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邓小平

　　49年前，那场席卷中华大地，震惊世界并得到多国声援与效妨的，史无前例的，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毫无疑问，它是防止人变质、党变腐、国变修、朝野上下整个社会风气变坏。是防止我中华民族这个神秘而古老的国度，重新轮入腐朽的、没落的、垂死的、反动的“家天下”和毛孔里都滴淌着，允吸着他人血淋淋血汉的资本主义不归路的怪圈贼笼。是确保，开天辟地第一回，威然毅立于神圣东方的人民红色江山，永不变质的重大壮举 。

　　其实，邓小平作为时任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二号人物，在这次运动中，不可能不受到完全带有教育与挽救性质的，极大冲击。那么，作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邓小平来说，在这次冲击中，他很早就已意识到了这一点。

　　(一)

　　万言《自述书》。1968年6月20日 ― 7月5日， 邓小平将他的三万字《自述书》托付毛泽东的夫人，江青，转给中央、转给了毛泽东 。《自述书》比较全面地叙述了他过去的政治历史和工作经历。《自述书》中讲到：(摘要)

　　(1)历史上在红七军工作期间。 “在部队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作为主要负责人离开队伍，是主要的政治错误。”

　　(2)，在太行工作期间。 “没经主席同意，错误地执行了彭德怀的错误路线。”

　　(3)，在北京工作期间。“一九五二年我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别是被‘八大’选为中央总书记的十年中，我的头脑中，无产阶级的东西越来越少，资产阶级的东西越来越多，由量变到质变，一直发展到推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变成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之一。一九五五年刘少奇砍掉二十几万个合作社，据揭发我也是参与者之一，我当时没有管农村工作，在讨论时我讲了些什么记不起来了，但思想上对农业合作社发展过快，怕不巩固的想法是有的。准备党的‘八大’时，指定我主持修改党章。在修改的党章中，删去了‘七大’党章中以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内容，这个重大原则问题虽然不是由我提出的，但我是赞成的。我的这个罪过，对于党和人民，对于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极大的损害。‘八大’会上，我代表中央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错误地评价了苏共二十大的作用，错误地提到反对个人崇拜问题。这个报告是几个人集体起草的，这一段也不是由我写的，似乎记得还是参照一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写的，但作为主持起草的我应负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这是一个丧失原则立场的错误。在考虑‘八大’中央委员人选时，对过去曾有叛变行为，以后又在长期工作中有所表现的人，是否可以当中委的问题，我当时认为，对某些人可以作特殊情况处理，提为中委候选人。随即由安子文等人起草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是完全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是极端错误的，它给一些混入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大开方便之门。我是筹备‘八大’的一个重要负责人，我是赞成这个文件的，应负严重的责任。回想日本投降后，我和薄一波违反党的组织原则，介绍叛徒刘岱峰入党，虽然此事在组织上是经过上级批准的，回想起来，也是犯了与上述问题同一性质的政治错误。这直接违反了主席一九四零年十二月在《论政策》这个指示中规定的‘对于叛徒，……如能回头革命，还可予以接待，但不准重新入党’这样明确的原则的。我在担任总书记的十年中，最根本 、最严重的罪行，是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传播毛泽东思想，长期不认识毛泽东思想在国内和国际革命中的伟大意义。没有认真学习，认真宣传，还讲过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中不要简单化这类的话。一九五八年实现人民公社化，我确实高兴，但在我的思想中，从此滋长了阶级斗争减弱的观点，所以在后来的长时期中，我在处理阶级斗争的问题上，总是比较右的，无论在两条路线和两条道路的斗争方面，或者在党内斗争(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方面，都是如此。一九六一年我参与制定了工业企业管理条例(草案)七十条，这个文件不是强调政治挂帅、即毛泽东思想挂帅的，是包含许多严重错误的东西，我对此要负主要责任。一九六二年刮单干风的时候，我赞成安徽搞‘包产到户’这种破坏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其实就是搞单干的罪恶主张，说过‘不管黄猫黑猫，抓得住老鼠就是好猫 ’等极其错误的话。这几年，还存在着高估产、高征购的错误，每年征购任务的确定，我都是参与了的。基本建设项目，有些不该退的也退了。我作为总书记 ，对这些错误负有更多的责任。一九六三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了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前十条，明确地以阶级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为纲，规定了一套完整的、正确的理论、方针、政策和方法，完全没有必要再搞一个第二个十条。第二个十条是完全错误的。在杭州搞这个文件的时候，我是参加了的，我完全应该对这个文件的错误，负重大的责任。我主持书记处工作十年之久，没有系统地总结问题和提出问题，向毛主席报告和请示，这在组织上也是绝不允许的，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一九六五年初，伟大领袖毛主席批评我是一个独立王国，我当时还以自己不是一个擅权的人来宽解，这是极其错误的。近来才认识到 ，独立王国不可能没有政治和思想内容的，不可能只是工作方法的问题。既是独立王国，就只能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王国。书记处成员前后就有彭真、黄克诚 、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多人出了问题，这是与我长期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突出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密切关连的，结果我自己最后也堕落到这个修正主义份子的队伍中了。在书记处里，我过份地信任彭真 ，许多事情都交给他去处理，对杨尚昆安窃听器，我处理得既不及时，又不认真，对此我应负严重的政治责任。在处理对罗瑞卿斗争的问题上，我同样犯了不能容忍的严重错误。大量事实表明，在每个重要关节 ，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我不是站在无产阶级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不是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社会主义道路方面 ，而是站在资产阶级路线和资本主义道路方面。”

　　(4)，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同刘少奇提出了一条打击革命群众、打击革命左派、扼杀群众运动、扼杀文化大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出来后，我才开始感到自己问题的严重。接着，革命群众大量揭发了我多年来在各方面的错误和罪行，才使我一步一步地清醒起来。我诚恳地、无保留地接受党和革命群众对我的批判和指责。当我想到自己的错误和罪行给革命带来的损害时，真是愧悔交集，无地自容。我完全拥护把我这样的人作为反面教员，进行持久深入的批判，以肃清我多年来散布的流毒和影响。对于我本人来说，文化大革命也挽救了我，使我不致陷入更加罪恶的深渊。我入党四十多年，由于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结果堕落成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 。革命群众揭发的大量事实，使我能够重新拿着一面镜子来认识我自己的真正面貌。我完全辜负了党和毛主席长期以来对我的信任和期望。我以沉痛的心情回顾我的过去。我愿在我的馀年中，悔过自新，重新做人，努力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对我这样的人，怎样处理都不过份。我保证永不翻案，绝不愿做一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我的最大希望是能够留在党内，请求党在可能的时候分配我一个小小的工作，给我以补过从新的机会。我热烈地欢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二)

　　“文革”期间邓小平曾九次呈信毛泽东。(1)，1967年4月3日邓小平致信毛泽东。1967年4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戚本禹批判刘少奇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文中对刘少奇冠以“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邓小平冠以“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虽然文章中没有点邓小平的名，但一看就知道，这样公开批判，就是要打倒邓小平。邓小平看了文章后，于4月3日致信毛主席，要求接见。他在信中写道：“主席从1月12日起，我一直再想见见您，向您请教，只是觉得在群众激烈批判我们的反动路线及其恶果的时候，求见主席是否适宜，所以一直忧虑着，近日看了戚本禹同志的文章，觉得我所犯的错误的性质似已确定，在这种情况下，我求见主席，当面聆听教益的心情，是很迫切的，如果主席认为适当，就随时通知我去，静候您的指示。”邓小平给毛主席写信时，毛主席当时不在北京，回来后5月的一天，毛主席让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去看望邓小平......

