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的另一面——80年代初国企工人的段子

　　资料来源：

　　《当前我国工人阶级状况调查资料汇编》1-3册(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理论组/中华全总办公厅 编)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8月版(内部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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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号高炉老工人党员李玉发说：“本世纪末实现四化不可能，领导私心太大了，领导私心不化，四化难化。”

　　如原料车间工人门福德，51岁，1950年入厂，9口人住一间15平方米的土坯屋，两个女儿住在厨房间壁的一个近6平方米的地方，大儿子、儿媳、孙子和老俩口以及两个参加工作的女儿共7口三辈睡在一铺坑上。门福德含泪对调查组的同志说：“我入厂32年，现在不愁吃，不愁穿，只愁住，有时愁得都不想活了。”

　　老工人“三到顶”——年龄快到顶了(快退休了)、工资到顶了、技术到顶了，想退出一线，图个清闲，这种情况较为普遍。

　　大型厂有些工人当着支部书记的面就讲：“跟着党支部，天天尽义务;跟着工段长，月月多得奖。”一些政工干部畏难地说：“嘴皮磨成泡，不如一张‘老头票’(指人民币)。”

　　据调查，有15%的青年工人羡慕或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有些青年公开说：“青年不乐，一生白过”，“年轻不美，老了后悔”，“人生不浪，白来一趟”，“咱们这一代人生下就挨饿，上学就停课，毕业又下乡，回来才就业。现在来点实惠的吧，别当四化的牺牲品了。”他们把“实惠”归纳为“四大讲”——吃的讲营养，穿的讲漂亮，用的讲高档，住的讲宽敞。

　　——《关于鞍钢部分职业状况的调查报告》1982年4月22日

　　有的说：现在是“社会主义的样子，资本主义的路子，封建主义的影子，官僚主义的作风，我们不能再被愚弄了”。

　　第五类，思想空虚，工作消极，纪律松弛，作风散漫。这部分人大都是1976年以后接班顶替进厂或从社会待业青年中招工进来的。他们“在校闹了几年，下乡混了几年，回城逛了几年”，极端自由散漫，被称为“一无理想，二无文化，三无技术，四无礼貌”的青年。他们当中有些人的人生“哲学”是“人生一世，吃喝二字，青春不乐，一辈子白活”。他们的纪律性很差，很多人是“上班点个卯，中间到处跑，师傅说不听，领导管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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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在我们调查的40多名中年工程技术人员中，90%的人反映，落实政策好是好，中、小知识分子实惠少。其中一人说：“现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老知识分子落实在钱上，中年知识分子落实在纸上，小知识分子落实在嘴上，还是风声大，雨点小，看不见，摸不着。”他们反映现在是“三难一低”：住房难，入托难，成才难，工资低。

　　有的技术人员说：“先专后红经济实惠，先红后专一事无成”，“说一千，道一万，还是业务保险，政治危险”，“我们还得靠技术吃饭”。

　　一些科研设计人员在争房子，要“牌子”，顾孩子，捞票子。

　　03

　　如何提高职工的主人翁责任感，是这次调查的主要问题之一。然而调查中听到的，首先是主人翁地位问题。有的工人问调查组人员：“工人现在到底是不是主人？”有位老工人说：“我们过去是主人，现在不是。”有的说得很难听：“工人干活时是主人，分房子时是仆人”，“现在谁当厂长谁是主人”。有的甚至说：“工人是活工具，没有社会地位，除了干活啥也没有”，“工人阶级现在是社会的最底层”。

　　为了使子女顶替就业，不少工人提前退休。……有人痛心地说：“退掉一大批财富，接进来一大批包袱。”

　　有些知青愿来就来，愿走就走，“一走一串，一呆一片，一遛一天”，或者“上班到，中间无，下班再来转一圈”。

　　——《关于南京无线电厂职工队伍状况的调查报告》1982年4月

　　老职工的子女大都到了结婚年龄，但住房紧张，加上社会上大操大办的不良风气影响，使老职工负担更重，许多老职工说：“子女结婚老子发昏”。……其中有的为了子女顶替，不到退休年龄就提前退休了，有的到社会上挣大钱。这个问题，对职工队伍影响较大。许多老工人对年青工人的生活方式看不惯，认为是“山草驴变蚂蚱，一辈不如一辈”，对青年一代的教育缺乏信心。

