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尖兵：黄绍竑为何被划为“右派分子”？

　　黄绍竑，生于1895年12月1日，字季宽，著名爱国将领，与李宗仁、白崇禧被称为新桂系三巨头，曾担任第7军党代表、广西省主席、15军军长、湖北省主席、浙江省主席、内政部长等职。1949年3月，作为国民党主和代表参加国共和谈，8月在香港通电起义。建国后，历任政务院政务委员、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法案委员会委员等职。1949年加入民革，历任民革第三届中央常委兼和平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第四届中央委员。因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1958年1月被免去全国人大代表等职。1966年8月31日自杀，终年71岁。

　　黄绍竑出身国民党桂系，曾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突出贡献，建国后担任一系列重要职务，按理讲能安享晚年，只因被划为“右派分子”，人生轨迹突然改变，并在文革前期自杀身亡，确实令人遗憾。那他为何被划为“右派分子”，这种划分是否准确呢？由于历史久远，已无法准确定论，只能还原部分真相，让读者自行判断。

　　一、杀害许多革命志士

　　大革命时期，黄绍竑担任广西省主席、15军军长、特派员和“清党”主任委员等职，是广西“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元凶。1927年4月12日前夜，他密令搜捕广西革命志士，仅在南宁被捕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工人、农民、教师、学生和妇女，就高达1000多人；同年9月1日，黄绍竑在南宁枪杀了雷沛涛、周仲武、雷天壮、陈立亚、梁六度、何福谦、邓哲等13位革命先烈，接着又在桂林、柳州、梧州、贵县等地公开、秘密地大量屠杀革命志士。

　　二、参与制造皖南事变

　　1941年1月，黄绍竑与顾祝同、上官云相等共同制造皖南事变。当时顾祝同、上官云相在上饶，黄绍竑在浙江金华，他们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其中，上官云相从江西出兵包围新四军；黄绍竑则指挥浙江行署主任贺杨灵率部从浙江于潜逼近皖南。此外，他还下令浙皖边境部队配合顾祝同、上官云相作战，妄图将新四军“一网打尽”。

　　皖南事变发生后，黄绍竑继续积极抓捕共产党员。1942年2月，在浙闽边区坚持抗日的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刘英和温州市委书记张贵卿，被黄绍竑抓获。黄绍竑安排时任浙江省调查统计室主任、特务头子刘怡生和浙江省民政厅长程某同刘英谈话，企图诱骗刘英投降，遭拒绝后于当年5月将其杀害。对杀害刘英、张贵卿的行为，黄绍竑解放后百般抵赖、拒不承认，后在多名证人指正才被迫承认。

　　三、为反革命分子鸣冤叫屈

　　黄绍竑身为全国人大常委，到各地视察或处理人民来信时，专门收集反革命案件材料，替反革命分子叫冤，攻击我国公安司法工作和肃反运动。如他曾两次到广西视察政法工作，优抚工作本是政法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但他到广西后，从不访问、接见军烈属；回北京后，烈属写信要求他对在大革命时代在广西牺牲的烈士作出正确结论，他拒不回复；他到广西只查司法档案，并鸡蛋里挑骨头，为谢昕、刘茂林、韩国屏、何志等货真价实且已得到宽大处理的反革命分子翻案。

　　四、多次散布错误言论

　　除为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撑腰翻案外，黄绍竑还多次为抗拒改造的地主富农分子说话，煽动少数学生为自己摇旗呐喊；曾无视国家已制定4200多部法律的事实，抱怨国家“无法可依”，社会“暗无天日”；无视政府在肃反中对许多认罪悔过的反革命分子宽大处理，对生活困难的反革命家属提供救济、介绍就业，诋毁肃反“造成多少人家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对广西平乐专区灾荒事件夸大其词，企图否定党和政府的领导，当党和政府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严肃处理后，继续利用这事件大做文章，叫嚣：“行政处分不够，还要给法律处分”，妄图杀掉一批干部。

　　总之，黄绍竑由于历史问题严重，肃反后包庇多个反革命分子，加上口不择言，被划成“右派分子”。当然，随着时代变迁，他的某些言行在过去性质严重，如今觉得稀松平常，这启示我们，在评价黄绍竑等“右派分子”时，不能脱离时代背景。为此，将“黄绍竑包庇的八大反革命分子”摘录如下，以便大家了解肃反的形势背景，深刻理解党的相关政策。（2022-4-3）

　　附录：

　　黄绍竑包庇的八大反革命分子

　　一、谢昕

　　谢昕是师范大学俄语系学生，福建福州人。1943年至1945年10月，在福州与军统福建省调统室主任王调勋姘居，1948年暂居香港。1949年9月从香港回京，由全国学联介绍到北京师范大学学习。当时因解放初期学校管理不严，未经考试就允许谢昕入学。入学后谢昕学习松懈，经常外出跳舞至深夜才返回学校。1951年她在政协文化俱乐部跳舞中结识了黄绍竑。