　　(2)，1967年7月29日，邓小平执信毛泽东。说;“5月见主席，主席曾面示有事可找您，并嘱咐要见主席可直接写信。我目前确实心中惶惶无主，不知如何是好，我再次写信求见主席，十分恳切的希望能够当面向主席请教……

　　(3)，1968年5月，邓小平给毛主席的信，毛泽东看后让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读一读，议一下，征求大家的意见是否与邓小平谈话……

　　(4)、(5)，1968年的6月和7月间，邓小平先后两次写信给毛泽东说：“我最大的希望就是留在党内，做一个普通党员。我请求在可能的时候分配我一个小小的工作，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给我补过自新的机会。”……

　　(6)，1969年5月3日，邓致信说：“九大开完了，我不知是否到处理我的问题的时候，对此，我完全静候党的决定。”毛泽东阅后批示：“林、周及在京政治局各同志阅。”……

　　(7)，1969年10月，在京老干部全部战略疏散，临行赴江西前一日，邓小平写信说：“我保证在自己的余年中，努力在工作和力所能及的劳动中，好好地学习毛泽东思想，向工农兵学习，好好地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从头做起，重新做人。” 毛泽东圈阅过这封信。……

　　(8)，1971年11月8日，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中说：“我在主席的关怀下，到江西来己整整两年了。这两年，我每天上午到工厂劳动，下午和晚上，看书、看报、听广播和做些家务劳动，除到工厂外，足不出户，与外界是隔绝的。在这期间，我遵照主席指示，努力通过劳动和学习自我改造，绝对遵守我向党做的保证，除自己的亲属外，没同任何人来往。我的生活，由于组织上的照顾，没有什么困难。我个人没有什么要求，只希望有一天还能为党做点工作，当然做一点技术性的工作。我的身体还好，还可以做几年工作再退休。报上毎天到我们报会主义祖国在国内建设的突飞猛进和国际威望的空前提高，使我的心情激动起来，想做点事，使我有机会在努力工作中补过万一。……”毛泽东看此信后批示：“印发政治局，他家务事请汪办理一下。”

　　(9)，1972年8月3日，邓小平写给毛泽东的信，主席：前天，我第四次同全体职工一块，听了关于林彪反党集团阴谋叛乱的罪证和关于陈伯达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的历史材料，使我更加感到，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和广大深入的群众运动这面无比巨大的照妖镜，这样迅速的把这帮牛鬼蛇神的原形显照出来，特别是如果不是主席这样从他们的世界观以及他们的政治观点和阴谋活动，即时地察觉出他们的反动本质和极大地危害性，并迅速地把他们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如果一旦他们完全掌握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那不但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会变到资本主义复辟，而且会使我们的国家从新轮入半殖民地的地步，更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没有疑问的，那时，革命的人们和真正的共产党人最终会把他们打倒，恢复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但是这要经过多长的痛苦的历史反复!言念即此，真是不寒而栗。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倒了刘少奇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打倒了林彪、陈伯达这个反革命集团，再一次为党和国家消除了最大的危险，使我不仅欢呼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对于林彪和陈伯达，我没有什么重要材料可揭发，特别是对于他们的历史我一无所知，只能回忆一下平时对他们的感觉。对林彪，我过去觉得他很会打仗，我不相信什么百胜将军，不打败仗的将军是没有的，事实上他也不是每战必胜的，但认为他必定是一个军事能手。他的沉默寡言，我也觉得是一个长处。在历史上，我知道他犯了两个错误，一是在长征时，他同彭德怀倒在一块反对毛主席的领导，他历来标榜自己是反对彭德怀的，但在这样非常困难时期却同彭德怀结成同盟，搞秘密串联，如果没有主席的威望和坚强领导，不知会成什么局面。再一次是抗美援朝，这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他又出面反对主席的极端重要的政治决策，并且拒绝到朝鲜作战，按说他是比彭德怀要适当的人选，而他拒绝了，在实质上说，他是怕美国，不相信会打败美帝，不相信自己的政治立场和自己的力量。这两件事，一直到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大家的自我批评的空气中，他才轻描淡写地说了一下。

　　在全国解放后，我从一些事情中，觉得他是一个怀有嫉妒心和不大容人的人。这是我从他对罗荣桓、刘伯承态度中看出来的。刘伯承同志在军事院校教学方针中是有缺点和错误的，批判是应该的，但是林彪和彭德怀一块对刘的批评不是与人为善的，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更是声色俱厉的，他们甚至说刘在二野没起什么作用，似乎只有我在哪里起作用，当时我曾为此说过，没有那样能够很好合作的司令员，我这个政治委员也起不了什么作用的(我记得在常委也说过)，对我这个态度，林彪当然是不高兴的。罗荣桓同志同林彪是老战友，按说他们应该是很好的，罗荣桓同志为人的朴实、陈恳和厚道，是大家所知道的，罗在干部中是很有威信的，林彪就说过四野干部有事都找罗，不找他。记不得是在一九五几年，罗荣桓同志曾指出林彪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中，只强调老三篇，是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林彪非常不高兴，从此对罗的关系很坏。至于对贺龙的关系大家是知道的。对于罗瑞卿问题的处理，我是有错误的。在罗瑞卿的问题出来前，我一直认为罗瑞卿同林彪的关系是不会坏的，我一直觉得罗是林的老部下，罗当总长有事林推荐的，应该没问题，所以，当一九六六年初林彪提出罗瑞卿的问题时，性质是那样严重，我的感觉是很突然的。而在叶群向我叙述罗瑞卿如何反对林彪，如何企图夺权时，又夹着一些罗如何请示我的话，我听了并不舒服，我觉得其中包含了一些个人的东西，在方式上多少带一些突然袭击的性质，这多少影响我处理罗的问题犯下那样不容宽恕的错误。

　　对林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现在看来，他的确是为着打着红旗反红旗，是准备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步骤，但是过去我一直认为他抓的对，抓得好，比我好的多。我过去的最大错误之一，就是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但是，过去在两点上我一直是不同意的，一是林彪一直强调老三篇，多次说只有老三篇就够用了。我认为毛泽东思想是一切领域中全面的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只讲老三篇，不从一切领域中阐述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就等于贬低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一是总觉得林彪的提法，把毛泽东思想同列宁主义割裂开来，这同样是贬低毛泽东思想的意义，特别损害了毛泽东思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反对国际修正主义运动中的作用，我从阿尔巴尼亚同志的态度了解到这一点，我是赞成强调毛泽东思想对马列主义的继承，捍卫和发展作用的。

　　对于军队建设，我过去一直肯定林彪在这方面的作用。过去我只觉得他在强调人的决定因素的时候，忽略了军事技术和战术的训练。林彪多次说，只要人不怕死就会打胜仗，这是正确的，又是片面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见到“毛主席缔造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这样的提法，觉得有点刺眼，只觉得这是提高林彪威信的提法，不敢有别的想法，现在原形必露，才恍然大悟了。