　　还有的同志说：搞生产技术的是人参，越老越值钱，搞政治工作的是丝瓜，越老越空。

　　许多政工干部反映，现在工作中心转了，教育内容新了，方法变了，要求高了，新方法不会用，软办法不顶用，硬办法不敢用，老办法不能用。

　　——《关于大连造船厂职工队伍状况的调查报告》1982年4月5日

　　有的人对四化信心不足，故意把四化说成是“干部特殊化，资产阶级电气化，工人贫困化，农民自由化”。

　　有的同志不愿搞政治工作，说：“技术干部是牡丹花，管理干部是玫瑰花，政工干部是喇叭花，纪检干部是苦菜花”。

　　——《关于上海第十七棉纺厂职工队伍状况的调查报告》1982年4月

　　许多工人反映：他们有“四愁”，即愁家属住房，愁子女就业，愁家属落不上户口，愁找不上对象。

　　一些老工人的主人翁责任感减弱了。有些人考虑个人问题较多，感到“年纪到头，级别到头，工资到头”……

　　一些老工人……说：“我们的心病有三愁，一愁子女就不了业，二愁住房困难解决不了，三愁子女结婚花不起钱。”有的老工人为孩子顶替，忍痛提前退休;有的老工人因住房紧张，引起家庭不和，被迫搬出来另住。有的老工人为孩子结婚花几千元，用掉了一生的积蓄。有的人说：“在旧社会我是给地主当长工，现在为儿子当长工，到头来还是一个一无所有的无产者。”

　　他们(来自农村的中年工人)对农村实行责任制欢迎，但对一些地区给无劳力的工人家属分责任田反映强烈，说这是“富了农民，坑了工人”;“大片土地小片化，农业何时机械化，穷的穷，富的富，会两极分化。”……有的说：“我们是最累的人，又是最穷的人。”……不少人还在农村承包了责任田、口粮田，既要在矿上做工，又要回农村种地。他们说：“过去是以煤为业，现在要亦工亦农，心挂两头，身在矿山，心在农村。”他们反映每年有三急：“清明急下种，夏至急夏锄，中秋急秋收。”

　　许多人认为：“入党没有别的好处，多开会，多交货(党费)，多干活，多受累。”

　　过去工人是以矿为家，爱矿如家，现在有些人是“矿上有啥，家中有啥，家中没啥，矿上去拿。”

　　目前，有些职工……“少干点、多挣点、晚来点、早走点、工作轻闲点”。

　　有些职工是非界限不清，对一些错误和丑恶的东西，不仅不去斗争反而同情和赞扬，如该矿工人刘二元，因儿子患病，医治无效死亡，他身捆炸药炸毁医院工作室，医生护士死伤17人。对这种严重犯罪行为，有不少工人不但不愤慨，反而赞赏支持，把他称为“董存瑞式的英雄，新时期的爆破手”，并编出顺口溜说什么“学习英雄刘二元，背上‘点心’炸医院”。

　　——《关于大同煤矿职工队伍状况的调查报告》1982年4月21日

　　(物探公司地震队某工人)不安心地震队工作，加上婚姻问题难以解决，思想负担越来越重，对个人前途感到失望。于是经常借酒浇愁，平均每月喝酒15斤左右，他说：“地震工人一声吼，找个老婆没户口，整天和草垫子交朋友，吸烟喝酒解忧愁。”

　　有的说：“这些事咱工人也管不了，也别想那么远了，干好工作就行了，还是领导管线，工人管干哪。”