　　由于她成绩很差，曾数次留级，读了8年大学，直到1957年7月仍是四年级学生。但她不知悔改，却诬蔑学校有关人员对她“迫害”，并四处发信控告。1955年肃反运动前及肃反运动开始时，谢昕公开在墙上书写反动标语，谩骂新中国为“黑暗世界”，并预谋行凶杀人，公安机关随即于1955年7月将其逮捕。

　　被捕后，谢昕有认罪悔罪表现，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根据宽大政策免予起诉，于1956年11月23日将其释放。谢昕回校后并未悔改，反而大吵大闹，推翻原案，提出许多无理要求，如要求自逮捕日起按政府一级科员待遇发放薪金，后又改为自1955年起按讲师待遇补发薪金，并要求立即支付500元；要求迁居校外养病，每月补贴20元房钱等，遭校方拒绝。当学校按检察院免予起诉决定书，出布告公布对谢昕的结论时，她立即把布告牌玻璃砸碎，撕掉布告，并歪曲事实四处控告，同时给黄绍竑写信，黄绍竑则当面表示要为她“喊冤”；她还要求学校开大会赔礼道歉，恢复名誉，声称不达到要求就到处写标语，还要向世界人民呼吁。

　　整风运动开始后，谢昕又贴出“血泪控诉”大字报，要求恢复名誉，并在自由论坛大会上再次作出“血泪控诉”，企图赢得学生的同情。当大家以事实反驳了她虚假的控诉后，谢又贴出第二张“血泪控诉”大字报，说“旧的血泪未干，学校又在制造新的阴谋”。谢自知学校没有她造谣诬蔑的市场，还在西方记者面前献媚，通过歪曲事实、造谣污蔑的诽谤党和政府，造成极坏影响。

　　二、韩国屏

　　韩国屏是河北省龙关县干部业余学校教员。他1946年在太原工业学校读书时加入国民党，曾担任国民党区分部和区党部书记，在太原街头和电影院里进行过反共宣传。

　　1947年进入北京辅仁大学，同特务分子邢连仲勾结，破坏学生运动、迫害进步同学、殴打班会主席、破坏班会组织。辅仁大学进步学生范光斗被国民党反动政府逮捕后，一些进步学生曾积极营救，韩国屏、邢连仲多次追查参与营救的同学，迫使他们离开北京。1948年秋冬之间，国民党在北京大肆破坏共产党和进步团体的地下组织，和韩国屏同房居住的进步学生杨绍汉、高起飞等被迫离开北京后，韩国屏立即搜查他们留下的行李，对保存行李的人进行恫吓，追查杨绍汉等人的下落。

　　解放后，韩国屏的反革命活动并未停止。1950年，他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工作，兼任街道成人夜校教员，期间曾阻挠王淑贤参加军干学校和阻挠教师陈幼和入团，并公开散布反动言论，分别于1951年8月和10月被这两个单位开除。1952年在察南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工作，期间不断散布反动言论，还曾调戏妇女，导致该校全体教师联名检举他。1952年秋，韩国屏调到龙关县干部业余学校，期间再次公开煽动学生罢课，并拉拢部分教员排挤该校教导主任。

　　1955年肃反运动中，韩国屏被逮捕，他在被关押期间仍在犯人中进行煽动破坏，后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其后，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龙关县法院对韩国屏的判处稍重，撤销了龙关县人民法院的原判，将其释放。

　　三、粟青岩

　　粟青岩是广西省农业厅技术员，解放前曾担任邵阳三青团指导员、湖南省伪新闻处专员等职，期间曾负责审查长沙市新闻报道，发现刊进步言论立即予以查封，在他的迫害下，长沙市“实践报”被查封3次，“晚晚报”被查封1次。

　　长沙解放后，粟青岩仍坚持反动立场，继续撰写反动文章，被长沙市公安局逮捕。1950年9月，司法机关本着宽大原则将其释放，随后考入湖南农学院，学习期间仍造谣惑众，肃反时期再次被捕。

　　四、何治

　　何治，解放前曾任伪军排、连长，少、中尉副官，伪警局额外督察、所长，南宁市伪警局突击队副等职。任伪突击队副期间，曾于1949年10月亲率突击队员包围南宁师范学校，逮捕我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韦嘉魁、黄波洪、邓日红、韦明新等人。解放后留用期间，于1950年私卖军用电话机一架；并替伪警局督察长唐荫昌、伪警丘铁雄销售左轮手枪2枝，分得银洋10元。