　　对陈伯达，他历史我一无所知，甚至在延安写的三民主义概论我也不知道。我对陈的印象是，这个人很自负，很虚伪，从来没有自我批评。他会写东西，我从来没有听到他赞扬过别人写的好东西。对于能写的别人，他是嫉妒的，例如对胡乔木，他经常口头禅是“我是个书生，不行”这就是他唯一的自我批评，他看不起没有他参与过的文章或文件。如果他是提出什么不正确的意见，而后来被批判了，他不再说就是，从来没听他说他在那件事上错了。例如，他在工业十七条说过不好，他究竟是对哪些不同意呢?没听他说过。我只知道他在工业方面提出了两个主张，一个是搞托拉斯，一个是搞计件工资制。搞托拉斯，我们试验过，这一为进一步搞物资刺激，这肯定不如“计时工资与计件工资相结合”的制度好。以后他不说这两个东西了，应为他提出七十条不好，中央曾指定他修改，后来我还催问过他几次，他始终此次不搞，不知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写批判苏联修正主义文章时，由于是在康生同志那一个班子写的，陈伯达一直没有兴趣参加，只在搞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二十五条时，由于指定他主持修改，才积极起来。总之，这类的事，还有不少，只是细节记不起来了。陈伯达多年没有主持过什么工作，对他这样一个握笔杆子的人，总是要原谅些，所以我对他的印象只是一般的。至于他在主持文化大革命中的事情，特别是九届二中全会的事情，只是在听了中央传达之后，才知道像他这样一个坏蛋，以往那种表露，是不奇怪的。主席知道陈伯达和林彪对我是置于死地然后快的。如果不是毛主席的保护，我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的了。我同全党全国人民一道，热情地庆祝在摧毁了刘少奇反革命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摧毁了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的伟大胜利!

　　关于我的错误和罪过，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间写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认识到的，作了检讨。到现在，我依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我上最大错误之一，是在一九三一年初不该离开红七軍，但在政治上极端错误的，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基本上执行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当然也犯过了一些个别的错误。

　　我另一个最大的错误，是在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别是在我担任党中央总书记之后，犯了一系列的错误，一直发展到同刘少奇一块推行了一条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书记的工作，我做得很不好，没有及时地经常向主席请示报告，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在六零、六一困难时期，我没有抵制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资本主义的歪风，没有遵照主席指示，抓好三线的基本建设，使不该下马的也下马了，推延了具有十分重大战略意义的三线建设。在工业建设方面，我主持搞的工业七十条，没有政治挂帅，没有把主席的鞍钢宪法作为指针，因而是一个错误的东西。在组织上，我看错了和信任了彭真、罗瑞卿、杨尚昆这些人。特别重大的是我长期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露我和批判我，是完全应该的，它对于我本人也是一个挽救。我完全拥护主席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

　　我犯的错误很多，在《我的自述》中交代了这里不再一一列举。我的错误的根源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结果。

　　在去年(一九七一年)十一月我在呈给主席的信中，曾经提出要求工作的请求。我是这样认识的：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已经五年多快六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完全知道，像我这样一个犯了错误和罪过的人，在社会上批臭的人 ，不可能再作什么重要的工作。但是，我觉得自己的身体还好，虽然已经六十八岁了，还可以做些技术性质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作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补过于万一。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衷心地敬祝主席万寿无疆!

　　邓小平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

　　(三)

　　给华国锋的两封效忠信。(1) ， 1976年10月10日，邓小平给华国锋的信中讲：我忠心地拥护关于华国锋同志提经党中央主席的决定，我欢呼这个极其重要的决定，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意义。不仅在政治上、思想上华国锋同志是最适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就年龄来说可以使无产阶级领导的稳定性至少可以保证十五年或二十年之久，这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是何等的重要啊!怎不令人欢欣鼓舞呢?

　　最近这场反对野心家、阴谋家篡党夺权的斗争，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后这样一个关键时刻紧接着发生的，以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战胜了这批坏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是巩固无产阶级的胜利，这是社会主义道路战胜资本主义道路的胜利，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胜利，这是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革命路线的胜利。

　　我同全国人民一样，对这个伟大斗争的胜利，由衷地感到万分的喜悦，情不自禁地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我用这封短信表达我的内心的真诚的感情。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万岁!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万岁!

　　(2) ，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又给华国锋写了一封信，这一回，邓小平破例把叶剑英的名字也写上去，一开头写着华主席叶副主席并党中央。邓小平这么写另有用意，因为1976年10月10日他写的那封信，只能写给华国锋，被华国锋撂在一边，这一回写上叶剑英的名字，那么华国锋看了之后，不能不转给叶剑英看，华国锋也就无法一手遮天。全文如下;

　　华主席叶副主席并党中央： 我完全拥护华主席最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完全拥护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方针和对当前各种问题的工作部署。

　　我在七五年的工作虽然也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但在工作中确有缺点和错误，我对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对我的批评和教导再次表示诚恳的接受。

　　我感谢党中央弄清了我和四人帮没有关系这件事，我特别高兴在华主席的讲话中，肯定了广大人民群众去年清明节在天安门的活动是合乎清理的。至于我个人的工作问题，做什么，什么时候开始工作为宜，完全听从中央的考虑和安排。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的时候，我曾向党中央书面表达我内心的悲痛和深刻的悼念。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 全党全军全国人民 ，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在党中央决定由华国锋同志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的时候，我知道了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以最英明果敢，最正确的方式战胜四人帮的伟大胜利的时候，我在七六年十月十日曾向华国锋同志和党中央书面表达真诚拥护和欢欣鼓舞的感情。如党中央认为恰当，我建议吧我这封信连同去年十月十日的信印发党内，究竟如何处理，完全听党中央的考虑和决定。

　　(四)

　　邓小平的两份检讨书之一。1966年10月2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会议上检讨到：我完全拥护主席和林彪同志，在会议中所作的指示，完全赞成陈伯达同志十月十六日的讲话。

　　这次会议深入的检查全党在文革运动中的方针和政策。以便于进一步肃清以刘少奇同志和我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错误路线的影响，更好地贯彻执行八届十一中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贯彻执行毛主席亲自制定和领导的代表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的正确路线，是十分重要的。

　　现在可以更清楚看出，在这场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同过去所有重要阶段的革命运动一样，始终贯彻这两个阶级和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即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正确路线和代表资产阶级的反动的错误路线的斗争。而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代表资产阶级反动错误路线的，在中央领导中，在全国范围内，就是少奇同志和我两人。为了贯彻十一中全会的决议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就必须彻底批判我们两人所犯的错误，肃清以我们两人为代表的错误路线的影响。因为我们两人不但对十一中全会以后各地各部门由于我们所代表的错误路线的影响，也负有直接的责任。

