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篱笙箫：用宝剑斩断困扰中国500多年的政经商怪圈

　　韩毓海先生的《五百年来谁著史》告诉我们，中国一直没有闭关锁国，中国主导的海上和陆上贸易通道一直是世界经济的核心。而西方之所以崛起和他们发现美洲、屠戮印第安人、掠夺美洲财富息息相关。中国的没落则源于胥吏之害以及低税率，这使得中国没有原始积累，没能迎来中国的工业革命。

　　近些年来，我反复在思考这一结论，并有自己新的思考。现代金融的诞生和海上贸易有莫大关联，也可以说海盗生意产生了融资的需要。金融和战争联系起来了，普通人能靠着战争发财了，由此诞生了现代民族国家，实质上就是合伙抢劫公司。英国的发家史就是靠着库克那样的船长掘了第一桶金，打败了西班牙无敌舰队，后来有了东印度公司开始在全世界开疆拓土，直至建立日不落帝国。

　　中国从宋代开始，经济一直在高速发展中，海外贸易更是搞得有声有色。这和赵匡胤建立的文官体制有关，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能够割地赔款，那绝对不打仗。所以宋代主和派占据主导地位。宋代经济体量很大，官员们普遍非常富有，因而大官僚们才能养的起幕僚，这才是宋代胥吏之害的经济基础。但普通老百姓的日子就很悲惨了，受到层层盘剥，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王安石变法希望改变这种贫富严重分化的状况，但那是徒劳的。首先王安石家族就是既得利益集团，变法不可能彻底。再者，变法的官员也同样是体系的受益者，更没有动力切实实行变法。中国通过对外贸易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但也如同西班牙一样，国内通货膨胀严重，出现了阶级分化，整个国家失去了活力，在静默中慢慢死掉。

　　经济基础的魔力是巨大的，朱元璋想要改变文官体制，为此他与整个官僚体制为敌，最终以失败告终。大的贸易商积累了财富，收买朝中官员，与海盗勾结，使得中国南方处于长久动乱之中。后来大商人改变了策略，做起了投资官员的买卖，整个官僚体系也笼罩在资本的势力之下。张居正改革也梦想兴利除弊，但和王安石变法相似，张居正本身就是体系的受益者，他的变法受益的是大资本，反而导致国家速亡。万历帝几十年不上朝，就是看出整个官僚系统被商人把持，而进行消极抵抗，但徒劳无功。宦官井喷式出现，说明了一个朝代经济在发展，但贫富差距在拉大，这是古代中国一种历史的反动。最后出现的就是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了，风起云涌，无法遏制。但在资本为王的时代，农民起义不可能成功，大资本宁愿选择法西斯统治，这在中外历史中屡见不鲜。

　　在清朝，晋商占据了舞台的中央。他们是最先投诚的一批人，他们获得的回报是数不清的财富。他们的财富额高于欧洲大银行家财富之和，但却被冠以票号的称谓，很不公平。其实中外大资本干的事情都是一样，那就是投资政治。晋商在全中国也建立了他们的情报网，影响着各地官员的升迁。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如果没有背后商人的支持，是根本无法做到的。是皇帝想要闭关锁国吗?可能还不是。外国商人想要空手套白狼，本地的商人集团就会拼命抵制。外国商人最后拿出了杀手锏鸦片，靠的还是中国买办的鼎力支持。林则徐虎门销烟很解气，但林则徐的结局并不好，因为他得罪了左右清朝政局的资本集团。最后的事实也是1840年以后的中国，财政来源主要是与鸦片有关的各种税收。洋务运动不过是笑话，一边抽大烟，一边富国强兵，你信吗?

　　大资本永远是赢家，眼看着清朝不行了，大家族子弟摇身一变变成了革命义士。辛亥革命就像提前排练好的戏剧一样，同样一批人换了一身衣服就又粉墨登场了。蒋介石能够成为国民党的领袖，靠的也是江浙财阀的真金白银。所谓的民国黄金十年和当年的洋务运动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在中国这样的国家，说句不好听的，即使放任腐败都会让GDP很漂亮，但那是竭泽而渔的发展，多弄几年民力就耗尽了。日本人打进来了，国民党出了大汉奸汪精卫，一点也不让人奇怪。这是大资本的老套路了，两面下注，他们永远是赢家。汪伪政权和蒋介石重庆政府的生意一直都没断，国难财一直都在发，几年战争下来，那些当家大员更加脑满肠肥了。

　　国共对决又如何?两方下注永远都没错。看看开国元勋中有多少出于豪富之家吧。这也算是中国历史的传统，看着没有贵族，但总有几个家族和当权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建国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对决一刻也没有停歇，如果我们回顾中国历史，就能明白这是偶然中的必然了。我们也能更加理解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了。中国需要大破之后的大立，中国需要建立平民社会，就需要打碎胥吏之害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

　　人是万物的灵长，投资人的生意永远是最好的生意。由于中国的人口规模巨大，人口素质优良，因而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需要机器。这也是中国没有工业革命的原因。中国的金融也一直没有为实体经济服务，反而在中国政治建设上兴风作浪，阻碍中国的发展。历史又回到了熟悉的轨道，中国如今的政学商利益统一体势力强大，把中国的实体产业牢牢压制住。但在工业化的时代，这样的做法对国家伤害巨大。如果不能破解这道500多年的难题，中国会重回1840年代的悲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