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良骏：谁说张爱玲是“狗屎堆”？

黄纪苏按：这是现代文学史家袁良骏先的一篇文章。袁先生最近被书评人谢某硬往嘴里塞了一句他没说也不会说的话——说张爱玲是“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袁老先生是社科院文学所的退休研究员，属于谨严儒雅的学者，遣词造句很讲体面，平日来信古色古香，我还得查字典呢。将这样一位规行矩步的老先生编排成红小兵一样的角色，是不是有点欺负人呢？袁老的文章投给发表谢某文章的某报，一直没有回音。袁老字不会打，网不会上，电脑没有一台，只有无奈。我替袁老一字字敲入这篇文章，其间从容体会了他的正直和厚道。谢某的书评也百度来看了一下，他的核心观点很简明：如今张爱玲那么红那么火票房那么好，她嫁的还是汉奸吗？！这样的思路或眼光遇上踽踽独行的袁老，能不欺负欺负么？

谁说张爱玲是“狗屎堆”？
——请教谢其章先生

袁良骏

对于文坛的青年才俊，老朽一向敬重之不暇，因为他们文思敏捷，才华横溢，为老朽所望尘莫及。谢其章先生正是这样的青年才俊之一。
然而，他的大文《重读张爱玲的新发现》（《中华读书报》10月21日）却使我大感困惑，不得不请教一二了。

一、 谢文说：“这就不好再因为张胡有过短暂的婚姻而骂之以‘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袁良骏语）。”请问谢先生，阁下在老朽的哪篇文章或哪些讲课中看到、听到了我骂张爱玲的这句话？请道其详。如果真有，我当自认倒霉，要向张爱玲的在天之灵和所有“粉丝”公开道歉。即使张的“粉丝”们将老朽乱棍打死，碎尸万段也在所不辞。我担心的是谢先生或道听途说，或看花了眼，或干脆就是无中生有。我写过一篇《胡兰成欠张爱玲多少感情债》（《台湾文学选刊》2005），强烈谴责胡兰成对张爱玲的感情背叛、张爱玲的遇人不淑。这样一种基本态度，贯穿在我所有涉及张、胡之恋的文章以及即将出版的《张爱玲论》中，怎么可能骂张爱玲是什么“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呢？老朽虽然不才，但也不致不才到如此程度。别说对张爱玲，就是对胡兰成这个怙恶不悛的铁杆汉奸，我也只是进行了民族道德和个人道德的谴责，并未骂他是什么“狗屎堆”——尽管他当之无愧是“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
二、 谢文还说：“这就不好再因为张、胡有过短暂的婚姻而骂之以‘一对狗男女’（何满子语）”。因为何满子先生已于日前仙逝，作为何先生的晚辈和朋友，我也不能不顺便代何先生向谢先生请教，骂张、胡为“一对狗男女”究竟是何满子先生的“发明”，还是他引用沪上当年进步人士的话？据何满子先生给我的信（2007年10月1日），很明确是引用而非“发明”。信曰：“张嫁胡并去南京招摇，引起一片骂声，有人迳斥为“一对狗男女”也。”当然，何先生是认同这种说法的，因为他认为张嫁胡乃“卖身投靠”，“政治投靠”，是丢尽了中国女人脸的。但毕竟他是引用、认同张嫁胡时上海进步人士的话，不可以说是“何满子语”。
三、 谢文还说：“《重读张爱玲》是一本很有内容的书。2005年9月，张爱玲逝世十周年（诞辰八十五周年）之际，原定在上海召开的‘张爱玲与上海：国族、城市、性别与战争国际学术研讨会’因故未能举行，此‘故’非天气之故，遂留下一历史笑柄。”
“历史笑柄”一语，颇为含混：什么“笑柄”？谁的“笑柄”？据我所知，有关张爱玲的国际研讨会，打着“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的旗号，要在上海召开。同事还要将张、胡当年的“香巢”辟为什么“张爱玲故居”挂牌开放。不知谢先生文中的那个“会”是不是这个“会”？这个“会”的确让沪上一些学者反对掉了。他们认为：张爱玲没有资格跟抗战胜利六十周年挂钩，打着纪念“抗日战争六十周年”的旗号，实际是纪念嫁给大汉奸的张爱玲，这是对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亵渎和嘲弄。至于什么“张爱玲故居”，也完全不应该于此时挂牌开放。他们将意见反映给了上海市有关部门，获得采纳，这个名不副实的研讨会也就胎死腹中了。要说“内幕”，这大概就是“内幕”；要说“笑柄”，这大概也就是“笑柄”了。然而，谁的“笑柄”？难道不是那些亵渎和嘲弄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个别利令智昏者留下的历史笑柄吗？你挑什么日子纪念张爱玲不好，为什么偏偏选中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神圣时刻？在这样一个神圣时刻纪念张爱玲（没准儿对那位胡兰成也一并纪念之）全体中国人民舒服吗？几千万英勇牺牲和被残酷杀害的烈士和同胞答应吗？谢先生所说的“内幕”是指这些吗？但愿他另有所指。
海外个别坚持“反共反华（新中国）”立场和“冷战”思维模式的学者，不仅肆意吹捧张爱玲的反共反华小说《秧歌》和《赤地之恋》，而且制造张爱玲是“近几十年来最有尊严的中国人”、“张爱玲人品和文品均在鲁迅之上”、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祖师奶奶”等“张爱玲神话”。但愿谢先生等青年才俊不要被这种神话闹得昏头胀脑，更不要挟制造神话的几个假洋鬼子而自重。              2009年10月25日于独行斋