　　在十一中全会中，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就是炮轰刘少奇同志和我两人的司令部。毛主席在这张大字报中，一针见血的指出了我们所犯的错误的性质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毛主席这一炮打得准，打中了我的要害，在五十多天错误中，由于派工作组的结果，实际上起到了压制左派，打击左派，压制不同意见，扼杀了刚刚起来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普遍地发动学生斗学生，群众斗群众的现象，把运动引导到了邪路上去。这种群众对立的状况 ，主要是派工作组的结果。而在工作组撤离以后， 还难于扭转，特别是在十一中全会之后我们所犯的错误，仍然在全国范围内继续产生很坏的影响，可见其后果之严重，这说明，我们所犯的不是什么简单的错误 而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当时的情况是，在北京大中学校革命师生员工普遍起来之后，直接目标对准资产阶级当权派，许多学校党委和领导人压制革命群众，被批判被推翻，当时我们把派工作组当作万应灵药，对大中学校普遍派，有的学校的工作组人数很多，而工作组一去就取得了党和行政的领导地位，加之又普遍用农村或工厂四清运动中曾经毛主席批判过的方法工作，有的甚至用错误的旧思想方法去工作，实际上是让工作组去控制群众运动，把群众当做阿斗，把工作组当做诸葛亮，结果扼杀了已经起来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普遍地发生打击左派，学生斗学生，反而放松了甚至放弃了一斗二批三改的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特别严重的是，六月中旬，上述的严重现象已经明显的表现出来，理应及时得到纠正。当时中央会议上就有陈伯达同志正确地分析了运动的情况，反复提出了撤消工作组，由群众自己干革命的主张，可是我们顽固的拒绝了这个指导运动的大方向的正确主张，一再坚持保留工作组，延续了五十多天，结果发展成为路线错误。由于我们犯了路线错误，使许多同志遭到了很大的困难，跟着犯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因此，必须讲清楚，工作组绝大多数是好同志，在这段工作中所犯的错误，除了个别人外，主要责任不应有他们来负担，而应该由我和刘少奇同志来负责。不少工作组同志感到委屈，也有不少同志受了委屈，特别是由于我们的错误的影响，使一些部门一些地方的同志犯了程度不同的错误，对此，我感到非常抱愧。由于派工作组，还在群众学生中产生了对工作组态度上的严重对立，不少师生员工拥护工作组，有的甚至在我们的错误思想指导下，提出了“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口号。但是，这些师生员工绝大多数是革命的，积极拥护和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不能责怪他们，不能说他是保皇派。名副其实的保皇派，主要是我和刘少奇。在北京两个多月的运动中，中央常委经常在京主持工作的主要是刘少奇同志和我两人， 当时毛主席不在北京，派工作组之后，不久就出了压制打击左派，群众斗群众，群众反对工作组的情况，前面提到，六月中旬在中央同志中，以陈伯达同志为代表，就提出了撤消工作组的正确意见，但是我们听不进，而对另一方面适合自己主观需要的错误情况和错误主张，却又很听得进，积极支持。陈伯达等同志的正确意见是从群众中来的，是符合毛主席的群众路线的，是紧跟主席思想，抓住运动主流的，而我们却脱离主席思想，对运动的主流认识错误，完全是违反毛主席群众路线的，完全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特别严重的是，对于运动中的重要情况，对于指导运动的不同意见，没有及时向毛主席报告，取得指示，以致这个错误延续了五十多天，发展成为路线错误，给运动造成严重的损害。

　　可以肯定地说，如果当时我们虚心一些，善于听取不同意见，特别是向主席随时提出报告和请示，是一定会得到主席的指示和帮助的，是可以使错误得到及时纠正的，因为主席早就有少派或者不派工作队的意见。我们对这个指示没有体会，而且违背了主席的指示，反其道而行之，当然只会犯严重错误而不能自拔。

　　我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当然不只是派工作组问题，派工组不过是错误的，一种表现形式。我所犯的错误的实质是，在群众路线问题上，不是站在信任群众，支持群众革命的一边，而是站在反对群众革命的一边，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不是站在革命的无产阶级一边。总之，这是一条严重的错误路线，是完全违背毛泽东同志的指导方针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指出、亲自领导的。正如十一中全会指出的“ 这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新阶段。”这场伟大革命的目地，不但在于大中学校实现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他的更深远的意义还在于“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造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批判资产阶级和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 ，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这是一个兴无灭资，保证我国永不变色，避免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复辟危险的伟大革命运动。这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壮举。这样伟大的革命运动，如果不是按照毛主席的伟大教导，不是”敢”字当头，而是“怕”字当头，不是无限信任群众，充分发动群众，依靠最广大的革命师生员工，革命工农群众，革命干部，来自己动手进行这场革命，让群众在大风大浪中教育自己、解放自己、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破四旧、立四新的伟大任务，只有依靠他们的革命热情和智慧，才能实现，因为只有他们熟悉情况，具有这种才智和本领，而我们这种人，即不了解情况，也没有这种本领的。 本来，北京大中学校运动起来之后，形势很好，群众普遍动员起来，冲击着一切牛鬼蛇神、冲击着党内的资产阶级当权派，聂元子等七同志的一张大字报，起了北京巴黎公社的伟大的号召作用。当时看起来有些“乱”，这是造牛鬼蛇神反的反的“乱”，是很好的“乱”，而我们呢，把这种好得很，看成是糟得很，被所谓“乱”吓昏了，怕字当头，乱下药方，急于让工作组去控制运动。名是加强领导，实际起了扼杀运动的破坏作用。 其结果是轰轰烈烈的运动变得冷冷清清，群众斗群众，打击左派，牛鬼蛇神暗自高兴。毛主席说，这是白色恐怖，是长资产阶级志气，灭无产阶级的威风，是一点也不冤枉的。现在看得很清楚，我们所犯的错误，一经主席和中央纠正，就出现了非常广泛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出现了红卫兵这样旗帜鲜明的革命战斗组织，革命师生员工气势磅礴，由学校发展到社会，由本地发展到外地，以雷霆万钧之势，破四旧，立四新，冲击一切牛鬼蛇神，战果辉煌，立下了丰功伟业，无疑这对教育和锻炼年青一代，引导全国人民革命化，保证我国不变颜色，不但对中国，而且对全世界，都具有划时代极其深远的伟大意义。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对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如此恐慌，就证明我们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由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完完全全做对了。而我们呢身居中央领导工作岗位，对毛主席的战略思想，对毛主席的群众路线，没有学好，没有领会，在自己的工作中，不理解毛主席的战略思想，不信任群众，反而压制了革命群众，损害了伟大的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这不但没有举起毛泽东思想的红旗，而且直接违反了毛主席的教导，违反了毛泽东思想。我这次犯这样严重的路线错误，当然不是偶然的，这是有思想根源的，也有作风的根源。在思想方面，最根本的一条是，长期以来，不但没有高举，简直可以说没有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按理说，我的工作岗位是接近毛主席的，可以经常地得到毛主席的教诲和指示，但我确对毛泽东思想学的最差，宣传最少，用得也最不活。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工作的灵魂，掌握毛泽东思想多少，是鉴别我们究竟有多少马列主义，多少无产阶级思想的标准，不进则退，既然学的很差，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东西就会多起来 ，就必然在这个问题上那个问题上，脱离毛泽东思想的轨道，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以致发展到这次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这是必然的。回想起来，这些年 来，我的思想和工作，都是退步的，由于学习不力，没有跟好主席思想 ，犯了不少错误。我主持的中央书记处工作，是做的很不好的，书记处直接管辖的中央各部门，问题也最多。在对待阶级斗争问题上，我的思想是偏右的。在毛主席炮轰司令部的大字报中所说的一九六二年的右倾错误，我是有份的，对于一九六四年的行左实右的错误，我虽然有些不同意见，但也不是完全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不是完全站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方面的。至于一九六二年以前，还有不少错误，应该利用这次机会，严肃地加以检讨和清理。没有跟好毛主席，学习毛泽东思想很差，是与我的严重 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作风，密切相连。长期高高在上，做官当老爷，下去的少，同群众接触少，同干部接触少，同负责同志之间接触也少，对待工作不够勤谨，没有认真地向群众做过调查研究，日常解决问题的方法又很简单，有时还很生硬，这只能把自己置于非常闭塞的地位，发展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这样，在我的思想和工作中，不可避免的常常犯严重的错误。常常脱离毛泽东思想轨道，必然要发展到同毛泽东思想相抵触的地步。而我自己，在长期不自觉，产生并发展了骄傲自满、自以为是的情绪，结果处理事情往往不够认真 ，向同志，向群众请教很少，特别是向主席的请示报告很少，这不但是错误的重要原因，在组织纪律上也是不允许的。一九六四年底 ，毛主席曾批评我是一个独立王国。这个严肃的批评，对我有所震动，但以自己不是一个擅权的人来宽解自己，并没有找到病根所在，我的错误思想和错误作风，没有得到改正，这次犯路线错误当然是不可避免的。这次不犯以后也必然要犯的。总之，我的思想和作风，同毛泽东思想是格格不入的。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没有紧跟毛主席，这就严重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完全暴露了我这个人，不是一个毛主席的好学生，是完全不适合担任重要领导工作的。这次犯路线错误，是一次自我大暴露，证明我是一个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小知识份子，是一个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人，是一个没有过好社会主义关的人。现在初步用镜子照照自己，真是不寒而栗。所以我现在的思想作风和政治水平，担任中央领导工作，对党对人民的事业是不利的。我自应该深刻反省，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努力改造，努力改正错误。保持晚节，力求做一点有利于党和人民的事情 ，力求补过于万一。我有这样的信心。在自己的积极努力和同志们积极帮助下，在一个相当的时间内，错误是准能得到改正的。在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自己跌了跤子，应该自己努力站起来。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确定林彪同志作为毛泽东的助手和接班人，并且选拔了一些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同志到中央的主要领导岗位上来，这是非常必要、非常重要的措施，对我国对世界都具有极其重要重大的意义，我衷心地表示拥护。林彪同志是我们学习的典范，正是他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正是他把毛泽东思想举的最高，学得最好，用的最活，正是他善于吃透两头，对重大问题即时向主席请示报告，即最了解主席思想的意图，也最了解群众和下面的情况。所以他的思想水平和领导水平很高，成为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他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成为全国学习的榜样。对于我这样犯错误的人，应该老老实实地像林彪同志学习，学习他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学习他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这是我改正错误，力求做一点对党对人民有益工作的唯一可靠的途径。

