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尖兵：媒体对钱钟书夫妇的吹捧有点莫名其妙

　　近期，在中央隆重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0周年之际，人民网、光明网、腾讯、网易等媒体突然联手纪念杨绛去世6周年，且多冠以“杨绛先生”的名号。几大媒体开足马力纪念杨绛，确实刮起一阵杨绛旋风，客观上冲淡了媒体有关毛主席文艺座谈会讲话的纪念氛围，后来才知道，5月25日是杨绛忌日。

　　“杨绛先生”，这个名号初听如雷贯耳，但媒体为何尊杨绛为先生，她对党、国家和人民到底有多大贡献，这种贡献值不值得获得如此尊崇，似乎谁都说不清楚。

　　还有被吹捧为“旷世奇才”、“人中之龙”的钱钟书，尽管马屁文章数不胜数，但多说些鸡毛蒜皮之类的小事，因为钱钟书的一生，一直在高校、研究所内工作，其贡献仅是写过几本小册子，这几本小册子对国家、人民的贡献到底有多大，同样很难说清楚。

　　即便说不清楚，媒体对钱钟书夫妇的吹捧仍然不遗余力。

　　如钱钟书父亲钱基博曾在清华任教，与吴宓私交甚厚，因此，钱钟书在考入清华前，吴宓曾让他到清华旁听1年，期间还亲自辅导外语。钱钟书1929年报考清华时，虽然数学仅得15分，但英文成绩满分，最终被破格录取到清华外文系，成为吴宓学生。明眼人都清楚，这段经历可能涉嫌“托关系、走后门”，但在媒体眼中，却成了钱钟书的趣闻轶事。

　　钱钟书夫妇的婚姻，实质上是钱、杨两大家族门当户对的联姻，却被媒体吹嘘成金童玉女、夫唱妇随的神仙伴侣。那个追求杨绛的费孝通，虽然也出自大户人家，但背景不能与钱家同日而语，否则，谁能最后抱得美人归，会很难说。至于钱钟书夫妇“怂”和“您”的一字情书，只是简单的文字游戏，看不出任何高深之处。

　　钱钟书夫妇结婚后，双双留学欧洲。1938年，钱钟书应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冯友兰邀请，到清华大学（西南联大）任教，冯友兰还将他破格聘请为教授，使28岁的钱钟书成为西南联大最年轻的教授；正因为钱钟书少年得志，稍有傲气，遭到同事排挤，才被迫于1939年离开昆明，跟随时任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国文系主任的钱基博，到湖南省安化县蓝田镇任教；1941年又离职返回沦陷区上海，赴震旦女子文理学校任教。根据《钱钟书神话的破灭》一文披露，钱钟书此次返回上海，是因为不能忍受后方物质的匮乏，而且在上海与一帮汉奸文人打得火热，由此在抗战胜利后受到民国政府调查，经多方打点才得以过关；后任南京国立中央图书馆英文总纂，兼该馆英文刊物《书林季刊》主编；1946年8月，兼暨南大学教授。

　　1949年8月，钱钟书受吴晗邀请，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 1952年，由于清华改为工科大学，其文科部分并入北大，钱钟书担任北大文学研究所（起初属北京大学，后属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现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组研究员。期间，从1950年到1954年，经清华同学乔冠华介绍，担任《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主任委员；1953年，又被郑振铎借调到古典文学研究组，同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60年，经清华校友胡乔木推荐，参加《毛泽东诗词》英译本定稿小组，当时的组长是袁水拍，组员包括乔冠华、钱钟书、叶君健等，小组工作后因“文革”爆发而中断。

　　“文革”爆发后，钱锺书夫妇被打成“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受到冲击；1969年11月，钱钟书被下放到河南省罗山县（后迁至息县）的“五七干校”；1970年7月，杨绛也被下放到已迁至息县的“五七干校”；1972年3月，夫妇俩返回北京。1974年，钱钟书再次参加《毛泽东诗词》英译工作，《毛泽东诗词》英译本于1976年出版。

　　1977年1月，在时任中国社科院院长胡乔木的关心下，钱钟书夫妇住进部长楼；1982年5月，经胡乔木提名，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1993年免职后又被聘为中国社科院特邀顾问；1994年7月生病住院，自此再没出过医院；1996年12月，被推举为中国作协顾问；1998年12月19日，在北京病逝，享年88岁。期间，1979年6月、1983年6月，当选第五届、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1988年3月、1993年3月，当选第七届、第八届全国政协常委。

