等工具围攻殴打。。冲突中，41名民警、3名干部和17名胶农在冲突中受伤，2名胶农死亡。
    堪比“孟连事件”的群体性事件远不止一起。10月9日，美联社报道了发生在广东三江镇的群体性事件，“10月8日，该镇数百名示威者与武警和警察发生冲突，多人被打和遭到拘留。示威者是当地村民，他们抗议当地政府非法出售堤坝附近的树木。”
    一个月之后发生的“陇南事件”更是震惊中央。11月17日，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东江镇30多名拆迁户集体到位于武都区新市街的陇南市委上访，随后，群众越聚越多。当晚20时前后，事态开始升级，一批闹事者打砸抢烧市委大楼，69名武警、2名民警和3名记者被打伤。闹事者砸烧房屋110间、车辆22辆。
    继陇南事件后，今年11月份，重庆、甘肃、广东等地，又接连发生多起群体性出租车罢运、冲击党政及公安机关的事件。
   
改革关键期的矛盾突显

    虽然媒体频频以“群体性事件”概括类似事件，不过，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系主任毛寿龙坦言，目前学界对此“还没有一个共同认可的定义”，“大概指的是以群体形式出现的非常态的事件”，而过去常以“骚乱”来代替类似提法。
    尽管没有准确的认定标准，但从公安部在2000年4月5日下发的《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的规定》中或许可以一窥对“群体性事件”的基本定义——“本规定所称的群体性治安事件，是指聚众共同实施的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章，扰乱社会秩序，危害公共安全，侵犯公民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的行为”。这里，并未使用“群体性事件”这一提法，而是使用了“群体性治安事件”一词。
    2004年，国务院委托专家完成了“中国转型期群体性突发事件对策研究”的报告。2005年7月7日，中共中央组织部第一次亮相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中组部副部长李景田在新闻发布会上明确指出，当前中国改革进入了关键时期，有些矛盾集中显现，并因此发生了一些“群体性事件”。李景田特别纠正了国外记者所谓“骚乱”这一说法，而代之以“群体性事件”。

风险社会的转型成本

    按照“转型期突发事件”的说法，中国最早的群体性事件可以追溯到30年前。1979年上半年，广东发生了群体性偷渡外逃香港的风潮。仅1979年1至5月，广东省偷渡外逃人数高达12万人，逃出的近3万人。如此严重的群体性事件，引起了中央的关注，并得到了得当的处置。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群体性事件呈现出事件数量增多、涉及面广、规模不断扩大、参与人数多、行为越发激烈等特点。学者胡鞍钢曾根据政府公开资料统计，1994年后，全国群体性事件数量呈现出不断增多的趋势，“1995和1996年增长速度在10%左右，但1997年后迅速加快，1997至2004年期间的年均增长速度高达25.5%。”这些数据充分反映了近十年来群体性事件的快速增长态势。
    而2005年发表的《社会蓝皮书》表明，从1993年到2003年间，群体性事件数量已由1万起增加到6万起，参与人数也由约73万增加到约307万。
    爆炸性数字的背后是社会问题和矛盾的日益突出。2003年发生在湖南省嘉禾县“株连九族”式的野蛮拆迁事件更是官民争利的典型，在该县政府门前张贴的一则标语“谁影响嘉禾一阵子，我就影响他一辈子”更是成为当年的流行语。
    针对近些年来的群体性事件的集中爆发特点，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王长江认为，“现在中国进入了风险社会时期，突发事件易发频发。受全球化的影响，简单的突发事件容易演化成复杂的群体性事件，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扩散到整个社会甚至国际社会。”  
    
群众利益诉求反馈不畅

    那么，为何一些老百姓要选择如此极端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声音？其实很简单而又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们找不到常规的说话渠道。”毛寿龙这样理解。在他看来，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根本性原因在于“个人无法找到协商机制和利益维护机制”。
    有关研究表明，群体性事件往往直接起源于群众利益被侵害。毛寿龙就认为，群体性事件凸显出来，是因为“中国这一阶段也是产权、利益关系不明确的阶段”。在他看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包括土地等在内的财产“越来越值钱”，但财产的产权、利益关系不明确的局面未能得到根本性的改变，侵害群众利益的事情时有发生。
    对于改革开放以来群体性事件的流变，最早提出“潜规则”一说的知名学者吴思也有独到的看法。他认为，群体性事件是在调整利益边界。“以前的争执主要发生在税费的边界上，后来取消农业税，基层政府更缺钱了，于是重点转向土地伸手。农民的土地产权边界一向模糊，最近几年群体性事件很多是围绕着土地权益。这种收益没说不是农民的，但也一直没说是农民的。这种模糊地带最容易出事。”
    王长江认为，多数群体性事件的爆发，尽管有偶然性因素，但根本上还在于群众利益诉求遭遇体制性迟钝，“其合理诉求的表达、反馈渠道不畅，长期得不到地方政府党政部门的有效回应，以致干群矛盾、商民矛盾持续累积，最终酿成冲突和对抗。”

中央开始垂训“县官”

    当然，有些转变正在地方官员的层面悄然发生。
    对于河北省元氏县县委书记李义增来说，这个冬天，他的“学习任务”非常紧。11月17日，他刚刚结束全国县委书记大轮训，又被要求参加河北省党校的干部研讨班，李义增说自己最近的“学习任务”一个接着一个。
    不仅李义增一个人很忙，11月份，全国2000多个县委书记都很忙。按中共中央要求，从11月10日起，用二十多天的时间，对全国近两千名县党委书记进行一次集中培训。李义增说，这次学习内容不仅有中央文件，还有经济管理、基层治理和突发事件应对等实际操作。
    正是因为群体性事件矛头往往指向与群众有直接利益冲突的基层政府。在此背景下，迅速提高基层领导干部的执政能力和水平，避免新一轮与群众利益相关的改革政策在基层被虚化、异化，已经成为中央高层越来越重视的一件事。
    王长江对此深有同感，他认为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不分地域不受经济条件所限，已经具有极强的普遍性，所以急需中央对地方官员“垂训”改变思想。
    毛寿龙也认为群体性事件频发已经敲响警钟，“随着我国经济深度转型，社会阶层逐渐分化、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因分配不公、利益调整失当引发群体性冲突，已经威胁到和谐社会的构建和基层政权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