　　我的上述检讨，当然只是初步的，不深刻的，希望得到同志们的批评和指正。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五)

　　“文革”期间毛泽东对刘少奇、邓小平的基本态度。邓小平致信毛泽东：希望看看“检讨稿”，并给以指示。毛泽东阅后加写：干了半辈子革命，跌了跤子， 难道就一蹶不振了吗 ?邓小平后来曾说：“我一生最痛苦的当然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大字报在党内高层第一次公开了毛泽东与刘少奇、邓小平等在一线主持工作的中央领导人在 “文化大革命” 问题上的严重分歧。接下来的几天，在全会的小组会和中央政治局生活会上，刘少奇、邓小平被作为 “资产阶级司令部” 领导人物受到批判。会议还改组了中央书记处。邓小平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也不再被提起。刘少奇、邓小平被要求在准备召开的北京各工作组领导干部会议上作检讨。由于原定的北京各工作组领导干部会议取消，而改开中央工作会议，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检讨也就被移到这个会议上。二十一日，邓小平为检讨稿一事致信毛泽东说： “主席：这是准备后天(二十三)在工作会议上的检讨稿，基本内容还是原来准备工作组会议讲的，略有些文字和内容的更动。现送上，希望看看，并给以指示。” 毛泽东阅后，意味深长地写了一段话： “小平同志：可以照此去讲。但在第九页第一行 ‘补过自新’ 之后，是否加几句积极振奋的话。例如说，在自己的积极努力和同志们积极帮助之下，我相信错误会得到改正的。请同志们给我以时间，我会站起来的。干了半辈子革命，跌了跤子，难道就一蹶不振了吗?” 毛泽东还把题目 “初步检讨” 的 “初步” 两字删掉了。 这表明，毛泽东虽然一再地批评邓小平的 “错误”， 可他内心对邓小平是有保留的，他并不希望邓小平 “一蹶不振”， 还是希望他能够 “站起来”。 十月二十四日，分组会议开始讨论邓小平的检讨。陈伯达、康生、谢富治等对邓小平进行了激烈的批判，调子越来越高。会上，毛泽东对邓小平表示了一种特殊的不满。他说： “ 他这个人耳朵聋，听不见，开会坐得离我很远，对我是敬鬼神而远之。一九五九年起，六年来从来不找我。”

　　毛泽东的话，反映了一段时间以来邓小平与毛泽东之间关系的某种疏远。这种疏远背后的原因之一，是他们对一些重大问题认识上有分歧。比如，在纠正 “大跃进” 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左” 倾错误之后调整农村生产关系的问题上，邓小平和刘少奇、陈云等赞成和支持包产到户等主张和办法;在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上，邓小平明显不赞成毛泽东坚持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主要要解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矛盾的点。特别是，在毛泽东发动 “文化大革命” 的过程中，邓小平表现得 “很不积极”， 还屡次坚持派工作组 “阻碍运动”。 另外一个原因是：党中央领导人在八大以后分为一线、二线，毛泽东退居二线，邓小平作为在一线主持工作的中央领导人之一，在处理经常性工作中向毛泽东直接汇报少了。但至此，毛泽东对邓小平还是有保留的，对刘少奇也不是 “ 一棍子打死 ”。

　　二十四日晚，毛泽东听取会议情况汇报，得知一些大字报公开点名批判刘少奇、邓小平时说：“ 把刘、邓的大字报贴到街上不好。要允许人家犯错误，要准人家革命，不要不准人家革命 ”，“ 对刘、邓要准许革命、准许改。说我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 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全体大会上说：“北京的问题，到现在可以说基本上解决了。…… 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

　　(六)

　　邓小平一反常态，对“文革”全面而彻底地否定。号称“党内一文笔”的胡乔木，写文章的确很快，他和邓力群分工合作，很快就写出了《关于建党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初稿。肩负起草这个文件的任务，是邓小平亲自交给他们的。还在元旦刚过，胡耀邦就亲自找他，说：“现在党内的思想非常混乱，对历史上的许多问题，特别是建国以来所谓的各次路线斗争看法很乱。我们需要起草一个决议统一全党的认识，就像你在抗战即将结束时执笔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样。”提起二十五年前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年历史问题的决议》，那是最使胡乔木感到骄傲的得意之作。尽管那时毛泽东 亲自指导下起草的，但他毕竟是执笔人，那篇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起了巨大作用的《决议》，每一字，每一句，都浸透着他的心血，他的思索，他的判断。有一次，毛泽东和他开玩笑说：“你手中这支笔厉害啊，是董狐。司马迁的手笔，是在给我们党的历史当法官呀!”从此一些中央领导人见了她，就和他开玩笑，叫他“历史法官。”

　　胡乔木把这当做了自己的光荣，建国后的第二年，他又写了一本《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的个人专著，再一次声名大振。

