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竺可桢看民国时期高级知识分子的政治倾向

　　由于历史原因，出身民国的高级知识分子多数都存在一些政治问题。这些人解放后有的埋头科研，一直平平安安，所谓文革“迫害”纯属夸大其词；有的则因个人恩怨、宗派斗争、争权夺利等原因介入政治运动，历史政治问题随即成为硬伤，由此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由于资料缺失，我们很难对其逐一分析，只能窥斑见豹，以竺可桢为例，了解民国时期多数高级知识分子的政治态度和政治倾向。

　　一是亲戚多是反共人士。民国时期能接受高等教育，多数是地主、富农、资本家、军官、高级知识分子等家庭的子女，这些家庭一般有较高的地位，家庭成员许多比较反共。竺可桢的家庭同样如此，其亲戚要么是党政要员，要么是坚定的反共人士，如妻姐张默君曾任民国政府立法委员、考试院考选委员会委员、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等职；妻弟张元祜曾任国民党总参谋长办公厅主任，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少将参事、参谋厅副厅长、代厅长，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中将高参兼第一厅代厅长等职；两个连襟，一个是原黄埔军校政治部代主任、民国立法院副院长、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主任委员的邵元冲，另一个是28岁任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次长，后任民国驻德公使、驻日大使、安徽省政府主席等职的蒋作宾；续弦妻子陈汲的哥哥陈源则公开反共。

　　二是朋友多是反共人士。由于竺可桢长期担任浙江大学校长、中央气象研究所所长等职务，所以与朱家骅、胡适、傅斯年、陈布雷、王世杰、翁文灏等国民党高层交往甚密。蒋介石每次失意或下野，都喜欢回浙江奉化躲避政治风波，与竺可桢来往频繁，蒋介石对浙江大学也很支持，多次到浙江大学视察，竺可桢每次都认真接待。

　　三是对国民党寄予厚望。国民党北伐后，尽管国民党统治阶层弊端百出，但相对于北伐前的军阀割据和混战局面，国家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竺可桢终于在国民党身上找到了久违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由此长期对国民党寄予厚望，积极参加国民党领导的各项工作。

　　四是“西安事变”中拥蒋。竺可桢通过报纸得知“西安事变”后心急如焚，发电敦促张学良、杨虎城尽快释放蒋介石，私下里反对张扬与中国共产党结好，对蒋介石监禁张学良10年的处分非常支持。

　　五是多次参加政治活动。抗战爆发后，竺可桢奉命到牯岭参加庐山谈话会；抗战时期，又在王世杰邀请下加入三青团，并担任三青团中央监察委员，同时以指导员身份参加国民党高级党政训练班；解放战争时期，竺可桢又当选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委员。

　　六是加入三青团、国民党。竺可桢自1936年4月至1949年4月一直担任浙江大学校长。任浙江大学校长期间，曾于1938年5月和1939年3月两次拒绝加入国民党，但1943年4月加入三青团，1944年8月加入国民党，而此前民国大学校长中，只有他一人不是国民党党员；1945年5月，被评为国民党“全国最优秀党员教授”。

　　七是支持国军打败解放军。因为竺可桢从未与共产党接触，受民国政府宣传的蛊惑，他把共产党看作苏联和斯大林的傀儡，因此，解放战争中，竺可桢虽然以“抗战惨胜、国民疲敝”等理由谴责国民党发动内战，但同时又坚决支持国民党打败共产党，还多次谴责“共产党造反”。解放战争后期，当看到国民党节节失利后，内心郁闷彷徨，尤其在深感绝望的陈布雷、戴季陶相继自杀后，心情更加悲观，他还亲自参加迎接陈布雷灵柩回浙江的活动。

　　八是关键时刻突然转向。随着国民党败退台湾，竺可桢经过痛苦思考，开始支持共产党。原因有三：一是因为浓厚的故土情节。当时竺可桢已年近6旬，故土难离，而且对蒋介石偏安台湾的小朝廷并不认可，因此不愿跟随国民党去台湾。二是因为共产党对他的争取。竺可桢留到大陆有三大顾虑，即深厚的国民党背景、对共产党及其意识形态思想并不认同、与共产党并无直接接触。当时，中共杭州地下党员徐良英为留住竺可桢，先以“中共杭州专委”的名义给竺可桢写信，后发动全校浙大师生为竺可桢祝寿，竺可桢感受到共产党的善意，最终决定留下。三是竺可桢对左派学生的保护。竺可桢对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十分反感，但对国民党镇压也很反感，因此，多次想方设法营救被抓学生，使得共产党和左派学生对他很有好感。

　　竺可桢解放后长期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他潜心学术研究，即便文革时期都未中断，1962年6月还加入中国共产党，这对于一个有深厚国民党背景的省部职高官，确实是个传奇。、

　　（2022-3-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