　　1952年至1953年，何治被吸收到南宁市工程队工作，在此期间，仍在散布“变天”思想，极力造谣破坏。1955年9月20日被依法逮捕，后被判处6年有期徒刑。

　　五、董群辅

　　董群辅（原名董福开），时年83岁，国民党员。辛亥革命后，开始混迹官场；1927年蒋介石叛变后，曾担任贵州省第十区行政督察专员、江西省清党委员、保安司令部少将参谋和伪县长等反动职务。抗战期间，担任伪国民政府军委总司令行营法官。1946年至1949年4月，一直担任伪南康县参议长，期间曾霸占农民的渔塘、土地，骗取人民钱财，借故殴打工人。

　　江西解放后，他偷跑到广州，一直没有交代历史问题。后经各方调查，广州市公安局于1955年8月12日将其逮捕。在预审中，董群辅承认了部分罪行，当时因为他已年过80，丧失了反革命活动能力，决定不再追究，1956年10月15日被释放。

　　董群辅有个儿子叫董来英，基督教徒，原在广州海关工作；另一个儿子叫董来焘，是反动军官，因反革命罪被判入狱。在肃反运动中，董来英包庇反革命父亲和弟弟，并利用传道机会妖言惑众，散布“社会主义反对神，要不惜代价争取出路”等言论。当地公安机关于1956年1月将其逮捕，判处3年有期徒刑。

　　六、吴礽艺

　　吴礽艺，原是上海市第一医学院的学生。1949年秋，在上海震旦女中参加“圣母军”反革命组织；1950年，担任“圣母军无玷之母支会”副会长；1951年，上海取缔“圣母军”时，她拒不登记，并且在1951年和1952年，先后两次烧毁“圣母军”反动组织的“军旗”、“军卷”和“圣母军手册”等罪证。1953年，在反帝爱国运动中，她曾殴打、辱骂爱国教徒冯玉贞、王爱华等人。1955年“肃反”时，她曾把上海第一医学院某些有问题的天主教徒向组织交代的情况，“汇报”给反革命分子朱洪声（天主教神甫、已逮捕），并阻止严而良（教徒）交代问题。上海市公安局于1955年4月3将其逮捕。

　　吴礽艺被捕后，先后经过18次预审。在1956年2月以前的15次预审中，始终拒不认罪；一直到当年8月底进行第16次预审时，才陆续坦白罪行，并写了5次认罪笔录和悔过书。因她的罪行已经查证属实，公安局便在1956年2月23日预审终结后，送市检察院起诉。上海市司法机关考虑到她已有悔悟认罪表现，便在当年9月22日判决免予刑事处分，教育释放，返回原校继续读书。

　　七、凌宪扬

　　凌宪扬是国民党员、孔祥熙亲信，曾担任国民党中国航空公司业务专员、中央银行秘书、上海虬江码头经理、中央信托局印刷厂经理、沪江大学商学院院长、中央印刷厂总经理、国民党接收专员、沪江大学校长等职。

　　1936年1月，受孔祥熙密令，参加“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赴德考察团”，与希特勒政府签订“中德贸易密约”。1946年春，凌宪扬任伪中央印刷厂总经理期间，该厂所属上海各厂工人因要求提高工资而罢工，凌派人通知伪警察局进行镇压殴打工人，当场将20名工人逮捕，事后又将领导和积极参加罢工的125名工人开除。1948年底，伪财政部拟将中央印刷厂的机器全部拆运台湾，凌宪扬又勾结伪上海社会局局长吴开先镇压抗议拆运机器的工人，最终将该厂三分之一的机器运往台湾。此外，凌宪扬任沪江大学校长期间，曾多次破坏该校的学生运动。

　　由于凌宪扬罪行累累，上海市公安局1951年4月将其逮捕。后考虑到他犯罪多在解放前，被捕后能坦白认罪，因此，给予宽大处理， 1957年2月13日宣布不再追究刑事责任。

　　八、李庆余

　　李庆余曾在1941年至1945年充当日军翻译。农民姚福秀等5人被日寇杀害时，李庆余每次都在场当翻译；另一个被害农民王淑英，则由李庆余亲自搜捕；在日寇烧毁民房时，李庆余曾积极参加，并依仗日寇势力敲诈群众。但在解放后，李没有交代上述罪行。

　　另外，李庆余在其家乡——江苏松江县民愤较大，群众曾要求人民政府将他捕回原籍处理。1955年9月上海市公安局曾将其逮捕，在审讯中李庆余供认了以上犯罪事实。其后，上海市检察院和上海市公安局经过研究，认为李庆余所犯罪行均在解放前，当时年龄较轻，属历史罪恶，被捕后能坦白认罪，上海市检察院第一分院决定对李庆余案不予起诉，于1956年4月释放，回原单位继续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