　　毛泽东对他的政治文笔评价很高，认为他的思索多于陈伯达，理论高于田家英，不时地帮她修改文章，甚至对他写的诗词也格外偏爱，亲笔改了又改，连江青都嫉妒了。

　　一九六六年七月底，在胡乔木也参加的一次会上，江青指着他的鼻子说：“你的诗词主席费的心血太多，简直是主席的再创作，以后不许你再送诗词给主席，干扰他的工作。”

　　这一回，是邓小平亲自挂帅。

　　邓小平说：“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定传达下去以后，一部分人的思想相当混乱。有的反对给刘少奇平反，认为这样做违反了毛泽东思想，有的则认为，既然给刘少奇平反，就说明毛泽东思想错了。这两种看法都不对。所以，我主张你们写毛泽东思想形成的过程。延安时期那一段，可以说是毛泽东思想比较完整地形成起来的一段。”

　　在提到毛泽东多次强调通过的中共党内十次路线斗争时，邓小平掰着指头说：“现在该怎么看这十次路线斗争呢?彭德怀同志那一次不能算了。刘少奇同志这一次也不能算了。这就减去了两次。林彪、江青不是路线斗争，而是革命同反革命的生死搏斗。”

　　邓小平点着头说：“陈独秀、瞿秋白同志，李立三同志这三个人，不是搞阴谋诡计的，罗章龙一项搞鬼，原来在铁路总工会时候就搞鬼，后来另立中央，分裂党。张国焘是搞阴谋诡计的。高岗是搞阴谋诡计的，林彪、江青更不用说了。”

　　胡耀邦说 ：“那次会议上提出要搞党的历史决议时，华国锋提出要由他挂帅。我马上就顶他，你没资格，不是说地位上不够格，而是资历上没条件。你对党的历史知道多少?党的最高层斗争你参加了多少?没有亲身经历，你怎么能有发言权?所以你挂不了帅，在这些方面，只有小平同志能胜任。我们希望小平同志能讲讲一讲党的历史，特别是讲一讲我们大家不熟悉的那些事。

　　邓小平笑着点着香烟，那副神情就像回味历史的情趣似的，慢慢悠悠地讲起来：“除了我们这几次所谓的路线斗争，都证明是毛泽东同志错了外，其他的还要再思考，揭露高岗的问题没有错。至于是不是叫路线斗争，还可以研究，这个事情，我知道的很清楚，毛泽东同志在一六五三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于放手那么搞。那时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话说：刘少奇同志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供倒刘少奇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说;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高岗也找陈云同志谈判，他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样一来，陈云同志和我才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泽东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高岗想把刘少奇同志打倒，采取搞交易，搞阴谋诡计的方法，是很不正常的，所以反对高岗的斗争还要肯定。高岗的问题的处理比较宽。当时没有伤害什么人，还有意识的保护了一批干部。总之，高岗问题不揭露，不处理是不行的。现在看，处理他也是正确的，但是，高岗究竟叫不叫路线斗争，也难说，你们再斟酌一下。”

　　邓力群说：“对这些问题怎么定都可以，起码在党内的争论不是很大。因为高岗事件毕竟离我们很远了，特别是对年轻人，事件都很生疏。”

　　胡乔木也说：“关键是近二十年来的历史，从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开始......”

　　“反右斗争还是要肯定!”邓小平将右手使劲往下一拍，很果断地说：“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确实有一股很大的势力，一股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反击这股思潮是必要的，我多次说过，那时候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想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错误在于扩大，统战部写了报告给中央，提出错划的都要改正，没有错划的不能改正。但是，对于错划的那几个原来民主党派中的著名人士，在他们的结论中也要说几句：在反右派斗争前，特别是在民主革命时期，他们曾经做过好事。对他们的家属应该一视同仁。在生活上、工作上、政治上加以妥善照顾，我看，对历史问题，还是要粗一点，不要搞得太细。”

　　胡耀邦说：“这些也好办。我怕最大的困难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评价，究竟是三七开，还是四六开?或者五五开?华主席是主张三七开的，中央政治局内有人主张四六开，或者是对半开。”

　　邓小平，额头上那两道浅眉往后一杨，将手中的烟头一拧说：“依我看，什么开也不是，是彻底否定。直到现在，那些文化大革命中爬上来的干部还牛皮哄哄，好像有什么功劳似的。比如华国锋，他有什么本事?还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踩着别人的肩膀网上爬上来的!他们用无数老干部的鲜血染红了自己的帽子。所以，不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就给了他们这些人一个资本，好像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还有什么功劳的，只有彻底否定，把它说得像日本鬼子入侵中国那么坏，华国锋才会觉得脸上无光。”胡乔木沉思了一下说：“那得从理论上找原因，找根据，要有分析，有步骤地说明文革是错误的，否则太突然了全党不那么好接受。”那倒也是，胡耀邦也点头。

　　邓小平说：“那就是你们秀才的事了。你们可以吧感性认识上升到理论 认识。”胡耀邦说：“还是你来提供历史事实啊!”

　　邓小平想了想说：“那是的。文化大革命不是偶然的，是一切历史过程，左的路线有一个发展到恶性膨胀的过程。” “这个左的过程是从五七年反右扩大化开始的吧?”邓立群。

　　邓小平眯缝起眼又点燃一支香烟，反问一句:“你们呢?”显然他已有深思熟虑后的结论，所以等他们都点头默认后，自己有发表了一番高论：“如果要准确地划分毛泽东同志犯左倾错误的时期，就要从一六五八年的大跃进开始。到一六五九年上半年，党和毛泽东同志 ，也想纠正‘左’的错误 。庐山会议前期还在讨论经济工作。彭德怀同志的信一发下来，就转变风向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作为政治局委员，向政治局主席写信，也是正确的，尽管彭德怀同志也有缺点，对彭德怀同志的处理是完全错误的。接着就是困难时期。一六六一年书记处主持搞工业十七条，还搞了一个工业问题的决定。当时毛泽东同志对工业七十条很满意，很欣赏。他说：终究搞出一些章法来了。在这以前，还搞了农业十二条。看起来，这时候毛泽东同志还认真纠正‘左’倾错误的。他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也是好的。可是到一九六二年七、八月北戴河会议，又转回来了，重提阶级斗争，提得更高了。当然，毛泽东同志在八届十中全会的讲话中说，不要因为搞阶级斗争就干扰经济调整工作的进行。这是犯了好的作用的。但是，十中全会以后，他自己有又去抓阶级斗争，搞‘四清’了。然后就是两文艺指示，江青那套继续了。到一九六四年底，一九六五年初讨论‘四清’。不仅提出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还提出北京两个独立王国。到文化大革命就更没法收拾了，他离谱更远了。”

　　胡乔木听了这些话，认为这也就是毛泽东的错误。以后，邓小平陆续把他们找去，明确地否定文化大革命。他的结论是：“文化大革命，就是毛泽东晚年的一个最大悲剧。他到了晚年、确实思想不那么一贯了，有些话是互相矛盾的。毛泽东的错误，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这些，也就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指导思想。

　　胡乔木和他的写作班子转进了中央内部的档案室，看了大批的文化大革命中的机密文件，一次又一次地修改起草他的草案，他和邓力群、胡耀邦不断地进行讨论，甚至争论不已。

　　“我们是让毛泽东和毛泽东打架，让过去的毛泽东否定现在的毛泽东。”邓力群说：“这种写文章的高妙之处就在于此，即否定了毛泽东的错误， 也让凡是派看到我们还是恢复和高举毛泽东思想的。“

