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局研究“不和谐因素”不如研究转基因问题

政治局研究“不和谐因素”不如研究转基因问题　　

                 钟     声　　

读罢“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主持会议”的消息（见5月31日新京报《政治局研究加强社会管理减少不和谐因素》一稿），第一感觉就是，与其研究缺乏实质性内容的“不和谐因素”，倒不如专门研究一下业已引起举国声讨的转基因食品犯罪问题。　　

两会期间，以王立军为代表的439名人大代表关于严刑峻法惩治包括转基因问题在内的食品安全犯罪的提案，政治局常委们哪个不知？而对此关系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最大的不和谐问题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偏偏去研究那纯属老生常谈且诟病颇多的“河蟹”问题，不觉得空洞无物，甚或无聊且自欺欺人！在一片侈谈“和谐”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问题”声中，不和谐因素毫不稍减，相反却与日俱增，再侈谈下去还不是“河蟹”复河蟹，河蟹何其多，结果只会物极必反？　　

谈及“要以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突出问题为突破口，通过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化解社会矛盾和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维护人民群众权益”的问题，虽比当初孤立地提出“构建和谐社会”似有进步，即开始承认“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突出问题”，但所谓的“突破口”却无不如蜻蜓点水、避重就轻或云里雾里。由于大小卖国贼力推转基因主粮、不小心泄露高官们享受不含转基因成分的“特供”消息以致引起举国人民强烈反对的问题，不该作为突破口而重点研究？因海南毁毛和茅于轼、辛子陵疯狂反毛而引发的举国声讨、公诉和要求严惩的问题，不该作为突破口而重点研究？把上万亿美元的人民血汗积累拿去购买美国债、与亡我之心不死的美帝“共克时艰”而不乏打水漂之险，早已引起举国人民空前震怒和要求追讨卖国贼的罪行，不该作为突破口而重点研究？……还有几成不治的腐败、疯狂走资和化公为私、暴力拆迁和空前严重的两极分化造成的日趋增多的群体事件等等问题，早已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大敌，不该作为突破口而重点研究？而无视、回避、不敢正视或干脆否认这些突出问题，本身不就是在酿造“不和谐因素”？　　

仍以转基因问题而论，如果说王立军等足以代表无权享受特供而惨遭荼毒的13亿人民意愿的人大代表的反对绝对是空前严重的“不和谐因素”，那么就以此作为中央政治局研究的重点和突破口，然后大力开展一场反对转基因——力主推广的大小卖国贼——支持、纵容和庇护者的人民战争，则诸多“不和谐因素”的逐渐及至彻底消除不刚好在其中了？千万不要说政治局常委里就有自享特供而力推转基因于全国人民的高官！因为若果真如此，他们是不会也不敢研究转基因问题并以此为突破口的，当然欲消除“不和谐因素”也就成了空话甚至屁话！　　

    （附新京报原报道）　　

政治局研究加强社会管理减少不和谐因素　　

2011年05月31日新京报 　　

　　据新华社电 昨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事关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人民安居乐业。当前，我国既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社会管理任务更为艰巨繁重。　　

　　要牢牢把握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的总要求，积极推进社会管理理念、制度、方法创新，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要以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突出问题为突破口，通过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化解社会矛盾和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维护人民群众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持社会良好秩序，有效应对社会风险。　　

　　会议强调，要加强和完善社会管理格局，加强社会管理制度建设，加强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完善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加强流动人口和特殊人群服务管理，加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社会组织服务管理，加强公共安全体系建设，完善信息网络服务管理，营造良好社会环境。　　

　　■ 专家解读：　“社会管理关系政权稳固”　　

　　新京报：从今年2月专门举办省部级领导干部研讨班，到写入十二五规划纲要，再到昨日政治局开会研究，为什么中国决策层如此关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的问题？　　

　　向春玲（中央党校科社部社会学教研室教授）：一方面，国内外形势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呈现新特点；再就是当前社会管理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而各级干部还有一种思维惯性，他们对加强和完善社会管理不是特别重视。　　

　　目前这一话题被高密度地频频讲起，就是要领导干部和全社会都重视起来。社会管理关系到国家稳定和政权稳固，现在人民内部矛盾在一些层面出现了。在解决温饱之后，老百姓的需求多元化，一些公民有了自我实现的需求和被尊重的需求，法治意识和维权意识在不断增强。　　

　　新京报：现在提出的社会管理格局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其中“社会协同”和“公众参与”该如何实现？　　

　　向春玲：“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是常规的做法，但现在很多人都是在非公有制经济中工作，社会管理不能是党委和政府包办的，这时候的社会管理需要社会协同，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城乡基层社区的作用，也包括企业的一些作用。　　

　　社会组织特别是对经济社会发展有一些推动作用的，比如公益服务型组织，他们没有政治意图，主要是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服务。要对社会组织进行分类管理，不能对社会组织有恐惧症。　　

　　说到“公众参与”，政府是社会管理的主体，但要让人民群众知道、参与和监督，不是领导干部拍脑袋决定。这样才有民主性、科学性和可行性。本报记者 郭少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