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途 | 文化与政治的较量：读马勇著《中国圣雄：梁漱溟》

　　梁漱溟一生跌宕起伏，始终如一的是他追求真理的精神和讲真话的品格。批林批孔期间，他很长时间保持缄默，一是因为他自己还没有彻底想明白，二是他也要小心政治斗争的漩涡，他虽然保持缄默，仍然声明自己是“保留意见”。

　　梁漱溟年轻的时候几度轻生，后来却锻造了坚强的心性。当红卫兵占领了他的正房，自己和妻子屈居在阴暗狭小的仓房的时候，他白天打扫街道厕所进行劳动改造，晚上仍可以安心写作自己心仪的著作。

　　梁漱溟在抗战时期和内战期间逐步了解了共产党，逐步认清了国民党的真面目，也和毛主席结下了友谊，建国初的几年，梁漱溟和毛主席每个月总要见1、2次面倾心长谈。后来，由于梁漱溟的自负和成见，他和领袖的友谊戛然而止。梁漱溟晚年对毛主席的政治远见和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成果非常信服，说“共产党实现了我的理想”，深刻反思自己的唯心主义和脱离群众。1972年12月26日，在毛泽东80寿辰的时候，梁漱溟把自己晚年精心写作的《中国-理性之国》(pp415)手抄本做为寿礼献给毛主席，从对梁漱溟性情的了解，这应该不是他违心所为，而是五体投地的表现。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如果梁漱溟看到今日中国，不知又做何感想。

　　梁漱溟1893年出生于北京。祖籍广西桂林。梁漱溟的曾祖父(梁宝书，进士)、祖父(梁乘光，举人)和父亲(梁济，举人)都通过科举而在朝廷任职。

　　1、书生走入农村与教育，与政治相生相克

　　1.1 在山东创办曲阜大学，尚未成立就宣告失败

　　1924年，梁漱溟参与创办曲阜大学，起草办学主张(p113)：

　　一、办曲阜大学的旨趣是想取东方的，尤其是中国的学术、文化之各方面做一番研讨昭宣的功夫，使它与现代学术思想接头，发生一些应有的影响和关系。

　　二、 将创办的曲阜大学一则没有宗教臭味，二则也不是存古学堂，而且并不愿悬空地谈什么中国哲学、印度哲学。所以将来办大学最先成立生物学系和数理学系，为是要对于现代学术做彻底研究，再及其他。

　　半年尝试即告失败，梁漱溟决定三年不再出山。不过，曹州办学期间采用的“朝会”(pp125)制度流传下来。

　　1.2 在广东办乡治讲习所的构想未能成为现实

　　1924年春(pp142)，国民党在孙中山的主持下进行改组，联俄容共，致国民党赢得一次重大转机。1925年，李济深所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他任军长，并与蒋介石合作统一了广东。1927年底，国内的政治局面因为国共两党的冲突而发生巨大变化，李济深经过与蒋介石的初步分裂等一系列事件的教训，开始回味起梁漱溟当初讲的那些“怪话”(pp145)，极盼梁漱溟出山协助。梁漱溟担任广东建设委员会主席，欲以讲学从政合二为一。“政学合一”(pp146)的判语不仅道出梁漱溟此时的心迹，而且实际上也揭示了梁漱溟此后全部教育活动与政治活动的主旨。1929年，蒋介石对桂系的打击(pp156)，特别是将李济深囚禁在汤山，激起两广方面的激烈反抗，此后，两广之间，战祸连年。既然政治靠山李济深已经离开广东，那么梁漱溟就没有去广东的必要了，梁漱溟在广东办乡治讲习所的构想未能成为事实。

　　1.3 河南村治学院仅存半年

　　1929年，梁漱溟参与河南村治学院的创建。创办者除王朝俊外，还有彭禹庭、梁耀祖、王柄程等人，此三人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乡村建设运动中著名的“三剑客”(pp158)。彭禹庭任院长，梁耀祖为副院长，王柄程为总务长，梁漱溟为主任教授和教务长(pp161)。

　　在梁漱溟看来，所谓“乡治”或“村治”，全然不是什么当今建设事业之一，或什么训政时期的一种紧要的工作，而是一种最实在的文化运动(pp162)和“最后觉悟”(pp163)。