　　胡耀邦则说：“我们的决议不仅仅是给凡是派看的，而是要统一全党的认识，一定要明确、科学，使所有人都无话可说。毛泽东已成了华国锋同志的最后一道防线，只要把毛泽东功过是非一分开，他除了下台在没有别的出路。“这个决议要处使他下台“ 胡乔木知道：”是不是下次全会就要解决这个问题?“胡耀邦不置可否地笑了。

　　从五月二十七日到六月，华国锋在副总理收的信同下，对日本进行了为期六天的访问。六天里，到处是彩旗鲜花。到处是欢歌笑语，华国锋完全被日本人民表现出来的热情陶醉了。进入五月底的梅雨季节，日本几乎天天下雨。可是华国锋访问东京的三天，却都碰上了难得的好天气。他们一行刚到东京，一个大野的日本人士，就高兴地给中国大使打来电话，对华国锋表示热烈的欢迎。他说：“请总理看看现在天空吧，东京的天空为华总的来访变得美丽了。如孔雀开屏一般!”

　　六月一日，华国锋访问回到上海以后，又对上海、江苏两省进行了视察。一直到六月四日才乘专机从南京回到北京。

　　李先念、彭真、赵紫阳、乌兰夫、余秋里、姬鹏飞等领导人，都到机场热烈欢迎。邓小平摇晃着华国锋的手问：“怎么样?大有收获吧?”“ 的确受益匪浅，大开眼界。”“这下相信我们改革开放的政策了吧?”华国锋怔了一下，对谷牧说：“我们不是还在研究、讨论进一步改革、开放吗?”谷牧点点头说：“华主席 现在确有多新设想，现在需要我们齐心协力搞建设的时候。”邓小平不动声色地说：“那好啊，我们到很想看看你们的设想呢。”

　　谷牧是山东成县人，当年正好六十六岁。他一九三二年加入共青团。一六三三年转为中共党员。他曾在北平参加左翼作家联盟活动，担任过北平左联书记。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东西滨海地区，鲁中南区参加领导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并任中共滨海地委书记，军分区政委，鲁中南区党委副书记，中区腐政委，全国解放后，历任中共济南市委书记，济南市市长，警备区政委，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国家建委主任，国务院副总理。

　　在文化大革命中，他造反派，红卫兵贴过大字报，大标语，由于毛泽东、周恩来出面保护，基本上没受损失，始终坚持着工作，他同吴德、纪登奎等人的区别是他没有积极参加对一些老干部的批斗、迫害，因为文化大革命出来的新人们并不重用他。访问期间，华国锋时刻和他交换意见，他对这位在各个时期都没有贴上什么腥味的助手表示出极大的信任。

　　现在刘少奇的问题也得到了解决中，可以腾出手来，统一对文化大革命的总看法了。华国锋说：“邓小平同志在国内正在主持起草这方面的文件。我们都是过来人，恐怕把文化大革命全盘否定了。对全党的影响并不好。这里毕竟牵扯到党和国家十年的历史，有数亿人民参加的政治大革命。评价上一定要慎重、要科学。”“我同意你的看法。”华国锋找了知音，心中一兴奋，说话就随便：“现在不是提倡说老实话吗?凭心而论，我认为小平、耀邦、彭真同志对文化大革命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是完全错误的，也一定站不住脚。他们都是从个人的成见出发，单纯地发牢骚，泄私愤，他们不认真地想一想，他们在当初文化大革命中不也是口口声声拥护、紧跟吗?那时不是他们不想紧跟，而是人家不让他紧跟，他写了那么多检查和认识，难道就统统不算数了?” “他们干的是有点过分，有点五十步笑百步之嫌。”“这些原则问题我看还是坚持为好。即使他们不采纳，留下记录，让后代子孙了解一下事情真相也是好的。”

　　华国锋又要按照他的想法力争了。六月十五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昔阳“西水东调”工程缓建》的长篇文章。前面有段按语说：“这是一个不顾自然条件，不讲经济效果，只凭某些人主观意志，硬抢别县的水源为所有的劳民伤财的工程。”决定缓建后，广大群众、工程技术人员说：“早就该这么办!”

　　很明显，某些人，就是指陈永贵和陕西省的负责人。其中，也牵扯到华国锋自己。因陈永贵向自己汇报这个工程时，他表示了支持。

　　昔阳西水东调工程所谓“西水”是指从昔阳县境西边，把西向流入黄河水系的潇河水，通过一系列工程措施，在昔阳与寿阳交界处，“东调”向海河水系。这样可流经昔阳的五个公社，发展七万四千二百亩水地，改善一万五千亩灌溉面积，共计几万亩耕地。

　　文章列举这个过程的害处是，规模庞大，施工艰难，浪费巨大，劳民伤财：而且资源利用极不合理。

　　《人民日报》为此还发表了《再也不要干”西水东调“式的蠢事了》的社论，社论最后有段话很像是冲着自己的。

　　“家长式统治是一种封建思想。我国经历漫长的封建社会的历史，虽然封建制度早就打倒了，但是封建传统根深蒂固，封建思想依然存在。它对我们的党造成的危害很深，对社会主义事业带来的损失很大，它反映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中，也反映在我们的经济建设上。我们要把反对封建思想作为思想战线上的一项重要任务。什么时候我们真正吸取了教训，不在搞听不得不同意见的’一言堂‘，不再搞违反客观规律的瞎指挥，也就再也不会干’西水东调‘这类蠢事了，我们的事业就会办得好得多。”

　　华国锋泄了一口气，脸上觉得热辣辣的，原来普及大寨县时，自己也是为了进一步树立昔阳县这面旗帜，没想到落下了这么多的把柄，看来，一旦人失了势，马上就会来问题，而且各种问题说得头头是道，任何人听了都会觉得是严重问题，谁也不会再来考证一个问题的来龙去脉。

　　不知是出于故意，还是巧合，偏偏在这时中央办公厅给他送来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征求意见稿，胡耀邦还特意的指示，请他对此稿提点看法。

　　华国锋花了两天时间才把它看完。

　　他看的很详细，很认真，好几个地方用红蓝铅笔做了记号。

　　六月的天气像猴子脸，说变就变。刚才还是红日高照，万里晴空，但转瞬间，阴云密布，狂风四起，铜铁般的雨点，铺天盖地压下来。华国锋走到内廊里，望着外面时紧时松的大雨，心里像乱麻，一时难以理清了。

　　他感到眼下工作实在难做。

　　原先，毛泽东对国经济和各项工作都制定了明确的方针和政策。工作有方向，有典型，看得见、摸得着，似乎一切都顺当，条理，具有独特的创造性。干什么，自己也好像胸中有数。

　　现在，这一切都被看这为极左，原先的一套全被打乱。整个来势就像今天这场暴风雨，端着无形的大盆，当头浇下，整个天地变成水的世界，使人一下子难辨东南西北。但是，有没有多久，一条金色的彩虹，出现在天空上，像雄伟的长桥横跨苍穹，光彩夺目。华国锋的心情也似乎舒畅了些。想了又想，决定给胡耀邦打个电话，“喂，耀邦同志吗?你好，我是华国锋。”“华国锋你好!我已听出你的声音来了，请你给我们指示一下工作。”不分清那位小个子究竟是出于对自己的尊重，还是一种廉价的恭维。华国锋扬了一下双眉，很客气的说：“你们送我的那份党内若干问题的决定稿我看了，你们在很短时间里能搞出这样的稿子，的确不容易，这点应该肯定，但是，你们在决议中，好像对文化大革命完全采取否定态度，是不是啊?”“是的华主席”听筒里传来胡耀邦的声音非常清晰。“我们认为，同时也被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我已经看到这样的词句了。”华国锋果断的说“我记得我们上次开会时，肯定了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主观出发点是好的，是要反修防修，而且也认为对文化大革命不能一笔抹杀，现在你们这么写，是不是又违犯了我们原来的决议呀?如果我没说错的话，我们的共识在叶帅三十周年国庆讲话中表达清楚了。我看我们还是不要再原来的基础上退步。”

　　“不是退步，而是进一步认识。随着人民群众觉悟的进一步提高，相信对这个问题会进一步认识的。我们可不能把挺值得观点再带到这里来啊!”

