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式发展是历史的常态
中国特色是个很时髦同时也是很神奇的话题,这大概归因于中国漫长的文明史。西方需要从希腊、罗马那里找寻民族根基,中国则完全不需要,翻一翻二十四史就差不多了。但怎样定性从秦到清这段王朝历史呢?究竟是不是封建社会呢?还是让人很费思量的事情。
周王朝实行分封制,中央对地方并无很强的掌控力,长此以往春秋战国是迟早要到来的。其实战国七雄都发生过严重内乱,战国起点也是赵韩魏三家分晋,如果没有秦国扫六合,我更觉得大国变小国以至无限分裂下去才是历史的常态。但却是最为落后的秦国改变了历史走向,为何呢?正因为秦国落后,它才完成了商鞅变法废井田、开阡陌、奖励耕战的壮举,它才用它的铁血统一了中国。
秦王朝奠定了中国的政治制度,也可以说是法治精神较彻底的朝代。这样的朝代却被骂了上千年,从焚书坑儒这样的事情上可见一斑。当国家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之时,必然触犯名门望族的利益,只要有陈胜、吴广这样的带头者,后面的势头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关键还在于秦王朝没有培育大批的人才实行新的统治制度。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是政治统治的关键问题,直到现在还困扰着当局者。在唐代之前,地方州郡太守的权力还是非常大的,这就导致地方割据的形成。袁氏四世三公、太原王家、关陇军事集团就是典型代表。从宋代开始,地方大员的权力受到限制,胥吏登上历史舞台,官员贪腐就成了大势所趋了,即使朱元璋铁血反腐也无济于事。没有了州郡长官的牵绊,地方上开始形成土豪劣绅集团,地方性的财团开始形成,晋商、徽商、浙商从此占据历史一角。最后发展到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地步。这样的政商关系在《让子弹飞》中有形象的描述,如今我们依然处于这种怪圈之中。
我们都认为中国封建王朝重农抑商,我是不认可的,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毕竟我们开拓了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只不过我们实行的是官僚资本压倒一切的制度。由中央掌握国家的经济命脉,才能有效的制衡地方,实行救护百姓的制度。中国著名的王朝周期律也在于中央政府逐渐失去财政主导权,导致无法安置流民,流民造反推翻政府。宋朝以后,政府权力下降,商人逐步填补了权力真空。这些商人带有地方特色,是地方政治势力的代表。发展到明代,政治、经济势力形成合流就,结成东林党,对明末政治影响很大。清王朝时,中央打击商人集团,只能靠文字狱杀鸡儆猴了。到了清朝末年,洋务运动是清王朝政治控制力下降的标志,包括辛亥革命在内的反抗斗争背后都有大资本的影子。最后是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统治中国作为终结。
中国王朝政治中另一大矛盾就是皇权与相权的矛盾。我们实行中央集权,中央的代表就是丞相。一个成熟的王朝需要能干的丞相,但丞相太过能干,对皇权总是一种威胁,这成为一种悖论,好像无法化解。中国的政治设计者们逐渐开始削弱宰相权力,将宰相职权逐渐进行分解,以至到明朝实行内阁制,清朝实行军机处制度,宰相逐渐变成虚职。但这也导致中央权威弱化,中央无法有效控制地方,这有导致党争这一大困境,政治在扯皮中归于平庸。
为什么没想过废除皇帝呢?中央集权、郡县制、文官政治实际上都有现代的影子,上面安上一个皇帝就显得不伦不类了。但皇帝是儒家政治的名片,没有皇帝打头,下面的人不好排了。没了皇帝,官僚集团的人都要降一级。没有皇帝,官僚地主集团也不能够名正言顺的统治农民了。洋务运动实际上把洋务集团变成了洋务资本,北洋军阀统治的主体成为民族资产阶级了,那么袁世凯复辟就会不得人心,因为皇帝成了多余的名号,很多人当不上总统,还想当总理,没了总理还有部长的位子。解决了位子问题,才让民主共和深入人心。
宋以后的皇权是很尴尬的问题,赵匡胤是被黄袍加身逼上梁山,所以宋朝的皇帝最无责任感,游山玩水之间把江山丢了。明代皇帝被庞大的官僚集团绑架,从嘉靖开始就玩清词那套玄学,直到玄学不灵,丢了江山。清朝皇帝信奉闷声发大财,装傻充愣维护天朝上国的尊严,但不料西方准备好了,它们决定对我们这个老大帝国动手了,老大帝国也就轰然倒塌了。在旧制度下,改变是很难发生的,因为统治集团出现了分歧。皇帝还是要维护稳定的,他不能让商人集团将农民置于死地。中国没有重农抑商,更确切的说是抑制商人谋杀农民。农民们没活的那么糟,中国也就没有了资本主义下的工业革命。从嘉靖开始的明朝中央政府,是在打击江浙财阀的,只不过用的是贪官打贪官的路子。直到严嵩一党膨胀的过分才作罢。后来就是宦官打财阀。魏忠贤也过了头,崇祯收拾掉了魏忠贤,和江浙财阀妥协,把李自成们逼上了绝路,中国重新走了一条老路。
从中国历史来看,马克思的人类社会发展历程学说并不能服众。换一种说法就是马克思的人类五个阶段的命名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角度分别叙述的,标准并不统一。我更愿意把中国大一统的王朝政治说成是农业社会的统治术。从这个意义上说,欧洲也是从奴隶制社会直接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的,人类的社会发展史是跨越式的发展史,跨越的地带总是文明最薄弱的地方,毕竟太大而不能改变是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