　　在梁漱溟等人的积极筹备下，经冯玉祥、韩复榘(ju)等负责人的允许，河南村治学院于1929年冬在当时的河南省府开封正式招生，录取240学员，于1930年1月在百泉校址开学(pp165)。实行：(1)军事管理;(2)天天上课;(3)班主任制;(4)学生天天写日记;(5)学生自治。

　　不料，才开学半年，内乱就起来了，“中原大战”爆发，1930年5月，河南地方军阀张钫宣布停办。

　　1.4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七年“辉煌”

　　1931年，韩复榘任山东省主席，邀请梁漱溟把河南的经验搬到山东来。

　　1931年6月15日(pp171)，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正式开学，学员来自邹平等27个县，每县10人，共270人。一年结业。

　　院长梁耀祖，副院长孙则让，下设研究部、乡村服务训练部、邹平实验县、农场、社会调查部、医院卫生院和图书馆等。梁漱溟任研究部主任。

　　至1935年，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先后在山东邹平、河北定县、江苏无锡举行三次全国性等会议(pp175)。

　　在梁漱溟看来，中国是一个农村社会，一切问题等根源必归于乡村，只有真正解决了乡村问题，只有农村获得真正的恢复和重建，中国的其他问题才能获得解决，政治、军事、经济实力才能获得真正的加强，也才有力量抵御包括日本在内的强邻或帝国主义的入侵(pp182)。

　　1937年10月13日，日军攻下平原，离济南已不远，韩复榘为了保存实力采取不抵抗政策，准备迁离省府(pp194)。10月16日，梁漱溟将为之奋斗七年之久的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结束事宜做了交待，离开邹平。

　　梁漱溟对韩复榘不抗战非常失望和气愤，多次向蒋介石告状。1938年初，蒋介石以开军事会议为名召韩复榘到开封，将他逮捕，押往武汉，将其处决(pp197)。

　　2、书生参与政治，纸上谈兵

　　从抗日战争之初，一直到抗战结束，直到内战爆发，梁漱溟一直希望促成国共和谈和和平建国。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梁漱溟等认为不能对国民党和共产党有任何偏颇，所以，应该建立一个“第三方”。从“统一建国同志会”，到“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梁漱溟一直做为主要操心的人在国共两党之间奔波，梁漱溟真诚和善良有嘉，但是，这个内部也并不团结的“第三方”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棋子。在那个时局之下，“第三方”实在是一种一厢情愿的天真想法，国民党和共产党之所以可以对峙，是因为各自拥有军队。

　　当然，有“第三方”存在，国共两党之间的互动有个缓冲，但是，这对时局发展几乎不起任何决定作用。

　　3、与毛主席的较量与友谊

　　3.1 延安印象

　　1938年1月，梁漱溟拜访延安(pp198)，待了18天。梁漱溟一行参观了政府机关，对边区的民主政治、平等精神、欢乐气氛都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延安的学习似有六处，即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党校、鲁迅示范、机械学校等。这些学校不同于现代正规教育体制，但却合乎梁漱溟多年来的教育思想。……延安的各项人等，生活水准都差不多，没有享受优厚待遇的人，是一种好的风气。人人喜欢研究，喜欢学习，这又是一种好的风气。爱唱歌，爱开会，也是一种风气。……天色微明，从被窝中坐起，便口中哼啊抑扬，此唱彼和，仿佛一切劳苦都由此而忘却。凡此印象，都与梁漱溟先前的教育主张和教育实践相类似，故而引起他内心深处的共鸣和认同(pp199)。

　　毛泽东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与梁漱溟长谈六次之多，最少2个小时，最长的两次通宵达旦。

　　3.2 梁漱溟 PK 毛泽东

　　从对旧中国的认识、对时局的判断、对中国前途的认识这三个方面，毛泽东凸显了政治家和革命者的超凡的思维能力、判断力和雄才伟略。

　　(1)   个人主义从哪里来?