　　“胡耀邦同志，我们还是不能损害毛主席，历史将会证明，损害毛主席就是损害我们自己。”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批评毛泽东的错误同损害毛泽东同志，完全是性质不同的两回事。”胡耀邦的语气也非常坚定：“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主席负有主要责任。但是，毛泽东同志是经常注意要克服我们党内和国家生活中存在的缺点，但他晚年对许多问题不仅没有能够多加以正确分析，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混淆了是非敌我。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须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华主席啊，你说我们这段话是否回答了你刚才提出的问题?”

　　“我是说，我们能不能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正确总结、分析一下文化大革命，看它有什么积极性，又有哪些错误和教训。你看这样看问题好不好啊?”

　　“华主席，一分为二的观点不能使用。我们认为，只有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全党全国人民从中吸取了教训，这样才能避免重复蹈覆辙。坏事才能变好事。这才是一分为二对待它本来意义。”

　　华国锋讲电话“砰”地一声放下了。

　　邓小平80年代在一次中央理论务虚会上的讲话全文：

　　来的都是老同志啊，文革十年大家受苦了。已经平反的同志们要努力工作，还没有平反的同志再等待一下。耀邦同志正在做这方面的工作，事事看群众脸色的时代过去了。造反派们要镇压，有一个人，抓一个。留着捣乱。今天我讲两个问题：文革和改革。毛主席搞文革从理论到实践都是错误的。大家都是过来人。亲身体会了。

　　我和刘少奇，66年被打倒。虽然还有车。有秘书。有厨房，但是没有了工作了。群众开批判会、做检讨。我是五十岁的人了，革命了一辈子。我革命的时候，王洪文他还没出生呢。更重要的是，无法保护我的子女了。大家都知道，我的儿子在北大摔断了褪。他毛泽东的儿子虽然死在朝鲜战场， 我的儿子也是文革光荣负伤。剑英同志跟我说，再不把四人帮抓起来，我们无法过好晚年了。对啊。我们要彻底否定文革没有人会反对的。

　　毛主席发动文革是反修防修角度出发的，用意是好的，但多余。少奇和我什么时候说要搞资本主义了?“造不如买，买不如租”也好，奖金鼓励也好，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我们搞的永远不会把中国引上资本主义道路。只会让中国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蒸蒸日上。我说没有用，实践会检验的。少奇跟我说：“如果我的路线真的把中国带上资本主义道，群动都垮了我，我都认了。”

　　我们打了那么多仗。无数先烈的鲜血换来了今天。多少同志都是高喊共产党万岁牺牲的。我的一个战士牺牲时跟我说：“邓政委，一定要实现共产主义!”我说：“你放心，我一定要让中国富起来。” 74年，评《水浒》，江青在政治局讲“你邓小平就是宋江。毛主席带领我们革命反对帝国主义，你会等主席百年以后投降帝国主义。”胡说!我不会!

　　如果有一天，我们抛弃第三世界的朋友，和帝国主义同流合污，我们的改革就上了邪路了。如果有一天帝国主义往我们头上扔炸弹，我们的改革就上了邪路了。如果有一天帝国主义在我们的领土上胡作非为，我们的改革就上了邪路了。如果有一天美国人背弃上海公报，重新支持台湾，我们的政策，就出问题了。但是这一切都不会发生的，实践会检验的。

　　改革才是出路，分成两步走。第一，回到五六年八大路线上来，也就是我和刘少奇同志代表的路线。第二，向世界开放，欢迎外国人来投资。有人怕这怕那，祁人优天吗。有少奇同志的书在，有我人在，不会出问题的。

　　有一个同志做了一个梦：他说他梦到中国遍地是贪官。胡扯!我们的干部都是共产党人，是我们亲手提拔的，即使有点官僚主义，也到不了贪官的份上，再说，还有公检法么。如果真的那样，我们的改革就出问题了。

　　他还说他梦到了中国会有资产阶级。不能!我们49年就消灭了资产阶级、搞社会主义建设，怎么会有资产阶级呢?阶级斗争还没有搞完?文革思想!

　　我们应该让一部分先富起来，他们会去帮助落后的人们，最后达到共同富裕。咱们孩子们都是从小受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 ，他们会帮助别人的。我放心!

　　那个同志还梦到：中国有了黑社会。荒唐!香港台湾才会有呢。我们消灭黑社会31年了，中国现在不会有，将来富裕了也不会有，否则，我们的改革真就出了问题了。

　　那个同志还梦到：有钱的杀人逍遥法外，穷人优酷无处诉。共产党员脱离群众，现在改革了，党的工作会越来越好，共产党员离群众会越来越近的。实践会检验这点的。

　　那个同志又梦到：工人失业了，下岗了。资本家回来了搞剥削。农民没有地种。人民受二茬罪。这不荒唐吗。我们现在的工作是太多，还怕工人不够呢。粮食都不够，农民怎么没有地种呢?要是真的这样，我们的改革就走上邪路了。

　　最可笑的是那位同志还梦到：中国到处是妓女，性病，穷人吧女儿送进地狱。我看他太过分了，我不会连蒋介石都不如吧。共产党早就消灭性病了。主席、总理虽然不在了，可我还在，陈云在，这么多老同志还在，难到说无数先烈换来的社会主义会葬送在我们手里吗?实践会检验真理。说什么也没有用，如果改革改掉了社会主义，我就是历史的罪人!

　　邓小平还说：“文化大革命同以前十七年中的错误相比，是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他的后果极其严重，直到现在还在发生影响。说”文化大革命耽误了一代人，其实还不止一代人，它使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泛滥，严重地败坏了社会风气。”

　　1980年邓小平会见日本公明党领导人谈到文化大革命时说：“现在大体可以说：‘文化大革命’肯定是个错误，因为‘文化大革命’确实没有给我们带来好处。”

　　1981年4月18日，在与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金日成交谈时，邓小平再次指出：“‘文化大革命’不管从那个角度讲，都是不正确的。”

　　(结尾)

　　苍天如血翻污浪，奉为钱奶是爹娘。浑浑噩噩行走肉，中梦吐气何时扬?罪已罪他谁之罪，革命潮红不可挡 。姓社姓资必争论，时代重任落近强。矮心翻脸引腐浊，群狼四起剿我党。为业牺牲多壮志，抛颅洒血又何妨。

　　吉林 蛟河 张国清

　　2015年1月11日