　　杨绛一生大部分时间追随钱钟书，两人经历相似，不再赘述。

　　这就是钱钟书夫妇留学回国后的大致经历，从中看出，夫妇俩的经历简单平实，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他们作品的高度、深度和广度。我读过钱钟书的《围城》，似乎很有意思，但未有振聋发聩之感，所以，如今除“方鸿渐”外，什么都不记得了；至于杨绛的《干校六记》，虽然没有读过，但看过介绍，感觉是本“伤痕”作品。这两本小册子，普通而又普通，很难找到“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元素，最多属于文学的调味品，媒体却高度评价，实在令人诧异。

　　如今，对钱钟书夫妇关注多了，才知道钱钟书在周总理那里，是“反动教授”。周总理在1956年1月做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曾专门提到钱钟书：“反动的：一般是政治历史复杂并一贯散布反动言论。如文学研究所钱锺书在解放前与美国间谍特务李克关系密切，和清华大学所揭发的特务沈学泉关系也密切，曾见过‘蒋匪’并为之翻译《中国之命运》，还在上海美军俱乐部演讲一次。”

　　在恩师吴宓那里，是口无遮拦、尖酸刻薄的“毒舌”。他一度在大庭广众之下讥讽吴宓“太笨”，说他苦苦追求的毛彦文是“半老徐娘”，让吴宓沦为笑柄、名誉扫地。

　　在冯友兰那里，是恩将仇报的小人。1979年6月，钱钟书跟随中国社科院代表团到美国访问，在参加史丹佛大学亚洲语文系的座谈会时，当着刘若愚、庄因等30多人的面，大骂冯友兰，说他没有文人骨气，也没有一点知识分子的节操观念，又说，他最不应该出卖朋友，遭到冯友兰家人的驳斥。

　　在民国女神林徽因那里，是令人反感的对头。由于冯友兰反感林徽因做派，所以曾多次撰文讥讽，以至于两家做邻居时关系很差，似乎还发生过钱钟书“每天忙于帮猫打架”的故事。

　　在同事眼里，是反复无常的无赖。他们觉得，“钱钟书喜爱骂人，骂完了还经常否认。在五十年代初，曾用粗俗的市井语言嘲骂毛泽东，被人告发后，又指使那人儿声明是误听了，真有翻云覆雨的本领。”

　　在社科院研究员林非、北京广播学院教授肖凤夫妇那里，是仗势欺人的恶人。1973年12月，两家因琐事吵架，钱钟书盛怒之下，用木棒将林非的右臂打得“鲜血淤积，漆黑一片”，优雅高贵的杨绛先生则张开血盆大口，将肖凤的手指“咬得鲜血淋漓”，肖凤还说，杨绛是“笑面虎”，女婿是“造反派”头子。而杨绛先生的《从“掺沙子”到“流亡”》一文，却将林非夫妇说成“革命分子、红卫兵”，并坦言：“打人，踹人，以至咬人，都是不光彩的事，都是我们决不愿意做的事，而我们都做了”总之，这场笔墨官司至今都没有结果。

　　至于被钱中书称为“最贤的妻，最才的女”的杨绛，在司马南那里，却是每月拿着241.5元钱，比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张春桥还要高的工资，过着优越生活，一直在无底线卖惨的文人。

　　在西语界权威、北外教授董燕生那里，杨绛翻译的《堂吉诃德》是地地道道的反面典型，于是，出现了这么一段奇特的文字：“为了表达对杨绛先生的尊敬，他（即董燕生）把杨绛翻译的《堂吉诃德》拿到课堂上，给翻译方向研究生讲课，专门给大家讲杨绛在翻译过程中犯的各种错误，并提醒研究生们，不要犯和杨绛一样的翻译错误。”

　　总之，真实的钱钟书夫妇复杂而多面，其才华、人品、贡献似乎被刻意拔高，究其原因，也许是因为1957年“反右”时，其父钱基博受到批评，家人钱孙卿、钱中汉、钱中毅等被划为“右派”，夫妇俩又在“文革”中被批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因此，为证明共产党“迫害”知识分子的真实性、荒谬性、长期性，夫妇俩及其作品被长期追捧。可见，世上没有那么多才子佳人、神仙伴侣，钱钟书夫妇不过是意识形态斗争中，媒体制造的舆论幻象而已！（2022-5-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