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渝川 | 迷信和谣言，如何成为法国大革命的先声？

　　原编者按　无论是路易十五、路易十六，还是法国18世纪大部分时间的其他掌控权柄的政客，都没有路易十四那样的威望，外交和军事领域谈不上有什么突出的成就，这使得王室无法凭借文治武功来激发民众的国王崇拜情绪——同期的中国清王朝，乾隆皇帝竭力包装宣传自己的十全武功，营造内外宾服的政治氛围，目的也在于此。

　　所评图书：

　　书名：《法国大革命前夕的舆论与谣言》

　　作者:(法)阿莱特·法尔热

　　译者：陈旻乐

　　出版社：文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年4月

　　路易十四死后，路易十五未成年时的摄政期期间(1715-1723)，摄政王奥尔良公爵腓力二世遭致了大量的舆论非议。这成为了法国王室威权衰微的起点。

　　摄政王殿下被非议，倒也不能说纯属无辜。约翰·劳运作的密西西比公司最终沦为巨大泡沫，让巴黎和法国其他城市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在财产上受损严重。不仅如此，因为密西西比计划是向北美的密西西比地区大量移民，来完成淘金计划，所以法国警方当时满大街的搜捕流浪汉和乞丐，再后来甚至不加区分的搜捕平民，用以输送到遥远的路易斯安那，此举最终引发了大规模的骚动。

　　这一时期的历史记录者大量记录宫廷生活，既包括宫廷权贵有意呈现给公众的奢华庆典所展现的等级尊贵内容，但更多的是宫廷丑闻，如摄政王荒淫无度的具体细节。“宫廷的华美形象崩塌，在这样日常而公开的奢靡之中，大厦将倾……”。

　　正是因为感知到公众情绪的巨大变化，所以法国王室和政府开始在18世纪20年代安排警察，设法探察各种传闻和谣言。法国历史学家阿莱特·法尔热在其所著的《法国大革命前夕的舆论与谣言》一书中通过查阅18世纪的法国居民日记、警察报告、手抄新闻、回忆录和巴士底狱档案，向读者展现出1789年法国大革命中剧烈甚至近于狂暴的公众情绪，是如何在几十年间被不断累积而成的。阿莱特·法尔热指出，旨在探察民间传闻和谣言的秘密警察，“他们负责在某些公共场所(散步广场、小酒馆、公园、广场和十字路口)窃听关于国王和一些重大时事的议论”，逐渐成为一种言论迫害，让巴黎等法国都市居民所深切惧怕——而这导致了王室与民众出现了致命的离心离德。

　　书中叙述指出，1730年开始，法国秘密警察受到的密探报告中，就已经明确指出“一直被排除在政治之外的公众言论逐渐带有越来越明显的政治倾向”。法国民众中的活跃者已经不再满足于制造八卦新闻，而是更进一步，撰写虚假的政治新闻。当时的巴黎甚至出现了专门的“新闻制造”产业链，有人负责挖掘或编造新闻，有人专攻文学或是戏剧，还有人专司到城市里各处传播消息，甚至有人向王室和贵族的佣人、随从、跟班、门卫还有马夫们购买“小道消息”，然后再进行改编渲染——很多时候，宫廷贵人也娴熟的借助上述谣言机制，有意对外泄露宫廷秘闻，“出口转内销”，借以达成自己的政治目的。

　　尽管法国警方严厉打击这类半真半假的手抄新闻，成效却并不能令人满意。在谣言基础上建构起的公众舆论，对于王室带有天然的敌意，如果说当时的法国王室在民间仍具有较强的合法性基础，也将随着时间推移使得自身的合法性被不断销蚀。

　　《法国大革命前夕的舆论与谣言》这本书也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为什么当时的法国人尤其是首都巴黎的民众，如此热衷于各种谣言的传播?为了解答这个问题，书作者分析了当时巴黎等法国城市的公众舆论的特征，指出其带有很强的多变性与碎片化特征。许多谣言被制造出来后，传播中不断发生变化;而碎片化表现为谣言信息不受等级和阶层约束，表达公众对于过去以来带有神圣性的王室、贵族、宗教的嘲笑、玩笑与愚弄等情绪。

　　虽然法国秘密警察努力工作，经常会将谣言传播者关进巴士底狱，并处以类似于今天社交网络平台给予违规用户的销号的禁止出版的处罚，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查禁方式显得缓慢低效。当时的法国正进入由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向着发达的手工业与城市主导经济和社会的阶段，王室和政府还不习惯如此管理如此之多在城市聚集的自由民，也显然不掌握一个多世纪以后才由美国、苏联、德国等国家创造出的公共宣传的术语体系。书中指出，很多时候，政治谣言接近荒诞不经，但编造者会通过撰写故事的方式，“为难以支撑的现实提供有效支撑”。

　　那么，公众参与传谣的目的又是什么呢?书作者认为，当时的巴黎等法国城市的民众有着“自己的领域”和“他者的领域”，前者指的是民众经常去的地方、生活必需的事务，而后者指的是君主的领域。传统体制下，民众“自己的领域”和“他者的领域”是不相交的，但在18世纪这一时期中，“信仰与迷信和启蒙运动掺杂在一起”。“自己的领域”与“他者的领域”深深的交织在一起，如国王、摄政王的“失德”，被认为引发了天灾，导致饥荒，这当然是民众所无法赞同的。法国的国王要借助宗教信仰仪式来强化自己的合法性，就不能不忍受同样基于蒙昧而得出不利于王室的批评。

　　更重要的因素是，随着巴黎城市规模的扩大，这个城市当时还没有之后完善的公共设施配套，物价飞涨、粮食短缺带来的生活压力，与王室、贵族奢靡放荡的生活方式相对应，让民众怨气越来越大。这种情况下，法国的秘密警察无论如何努力，巴士底狱的容量也远远不够用。

　　当然，还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路易十五、路易十六，还是法国18世纪大部分时间的其他掌控权柄的政客，都没有路易十四那样的威望，外交和军事领域谈不上有什么突出的成就，这使得王室无法凭借文治武功来激发民众的国王崇拜情绪——同期的中国清王朝，乾隆皇帝竭力包装宣传自己的十全武功，营造内外宾服的政治氛围，目的也在于此。而乾隆之后的几任皇帝，即便不遭遇“鸦片战争”的冲击，也很可能因为拿不出像样的功业，而在民间被视为无能的君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