　　梁漱溟强调西方近代社会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抬头，是因其集团生活中过强干涉的反动而来，如宗教教会、民族国家等。对此，毛泽东持否定的态度，他认为是从资本主义而来。(pp202)

　　(2)   经济关系

　　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的经济，是伦理本位的经济：夫妇、父子共财，乃至祖孙兄弟亦共财(pp202)。

　　在毛泽东看来（pp203），梁漱溟的所谓“伦理本位的经济”实质上是一种封建经济，所谓“共产”的特征云云，只是一种建立在封建剥削关系上的家庭共产主义。毛泽东认为，梁漱溟所说的伦理政治的目的不是为别的，全为维持封建剥削，不是大家相安，而是使地主阶级相安，大多数人则不安。

　　(3)伦理与阶级

　　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中为伦理关系所下的定义是情谊关系，亦即表示相互间的一种义务关系。在他看来，这种义务关系铸就了中国人极其高尚的人生观：在情感中皆以对方为主，彼此互以对方为重；一个人似不为自己而存在，乃仿佛为他人而存在着（pp203）。……而毛泽东根据自己对社会的观察，认为地主对农民无情谊，并不尊重对方，农民为地主而存在，臣为君、妻为夫而存在，并无所谓地主为农民、君为臣、夫为妻而存在。

　　(4)社会发展观

　　梁漱溟认为，“中国问题并不是什么别的问题，就是文化失调，是极严重的文化失调。”（pp204）

　　 毛泽东认为，从人类社会文化形态的演变看，其历史总是不断进步，一层高于一层，封建社会的农业文化当然高于游牧文化，近代以来东西方社会文化的碰撞极其中国的失败，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高于封建社会。(pp205)

　　(5)革命与改良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中，主张走改良主义的路，不是革命的路。强调“职业分途，伦理本位”，暗含的意思就是中国社会不存在鲜明的阶级对立和阶级冲突。(pp206)

　　毛泽东认为，改良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社会需要彻底的革命，而中国革命的历史重任已落在中国共产党身上。而在那个历史阶段的三大法宝是：党的领导、武装斗争、统一战线。(pp206)

　　4、 “共产党实现了我的理想”

　　解放后，1951年，毛主席建议梁漱溟去南方乡下看看农村土改运动，5月，梁漱溟一行去了四川。几个月亲历土改，梁漱溟说(pp324)：“土改不但改变了人与土地的关系，同时也改变了人与人的关系。”当然，梁漱溟也看到了斗地主中的过激行为，可谓是一场阶级复仇。从土改的问题中，梁漱溟也认识到，中国革命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因为农民从来不能单独完成任何“革命”。在中国历史上，被统治被剥削的人民不是不能做打破现状的事，但不能就以打破现状称之为“革命”(pp325)。真的革命必须一面在意识上针对旧的社会秩序(法制礼俗以致道德)，有其新的理想要求(民主、共产)，更一面在社会(经济上)事实上有变革的要求。

　　现在梁漱溟不仅信服中国革命只能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而且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群众运动进行革命的艺术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常感叹：“自古以来有群众，自古以来有领导，但却没有领导与群众结合得这样好的。”(pp327)

　　5、为农民叫苦：梁漱溟再次PK毛泽东

　　1953年9月，梁漱溟参加全国政协第十九次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做的《关于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梁漱溟发言，此次发言导致他沉寂20年(虽然工资、待遇和住房几乎一直照旧)：“过去二十年的革命全在于发动农民、依靠农民。依靠农民革命所以成功在此，而农民在革命中亦有成长，但进入城市后，工作重点转移到城市，成长起来的农民亦都随着到了城市。一切较好干部都来城市工作，此无可奈何者。……今天，工人九天，农民九地，农民往城里跑，不许他跑。人力财力集中城市，虽不说遗弃吧，不说脱节吧，恐多少有点。然而农民就是人民，人民就是农民。……”(pp339)

　　毛泽东严肃地说(pp341)：

　　“有人反对我们的总路线，替农民叫苦，大概是孔孟之徒吧。

　　“然须知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

　　“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

　　6、一生真性情

　　1973年，全国开展“批林批孔”，梁漱溟一致保持沉默，1974年1月28日，梁漱溟在政协学习会上被逼无奈发言要求继续保持沉默，说：“我尊重领导，同时尊重我自己。”并补充，尊重自己就是尊重自己的人格，人格就是：表里如一、光明磊落。(pp421)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曾经形成一个不大不小的“梁漱溟热”。(pp437)

　　梁漱溟晚年最心仪的是自己最后的著作之一《人心与人性》，书中用不少篇幅解读辩证法与唯物论、主动性与能动性、计划性与理智等，已经不再是以前那个以佛学和儒学为主要线索的梁漱溟了。(pp439)

　　1988年6月23日，梁漱溟先生辞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