　　钻工们反映，他们有“四愁”：年轻时愁找对象难，结婚后愁落户难，落户后愁住房和上下班难，年龄大了愁出井队找个合适的工作安排难。

　　现在对青年人的兴趣层层限制，穿衣服说我们洋，听录音说我们黄，恋爱跳舞说我们狂，而你们什么活动也不组织。

　　——《关于大庆油田职工队伍状况的调查报告》1982年4月30日

　　子女就业问题是当前一些老工人最感头痛的事。……夫妻两地分居的工人还有一定的数量。他们在填写书面调查时叹道：“两地分居十八载，牛郎织女何时休”。

　　04

　　(第四类青年工人) “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无酒喝凉水”。

　　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工人既然对政治不关心，那么，为什么对党的重大方针、政策能如此了解，如此熟悉呢?我们初步考虑……工人有句顺口溜，能部分反映这方面情况，叫做：“你报告，我睡觉，说什么，我知道，还是生产安全老一套。”

　　有人说：刚解放时，工人农民对党的号召，雷厉风行地干，现在也动，但差远了。有人说：“现在是上头急，下头盼，中间拖着没法办。”……也有人认为是“空口号”，本世纪不可能实现。他们说：实现“四化”主要靠青年人，而青年人是“干劲差，觉悟低，肚子里边没东西”，哪里能实现得了呢?

　　有的说：“光说调车作业艰苦、危险、岗位光荣，但他们的子弟为什么不来光荣一下!”有的说：“让我们安心工作，他们后台硬的不来干，后台软的转一转，我们没有后台的瞪眼看，谁能安心?”

　　——转引自《关于郑州铁路局职工队伍状况的调查报告》(1980年5月15日)

　　附：这个调查中有一部分题为“工人队伍的劳动态度和目的性”，谈到一个令调查者颇为不解的问题：“做好本职工作，保证安全”这两句话，是同我们谈话的大多数工人的共同语言，使我们很受教育。但，这是为什么?既然工人同志们有如此多的不满，“觉悟”又低（表现为“劳动目的性不明”，极少人会说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就算书面问卷中填了为“实现社会主义强国”的也就49%，半数而已；“为了挣钱”和“雇佣观点”者不在少数）……工人“每个月只有6天到8天下班时能进家门……他们形容自己的生活为三个字，‘吃、睡、走’。在这样的条件下，有些人下班后，也发牢骚，讲怪话，骂街，可是一上车执行任务，照样完成任务，努力保障安全，胜利度过一个工作循环。……”

　　现在，职工群众对党风问题反映很强烈。譬如，纺织工业公司一些青工说：“我们拼死拼活干四化，不如人家有个好爸爸。”

　　——《南京市工交系统职工概况》1982年3月10日

　　本厂职工、学生中……一小部分人……认为“人生在世，吃喝二字，年轻不风流，老了变寿头”。……什么“吃喝营养化，穿着时髦化，住房电气化，行走自动化”，并为此到处钻营，甚至干出损害国家和集体利益的事。

　　——《上棉二十二厂关于加强对职工的共产主义教育的七个发言材料》1982年2月2日

　　还有极少数青年即社会上经常见到的、引人注目的“土华侨”，约占青工总数的1.5%。这些人的班后时间常常是在街头巷尾游荡，因而受到群众的鄙视和嘲笑。群众称他们为：看破红尘的“僧人”、胸无大志的“凡人”、土生土长的“洋人”和目空一切的“狂人”。

　　(青年班后生活对某些领导)“讲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而对义务劳动却相反。大庆式企业某砖瓦厂党总支的一位副书记也承认：“我们过去是只抓砖头，不抓人头。”

　　——共青团南京市委军体部《关于青工业余生活的调查》

　　列宁曾经指出，“觉悟是从物质利益中产生出来的”。解决需要是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在一定意义上说，不讲需要，不研究需要，不逐步解决人们的合理的需要，就会失去群众，失掉民心。

　　也有的青年这样认为：“过去学党史，只知道十一次路线斗争史，只知道党内出了不少野心家，阴谋家。学了《决议》而感到我们的党确实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而一些持不同政见者，也抓住房子问题大做文章，离间职工与党的关系。例如，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有一个地下刊物，他们的第一期第一篇文章就是——《中国人缺乏体面的房子》借题发挥，与我们争夺群众。

　　资料来源：《当前我国工人阶级状况调查资料汇编》1-3册(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理论组/中华全总办公厅 编)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8月版(内部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