附录

重读张爱玲的新发现

谢其章

前些天鲁迅博物馆有个版画展览,邀了一帮好友去参观。博物馆里有个鲁迅书店，至少有二十年的店史了，我到“

鲁博”的动力有很大的原因是冲这书店去的，这里可买到与鲁迅有关联的新旧书。这天一进门，碰到一个大半年没见的朋友，劈头第一句说我“你最近够热衷炒作张爱玲啊”，我一听话头不对，辩了几句就岔开了。“炒作”是近年来很好使的一顶帽子，只要多谈了几句谁，就是炒作，帽子就飞过来了。我觉得这帽子我戴不合适，炒作是很费力费钱的事，我不配。再者，张爱玲之热，无关炒作，但凡炒作，热得快，凉得也快，张爱玲持续热了二十几年（只算80年代至今，不算40年代也不算港台的早热），就不宜以炒作一言蔽之。《红楼梦》热了二百多年，自有其内在的伟力，只凭炒作岂能持久。事有凑巧，就在这位朋友的眼皮旁边，我买了《重读张爱玲》，坐实了他炒作的判断，至少“热衷”是罢。
　　《重读张爱玲》是一本很有内幕的书。2005年9月，张爱玲逝世十周年（诞辰八十五周年）之际，原定在上海召开的《张爱玲与上海：国族、城市、性别与战争》国际学术研讨会，“因故未能举行”，此“故”非天气之故，遂留一历史笑柄。会未开成，然论文纷至沓来，遂有《重读张爱玲》之公开出版，想必文字的耐久性，远胜舟车劳顿的开大会。几十位论文作者都是两岸三地资深张爱玲研究专家，资格最老的是夏志清先生；高全之是唯一参与安葬张爱玲的“扶棺人”；余斌是《张爱玲传》作者（李君维称“我最倾倒的是南京大学教授余斌的《张爱玲传》”）；李君维是成名于40年代的作家，笔名“东方蝃蝀”；李欧梵是美国哈佛大学博士；河本美纪是日本近畿大学教授；林维欣是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博士；吴国坤是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教授。假如真有炒作这回事的话，这些知识界的优秀代表都不免嫌疑。
　　本书的作者可分为三代张爱玲的读者，第一代是与张爱玲同时代的老读者（如李君维），第二代是五六十年代读张爱玲的（如夏志清、刘绍铭），第三代是80年代以后的读者（如陈子善、余斌、邵迎建）。对后两代读者来说就没有“重读”这回事，这书里只有李君维先生是“重读”，因为他“我于上世纪40年代初，在《杂志》上读到张爱玲的小说《茉莉香片》、《倾城之恋》、《金锁记》，很欣赏她不新不旧、又新又旧，亦中亦洋的内容和风格都独特的作品，几乎入迷。1949年后，张爱玲这个名字已不见报刊，偶尔出现也变成笔名梁京了。听说在上海书店上干部内部购书处尚能买到积存的《传奇》，待我托沪上朋友前去购买，回信说抱歉得很，卖完了。直到1980年老友冯亦代赴美访问，途经香港，带回一本台湾皇冠版的《张爱玲短篇小说集》，其实就是1946年的《传奇》（增订本）版本。”（《张爱玲读者言》）
　　据陈子善统计,除了张爱玲自己的英文著作,她的中文作品已有英、法、德、意、日、韩等语种的译本，甚至我们的邻国越南也有了越文译本，张爱玲的影响已是国际化的了，是为中国赢得一席颜面的作家,这就不好再因为张胡有过短暂的婚姻而骂之以“一对狗男女”（何满子语）。还是据陈子善统计，1983年至2005年，最权威的现代文学刊物《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刊载的关于张爱玲的研究论文数量，于鲁迅、老舍、茅盾、郭沫若、巴金、曹禺、郁达夫、沈从文、周作人、丁玲之后排第十一位；但是在2005年度内地发表的中国现代作家研究论文总数统计中，“张学”之论文已跃居第二位，仅少于鲁迅。很久以来似乎牢不可破的“鲁郭茅巴老曹”文学大师排位，因了张爱玲的冲击，已有松动之迹象（至少在清一色男性文学大师中加入一位女作家所引发的争议要远少于再加上一位男作家）。这就不好再因为张胡有过短暂的婚姻而骂之以“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袁良骏语）。
　　张爱玲研究当下到了什么程度，《重读张爱玲》中有一篇《关于〈张人骏讣文〉》，很能说明问题，题目就令人诧异，这和张爱玲有关系么。此篇论文论述的是“以前我们讨论张爱玲煊赫的家世，多是围绕李鸿章、张佩纶、黄翼升等人展开的。对于清最后一任两江总督、张佩纶的堂侄张人骏，注意的人并不多”。该文从一纸“张人骏讣文”入手，展示了精湛的考据功夫，无愧“超然远览，奋其独见，爬梳剔抉，参互考寻”之誉。作为一个女作家，被研究到这等程度，足见她的重要性及广泛性。看起来，仅凭谩骂是骂不倒杰出的女作家张爱玲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她占据一席并于前排就座，似乎已是板上钉钉的既成事实啦。
　　虽然已有如此广泛，如此深入的张爱玲研究，但还是有一个不该算是“新发现”的新发现。《重读张爱玲》中王羽教授的大论《范烟桥?丁谛?张爱玲——〈同学少年都不贱〉的三种诠释》，文中说到的范烟桥，是民国旧派文人，1944年在周瘦鹃主办的《紫罗兰》杂志上写过短篇小说《同学少年都不贱》，此人早被遗忘被边缘了，这会子儿才有幸沾了张爱玲的《同学少年都不贱》的光，半个世纪之后被研究者重新提起。
　　其实，这位范烟桥，竟然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公开在文章中论及张爱玲的第一人，比之柯灵的《遥寄张爱玲》要早上二十几年呢。1961年，范烟桥在《民国旧派小说史略》中论述了张爱玲的小说集《传奇》，语气是拘紧的，篇幅是短小的，——“这时期，出了一个女作家张爱玲，是很受人注意的。她是香港同胞，爱好文艺，日寇占香港后到她到了上海，初以《沉香屑》投稿于《紫罗兰》，一经发表，即以其独特的风格，富于传奇性的题材和浓丽的笔调，引起读者的惊异。作者在那时刻接触到一些女子的恋爱、婚姻的错综、复杂，而感到她们是‘屈服’于‘生命’的，是凄哀的。这种故事，用新的文字结构来描写，也渗用了一些通俗小说传统技法；流利的对话，又尽量使它自然，这样就使人读了有清新之感。”范烟桥死于1967年，终年74岁。他死后二十年，张爱玲以一发不可阻挡之势，赢得了无数读者的爱戴，这种势头，持续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